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在信息時代，互聯網的普及和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交流方式。網絡平臺為人們提供了便捷、高效的信息傳播渠道，使得每個人都能成為信息的發布者和傳播者。然而，網絡的開放性、匿名性和傳播迅速性等特點，也為網絡誹謗行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近年來，網絡誹謗事件頻發，如德陽安醫生事件、網紅saya與孕婦爭執事件等，這些事件不僅給受害者的名譽權、隱私權等合法權益帶來了嚴重損害，也對社會秩序和網絡環境造成了不良影響。網絡誹謗行為的危害不容忽視。從個人層面來看，網絡誹謗會嚴重損害受害者的名譽，使其在社會中遭受誤解、歧視和排斥，進而影響其工作、學習和生活。例如，某知名企業家因網絡誹謗被惡意抹黑，導致其商業信譽受損，合作項目受阻，經濟損失慘重。同時，網絡誹謗還可能引發網絡暴力，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生活安寧受到嚴重干擾，甚至可能面臨人身安全威脅。從社會層面來看，網絡誹謗行為會破壞社會的公序良俗，降低社會的信任度，引發社會恐慌和不穩定因素。此外，網絡誹謗還會干擾正常的網絡秩序，阻礙網絡空間的健康發展。然而，我國現行的網絡誹謗刑法規制存在諸多問題。一方面，相關法律規定不夠明確和細化，導致在司法實踐中對網絡誹謗行為的認定和處罰存在困難。例如，對于“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不清晰，使得一些網絡誹謗行為難以被追究刑事責任。另一方面，網絡誹謗的取證難度較大，網絡空間的虛擬性和匿名性使得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變得異常困難，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網絡誹謗行為的打擊力度。因此，研究網絡誹謗的刑法規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通過對網絡誹謗的刑法規制進行深入研究，可以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網絡誹謗法律體系，明確網絡誹謗行為的認定標準和處罰措施，提高司法實踐的可操作性。同時，加強對網絡誹謗的刑法規制，有助于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和網絡空間的健康發展，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在國內，網絡誹謗的刑法規制一直是法學領域的研究熱點。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網絡誹謗的刑法規制進行了深入探討。在網絡誹謗的概念與特征方面，有學者指出，網絡誹謗是指通過網絡平臺故意捏造并散布虛構的事實，足以貶損他人人格，破壞他人名譽的行為，其具有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匿名性強等特點。這種對網絡誹謗概念和特征的精準界定，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關于網絡誹謗的危害，眾多學者達成共識，認為其不僅嚴重損害公民的名譽權和隱私權，還對社會秩序和網絡環境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如在德陽安醫生事件中，網絡誹謗導致安醫生及其家人遭受巨大的精神壓力，正常生活被嚴重擾亂，同時也引發了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和不良輿論導向，充分凸顯了網絡誹謗的嚴重危害。在網絡誹謗的刑法規制現狀及問題研究上，學者們發現我國現行刑法對網絡誹謗行為的認定標準不夠明確，如“情節嚴重”的具體界定模糊，在司法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同時，網絡誹謗的取證難度大，網絡的虛擬性和匿名性使得證據的收集和固定面臨重重困難，這也給司法機關追究網絡誹謗者的刑事責任帶來了極大挑戰。此外，刑罰力度不足也是一個突出問題，難以對網絡誹謗行為形成有效的威懾。針對這些問題，學者們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建議。在立法方面，建議進一步明確網絡誹謗的入罪標準，細化“情節嚴重”等模糊概念，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在司法實踐中，加強對網絡誹謗案件的證據收集和認定，提高司法人員的專業素質和網絡技術水平，確保公正審判；同時，加大對網絡誹謗行為的刑罰力度，提高犯罪成本，以有效遏制網絡誹謗行為的發生。在國外，一些發達國家對網絡誹謗的刑法規制也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實踐。以美國為例，美國在網絡誹謗的法律規制方面，注重平衡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保護的關系。美國的法律體系較為復雜，聯邦和各州都有相關法律規定。在網絡誹謗案件中，法院通常會根據具體情況，綜合考慮言論的性質、傳播范圍、對他人名譽的損害程度等因素來判定是否構成誹謗。同時，美國的互聯網行業自律組織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制定行業規范和道德準則，引導網絡用戶文明上網，減少網絡誹謗行為的發生。德國在網絡誹謗的刑法規制方面，強調對公民名譽權的嚴格保護。德國刑法對誹謗行為的規定較為細致，對于通過網絡實施的誹謗行為，同樣適用相關法律規定。德國還建立了完善的網絡監管機制，加強對網絡平臺的管理和監督，要求網絡平臺對用戶發布的內容進行審核，及時刪除違法信息，從而有效減少了網絡誹謗行為的發生。總體而言，國內外學者對網絡誹謗的刑法規制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然而，現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方面，對于網絡誹謗行為的認定標準和刑罰適用，尚未形成統一的、明確的理論體系，在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較大的爭議和不確定性。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和網絡環境的日益復雜，網絡誹謗行為也呈現出多樣化、智能化的發展趨勢，現有研究在應對這些新變化時顯得相對滯后。因此，進一步加強對網絡誹謗的刑法規制研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本研究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網絡誹謗的刑法規制問題。文獻研究法是基礎，通過廣泛查閱國內外關于網絡誹謗刑法規制的學術著作、期刊論文、法律法規、司法解釋以及相關政策文件等資料，梳理和分析已有研究成果，明確網絡誹謗的概念、特征、危害以及國內外刑法規制的現狀和發展趨勢，為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例如，在研究網絡誹謗的概念時，參考了大量法學專業文獻，對不同學者的觀點進行對比分析，從而準確界定網絡誹謗的內涵和外延。案例分析法為研究提供了現實依據。收集和整理了近年來具有代表性的網絡誹謗案例，如德陽安醫生事件、網紅saya與孕婦爭執事件等，深入分析這些案例中網絡誹謗行為的發生過程、行為特點、危害后果以及司法機關的處理方式和判決結果。通過對具體案例的剖析，總結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和難點，如證據收集困難、“情節嚴重”認定標準不明確等，為提出針對性的完善建議提供實踐支持。比較分析法拓寬了研究視野。對國內外網絡誹謗刑法規制的立法模式、法律規定、司法實踐等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分析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網絡誹謗刑法規制方面的優勢和不足。例如，將美國注重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保護平衡的法律規制模式，與德國強調對公民名譽權嚴格保護并建立完善網絡監管機制的模式進行對比，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為完善我國網絡誹謗刑法規制提供參考。在研究視角和觀點上，本文具有一定的創新之處。研究視角上，突破了以往僅從刑法學單一學科角度研究網絡誹謗的局限，綜合運用刑法學、法理學、網絡傳播學等多學科知識，從不同學科的交叉視角深入分析網絡誹謗的刑法規制問題。從網絡傳播學角度分析網絡誹謗信息的傳播特點和規律，為制定有效的法律規制措施提供依據；從法理學角度探討網絡誹謗刑法規制中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保護的平衡問題，使研究更具全面性和深度。觀點上，提出了一些具有創新性的見解。針對網絡誹謗取證難的問題，建議加強與網絡平臺的合作，建立網絡證據保全機制，利用網絡平臺的技術優勢，及時固定和保存網絡誹謗相關證據，提高證據收集的效率和準確性。在完善網絡誹謗入罪標準方面，提出引入量化指標與綜合評估相結合的方式，除了考慮點擊量、轉發量等量化指標外，還應綜合考慮誹謗內容的性質、對受害者造成的實際影響等因素，更加科學合理地認定網絡誹謗行為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避免司法實踐中的標準不一和隨意性。二、網絡誹謗的相關理論概述2.1網絡誹謗的定義與特征2.1.1定義網絡誹謗是指借助網絡這一現代傳播媒介，故意捏造并散布虛構的事實，以貶損他人人格、破壞他人名譽的行為。