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探索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不同路徑，理解其差異化發展的機制，在TOE框架的基礎上，運用fsQCA方法，以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為案例樣本進行綠色技術創新的組態探究。研究結果表明：第一，Ramp;D人員投入是促成綠色技術創新不可或缺的條件，而它并非非綠色技術創新發生的先決條件；第二，識別出4條通往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路徑，相比之下，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路徑則有3條，且這些路徑與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路徑呈現出一種非對稱的關聯模式；第三，我國綠色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空間分布特征，中西部區域主要以技術作為驅動力，而東部區域側重于技術、組織與環境三要素的協同匹配，或是技術與組織兩者的聯合作用來推動發展。關鍵詞：新質生產力；綠色技術創新；驅動路徑；fsQCA；組態分析0引言理念是行動的先導，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堅持新的發展理念。這種發展理念就是要走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之路。因此，綠色技術創新是中國經濟綠色轉型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關鍵所在，更是新質生產力的內在邏輯。現有研究在探究綠色技術創新差異產生的條件及其作用機制方面，尚缺乏深入且細致的剖析。發展新質生產力需遵循客觀經濟規律，這是無可辯駁的規則。新質生產力強調作為自然物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在于“質”的變革，即生產力要素稟賦和組合方式的深刻變革，從而大幅提高全要素生產力。從世界歷史發展看，其經歷了一個由先工業化帶來嚴重污染，后重視可持續發展，再推進生態建設的過程[1]。作為一種先進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應該更好地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綠色發展是新質生產力的應有之義[2]。現有文獻對于綠色技術創新差異性成因及其作用機理的探討尚不充分。隨著我國經濟成就的顯著提升，環境卻面臨日益加劇的負面效應，如近年來頻繁發生的水體污染案例及持續存在的大氣污染問題。以往那種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并導致環境受損，僅專注于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傳統發展模式，已顯現出不可持續性。為推動中國經濟向綠色發展模式轉型，必須深刻洞察低碳發展理念引領下產業結構調整的契機，并系統性地構建低碳生產與消費模式的變革“藍圖”。我國高端制造業發展戰略明確將“創新引領”與“可持續發展”作為核心指導原則。在此框架下，綠色技術創新作為連接這兩大原則的橋梁，在減少生產能耗、加強環境污染預防與控制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是推動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雙重目標達成的關鍵驅動力與當前迫切所需。相比之下，非綠色技術創新路徑雖能帶來經濟上的短期收益，卻難以改善環境質量，非綠色技術的廣泛應用還可能因能源使用的反彈效應而加劇環境污染[3]。因此，加強綠色技術創新，促進其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不僅是中國經濟綠色轉型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關鍵所在。近年來，科研界在綠色技術革新領域進行了廣泛且深刻的理論與實證性研究工作。研究初期，焦點主要放在對綠色技術創新研究視角的多樣化探索上，學者分別從自然資源視角、制度理論框架及企業社會責任觀念等多元維度，對綠色技術創新進行了詳盡剖析[4]。隨著研究的持續深入，科研人員日益將關注點集中于綠色技術創新的內外部驅動機制上。具體而言，有研究結合綠色供應鏈的協同視角，揭示了企業高層的環境保護意識對綠色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指出吸收能力在研發（Ramp;D）投入與企業創新之間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此外，環境規制如何影響不同城市的綠色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升級，也成為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5]。這些研究不僅豐富了綠色技術創新的理論基礎，而且為實踐中的綠色轉型提供了有力支撐。根據當前文獻綜述，針對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單一變量純凈效果的解析，而對于多種因素交織狀態下最終結果的綜合性影響探討則相對較少。這些研究未能深入剖析導致綠色技術創新產生差異的根源，缺乏對關鍵要素及其組合方式的系統性探討，從而難以全面闡述多因素間復雜交互作用的動力機制。