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幾年來新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深化增值稅改革、降低社會保險費率以及在2018年1.3萬億元減稅降費的基礎上，2019年我國將迎來更大規模的減稅和降費。在今年的兩會上，李克強總理提出“今年4月1號要減增值稅，5月1號降社保費率，到時全面推開，把增值稅和單位社保繳費要降下來，降幅兩萬個億”。今年的大規模減稅降費主要從四個方面入手，一是對小微企業實施普惠性稅收減免，二是深化增值稅改革，繼續推進實質性減稅，三是全面實施修改后的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落實好6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減輕居民稅負，四是配合相關部門，積極研究制定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綜合方案，進一步減輕企業的社會保險繳費負擔。同時清理規范收費，加大對亂收費查處力度。可以說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是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關鍵性舉措，也是我國新發展理念下，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一步。1新發展理念與財稅體制改革的關系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約40年的高速增長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基礎設施、醫療、科技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與此同時，經濟的高速增長的背后卻隱藏著巨大的危機。經濟野蠻增長造成大量環境污染，低端制造業林立產業結構不合理，高生產總值的背后卻是大量的落后產能，而這些問題也大大制約著我國的可持續發展。2013年以后，我國經濟開始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產業結構調整的陣痛開始顯現。將高質量發展作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和目標被提上日程。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的理念也被歸納成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個核心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新發展理念下的重要戰略舉措，有著“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在去除落后產能、提高供給質量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新發展理念注重經濟增長的高質量、高效益，但現行稅收體系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著不相匹配的矛盾，所以建立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匹配的現代稅收制度刻不容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提高供給質量的主要手段，而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則是提高供給質量、調整供給結構的重要輔助。減稅降費作為財稅體制改革的再推進，同供給側改革相輔相成、統籌協調，共同助益我國在新發展理念下的經濟發展。2全面深化增值稅改革成為減稅降費的“重頭戲”今年的大規模減稅降費主要有兩個目標，一是在外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進行逆周期調節，通過降低稅負來提高企業和居民的收入，從而增加投資和消費達到短期內提高需求總量。二是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的重要措施，通過降低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成本，從而提高供給的質量和效益，更著眼于長期稅費制度的優化以促進創新驅動和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我國現行稅制以間接稅為主，作為間接稅中的第一大稅種，深化增值稅改革當仁不讓的成為今年減稅降費的核心內容。主要包括制造業等行業的增值稅稅率由16%改按13%稅率征收，交通運輸業、郵政業、建筑業、房地產業、基礎電信服務等行業的稅率由10%改按9%征收。通過采取對生產、生活性服務業增加稅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繼續向推進稅率三檔并兩檔，稅制簡化方向邁進。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最直接的作用就是通過降低增值稅稅率、增加稅收抵扣等措施，從實質上降低了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成本，是對政府的收入做減法，從而換取企業效益的加法以及整個市場的乘法。從另一個層面上看，實施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也是國家釋放改革紅利的重大舉措，是真正意義上的讓全體人民共同了享受40年改革開放的成果。3減稅降費與財稅體制改革“道阻且長”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以及財稅體制的改革對我國經濟的增長具有巨大的正向影響，可謂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但其也面臨著巨大的困難與挑戰。從政府方面來看，增值稅作為我國第一大稅種，占到我國財政收入的40%，大規模的減少增值稅收入必然會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縮減，這造成的資金缺口如何堵上？特別是存在資金緊缺的地方政府，如何度過減稅降費的“短痛”？如果政府為了籌措資金進而擴大赤字或者增發債券，那么從本質上就減弱了減稅降費的功能，從稅收上縮減的錢又從債券上找補回來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改變資源配置格局，減稅降費的目標也就無從達到了。所以說，政府在面對財政資金的缺口上真正能做的只有“開源節流”，壓縮部門預算，減少不必要的開支，以此來降低減稅降費對財政收入帶來的沖擊。而從企業和個人來看，雖然減稅降費的“兩萬億”大禮包實實在在的惠及到了每一個人，但如何確保降下來的錢流入到需要的領域？如何發揮出這些資金的最大效益？如果這些錢繼續用于炒股、炒房等投機行為中，那么我們的減稅降費以及財稅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