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晚清時期，中國社會處于激烈的變革之中，內憂外患交織。政治上，清政府面臨著嚴重的統治危機，列強的侵略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國家主權不斷喪失，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經濟上，傳統的自然經濟受到西方工業文明的沖擊，逐漸解體，而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又受到諸多限制，舉步維艱；文化領域，西學東漸的浪潮洶涌澎湃，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不斷傳入中國，對傳統的學術思想和文化觀念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傳統學術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機遇。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學術領域呈現出多元化的格局。一方面，傳統的經學、史學等仍在學術界占據重要地位，學者們堅守著傳統文化的陣地，努力傳承和發揚經典學術；另一方面，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傳統學術的局限性，積極吸收西方學術理念和方法，試圖對傳統文化進行再解讀和重塑，以適應時代的發展需求。例如，洋務派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維護傳統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開展洋務運動，推動了近代工業和教育的發展；維新派則主張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進行變法維新，試圖通過改革實現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振興。禮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時期也經歷了深刻的變革。禮學不僅是關于禮儀規范的學問，更是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政治、倫理思想，是維護社會秩序、傳承道德觀念的重要載體。在晚清社會變革的浪潮中，禮學研究面臨著新的課題和挑戰。一方面，傳統禮學的一些觀念和制度與時代的發展不相適應，需要進行調整和變革；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沖擊也使得禮學研究需要尋求新的發展路徑，以保持其生命力和影響力。俞樾作為晚清著名的經學家、古文字學家和教育家，身處這一學術轉型的關鍵時期，其禮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俞樾一生致力于經學研究，遍注群經，對禮學有著深入的探究和獨到的見解。他的禮學研究成果，不僅是對傳統禮學的繼承和總結，更是在時代變革的背景下，對禮學的創新和發展。他的研究方法和學術觀點，對后世禮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我們深入了解晚清時期的學術思想和文化變遷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從學術傳承的角度來看，俞樾的禮學研究是對清代漢學傳統的延續和發展。清代漢學以訓詁考證為主要方法，致力于儒家經典字句義理的訓解詮釋，推崇東漢古文經學。俞樾繼承了這一治學傳統，在禮學研究中注重對經典文獻的考證和辨析，力求還原禮學的本來面目。他的研究成果豐富了清代漢學的內涵，為后世學者研究禮學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俞樾在禮學研究中也不拘泥于傳統，敢于提出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對一些傳統的禮學觀點進行了修正和補充，體現了他的學術創新精神。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俞樾的禮學研究反映了晚清時期傳統文化在西方文化沖擊下的自我調適和更新。他在研究中，既堅守著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又積極吸收西方學術的一些理念和方法，試圖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為禮學的發展開辟新的道路。他的這種嘗試，不僅有助于禮學在新時代的傳承和發展，也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此外，俞樾的禮學研究還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通過講學、著述等方式，傳播自己的禮學思想，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學術人才，對維護社會秩序、傳承道德觀念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2研究現狀綜述近年來，隨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日益重視，俞樾及其學術思想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相關研究成果不斷涌現。然而，目前針對俞樾禮學研究的成果仍相對有限，且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俞樾的學術思想研究中，有部分學者對其進行了綜合性的探討，其中或多或少涉及到禮學相關內容。如曾昭旭的《俞曲園學記》對俞樾的學術成就進行了系統評介，雖未專門針對禮學展開深入研究，但為后續的俞樾研究奠定了基礎。部分學者從俞樾的經學思想入手，分析其治學方法和學術觀點，如對他“通經致用”“務求通博”等治經思想的研究，為理解其禮學研究提供了背景和思路。在這些研究中，學者們普遍認識到俞樾在傳承傳統學術方面的重要作用，強調他對儒家經典的深入解讀和闡釋。從禮學研究的角度來看，一些學者關注到清代禮學發展的整體脈絡，將俞樾的禮學研究置于清代學術發展的大背景下進行分析。有學者梳理清代漢學派禮學的發展歷程，指出俞樾承清中期禮學發展之余緒，固守漢學派治學家法，從不同方面研究禮學，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推動了晚清漢學派禮學研究的勃興。但此類研究多側重于宏觀層面的闡述，對俞樾禮學研究的具體內容和特色挖掘不夠深入。具體到俞樾的禮學著作研究，目前成果相對較少。雖然《俞樾全集》的整理出版為研究提供了便利，但針對其中禮學著作如《群經平議》《禮記鄭讀考》等的專門研究還不夠充分。學者們對這些著作中所體現的禮學思想、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研究還存在許多空白，尚未形成系統、全面的認識。在對俞樾禮學思想的內涵、價值及對后世的影響等方面，也缺乏深入的挖掘和探討。總體而言，當前學界對俞樾禮學研究在研究深度和廣度上都存在不足。一方面，研究成果數量有限，難以全面展現俞樾禮學研究的豐富內涵；另一方面，現有研究多停留在表面，缺乏對其禮學思想的深入剖析和對相關著作的細致解讀。在研究視角上，也較為單一，缺乏跨學科、多角度的研究。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加強對俞樾禮學的研究，拓寬研究思路，豐富研究方法，以深入挖掘其禮學思想的價值和意義。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本研究將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俞樾的禮學思想與成就。文獻分析法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石。通過廣泛搜集、整理與俞樾禮學相關的文獻資料，包括俞樾本人的著作，如《群經平議》《禮記鄭讀考》《古書疑義舉例》等，以及同時代學者對其學術觀點的評論，還有后人對俞樾及晚清禮學研究的成果，對這些文獻進行細致的研讀與分析，深入挖掘其中蘊含的禮學思想內涵，梳理俞樾禮學研究的脈絡與體系。在分析《群經平議》時，通過對其中關于禮經篇章的解讀，探尋俞樾對經典禮義的訓詁考證方法，以及他對傳統禮學觀點的繼承與創新之處。歷史研究法將俞樾的禮學研究置于晚清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中進行考察。深入分析晚清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背景，探討這些因素對俞樾禮學思想形成的影響。關注晚清社會變革對傳統禮學的沖擊，以及俞樾如何在這種背景下堅守與發展禮學。結合當時西學東漸的時代潮流，分析俞樾對西方文化的態度及其禮學研究在回應西方文化挑戰時的表現。通過對歷史背景的全面把握，更準確地理解俞樾禮學思想的時代意義與歷史價值。比較研究法也是本研究的關鍵方法之一。將俞樾的禮學思想與同時代的其他禮學家，如孫詒讓、黃以周等進行對比，分析他們在禮學研究方法、學術觀點、對禮學傳承與發展的貢獻等方面的異同。通過比較，突出俞樾禮學的獨特之處，以及他在晚清禮學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還會將俞樾的禮學研究與前代禮學家進行縱向比較，探究其對傳統禮學的繼承與創新關系，揭示禮學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規律。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研究視角上，突破以往單一的經學視角，從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多學科交叉的角度對俞樾禮學進行研究。從哲學角度探討俞樾禮學思想的理論基礎與價值取向；從歷史學角度分析其禮學研究與晚清社會變革的互動關系；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其禮學思想對當時社會秩序和道德規范的影響，從而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俞樾禮學的內涵與價值。在研究內容上，將對俞樾禮學著作進行系統而深入的挖掘。不僅關注其對禮經文字訓詁和名物制度的考證，還會深入探討其背后所蘊含的政治思想、倫理觀念以及文化意義。注重研究俞樾禮學在實踐層面的應用，如他在書院講學中對禮學思想的傳播，以及對門生弟子學術和思想的影響，拓寬俞樾禮學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本研究注重多種方法的有機結合。