尤為關鍵的是，在闡釋技術接納行為的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技術-組織-環境）框架內，當前研究忽視了對三重因素間協同作用模式的探討，這已成為制約該理論進一步深化發展的主要瓶頸。鑒于不同因素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并非孤立存在，它們通過協同作用形成多種組合。因此，采用“組態視角”進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對跨區域綠色技術創新驅動路徑背后復雜機制的理解。本文基于中國綠色技術創新的實踐背景，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方法，通過對技術、組織及環境3個層面的深入分析，探討它們對綠色技術創新所產生的影響。識別出推動綠色技術創新的關鍵路徑。具體而言，本文在以下3個方面拓展了現有研究：①整合了綠色技術創新“技術-組織-環境”3個維度下的5個先決條件。②運用fsQCA方法，從構型理論的視角出發，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復雜因果聯系進行全面且系統的剖析，深入探索其協同機制。③通過對各途徑的實例研究，揭示了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在創新策略選取上的差異性。具體而言，東部地區傾向于采用“技術-組織-環境”或“技術-組織”均衡發展的驅動模式，而中西部地區則主要展現出以技術為主導的驅動策略的空間布局特點。這一發現有助于深化對區域綠色技術創新復雜性的認知。本文參考TOE框架，構建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研究框架，并基于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實際情況，深入探討引發區域間路徑差異的條件組合及其內在影響機理。本文不僅拓展了綠色技術創新領域的研究視野，而且進一步加深了對綠色技術創新驅動路徑及其作用機制的認識，為各地區推動綠色技術創新、達成高質量發展目標提供了富含區域特性的治理策略建議。1文獻綜述1.1綠色技術創新的概念綠色技術創新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涵蓋了旨在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工藝革新、綠色產品開發和綠色觀念創新等多個方面。此類創新涵蓋了產品設計、環保材料研發、綠色制造工藝、節能設備應用、廢棄物綠色回收與處理技術、生態包裝解決方案等多個維度。相較于傳統創新模式，綠色技術創新展現出獨特之處。第一，它更側重于依托前沿知識與技術路徑的開拓性創新，旨在打破對不可再生資源高度依賴的局限，促進資源的高效循環利用、廢棄物的有效轉化及可再生資源的廣泛應用，并推動綠色產品的誕生[6]；第二，ESG績效能夠促進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綠色技術創新也代表著企業減少環境污染的愿景，同時企業亦期望通過此途徑提升經濟價值。但在實際操作中，環境效益與經濟回報之間的平衡是一個復雜且挑戰性的議題，兩者很難實現雙贏。1.2企業外部因素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依據環境與市場融合理論，綠色技術創新產品不僅帶來減少環境污染的社會效益，還向消費者提供了附加利益，這使得市場成為綠色技術創新不可或缺的關鍵驅動力之一。在制度環境的外部驅動下，企業通過綠色技術創新策略實現產品的獨特定位，以此構建并維持其在市場中的競爭優勢。此外，綠色市場的潛在增長空間和對于低成本清潔能源的強烈需求，也會推動企業實施綠色技術創新[7]。學術界通過一系列實證研究，深入探討了顧客偏好及利益相關群體如何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并且國際消費者的需求同樣能夠激勵綠色創新活動。此外，利益相關者及外部投資方的期待與訴求，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綠色生產流程的創新與改進。考慮到綠色消費市場的蓬勃發展趨勢，未來的研究方向將聚焦于探究市場環境是否展現出相較于制度環境更為顯著的驅動效應，以期揭示兩者間的互動機制及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深遠影響。1.3企業內部因素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企業的內部組織架構為其綠色資源系統的核心組成部分，這一系統為企業推進綠色技術創新、構建長期競爭優勢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驅動企業開展綠色技術創新的關鍵內部要素在于其綠色導向性，它反映了企業對環境管理認知的過程。綠色導向融合了企業高層領導對于環保管理的深刻見解與公眾環境意識的廣泛影響，兩者共同作用于環境管理策略的制定與綠色導向的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都對綠色創新活動產生了積極和顯著的影響，但內部環境導向在投資回收實踐過程中展現出更為強勁的動力。企業管理層環保意識的增強，與其在綠色產品技術研發與設計創新策略上的布局呈現出顯著的正向關聯性[8]。綠色產品創新戰略的深入貫徹，不僅促進了企業營銷績效的顯著提升，還為企業經濟效益的持續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9]。1.4綠色技術創新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不同學者對于綠色技術創新對績效影響的研究結果也有所不同。