在網絡環境中，信息傳播的速度和范圍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使得網絡誹謗行為相較于傳統誹謗具有更大的危害性。網絡誹謗的行為主體通常是具備一定網絡知識和操作能力的個人或組織，他們通過在各種網絡平臺上發布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形式的信息，來傳播虛假事實，從而達到損害他人名譽的目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捏造事實誹謗他人”：一是捏造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二是將信息網絡上涉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內容篡改為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例如，某自媒體博主為了吸引眼球、增加粉絲量，故意編造某知名企業老板偷稅漏稅的虛假信息，并在其社交媒體賬號上大肆傳播，引發了眾多網友的關注和討論，對該企業老板的名譽造成了嚴重損害，這種行為就屬于典型的網絡誹謗。網絡誹謗與傳統誹謗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侵犯了他人的名譽權，都是通過虛假陳述來損害他人的社會評價。但網絡誹謗借助了網絡這一特殊的傳播載體，使得誹謗行為的實施更加便捷，傳播范圍更廣，影響也更為深遠。在傳統誹謗中，信息的傳播往往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網絡誹謗則打破了這些限制，信息可以在瞬間傳遍全球，對受害者的名譽造成的損害也更加難以挽回。2.1.2特征傳播速度快：網絡的即時性特點使得網絡誹謗信息能夠在瞬間傳播開來。在傳統媒體時代，信息的傳播需要經過采編、審核、發布等多個環節，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息的傳播速度。而在網絡環境下，信息的發布變得極為簡單，只需點擊一下鼠標或觸摸一下屏幕，誹謗信息就可以迅速擴散到網絡的各個角落。以“德陽安醫生事件”為例，從事件發生到網絡上出現大量對安醫生的誹謗言論，僅僅用了幾個小時的時間。這些誹謗言論在各大網絡平臺上迅速傳播，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使得安醫生及其家人在短時間內遭受了巨大的輿論壓力。傳播范圍廣：互聯網的普及使得網絡誹謗信息能夠突破地域限制，傳播到全球各地。只要有網絡覆蓋的地方，就有可能接收到誹謗信息。無論是偏遠的山區還是繁華的都市，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網絡誹謗信息都能夠輕松抵達。某明星被網絡誹謗的事件，不僅在國內各大網絡平臺上引發了熱議，還迅速傳播到了國外的社交媒體上，對該明星的國際形象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這種廣泛的傳播范圍，使得網絡誹謗對受害者名譽的損害程度遠遠超過了傳統誹謗。隱蔽性強：網絡的匿名性為網絡誹謗者提供了一定的保護，使得他們能夠在相對隱蔽的環境下實施誹謗行為。在網絡世界中，用戶可以通過使用化名、匿名賬號等方式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這使得受害者在遭受誹謗后，往往難以迅速確定誹謗者的身份。一些網絡誹謗者利用這一特點，肆無忌憚地發布誹謗信息，而不用擔心被追究責任。即使通過技術手段追蹤到了誹謗者的IP地址，也可能因為IP地址的動態性或使用代理服務器等原因，難以確定其真實身份。取證難度大：網絡信息的易逝性和虛擬性使得網絡誹謗的取證工作面臨諸多困難。網絡誹謗信息可能會在短時間內被大量轉發和評論，也可能會被誹謗者迅速刪除，這給證據的固定和收集帶來了很大的挑戰。網絡空間的虛擬性使得證據的真實性和合法性難以認定，需要運用專業的技術手段和法律知識進行判斷。在一些網絡誹謗案件中，由于證據不足，受害者無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導致網絡誹謗者逍遙法外。危害后果嚴重：網絡誹謗不僅會對受害者的名譽造成損害，還可能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對受害者的生活、工作、心理等方面造成嚴重的影響。在一些極端情況下，網絡誹謗甚至可能導致受害者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嚴重后果。如“網紅saya與孕婦爭執事件”中，孕婦一方在網絡上發布了大量對saya不利的言論，引發了網友對saya的網絡暴力和誹謗。saya不僅在網絡上遭受了無數的謾罵和攻擊，其線下的生活和工作也受到了極大的影響，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壓力。網絡誹謗還會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網絡環境的和諧穩定，降低社會的信任度。2.2網絡誹謗與傳統誹謗的比較2.2.1傳播媒介與方式差異傳統誹謗主要借助傳統媒介進行傳播，如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以及通過口頭傳播的方式。在報紙和雜志上，誹謗內容通常以文字形式呈現，經過編輯排版、印刷發行等流程后到達讀者手中，傳播過程相對繁瑣且受到出版周期和發行范圍的限制。廣播和電視則通過電波信號傳播誹謗信息，傳播時間受到節目安排的約束，聽眾和觀眾只能在特定時間段接收信息。口頭傳播更是局限于面對面的交流或者小范圍的人際傳播，傳播范圍極為有限。而網絡誹謗則利用網絡平臺作為傳播媒介，涵蓋了各種社交網絡平臺、論壇、博客、新聞客戶端等。在社交網絡平臺上，用戶可以隨時隨地發布文字、圖片、視頻等形式的誹謗信息，并且能夠通過點贊、評論、轉發等功能迅速擴散。論壇和博客為用戶提供了發表長篇言論的空間，誹謗者可以在這些平臺上詳細闡述虛假事實，吸引大量關注。新聞客戶端則借助算法推薦機制，將誹謗信息精準推送給感興趣的用戶，進一步擴大了傳播范圍。網絡誹謗的傳播方式具有即時性和互動性，信息發布后能夠瞬間被全球各地的用戶獲取，用戶之間還可以進行實時互動，進一步加速了信息的傳播。2.2.2危害程度與范圍區別傳統誹謗的危害程度和范圍相對有限。由于傳播媒介和方式的限制，傳統誹謗信息的傳播速度較慢，能夠接觸到這些信息的人群也相對較少。即使在一些較大規模的傳統媒體上發布誹謗內容，其影響力也主要局限于該媒體的受眾群體。一份發行量有限的報紙上刊登的誹謗文章，可能只有少數訂閱該報紙的讀者能夠看到，對受害者名譽的損害也相對較小。而且，傳統誹謗的傳播范圍往往受到地域限制，很難在短時間內擴散到其他地區。網絡誹謗因網絡傳播特性危害程度更大、范圍更廣。網絡的開放性和全球性使得網絡誹謗信息能夠突破地域限制，在瞬間傳遍全球。只要有網絡連接的地方，用戶都可能接收到誹謗信息，這使得受害者的名譽在全球范圍內受到損害。網絡誹謗信息的傳播速度極快，能夠在短時間內引發大量關注和討論，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在一些網絡誹謗事件中，受害者在短時間內就會遭受來自全國各地甚至全球的網民的指責和謾罵，其生活和工作受到極大干擾。網絡誹謗還可能引發網絡暴力，對受害者的精神和心理造成嚴重傷害，甚至導致受害者出現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極端后果。2.3網絡誹謗行為的刑法規制現狀我國刑法對網絡誹謗行為的規制主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的規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前款罪，告訴的才處理，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通過信息網絡實施第一款規定的行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訴，但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協助。”這一規定明確了誹謗罪的基本構成要件和刑罰處罰，同時也考慮到了網絡誹謗行為的特殊性，為網絡誹謗的刑事司法實踐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為了進一步明確網絡誹謗行為的認定標準和法律適用問題，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了《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該《解釋》對網絡誹謗行為的入罪標準、“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認定、“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形等方面作出了具體規定。《解釋》第一條明確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捏造事實誹謗他人”：一是捏造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二是將信息網絡上涉及他人的原始信息內容篡改為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明知是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情節惡劣的，以“捏造事實誹謗他人”論。