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的開放風險及其防范〔作者:___________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謂開放、對外開放，是人類社會自近代以來不斷進步和開展的一般和普遍的的客觀現象和必然趨勢，是世界各國相互之間在經濟文化政治方面不斷和經常進行的物質、人員、信息的交換、流動、聯系，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互影響。在全球化的今天，開放意識已為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開放政策逐漸成為多數國家的共同選擇，開放已是全球普遍現象。

開放的收益是巨大的，它對一個國家的開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對外開放，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國家的現代化的實現。可以說，對外開放是實現現代化的唯一可行的和根本的道路、途徑和方法。我國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也說明了這一點。1999年，中國的貿易總額到達3606億美元，2000年將到達4000億美元，已經成為世界第9大貿易國；中國利用外資已經達2300億美元，2000年將達2900億美元；連續6年居世界第二位；中國外匯已經達1580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開放也會帶來負效應，如果應對失策，那么會引發危機，給一個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延誤開展進程。入世是中國擴大開放規模，加深開放程度的重大舉措，它不僅為中國的開展提供了新的時機，也增加了開放的風險，如何防范這些開放風險也成為我國開放研究領域中的重要課題。本文將在開放經濟、開放政治、開放文化三個層面分析開放的風險，繼而考查風險演化為危機的過程，最后闡發風險的化解及其防范。

一、開放的風險

開放從其內容來分，有開放經濟、開放政治、開放文化之別。相應的，開放風險也有也有經濟風險，政治風險，文化風險等。

1經濟開放風險：開放經濟是開放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局部，因此開放經濟風險也是最為直接和顯見的。它具體表達為國際商品貿易風險，引進外資風險等。。

國際貿易風險主要表現在：

1〕受他國經濟波動和危機影響的風險。國際貿易把各國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因而世界經濟對各國的影響也更大了，當世界經濟不景氣時，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要受到涉及。對外貿易依存度較大的國家，與西方國家經濟聯系越大，通常受到的波動也越大。由于西方國家是國際貿易的主體，因而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貨幣危機、利率上調或下降、失業人數的多少等，都要對開展中國家產生消極影響，使這些國家本來比擬脆弱的經濟受到更嚴重的損害。

2〕貿易利益爭奪中的競爭風險。各國尤其是西方國家為爭奪對外貿易中的利益，紛紛推行鼓勵出口、限制進口的政策，貿易戰日趨劇烈。由此引起的矛盾和摩擦，不但西方國家經濟關系緊張，也使開展中國家身受其害，而且開展中國家受到的損害往往比西方國家更為嚴重。

3〕不合理的國際經濟體系為開展中國家造成的特殊風險。開展中國家由于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一旦開放經濟，受到的挑戰更多。舊有的國際分工、不等價貿易、繼續惡化的貿易條件以及在國際經濟和貿易組織中的不利地位，都加大了開展中國家開放經濟的風險。這些甚至會對國內經濟生產產生直接的不利影響。大量進口外國的商品，會沖擊開展中國家弱小的民族工業，它們的產品在先進國家的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面前沒有競爭力，因而會在本國市場上破產，并帶來大量的失業。如果出口量較大，本國經濟生產也容易因世界經濟的不景氣而萎縮。

國際資本流動的風險。引進外資是開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但是，如果外資引進不當，利用不當，管理不當，就會使風險大大增加：

〔1〕還本付息的風險。大量引進外資會產生對外資的過分依賴，并使引進國背負沉重的還本付息的負擔，增加對國民經濟的壓力，形成借貸還息的惡性循環。

〔2〕資金浪費和經濟結構畸形的風險。引進外資及其用外資引進的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如果不能跟本國的經濟結構、技術相銜接，就會造成浪費，或降低外資引進的效益，或引起經濟結構的不平衡，或出現畸形的生產和消費結構。

〔3〕國家主權受到削弱的風險。大量引進外資可能削弱國家的政治經濟獨立、主權和國家尊嚴。資本輸出國主要是興旺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它們總是力圖維護現有的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并在資本輸出的同時輸出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或在提供資金時附加政治條件，或對接受資金國的經濟制度，經濟政策和法律提出要求，從而對開展中國家現有的政治經濟體制造成沖擊。這一過程往往還伴有嚴重的政治腐敗現象的發生。

(4)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被破壞的風險。伴隨外國資金流入，興旺國家將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以及其他“夕陽產業〞向開展中國家轉移，特別是一些高污染的產業的向開展中國家的轉移，加重了開展中國家的環境壓力，不利于它們的可持續開展。