在文獻分析的基礎上，綜合運用歷史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對俞樾禮學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研究。通過對不同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論進行相互印證與補充，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靠性與說服力，為俞樾禮學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與方法。二、俞樾的學術生平與禮學研究背景2.1俞樾的學術生涯概述俞樾，字蔭甫，號曲園，清道光元年（1821年）出生于浙江德清的一個書香世家。其家族自元末以來，世代務農，至俞樾祖父俞廷鑣始耕讀傳家。祖父俞廷鑣篤志于學，著有《四書評本》，對俞樾的學術啟蒙產生了一定影響。父親俞鴻漸，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舉人，通經史、善詩文，著有《印雪軒文鈔》《印雪軒詩鈔》等。在這樣的家庭環境熏陶下，俞樾自幼便展現出對學術的濃厚興趣和卓越天賦，“幼具慧根，九歲戲為書，即自注其下”。少年時期，俞樾致力于科舉之路，經過多年的刻苦學習，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舉人，時年二十三歲。此后，他繼續努力，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庚戌科會試中，成功考中進士，位列第十九名。在隨后的保和殿復試中，俞樾憑借一句“花落春仍在”深受主考官曾國藩的賞識，曾國藩“必欲置第一”，最終俞樾被授翰林院庶吉士。這一經歷不僅讓俞樾在科舉道路上取得了優異成績，也為他日后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與曾國藩之間的師生情誼，對他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態度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咸豐二年（1852年），俞樾被授編修，舉家遷往北京南柳巷。在此期間，他得以接觸到豐富的學術資源和眾多學者，進一步拓寬了自己的學術視野。咸豐五年（1855年），俞樾充任國史館協修，同年八月出任河南學政，負責河南地區的教育和科舉事務。然而，他的仕途并不順遂，次年（1856年）二月主考時，因御史曹登庸彈劾他所出試題割裂經文，遭革職處分。這一事件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使他從此無意仕途，轉而全身心投入到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中。被革職后的俞樾，于咸豐八年（1858年）春南歸，居住在蘇州飲馬橋。在蘇州，他與當時的著名學者陳奐、宋翔鳳相交，經常一起切磋經學，這使他對經今文學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咸豐十年（1860年），因太平軍攻克江南大營，俞樾自蘇州避戰亂至德清縣新市鎮居留半月，后又輾轉紹興、上虞、寧波、上海等地。在這一時期的顛沛流離中，俞樾始終沒有放棄對學術的追求，他利用各種機會收集文獻資料，為日后的學術研究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同治元年（1862年）春，俞樾抵達天津。同治四年（1865年）秋，經兩江總督李鴻章推薦，他擔任蘇州紫陽書院主講，開始了他的講學生涯。在紫陽書院，俞樾以其淵博的學識和獨特的教學方法，吸引了眾多學子前來求學，他的講學活動不僅傳播了學術知識，也培養了一批優秀的人才。同治六年（1867年）冬，俞樾出任杭州詁經精舍主講，此后，他在詁經精舍主講長達31年之久，期間還先后至菱湖龍湖書院、上海詁經精舍、德清清溪書院、長興箬溪書院講學。在詁經精舍，俞樾充分發揮自己的學術專長，培養了眾多杰出的學生，如戴望、朱一新、黃以周、章太炎、吳昌碩、施新華等人，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對后世特別是對江浙地區的學術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講學的同時，俞樾也致力于學術著述。他一生著述極豐，達五百余卷，內容涵蓋經學、諸子學、史學、訓詁學、戲曲、詩詞、小說、書法等多個領域，其撰著總稱《春在堂全集》。在經學研究方面，俞樾以高郵王氏為宗，注重對經典文獻的訓詁考證，力求還原經典的本意。他的《群經平議》仿照王念孫《讀書雜志》和王引之《經義述聞》的體例，對《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大戴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爾雅》等經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證，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諸子平議》則對先秦諸子的著作進行了校勘和訓釋，為后人研究諸子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古書疑義舉例》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書中總結了古書常見的疑義類型和解讀方法，對后世的文獻學和訓詁學研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除了學術研究，俞樾還積極參與文化事業。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在蘇州馬醫科巷購得已故大學士潘世恩故宅，在此基礎上建造了庭院住宅，并將其命名為曲園。此后，他往返于蘇杭之間，在曲園和詁經精舍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和講學活動。他還曾總辦浙江書局，精刻子書22種，世稱善本，這些書籍的刊刻對于保存和傳播古代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光緒戊戌（1898年），俞樾因年老辭去詁經精舍講席，但他依然筆耕不輟，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光緒癸卯（1903年），俞樾鄉舉重逢（中舉人滿60周年），復任翰林院編修。光緒丙午十二月二十三日（1907年2月5日），俞樾在杭州逝世，享年八十六歲，葬于西湖三臺山東麓。臨終前，他作留別詩10首，代訃辭行。俞樾的學術生涯貫穿了晚清時期，他在學術研究、教育教學和文化傳承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不僅對當時的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也為后世學者提供了寶貴的借鑒，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2.2晚清禮學發展的時代背景晚清時期，中國社會處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革，這些變革對禮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政治上，晚清王朝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嚴峻局勢。國內，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等此起彼伏，嚴重動搖了清朝的統治根基；國外，列強的侵略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主權受到嚴重侵犯。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禮治秩序受到了極大的沖擊。禮學作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重要理論基礎，其權威性和適用性受到了質疑。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傳統禮學在應對現實政治危機時的局限性，試圖從禮學中尋找新的思想資源，以解決社會動蕩和國家危亡的問題。例如，一些學者提出要對傳統禮學進行變革，以適應時代的需求，強調禮學應與現實政治相結合，發揮其經世致用的功能。經濟層面，隨著西方列強的經濟侵略和國內近代工商業的興起，傳統的自然經濟逐漸解體。商業活動的日益頻繁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使得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禮學所規定的等級秩序和社會規范，在新興的經濟關系面前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在商業活動中，傳統的重農抑商觀念與現實的經濟發展需求產生了沖突，禮學中關于士農工商的等級劃分也逐漸失去了原有的約束力。同時，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市民階層對平等、自由等觀念的追求，也對傳統禮學中的等級觀念提出了挑戰。這促使禮學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和發展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和變革，以適應新的經濟形態和社會關系。文化領域，西學東漸的浪潮洶涌澎湃。西方的科學技術、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大量傳入中國，對傳統的儒家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在這種文化碰撞中，禮學作為儒家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一些西方的思想觀念，如民主、科學、自由、平等、法治等，與中國傳統禮學中的觀念存在很大差異，引發了人們對禮學價值的重新審視。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倡導學習西方文化，主張對傳統禮學進行改造和創新，以使其與西方文化相融合。如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在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時，就試圖將西方的政治理念與中國傳統禮學中的某些思想相結合，提出了“托古改制”的主張，為變法尋找理論依據。