在入罪標準方面，《解釋》第二條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一是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以上的；二是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嚴重后果的；三是二年內曾因誹謗受過行政處罰，又誹謗他人的；四是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這些規定為司法機關在實踐中準確認定網絡誹謗罪提供了具體的量化標準，增強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在司法實踐中，對于網絡誹謗行為的處理，一般遵循“告訴才處理”的原則，即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然而，當網絡誹謗行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時，則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根據《解釋》第三條的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一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二是引發公共秩序混亂的；三是引發民族、宗教沖突的；四是誹謗多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五是損害國家形象，嚴重危害國家利益的；六是造成惡劣國際影響的；七是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形。近年來，隨著網絡誹謗事件的不斷增多，司法機關也加大了對網絡誹謗行為的打擊力度。在一些典型案例中，如“秦火火”案，秦志暉（網名“秦火火”）在網絡上故意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其行為已構成誹謗罪，同時還涉嫌尋釁滋事罪，最終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這一案例表明，對于情節嚴重的網絡誹謗行為，司法機關將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以維護社會秩序和公民的合法權益。然而，在司法實踐中，網絡誹謗案件的處理仍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一方面，網絡誹謗的取證難度較大，網絡空間的虛擬性和匿名性使得證據的收集和固定變得異常困難，需要運用專業的技術手段和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對于“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雖然《解釋》作出了具體規定，但在實際操作中，仍存在一定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不同地區、不同法官的理解和判斷可能存在差異，導致司法實踐中的標準不夠統一。三、網絡誹謗刑法規制的困境分析3.1證據收集與固定難題3.1.1網絡環境的虛擬性和匿名性阻礙網絡環境的虛擬性和匿名性是網絡誹謗證據收集與固定面臨的首要難題。在網絡空間中，人們的身份往往被數字化符號所掩蓋，用戶可以通過使用昵稱、匿名賬號等方式隱藏真實身份，這使得確定網絡誹謗者的真實身份變得極為困難。某知名藝人被網絡誹謗，誹謗者使用多個匿名賬號在各大社交平臺上發布大量虛假信息，對該藝人的名譽造成了嚴重損害。當藝人及其團隊試圖追究誹謗者的法律責任時，卻發現難以通過常規手段確定誹謗者的真實身份。雖然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追蹤到誹謗信息發布的IP地址，但IP地址可能存在動態變化，或者誹謗者使用了代理服務器等方式隱藏真實IP，導致追蹤工作陷入困境。網絡誹謗信息的傳播也具有高度的隱蔽性。誹謗者可以在短時間內將誹謗信息發布到多個網絡平臺，并且通過設置隱私權限、加密傳輸等方式，使得信息的傳播范圍和受眾難以被準確掌握。一些誹謗者會利用小眾論壇、加密聊天群組等相對隱蔽的網絡空間傳播誹謗信息，這些平臺的用戶群體相對較小且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增加了發現和追蹤誹謗信息的難度。而且，網絡誹謗信息往往會在傳播過程中迅速擴散，形成龐大的信息鏈條，涉及眾多的轉發者和評論者，進一步加大了證據收集的工作量和復雜性。網絡環境的虛擬性和匿名性還使得證據的真實性和關聯性難以確定。由于網絡信息可以被輕易篡改和偽造，收集到的證據可能存在被惡意修改的風險，從而影響其證明效力。在一些網絡誹謗案件中，誹謗者會在發布誹謗信息后，通過技術手段刪除或修改原始信息，試圖毀滅證據。當受害者收集到相關證據時，誹謗者可能會以證據被篡改、真實性存疑為由進行抗辯，導致案件的審理陷入僵局。網絡環境中信息的海量性和復雜性也使得判斷證據與案件的關聯性變得困難，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行篩選和分析。3.1.2證據形式多樣且易滅失問題網絡誹謗的證據形式豐富多樣，涵蓋了電子數據、視聽資料、證人證言等多種類型。電子數據作為最常見的證據形式，包括網頁截圖、聊天記錄、電子郵件、博客文章、微博評論等。這些電子數據以數字信號的形式存儲在網絡服務器、計算機硬盤、移動存儲設備等介質中，具有易修改、易刪除、易復制的特點。視聽資料如誹謗視頻、音頻等，也在網絡誹謗案件中時有出現，它們能夠直觀地記錄誹謗行為的發生過程，但同樣面臨著易被篡改和滅失的風險。證人證言在網絡誹謗案件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如網絡平臺的管理員、目睹誹謗行為發生的其他用戶等都可能成為證人，但證人可能由于各種原因不愿意配合取證，或者其證言的真實性和可信度難以保證。電子數據極易受到技術故障、人為操作、病毒攻擊等因素的影響而滅失。網絡服務器可能會出現硬件故障、軟件系統崩潰等問題，導致存儲在其中的誹謗相關電子數據丟失。某網絡平臺因服務器遭受黑客攻擊，導致部分用戶發布的誹謗信息及相關數據被刪除，使得受害者在維權過程中無法獲取關鍵證據。人為操作失誤，如誤刪文件、格式化硬盤等，也可能導致電子數據的滅失。一些網絡平臺為了節省存儲空間，會定期清理過期數據，這也可能使得與網絡誹謗案件相關的證據被刪除。此外，病毒、惡意軟件等的入侵可能會破壞電子數據的完整性，使其無法被正常讀取和使用，從而影響證據的收集和固定。網絡誹謗信息的傳播速度極快，在短時間內就可能被大量轉發和評論，形成龐大的信息洪流。在這個過程中，誹謗者可能會迅速刪除原始誹謗信息，以逃避法律責任。由于網絡信息的傳播具有即時性，一旦誹謗信息被刪除，想要恢復和獲取完整的證據就變得異常困難。即使通過技術手段進行數據恢復，也可能無法完全還原原始信息的全貌，導致證據的完整性受到損害。一些網絡平臺在接到用戶的投訴后，可能會在未通知受害者的情況下，直接刪除涉嫌誹謗的信息，這也給受害者的證據收集工作帶來了極大的阻礙。3.2法律適用的模糊地帶3.2.1“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模糊在我國現行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中，雖然對網絡誹謗罪中“情節嚴重”的情形作出了一定規定，但這些規定在實際操作中仍存在諸多模糊之處。根據《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情節嚴重”包括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以上；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嚴重后果；二年內曾因誹謗受過行政處罰，又誹謗他人等情形。然而，這些標準在司法實踐中面臨著一系列問題。點擊量、轉發量等量化指標雖然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和可操作性，但在實際應用中，其準確性和合理性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網絡數據的真實性難以保證，存在刷量、機器轉發等作弊行為，這使得基于點擊量和轉發量來判斷網絡誹謗行為的情節嚴重程度變得不可靠。一些網絡營銷團隊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可能會利用技術手段制造虛假的點擊量和轉發量，從而影響對網絡誹謗行為的認定。不同網絡平臺的用戶規模、活躍度差異巨大，在用戶基數較小的平臺上，誹謗信息達到五千次點擊或五百次轉發的難度相對較大，而在用戶基數龐大的熱門平臺上，這一標準則相對容易達到。因此，單純以點擊量和轉發量作為“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可能會導致不同平臺上的網絡誹謗行為在認定和處罰上出現不公平的現象。“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嚴重后果”這一標準在實踐中也存在認定困難。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后果的產生往往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很難直接確定是由網絡誹謗行為所導致。在一些案件中，被害人本身可能存在心理問題或其他生活壓力，即使遭受了網絡誹謗，也難以確鑿地證明其精神失常或自殺等后果與網絡誹謗行為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對于精神失常等后果的認定，缺乏明確、統一的醫學鑒定標準，不同的鑒定機構和鑒定人員可能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也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困擾。