〔5〕大量外資在短期內抽逃引發國內金融危機的風險。這也是當前為害最大，最容易轉化為危機的風險。全球化的金融危機是開放經濟面臨的重大風險之一。在90年代中期，外資大量流入拉丁美洲，最終引發了1994年底到1995年初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機。自1989年起，墨西哥開始大規模引進外資，到1994年底，5年中就引進了730億美元。自1993年參加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后，墨西哥又將其貨幣比索與美元掛鉤，自由兌換。這一時期，大量投機性的外資涌入墨西哥，如美國在墨的450億直接投資中，其中有200億美元為證券投機。在美國經濟復蘇、利率上揚之時，這些投資就紛紛流回美國，僅1994年10—12月，就有100多億美元流出。1994年12月1日，墨西哥政府在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又決定將比索貶值15%。種種因素，引起比索匯率在短期內急劇下跌，從而引發12月20日的金融危機。它使美元比照索的匯率從12月21日的1：3.987跌為12月27日的1：5.75，貶值60%。墨西哥的外匯儲藏從1994年初的280億美元降至60多億，到1995年初那么減少到34億美元。有300—350億美元的投資在一周之間就損失了30%，并給拉美各國造成了一次沖擊。

金融危機除了會對開放經濟造成直接損失之外，還隱含一種間接的風險。即遭受金融危機沖擊的國家面臨受制于人的風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等待觀望一段時間之后，提出了經濟援助方案。但是，它的條件是相當苛刻的，是一付名副其實的“苦藥〞——要求受援國“實施緊縮經濟政策〞，“整頓及開放金融市場〞，“貿易自由化〞，“企業監管及架構〞。美國的所作所為引起了眾多不滿。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指責美國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之名，行“經濟殖民主義〞之實。韓國人也認為，美國企圖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操縱韓國經濟。美國還將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歸之為東亞模式的失敗上，借此向亞洲金融危機國輸出“美式經濟自由主義〞，為“美式民主〞和“美式人權〞堂而皇之進入亞洲尋找理論依據。美國利用亞洲國家的困難，迫使它們在苛刻的條件下對內緊縮和對外開放，加強了對未來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軍事、生態環境的左右能力，使之朝向有利于美國全球戰略的方向開展。

現在的開展中國家一般而言都是資金輸入國，但現在也出現了少局部的資金輸出國。而資本的輸出也會有一定的風險。在大量輸出資本的西方興旺國家，大量的資本輸出對本國經濟的消極影響集中表達在典型的“開放病〞上。首先，過量的輸出資本引起寄生性和食利階層和食利者的出現，導致相當一局部資本溢出生產過程而轉化為消費資本被揮霍掉；其次，會使本國經濟開展速度減慢，從而引起相對停滯。大英帝國的沒落跟它的資本過量輸出有關。西方國家在資本輸出方面還要冒其他風險，主要有：政策急劇變化，戰爭和內亂，經濟急劇衰弱，政權更迭，匯率急劇波動，國有化或沒收等

開放經濟面臨的風險還有很多，比方被制裁的可能和現實，全球債務危機的沖擊等等。

開放政治是開放體系中最關鍵的局部，是開放經濟和開放文化的保障。開放政治也不可防止的存在風險。因為開放會給一個國家的平安、政治制度以及國家主權帶來新的問題。

對于平安來說，今天的開放政治的風險主要表達在信息領域。信息是21世紀國家政治、經濟開展的支柱，在今后的信息時代中，恐怖主義活動或戰爭沖突，傳統手段已不是唯一最有效的方法，因為網絡已經消弭了自然疆界的限制，所以直接破壞一個國家的信息系統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經濟體系、軍事指揮系統，能使整個國家經濟癱瘓，抵抗能力喪失，對國家平安的威脅極為嚴重。

雖然，隨著各國信息平安意識的提高，人們創造了許多保障信息平安的措施，但是，所有這些信息平安防護手段，都只是針對上層的應用軟件和網絡的平安。信息平安的另一個方面卻經常被忽略。一些國家以“遠程維護〞為借口，成心在計算機的芯片或操作系統軟件上留下平安漏洞，為其幕后公司或組織留下信息殖民的入口。奔騰III芯片和操作系統就是因為典型的“后門〞問題曾經沸沸揚揚一時。美國政府早在1993年就提出由國家平安局設計一種芯片，安裝在計算機和機上，這種芯片預留了“后門〞，專門供執法機構截收和竊聽。美國政府企圖將這一設計作為國家標準強制執行，由于有礙出口和侵犯隱私權而遭到各界反對。1995年美國政府再次提出將這一芯片設計為軟件，進入操作系統。因此，“后門〞問題絕不是空穴來風，在明里暗里已經成為興旺國家的政府行為。對于芯片主要依靠進口的國家來說，這對一個國家的平安形成了重大威脅。目前中國微機根本上用的都是Intel公司的芯片，這種狀況如果永遠持續下去，等于開門的鑰匙一直在別人手里，將是中國平安的重大隱患。

