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賢賦能：紹興市柯橋區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實踐與探索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1.1.1研究背景鄉村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單元，其治理成效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穩定與發展。從宏觀層面來看，鄉村治理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基石，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環。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鄉村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革，大量鄉村精英外流，農村“空心化”現象日益突出，傳統鄉村治理模式面臨諸多挑戰，如治理主體單一、治理資源匱乏、村民參與度不高等問題，難以適應新時代鄉村發展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新鄉賢作為一支新興力量逐漸走入鄉村治理的視野。浙江，作為經濟發達且文化底蘊深厚的省份，在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方面進行了諸多積極探索與實踐，并取得了顯著成效。浙江地區的新鄉賢憑借其自身的經濟實力、社會資源、文化素養和鄉土情懷，為鄉村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推動鄉村經濟發展、促進鄉村文化繁榮、化解鄉村矛盾糾紛等方面發揮了獨特作用。紹興市柯橋區作為浙江鄉村治理的典型代表區域，在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實踐中成績斐然。柯橋區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鄉賢文化底蘊深厚，為新鄉賢的成長和發展提供了肥沃土壤。近年來，柯橋區積極搭建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平臺，如成立鄉賢參事會等組織，吸引了眾多本土精英、外出精英以及外來精英投身鄉村建設。這些新鄉賢在鄉村產業發展、公共事務決策、文化傳承與創新等領域深度參與，有力地推動了柯橋區鄉村治理水平的提升，促進了鄉村的和諧穩定與繁榮發展，其成功經驗具有很強的示范和借鑒價值。1.1.2研究意義從理論層面而言，本研究有助于豐富和拓展鄉村治理理論體系。當前，雖然學界對鄉村治理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對于新鄉賢這一新興治理主體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機制、參與模式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通過對紹興市柯橋區的實證研究，深入剖析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內在邏輯和實踐路徑，能夠為鄉村治理理論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實證依據，進一步完善鄉村治理的多元主體理論，推動鄉村治理理論的創新與發展。在實踐方面，本研究對柯橋區乃至其他地區的鄉村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借鑒意義。對于柯橋區來說，研究可以系統總結其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成功經驗與存在問題，為政府部門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鄉村治理政策提供參考，有助于進一步優化鄉賢參與機制，更好地發揮新鄉賢的作用，提升鄉村治理效能，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實施。對于其他地區而言，柯橋區的實踐經驗能夠為其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模式和范例，在探索適合本地的鄉村治理路徑時，可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借鑒柯橋區在新鄉賢培育、組織建設、作用發揮等方面的有益做法，吸引和引導更多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激發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促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2國內外研究現狀1.2.1國外研究現狀在國外，與我國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相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區治理和鄉村發展領域，涉及到精英參與、社會資本與鄉村治理關系等方面。西方學者對社區精英在社區發展中的作用研究較早。如美國學者亨特在對亞特蘭大市的研究中，提出了“社區權力結構”理論，指出社區中存在著少數具有影響力的精英群體，他們在社區事務決策、資源分配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左右著社區的發展方向。這一理論為理解鄉村治理中的精英角色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盡管西方的社區與我國鄉村在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上存在差異，但其中關于精英影響力的觀點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暗示了在鄉村治理中，具有一定能力和資源的群體可能對鄉村事務產生重要影響。在社會資本理論方面，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提出社會資本是一種通過關系網絡獲得的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體。美國學者普特南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強調社會資本中的信任、規范和網絡等要素對社區治理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鄉村治理情境下，這些理論認為鄉村中的社會關系網絡、信任機制等社會資本因素，能夠促進村民之間的合作，降低治理成本，提高鄉村治理效率。如在一些歐洲國家的鄉村發展中，村民之間緊密的社會聯系和信任，使得他們能夠自發組織起來開展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活動等，共同推動鄉村發展。這與我國鄉賢參與鄉村治理中利用鄉賢的社會關系網絡和威望，促進鄉村社會合作與發展有相似之處。此外，國外關于鄉村治理的研究還涉及到多元主體參與。如在日本的町村治理中，除了政府主導外，當地的農業協同組合、民間公益組織以及具有威望的鄉村領袖等都積極參與到鄉村事務中。這些主體在鄉村經濟發展、公共服務提供、文化傳承等方面各自發揮作用，形成了多元共治的局面。這種多元主體參與鄉村治理的模式，與我國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推動鄉村治理主體多元化的實踐相呼應，為我國研究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提供了國際視野的參考。1.2.2國內研究現狀國內學界對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研究近年來成果豐碩，主要圍繞鄉賢的概念界定、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作用、模式、困境及對策等方面展開。在鄉賢概念界定上，學者們普遍認為新鄉賢是傳統鄉賢在新時代的傳承與發展，但具體內涵存在一定差異。有學者指出新鄉賢是有資財、知識、道德、情懷，能影響基層鄉村政治、經濟、社會、生態并有意愿作出貢獻的賢能人士；也有從治理角度出發，將新鄉賢界定為憑借在政策網絡、人才智力、社會資本、社會影響力等方面擁有的某種優勢，在鄉村公共治理過程中能夠發揮特有作用并受到村民尊重和認可的社會群體。總體而言，新鄉賢涵蓋了本土精英、外出精英和外來精英，他們具有品德、才學、財富等優勢，且心系鄉土，愿意為鄉村發展貢獻力量。關于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作用，眾多研究表明鄉賢在推動鄉村經濟發展、促進鄉村文化繁榮、提升鄉村治理效能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經濟發展方面，鄉賢憑借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商業資源，回鄉投資興業，引進新技術、新項目，帶動鄉村產業升級，促進農民增收。例如浙江紹興一些鄉賢投資建設特色農業產業基地，發展農產品深加工，拓展了農產品銷售渠道，提高了農業附加值。在文化領域，鄉賢致力于傳承和弘揚鄉村優秀傳統文化，挖掘鄉土文化資源，推動鄉村文化建設。他們參與修繕古跡、整理族譜、傳承民間技藝等活動，增強了村民的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在鄉村治理效能提升上，鄉賢利用其威望和公信力，參與調解鄉村矛盾糾紛，協助制定村規民約，推動鄉村民主協商，促進鄉村社會和諧穩定。在參與模式研究中，各地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探索出了多種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模式。如浙江桐鄉的“鄉賢+三治融合”模式，通過鄉賢參事會等組織形式，將鄉賢納入鄉村治理體系，與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鄉村治理范式。