“二年內曾因誹謗受過行政處罰，又誹謗他人的”這一標準相對較為明確，但在實際執行中，也需要考慮到行政處罰的種類、程度以及再次誹謗行為的具體情節等因素。如果兩次誹謗行為的性質和危害程度差異較大，僅僅依據這一標準來認定“情節嚴重”，可能會導致處罰的不合理。“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這一兜底條款雖然為司法實踐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但也因為缺乏明確的界定，容易導致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在不同地區、不同法院，對于“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的理解和判斷可能存在較大差異，這就使得網絡誹謗案件的判決結果缺乏一致性和公正性，影響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公信力。3.2.2網絡誹謗與言論自由的界限不清網絡誹謗與言論自由的界限不清是網絡誹謗刑法規制面臨的又一難題。言論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在網絡環境下，公民可以更加便捷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意見，這對于促進信息傳播、推動社會進步具有重要意義。然而，言論自由并非毫無限制，當言論超出了合理的范圍，對他人的名譽權造成侵害時，就可能構成網絡誹謗。在現實生活中，如何準確界定網絡誹謗與言論自由的界限存在諸多困難。網絡言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使得判斷言論是否構成誹謗變得復雜。網絡上的言論形式豐富多樣，包括新聞評論、社交平臺發言、論壇討論等，這些言論往往帶有一定的主觀性和情感色彩。在一些情況下，很難判斷言論是基于真實的事實和合理的觀點表達，還是故意捏造虛假事實來損害他人名譽。在對某一社會熱點事件的討論中，網民的言論可能會涉及對相關人物的評價，這些評價可能存在褒貶不一的情況，其中一些言辭激烈的評論可能會被認為是誹謗，但實際上也可能是網民基于自身的認知和情感表達的真實看法。對于言論的真實性和主觀性的判斷缺乏明確的標準。在認定網絡誹謗時，需要判斷言論是否為虛假事實，但在實際操作中，對于一些具有爭議性的事件或問題，很難確定事實的真相。對于一些涉及專業性較強的領域，普通網民可能因為缺乏專業知識而對相關事實產生誤解，從而發表一些不準確的言論，這種情況下，很難判斷其是否構成誹謗。言論的主觀性也增加了判斷的難度，一些帶有主觀評價的言論，如對他人品德、能力的評價，很難確定其是否超出了合理的范圍。公眾人物與普通民眾在網絡誹謗與言論自由界限的判斷上存在差異。公眾人物由于其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較大，其言行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在一定程度上，公眾人物需要容忍公眾對其較為寬泛的批評和評價，以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和言論自由。然而，這種容忍也是有限度的，當公眾的言論超出了合理的范圍，對公眾人物的名譽造成嚴重損害時，同樣可能構成網絡誹謗。在判斷公眾人物的網絡誹謗案件時，如何平衡公眾的言論自由和公眾人物的名譽權保護，是一個需要謹慎考慮的問題。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其名譽權同樣需要得到保護，但在網絡環境中，普通民眾可能更容易受到網絡誹謗的侵害，因為他們缺乏公眾人物所擁有的資源和影響力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因此，在界定網絡誹謗與言論自由的界限時，需要充分考慮公眾人物和普通民眾的不同特點和需求。網絡平臺的監管責任和用戶言論自由的平衡也是一個重要問題。網絡平臺作為網絡言論的傳播載體，承擔著一定的監管責任。然而，過度強調網絡平臺的監管責任，可能會限制用戶的言論自由。網絡平臺如果對用戶言論進行嚴格的審查和限制，可能會導致一些合理的言論被誤刪或屏蔽，影響用戶的表達權利。相反，如果網絡平臺對用戶言論放任不管，又可能會導致網絡誹謗等不良信息的泛濫。因此，如何在保障網絡平臺履行監管責任的同時，充分保護用戶的言論自由，是需要進一步探討和解決的問題。三、網絡誹謗刑法規制的困境分析3.3執法與司法實踐的挑戰3.3.1執法部門的專業能力不足執法部門在處理網絡誹謗案件時，面臨著專業技術和知識不足的困境。網絡誹謗行為發生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中，其涉及的電子數據、網絡技術等領域具有較高的專業性和復雜性。執法人員需要具備專業的網絡技術知識，才能夠有效地進行證據收集、固定和分析。然而，在實際執法過程中，許多執法人員缺乏相關的專業培訓，對網絡技術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有限，難以適應網絡誹謗案件的調查需求。在面對網絡誹謗案件時，執法人員可能無法準確理解和運用電子數據取證技術。網絡誹謗的證據主要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存在，如網頁截圖、聊天記錄、電子郵件等。這些電子數據的收集和固定需要使用專門的技術工具和方法，并且要遵循嚴格的證據收集程序，以確保證據的合法性和真實性。一些執法人員由于缺乏專業知識，可能在取證過程中出現操作不當的情況，導致證據被破壞或丟失，影響案件的偵破和處理。在某起網絡誹謗案件中，執法人員在收集聊天記錄作為證據時，由于不了解數據恢復技術，未能及時恢復被刪除的關鍵聊天記錄，使得案件的證據鏈出現缺失，無法對誹謗者進行有效的指控。對于網絡誹謗信息的傳播路徑和規律，執法人員也往往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能力。網絡誹謗信息在網絡平臺上的傳播具有快速、廣泛、復雜的特點，其傳播路徑可能涉及多個網絡平臺、多種傳播方式以及眾多的傳播者。執法人員需要運用專業的網絡分析工具和技術，對誹謗信息的傳播路徑進行追蹤和分析，從而確定誹謗者的身份和行為軌跡。然而，由于專業能力不足，執法人員很難準確把握網絡誹謗信息的傳播規律，無法及時有效地制止誹謗信息的傳播，導致受害者的權益無法得到及時保護。在網絡誹謗案件的調查過程中，執法人員還可能面臨與網絡服務提供商的溝通和協作問題。網絡服務提供商掌握著大量的網絡用戶數據和信息，對于執法部門獲取證據、確定誹謗者身份等工作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然而，由于執法人員對網絡服務提供商的運營模式和技術架構缺乏了解，在與網絡服務提供商溝通協作時，可能會出現信息不對稱、溝通不暢等問題，影響案件的調查進度和效果。一些執法人員在要求網絡服務提供商提供相關數據時，無法準確說明所需數據的類型和范圍，導致網絡服務提供商無法及時提供有效的協助。3.3.2司法審判的統一性和公正性受質疑不同地區的司法審判在處理網絡誹謗案件時，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使得司法的公正性和統一性受到了廣泛質疑。由于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文化背景、社會觀念等存在差異，導致不同地區的司法機關在對網絡誹謗案件的理解和處理上存在分歧。在對“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上，不同地區的法院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判斷。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法院，由于網絡誹謗案件數量較多，對“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可能相對嚴格，更注重誹謗行為對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影響；而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法院，由于網絡誹謗案件相對較少，對“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可能相對寬松，更側重于考慮誹謗行為對被害人個人名譽的損害程度。在對網絡誹謗案件的量刑方面，不同地區的法院也存在較大差異。即使是相似的網絡誹謗案件，在不同地區的法院可能會得到截然不同的判決結果。某起網絡誹謗案件中，誹謗者在網絡上發布虛假信息，對被害人的名譽造成了一定損害，且該誹謗信息的點擊量和轉發量達到了司法解釋規定的“情節嚴重”標準。在A地區的法院，誹謗者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而在B地區的法院，類似的案件中誹謗者僅被判處拘役六個月，且未處罰金。這種量刑上的差異，不僅讓當事人感到困惑和不滿，也嚴重影響了司法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司法審判中對網絡誹謗與言論自由界限的把握也存在差異。不同地區的法官對網絡言論自由的理解和對名譽權保護的側重點不同，導致在判斷網絡誹謗行為時存在主觀性和不確定性。一些法官可能更傾向于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對網絡誹謗行為的認定較為謹慎，只有在誹謗行為對他人名譽造成極其嚴重損害的情況下，才會認定為犯罪；而另一些法官則更注重對公民名譽權的保護，對網絡誹謗行為的認定相對寬松，只要言論存在一定的虛假性且對他人名譽造成了損害，就可能認定為誹謗罪。這種差異使得網絡誹謗案件的判決結果缺乏一致性和可預測性，公眾難以對自己在網絡上的言論行為形成明確的預期，也不利于維護網絡空間的法治秩序。網絡誹謗案件的司法審判還受到輿論和社會壓力的影響。