Wang等[10]通過構建綠色技術創新升級經濟效益的傳導機制模型，并依托全國642家工業企業的樣本數據展開實證分析，指出綠色技術創新作為促進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驅動力，能有效增進企業的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在此過程中，企業的環境績效與市場競爭力作為關鍵媒介，顯著促進了經濟績效的提升。綠色工藝創新對綠色產品創新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兩者均構成提升企業財務績效的重要路徑。另有研究指出，采取積極主動的綠色產品創新策略，對企業長期財務表現展現出顯著的正面效應，而在短期內并不會改善企業財務狀況。楊靜等[11]基于江蘇省上市公司綠色數據的實證分析認為，中國企業綠色創新戰略與其價值表現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這一發現為理解綠色創新策略的實際成效提供了新視角。2模型構建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在TOE框架下，界定研發經費投入、研發人員投入、政府補助、環境規制、市場化進程5個要素為影響綠色技術創新的關鍵因素，并據此構建了中國綠色技術創新影響因素組態分析框架，見圖1。（1）技術條件。該條件具體包含研發經費投入與研發人員投入兩個變量。研發經費投入作為創新資源的關鍵構成部分，是推動創新活動的必要保障。社會各界對研究與開發經費的多元化集聚，顯著提升了區域自主創新的內在動力。高強度的研發經費投入為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構筑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確保了企業擁有足夠的資金支撐去自主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或采購先進技術成果，引入尖端設備以優化技術流程[12]。這一過程促進了技術創新要素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推動了企業的技術迭代升級，并帶來了技術創新。人被視為技術研發進程中的首要驅動力，貫穿知識傳遞與積累的每個環節。研發人員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作為知識流轉與內化的媒介，研發人員投入的增加能顯著提升創新體系內的知識習得效率、流通速度及創新產出的質量；同時，也能夠為企業內外新技術知識的吸收與應用能力注入活力，促進知識的廣泛擴散，從而實現知識溢出效應。研發團隊的投入還影響研發資金的配置策略與使用效能。企業通過吸納外部技術、捕捉技術前沿動態及精準對接產品市場需求等策略，間接激發自主創新意愿，進而增強區域綠色技術創新的意愿。反之，若研發人力資源匱乏，將嚴重削弱區域對新知識的吸收與內化能力，形成創新障礙，阻礙創新活動的持續推進與深化[13]。（2）組織條件。該條件具體包含政府補助與環境規制兩個變量。在綠色創新發展的進程中，政府補助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其對于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在學術界引發了“促進”與“制約”兩大對立的見解。支持促進效應的論點，根植于外部性經濟理論，指出綠色技術創新的廣泛外溢性可能導致企業減少自身在此領域的投資。因此，政府補助被視為一種有效手段，能夠分擔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資金負擔，克服溢出效應的障礙，填補投資缺口，進而激勵企業加快綠色技術創新步伐，推動其發展進程[14]。也有觀點認為，當政府補助超過一定量時，技術創新對財務可持續性的影響減弱，此時政府補助對技術創新與社會和環境可持續性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這可能對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的自有資金投入產生一種替代效應，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企業對政府補助的依賴程度，形成對企業自主研發活動的替代。此外，環境規制與政府研發的相互作用可能會導致環境規制失衡，從而抑制綠色工藝創新。基于此，本文在探討綠色技術創新的組織條件時，選擇將政府補助作為其中的一個二級條件進行考量，以深入剖析其對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的具體影響及作用機制。環境規制措施顯著作用于企業的綠色創新實踐活動。環境監管力度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之間展現出一種“U形”關聯模式，意味著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提升，企業綠色技術創新活動初期可能遭遇抑制，隨后則展現出增強態勢，這一觀點在宏觀層面與微觀層面均得到了驗證[15]。此外，環境規制還通過深化企業對綠色環保的認知，鼓勵其積極申請綠色專利。（3）環境條件。該條件具體包含市場化進程變量。市場化作為政府以市場機制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其水平是衡量綠色技術創新外部環境優劣程度的一個重要標準，同時也是推動綠色技術創新效率提升的關鍵因素之一。在高度市場化的區域，政府干預較少，市場信息流通更為高效，要素市場發育完善，有助于綠色生產要素的快速流通與優化配置，進而提升市場資源配置的整體效能[16]。