實行政治開放之后，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受到外界影響的可能性隨之加大，并且可能發生蛻變。在20世紀70—80年代，在世界范圍內出現了一股聲勢浩大的民主化浪潮。由于世界各國開放的程度普遍高于從前，這次民主化浪潮在規模、速度和國家數量上都遠遠超過了前兩次。自拉丁美洲開始，蔓延到亞洲，在80年代末期，原蘇聯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改革中先后實行了民主化政策，但它很快從社會主義民主演變為西方式民主。1989年，從波蘭和匈牙利開始，東歐各國先后進行了西方民主選舉。1991年和1992年，蘇聯和阿爾巴尼亞也先后改變了原有的政治制度，實行了西方式的民主。

在政治開放中，在強權政治繼續存在的國際社會中，處于弱勢政治的國家的主權會受損。在開放的時代中，強權仍然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出來，對廣闊中小國家和開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很大的消極影響。它們通過對開展中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實行直接的或間接的控制；它們通過跨國公司對開展中國家的政治施加影響；它們通過國際組織對開展中國家施加政治和輿論影響；它們甚至以直接的政治干預、軍事威脅和軍事入侵對中小國家進行干預。

隨著國際組織在世界舞臺上地位的提升，參加國際組織已經成為開放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國家開放度重要指數之一。多種因素驅動各國參加了各種國際組織，國際組織對成員國有積極影響自不待言，它的消極作用也不容無視。參與國際組織意味著對國家主權的一定讓渡，它會削弱一個國家對內部事務的決定權和控制力。由于各種全球性的重要的國際組織為西方國家操縱，現行的游戲規那么，未來規那么的制定都控制在它們手中，開展中國家參加其中，必定受到西方興旺世界的理念的沖擊。

開放文化或文化開放也是開放體系中重要的組成局部。在整個開放體系中，文化開放是根底，是靈魂，是紐帶。它是最普遍和相對最容易進行的局部，也是開放過程中最困難和沖突最為鋒利的局部。

文化有核心文化和非核心文化之分。民族外圍文化、科學理性文化的開放，根本上不會帶來不良后果。文化開放的負效應主要表達在核心文化開放上。這局部文化最能反映一個國家和民族文化中的精神面貌和特色的局部。她是歷史長期沉淀的結晶，是民族之魂，是凝結一個民族的精神內核，相比照擬封閉和堅硬，不易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比照它弱的民族文化有很強的吸附力，產生一種“水流效應〞，而比照它強的民族文化又有很強的抗拒力和排斥力。同時，內核文化又是時代演變的產物，在近現代歷史進程中，無一不帶有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

開放文化的風險主要在于，弱勢文化群體中的核心文化對強勢文化產生依附性。開展中國家的民族文化遺產遭到嚴重的掠奪和破壞，民族自我受到西方強勢文化的巨大沖擊，許多民族的文化傳統，不管是優秀的還是落后的，都被西方文化的洪流沖得蕩然無存，在西方民族文化的長期影響下，這些民族的后裔產生了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失去了民族文化之根源。“人權〞越來越成為西方興旺國家進行文化討伐的方便的工具。進入80—90年代，許多開展中國家常常因所謂的人權、民族等問題受到西方國家的指責。例如1995年3月8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西方國家操縱下，通過了譴責伊拉克、伊朗、蘇丹、緬甸和扎伊爾等國侵犯人權的決議。在此之前，西方國家還屢次指責馬來西亞、印度、印度尼西亞、泰國等國雜勞工社會條款上違反人權。而開展中國家在西方強勢文化面前，處于“失語〞狀態。

全球化加大了開放文化的風險，興旺國家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不再赤裸裸地輸出，它們更多地是伴隨資本和技術輸出進行的，這種以經濟利益為誘餌的方式更能夠起到潛移默化地作用。全球網絡的迅猛開展使得世界變得更小，聯系更緊密，它為興旺國家對外傳播價值觀念和文化提供了進一步的便利，開展中國家如果無視保護和發揚本國民族文化，將會造成在文化上也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

開放文化另一個風險是可能受到外來文化糟粕的侵蝕。隨著開放力度的加大，外部的色情、吸毒、酗酒、崇尚暴力、迷信等糟粕文化可能造成文化精神污染。

以上分析了開放經濟、開放政治和開放文化的各自風險，實際上，三者的關系是極其復雜的，很難將它們截然分開。它們引發的風險也會相互影響、相互轉化。人員的相互流動，是說明三者相互滲透、相互聯系的很好例子。人員流動的負效應主要發生在相對不興旺的國家中。首先，移民會造成母國人才短缺，阻礙科技開展。“科學杰出人才中哪怕只是極少數的外流都會削弱科研力量，破壞創造潛力，破壞科學流派的開展和失去科學開展的繼承性〞。其次，人才的流動可能會危及國家平安。比方俄國大量的核專家外流，可能造成核機密外泄，從而不利于國家的戰略部署。第三，人才外流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不僅損失了大量的培養經費，同時喪失了人才大筆預期收益。