在一些網絡誹謗案件中，由于案件涉及公眾人物或社會熱點事件，往往會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輿論的導向和社會公眾的態度可能會對司法審判產生一定的影響，導致法官在審判過程中面臨較大的壓力。在某些情況下，法官可能會為了迎合社會輿論或避免引發社會爭議，而做出與法律規定不完全相符的判決，這也進一步損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和獨立性。一些公眾人物的網絡誹謗案件，由于公眾對該人物的關注度較高，輿論往往傾向于對誹謗者進行嚴厲譴責，這種輿論壓力可能會影響法官的獨立判斷，導致判決結果出現偏差。四、網絡誹謗刑法規制困境的成因探究4.1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與監管滯后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網絡技術日新月異，新的網絡平臺和傳播方式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近年來，短視頻平臺迅速崛起，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擁有龐大的用戶群體，用戶可以通過發布短視頻、直播等方式快速傳播信息。這些新的網絡平臺和傳播方式為人們提供了更加便捷、豐富的交流和表達渠道，但同時也給網絡誹謗行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空間。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短視頻平臺的特點，通過制作和傳播虛假短視頻來誹謗他人，由于短視頻的傳播速度快、感染力強，往往能夠在短時間內引發大量關注，對受害者的名譽造成嚴重損害。網絡直播也成為了一種熱門的傳播方式，主播可以實時與觀眾互動，傳播信息的范圍和影響力不斷擴大。在網絡直播過程中，一些主播為了吸引眼球、增加人氣，可能會故意發布虛假信息，誹謗他人，引發網絡暴力。某知名主播在直播中惡意詆毀競爭對手，散布虛假的商業詆毀言論，導致競爭對手的商業信譽受到嚴重損害，市場份額大幅下降。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網絡誹謗行為的手段和方式也在不斷翻新。一些網絡誹謗者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合成虛假的音頻、視頻，以達到更加逼真的誹謗效果。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將他人的聲音和形象合成到虛假的場景中，制作出看似真實的誹謗內容，這種虛假內容的傳播更容易誤導公眾，對受害者的名譽造成更大的傷害。而且，隨著區塊鏈技術的發展，一些網絡誹謗者可能會利用區塊鏈的去中心化和匿名性特點，更加隱蔽地傳播誹謗信息，使得監管和打擊難度進一步加大。然而，相關的監管措施卻未能及時跟上網絡技術的發展步伐。一方面，網絡監管法律法規存在滯后性。我國現有的網絡監管法律法規大多是在網絡技術發展的特定階段制定的，難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網絡環境。對于一些新興的網絡平臺和傳播方式，法律法規缺乏明確的規定和監管措施，導致在面對網絡誹謗行為時，監管部門無法可依，難以有效進行監管和打擊。在短視頻平臺和網絡直播領域，雖然已經出臺了一些相關的管理規定，但這些規定還不夠完善，對于網絡誹謗行為的認定、處罰等方面還存在模糊之處，給監管工作帶來了困難。另一方面，網絡監管部門的技術手段和人員配備相對不足。網絡誹謗行為發生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中，需要監管部門具備先進的技術手段和專業的技術人員來進行監測和調查。然而，目前一些監管部門的技術設備和技術水平相對落后，無法及時發現和追蹤網絡誹謗信息的傳播路徑。在面對海量的網絡信息時，監管部門的技術手段難以對其中的誹謗信息進行有效的篩選和識別。而且，監管部門的專業人員數量有限，缺乏具備網絡技術和法律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在處理網絡誹謗案件時，往往力不從心，無法及時有效地進行監管和執法。網絡平臺自身的監管責任也未能充分落實。一些網絡平臺為了追求流量和經濟效益，對用戶發布的內容審核不嚴，甚至對一些明顯的網絡誹謗信息視而不見。一些網絡平臺在接到用戶的投訴后，未能及時采取措施刪除誹謗信息，導致誹謗信息繼續傳播，對受害者造成更大的傷害。而且，網絡平臺之間的信息共享和協作機制不完善，在處理跨平臺的網絡誹謗案件時，難以形成有效的監管合力，使得網絡誹謗者有機可乘。四、網絡誹謗刑法規制困境的成因探究4.2刑法立法的不完善4.2.1法律條文的滯后性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迅猛發展，網絡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的網絡平臺和傳播方式不斷涌現，網絡誹謗行為也呈現出多樣化和復雜化的趨勢。然而，我國現行刑法關于網絡誹謗的法律條文卻未能及時跟上這一變化，存在明顯的滯后性。現行刑法對網絡誹謗行為的規定較為籠統，缺乏對新型網絡誹謗行為的具體規制。在短視頻平臺、網絡直播等新興領域，網絡誹謗行為屢見不鮮。一些主播在直播過程中，故意編造虛假信息，對競爭對手進行惡意詆毀，嚴重損害了他人的名譽權。由于現行刑法中沒有針對此類行為的明確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這些行為的定性和處罰往往存在爭議，導致一些網絡誹謗者逍遙法外。在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利用AI合成虛假音視頻進行誹謗的行為逐漸增多。通過AI技術，可以將他人的聲音和形象合成到虛假的場景中，制作出極具欺騙性的誹謗內容。由于現行刑法對此類行為缺乏明確的規定，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司法機關往往面臨法律適用的困境，難以準確認定犯罪行為和追究刑事責任。網絡誹謗行為的傳播特點和危害程度與傳統誹謗行為有很大的不同，但現行刑法在量刑方面并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些差異。網絡誹謗信息能夠在瞬間傳遍全球，對受害者的名譽造成的損害更為嚴重，影響范圍更廣。然而，現行刑法對網絡誹謗罪的量刑標準與傳統誹謗罪基本相同，無法充分體現網絡誹謗行為的嚴重危害性，也難以對網絡誹謗者形成有效的威懾。4.2.2缺乏具體的操作細則我國刑法對網絡誹謗的認定和處罰缺乏具體的操作細則，這給司法實踐帶來了諸多困難。在網絡誹謗的認定方面，雖然《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和“情節嚴重”的情形作出了規定，但這些規定在實際操作中仍存在許多模糊之處。對于“捏造事實”的認定，如何區分正常的言論批評和故意捏造虛假事實，缺乏明確的判斷標準。在一些情況下，網民對公眾人物或社會事件的批評言論可能言辭激烈，容易被誤解為誹謗，但實際上這些言論可能是基于真實的事實和合理的觀點表達。對于“情節嚴重”的認定，雖然解釋中規定了點擊量、轉發量等量化指標，但這些指標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仍有待進一步探討。如前文所述，點擊量和轉發量可能受到刷量、機器轉發等作弊行為的影響，難以真實反映網絡誹謗行為的危害程度。而且，單純以點擊量和轉發量作為認定標準，可能會忽略誹謗內容的性質、對受害者造成的實際影響等重要因素，導致對網絡誹謗行為的認定不夠準確和全面。在網絡誹謗的處罰方面，刑法規定相對寬泛，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較大。對于網絡誹謗罪，刑法規定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在具體量刑時，法官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如誹謗行為的情節、危害后果、被告人的認罪態度等。由于缺乏具體的量刑指導意見，不同法官對相同或相似案件的量刑可能存在較大差異，這不僅影響了司法的公正性和統一性，也降低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在網絡誹謗案件的訴訟程序方面，也缺乏明確的操作細則。網絡誹謗案件的證據主要以電子數據為主，電子數據的收集、固定、審查和判斷需要遵循特殊的程序和規則。然而，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對電子數據在網絡誹謗案件中的證據地位、取證程序、證明力等方面的規定不夠完善，導致在司法實踐中，電子數據的證據效力難以得到充分發揮，影響了案件的審理和判決。4.3公眾法律意識淡薄在網絡環境中，公眾法律意識淡薄是導致網絡誹謗行為頻發的重要因素之一。許多網民對網絡誹謗的法律后果認識嚴重不足，缺乏對自身言論的約束，在網絡上肆意發表言論，全然不顧可能對他人造成的傷害。一些網民在未核實信息真實性的情況下，僅憑個人主觀臆斷或道聽途說，就隨意在網絡平臺上發布對他人不利的虛假信息。在某起網絡事件中，一位網友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則關于某企業老板的負面傳聞，未進行任何查證，便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上轉發并添油加醋地評論，引發了眾多網友的關注和轉發。最終，該傳聞被證實是毫無根據的謠言，但已經對該企業老板的名譽造成了嚴重損害。部分網民存在一種錯誤認知，認為網絡是虛擬空間，在網絡上發表言論無需承擔法律責任。