尤其市場化水平的提升還伴隨著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增強，為企業技術創新成果提供法律保障，確保其創新收益不受侵害。相比之下，在市場化水平較低的地區，信息透明度欠缺，導致信息不對稱問題在區域內進一步惡化，進而引發資源分配不當、過度消耗及浪費等問題。這些不利影響顯著削弱了企業投資綠色創新的意愿與行動，阻礙了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進程。因此，提升市場化水平，優化市場環境，對于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從組態理論的視角出發，技術因素、組織因素與環境因素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并非單獨存在，而是彼此協同、相互匹配，共同對整體產生作用。基于此，本文后續在組態理論框架下，實證分析技術、組織、環境這3個要素之間如何相互作用與協同匹配，進而影響我國不同地區綠色技術創新的發展。3研究方法與數據3.1研究方法本文旨在基于組態理論框架，深入探討綠色技術創新背后的多元驅動因素及其作用機制。為此，本文運用fsQCA方法進行實證檢驗。在fsQCA框架下，研究者能夠跨越多個案例進行比對，揭示不同條件組合與結果輸出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從而進一步在承認因果復雜性的前提下識別多重條件變量的協同效應[17]。綠色技術創新是多重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本文聚焦技術層面（Ramp;D經費投入與Ramp;D人員投入）、組織層面（政府補助與環境規制）及環境層面（市場化程度）3個維度，共存在5個前置條件，它們之間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在解析當僅考慮各因素的獨立影響或簡單交互作用時，傳統的相關性分析方法可能會遺漏它們之間復雜的協同作用機制。鑒于此，本文采用定性比較分析方法，并結合模糊集理論，旨在從集合論的角度出發，運用“技術-組織-環境”框架，識別出推動綠色技術創新結果出現的必要條件。進一步地，本文深入探究5個前置條件如何協同工作，構建出多樣化的綠色技術創新等效路徑。同時，本文致力于探尋規避低效率綠色技術創新的策略途徑。此外，從全局角度出發，本文還針對每條路徑下的代表性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了深入的案例分析，旨在明晰綠色技術創新的實踐模式。3.2變量選擇及數據來源3.2.1結果變量以綠色技術創新水平作為結果變量。學者主要從投入或產出視角衡量綠色技術創新水平[18]。因此，本文選用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國際專利分類系統內關于綠色技術創新的專利數據作為衡量結果變量的指標，數據年份選定為2021年。3.2.2條件變量關于條件變量的衡量視角，本文從前置影響因素的投入層面進行測量。另外，考慮到前置因素影響的滯后性，本文選用2020年的數據作為變量測量的基準點，并依據2021年版《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等權威資料，對相關數據進行系統收集與整理。（1）Ramp;D經費投入。采用創新資金投入的力度作為衡量各省（自治區、直轄市）Ramp;D經費投入強度的標準。該標準體現了區域在推動綠色技術創新方面的經費支持力度。相關數據來源于2021年版《中國科技統計年鑒》。（2）Ramp;D人員投入。以各地每百人Ramp;D人員全時當量作為衡量Ramp;D人員投入的指標。此指標彰顯了區域在綠色技術創新方面的人員投入規模及力度。具體數據來源于2021年版《中國科技統計年鑒》。（3）政府補助。選用2021年版《中國統計年鑒》中記載的區域科技支出占財政支出比例作為評估政府補助強度的指標。該指標反映了地方政府在綠色技術創新資金扶持方面的力度。（4）環境規制。以《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GDP（國內生產總值）與相應能源總消耗的比值作為環境規制強度的衡量指標，它是體現區域政府環境規制效果的綜合性指標[19]。具體的相關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公開發布的信息。（5）市場化程度。利用2021年版《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樊綱市場化指數”報告）所提供的數據，用以評估各地的區域市場化程度。該數據綜合考量了市場主體在準入階段、運營過程及退出環節所遭遇的外部環境條件，構成了評估一個區域市場化程度的有效基準。各項條件和結果的說明、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見表1。3.3數據校準在fsQCA中，各條件與結果（綠色技術創新）均被視作獨立且分離的集合，每個案例針對這些集合均被賦予隸屬度值，這個過程即校準。本文依托既有的研究基礎，融合理論與實證知識，針對條件與結果數據的特性，采用直接校準法，實現了數據定向模糊集隸屬分數的精準轉換[20]。參照既有研究提出的校準準則，并結合具體案例特性，設定研發經費投入、研發人員投入、政府補助、環境規制及市場化程度等關鍵因素的校準閾值：以0.5分位點作為這些變量交叉點的校準標準，同時界定0.25分位點為完全不隸屬的校準標準，0.75分位點則為完全隸屬的校準標準。結果變量與條件變量的指標描述與校準見表2。4實證結果與分析4.1必要條件分析在進行條件組態分析之前，對各條件“必要性”的獨立驗證是至關重要的一步。按照標準的fsQCA研究范式，本文的首要工作是逐一檢驗各個單獨條件是否構成了綠色技術創新不可或缺的前提。