二、從風險到危機

開放的風險就是在開放的狀態下，不愿意發生的事件發生的不確定性的客觀表達，即在開放中，由于各種不確定因素的作用，而對開放經濟、開放政治以及開放文化產生不利影響或結果的可能性。風險后果具有兩面性，不一定都產生不利的后果，承受一定的風險可能會帶來巨大的收益。在某種程度上，風險是機遇和挑戰的結合。

任何一種經濟實體，都存在著從風險轉化為危機的可能性，興旺國家也不例外。但風險并不意味著危機，它只是說明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只有當風險在無防范的情況下積累到一定程度，才會而且必然會轉化為危機。從風險到危機還有一段中間距離。而且對于開展中國家來說，由于制度不健全，由于經濟結構就脆弱，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也較弱，因此，風險轉化為危機的可能性遠遠高出于興旺國家。這個意義上說，開展中國家風險到危機的轉化更容易。

當然，隨著全球化的不斷取得進展，風險轉化為危機的系數有所增加。這在開放經濟這一層面表現最為明顯。比擬歐美國家早期和開展中國家現在的開展道路，實際上，都犯過同樣的錯誤，唯一的不同之處在于歐美國家不曾受到龐大的金融資本的威脅，而目前開展中國家卻任憑金融資本的宰割。舉例言之，目前整個泰國股市的總價值僅僅相當德國的鋼鐵公司〔曼里門Manneamann〕的總值；上海、印尼、菲律賓、泰國股市的資金總值不過是100億美元，還不及可口可樂公司的1650億美元的資產。比擬之下，實力比照自是一目了然。如果沒有國際金融資本的攪和，亞洲經濟肯定不至于落到如此下場。

盡管開放經濟的風險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一國在與世界經濟發生聯系的同時也難免要遭受經濟的外部沖擊，也就是說，一國可能受到由國外經濟事件所引發的經濟干擾。〞世界經濟以各種復雜的方式迅猛變化，所以只要是世界經濟的一個組成局部就會經歷難以預料的風險。但是，不管怎樣，危機的爆發并非開放的必然結果，開放的風險是可以控制和引導的。即一個國家的主觀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決定風險能否轉化為危機。開放經濟、開放政治、開放文化各個層面都如此。泰國由于在本國經濟開展過程中積累了眾多問題，非洲以及蘇東各國因為國內準備沒有與開放的要求相適應，它們各自經歷了經濟、政治危機。法國在文化開放中的危機感，警示我們加強文化開放中的風險研究。

為什么金融危機在泰國爆發，為什么同處一地，同樣實行開放經濟的新加坡沒有卷入其中？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選擇性說明開放經濟的風險不等于危機。泰國國內積累的眾多問題最終促發了危機。首先，軟件建設滯后。在某些方面，東南亞國家成了它們自己成功的受害者。它們的學校、政府、銀行管理人員和其它機構對于這樣一些剛剛實現工業化的國家來說已經相當不錯了。但是，當它們吸引更多的外資和與全球化迅速開展的經濟越來越一體化時，這些機構就跟不上了。美國的一位經濟學家戴維·達皮塞說：“它們不能以足夠快的速度更新、提高。〞在教育上，在泰國到達上中學年齡段的學生中只有37%的人入學。由此而帶來的結果是投資越來越少，甚至取消，泰國國內的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在金融體制上，李光耀認為金融危機的其中一個根源是：國民經濟增長很快，但是必要的改革沒有跟上。持類似觀點也不少，“泰國在進入經濟增長時，國家的管理體系仍處在進化開展的初期。〞由于金融體制的〞封閉性〞使得資金流向不明確，造成亂帳壞帳層出不窮。其次，盲目引進外資，債務負擔過重。泰國政府想通過面向海外的金融市場得到健全的產業資金。但是，大肆宣揚“亞洲經濟迅速增長〞的海外投資家使資金大量流入泰國，這出乎政府的意料。雖說經濟增長了，但是，泰國的經濟規模尚未開展到可以全部吸收這些資金的程度，結果剩余的資金轉向了不動產。泰國出現海外資金消化不良的現象，也對泡沫經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第三，政治不穩定。泰國由一些有那么多利益沖突的政黨人士所統治，因此他們無法在危機中采取決定性行動。市場感覺到這些不穩定，于是投資者就撤出了資金。泰國的民主制度還在成長的過程中，金錢卻成了它的主宰力量，腐敗現象比擬嚴重。在這些國家，新聞媒體的自由受到限制。它們難以暴露任人唯親的用人制度，本來可以用來建設公路和工廠或開展教育事業的資金落入了一批腐敗的商人和官僚的腰包中。這些都影響了根底設施建設，阻礙了生產設備的更新，延緩了落后地區的開發，影響了開展的潛力。