鄉賢在其中發揮著橋梁紐帶作用，溝通政府與村民，參與公共事務決策，促進鄉村治理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還有一些地區建立了鄉賢工作室、鄉賢理事會等平臺，為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提供組織保障，明確鄉賢的職責和參與途徑，使其在鄉村治理中發揮更加規范和有效的作用。然而，鄉賢參與鄉村治理也面臨一些困境。有學者指出，鄉賢參與可能存在信息與利益不對稱導致的代理失靈問題，即鄉賢在代表村民利益參與治理時，由于信息獲取不充分或自身利益考量，無法完全實現村民的期望。同時，新鄉賢治村還存在自主與體制邊界模糊與沖突、參與訴求與結果反差、文化服務層面的供需矛盾等問題。在一些地方，鄉賢組織與村兩委的職責劃分不夠清晰，容易產生權力沖突；鄉賢的參與熱情高，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和資源支持，其參與效果可能不盡如人意；在文化服務方面，鄉賢提供的文化活動與村民的實際需求存在差距，導致文化服務的供需失衡。針對這些困境，學者們提出了一系列對策建議。在制度建設方面，要完善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規范，明確鄉賢的權利和義務，保障其合法權益，規范其參與行為。加強鄉賢組織與村兩委等基層組織的協作機制建設，明確各自職責，避免權力沖突，形成治理合力。在資源支持上，政府應加大對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扶持力度，提供必要的資金、技術等資源，為鄉賢開展工作創造良好條件。同時，注重培育鄉賢文化，提高村民對鄉賢的認可度和信任度，營造良好的鄉賢參與氛圍。1.2.3研究評述國內外研究為理解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和實踐經驗借鑒，但仍存在一定不足。國外研究雖在社區精英、社會資本等方面有深入探討，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社會制度的差異，其研究成果不能完全適用于我國鄉村治理實踐，在鄉賢這一具有中國特色概念的研究上存在缺失。國內研究雖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在研究深度和廣度上仍有拓展空間。現有研究多集中在對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現象描述和作用分析，對其內在作用機制的研究不夠深入，未能充分揭示鄉賢如何通過具體的行為和方式影響鄉村治理的各個環節。在研究視角上，多從單一學科角度出發，缺乏跨學科的綜合研究，難以全面、系統地分析鄉賢參與鄉村治理這一復雜的社會現象。此外，針對不同地區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差異化研究相對較少，未能充分考慮到我國地域廣闊，不同地區鄉村在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傳統、社會結構等方面的差異對鄉賢參與模式和效果的影響。本研究的創新性在于聚焦浙江紹興市柯橋區這一典型地區，深入挖掘其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獨特經驗和模式，通過實地調研獲取一手資料，運用多學科理論進行綜合分析，彌補現有研究在深度、廣度和針對性上的不足。從制度與生活、社會資本等多視角剖析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作用機制，探索鄉賢與鄉村社會、基層政府之間的互動關系，為豐富和完善鄉村治理理論體系提供新的實證依據和理論視角。同時，針對柯橋區實際情況提出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對策建議，為其他地區提供更具借鑒價值的實踐范例。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1.3.1研究方法文獻研究法：廣泛收集國內外關于鄉村治理、鄉賢文化以及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等方面的學術文獻、政策文件、研究報告等資料。通過對這些文獻的梳理和分析，了解已有研究的成果、不足以及研究趨勢，為本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思路。例如，通過研讀國內關于鄉賢概念界定、參與鄉村治理作用和模式等方面的文獻，明確了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研究方向；參考國外社區治理和鄉村發展相關文獻，借鑒其中關于精英參與和社會資本理論，拓寬研究視野。案例分析法：聚焦紹興市柯橋區，深入研究其在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方面的具體實踐案例。如對柯橋區棠二村“村長茶室”這一基層民主自治新模式的案例分析，詳細了解其如何通過該平臺處理村民意見建議，實現基層民主自治，解決鄉村治理中的實際問題；分析夏履鎮雙葉村發揮基層黨組織作用，盤活閑置農房與傳統文化傳承、保護相結合的案例，探究新鄉賢在其中的參與方式和發揮的作用，總結成功經驗和存在問題，為其他地區提供可借鑒的范例。實地調研法：深入柯橋區多個鄉村，通過訪談、問卷調查等方式，與當地政府官員、村兩委干部、新鄉賢以及村民進行面對面交流。訪談當地政府官員，了解政府在推動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方面的政策制定和實施情況；與村兩委干部交流，掌握新鄉賢組織與村兩委的協作情況以及在鄉村治理中遇到的問題；與新鄉賢訪談，了解他們參與鄉村治理的動機、方式和成效；向村民發放問卷，收集村民對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看法和滿意度等信息。通過實地調研，獲取一手資料，深入了解柯橋區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實際情況，增強研究的真實性和可靠性。1.3.2創新點多維度案例分析：區別于以往對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寬泛研究，本研究深入紹興市柯橋區，從經濟發展、文化建設、社會治理等多個維度選取典型案例進行細致剖析。在經濟發展維度，分析鄉賢投資興業帶動鄉村產業升級的案例；在文化建設維度，研究鄉賢傳承和弘揚鄉村優秀傳統文化的實踐；在社會治理維度，探討鄉賢參與調解矛盾糾紛、協助制定村規民約等案例。通過多維度案例分析，全面展現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多元作用和參與模式，為鄉村治理研究提供更豐富、更全面的實證依據。結合實地調研數據：將實地調研獲取的數據與案例分析相結合，增強研究的說服力。通過問卷調查收集村民對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認知度、滿意度等數據，運用數據分析方法，量化評估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效果。例如，通過統計問卷數據，得出村民對鄉賢在促進鄉村經濟發展、改善鄉村文化氛圍等方面作用的認可度，使研究結論更具科學性和可信度，為進一步優化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機制提供數據支持。深入剖析參與機制：運用制度與生活、社會資本等多視角，深入剖析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內在機制。從制度與生活視角，分析新鄉賢如何在正式制度與日常生活的互動中發揮作用，促進鄉村公共事務的治理；基于社會資本理論，探究新鄉賢的社會關系網絡、信任機制等如何影響鄉村治理效能，揭示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深層次邏輯，彌補現有研究在作用機制分析上的不足，為完善鄉村治理理論體系提供新的視角和理論支撐。二、概念界定與理論基礎2.1新鄉賢的概念與特征2.1.1新鄉賢的概念新鄉賢是在新時代背景下，對傳統鄉賢概念的傳承與創新。傳統鄉賢主要指在鄉土社會中，憑借自身品德、才學、威望等在鄉村治理和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本土精英，多為科舉致仕還鄉或在當地德高望重的人士。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結構和經濟形態發生巨大變化，鄉村發展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新鄉賢應運而生。目前學界對于新鄉賢的定義尚未形成統一標準，但普遍認為新鄉賢是心系鄉土、有公益心的社會賢達，涵蓋了更為廣泛的群體。從身份構成上看，新鄉賢包括本鄉本土成長起來，在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取得一定成就后回饋鄉里的本土精英；因求學、工作等原因離開家鄉，卻始終關注家鄉發展，利用自身資源和優勢為家鄉建設出謀劃策、投資興業的外出精英；以及雖非本地籍貫，但長期在鄉村工作、生活，憑借專業知識、技能或高尚品德贏得村民認可，積極參與鄉村事務的外來精英。例如在紹興市柯橋區，一些從本地走出的企業家，致富后回鄉投資建設特色產業園區，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他們屬于外出精英型新鄉賢；而部分退休教師選擇留鄉，投身鄉村文化教育事業，發揮余熱，成為本土精英型新鄉賢的典型代表；還有一些外來的農業技術專家，扎根鄉村，為農民傳授先進種植技術，助力農業產業升級，屬于外來精英型新鄉賢。新鄉賢不僅具備傳統鄉賢的鄉土情懷、道德品行等特質，更融入了現代社會的新理念、新知識和新技能。他們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自身的言行垂范鄉里，成為鄉村文明建設的引領者；同時，憑借豐富的知識儲備和廣闊的視野，為鄉村發展引入新的理念和思路，推動鄉村產業創新、文化傳承與發展以及公共事務治理等方面的進步。2.1.2新鄉賢的特征道德示范：新鄉賢通常具有較高的道德素養和社會責任感，秉持著誠實守信、尊老愛幼、團結互助等傳統美德，在鄉村社會中以身作則，成為村民道德行為的楷模。