在學術潮流方面，清代漢學的發展為俞樾的禮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清代漢學以訓詁考證為主要方法，注重對經典文獻的字句義理進行深入研究，力求還原經典的本意。乾嘉時期，漢學達到鼎盛，涌現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學者，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他們在經學、史學、音韻學、訓詁學等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為后世的學術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方法。俞樾深受清代漢學傳統的影響，他繼承了乾嘉學者的治學方法，在禮學研究中注重對經典文獻的考證和辨析，力求通過對文字、音韻、訓詁的研究，揭示禮學的內涵和本質。在《群經平議》中，他對《周禮》《儀禮》《禮記》等禮經中的疑難字句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和訓釋，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展現了他深厚的漢學功底。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也對俞樾的禮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今文經學注重闡發經典中的“微言大義”，強調經世致用。晚清時期，面對社會的變革和危機，今文經學再度興起，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今文經學家，以今文經學為武器，針砭時弊，倡導變法維新。他們的思想和主張對當時的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俞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今文經學思潮的沖擊。雖然俞樾主要以古文經學為宗，但他也并非完全排斥今文經學的觀點。在他的禮學研究中，有時也會借鑒今文經學的方法，從經典中挖掘出一些具有現實意義的思想內涵，以回應時代的需求。晚清時期的學術交流和傳播環境也為俞樾的禮學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隨著書院講學的不斷繁盛，學術交流日益頻繁。俞樾長期擔任蘇州紫陽書院、杭州詁經精舍等著名書院的主講，培養了眾多優秀的學生，如戴望、朱一新、黃以周、章太炎等。他與這些學生以及同時代的其他學者之間，經常進行學術探討和交流，互相啟發，共同推動了禮學研究的發展。當時的圖書出版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西方的印刷技術傳入中國，使得書籍的刊刻和傳播更加便捷。俞樾的著作得以廣泛刊印和流傳，這不僅擴大了他的學術影響力，也為其他學者研究禮學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2.3俞樾禮學研究的學術淵源俞樾的禮學研究深受乾嘉學派的影響，乾嘉學派作為清代學術的重要流派，在經學、史學、音韻學、訓詁學等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治學方法和學術理念對俞樾產生了深遠的熏陶。乾嘉學派強調“實事求是，無征不信”，注重對經典文獻的訓詁考證，力求通過對文字、音韻、訓詁的研究，還原經典的本意。俞樾繼承了這一治學傳統，在禮學研究中，他以嚴謹的態度對禮經進行深入的考證和辨析。在《群經平議》中，他對《周禮》《儀禮》《禮記》等禮經中的疑難字句進行了詳細的訓詁和考證，通過對古文字的字形、字音、字義的分析，以及對古代文獻的旁征博引，力求準確地解釋經典中的禮義。對于《周禮》中某些官職的職責和權力范圍，俞樾通過對不同版本的《周禮》以及相關歷史文獻的對比研究，糾正了前人的一些錯誤解讀，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在文字訓詁方面，俞樾借鑒了乾嘉學派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乾嘉學者如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人在文字訓詁領域有著深厚的造詣，他們的著作和研究方法為俞樾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俞樾在研究禮經時，廣泛運用了這些學者所總結的訓詁方法，如因聲求義、以形索義、據文證義等。他注重對古音的研究，通過對音韻的分析來推斷文字的本義和引申義，從而更好地理解禮經中的字詞含義。在解釋《禮記》中的一些字詞時，俞樾運用因聲求義的方法，通過對古音的考證，發現了一些字詞之間的通假關系，從而準確地解釋了這些字詞在禮經中的意義。名物制度的考證也是俞樾禮學研究的重要內容，這同樣體現了他對乾嘉學派治學方法的繼承。乾嘉學派的學者們對古代名物制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通過對文獻記載、考古發現以及實物資料的綜合分析，力求還原古代名物制度的真實面貌。俞樾在研究禮學時，也非常注重對名物制度的考證。他對古代的禮儀器具、服飾、建筑等名物進行了詳細的考證，通過對這些名物的研究，深入了解古代禮儀制度的內涵和特點。在研究古代祭祀禮儀時，俞樾對祭祀所用的器具、祭品的種類和規格等進行了詳細的考證，通過對這些名物制度的研究，揭示了古代祭祀禮儀所蘊含的宗教、政治和文化意義。除了乾嘉學派，俞樾還對前人的禮學研究成果進行了廣泛的繼承與發展。在他之前，許多學者對禮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俞樾對這些成果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總結，汲取其中的精華，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觀點。俞樾對鄭玄的禮學研究成果十分重視。鄭玄是東漢時期著名的經學家，他對“三禮”進行了全面的注釋和整理，其注疏在禮學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俞樾在研究禮學時，經常引用鄭玄的觀點，并對其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討。他在《禮記鄭讀考》中，對鄭玄在《禮記》注疏中的一些讀音和釋義進行了考證和辨析，既肯定了鄭玄的一些正確觀點，也對其存在的不足之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于《禮記?曲禮》中“臨財毋茍得，臨難毋茍免”一句，鄭玄的注釋為“茍，且也”，俞樾通過對古代文獻的研究，認為“茍”在這里應解釋為“隨便”，比鄭玄的注釋更為準確，從而對鄭玄的觀點進行了補充和完善。俞樾也受到了宋代朱熹禮學思想的影響。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的禮學思想強調禮的道德內涵和社會功能，注重對禮的義理闡釋。俞樾在研究禮學時，雖然主要以漢學的訓詁考證方法為主，但也借鑒了朱熹的一些義理闡釋方法。他在對禮經的研究中，不僅關注文字訓詁和名物制度的考證，也注重挖掘禮經中所蘊含的道德和倫理觀念，強調禮學的經世致用。在對《論語》中關于禮的論述進行解讀時，俞樾借鑒了朱熹的義理闡釋方法，從道德和倫理的角度對孔子的禮學思想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認為禮不僅是一種外在的禮儀規范，更是一種內在的道德修養和社會秩序的體現。俞樾對同時代學者的禮學研究成果也保持著關注，并積極與他們進行學術交流和探討。他與陳奐、宋翔鳳等學者交往密切，經常一起切磋經學。陳奐在《毛詩》研究方面造詣頗深，宋翔鳳則對今文經學有深入的研究，他們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方法對俞樾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俞樾在研究禮學時，也會參考同時代其他學者的著作，如孫詒讓的《周禮正義》、黃以周的《禮書通故》等。他對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和比較，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同時也對他們的觀點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通過與同時代學者的交流和互動，俞樾不斷豐富和完善自己的禮學研究體系，推動了晚清禮學研究的發展。三、俞樾禮學研究的主要內容3.1對“三禮”的訓詁考證3.1.1《周禮》研究俞樾對《周禮》的研究，重點在于對其中名物、制度的訓詁考證。《周禮》作為一部記載古代職官制度的重要典籍，其內容涵蓋廣泛，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多個領域，但由于成書年代久遠，文字古奧，許多名物和制度的含義在后世已難以確解。俞樾運用其深厚的文字訓詁功底和淵博的歷史知識，對《周禮》中的諸多疑難之處進行了深入探究。在名物訓詁方面，俞樾注重從文字的形、音、義入手，結合古代文獻和實物資料，力求準確闡釋名物的本義。對于《周禮?天官冢宰第一》中“玉府”一職所涉及的各種玉器名稱，他通過對古文字的考證，發現“圭”“璋”“璧”“琮”等玉器的字形與它們的形狀和用途有著密切的聯系。“圭”字的字形上尖下方，與古代圭這種玉器的形狀相符，且在古代文獻中，圭常被用于祭祀、朝聘等重要禮儀場合，具有特定的象征意義。通過這樣的分析，俞樾對這些玉器的名稱和用途有了更準確的解釋，糾正了前人一些模糊或錯誤的認識。俞樾還善于運用因聲求義的方法來訓詁名物。在研究《周禮?地官司徒第二》中“廩人”一職時，對于“廩”字的含義，他通過對古音的研究，發現“廩”與“倉”在古音上相近，且在古代文獻中，兩者都與儲存糧食的設施有關。由此推斷，“廩”在《周禮》中也應指儲存糧食的倉庫，進一步明確了“廩人”這一官職的職責是掌管糧食倉庫。對于《周禮》中的制度考證，俞樾廣泛參考歷代文獻資料，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歷史發展脈絡，對各種制度的起源、演變和實際運作進行了深入分析。在研究《周禮》中的井田制時，他不僅查閱了《孟子》《漢書》等相關文獻中關于井田制的記載，還參考了清代學者如顧炎武、胡渭等人對井田制的研究成果。通過對這些資料的綜合分析，俞樾認為井田制是一種將土地劃分為井字形方塊，中間為公田，四周為私田的土地制度。他詳細考證了井田制下土地的分配、耕種、稅收等方面的規定，指出井田制在古代社會中對于維護社會秩序、保障農業生產和國家財政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他也分析了井田制在后世逐漸瓦解的原因，認為隨著人口的增長、土地兼并的加劇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井田制的局限性日益凸顯，最終被其他土地制度所取代。