同樣是處在開放的環境中，同樣經受開放的風險，但是有的國家和地區擺脫風險演變成危機的厄運，有的國家和地區卻飽受其苦。區別就在于它們有沒有促成風險轉化為危機的條件。泰國和新加坡在金融危機中的不同遭遇是很好的例證。在開放經濟中如此，開放政治也類似。

原蘇聯東歐地區在實行政治開放的過程中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社會經濟政治領域的許多方面發生了倒退。例如，在社會主義時期形成的社會保障、教育、住房、衛生和福利制度被破壞了，保證勞動者的大多數能充分就業的制度沒有了。隨著西方民主化的進程，社會確實更自由，更寬松了，但它也伴隨著廣闊勞動者的貧富化、貧富兩極分化、各種犯罪急劇上升等消極現象。例如，僅在1989—1992年間，按人均收入為平均工資的40%—45%為貧困者計算，東歐各國的貧困者占居民總數的比例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保加利亞從13.8%上升為53.6%，捷克從4.2%上升為25.3%，匈牙利從14.5%上升為19.4%，波蘭從24.7%上升為43.7%，羅馬尼亞從33.9%上升為51.5%，斯洛伐克從5.8%上升為34.1%。在這期間，東歐人民群眾還受到失業、價格和所有制變革、平安環境惡化、子女上學困難、醫療無保障等方面的沉重打擊，社會的道德水平也急劇下降，這迫使〞東歐人民日益貧困〞。

在這種情況下，東歐各國有相當多的居民對西方式的民主化帶來的政治變化的評價都不高。據1994年7月奧地利一家民意測驗機構的調查，在對1989年前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化后的政治制度作評價時，對前者給予較多的肯定，在保加利亞為42%，匈牙利為68%，捷克為28%，波蘭為42%，羅馬尼亞為35%，斯洛伐克為47%，斯洛文倪亞為46%，白俄羅斯為60%，烏克蘭為55%，克羅地亞為13%，而對后者的肯定以次為55%、43%、70%、56%、68%、57%、77%、35%、25%、42%。雖然肯定民主化后的政治制度的人比例大于前者，但是1989年前的政治制度也大多得到了40%—68%的支持，尤其是在匈牙利、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三國，這一支持率更大一些。

在非洲，政治開放給一些國家帶來了裨益，比方津巴布韋、貝寧和幾內亞等國，但是，政治開放給另外一些國家帶來的卻是災難性的后果。民主化的大門開啟之后，在扎伊爾，出現了274個政黨，分別代表國內近250多個部落；在剛果，有40多個政黨出現，大多與部落有關；尼日利亞的政黨史，那么是一部部族間的爭斗史。這些國家都在90年代初發生了武裝流血沖突。索馬里的各部族之間的內戰一度受到聯合國的關注，但是，派出的維和部隊在這個國家紛爭不已的內戰面前束手無策，最后無功而退。在盧旺達，90年代的初非洲的政治大變革加劇了它的內部沖突，在短短的二三年間，僅有600多萬人口的這個非洲小國，就有100多萬胡圖族人死于種族大屠殺中，有200多萬人被迫逃亡成為難民。在民主化之后的非洲，大多數國家依然面臨和民主化之前同樣的反對腐敗、穩定政治、開展經濟等重大問題。原因還是出現在國內，內部的一些問題使開放的風險的負面效應有了可乘之機。在這些國家中，實行民主化的內部條件極差，它們主要使在外部的影響下匆忙走上民主化道路的。極為落后的原始的社會結構，在“民主化〞的形式下，急劇演變為以各種政黨面目出現的部落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政治斗爭、部落沖突和民族殘殺。盲目的照搬西式民主，沒有考慮本國的國情和歷史條件，那么是另一個不利因素。

開放文化的風險也是客觀存在的。在西方世界內部也有矛盾沖突和文化制高點的爭奪，美國文化入侵幾乎成了全歐的問題，其中以法美文化之爭最為鮮明。法國深切的感受到美國影視產品對法國傳統文化的沖擊，因為它們是文化傳統、政治理念、生活模式和生存理念的載體，它們的主導地位可能促成美國控制全球“話語〞權。于是，法國通過立法對美國電影等文化產品進入法國進行了限制。今年6月20日，法國大財團維旺迪(Viendi)集團宣布出資330億美元收購了旗下擁有寶利金音樂公司及好萊塢著名的電影制片公司——環球電影制片公司的加拿大西拉姆公司，組建成了集電影、電視、音樂、互聯網以及電信于一體的集團。這不能不讓人猜想法國人欲在“新興媒體：時代遇制美國人壟斷全球控制權或“話語權〞的潛在用心。

在文化開放的過程中，一旦缺乏正確的引導，甚至會危害國家的穩定和開展。改革開放之后，西方的各種思潮開始涌入我國國內，在當時社會主義建設遭受重大挫折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下，學習西方的先進的文明成果被一局部人變成了否認社會主義的一切成果和全盤西化。這直接引發了我國社會的幾次動亂。在對外開放中滋長的高消費文化、色情文化和粗俗文化那么對中國產生了消極影響。