他們將網絡平臺視為可以隨意發泄情緒、攻擊他人的場所，對網絡誹謗行為的違法性和危害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在一些網絡論壇和社交媒體群組中，經常會出現一些惡意辱罵、詆毀他人的言論，發布者認為自己只是在網絡上說說而已，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這種錯誤的觀念使得網絡誹謗行為有了滋生的土壤，嚴重破壞了網絡環境的和諧與穩定。公眾缺乏對網絡言論自由邊界的清晰認識，也是導致網絡誹謗行為頻發的原因之一。在網絡時代，言論自由得到了更廣泛的體現，但這種自由并非毫無限制。然而，許多網民在追求言論自由的過程中，往往忽視了他人的名譽權等合法權益。一些網民在網絡上發表言論時，只考慮自己的表達欲望，而不考慮言論是否會對他人造成誹謗。在對一些社會熱點事件的討論中，部分網民會發表一些言辭激烈、帶有攻擊性的言論，對事件當事人進行無端指責和惡意揣測，這些言論往往超出了合理言論的范疇，構成了網絡誹謗。一些網民為了追求個人利益或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故意在網絡上發布誹謗信息。一些自媒體博主為了吸引眼球、增加粉絲量和關注度，不惜編造虛假信息，對他人進行誹謗。他們利用網絡傳播的快速性和廣泛性，將誹謗信息迅速擴散，以獲取更多的流量和利益。在某娛樂新聞事件中，一位自媒體博主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故意編造某明星的緋聞和負面消息，并在其社交媒體賬號上大肆傳播，引發了大量網友的關注和討論，對該明星的名譽造成了極大的損害。這種為了個人利益而故意實施網絡誹謗的行為，不僅違背了道德底線，也觸犯了法律紅線。公眾法律意識淡薄還體現在對網絡誹謗受害者的態度上。在一些網絡誹謗事件中，部分網民不僅沒有對受害者表示同情和支持，反而參與到誹謗行為中，對受害者進行二次傷害。在某網絡誹謗案件中，受害者在遭受誹謗后，一些網民不僅不相信受害者的解釋，還在網絡上繼續傳播誹謗信息，甚至對受害者進行人身攻擊。這種行為不僅加劇了受害者的痛苦，也使得網絡誹謗的危害進一步擴大。五、網絡誹謗刑法規制的國際經驗借鑒5.1美國的相關法律規制與實踐美國在網絡誹謗的法律規制方面，構建了一套復雜且注重平衡的體系。美國法律強調言論自由與名譽權的平衡，這一理念貫穿于其網絡誹謗法律規制的始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然而，這種自由并非毫無邊界，當言論構成誹謗，對他人名譽造成損害時，便會受到法律的約束。在誹謗責任的構成要件上，美國法律體系主要涉及三個關鍵要素：虛假陳述、針對特定個體以及造成損害。虛假陳述要求被告的言論必須是虛假的，并且具有惡意。這種惡意通常被解釋為被告在明知陳述是虛假的情況下仍然發表，或者被告在發布時應當知道其陳述可能是虛假的。針對特定個體則意味著誹謗行為必須直接指向或能夠被合理地理解為針對某個具體的個人。造成損害要求被告的言論必須對受害人的名譽造成了實質性的損害。在具體判定誹謗責任時，法院會綜合考慮言論的語境、受眾、發表方式等多種因素。如果言論是在公共論壇上發表，并且是針對公眾人物，那么對言論真實性的要求可能相對較低。因為公眾人物處于公眾視野之下，其言行受到更多的關注和評價，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容忍公眾較為寬泛的批評。然而，對于普通個人而言，即使是針對公眾人物的言論，如果造成了實質性的名譽損害，也可能構成誹謗。此外，言論的形式和方式也會影響誹謗責任的判定，例如，書面誹謗通常比口頭誹謗更容易構成誹謗責任。美國在1964年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中確立了“真實惡意原則”。在該案中，一個民權組織在《紐約時報》刊登了題為《請傾聽他們的吶喊》的政治宣傳廣告，廣告描述了南部黑人正在進行的反種族歧視的非暴力抗爭運動以及他們遭到地方警察殘酷鎮壓的情形，但廣告中有個別細節不夠真實。警官L.B.沙利文控告《紐約時報》嚴重損害了他的名譽，犯有誹謗罪，蒙哥馬利市地方法院陪審團判沙利文勝訴。《紐約時報》不服，將官司打到聯邦最高法院。1964年3月9日，聯邦最高法院做出裁決，9名大法官一致同意推翻阿拉巴馬州州最高法院關于沙利文勝訴的判決。最高法院指出，《紐約時報》雖然刊登了內容不實的廣告，并且對原告的名譽造成了一定損害，但由于原告是一名“政府官員”，他必須“明白無誤地和令人信服地”證明《紐約時報》事先知道廣告上的指控是假的但仍明知故犯，照登不誤，或證明《紐約時報》嚴重失職，對于廣告上的指控存有嚴重疑問，但未作任何努力去查核事實真相。這一原則規范了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只有在他們舉證證實新聞媒體具有“真實惡意”的前提下，才能對新聞媒體的報導提出誹謗訴訟。此后，這一原則在網絡誹謗案件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在涉及網絡媒體對公眾人物的報道時，如果公眾人物要起訴網絡媒體誹謗，必須證明網絡媒體存在“真實惡意”，即明知報道內容虛假或對內容的真實性毫不顧忌仍予以發布。這一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網絡媒體的言論自由和新聞報道自由，避免公眾人物輕易以誹謗為由限制媒體的監督和批評。在網絡誹謗的司法實踐中，美國的法院會根據具體案件的情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來判定是否構成誹謗以及責任的承擔。在2020年美國大選中，多米尼恩投票系統公司被福克斯新聞網在一系列新聞播報和訪談節目中指責計票機制存在“作弊”情節。2021年3月，多米尼恩公司以誹謗罪名將福克斯告上法庭，并索賠16億美元。福克斯在卷入這場官司的初期，以言論自由的名義聲稱相關播報內容是基于第三方的觀點，應該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然而，在2023年2月，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福克斯一系列的內部郵件、短信和證詞記錄，為案情帶來重大轉折。最終，福克斯在官司審判前的最后時刻與多米尼恩達成和解，支付了7.875億美元的賠償。這一案例表明，即使是媒體在享有言論自由的同時，也不能隨意發表虛假的、損害他人名譽的言論。在網絡環境下，媒體的報道和言論同樣需要遵循法律的規定，當言論構成誹謗時，必須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美國還通過賦予受害者訴訟權利來應對網絡誹謗。受害者可以通過訴訟的方式，請求誹謗者承擔法律責任。在網絡誹謗訴訟中，受害者需要向法院提供證據，證明誹謗者的言論構成侵權行為，并損害了受害者的名譽權益。如果誹謗者敗訴，可能需要向受害者道歉并賠償損失，賠償金額通常根據受害者遭受的精神損害程度、誹謗者的經濟能力等因素來確定。美國也強調網絡服務提供商的責任，雖然各州對于網絡服務提供商在網絡誹謗事件中的責任界定和處罰不盡相同，但普遍認為，網絡服務提供商應當對用戶的誹謗行為進行審查和刪除，并在必要的情況下，對用戶提供和精神損害撫慰金的賠償。5.2德國的法律規制與措施德國在網絡誹謗的法律規制方面，秉持著預防與懲罰并重的理念，構建了一套較為完善的法律體系和監管機制。德國法律對公民名譽權給予了高度重視，將誹謗行為視為對公民名譽權的嚴重侵害，予以嚴格規制。在德國的法律體系中，《德國刑法典》對誹謗罪作出了明確規定。根據相關條款，若行為人惡意造謠他人并釀成誹謗之過失，且情節較為嚴重者，將面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剝奪政治權利等處罰。這一規定為打擊網絡誹謗行為提供了堅實的刑法依據。在網絡環境下，只要誹謗行為符合刑法規定的構成要件，無論其通過何種網絡平臺或形式實施，都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德國注重對網絡誹謗行為的預防，強調網絡服務提供商的監管義務。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社交媒體管理法》，對網絡服務提供商提出了更為嚴格的監管要求。該法規定，在德國擁有200萬以上用戶的社交網絡平臺須自行承擔責任，清理其平臺上涉及誹謗、詆毀、新納粹和暴力煽動內容。社交網絡平臺必須在7天內刪除用戶舉報的非法內容，對于明顯的違法言論，需在舉報后24小時內刪除或屏蔽，爭議言論內容也必須在舉報后7日內做出處理，否則將面臨最高達5000萬歐元的罰款。社交媒體企業還須每半年發布報告，公示用戶舉報數量及其處理情況。這一法律的實施，促使網絡服務提供商積極履行監管職責，加強對平臺內容的審核和管理，及時發現并刪除網絡誹謗信息，從源頭上減少了網絡誹謗行為的發生。在著名的德國綠黨政客RenateKünast網絡誹謗案中，充分體現了德國法律在處理網絡誹謗問題上的特點。2019年，RenateKünast控告Facebook，指出Facebook用戶對她使用了各種侮辱性言論，包括“戀童癖賤人”等。這些用戶辱罵她的原因是對她在1986年柏林議會關于反對兒童暴力討論中的一次發言的曲解。一名網絡活動家、著名右翼極端主義者在自己的Facebook賬戶上發布了Künast的照片，并配上了被他篡改過的引文，引發了網絡輿論對Künast的強烈指責和人身攻擊。Künast要求Facebook提供這些用戶的信息，以找出這些評論背后的人。Facebook表示，提供用戶信息的前提條件是用戶發布的內容涉及刑事犯罪，例如侮辱罪。Künast遂將本案訴至柏林地方法院，對Facebook上攻擊她的22條評論提出控告。雖然柏林地方法院最初駁回了Künast的指控，認為這些網民的發言受言論自由的保護，是不可罰的，但這一案件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這也促使德國進一步反思和完善網絡誹謗的法律規制，強調在保障言論自由的同時，要切實保護公民的名譽權，防止網絡誹謗行為的發生。5.3對我國的啟示與借鑒意義美國和德國在網絡誹謗刑法規制方面的經驗，為我國提供了多維度的啟示與借鑒。在立法完善方面，我國可借鑒美國在平衡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保護方面的經驗。我國應在憲法和刑法框架下，進一步明確網絡言論自由的邊界，在保障公民言論自由的同時，切實保護公民的名譽權。