俞樾對《周禮》中官職制度的考證也頗具價值。他對《周禮》中各個官職的職責、權力范圍、任職資格等方面進行了詳細梳理和分析。在研究“大司樂”這一官職時，他通過對《周禮》及其他相關文獻的研究，指出大司樂是掌管國家音樂事務的高級官員，其職責包括制定樂律、教授樂舞、主持祭祀和朝會等場合的樂舞表演等。他還考證了大司樂與其他官職之間的關系，如大司樂與小司樂、樂師等官職在音樂事務的管理和執行上存在著分工協作的關系。通過這些考證，俞樾清晰地展現了《周禮》中官職制度的嚴密性和系統性，為后人研究古代政治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俞樾對《周禮》名物、制度的訓詁考證成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他的研究方法嚴謹科學，注重實證和文獻依據，為后世學者研究《周禮》提供了可靠的范例。他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理解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為研究中國古代制度史、文化史等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他對《周禮》中一些疑難問題的解答，也為后人進一步研究《周禮》奠定了基礎，推動了《周禮》研究的不斷深入。3.1.2《儀禮》研究俞樾對《儀禮》的研究，側重于對儀節、儀式的考證。《儀禮》是一部詳細記載古代禮儀的經典，其所涵蓋的禮儀范圍廣泛，包括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等十七篇，這些禮儀反映了古代社會的等級秩序、人際交往規范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內容。然而，由于時代的變遷和文獻傳承過程中的訛誤，《儀禮》中的一些儀節和儀式在后世的理解中存在諸多爭議和疑問。在對《儀禮》儀節的考證中，俞樾秉持著嚴謹的治學態度，對每一個儀節的具體步驟、參與者的行為動作、所用的器具等都進行了細致入微的分析。以士昏禮中的“婦饋舅姑”儀節為例，這一儀節是新婦在婚后次日向舅姑行饋食之禮，以表達對舅姑的尊敬和侍奉之意。俞樾在《群經平議?儀禮》中對這一儀節進行了深入探討，針對前人在理解上的分歧，他通過對《儀禮》經文、鄭玄注、賈公彥疏以及其他相關文獻的綜合研究，詳細梳理了婦饋舅姑的整個流程。他明確指出，在這一儀節中，新婦首先要進行盥手，然后進獻特豚等食物，食物的擺放方式、祭祀的順序等都有嚴格的規定。在婦馂（新婦吃剩余食物）的環節，舅姑的辭讓以及易醬等細節也都有其特定的含義和禮儀規范。通過俞樾的考證，使這一復雜的儀節變得更加清晰明了，糾正了前人在理解上的一些偏差。對于《儀禮》中的儀式，俞樾不僅關注其外在的形式，還深入探究其背后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和社會意義。在研究鄉飲酒禮時，他認為這一儀式不僅僅是一種飲酒聚會的活動，更是一種重要的社交和禮儀場合，它體現了古代社會的尊卑有序、長幼有別以及人們之間的和諧相處之道。鄉飲酒禮中的座位安排、敬酒的順序、賓客的往來應答等儀式環節，都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等級制度和人際關系準則。俞樾通過對這些儀式環節的分析，揭示了鄉飲酒禮在維護社會秩序、促進人際交往方面的重要作用。他還將鄉飲酒禮與當時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風俗相結合，探討了這一儀式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和發展，使人們對鄉飲酒禮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認識。俞樾對《儀禮》儀節、儀式的考證對傳統禮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的研究成果為后人準確理解和傳承古代禮儀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在他的考證下，許多模糊不清的儀節和儀式變得清晰可辨，使得后世學者能夠更好地把握古代禮儀的精髓。他的研究方法為傳統禮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注重對文獻的綜合分析，不僅參考經典文獻的注疏，還廣泛涉獵其他相關的歷史文獻、考古資料等，通過多方面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觀點。這種研究方法打破了傳統禮學研究中單一的文獻解讀模式，使禮學研究更加科學、嚴謹。俞樾的研究成果也豐富了傳統禮學的內涵。他對儀節、儀式背后文化內涵和社會意義的深入挖掘，使人們認識到禮學不僅僅是關于禮儀規范的學問，更是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政治、倫理思想的綜合性學科，進一步拓展了禮學研究的領域和深度。3.1.3《禮記》研究俞樾對《禮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義理的闡釋上。《禮記》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匯編，內容涵蓋了政治、哲學、倫理、教育、祭祀等諸多方面，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然而，由于其成書過程較為復雜，內容豐富多樣，其中的義理在后世的解讀中存在著多種觀點和分歧。在闡釋《禮記》義理時，俞樾注重從文本出發，結合儒家的經典思想和歷史背景，深入挖掘其中的微言大義。對于《禮記?大學》中“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一核心觀點，俞樾認為“明明德”是指彰顯人內在的光明德性，這是儒家修身的基礎；“親民”并非簡單的親近民眾，而是指通過自身的道德修養去感化和引導民眾，使他們也能達到道德的完善；“止于至善”則是儒家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即達到一種完美無缺的道德狀態。他通過對《大學》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修養路徑的詳細解讀，進一步闡述了“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之間的內在聯系。他認為，只有通過格物致知，才能獲得知識和智慧，從而誠意正心，實現個人的修身；修身之后，才能齊家，進而治國平天下，最終達到“止于至善”的境界。俞樾的這種闡釋，不僅準確地把握了《大學》的核心思想，還為后人理解儒家的修身治國理念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在解讀《禮記?中庸》時，俞樾對“中庸”思想進行了深入剖析。他認為“中庸”并非是一種無原則的折中主義，而是一種恰到好處、不偏不倚的道德和行為準則。“中庸”思想強調在處理事情時要把握好度，既不過分，也無不及。在道德修養方面，要做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保持內心的平靜和平衡，在情感表達時要符合道德規范。俞樾還將“中庸”思想與儒家的“仁”“禮”觀念相結合，認為“中庸”是實現“仁”和“禮”的重要方法。只有遵循“中庸”之道，才能在人際交往中做到恰到好處，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他通過對《中庸》中“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等語句的解讀，闡述了“中庸”思想與人性、道德、教育之間的關系，使人們對“中庸”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俞樾對《禮記》義理的闡釋對儒家思想傳承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研究成果為后人學習和理解儒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在他的闡釋下，《禮記》中一些晦澀難懂的義理變得通俗易懂，使更多的人能夠接觸和領悟儒家思想的精髓。他的研究有助于糾正后人對儒家思想的一些誤解。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儒家思想曾受到各種不同的解讀和評價，其中不乏一些誤解和歪曲。俞樾通過對《禮記》義理的深入闡釋，還原了儒家思想的本來面目，使人們能夠更加準確地認識儒家思想的內涵和價值。俞樾的研究也為儒家思想在后世的發展和創新提供了基礎。他在闡釋《禮記》義理時，不僅繼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還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見解，為儒家思想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研究方法和學術觀點，啟發了后世學者對儒家思想的進一步探索和研究，推動了儒家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傳承和發展。3.2對禮學思想的闡釋與發揮3.2.1對禮的起源與本質的見解俞樾對禮的起源有著深刻的見解，他認為禮最初源于人們對自然和神靈的敬畏，是在原始社會祭祀活動中逐漸形成的。在古代社會，人們對自然現象和宇宙萬物的認知有限，面對自然界的神秘力量，如風雨雷電、日月星辰等，人們充滿了敬畏和恐懼。為了祈求神靈的庇佑和恩賜，人們舉行各種祭祀儀式，這些儀式逐漸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和規范，這便是禮的雛形。俞樾在其著作中引用了許多古代文獻，如《禮記?禮運》中“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的記載，來說明禮起源于祭祀活動。他認為，在遠古時期，人們在飲食之前，會先將食物燔烤、舂搗，然后用簡陋的器具盛著酒水，以土鼓為樂器，舉行簡單的祭祀儀式，向鬼神表達敬意和祈求。這種祭祀儀式就是禮的最初形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儀式不斷發展和完善，逐漸形成了更為復雜和系統的禮儀制度。