綜上所述，開放的風險不等于開放的危機，它之所以在某些時期、某些地區和國家最后演變成危機，是因為風險的負效應起作用的土壤滋生了。如果，能夠有效地阻止這些土壤的形成，那么開放的風險就沒有“流害與世〞的可能了，至少，可以將風險的危害減少到可承受的水平。因此，開放的風險是可控的。

三、風險的防范和化解

不開放，自絕于世界之外是不現實。但是，開放具有負效應，會帶來風險。那么對開放的風險應該持什么樣的態度呢？顯然，躲避不是上策。一個國家如果總是患得患失，為了單純的防止風險而采取相當保守的開放政策，那么它將喪失眾多機遇。“一分風險，一分收益〞，“高風險，高收益〞包含一定的真知成分。“如果它們〔金融公司——引者注〕能夠發現風險，控制風險，并為風險正確定價，它們就將是贏家。如果它們躲避風險，或發現風險后卻被風險所控制，那么它們將失敗。〞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它事關整個國度人民的福祉，應該采取更審慎的做法，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國家就是一個龐大的現代企業，它對待開放的風險的態度可以借鑒上述說法。對待風險的正確態度是去了解、控制和挑戰風險。

防范和化解風險的前提是了解和評估風險。風險大致可分為三大類：未知的和難以測定的風險；的但仍難以測定的風險；的并可以測定的風險。可見認知風險具有很大的難度，因此必須建立相應的機構，加強研究。集中作好如下工作：獲取盡可能多的有關風險的信息；對獲取的信息作出盡可能詳盡的價值評價；利用對信息的評價制定足夠的行動選擇方案。隨著中國深深卷入相互依賴的國際社會，加強國家風險的研究日益必要。在西方各國，對國家風險的研究早已深入展開。在美國有“國家風險聯合委員會〞，在日本有“國家金融情報中心〞，在歐洲，英國出口信用保證局、德國聯邦銀行每年都對各國國家風險作出評估。目前，國際上最著名的國家風險評價體系是“歐洲貨幣國家風險方法〞。這些都值得我們借鑒和吸收。

對開放的風險的防范，最根本的在于控制開放的“度〞，借以防止不必要的風險。開放不是目的，只是走向現代化、實現國強民福的必經之途。因此開放要循序漸進，不能為了開放而開放。即使在世界各國聯系日益密切的開放時代和開放世界中，在開放趨勢越來越明顯的情況下，某種程度的封閉也仍然是必要的。因為開放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全從封閉轉向開放。對相對落后的國家來說，更是如此。適當的封閉，逐步的開放，作為一種維護社會穩定，防止社會因外部因素的猛烈沖擊而造成大的社會震蕩的手段，具有積極意義。沒有這樣的一種適度的封閉，開放就不能順利進行。即使是高度開放的西方國家，也存在某種程度的封閉。例如，日本的大米市場并不是完全放開的。日本政府長期堅持40%的大米應由日本自己生產和供給的方針，這實際上也意味著局部封閉大米市場。開放的“度〞還要求一個國家平衡對外依存和對外影響的關系，一個國家如果對外依存度很高，而本國卻沒有相應地擁有影響它國的權力資源，那么就會依附于國際社會，于本國不利。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1997年能抵御東亞金融危機的沖擊，在某種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國人民幣不能全部自由兌換，中國股市沒有對外開放等。按傳統的外貿依存度看，中國2000年的總產值將到達86000億人民幣，而貿易總量已經達4000億美元〔按匯率計等于33080億人民幣〕，對外依存度達38。46%。可以預計，中國入世后，這一比率會進一步上升，那么中國這樣一個開展中大國，有沒有一個臨近預警線的度？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依存度高的未必出現問題，而依存度低的未必就好。關鍵在于傳統的外貿依存度有很大的缺陷，不能真實地反映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的程度。有些學者提出用出口依存度較好，按此中國的依存度就只有20%左右；本人認為應該建立新的開放度的評估體系，其中應包括綜合因素如國家的人口，面積，資源等，包括人均產值與總產值與對外開放的關系，一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總量的之比與開放的關系，一國經濟結構與世界經濟聯系的程度；一國經濟分工參與世界分工的程度等；還應有政治開放文化開放的指標體系。但這是一個很復雜的系統的工程。