他們積極參與鄉村精神文明建設，通過言傳身教，弘揚正能量，引導村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促進鄉村良好風氣的形成。在柯橋區的一些鄉村，新鄉賢帶頭參與道德模范評選活動，分享自己的善行義舉，激勵更多村民向上向善。例如，某鄉賢多年來堅持照顧村里的孤寡老人，關心他們的生活起居，在他的帶動下，村里形成了關愛老人的良好氛圍，鄰里關系更加和諧。資源豐富：無論是經濟資源、人脈資源還是知識技術資源，新鄉賢都具備一定優勢。經濟能人為鄉村帶來資金支持，投資興辦企業，發展特色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增加村民收入。人脈廣泛的鄉賢可以為鄉村發展牽線搭橋，引進外部資源，促進鄉村與外界的交流合作。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術的鄉賢，如農業專家、科技人才等，能夠為鄉村產業發展提供技術指導和智力支持，推動農業現代化和鄉村科技進步。在柯橋區王壇鎮，一位鄉賢利用自己的商業人脈，成功引入一家大型農產品加工企業，不僅解決了當地農產品銷售難題，還帶動了周邊村民就業，促進了鄉村經濟發展。鄉土情懷：新鄉賢對家鄉有著深厚的情感和歸屬感，心系鄉村發展，愿意為鄉村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這種鄉土情懷是他們參與鄉村治理的內在動力，使他們在鄉村面臨發展困境時，挺身而出，積極尋求解決辦法。即使長期在外，他們也時刻關注家鄉動態，通過各種方式支持家鄉建設，如捐款捐物、提供信息、參與鄉村規劃等。在柯橋區漓渚鎮，許多外出鄉賢雖然常年在外地經商，但每年都會回鄉參加鄉賢座談會，為家鄉的發展建言獻策，并出資支持家鄉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活動。治理參與：新鄉賢憑借自身的威望和能力，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治理。他們參與鄉村事務決策，為村兩委提供合理建議，推動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在鄉村矛盾糾紛調解中發揮重要作用，利用自身的公信力和人際關系，化解村民之間的矛盾，維護鄉村社會穩定；協助制定和執行村規民約，引導村民自覺遵守規章制度，促進鄉村自治的有效實施。在柯橋區平水鎮的一些村莊，鄉賢參事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鄉村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如村莊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規劃等，鄉賢們充分發表意見，為鄉村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2.2鄉村治理的內涵與目標鄉村治理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涵蓋了鄉村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多個方面，是對鄉村各種事務進行有效管理和協調的過程，旨在實現鄉村的善治和可持續發展。從經濟層面看，鄉村治理涉及農村產業發展、資源配置與經濟結構調整等內容。一方面，要推動農村產業的多元化發展，培育和壯大特色農業、農產品加工業、鄉村旅游業等產業，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提高農業產業附加值，增加農民收入。例如，鼓勵農民發展生態種植、養殖，打造綠色農產品品牌，通過電商平臺拓展銷售渠道，實現農產品的增值。另一方面，合理配置土地、資金、勞動力等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解決農村經濟發展中資源短缺和浪費的問題。優化農村金融服務，加大對農業產業的信貸支持，引導社會資本投入鄉村產業，為鄉村經濟發展提供資金保障。在政治方面，鄉村治理強調鄉村基層組織建設、民主制度的完善以及權力的規范運行。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是關鍵，黨組織要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引領鄉村治理的方向，凝聚各方力量參與鄉村建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保障村民的民主權利，讓村民能夠真正參與到鄉村事務的決策、管理和監督中。通過建立健全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等民主議事機制，充分聽取村民意見，使決策更加符合村民意愿和鄉村發展實際。規范鄉村權力運行，明確村兩委、村民自治組織等的職責權限，防止權力濫用，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制約，確保鄉村治理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文化層面的鄉村治理注重鄉村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文明鄉風的培育。鄉村文化是鄉村的靈魂，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記憶和民俗風情。保護和傳承鄉村優秀傳統文化，如傳統手工藝、民俗活動、歷史建筑等，能夠增強村民的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挖掘和整理鄉村的文化資源，將其轉化為文化產業，促進鄉村文化的繁榮發展。同時，培育文明鄉風，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尊老愛幼、鄰里互助、誠實守信等傳統美德，抵制封建迷信、鋪張浪費等不良風氣，提升鄉村社會的文明程度。社會領域的鄉村治理關注鄉村社會秩序的維護、公共服務的供給以及社會矛盾的化解。維護鄉村社會秩序，保障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是鄉村治理的基本任務。加強鄉村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提高鄉村治安管理水平。優化鄉村公共服務供給，加大對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縮小城鄉公共服務差距。建立健全鄉村矛盾糾紛調解機制，及時化解村民之間的矛盾糾紛，如土地糾紛、鄰里糾紛等，維護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生態維度的鄉村治理聚焦于鄉村生態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鄉村擁有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陣地。加強鄉村生態環境保護，嚴格控制農業面源污染，推進農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保護鄉村的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態系統。推動鄉村綠色發展，發展生態農業、綠色產業，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良性互動。例如，推廣生態循環農業模式，減少化肥、農藥的使用，實現農業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鄉村治理的目標是實現鄉村善治，構建和諧有序、充滿活力的鄉村社會。具體來說，一是要實現鄉村社會秩序的穩定，通過有效的治理手段，解決鄉村社會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營造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讓村民能夠安居樂業。二是促進鄉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實現鄉村經濟的繁榮。三是提升鄉村社會的文明程度，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豐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強鄉村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四是實現鄉村生態環境的良好保護，打造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讓鄉村成為人們向往的家園。通過實現這些目標，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奠定堅實基礎。2.3理論基礎2.3.1治理理論治理理論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是對傳統統治理論的反思與超越。傳統統治理論強調政府的單一權威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治理理論則主張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公共事務管理，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等方式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其核心觀點包括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權力運行的多向度以及合作網絡的構建。在鄉村治理中，治理理論為理解新鄉賢參與提供了重要視角。傳統鄉村治理主要依賴政府和村兩委，治理主體相對單一。隨著鄉村社會的發展，新鄉賢作為新興力量參與到鄉村治理中，打破了原有的單一治理格局，形成了政府、村兩委、新鄉賢、村民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模式。新鄉賢憑借自身的資源、威望和能力，在鄉村公共事務決策、矛盾調解、文化建設等方面發揮著獨特作用，與其他治理主體相互協作、相互補充。