對于公眾人物和普通民眾，應根據其不同特點，制定差異化的名譽權保護標準。公眾人物因其社會影響力和關注度較高，在一定程度上應容忍公眾更為寬泛的批評和監督，但當言論超出合理范圍，對公眾人物名譽造成嚴重損害時，也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而對于普通民眾，應給予其更為嚴格的名譽權保護，防止其在網絡環境中受到無端的誹謗和侵害。在認定網絡誹謗責任時，我國可參考美國的做法，綜合考慮言論的虛假性、惡意性、對他人名譽的損害程度以及言論的語境、受眾、發表方式等因素。明確規定網絡誹謗行為的構成要件，避免在司法實踐中出現標準不一的情況。引入美國的“真實惡意原則”，對于媒體和公眾人物之間的誹謗糾紛，要求公眾人物證明媒體存在“真實惡意”才能追究其誹謗責任，以保護媒體的監督和批評權利，促進信息的自由流通和社會的民主監督。借鑒德國的經驗，我國應進一步完善網絡誹謗的相關法律規定，使其更加細化和具有可操作性。明確網絡誹謗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和處罰標準，避免法律條文的模糊性。在《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中，詳細列舉各種網絡誹謗行為的情形，以及對應的刑罰種類和幅度，減少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確保司法公正和統一。在監管機制方面，我國應加強網絡服務提供商的監管責任，借鑒德國《社交媒體管理法》的規定，明確網絡服務提供商在發現、刪除網絡誹謗信息方面的義務和責任。要求網絡服務提供商建立健全內容審核機制，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對用戶發布的內容進行實時監測和審核，及時發現并刪除網絡誹謗信息。對于未能履行監管責任的網絡服務提供商，應給予嚴厲的處罰，包括罰款、暫停業務、吊銷營業執照等，以促使其積極履行監管職責。建立網絡誹謗舉報和處理機制，方便受害者及時舉報網絡誹謗行為。設立專門的網絡誹謗舉報平臺，鼓勵公眾積極參與網絡誹謗的監督和治理。相關部門在接到舉報后，應迅速展開調查，及時采取措施制止網絡誹謗行為的傳播，并依法追究誹謗者的法律責任。加強與網絡服務提供商的協作，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共同打擊網絡誹謗行為。執法部門應加強對網絡誹謗案件的調查和處理能力，提高執法人員的專業素質和技術水平。加強對執法人員的網絡技術培訓，使其掌握電子數據取證、網絡分析等專業技能，能夠有效地應對網絡誹謗案件的調查需求。建立跨部門的協作機制，加強公安、網信、司法等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作，形成打擊網絡誹謗行為的合力。在公眾教育方面，我國應加強對公眾的法律意識教育，提高公眾對網絡誹謗行為的認識和防范意識。通過開展法律宣傳活動、舉辦法律講座、發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向公眾普及網絡誹謗的法律知識，讓公眾了解網絡誹謗行為的危害和法律后果，增強公眾的法律意識和自律意識。通過學校教育、社區宣傳等多種途徑，培養公眾的網絡素養和道德觀念。教育公眾在網絡環境中要遵守法律法規和道德規范，文明上網，理性表達，尊重他人的名譽權和隱私權。引導公眾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輿論導向，不盲目跟風傳播未經證實的信息，避免成為網絡誹謗的參與者和傳播者。美國和德國的經驗為我國網絡誹謗刑法規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我國應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在立法完善、監管機制和公眾教育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不斷完善網絡誹謗的刑法規制體系，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維護網絡空間的健康有序發展。六、完善我國網絡誹謗刑法規制的建議6.1完善刑法立法6.1.1明確“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為了有效解決“情節嚴重”認定標準模糊的問題，應進一步細化相關標準，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和科學性。在量化指標方面，除了現有的點擊量、轉發量之外，還應綜合考慮誹謗信息的傳播平臺影響力、傳播持續時間等因素。不同網絡平臺的用戶規模和影響力差異巨大，在知名的社交平臺上發布的誹謗信息，其傳播范圍和影響力遠遠超過小眾平臺。因此，在認定“情節嚴重”時，應根據傳播平臺的影響力對點擊量和轉發量標準進行適當調整。對于在大型社交平臺上發布的誹謗信息，可適當提高點擊量和轉發量的入罪門檻；而對于在小眾平臺上發布的誹謗信息，可相應降低標準，以確保認定標準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誹謗信息的傳播持續時間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如果誹謗信息在網絡上長時間持續傳播，不斷引發新的關注和討論，其對受害者名譽的損害程度必然更大。因此，可規定誹謗信息在一定時間內持續傳播，達到一定時長的，也應認定為“情節嚴重”。可規定誹謗信息在網絡上持續傳播超過一周，且點擊量或轉發量達到一定比例的，即符合“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除了量化指標，還應綜合考慮誹謗內容的性質和對受害者造成的實際影響。對于誹謗內容涉及他人重大名譽利益，如涉及他人的犯罪行為、嚴重的道德瑕疵等虛假指控，即使點擊量和轉發量未達到量化標準，也應認定為“情節嚴重”。因為這類誹謗內容一旦傳播，會對受害者的名譽造成極其嚴重的損害，可能導致受害者在社會上失去信任，甚至影響其職業發展和生活。在某起案件中，誹謗者在網絡上編造某企業家涉嫌非法集資的虛假信息，雖然該信息的點擊量和轉發量未達到司法解釋規定的標準，但由于非法集資屬于嚴重的經濟犯罪行為，這一虛假指控對該企業家的商業信譽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導致其企業的合作項目紛紛終止，經濟損失慘重。在這種情況下，應認定該誹謗行為屬于“情節嚴重”。對受害者造成的實際影響，包括精神損害、經濟損失等方面。如果有證據證明受害者因網絡誹謗行為遭受了嚴重的精神損害，如出現抑郁癥、焦慮癥等精神疾病，或者因名譽受損導致經濟利益受到重大損失，如失去工作機會、商業合作失敗等，也應認定為“情節嚴重”。可要求受害者提供相關的醫療診斷證明、經濟損失的證據材料等，以證明其受到的實際損害程度。通過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可以更加全面、準確地認定網絡誹謗行為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避免單純依據量化指標進行認定所帶來的局限性。6.1.2制定具體的操作細則制定關于網絡誹謗案件的立案、偵查、審判等具體操作細則，對于增強法律的可操作性，確保司法公正和統一具有重要意義。在立案環節，應明確規定網絡誹謗案件的立案條件和程序。當被害人向公安機關報案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訴時，相關部門應在規定的時間內對報案材料或自訴狀進行審查。審查內容包括是否有明確的誹謗者、誹謗信息的具體內容、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標準等。如果符合立案條件，應及時立案，并告知被害人；如果不符合立案條件，應向被害人說明理由，并告知其可采取的救濟途徑。公安機關在接到網絡誹謗報案后，應在7個工作日內完成對報案材料的審查，決定是否立案。如果決定立案，應及時通知被害人，并開始展開偵查工作；如果不立案，應向被害人出具不予立案通知書，并詳細說明不立案的理由，被害人對不立案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公安機關申請復議。在偵查階段，應明確電子數據的取證程序和要求。由于網絡誹謗案件的證據主要以電子數據為主，因此，必須規范電子數據的收集、固定和保全程序，確保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和關聯性。偵查人員在收集電子數據時，應遵循法定程序，使用專業的技術設備和工具，確保數據的完整性和準確性。對于網頁截圖、聊天記錄、電子郵件等電子數據，應進行公證保全，以增強證據的證明力。在收集電子數據時，應制作詳細的取證筆錄，記錄取證的時間、地點、方式、參與人員等信息，確保證據的來源合法。對于需要遠程獲取電子數據的情況，應通過合法的技術手段進行，如與網絡服務提供商合作，獲取相關數據。在審判環節，應制定統一的量刑指導意見，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根據網絡誹謗行為的情節嚴重程度、危害后果、被告人的認罪態度等因素，明確不同情況下的量刑幅度。對于情節較輕的網絡誹謗行為，可判處拘役、管制或單處罰金；對于情節嚴重的網絡誹謗行為，可判處有期徒刑，并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是否適用緩刑。同時，應明確規定在量刑時應考慮的各種因素的權重，避免法官在量刑時出現隨意性和主觀性。對于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殘、自殺等嚴重后果的網絡誹謗行為，應在量刑時從重處罰；對于被告人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的，可以從輕處罰。還應建立網絡誹謗案件的案例指導制度，通過發布典型案例，為法官在審判類似案件時提供參考，確保司法裁判的統一性和公正性。