隨著社會的發展，禮的內涵不斷豐富和擴展，逐漸從祭祀活動延伸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俞樾指出，禮在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際關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古代社會，人們依據禮來確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遵循相應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在家庭中，禮規定了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的關系和行為準則，如子女要孝順父母，夫妻要相互尊重，兄弟要友愛互助等；在社會交往中，禮規定了人們的言行舉止，如見面時的行禮方式、交談時的用語等。通過這些禮儀規范，社會秩序得以維護，人際關系得以和諧。在對禮的本質的哲學思考方面，俞樾認為禮的本質是“仁”，是一種內在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準則的外在體現。“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觀，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尊重和互助。俞樾認為，禮是實現“仁”的重要手段，通過遵循禮的規范，人們可以培養自己的道德品質，實現“仁”的境界。在《論語?顏淵》中，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俞樾對這句話進行了深入的解讀，他認為“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禮的要求；“復禮”就是回歸到禮的規范中，以禮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只有通過“克己復禮”，才能實現“仁”的境界。他還指出，禮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形式，更是一種內在的道德修養。一個人只有內心真正具備了“仁”的品質，才能真正做到言行符合禮的規范。如果僅僅是表面上遵守禮的形式，而內心卻缺乏“仁”的情感，那么這種禮就是虛偽的、空洞的。俞樾進一步闡述了禮與“義”的關系。他認為，禮是“義”的外在表現形式，“義”是禮的內在依據和價值所在。“義”是指符合道德和正義的行為準則，禮的制定和實施必須以“義”為指導。在社會生活中，人們依據禮來行事，實際上是在踐行“義”。在處理人際關系時，禮要求人們尊重他人、關愛他人，這正是“義”的體現。如果禮不符合“義”的要求，那么這種禮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在某些情況下，為了維護正義和道德，人們可以對禮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調整和變革，以確保禮的本質得到體現。俞樾對禮的起源與本質的見解，為我們深入理解禮學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他從歷史和哲學的角度出發，揭示了禮的起源和發展過程，以及禮的本質和內涵，使我們認識到禮不僅是一種外在的行為規范，更是一種內在的道德修養和社會秩序的體現。他的觀點對于我們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3.2.2禮與社會秩序的關系俞樾深刻認識到禮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認為禮是社會秩序的基石。在他看來，禮通過規范人們的行為和明確社會等級，使社會成員各安其位，從而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在社會生活中，禮為人們提供了明確的行為準則。從日常生活的起居飲食、人際交往的禮節，到國家政治活動中的儀式規范，禮都有詳細的規定。在家庭中，晚輩對長輩要行請安之禮，用餐時要遵循一定的座次和禮儀規范；在社交場合，見面時要行拱手禮或作揖禮，交談時要注意言辭得體。這些禮儀規范看似瑣碎，但它們卻規范著人們的言行舉止，使社會生活有序進行。如果每個人都能遵守這些禮儀規范，社會就會呈現出和諧有序的狀態；反之，如果人們無視禮的存在，隨心所欲地行事，社會就會陷入混亂。禮在明確社會等級方面也發揮著關鍵作用。在古代社會，社會等級森嚴，不同等級的人在服飾、居住、出行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規定。俞樾認為，這些等級制度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有助于維護社會的穩定。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等不同等級的人，在禮儀上有著嚴格的區分。天子舉行祭祀大典時，所用的祭品、祭器以及儀式的規模都有特定的規格，諸侯、卿大夫等則依次遞減。這種等級分明的禮儀制度，使人們明確了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角色，避免了因地位不清而產生的紛爭和混亂。通過這種方式，禮維護了社會的等級秩序，確保了社會的穩定運行。俞樾還強調禮在規范人倫關系方面的重要性。他認為，禮是調節人倫關系的準則，通過禮的規范，可以使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關系和諧融洽。在父子關系中，禮要求子女要孝順父母，尊敬長輩，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健康；在君臣關系中，禮要求臣子要忠誠于君主，盡心盡力地輔佐君主治理國家；在夫婦關系中，禮要求夫妻要相互尊重、相互關愛，共同承擔家庭的責任；在兄弟關系中，禮要求兄弟之間要友愛互助，相互扶持；在朋友關系中，禮要求朋友之間要誠實守信，相互信任。通過這些禮的規范，人倫關系得以協調，社會秩序得以維護。在國家治理層面，俞樾認為禮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他主張統治者要以禮治國，通過推行禮儀制度，培養民眾的道德意識和行為規范，從而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統治者要以身作則，遵守禮的規范，為民眾樹立榜樣。統治者在舉行祭祀、朝會等重大活動時，要嚴格按照禮儀規范進行，以顯示其對禮的尊重和重視。統治者還要通過教育和宣傳，向民眾普及禮的知識，使禮的觀念深入人心。通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會輿論等多種途徑，教導民眾遵守禮的規范，培養他們的道德品質和社會責任感。只有這樣，才能使整個社會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俞樾對禮與社會秩序關系的論述，充分體現了禮在維護社會穩定、規范人倫關系方面的重要價值。他的觀點對于我們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治理理念和社會秩序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也為我們在當代社會中傳承和弘揚禮文化，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有益的啟示。3.2.3禮學思想中的人文關懷俞樾的禮學思想蘊含著深厚的人文關懷，充分體現了他對人性、人情的關注與尊重。在他看來，禮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行為規范，更是一種內在的道德情感和人文精神的體現。俞樾強調禮要順應人性。他認為，禮的制定應該以人性為基礎，符合人的自然情感和心理需求。在古代社會，禮的許多規定都是基于對人性的深刻理解而制定的。在喪禮中，規定了子女為父母守孝的時間和儀式，這是因為子女對父母有著深厚的情感，守孝的禮節能讓他們在情感上得到慰藉，同時也體現了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報答。俞樾認為，這種基于人性的禮，能夠更好地引導人們的行為，促進社會的和諧。如果禮違背了人性，就會成為一種束縛人的枷鎖，失去其應有的價值。俞樾注重禮對人情的尊重和調節。他認為，禮應該在尊重人情的基礎上，對人情進行合理的引導和調節。在人際交往中，禮要求人們要尊重他人的情感和意愿，關心他人的需求。在朋友之間，禮規定了相互拜訪、問候的禮節，這不僅是一種形式，更是表達關心和友好的方式。在處理家庭關系時，禮要求家庭成員之間要相互關愛、相互包容。在父母與子女之間，禮強調父母要關愛子女的成長，子女要孝順父母；在夫妻之間，禮要求夫妻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通過這些禮的規范，人情得到了尊重和維護，人際關系也更加和諧。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俞樾主張禮可以根據人情進行適當的變通。他認為，禮雖然有一定的規范和原則，但在實際應用中，不能過于拘泥，而應該根據具體情況靈活處理。在遇到緊急情況時，人們可以暫時打破一些常規的禮儀規范，以應對危機。在戰爭時期，人們可能無法按照平常的禮儀進行祭祀等活動，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違背了禮的精神。俞樾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應該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重，靈活調整禮儀，以適應特殊的情況。這種對禮的變通觀點，體現了他對實際情況的關注和對人情的尊重，使禮更加貼近人們的生活。俞樾的禮學思想還體現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在古代社會，婦女、兒童、老人等弱勢群體往往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俞樾認為，禮應該保障這些弱勢群體的權益，給予他們應有的關愛和照顧。在家庭中，禮規定了子女要贍養父母，尊重老人的意愿和需求；在社會中，禮也要求人們要關心和幫助弱勢群體。這種對弱勢群體的關懷，體現了俞樾禮學思想中的人文精神，使禮具有了更廣泛的社會意義。俞樾禮學思想中的人文關懷，使禮學不僅僅是一種規范和制度，更是一種充滿人性溫暖和人文精神的學問。他的思想對于我們理解中國傳統禮學的內涵和價值，以及在當代社會中傳承和弘揚禮學中的人文精神，都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四、俞樾禮學研究的方法與特色4.1訓詁與義理相結合的研究方法4.1.1以訓詁為基礎闡釋禮義俞樾在禮學研究中，始終將訓詁作為闡釋禮義的基礎，他深知準確理解經典文字的含義是把握禮義內涵的關鍵。在《群經平議》中，他對《周禮》《儀禮》《禮記》等禮經中的文字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訓詁。在《周禮》研究中，對于“司裘”一職中“大喪，廞裘飾皮車”一句，其中“廞”字的含義較為生僻。俞樾通過對古文字的研究，查閱了大量的古代文獻資料，發現“廞”通“陳”，意為陳列。