例如在紹興市柯橋區的一些鄉村，在制定村莊發展規劃時，政府、村兩委與新鄉賢共同協商，充分聽取各方意見，新鄉賢利用其廣闊的視野和豐富的經驗，為規劃提供新思路和新建議，使規劃更具科學性和可行性，實現了鄉村治理中權力的多向度運行，促進了鄉村治理合作網絡的構建，提升了鄉村治理效能。2.3.2社會資本理論社會資本理論由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提出，后經科爾曼、普特南等學者進一步發展。該理論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通過社會關系網絡獲得的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體，包括信任、規范和社會網絡等要素。社會資本能夠促進個體之間的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會效率，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鄉村社會中，社會資本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內在機制。新鄉賢在鄉村擁有廣泛的社會關系網絡，這種網絡基于鄉土人情和長期的生活積累，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緊密性。他們與村民之間存在著深厚的信任關系，這種信任使得村民愿意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積極參與到由新鄉賢倡導或組織的鄉村建設活動中。例如在柯橋區一些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新鄉賢憑借其與村民的信任關系，能夠順利動員村民參與項目建設，協調各方利益，確保項目的順利推進。同時，新鄉賢所秉持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如誠實守信、樂善好施等，在鄉村社會中起到了示范引領作用，促進了鄉村良好規范的形成和傳承，增強了鄉村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為鄉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社會資本基礎。2.3.3公共參與理論公共參與理論強調公民在公共事務決策和管理中的權利和責任，認為公民的積極參與是實現民主政治和良好治理的重要保障。公共參與可以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增強公民對公共事務的認同感和責任感，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正是公共參與理論在鄉村領域的具體實踐。新鄉賢作為鄉村社會的重要成員，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體現了他們對鄉村發展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們通過參與鄉村事務決策、監督村兩委工作、組織公益活動等方式，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訴求，為鄉村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在柯橋區的鄉村治理中，新鄉賢通過鄉賢參事會等平臺，參與討論鄉村的重大事務，如土地流轉、產業發展等，他們的參與使決策過程更加透明、民主，充分考慮到了鄉村的實際情況和村民的利益需求，提高了村民對鄉村治理的滿意度和參與積極性，推動了鄉村治理的民主化進程。三、紹興市柯橋區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現狀3.1柯橋區鄉村治理的基本情況紹興市柯橋區位于浙江省中北部，是紹興大城市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區域面積1066平方公里，下轄11個街道5個鎮340個村居社區。截至2024年末2025年初，常住人口113.29萬人，城鎮化率84.3%；2024年初戶籍人口70.37萬人。柯橋區歷史文化底蘊深厚，是著名的水鄉、橋鄉、酒鄉、書法之鄉、戲曲之鄉和名士之鄉，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和獨特的地域文化。在經濟發展方面，柯橋區經濟實力強勁。2023年，地區生產總值達2030.29億元，按可比價計算，比上年增長8.3%。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41.76億元，增長3.9%；第二產業增加值1017.98億元，增長8.5%，其中工業增加值878.25億元，增長8.4%；第三產業增加值970.54億元，增長8.4%。三次產業結構由上年的2.2:51.0:46.7調整為2.1:50.1:47.8。柯橋區工業以紡織、印染為主，是亞洲最大的布市場集散地，現代紡織入選第一批“浙江制造”省級特色產業集群核心區。農業方面，全年農林牧漁業總產值62.96億元，糧食播種面積18.20萬畝，糧食總產量7.80萬噸。“千萬工程”持續深化，創建了多個省級、市級未來鄉村和和美鄉村，高標準打造稽山鑒水“千萬工程”示范帶，“王化模式”入選省、市鄉村振興最佳創新實踐案例。然而，柯橋區鄉村治理也面臨一些問題和挑戰。在人口結構方面，隨著城鎮化進程加速，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流，農村人口老齡化和“空心化”現象較為突出。據統計，部分村莊60歲以上老人占比超過30%，年輕勞動力的缺乏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足，影響了農業生產和鄉村建設的活力。在經濟發展上，雖然柯橋區整體經濟發達，但農村產業發展仍存在一些短板。傳統農業產業附加值較低，農業現代化水平有待提高，農村二、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產業融合程度不高，農民增收渠道有限。在社會治理層面，鄉村治理主體相對單一，主要依賴村兩委，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待提高，治理資源相對匱乏，公共服務供給與村民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例如，在一些農村地區，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設施相對落后，無法滿足村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鄉村矛盾糾紛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的趨勢，如土地糾紛、鄰里糾紛、環境污染糾紛等，給鄉村社會穩定帶來了一定壓力。在文化建設方面，鄉村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面臨挑戰，一些傳統民俗活動、民間技藝后繼無人，文明鄉風的培育仍需加強，部分村民存在不良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念。3.2柯橋區新鄉賢群體分析3.2.1新鄉賢的構成柯橋區新鄉賢群體構成豐富多樣，涵蓋了多個領域的精英人士，他們憑借各自的優勢和資源，為鄉村治理注入了強大動力。在企業家群體中，柯橋區擁有眾多成功的本土企業家以及從本地走出去的在外創業成功后返鄉的企業家。這些企業家經濟實力雄厚，商業資源豐富，具備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和卓越的經營管理能力。例如，柯橋的紡織業發達，許多紡織企業的負責人成為新鄉賢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利用自身產業優勢，積極參與鄉村經濟建設，通過投資興辦工廠、發展特色產業等方式，帶動鄉村經濟發展。有的企業家在鄉村建設紡織加工車間，吸納當地村民就業，提高村民收入水平；還有的企業家引入先進的紡織技術和設備，推動鄉村紡織產業的升級轉型，提升產業競爭力。據統計，在柯橋區參與鄉村治理的新鄉賢中，企業家占比約為30%，他們在鄉村產業發展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是推動鄉村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退休干部也是柯橋區新鄉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退休干部在職業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廣泛的人脈資源和較強的組織協調能力。他們熟悉政策法規，了解政府的工作流程和辦事程序，能夠為鄉村治理提供專業的指導和建議。在鄉村發展規劃制定、項目申報、政策落實等方面，退休干部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積極參與鄉村事務決策，協助村兩委與上級政府部門溝通協調，爭取政策支持和項目資源。如在某村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一位退休干部憑借其在政府部門工作時積累的經驗，幫助村里順利完成項目申報，并協調解決了項目實施過程中遇到的諸多問題，推動了項目的順利進行。在柯橋區新鄉賢中，退休干部占比約為20%，他們為鄉村治理帶來了穩定的秩序和科學的管理思路。知識分子群體在柯橋區新鄉賢中也占據一定比例，包括教育、文化、科技等領域的專業人才。教育領域的新鄉賢，如退休教師，他們關心鄉村教育事業發展，積極參與鄉村學校的教育教學指導、課外輔導等工作，為提升鄉村教育質量貢獻力量。文化領域的新鄉賢致力于鄉村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他們挖掘整理鄉村的歷史文化、民俗文化，組織開展各類文化活動，豐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科技領域的新鄉賢則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術，為鄉村農業生產、產業發展提供科技支持。例如，一位農業科技專家作為新鄉賢，深入鄉村田間地頭，為農民傳授先進的種植技術和病蟲害防治知識，幫助農民提高農作物產量和質量。在柯橋區新鄉賢中，知識分子占比約為25%，他們為鄉村發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文化引領。