抵御風險的最好盾牌是健康的本國經濟。經驗說明，一個國家經濟形勢越健康，它被全球性危機“傳染〞的可能性就越小。新加坡與東南亞金融危機擦肩而過的事實又一次證實了這一點。在新加坡，貪污少得微缺乏道，它的銀行說一不二，絕對不從事那種“朋黨資本主義〞，即從來不借錢給有影響力的朋友和政治家。當泰國和印尼人在大肆揮霍的時候，新加坡卻在積累外匯儲藏。高達750億美元的外匯儲藏，使它安然度過了所有的經濟滑坡。新加坡傾心建設的使得國家得以運作的根本系統：海港、機場、公路、公共住房、公共平安和保健等，防止了泡沫經濟的威脅。最終，新加坡以效率克服了區域危機。在這過程中，健全的經濟和法律制度就是最好的抵御工具。而泰國等國的經濟卻存在著嚴重的投資膨脹，房地產開發過熱，金融機構不良資產過高，商品積壓，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問題，這是導致泰國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外資的炒作只是直接原因。

防止開放中的某個優勢領域帶來的負面影響，是一個國家在開放時必須注意的另一個問題。開放的政治經濟文化是相互影響的，但是一個國家在開放的過程中，很難實現開放經濟、開放政治和開放文化同步進行、協調開展。更多的情況是其中一個方面獲得長足進展，而其他方面卻裹足不前。取得了較好成績的開放領域，在一定時期內會掩蓋其他領域的問題，降低人們對那些領域的關注，從而延緩那些領域的開展，直至那些領域爆發危機。在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政治開放那么相對落后。在短期內，經濟上的繁榮緩解了政治改革的壓力甚至使它遠離了人們的視線，但是，長此以往，對國家的現代化是不利的。在這個意義上說，經濟開放的成就可能會帶來負效應。

循序漸進的主動開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范風險。開放是一種時代潮流，不開放就難以立足于國際社會。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和地區也許能夠自我封閉與世界之外，但是，永遠不開放是不現實的。一旦迫于內外壓力，不得不翻開國門〔在這種情況下，一般都會采取比擬激進的開放步驟〕，本國受到的沖擊將是極其巨大，風險系數會隨之上升。而主動的漸進開放，由于準備的時間比擬多，緩沖期比擬長，能夠有效的減少國界內外的落差，從而有效的減弱外部沖擊力。

開放必須與改革結合。厲以寧以亞洲金融危機的例子對此作出了很好的說明。他認為，不改革的開放就會帶來問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亞洲金融風暴對東南亞的影響。東南亞國家受了金融深化理論等等的影響，這方面確實是開放了，但它原有的體制沒有改，舊的金融體制沒有變，官商結合的體制沒有改掉，結果那些國家陷入金融危機。這說明不改革就容易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只有改革以后才能增強抵抗力。所以，我們必須把改革開放兩者結合起來。

防范和化解風險的最低標準是確定風險收益線，保證風險不至于突破臨界線轉化為危機。在開放經濟上，確保開放所得大于開放所失，經濟開放帶來的負效應帶來的政治后果保持在可控范圍內；在開放政治上，推動社會民主進步，確保社會穩定，政局不出現大動亂；在開放文化上，吸收外來優秀文明成果的同時，民族核心文化不被外來文化沖擊。

以上是風險防范和化解的原那么建議，下面提出一些具體措施。

1在國際市場上，保證進出口市場的多元化，實現風險的分散化。對中國而言，就是要在對外貿易實現中美，中日，中俄，中歐，中國東亞國家等的貿易大體平衡，防止過分集中于某一雙邊貿易上；所以，當前中國提高中俄貿易，中韓貿易，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水平極為重要；

2當務之急是是建立戰略物資的儲藏制度和風險采購制度。國際貿易活動中，對糧食和石油等重要戰略物資要特別關注，因為它們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國家的獨立自主。

民以食為天，任何國家都應該盡可能的增加糧食供給的穩定性。中國從90年代起已經每年進口糧食達2000千萬噸左右；建立合理的糧食儲藏制度很有必要。對此類生物資源，還可以通過提高生產過程的科技含量，實現增產來防范風險。

當前的石油漲價提出了建立這一制度的迫切性。石油從1970年的每桶1—2美元，到1973年的每桶10美元，1978年的每桶34美元，1998年的每桶10美元，再到2000年每桶30美元，它的大漲價，曾引發了兩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現在又引起了人們對世界經濟前景的擔憂；石油是一種高度敏感的戰略物資，一方面它的價格對世界各國的經濟利益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它的價格不僅受到國際大資本操縱，而且還受到非經濟的政治、軍事因素的左右。石油是工業的血液，任何一個開放經濟體系都會受到世界石油供求關系的影響。因此，任何一個石油消耗大國都必須盡可能的保證本國石油供給相對穩定。中國已經從過去的出口國變為進口石油國，每年進口石油在3000—4000千萬噸，油價的漲跌對我國經濟和人民生活影響很大；所以從現在起必須在進口石油方面進行戰略謀劃。