他在《群經平議?周官一》中指出：“廞，當讀為陳。《說文》：‘陳，列也。’大喪，陳列其裘以飾皮車，故曰‘廞裘飾皮車’。”通過這樣的訓詁，明確了“廞裘”的含義，進而使讀者能夠更準確地理解在大喪禮儀中，司裘這一官職的具體職責以及相關禮儀的流程和意義。如果對“廞”字的含義理解有誤，就會對整個大喪禮儀中司裘的職責以及相關禮儀的解讀產生偏差，無法準確把握《周禮》中所蘊含的禮義。在《儀禮》研究中，俞樾同樣注重對文字的訓詁。在《儀禮?士昏禮》中，有“姆纚笄宵衣，在其右”一句，其中“姆”字在古代禮儀中有特定的含義。俞樾參考了鄭玄的注疏以及其他相關文獻，對“姆”進行了訓詁。他認為“姆”是古代教導未嫁女子的婦人，在士昏禮中，姆的職責是輔助新娘完成相關禮儀。通過對“姆”字的訓詁，使人們對士昏禮中各個角色的職責和作用有了更清晰的認識，進而深入理解士昏禮所體現的古代婚姻制度和家庭倫理觀念。這種對文字的準確訓詁，為闡釋士昏禮中的禮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禮記》研究中，俞樾對“禮之用，和為貴”中的“和”字進行了深入的訓詁。他不僅考察了“和”字在古代文獻中的常見用法，還結合儒家的思想體系進行分析。他認為“和”在這里不僅僅是指和諧、和睦，更強調一種恰到好處的平衡和協調。在社會生活中，人們遵循禮的規范，就是為了達到這種“和”的狀態。通過對“和”字的訓詁，俞樾進一步闡釋了禮在調節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使人們對“禮之用，和為貴”這一禮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俞樾以訓詁為基礎闡釋禮義的方法，使他能夠深入挖掘禮經中的內涵，揭示禮義的演變。通過對文字的訓詁，他能夠還原古代禮儀的真實面貌，展現禮義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變化。在對《周禮》中一些官職的職責和禮儀的研究中，他通過對相關文字的訓詁，發現隨著時代的變遷，某些官職的職責和禮儀在細節上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反映了社會制度和文化觀念的演變。這種以訓詁為基礎的研究方法，為后世學者研究禮學提供了重要的范例，使人們能夠更加準確地理解禮經中的禮義，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禮文化。4.1.2運用義理分析深化訓詁成果俞樾在通過訓詁明確經典文字含義的基礎上，運用義理分析對訓詁成果進行深入解讀，從而進一步挖掘禮學的深層內涵。他深知禮學不僅僅是對文字和禮儀規范的研究，更蘊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道德觀念和社會價值。在研究《禮記?大學》時，俞樾對“格物致知”這一概念的訓詁與義理分析相結合，展現了他獨特的研究方法。他首先對“格”“物”“致”“知”四個字進行了訓詁。關于“格”字，他參考了多種文獻，認為“格”有“至”“來”“正”等含義，在“格物致知”中，“格”應取“正”義，即糾正、端正對事物的認識。對于“物”，他認為不僅包括具體的事物，還涵蓋了社會現象、人際關系等抽象的事物。“致”表示獲得、達到，“知”則是指知識、智慧。通過這樣的訓詁，明確了“格物致知”的基本含義是通過糾正對事物的認識來獲得知識。在此基礎上，俞樾從義理分析的角度進一步闡述了“格物致知”的深層內涵。他認為“格物致知”是儒家修身的重要方法，通過對事物的觀察、思考和分析，糾正自己的認知偏差，從而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和智慧水平。在社會生活中，人們通過“格物致知”，能夠更好地理解社會規范和道德準則，明確自己的行為準則，做到言行符合禮義。他將“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聯系起來，認為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修養過程。只有通過“格物致知”，才能實現“誠意正心”，進而達到“修身”的目的；修身之后，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義理分析，使“格物致知”這一概念不僅僅停留在文字訓詁的層面，而是與儒家的整個思想體系緊密相連，深化了對《大學》中禮學思想的理解。在研究《周禮》中的政治制度時，俞樾同樣運用了義理分析深化訓詁成果。他對《周禮》中各個官職的職責和權力范圍進行訓詁后，從義理的角度分析了這些官職設置背后所蘊含的政治理念和社會價值。他認為《周禮》中的官職制度體現了一種“官各有職，職各有司”的分工合作思想，每個官職都有明確的職責和權力范圍，相互配合，共同維護國家的正常運轉。這種官職設置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他還分析了《周禮》中官職制度所體現的等級觀念和禮儀規范，認為這些都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等級制度，體現了儒家“禮治”的思想。通過這種義理分析，俞樾使《周禮》中關于政治制度的訓詁成果得到了更深入的解讀，揭示了其中蘊含的政治思想和社會價值，為后人研究古代政治制度提供了更深刻的見解。俞樾運用義理分析深化訓詁成果的方法，使他的禮學研究不僅僅局限于對文字和禮儀規范的表面理解，而是深入到禮學的核心，挖掘出其中蘊含的哲學思想、道德觀念和社會價值。這種研究方法為后世學者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在研究禮學時，不僅要注重文字訓詁，更要從義理的角度進行深入分析，以全面、準確地把握禮學的內涵和價值。4.2博采眾長與獨立思考的治學態度4.2.1對前人禮學成果的借鑒與吸收俞樾在禮學研究過程中，廣泛涉獵歷代禮學家的觀點，充分借鑒和吸收他們的研究成果，展現出深厚的學術傳承意識。他深知禮學研究是一個不斷積累和傳承的過程，前人的研究為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和研究基礎。在對《周禮》的研究中，俞樾對鄭玄的注疏極為重視。鄭玄是東漢時期的經學大師，他對《周禮》的注釋被后世視為經典。俞樾在《群經平議?周官》中，多次引用鄭玄的觀點，并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對于《周禮?天官冢宰第一》中“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句，鄭玄注曰：“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俞樾在研究此句時，詳細闡述了鄭玄的注釋，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自己的見解。他認為鄭玄對“典”的解釋準確地揭示了《周禮》中“六典”的重要性和作用，即作為治理國家的常法和準則。同時，俞樾還結合其他文獻資料，對“六典”的具體內容和實施方式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豐富了對這一概念的理解。俞樾對賈公彥的《周禮注疏》也多有參考。賈公彥的疏解對鄭玄的注釋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和發揮，使《周禮》的義理更加明晰。在研究《周禮?地官司徒第二》中“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這一官職職責時，俞樾參考了賈公彥的疏解，對“土地之圖”和“人民之數”的具體含義和作用進行了詳細的考證。賈公彥在疏中對“土地之圖”的繪制方法、內容以及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進行了闡述，俞樾在借鑒這些觀點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現實，分析了大司徒掌握土地和人口信息對于國家稅收、兵役、治安等方面的重要意義，從而深化了對這一官職職責的認識。在研究《儀禮》時，俞樾同樣借鑒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對于《儀禮?士昏禮》，朱熹的《儀禮經傳通解》對其中的禮儀程序和義理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闡釋。俞樾在研究士昏禮時，參考了朱熹的觀點，對其中的一些禮儀細節進行了深入分析。朱熹在《儀禮經傳通解》中對士昏禮中“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等環節的解釋，強調了這些禮儀所蘊含的婚姻觀念和社會意義。俞樾在借鑒朱熹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這些禮儀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和發展，以及它們在維護家庭和社會穩定方面的作用。他通過對古代文獻的考證和對現實社會的觀察，指出士昏禮中的一些禮儀規范雖然在形式上有所變化，但其所蘊含的婚姻道德和家庭倫理觀念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俞樾對張爾岐的《儀禮鄭注句讀》也有所借鑒。張爾岐的著作對鄭玄的《儀禮注》進行了詳細的句讀和注釋，使讀者更容易理解《儀禮》的內容。在研究《儀禮?鄉飲酒禮》時，俞樾參考了張爾岐的注釋，對鄉飲酒禮中的座位安排、敬酒順序、賓客往來應答等禮儀細節進行了深入探討。張爾岐在注釋中對鄉飲酒禮中不同身份賓客的座位位置、敬酒的先后順序等進行了詳細說明，俞樾在借鑒這些觀點的基礎上，結合古代的禮儀制度和社會等級觀念，分析了鄉飲酒禮所體現的尊卑有序、長幼有別的社會秩序和人際交往規范，揭示了鄉飲酒禮在古代社會中的重要作用。俞樾對前人禮學成果的借鑒與吸收，不僅體現了他對學術傳承的尊重，也為他自己的禮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通過對歷代禮學家觀點的深入研究和分析，俞樾能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禮學的內涵和價值，為他在禮學研究中提出獨到見解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4.2.2提出獨到見解，突破傳統藩籬俞樾在廣泛借鑒前人禮學成果的基礎上，并不墨守成規，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突破傳統禮學研究的藩籬，展現出卓越的學術創新精神。在對《周禮》的研究中，俞樾對一些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和修正。關于《周禮》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傳統觀點多認為是周公所作，成書于西周時期。