此外，柯橋區新鄉賢還包括一些熱心公益的社會人士、返鄉創業的大學生等。熱心公益的社會人士積極參與鄉村的公益事業，如資助貧困學生、關愛孤寡老人、參與鄉村環境整治等，為鄉村社會的和諧發展貢獻力量。返鄉創業的大學生帶來了新的理念、技術和活力，他們在鄉村發展電商、旅游等新興產業，推動鄉村產業的多元化發展。這些不同領域的新鄉賢相互協作，共同為柯橋區鄉村治理和發展貢獻力量，形成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3.2.2新鄉賢的特點柯橋區新鄉賢具有獨特的地緣、人緣、業緣優勢，這些優勢使其在鄉村治理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地緣優勢是新鄉賢的顯著特點之一。他們生于斯、長于斯，對家鄉的土地和人民有著深厚的情感和認同感。這種地緣關系使他們對鄉村的情況了如指掌，熟悉鄉村的自然環境、人文歷史、風俗習慣等。在鄉村治理中，他們能夠充分考慮鄉村的實際情況，提出符合鄉村發展需求的建議和方案。例如，在鄉村旅游開發中，新鄉賢憑借對家鄉地理環境和文化特色的了解，能夠精準定位鄉村旅游的特色和優勢，推動鄉村旅游項目的規劃和建設，使其更具吸引力和可持續性。人緣優勢也是新鄉賢的重要特點。他們在鄉村生活多年，與村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信任關系。村民對新鄉賢的為人和能力較為認可，愿意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在鄉村事務中，新鄉賢能夠利用這種人緣關系，有效地溝通協調各方利益，促進村民之間的合作與團結。在鄉村矛盾糾紛調解中，新鄉賢憑借其與村民的良好關系，更容易獲得當事人的信任，從而更好地化解矛盾。如在鄰里糾紛調解中，新鄉賢以其熟悉雙方情況和在當地的威望，能夠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曉之以情、動之以理，促使雙方達成和解。業緣優勢使新鄉賢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具有豐富的知識、技能和資源。企業家能夠為鄉村帶來資金、項目和先進的管理經驗，推動鄉村產業發展；退休干部具備行政管理經驗和人脈資源，有助于鄉村事務的協調和推進；知識分子能夠提供專業的知識和技術支持，促進鄉村文化、教育、科技等事業的發展。例如，在鄉村產業升級過程中，企業家鄉賢利用其在行業內的資源和經驗，引進先進的生產設備和技術，幫助鄉村企業提升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拓展市場份額。在鄉村治理中，新鄉賢的獨特作用體現在多個方面。在經濟發展方面，他們是鄉村產業發展的推動者，通過投資興業、引進項目、技術創新等方式，帶動鄉村經濟增長，增加村民收入。在文化建設方面，新鄉賢是鄉村文化傳承與創新的引領者，他們挖掘和弘揚鄉村優秀傳統文化，培育文明鄉風，豐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強鄉村的文化凝聚力。在社會治理方面，新鄉賢是鄉村和諧穩定的維護者，他們參與調解矛盾糾紛，協助制定村規民約，促進鄉村民主自治，營造良好的鄉村社會秩序。例如，在柯橋區的一些鄉村，鄉賢參事會組織新鄉賢參與村莊環境衛生整治活動，通過宣傳引導、帶頭示范等方式，提高村民的環保意識，改善鄉村環境面貌；同時，鄉賢們還積極參與鄉村文化禮堂的建設和管理，組織開展各類文化活動，豐富村民的業余生活，促進鄉村文化的繁榮發展。3.3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主要模式3.3.1鄉賢參事會模式鄉賢參事會是柯橋區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重要組織形式，在多個鄉村發揮著積極作用，以王壇鎮上王村為典型代表。王壇鎮上王村的鄉賢參事會成立于[具體成立年份]，成員主要由本村在外創業成功的企業家、退休干部、文化名人等組成，他們憑借自身的資源、經驗和威望，積極參與鄉村事務的決策、監督和執行。在鄉村決策方面，鄉賢參事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村莊發展規劃、重大項目建設等事宜。例如在“銀杏谷村”打造項目中，鄉賢們充分發揮各自優勢。有商業經驗的鄉賢對項目進行市場調研和分析，提出了發展鄉村旅游與特色農產品相結合的建議；懂規劃設計的鄉賢參與制定詳細的建設規劃，對村莊的景觀布局、基礎設施建設等提出專業意見。通過鄉賢參事會的深入討論和論證，“銀杏谷村”項目得以順利推進，吸引了大量游客，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村民收入顯著提高。在監督事務上，鄉賢參事會對村兩委的工作進行有效監督，確保村務公開、透明。他們關注村級財務收支、項目招投標等關鍵環節，防止權力濫用和腐敗現象的發生。如在村里的一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鄉賢參事會成員對項目的預算編制、施工單位選擇等進行全程監督，提出了多項合理化建議，保證了項目的質量和資金的合理使用。鄉賢參事會還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執行。在村莊環境整治工作中，鄉賢們帶頭捐款捐物，組織村民開展衛生清掃活動，宣傳環保知識，提高村民的環保意識。他們還協調各方資源，爭取上級政府和社會力量的支持，為鄉村環境整治提供資金和技術保障。據統計，在鄉賢參事會的推動下，王壇鎮上王村的環境衛生狀況得到了極大改善，村莊綠化率顯著提高，村民對居住環境的滿意度大幅提升。除了王壇鎮上王村，稽東鎮以“鄉賢茶話會”為平臺，依托鄉賢和村干部，把民主治理、脫貧攻堅、新農村建設等主題有機地結合起來，不定期地把會議開到村民家中、田間地頭。華舍街道興越社區的樂享匯議事平臺，定期邀請鄉賢組織代表參與公共議題協商。這些鄉賢參事會模式的實踐，都極大地豐富了基層治理的內涵，擴大了基層農村公共參與度，增強了協商功能，提高了治理質量和效果。通過鄉賢參事會，新鄉賢的“智者”“能人”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在明確村黨組織領導權、村民（代表）大會決事權和村委會執行權的前提下，增設鄉賢組織參議權，形成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為鄉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3.3.2調解工作室模式調解工作室是柯橋區新鄉賢參與鄉村矛盾糾紛化解的重要載體，其中尚明工作室頗具代表性。尚明工作室由柯橋鄉賢總會副會長張尚明于2018年創設，是一個以新鄉賢為引領、多元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基層治理的民間組織，以“化解矛盾、服務基層、愛心幫扶”為理念。尚明工作室的工作機制較為完善。在人員構成上，吸納了包括當地企業家鄉賢、人大代表等10名骨干成員，聚合了“兩代表一委員”、專職調解員、律師、農村法律顧問等調解力量。在調解方法上，張尚明經過近40年的調解工作，摸索出了獨特的調解六法“組合拳”，即感化法、教育法、引導法、聯合法、借力法和擔當法。感化法通過情感交流，打動當事人，使其認識到自身問題；教育法運用法律法規和道德規范對當事人進行教育；引導法引導當事人換位思考，尋求和解；聯合法聯合相關部門和社會力量共同調解；借力法借助當事人的親朋好友等關系進行調解；擔當法要求調解員勇于擔當，積極解決問題。這些方法極大地提高了調解工作的質量和效率。在實際工作中，尚明工作室取得了顯著成效。例如在處理蘭亭街道張家葑村4戶居民宅基地確權登記辦證糾紛時，該糾紛已存在20多年，涉及各家切身利益，互不相讓，村里多次調解無果。尚明工作室介入后，張尚明憑借多年的口碑和威望，運用調解六法，經過幾次耐心調解，使4戶村民互相讓步，達成了調解協議，同意拆除應拆除的房屋，成功解決了這一歷史遺留問題。自成立以來，“尚明工作室”調解各類糾紛600余起，化解率達90%以上，其中重難點案件30余件，群眾滿意率達100%，多次被中央電視臺12頻道“道德觀察”“熱線12”等欄目點贊報道。除了尚明工作室，柯橋區還涌現出和老師調解團、夕陽紅調解室、老娘舅工作站等一批鄉賢調解組織。這些調解工作室利用新鄉賢在親情、鄉情、友情和自身威望聲譽等方面的“非權力影響力”，起到彌合社會分歧、調和社會矛盾的作用，唱響了和諧社會的好聲音，成為基層矛盾糾紛化解的重要力量，為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3.3.3公益慈善模式公益慈善是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柯橋區齊賢村，鄉賢們通過出資助力文化禮堂建設，展現了公益慈善模式的積極影響。齊賢村的鄉賢們意識到文化建設對鄉村發展的重要性，紛紛慷慨解囊，為文化禮堂建設籌集資金。一位從事紡織行業的鄉賢企業家帶頭捐款[X]萬元，在他的帶動下，其他鄉賢也積極響應，共籌集資金[X]萬元。在文化禮堂建設過程中，鄉賢們不僅提供資金支持，還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和資源，參與文化禮堂的規劃設計、功能布局等工作。有的鄉賢憑借在建筑設計領域的經驗，為文化禮堂的建筑風格和空間利用提出合理化建議；有的鄉賢利用人脈資源，邀請知名藝術家為文化禮堂創作壁畫、雕塑等藝術作品，提升文化禮堂的文化內涵。文化禮堂建成后，鄉賢們又積極參與文化禮堂的運營和管理。他們組織開展各類文化活動，如戲曲表演、書法展覽、民俗活動等，豐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春節期間，鄉賢們組織舉辦“村晚”，邀請村民們自編自演節目，增進了村民之間的交流和感情；在傳統節日，開展民俗文化活動，傳承和弘揚鄉村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村民的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除了齊賢村，柯橋區還有許多鄉村的鄉賢通過公益慈善推動鄉村發展。他們或資助貧困學生完成學業，或關愛孤寡老人，為他們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或參與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修建道路、橋梁、水利設施等，改善鄉村的生產生活條件。