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定期發布網絡誹謗案件的典型案例，對案件的事實認定、法律適用、量刑標準等方面進行詳細分析和說明，為各級法院的審判工作提供指導。6.2加強證據收集與固定6.2.1建立專門的電子證據收集機制建立專門的電子證據收集機制是解決網絡誹謗證據收集難題的關鍵舉措。這一機制的核心在于組建專業的電子證據收集隊伍，并配備先進的技術手段，以確保在復雜的網絡環境中能夠高效、合法地收集和固定電子證據。專業的電子證據收集隊伍應由具備豐富法律知識和精湛網絡技術的專業人員組成。這些人員不僅要熟悉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了解證據收集的法定程序和要求，還要掌握網絡技術、計算機科學等領域的專業知識，能夠熟練運用各種電子證據收集工具和技術。在收集電子數據時，他們能夠準確判斷證據的關聯性和證明力，遵循法定程序進行操作，確保證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這支隊伍還應具備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力，能夠與網絡服務提供商、其他執法部門等進行有效的溝通和協作，共同推進網絡誹謗案件的調查工作。在技術手段方面，應加大對電子證據收集技術的研發和投入，引入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工具。利用數據恢復技術，可以恢復被刪除的網絡誹謗信息，獲取關鍵證據。在一些網絡誹謗案件中，誹謗者為了逃避法律責任，會迅速刪除誹謗信息，但通過專業的數據恢復技術，能夠從網絡服務器、計算機硬盤等存儲介質中恢復被刪除的數據，為案件的偵破提供有力支持。采用電子數據保全技術，能夠對網絡誹謗相關的電子數據進行實時保全，防止證據被篡改或滅失。通過區塊鏈技術，將電子數據存儲在分布式賬本上，確保數據的不可篡改和可追溯性，提高證據的可信度。還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對海量的網絡數據進行分析和篩選，快速發現和提取與網絡誹謗案件相關的證據。人工智能可以通過對網絡言論的語義分析、情感分析等，識別出可能存在的誹謗信息，提高證據收集的效率和準確性。為了確保電子證據收集工作的合法性和規范性，還應制定嚴格的電子證據收集程序和規范。明確規定電子證據的收集、固定、保管和移送等各個環節的操作流程和要求，確保收集到的電子證據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和實質要件。在收集電子證據時，必須遵循法定程序，如出示相關證件、填寫證據收集清單等，確保證據的來源合法。對電子證據的固定，應采用可靠的技術手段，如哈希值校驗、數字簽名等，保證證據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同時，要加強對電子證據收集人員的培訓和管理，提高其法律意識和職業道德水平，防止在證據收集過程中出現違法違規行為。6.2.2強化網絡服務提供商的協助義務網絡服務提供商在網絡誹謗證據收集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強化其協助義務對于保障證據的順利獲取具有重要意義。應通過立法明確網絡服務提供商在證據收集方面的具體協助義務和責任。法律應規定，當執法機關或受害者因網絡誹謗案件需要收集證據時，網絡服務提供商有義務提供必要的協助，包括提供用戶的注冊信息、IP地址、網絡日志等相關數據。在某起網絡誹謗案件中，執法機關需要確定誹謗者的真實身份，網絡服務提供商應根據執法機關的要求，及時提供誹謗者的注冊賬號所對應的真實姓名、身份證號碼、聯系方式等信息，以便執法機關能夠追蹤和調查誹謗者。網絡服務提供商還應協助執法機關對網絡誹謗信息進行固定和保全。當發現網絡誹謗信息時，網絡服務提供商應立即采取措施，如對誹謗信息進行截圖、錄像、數據備份等，確保證據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在接到執法機關的通知后，網絡服務提供商應配合執法機關對相關證據進行提取和移送，不得拖延或拒絕。如果網絡服務提供商未能履行協助義務，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包括罰款、暫停業務、吊銷營業執照等。對于故意隱瞞用戶信息、阻礙證據收集工作的網絡服務提供商，應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為了提高網絡服務提供商協助證據收集的效率和質量，還應建立網絡服務提供商與執法機關之間的信息共享和協作機制。通過建立專門的信息共享平臺，實現雙方之間的信息快速傳遞和共享。執法機關可以在平臺上向網絡服務提供商發送證據收集請求，網絡服務提供商則可以在平臺上及時反饋證據收集的進展情況和結果。雙方還可以通過平臺進行溝通和協調，共同解決證據收集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加強對網絡服務提供商的培訓和指導，提高其對網絡誹謗證據收集工作的認識和理解，使其能夠更好地履行協助義務。定期組織網絡服務提供商參加培訓會議，向其講解網絡誹謗證據收集的法律規定和操作流程，提高其協助證據收集的能力和水平。6.3提升執法與司法水平6.3.1加強執法人員的專業培訓網絡誹謗案件的復雜性和專業性，對執法人員的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因此，必須加強對執法人員的專業培訓，以提升他們處理網絡誹謗案件的能力。在網絡技術知識培訓方面，應涵蓋網絡架構、網絡協議、網絡安全等基礎知識，使執法人員對網絡的運行機制有深入的了解。通過學習網絡架構，執法人員能夠明白網絡誹謗信息在不同網絡層次中的傳播路徑和存儲方式，從而更好地進行追蹤和取證。了解網絡協議，有助于執法人員分析網絡數據的傳輸規律，識別異常流量和惡意行為。掌握網絡安全知識，能夠幫助執法人員防范網絡攻擊，保護自身和案件相關的電子數據安全。執法人員還應學習電子數據取證技術，包括數據恢復、數據提取、數據固定等專業技能。數據恢復技術能夠幫助執法人員找回被刪除的網絡誹謗信息，獲取關鍵證據。數據提取技術要求執法人員能夠準確地從各種存儲介質中提取與案件相關的電子數據，確保數據的完整性和準確性。數據固定技術則是通過特定的方法和工具，將電子數據以合法、有效的方式保存下來，防止數據被篡改或滅失。在某起網絡誹謗案件中，執法人員運用數據恢復技術，成功恢復了被誹謗者刪除的聊天記錄，為案件的偵破提供了重要線索。在法律知識培訓方面，執法人員應深入學習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中關于網絡誹謗的規定。熟悉刑法中誹謗罪的構成要件、刑罰種類和量刑標準，能夠準確判斷網絡誹謗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以及應承擔的刑事責任。掌握刑事訴訟法中關于證據收集、審查、判斷的程序和規則，確保在處理網絡誹謗案件時，能夠依法、規范地收集和運用證據。了解相關司法解釋對網絡誹謗的具體規定，如“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網絡服務提供商的責任等，能夠在實踐中準確適用法律，避免出現法律適用錯誤。執法人員還應學習與網絡誹謗相關的民事、行政法律法規，了解網絡誹謗行為可能引發的民事侵權責任和行政責任。這樣，在處理網絡誹謗案件時，執法人員能夠綜合運用多種法律手段，全面維護受害者的合法權益。對于情節較輕的網絡誹謗行為，執法人員可以依據相關行政法規，對誹謗者進行行政處罰；對于給受害者造成經濟損失的，執法人員可以引導受害者通過民事訴訟途徑，要求誹謗者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除了理論知識培訓，還應加強執法人員的實踐操作能力培訓。通過模擬網絡誹謗案件的調查和處理過程，讓執法人員在實踐中運用所學的知識和技能，提高他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可以組織執法人員參與網絡誹謗案件的案例研討和分析，分享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促進執法人員之間的交流和學習。定期邀請網絡技術專家、法律專家為執法人員進行講座和培訓，解答他們在工作中遇到的疑難問題，不斷提升執法人員的專業素養和業務水平。6.3.2統一司法審判標準為了確保網絡誹謗案件司法審判的公正性和統一性，建立案例指導制度是一項關鍵舉措。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級人民法院應定期收集、整理和發布具有代表性的網絡誹謗案例，這些案例應涵蓋不同類型、不同情節的網絡誹謗案件，具有典型性和指導性。案例的選取應注重其在法律適用、事實認定、量刑標準等方面的示范價值，能夠為下級法院在審理類似案件時提供明確的參考和指引。在案例指導制度中，應詳細闡述每個案例的基本案情、爭議焦點、裁判理由和裁判結果。通過對基本案情的介紹，讓法官了解案件的具體情況和背景信息；明確爭議焦點，使法官能夠準確把握案件的核心問題；深入闡述裁判理由，展示法官對法律條文的理解和運用，以及對案件事實的分析和判斷過程；公布裁判結果，為下級法院提供具體的判決參考。在某起網絡誹謗案例中，詳細說明了誹謗者利用社交媒體發布虛假信息，對受害者名譽造成嚴重損害的事實。爭議焦點在于如何認定誹謗行為是否達到“情節嚴重”的程度，以及如何確定賠償金額。裁判理由中，法官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綜合考慮了誹謗信息的點擊量、轉發量、傳播范圍、對受害者造成的精神損害等因素，認定誹謗行為構成犯罪，并根據受害者的實際損失和精神損害程度，確定了合理的賠償金額。裁判結果公布后，為其他法院在審理類似案件時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下級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