建立進口石油的風險采購制度〔屏障〕是防范石油風險一個很好的思路。風險采購屏障的根本運作方式是：國家從每年石油進口總量中劃出一定的比例，由專門在國際市場上從事風險運作的大型國際貿易公司通過風險采購的方式組織進口；一方面用油企業按規定比例以固定的價格向這些公司長期定貨；另一方面，這些公司通過在國際石油市場上“高拋低吸〞、從事期貨“套期保值〞、和國際石油壟斷資本建立戰略聯盟、收購和投資海外資源產地以及其他投機運作方式博取差價和獲得風險收益。建立這種制度對國家經濟開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能夠維護國家經濟平安，可以消除或減弱國際石油供求波動對本國經濟開展的沖擊，能夠防止特定條件下政治軍事沖突的發生，可以加強本國在世界能源供給中的地位。

推行海外開放戰略是一個選擇，它可以提高能源的穩定供給程度，還能延緩本國石油蘊藏量的過早衰竭，以供非常時期急用。中國在90年代已經采取該項措施，在南美和中亞等地開始正式開發油田。對于戰略資源，還應該著眼于技術創新，提高生產和利用效率，開展替代物資來降低對之的依賴性。

3在外資方面的風險防范機制就是嚴格把握引進外資的幾個警戒線指標：

一是一國外債的總規模一般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20%；〔中國1999年底的外債總額為1520億，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的15。2%，還在正常線以下〕

二是外債中的短期外債一般不超過一國外匯儲藏，兩者之比不超過100%；中國短期外債為151億美元，相當于中國外匯總額的10%左右〕

三是中長期外債還本付息額與經常工程下的外匯收入之比一股不超過20%〔中國每年還本付息總額約在200億美元左右，占中國外匯收入1580億美元的12。6%〕；

四是總外債與經常工程下的外匯收入之比不超過100%〔中國二者之比約為96%〕；

五是短期外債與中長期外債之比不超過20%〔中國中長期外債為1366。5億美元，二者之比為11。9%〕

六是外資引進和外匯儲藏的幣種要有合理的比率，防止外國際外匯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最好在美元，歐元與日元之間有一個大體平衡的比例。如日本政府在80年代初借給中國地三次對華優惠貸款按當時的1美元兌168日元計只有100億美元，而按1995年2月1美元兌100日元計就上升到168億美元，按1995年4月1美元兌80日元計就進一步上升到210億美元；

七是嚴格中外合作中外方非現金因素和中方非現金因素的評估機制，防止外方在機械設備方面以次充好，低價高報和中方資產低估等現象引進的國有資產流失；

八是建立對外資的投資導向機制，使流入的外資在根底產業，農業，效勞業方面的結構有所平衡，防止外資流向集中導致結構畸形引發經濟危機；

九是在國內金融市場逐步對外資開放的情況下，建立和加強對國際投機機構的監管機制，密切注意主要的國際投機金融機構的動向，防止它們操縱國內金融市場走向；

——國際合作。全球化時代的危機是遍布全球的危機，它具有很強的“傳染效應〞。憑借一國的力量抵御危機的作用相當有限。積極參與國際合作、參加國際組織才能更好的起到抵御風險的效果。在一個強有力的國際組織中，成員國不僅可以實現經驗交流、信息共享，還可以得到資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從而增強自身化解危機的能力。

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許多有識之士提出了建立亞洲區域金融組織的主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康蘇德在談到這次危機時指出，東南亞國家需要加強地區監督，以消除目前的經濟危機。他認為，建立一個使各國能鼓勵彼此實行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機制是必要的。菲律賓總統拉莫斯也主張建立一個東盟或亞洲貨幣機構，以使大局部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從中得到一些幫助。

化解開放的風險需要國際合作逐漸成為一種世界范圍內的共識。1997年8月，在世界旅游組織的主持下，64個國家的代表在馬尼拉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了旅游方面存在的諸如環境惡化、吸毒販毒、性旅游、剝削兒童和犯罪等問題，出席會議的專家一致認為應當制訂和通過一部關于旅游方面的世界倫理法。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國際合作化解風險的實踐將會越來越多。

2、開放政治

——樹立全球觀念。以“世界的一員〞這樣的胸懷對待開放，既要借鑒各國的先進體制，借以提高自身的執政水平和領導藝術，又要防止國內問題演變為國際問題，防止給國外勢力以干預的藉口。西方新干預主義的興起，增加了關注后者的緊迫性。

——主動開放、主動改革。同其他開放一樣，政治開放的一個題中之議是政治改革與政治現代化，但是，后進國家往往容易由此引發危機。因為，后進國家的政治現代化〔１〕進行的相比照擬晚，缺乏內部的現代化自我生成因素，容易造成無所適從和混亂；〔２〕進行的社會發動速度快，而制度化相對低、慢，兩者容易爆發沖突；〔３〕在改革的過程中，政治控制力下降；〔４〕異質社會觀念與政治意識的移入與派生，造成信仰與心理失衡。

如果改革、開放是被動進行的，那么這些因素的破壞性就會更加明顯。所以，防止危機的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