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烏托邦的隕落與重塑——淺析沈從文《邊城》[摘要]沈從文的湘西系列鄉土小說源于他對故鄉的懷念和都市生活的壓力，他提取出湘西凈土去構建與現實人生遙遙相對的理想宮殿。故鄉湘西收到現代文明的沖擊，使他的代表作《邊城》在營造美好和諧的世界，展現的人性人情之美的同時，也展現了美好世界背后的不和諧因素。[關鍵詞]湘西故土鄉土烏托邦人性美矛盾引言《邊城》是沈從文最負盛名的代表作，也是其所構筑的湘西世界的核心之作。關于這部小說的創作動機，沈從文說：“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分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1]一、都市與鄉土的雙重失意沈從文的小說創作始于二十歲左右。在這個時期他離開家鄉來到北京，作為一個“安土重遷”的民族一分子，作為一個長期在這文化氛圍中所養成的熱愛故土、對家鄉有著母親般依戀的人來說，遠離家鄉無疑是一種痛苦，而這痛苦又往往會隨著時間的遷延和知識的增多日益加重，同時引起兒時的許多美好、附著層層神奇光圈的回憶。而同時都市生活環境對彼時的他也形成了一種極其深刻的心理壓力。他從遙遠的湘西來到北京，是為了尋找“理想”。但是，理想中的北京卻對他這個“鄉下人”板起了無情的面孔。大學他考不起，而無事可做的都市使他只能借住在同鄉處。[2]于是，這一切使早年的沈從文更加懷念兒時的湘西，以極其清新的格調和優美的文筆，描繪了他的家鄉湘西沉水流域那塊偏遠山鄉的風土人情，提取出與都市生活風尚截然不同的道德范疇，回憶著早年家鄉的生活，并且把這種記憶當作自己心目中美的典范來盡力表現，希望把家鄉的美事、美景、美人及其命運，盡數展現在讀者面前。一來是對城市文明的一種對抗，二來也以此安慰自己的一顆漂泊異鄉的心。而1934年1月，由于母親病重，沈從文放下只寫了一章的《邊城》，再一次踏上了闊別了十八年的故土，千里歸鄉路途的所見所聞，使沈從文倍感悲涼，心里像壓了一塊沉甸甸的巨石，一份濃重的鄉土悲憫感浸透了全身：“一入長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來，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極大進步，試仔細注意，便見出在變化中的墮落趨勢。最明顯的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的那點正直樸素的人情美，幾乎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的庸俗人生觀……‘現代’兩字己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3]這全不是十多年來沈從文魂牽繞的湘西！回憶里的湘西故土是經過自己情感凈化升華的凈土，十多年來都市“文明”所造成的精神重壓，使早年曾令沈從文苦痛過的故土也曾帶有一絲甜蜜，沾染著一縷生機活潑的野趣，而這次返鄉，一入沉水，眼前的景象立即將自己從想象中的田園烏托邦拉回到現實的家園。由此，沈從文的理想都市與鄉土烏托邦接連隕落。二、重塑人性的神廟雙腳觸碰到這片現實中的熱土，沈從文感到刻骨銘心的痛楚，同時作為一個湘西忠誠的兒子，他也感到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為了這再來的春天……我明白我不應當翻閱歷史”。[3]沈從文深刻地認識到自己不應該再去津津樂道兒時的故土，應該喊出這塊土地長期受壓抑的痛苦，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尋找一塊新的家園，讓他們在“過去”與“當前”的對照中明白自己的處境，喚起正直樸素的人性美對未來發展的適應。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和早年表現“地域故土”的鄉土小說一樣，《邊城》大肆渲染了顯然是以湘西為原型的邊地風物和習俗。在邊城世界中，山水是優美的，靈動的。那清澈見底的河流，那憑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腳樓，那攀引纜索的渡船，那關系茶峒“風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鳥雀的交遞鳴叫……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外報酬，儺送棄“磨坊”而取“渡船”是明證。周圍人對這件事的態度卻印證了人們對“利”的重視和向往。有人對儺送說：“若是這件事派給我，我要那座磨坊，一座磨坊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儺送的父親順順也沒有也沒有因洞悉兒子的心意而明確拒絕中寨人的婚事，導致了二老的出走，這其中也不能不說有實利的誘惑在里面，順順本人的發家史中有很重要的一頁是“又討了一個略有產業的白臉黑發小寡婦”，他當然也不會反對他兒子用這種方式增加家族的產業。還有老船夫去觀摩中寨人打造的磨坊，反復摩挲，不斷贊嘆，表現了他因沒有磨坊陪送孫女的一種自卑心理，這又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金錢在邊城人的心中已不再是無足輕重的了。（三）人物命運的悲劇主人公翠翠鬼使神差般地在母親當年的心路上跋涉，但她并沒有來得及品嘗愛情的果實，悲劇便已降臨。大老天保走“車路”不通，托人說媒娶翠翠不成，駕油船下辰州，掉到茨灘淹壞了。二老攤送既記憶著哥哥的死亡，且因夜里走“馬路”得不到理會，又被家中逼著接受一座碾坊和新的婚姻，因此賭氣下行，從此一去不復返。受到順順父子的冷淡，又為孫女的終身大事操心的祖父也在一個大雷大雨的夜晚死去了。一段情事終于在命運的作弄下,以悲哀和翠翠的哭聲告終。在《邊城》中，作家沈從文一方面以記憶中的湘西社會為原型建構了他的田園烏托邦文明，但另一方面，又通過人物悲劇命運的設計，使之被擊穿。這兩個相反的力的圖式的形成，是作家的主觀意愿與現實體驗這一矛盾心態的體現。在欲望化和功能化的都市文明的氣勢洶洶的沖擊下，古樸的鄉土文明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把自己的理想價值寄托于過往文明的沈從文，不能不產生一種往事不再和故土永失的滄桑感和漂泊感。作者對于世態的無把握感影入《邊城》之中，便成了命運弄人。雖然作家試圖建構一個細密純凈的理想境界，但起因于墮落現實的憂慮心境，對美好不能持久的焦慮隱存于文本之中，不能不影響他對于鄉土烏托邦的刻畫。同時是出于切膚之痛，沈從文對湘西社會生活中人民的悲慘命運也不能視而不見。這些無力規避的現實陰影一直追隨著他，深深的滲進了他的優美清雅的文字之中。[5]結論綜觀《邊城》，作品中的桃源在演述過最初的純美之后，便很快在不知不覺中攝入了感傷與悲涼的色調與情懷。特別是那反反復復重演的愛情悲劇，更是在人們的心靈中形成了無法抗拒和逾越的心理定數。[參考文獻][1]沈從文.沈從文文集（11）[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45．[2]羅關德．鄉土記憶的審美視閾—20世紀文化鄉土小說八家[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