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柯橋區鄉賢通過公益慈善捐贈的資金累計達[X]萬元，實施公益項目[X]個，受益村民達[X]人次，為鄉村治理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促進了鄉村社會的和諧與進步。四、紹興市柯橋區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案例分析4.1尚明工作室：基層矛盾化解的典型4.1.1工作室的成立與發展尚明工作室于2018年在柯橋區委統戰部的引導支持下，由柯橋鄉賢總會副會長張尚明創設。張尚明出生于紹興市柯橋區蘭亭街道，成長于陽明心學文化底蘊深厚的環境，自幼便深受“致良知”“明德至善”等思想的熏陶，扶危濟困成為他一直以來堅守的處事信條。早年他積極為村內修路建橋奔走籌款，協調解決進城路施工緩慢等問題，在當地積累了較高的威望。同時，張尚明作為一名成功的企業家，在商業領域取得成就的過程中，也積累了豐富的法律知識，這為他后續從事調解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社會的發展，鄉村矛盾糾紛日益復雜多樣，單純依靠傳統的基層調解力量難以滿足實際需求。在此背景下，張尚明憑借自身的影響力和專業素養，創立了尚明工作室，旨在匯聚多元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基層治理，解決好群眾身邊事。工作室成立初期，主要以張尚明個人的調解工作為核心，他憑借多年的調解經驗和良好口碑，吸引了不少群眾前來尋求幫助。在發展過程中，工作室不斷完善組織架構。目前，工作室吸納了包括當地企業家鄉賢、人大代表等10名骨干成員，聚合了“兩代表一委員”、專職調解員、律師、農村法律顧問等調解力量，形成了一支專業、多元的調解團隊，為高效解決各類矛盾糾紛提供了有力保障。4.1.2調解工作機制與方法尚明工作室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了一套完善且高效的調解工作機制與獨特方法。在調解方法上，張尚明經過近40年的調解工作，摸索出了獨具特色的調解六法“組合拳”。感化法強調以情感人，通過與當事人進行深入的情感交流，觸動其內心，讓當事人認識到自身行為對他人和社會的影響，從而主動轉變態度，尋求和解。例如，在處理一起鄰里糾紛時，一方當事人因瑣事與鄰居發生激烈沖突，態度強硬。張尚明多次上門與該當事人溝通，耐心傾聽其訴求，從鄰里情、道德倫理等方面入手，逐漸感化了當事人，使其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最終主動向鄰居道歉，成功化解了矛盾。教育法側重于運用法律法規和道德規范對當事人進行教育，讓他們明白自己的行為是否合法合規，以及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在調解過程中，工作室的調解員會詳細講解相關法律法規，引導當事人依法依規解決問題，同時倡導遵守社會公德和家庭美德，促進社會和諧。如在調解一起經濟糾紛時，調解員向當事人普及合同法等相關法律知識，讓當事人清楚認識到自己的違約行為及后果，促使雙方在法律框架內達成和解協議。引導法注重引導當事人換位思考，站在對方的角度看待問題，理解對方的立場和感受，從而找到雙方利益的平衡點，達成調解協議。在調解家庭矛盾時，調解員會引導家庭成員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回憶家庭生活中的美好瞬間，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解決家庭內部的矛盾沖突。聯合法是整合各方資源，聯合相關部門和社會力量共同參與調解。尚明工作室與當地政府部門、司法機關、社會組織等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系，在調解重大復雜糾紛時，能夠迅速調動各方力量，形成調解合力。比如在處理涉及多個部門職責的拆遷糾紛時，工作室聯合拆遷辦、司法所、社區等部門，共同商討解決方案，充分發揮各部門的優勢，順利化解了矛盾。借力法借助當事人的親朋好友等關系進行調解。利用這些熟悉當事人情況的人，從親情、友情等角度出發，對當事人進行勸解和說服，往往能取得較好的調解效果。在調解一起兄弟之間的財產糾紛時，調解員邀請當事人的長輩和其他親屬參與調解，通過親情的紐帶，促使兄弟倆放下成見，達成和解。擔當法要求調解員勇于擔當，積極主動地解決問題，不推諉、不逃避。在面對復雜棘手的糾紛時，工作室的調解員始終秉持高度的責任感，全力以赴尋找解決辦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如在處理一起長期信訪積案時，調解員不畏困難，多次深入調查了解情況，積極協調各方利益，最終成功化解了這起信訪積案，贏得了當事人的信任和贊譽。在調解服務模式上，工作室不斷創新。推出“指派”服務，根據糾紛的性質和特點，由工作室指派合適的調解員進行調解，確保調解工作的專業性和針對性；“點單”服務則賦予當事人自主選擇調解員的權利，滿足當事人的個性化需求，提高當事人對調解工作的認可度；“微心愿”服務通過設立工作室信箱，收集群眾對基層治理的意見建議，以“微心愿”的形式進行整理匯總，并及時反饋給上級部門，助力基層“大治理”。為了確保調解工作的規范化和制度化，工作室還制定了四項工作制度。工作日接待制度明確了工作室的接待時間和人員安排，保證群眾隨時能夠找到調解人員反映問題；聯席會議制度定期召開，組織工作室成員與相關部門、專家等共同商討重大疑難糾紛的調解方案；信息反饋制度要求調解人員及時將調解進展和結果反饋給當事人，確保當事人的知情權；臺賬登記、事件流轉處置制度則對調解過程中的各類信息進行詳細記錄，規范事件的流轉和處置流程，便于對調解工作進行跟蹤和總結。4.1.3取得的成效與影響尚明工作室在成立后的短短幾年時間里，取得了顯著的成效。自成立以來，工作室調解各類糾紛600余起，化解率達90%以上，其中重難點案件30余件，群眾滿意率達100%。這些成績的取得，充分展示了工作室在基層矛盾糾紛化解方面的強大能力和卓越成效。在化解糾紛的具體案例中，蘭亭街道張家葑村4戶居民宅基地確權登記辦證糾紛的成功解決具有典型意義。這起糾紛長達20多年，涉及各家切身利益，村里多次調解無果。尚明工作室介入后，張尚明憑借多年積累的口碑和威望，運用調解六法，經過幾次耐心調解，使4戶村民互相讓步，達成了調解協議，同意拆除應拆除的房屋，成功解決了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認可和贊揚。尚明工作室的成功實踐，對柯橋區的鄉村治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成為了基層矛盾糾紛化解的重要力量，為維護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發揮了關鍵作用。工作室的調解工作，有效減少了矛盾糾紛對鄉村生產生活秩序的干擾，營造了良好的鄉村發展環境。同時，尚明工作室作為柯橋區新鄉賢助力基層治理的一張金名片，為其他地區和組織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和模式，激發了更多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熱情和積極性。其創新的調解服務模式和工作制度，也為完善基層矛盾糾紛調解機制提供了有益參考，推動了柯橋區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進程。此外，工作室的成功還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多次被中央電視臺12頻道“道德觀察”“熱線12”等欄目點贊報道，進一步提升了其社會影響力和知名度，在全社會營造了良好的示范效應。4.2齊賢村鄉賢參事會：多元參與促發展4.2.1鄉賢參事會的運作齊賢村鄉賢參事會的人員構成豐富多元，涵蓋了多個領域的優秀人才。會長由77歲的徐葉根擔任，他早年擔任過基層干部，在村民中擁有較高的威望和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善于協調各方關系，處理復雜問題。參事會成員還包括本村的企業家、退休教師、退伍軍人等。企業家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商業資源，為鄉村經濟發展出謀劃策，提供資金支持；退休教師在文化教育方面發揮專長，助力鄉村文化建設和人才培養；退伍軍人則以其紀律性和責任感，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管理，維護鄉村秩序。鄉賢參事會有著明確且規范的議事規則。參事會定期召開會議，如每周四固定為“村民說事日”，在這一天，鄉賢們會齊聚村委協調室，與村民面對面交流，傾聽村民的訴求和意見。在會議中，遵循民主協商的原則，每位鄉賢都有平等發言的機會，充分表達自己對鄉村事務的看法和建議。對于重大事項的決策，采用集體表決的方式，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在討論村莊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時，鄉賢們會從項目的可行性、預算合理性、對村民生活的影響等多個角度進行分析和討論，最終通過表決確定項目的實施方案。鄉賢參事會參與鄉村事務的方式靈活多樣。在日常工作中，鄉賢們積極參與村民來訪接待工作，現場解答村民關于政策法規的疑問，處理村民的投訴和建議。當遇到矛盾糾紛時，鄉賢們充分發揮自身的公信力和人際關系優勢，主動介入調解。他們深入了解矛盾雙方的訴求和問題根源，運用情理法相結合的方式，耐心勸解，促使雙方達成和解。在鄉村發展規劃制定過程中，鄉賢們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廣闊視野，為村莊的產業發展、土地利用、環境整治等方面提供專業建議，參與規劃的論證和評審，確保規劃符合鄉村實際情況和長遠發展需求。4.2.2在矛盾調解中的作用在齊賢村，鄉賢參事會在矛盾調解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張師傅工傷賠償調解案例便是一個生動的體現。村民張師傅找了一份臨時工作，然而，由于同為臨時工的同事工作失誤，導致他的小拇指被機器夾傷。事故發生后，公司承擔了一部分責任，但他的同事卻一走了之，拒絕賠償。張師傅在多次協商無果后，向鄉賢會會長徐葉根尋求幫助。徐葉根了解情況后，立即行動起來。他憑借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深知解決此類問題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他首先多次走訪相關部門，咨詢工傷賠償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了解張師傅應享有的權益以及解決糾紛的合法途徑。