俞樾通過對《周禮》內容的深入分析和對相關歷史文獻的考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周禮》中所記載的一些制度和官職，與西周時期的歷史實際存在一定的差異，而與戰國時期的社會情況更為相符。他在《群經平議?周官》中指出，《周禮》中關于土地制度、稅收制度以及官職設置等方面的內容，與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改革有著相似之處。《周禮》中所規定的土地授受制度，與戰國時期秦國商鞅變法中的土地改革措施有一定的相似性；《周禮》中對商業活動的管理和稅收制度，也反映了戰國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情況。因此，俞樾認為《周禮》可能是戰國時期的學者根據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政治需要，托名周公而作的一部政治理想著作。這一觀點打破了傳統的周公作《周禮》的定論，為《周禮》的研究開辟了新的思路，引發了學術界對《周禮》成書問題的深入討論。在《儀禮》研究方面，俞樾也提出了許多創新性的觀點。在對《儀禮?喪服》的研究中，傳統觀點對于一些喪服制度的解釋存在模糊和爭議之處。俞樾通過對古代文獻的廣泛搜集和對喪服制度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對于“齊衰”這一喪服等級中不同親屬關系所對應的服喪期限和服制細節，俞樾認為傳統的解釋存在不合理之處。他通過對《禮記》《左傳》等相關文獻中關于喪服記載的對比分析，以及對古代宗法制度和家族倫理觀念的研究，重新梳理了“齊衰”喪服制度的內在邏輯和具體規定。他指出，在“齊衰”喪服中，不同親屬關系的服喪期限和服制應該根據親屬之間的血緣親疏和宗法地位來確定，而不是僅僅依據傳統的固定模式。他的這一觀點對傳統的喪服制度解釋進行了修正和完善，使人們對《儀禮?喪服》中的喪服制度有了更準確、更深入的理解。在《禮記》研究中，俞樾同樣展現出創新精神。對于《禮記?大學》中“格物致知”的解釋，傳統的理解存在多種觀點，且各有側重。俞樾提出了自己對“格物致知”的獨特見解，他認為“格物”并非僅僅是對事物的外在觀察和研究，更重要的是通過對事物的反思和內省，達到對自身道德修養的提升。“致知”也不僅僅是獲取知識，更是要將所獲得的知識內化為自己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他在《群經平議?禮記二》中闡述道：“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致知者，致其心之知也。心有所蔽，則物之理不得其正，故必格去其心之蔽，而后物之理可得而明；心有所昏，則知之體不得其用，故必致其心之明，而后知之體可得而用。”俞樾的這一解釋將“格物致知”與儒家的修身思想緊密結合起來，強調了道德修養在認知過程中的重要性，突破了傳統解釋中對“格物致知”單純從知識獲取角度的理解，為后人理解《大學》的思想內涵提供了新的視角。俞樾在禮學研究中提出的這些獨到見解，不僅豐富了禮學研究的內容，也推動了禮學研究的發展。他的創新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為后世學者樹立了榜樣，激勵著后人在學術研究中不斷探索和創新，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推動學術的進步。4.3注重禮學研究的實用性與現實關懷4.3.1對禮學經世致用的追求俞樾身處晚清社會變革的關鍵時期，深刻認識到禮學研究不能僅僅局限于學術層面的探討，更應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發揮其經世致用的功能。他認為禮學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治理智慧和道德規范，對于解決當時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在政治方面，俞樾主張以禮為核心構建政治秩序。他認為統治者應該遵循禮的規范，以身作則，施行仁政。在《群經平議》中，他對《周禮》中關于政治制度和官員職責的記載進行了深入研究，強調統治者要依據禮的要求，合理分配權力，明確官員的職責，以確保政治的清明和穩定。他指出，《周禮》中的“天官冢宰”作為百官之首，其職責是輔佐天子治理國家，要做到公正無私，選拔賢能之士，為國家的發展提供人才支持。俞樾認為，只有統治者遵循禮的規范，才能贏得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在社會治理方面，俞樾認為禮學可以為解決社會矛盾提供有益的思路。他關注當時社會上存在的貧富差距、道德淪喪等問題，主張通過禮的教化作用來改善社會風氣。他在《春在堂隨筆》中記載了一些地方的社會風俗和民間糾紛，通過對這些案例的分析，他提出要運用禮的規范來調節人際關系，化解社會矛盾。在處理鄰里糾紛時，要依據禮的原則，倡導相互尊重、包容和互助的精神，通過調解和教育的方式，使雙方達成和解，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俞樾還將禮學與教育相結合，強調禮學在培養人才方面的重要性。他長期擔任書院主講，在教學過程中，注重向學生傳授禮學知識，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和社會責任感。他認為，通過學習禮學，學生可以了解社會的規范和道德準則，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從而成為有道德、有學問、有擔當的人才。在詁經精舍講學期間，他經常引用禮經中的名言警句，教導學生要遵守禮儀規范，尊重師長，關愛他人，努力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俞樾對禮學經世致用的追求，使他的禮學研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現實意義。他的思想和觀點為晚清社會的變革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也為后世學者研究禮學在社會治理和人才培養方面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參考。4.3.2對社會風俗改良的建議基于對禮學的深入研究，俞樾針對當時社會風俗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現象，提出了一系列改良建議，旨在通過禮的引導和規范，提升社會道德水平，營造良好的社會風尚。在婚姻習俗方面，俞樾對當時社會上存在的一些不良婚姻現象表示擔憂。他認為婚姻是人生大事，應該遵循禮的規范，注重婚姻的質量和道德內涵。針對一些地方存在的早婚現象，他指出早婚不僅對男女雙方的身心健康不利，也不利于家庭的穩定和社會的發展。他建議人們要遵循禮的規定，適當推遲結婚年齡，讓男女雙方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更加成熟后再步入婚姻殿堂。對于買賣婚姻、包辦婚姻等現象，俞樾更是堅決反對。他認為這些婚姻形式違背了禮的精神，將婚姻商品化、工具化，忽視了男女雙方的意愿和感情。他主張婚姻應該建立在男女雙方自愿、平等、相愛的基礎上，遵循禮的程序和規范，舉行莊重的婚禮儀式，以體現婚姻的神圣和莊嚴。在喪葬習俗方面，俞樾認為當時社會上存在的一些喪葬陋俗需要加以改良。他反對鋪張浪費的厚葬之風，認為這種做法不僅加重了家庭的經濟負擔，也違背了禮的本意。他主張喪葬應該遵循簡約、莊重的原則，注重對逝者的緬懷和追思，而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奢華。在《右臺仙館筆記》中，他記載了一些關于喪葬的故事，通過這些故事，他批判了一些人在喪葬過程中為了顯示自己的財富和地位，大肆鋪張浪費的行為。他建議人們要回歸禮的本質，在喪葬過程中，要按照禮的規定，進行適當的祭祀和悼念活動，表達對逝者的尊重和思念之情。俞樾還關注社會上的道德風尚問題，他認為禮學可以在提升社會道德水平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他主張通過禮的教化，培養人們的道德意識和行為習慣。他強調要弘揚傳統的道德觀念，如仁愛、誠信、孝道等，讓這些觀念深入人心，成為人們行為的準則。他建議在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要加強對禮學的傳授和教育，通過講解禮經中的經典案例和道德故事，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念。他還倡導社會各界要共同努力，營造良好的道德氛圍，通過表彰道德模范、宣傳道德事跡等方式，激勵人們積極踐行道德規范，提高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俞樾對社會風俗改良的建議，體現了他對禮學的深刻理解和對社會現實的關注。他的建議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對于我們今天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社會風俗的改良和社會文明的進步，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五、俞樾禮學研究的影響與局限5.1對當時學術界的影響5.1.1對晚清禮學研究的推動作用俞樾的禮學研究在晚清禮學發展歷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對當時的禮學研究產生了多方面的推動作用。他的研究成果豐富了晚清禮學的內涵，為后世學者提供了更為全面、深入的禮學研究資料。在訓詁考證方面，俞樾對“三禮”的深入研究，解決了許多長期以來困擾學界的疑難問題。在《群經平議》中，他對《周禮》《儀禮》《禮記》中的眾多字詞、名物、制度等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和訓釋，糾正了前人的諸多錯誤解讀，使這些經典中的禮學內容更加清晰明了。他對《周禮》中“司尊彝”一職所涉及的各種酒器名稱和用途的考證，通過對古文字、古代文獻以及考古資料的綜合分析，準確地闡釋了這些酒器在古代禮儀中的作用和象征意義，為后人研究古代祭祀禮儀提供了重要的依據。這些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人們對古代禮學的認識，也為禮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俞樾的禮學研究方法也為晚清禮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式。他堅持訓詁與義理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既注重對經典文字的準確解讀，又深入挖掘其中蘊含的義理。這種方法打破了傳統禮學研究中訓詁與義理分離的局面，使禮學研究更加全面、系統。