同時，在村干部和其他幾位鄉賢的協助下，積極尋找張師傅的同事。經過多方打聽和努力，終于找到了該同事。在“村民說事日”這天，徐葉根組織雙方進行調解。他先安撫了張師傅的情緒，讓他感受到鄉賢參事會對他的關心和支持。然后，從情、理、法三個角度對張師傅的同事進行勸導。從情的角度出發，徐葉根強調大家都是同村人，應該互相幫助，不能因為一時的逃避而傷害了鄰里感情；從理的角度，指出他作為事故責任人，有責任對張師傅進行賠償，這是基本的道德和責任；從法的角度，詳細講解了工傷賠償的相關法律規定，讓他明白逃避并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面臨更嚴重的法律后果。經過徐葉根和其他鄉賢的耐心調解，張師傅和對方最終達成了賠償協議。這起糾紛的成功調解，不僅維護了張師傅的合法權益，也化解了村民之間的矛盾，避免了矛盾的進一步升級。徐葉根的認真負責和鄉賢參事會的積極調解，在村民中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讓村民們更加信任鄉賢參事會，也為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據統計，2021年“村民說事日”共接待村民來訪說事50余件，調解成功40余件，鄉賢參事會在矛盾調解方面的成效顯著。4.2.3對鄉村建設的貢獻齊賢村鄉賢參事會在鄉村建設的多個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貢獻。在文化禮堂建設方面，2013年，村里的5位企業家鄉賢自發出資25萬元，在紹興市率先成立文化禮堂公益基金。這筆資金為文化禮堂的建設和運營提供了強大的資金保障，使得文化禮堂能夠順利開展各類文化活動。2014年起，齊賢村文化禮堂成為全市農村文化禮堂的樣板，文化禮堂的“周末劇場”也成為該村群眾文化的一張“金名片”。每周周末，“周末劇場”都會上演精彩的戲曲、小品、歌舞等節目，吸引眾多村民前來觀看，豐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傳承和弘揚了鄉村優秀傳統文化。2015年起，齊賢村還每年舉辦規模較大的“村晚”，村民們自編自演節目，展示自己的才藝，增進了村民之間的交流和感情，營造了濃厚的鄉村文化氛圍。面對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齊賢村鄉賢參事會成員紛紛挺身而出。施迎燦、徐國形、徐志榮、韓東紅、韓永良等鄉賢捐助了生活物資，為堅守在防疫一線的工作人員和村民提供了生活保障；徐嶠榮、范正利等捐助了醫療物資，緩解了防疫物資緊張的局面。鄉賢們還積極參與疫情防控志愿服務，協助村干部進行卡點值守、人員排查、防疫宣傳等工作，為守護村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貢獻了力量。他們的善舉和付出，匯聚成齊賢村抗擊疫情的強大合力，展現了鄉賢的責任擔當和家國情懷。在推進“3A級景區化建設示范村”創建工作中，鄉賢們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該村西海湖游步道上的“百年黨史路”建設工程中，鄉賢趙增強了解到游步道上原有的蒸氣管道影響美觀時，主動出資10萬元，用彩色鋼板把這些管道包起來，并用寫真畫布進行美化，將蒸汽管道裝扮成“復興號”高鐵的樣子。這一創意不僅解決了管道影響美觀的問題，還為村莊增添了一處獨特的景觀，成為村里的一處網紅打卡地，吸引了更多游客前來參觀游覽，推動了鄉村旅游業的發展。此外，鄉賢們還積極參與村莊環境整治、基礎設施建設等工作，為打造美麗宜居鄉村貢獻力量。除了上述貢獻，鄉賢們還將走訪慰問困難群眾作為每年的“必備項目”。在重要節日，鄉賢們自發組織起來，為困難群眾送去生活物資和慰問金，關心他們的生活狀況，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關愛和溫暖。通過這些善舉，鄉賢們在鄉村營造了互幫互助、和諧友愛的良好氛圍，促進了鄉村社會的共同富裕和全面發展。4.3余渚居：“鄉賢+”繪就鄉村振興“同心圓”4.3.1“鄉賢+調解”開啟鄉村治理新“密鑰”在余渚居，“鄉賢娘舅”工作室是基層矛盾化解的關鍵力量，居民們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都會想到向“鄉賢娘舅”求助，在他們心中，這些鄉賢代表著公平公正。工作室主要由三位德高望重的鄉賢擔任調解主力，他們充分利用熟悉本地風情民俗的優勢，積極探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極大地提升了基層治理能力。75歲的錢彩文是工作室的調解“主力”，她擁有諸多榮譽稱號，如“浙江好人”、區級優秀調解員、區金牌娘舅等。退休后，錢彩文開啟了調解員的“新身份”，全身心投入到調解工作中。她的辦公桌上總是放著一沓厚厚的文件資料，上面密密麻麻地記錄著各類調解案例，涵蓋鄰里矛盾、家庭糾紛等多種類型，詳細記錄了從事件起因到解決途徑、方式等全過程。錢彩文始終堅信“調解沒有捷徑，真誠與耐心永遠是第一法則，其次得對得起民眾對我們的信任”。在調解過程中，她總是設身處地為當事人著想，耐心傾聽他們的訴求，用真誠打動他們，以專業的調解技巧化解矛盾。在調解一起鄰里糾紛時，老錢和老李家因為房屋隔板滲水是否拆除的問題產生了激烈沖突，雙方僵持不下，矛盾持續了3個月之久。錢彩文得知情況后，多次上門調解。她首先分別與老錢和老李溝通，了解他們各自的想法和擔憂，然后從鄰里關系、房屋安全等角度進行分析勸解。她向雙方講述了鄰里之間和睦相處的重要性，以及長期矛盾對生活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依據相關的房屋建筑知識和法律規定，給出了合理的解決方案。經過多次耐心調解，老錢和老李終于認識到了各自的問題，互相讓步，最終達成了和解協議，同意拆除存在問題的隔板，并共同協商解決了后續的防水處理等問題，這起糾紛得到了圓滿解決。截至目前，余渚居“老娘舅”參與調解的成功案例已超200多起，調解成功率達95%以上。他們憑借豐富的經驗、公正的態度和真誠的付出，真正做到將矛盾糾紛化解于苗頭，解決在訴前，為基層“楓橋經驗”的探索提供了“余渚答案”，有力地維護了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4.3.2“鄉賢+幫扶”點亮共富星村“新未來”余渚居鄉賢參事會設有“發展基金”，這一基金由各鄉賢慷慨募捐而來，成為推動鄉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質基礎。“發展基金”主要圍繞擁軍、助學、敬老、助殘、照顧特殊家庭、關愛孤寡老人等工作開展定期幫扶，每年的總支出大約在25萬元以上，切實為村民生活帶來了諸多改善。在擁軍方面，鄉賢參事會對參軍的居民給予獎勵，鼓勵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國防事業。每一位參軍的居民都能獲得8000元的獎勵，這不僅是對參軍者的激勵，也在鄉村營造了擁軍優屬的良好氛圍，增強了村民的國防意識。助學是“發展基金”的重要用途之一。對于居內考入985、211名校的大學新生，鄉賢會都會送上“助學金”，助力他們順利完成學業。今年夏天，就有3位大學新生收到了這份充滿愛心的助學金。這一舉措激勵著更多的學生努力學習，追求更高的教育目標，為鄉村培養了更多優秀人才。敬老、助殘、關愛特殊家庭和孤寡老人也是鄉賢參事會重點關注的領域。鄉賢會工作人員手中有一本小冊子，上面詳細記錄了居內70歲以上老人的生日。在老人們生日這天，鄉賢會代表會為他們送上一個生日蛋糕，讓老人們感受到溫暖和關懷。每年的重陽節和年終，鄉賢會都會給老年人發放福利和紅包。重陽節時，老人們可能會收到保暖衣物、鞋子等實用物品；年終時，紅包則為老人們的生活增添了一份喜慶和保障。對于殘疾人、特殊家庭和孤寡老人，鄉賢會也會定期走訪慰問，了解他們的生活需求，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資和幫助，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關愛。“我們的鄉賢會真的太好了，時時刻刻想著老百姓，對我們老年人很照顧，今年重陽節送的鞋子我穿著很舒服，之前還收到過羽絨服、棉被……”72歲的王奶奶對鄉賢參事會的善舉贊不絕口。這些實實在在的幫扶，讓村民們切實感受到了鄉賢參事會的關懷和溫暖，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幸福感和滿意度。此外，隨著“共富工坊”的設立，余渚鄉賢會積極發揮鄉賢的資源優勢，吹響共同富裕的號角。不少鄉賢作為企業家，主動參與到“共富工坊”建設中。鄉賢會長錢漢寧的大昌德印染開設了一條余渚共富生產線，目前已幫助50余位居民就業，為村民提供了穩定的收入來源，促進了鄉村經濟的發展，推動了鄉村共同富裕的進程。五、紹興市柯橋區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成效、問題與對策5.1取得的成效5.1.1豐富基層治理內涵柯橋區新鄉賢通過鄉賢參事會等組織形式，積極參與鄉村事務決策，極大地豐富了基層治理內涵。在王壇鎮上王村，鄉賢參事會成員涵蓋了本村在外創業成功的企業家、退休干部、文化名人等，他們憑借各自的專業知識、豐富經驗和廣泛人脈，為村莊發展出謀劃策。在“銀杏谷村”打造項目中，鄉賢們從項目規劃、市場定位到運營管理等方面都發揮了關鍵作用。有商業經驗的鄉賢對市場需求進行調研分析，提出發展鄉村旅游與特色農產品相結合的建議，為項目的商業可行性提供了保障；懂規劃設計的鄉賢參與制定詳細的建設規劃，對村莊的景觀布局、基礎設施建設等提出專業意見，使項目規劃更具科學性和前瞻性。通過鄉賢參事會的深入討論和論證，“銀杏谷村”項目得以順利推進，不僅吸引了大量游客，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還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增收渠道。稽東鎮以“鄉賢茶話會”為平臺，將鄉賢和村干部聚集在一起，把民主治理、脫貧攻堅、新農村建設等主題有機結合，不定期地把會議開到村民家中、田間地頭。這種靈活的議事方式，讓鄉賢和村民能夠面對面交流，充分表達各自的意見和訴求，使鄉村事務決策更加貼近村民實際需求，增強了村民對鄉村治理的參與感和認同感。華舍街道興越社區的樂享匯議事平臺，定期邀請鄉賢組織代表參與公共議題協商，在社區環境整治、公共設施建設等事務中，鄉賢們積極建言獻策，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推動了社區治理的優化和提升。這些實踐表明，新鄉賢的參與擴大了基層農村公共參與度。他們作為鄉村社會的精英群體，不僅自身積極參與鄉村事務，還能帶動更多村民關注和參與鄉村治理，形成了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同時，新鄉賢參與鄉村事務決策，增強了協商功能。在協商過程中，不同背景的鄉賢從各自角度出發，提出多樣化的觀點和建議，促進了信息的交流和共享，使決策更加全面、科學，提高了鄉村治理質量和效果。通過鄉賢參事會等平臺，在明確村黨組織領導權、村民（代表）大會決事權和村委會執行權的前提下，增設鄉賢組織參議權，形成了權力相互制約、相互協調的治理格局，為鄉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動了鄉村治理體系的完善和發展。5.1.2促進鄉村和諧穩定柯橋區的鄉賢調解組織在化解矛盾糾紛、維護鄉村和諧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尚明工作室作為其中的典型代表，自2018年成立以來，憑借其完善的工作機制和獨特的調解方法，取得了顯著成效。尚明工作室的成員包括當地企業家鄉賢、人大代表等10名骨干成員，聚合了“兩代表一委員”、專職調解員、律師、農村法律顧問等調解力量，形成了一支專業、多元的調解團隊。工作室的創始人張尚明經過近40年的調解工作，摸索出了獨特的調解六法“組合拳”，即感化法、教育法、引導法、聯合法、借力法和擔當法。在處理蘭亭街道張家葑村4戶居民宅基地確權登記辦證糾紛時，這起糾紛已存在20多年，涉及各家切身利益，村里多次調解無果。尚明工作室介入后，張尚明運用調解六法，首先通過感化法，與當事人進行深入的情感交流，了解他們的訴求和擔憂，拉近與當事人的距離，使當事人感受到調解人員的誠意和關心。然后運用教育法，向當事人普及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讓他們明白自己的權益和義務，以及解決問題的合法途徑。接著通過引導法，引導當事人換位思考，理解對方的立場和難處，促進雙方相互溝通和理解。在調解過程中，還運用聯合法，聯合相關部門和專業人士，共同商討解決方案，為糾紛的解決提供專業支持。同時借助借力法，動員當事人的親朋好友參與調解，從親情、友情的角度對當事人進行勸解，增強調解的說服力。最后，調解人員勇于擔當，積極主動地協調各方利益，推動問題的解決。經過幾次耐心調解，4戶村民互相讓步，達成了調解協議，成功解決了這一歷史遺留問題。除了尚明工作室，柯橋區還涌現出和老師調解團、夕陽紅調解室、老娘舅工作站等一批鄉賢調解組織。這些調解組織利用新鄉賢在親情、鄉情、友情和自身威望聲譽等方面的“非權力影響力”，深入了解矛盾糾紛的根源和當事人的心理，采用人性化的調解方式，更容易贏得矛盾當事人的信任，使矛盾糾紛得到有效化解。據統計，全區范圍內鄉賢以多種方式參與化解矛盾糾紛1200余件，化解率達90%以上。鄉賢調解組織的存在，使許多矛盾糾紛在基層得到解決，避免了矛盾的激化和升級，減少了信訪案件的發生，為鄉村社會營造了和諧穩定的發展環境，保障了鄉村經濟社會的有序運行，促進了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5.1.3推動鄉村經濟發展柯橋區鄉賢憑借自身的資源和優勢，在推動鄉村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產業發展方面，許多鄉賢利用自身的商業資源和市場經驗，回鄉投資興業，引進新項目、新技術，帶動鄉村產業升級。在柯橋區的一些鄉村，企業家鄉賢投資建設紡織加工車間，引入先進的紡織技術和設備，推動了鄉村紡織產業的現代化發展。這些紡織加工車間不僅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還吸納了大量當地村民就業，增加了村民收入。同時，鄉賢們還積極拓展市場渠道，通過電商平臺、參加展銷會等方式，將鄉村特色產品推向更廣闊的市場，提升了鄉村產品的知名度和市場競爭力。在資源整合方面，鄉賢們充分發揮自身的人脈資源和社會影響力，整合各方資源，為鄉村發展提供支持。他們積極協調政府部門、企業、社會組織等各方力量，爭取項目和資金支持，推動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提升。在鄉村旅游開發中，鄉賢們牽線搭橋，引入外部投資，完善旅游基礎設施，如修建旅游道路、停車場、游客服務中心等。同時，他們還整合鄉村的自然景觀、文化資源和民俗風情，打造特色旅游產品，吸引游客前來觀光旅游。夏履鎮以“鄉賢+支部”模式在蓮東、蓮西、蓮增三村建立“鄉賢助力+村村共富聯盟”，通過土地連片共用、鄉賢抱團投資模式，引進牧星房車露營地、食用菌培育基地等項目，平均每周吸引游客4000余人，各村增加集體經濟收入均超120余萬元。這些項目的實施，不僅帶動了當地旅游業的發展，還促進了農產品銷售和鄉村服務業的繁榮，為鄉村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鄉賢們還通過技術指導、信息服務等方式，幫助農民提高生產技能和經營管理水平，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業專家鄉賢深入田間地頭，為農民傳授先進的種植技術和病蟲害防治知識，指導農民科學種植，提高農作物產量和質量。同時，他們還為農民提供市場信息和農業政策咨詢，幫助農民把握市場動態，調整種植結構，實現農業生產與市場需求的有效對接。在鄉賢的帶動和幫助下，柯橋區許多鄉村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為鄉村振興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5.2存在的問題5.2.1參與機制不完善在決策機制方面，雖然柯橋區建立了鄉賢參事會等參與平臺，但部分鄉賢在鄉村事務決策中的參與深度和廣度仍有待提高。一些重大決策事項，鄉賢的知情權和參與權未能得到充分保障，信息傳達存在滯后性和不全面性。在某些村莊的土地流轉項目決策過程中，村兩委未能及時向鄉賢通報項目的詳細情況，包括土地流轉的用途、期限、收益分配等關鍵信息，導致鄉賢無法全面了解項目內容，難以提出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即使鄉賢參與了決策討論，其意見在最終決策中也可能未得到足夠重視，存在形式化參與的現象，影響了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監督機制也存在明顯不足。目前，對于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監督主要依賴于內部監督，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督機制。在鄉賢參事會運作過程中，對于鄉賢的履職情況、資金使用情況等缺乏明確的監督標準和嚴格的監督程序。一些鄉賢組織在開展公益項目時，資金使用透明度不高，缺乏詳細的賬目公開和審計機制，容易引發村民的質疑和不滿。同時，由于缺乏外部監督的制衡，鄉賢在參與鄉村事務時可能存在權力濫用的風險，如利用自身影響力為個人或小團體謀取私利，損害鄉村公共利益。激勵機制同樣不夠健全。雖然部分鄉賢出于鄉土情懷和社會責任感積極參與鄉村治理，但缺乏有效的激勵措施，難以持續激發鄉賢的參與熱情。在物質激勵方面，對鄉賢的獎勵和補貼較少，無法彌補鄉賢在參與鄉村治理過程中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成本。在精神激勵方面，對鄉賢的表彰和宣傳力度不足，鄉賢的貢獻未能得到廣泛認可和充分肯定。一些為鄉村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鄉賢，其事跡未得到有效的宣傳報道，在社會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較低，無法形成良好的示范效應，難以吸引更多鄉賢參與鄉村治理。5.2.2隊伍建設不足在人員結構方面，柯橋區新鄉賢隊伍存在年齡結構老化的問題。部分鄉賢參事會成員中，年齡較大的退休干部、企業家占比較高，年輕一代的鄉賢相對較少。據調查，在某些鄉賢組織中，50歲以上的鄉賢占比超過70%，30歲以下的鄉賢占比不足10%。年輕鄉賢的缺乏，導致鄉賢隊伍缺乏創新活力和發展潛力，難以適應新時代鄉村發展的需求。同時，新鄉賢隊伍的專業結構也不夠合理，經濟領域的鄉賢較多，而教育、文化、科技等領域的專業人才相對不足。在鄉村產業發展過程中，缺乏教育領域的鄉賢為鄉村人才培養提供支持，缺乏科技領域的鄉賢為農業科技創新提供助力，限制了鄉村產業的多元化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在素質提升方面，新鄉賢培訓體系不夠完善。目前，針對新鄉賢的培訓內容較為單一，主要集中在政策法規解讀和鄉村治理基本知識方面，缺乏對鄉賢在經濟管理、文化建設、社會服務等專業領域的培訓。培訓方式也較為傳統，多以講座、會議等形式開展，缺乏實踐操作和案例分析，培訓效果不佳。一些鄉賢在參與鄉村治理過程中，由于缺乏專業知識和技能，無法有效解決鄉村發展中遇到的復雜問題。在鄉村旅游開發項目中，部分鄉賢雖然有投資意愿，但由于缺乏旅游規劃、市場營銷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導致項目進展緩慢，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后備力量培養方面也存在明顯短板。對年輕一代鄉村精英的挖掘和培養不夠重視，缺乏有效的人才吸引和培養機制。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大量年輕的鄉村精英外出求學、就業，很少有機會參與鄉村治理。柯橋區在吸引年輕鄉村精英返鄉創業、參與鄉村治理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未能為他們提供良好的發展平臺和創業環境。同時，在鄉村內部，對年輕人才的培養體系也不完善，缺乏針對性的教育和培訓，無法為新鄉賢隊伍儲備足夠的后備力量。5.2.3資源整合不夠在產業發展方面，新鄉賢資源與鄉村產業的融合度不高。雖然一些鄉賢投資興業為鄉村經濟發展帶來了一定的活力，但部分鄉賢的投資項目與鄉村的產業基礎和發展規劃結合不夠緊密，存在盲目投資的現象。一些鄉賢在鄉村投資建設的企業，由于缺乏對當地市場需求和產業特色的深入了解，導致產品與市場需求脫節，企業經營困難，無法有效帶動鄉村產業發展。同時，鄉賢之間在產業發展方面的合作也不夠緊密，缺乏資源共享和協同發展的意識。在同一鄉村，不同鄉賢投資的產業項目之間可能存在競爭關系，無法形成產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