在研究《禮記》時，他通過對文字的訓詁，明確了經典中字詞的含義，進而從義理分析的角度，深入探討了其中所蘊含的儒家思想和道德觀念。他對《禮記?中庸》中“中庸”思想的闡釋，既從文字訓詁的角度對“中庸”的含義進行了準確解讀，又從義理分析的層面，將“中庸”思想與儒家的道德修養、社會秩序等方面聯系起來，使人們對“中庸”思想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的這種研究方法對后世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學者在研究禮學時紛紛效仿，推動了禮學研究方法的創新和發展。俞樾的禮學研究還帶動了晚清禮學研究的學術風氣轉變。他在學術研究中，秉持著博采眾長與獨立思考的治學態度，敢于突破傳統藩籬，提出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對《周禮》作者和成書年代的質疑，打破了傳統的周公作《周禮》的定論，引發了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廣泛討論。他的這種創新精神激發了其他學者的研究熱情，促使他們在禮學研究中更加注重獨立思考和創新，推動了晚清禮學研究從傳統的注疏式研究向更加多元化、深入化的方向發展。在他的影響下，晚清禮學界出現了一股新的學術思潮，學者們不再局限于對經典的傳統解讀，而是更加注重對禮學內涵和價值的深入挖掘，為禮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5.1.2對后學的啟發與傳承俞樾的學術思想和方法對后學產生了深遠的啟發與傳承作用，他培養的眾多門生弟子，如章太炎、吳昌碩等，在各自的領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對后世學術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章太炎作為俞樾的得意門生，深受其學術思想和方法的熏陶。在治學方法上，章太炎繼承了俞樾訓詁與義理相結合的方法。他在研究經典時，注重對文字的訓詁考證，力求準確理解經典的本義。在《國故論衡》中，章太炎對許多經典文獻進行了深入的訓詁和考證，通過對文字的細致分析，揭示了經典中蘊含的深刻義理。他對《詩經》中一些字詞的訓詁，不僅參考了俞樾的研究成果，還運用自己的學識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見解，使人們對《詩經》的理解更加深入。章太炎在學術思想上也受到俞樾的影響，他繼承了俞樾對傳統學術的熱愛和對學術創新的追求。章太炎在學術研究中，不拘泥于傳統的學術觀念，敢于提出自己的獨特見解。他對諸子學的研究，打破了傳統學術中對儒家經典的獨尊地位，將諸子學與儒家經典置于平等的地位進行研究，為后世諸子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他在《諸子學略說》中，對諸子思想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觀點，對后世學者研究諸子學產生了重要的啟發。吳昌碩雖然以書畫藝術聞名于世，但他在經學和禮學方面也深受俞樾的影響。吳昌碩在詁經精舍求學期間，跟隨俞樾學習經學和禮學，俞樾的嚴謹治學態度和深厚的學術功底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吳昌碩在書畫創作中，常常融入經學和禮學的元素，使他的作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他的書法作品中，常常引用經典中的語句，通過書法的形式表達對經典的理解和感悟。他的繪畫作品也常常以古代禮儀和文化為題材，展現出他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傳承。吳昌碩在為人處世方面，也秉承了俞樾所倡導的道德觀念和禮儀規范。他注重個人品德修養，尊重師長，關愛他人，在藝術界和社會上都享有很高的聲譽。俞樾的禮學研究成果也為后世學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和參考。他的著作《群經平議》《禮記鄭讀考》等，成為后世學者研究禮學的重要文獻。許多學者在研究禮學時，都會參考俞樾的研究成果，從中汲取靈感和啟示。在研究《周禮》時，后世學者會借鑒俞樾對名物、制度的考證方法和研究成果，進一步深入探討《周禮》中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等方面的內容。俞樾的禮學研究成果還對后世的文化教育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的學術思想和方法被廣泛應用于教育教學中，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對傳統文化有深厚興趣和研究能力的人才，為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5.2在禮學發展史上的地位5.2.1傳統禮學的傳承者俞樾作為傳統禮學的傳承者，在晚清時期肩負起了延續禮學研究脈絡的重任。他出生于書香世家，自幼接受傳統儒家經典的熏陶，對禮學有著深厚的興趣和扎實的基礎。在其學術生涯中，始終致力于對傳統禮學的研究和闡釋，將歷代禮學研究的成果進行系統梳理和總結，為后世學者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和借鑒。俞樾對“三禮”的深入研究，充分體現了他對傳統禮學的傳承。他在《群經平議》中，對《周禮》《儀禮》《禮記》的文字訓詁、名物制度、禮儀規范等方面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考證和分析。在研究《周禮》時，他對其中的官職設置、職責分工、禮儀制度等進行了詳細的梳理，使后人能夠清晰地了解古代政治制度和禮儀規范的全貌。他對《儀禮》中各種禮儀的具體流程和細節進行了深入探究，對每一個儀節的動作、器具、參與者等都進行了詳細的考證，為后人準確理解和傳承古代禮儀提供了重要依據。在研究《禮記》時，他對其中的義理進行了深入闡釋，挖掘出儒家思想在禮學中的深刻內涵，使后人能夠更好地把握禮學的精神實質。俞樾對歷代禮學家的研究成果也給予了高度重視，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廣泛借鑒和吸收。他對鄭玄、朱熹等古代禮學大家的觀點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充分肯定了他們在禮學研究中的重要貢獻。他在研究中經常引用鄭玄對“三禮”的注釋，認為鄭玄的注釋準確、詳實，對理解經典禮義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他也借鑒了朱熹對禮學義理的闡釋方法，注重從哲學和道德的角度對禮學進行深入分析，使禮學研究不僅僅局限于對禮儀規范的表面理解，而是深入到禮學的核心，挖掘出其中蘊含的哲學思想和道德觀念。在學術傳承方面，俞樾通過講學和著述，將自己對禮學的研究成果傳授給后人。他長期擔任書院主講，在蘇州紫陽書院、杭州詁經精舍等著名書院講學長達數十年，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術人才。他的門生弟子遍布江浙地區，其中不乏像章太炎、吳昌碩這樣的杰出人物。在講學過程中，他注重培養學生對禮學的興趣和熱愛，傳授他們研究禮學的方法和技巧，引導他們深入探究禮學的內涵和價值。他的著述豐富，涵蓋了禮學研究的各個方面，這些著作成為后人學習和研究禮學的重要參考資料。他的《群經平議》《禮記鄭讀考》等著作，對后世禮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學者在研究禮學時都會參考他的觀點和方法。俞樾在傳統禮學傳承方面的貢獻不僅在于他對禮學經典的深入研究和對歷代禮學家成果的吸收借鑒，更在于他通過講學和著述，將禮學知識廣泛傳播，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對禮學有深入研究和熱愛的人才，使傳統禮學在晚清時期得以延續和發展，為后世禮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5.2.2禮學研究的創新者俞樾在禮學研究中展現出了卓越的創新精神，在研究方法和學術觀點上都有諸多突破，為禮學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徑。在研究方法上，俞樾開創了訓詁與義理相結合的獨特方法。他深知禮學經典的文字訓詁是理解其內涵的基礎，因此在研究中，他對“三禮”中的文字進行了細致的考證和訓釋。他運用因聲求義、以形索義等訓詁方法，對經典中的疑難字詞進行解讀，力求還原其本義。在對《周禮》中“司尊彝”一職所涉及的酒器名稱進行考證時，他通過對古文字的研究和對古代文獻的梳理，準確地闡釋了這些酒器的名稱和用途。他并沒有僅僅停留在文字訓詁的層面，而是進一步深入挖掘經典中所蘊含的義理。他從哲學、道德、社會等多個角度對禮學進行分析，將禮學與儒家的思想體系緊密聯系起來。在研究《禮記》時，他通過對文字的訓詁，明確了經典中字詞的含義，進而從義理分析的角度，深入探討了其中所蘊含的儒家思想和道德觀念，如對“禮之用，和為貴”“中庸”等思想的闡釋，使人們對禮學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這種訓詁與義理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打破了傳統禮學研究中訓詁與義理分離的局面，為禮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對后世禮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學術觀點上，俞樾提出了許多具有創新性的見解。在對禮的起源和本質的探討中，他突破了傳統的觀點，認為禮起源于人們對自然和神靈的敬畏，是在原始社會祭祀活動中逐漸形成的。他還強調禮的本質是“仁”，是一種內在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準則的外在體現。這種觀點將禮與道德緊密聯系起來，賦予了禮學更深層次的內涵。在對《周禮》的研究中，他對傳統的周公作《周禮》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周禮》可能是戰國時期的學者根據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政治需要，托名周公而作的一部政治理想著作。這一觀點打破了傳統的定論，引發了學術界對《周禮》成書問題的廣泛討論，為《周禮》研究開辟了新的方向。俞樾對禮學經世致用的強調也是其創新之處。他身處晚清社會變革的時期，深刻認識到禮學不能僅僅停留在學術研究的層面，而應該與社會現實相結合，發揮其經世致用的功能。他主張以禮為核心構建政治秩序，認為統治者應該遵循禮的規范，施行仁政。他還關注社會風俗的改良，針對當時社會上存在的一些不良現象，如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