一致性作為必要條件的重要檢測標準，當其大于0.9時，就是結果的必要條件[21]。使用fsQCA3.0軟件分析的高水平和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檢驗結果見表3。從表3可以看出，高Ramp;D人員投入是產生高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一致性0.943gt;0.9），不存在導致非高綠色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4.2條件組態分析與先前聚焦于必要條件的研究相比，組態分析側重于探討多種條件組合如何作為充分條件導致特定結果的發生。這一分析過程借鑒了集合論的原理，深入探索由多種條件構成的組態集合，以驗證它們是否構成結果集合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評估組態的充分性時，雖然也采用了一致性指標，但其設定的最低閾值及計算方式與必要條件分析相比存在顯著差異。依據現有研究背景，有不同的一致性閾值標準。頻數閾值的設定需依據樣本規模進行調整，對于中小型樣本集，常將頻數閾值設定為1。本文在綜合考慮后，選定了一致性閾值為0.80，將頻數閾值設為1[22]。借助fsQCA3.0軟件得到高綠色技術創新與非高綠色技術創新組態分析結果，見表4。條件組態H1a表明，當省（自治區、直轄市）級政府擁有高Ramp;D人員投入時，其將會擁有高水平的綠色技術創新。這表明，在推動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方面，Ramp;D人員投入（技術因素）相較于其他條件具有更為突出的重要性，因為它能夠單獨成為導致結果發生的充分條件。當技術因素作為核心條件存在時，其他條件對于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變得不再顯著，因此，將這一驅動路徑命名為“技術驅動型”。該路徑能夠詮釋約9.8%的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實例。此外，另有約11.9%的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案例僅能通過這一路徑得到合理解釋。條件組態H1b表明，當省（自治區、直轄市）級政府擁有良好的環境規制與市場化程度時，投入更多Ramp;D經費，其也將擁有高水平的綠色技術創新。其中，Ramp;D經費投入與市場化程度為核心條件，環境規制為補充條件，將其命名為“技術-環境驅動型”。條件組態H2a表明，政府補助較高且擁有良好的環境規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如果同時擁有高Ramp;D人員投入，其也將擁有高水平的綠色技術創新。其中，環境規制（組織）與Ramp;D人員投入（技術）為核心條件，政府補助（組織）為補充條件。因此，將其命名為“技術-組織驅動型”。條件組態H2b表明，市場化進程較為先進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如果同時面臨良好的Ramp;D人員投入、Ramp;D經費投入及政府補助，其也將擁有高水平的綠色技術創新。其中，Ramp;D人員投入（技術）與Ramp;D經費投入（技術）為核心條件，市場化進程（環境）與政府補助（組織）為補充條件。在這條驅動路徑中，由于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實現需要技術、組織、環境的協同并發效應，該路徑以Ramp;D人員投入與Ramp;D經費投入為核心條件，因此將其命名為“技術-組織-環境均衡驅動型”。該路徑能夠解釋約72.3%的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案例。其中，約38.4%的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案例僅能被這條路徑解釋。進一步探究導致區域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組態，識別出3條不同的路徑。組態NH1a揭示，環境規制較弱、Ramp;D經費投入短缺、Ramp;D人員投入不足及政府補助匱乏的情況會導致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此組態的涵蓋范圍明顯超過其他兩條組態，顯示出該路徑是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主導因素。組態NH1b則表明，多種關鍵要素的缺失同樣可能引發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而組態NH2表明，僅依賴環境規制，忽視了Ramp;D人員投入與政府補助，也會導致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出現。全面對比綠色技術創新的7個組態后發現，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組態并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組態的簡單對立面。這表明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與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前置條件呈現出非對稱的特征。4.3解釋案例分析通過對高綠色技術創新組態涵蓋的案例進行系統性分析，觀察到我國不同地區在推動綠色技術創新方面所采納的策略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見圖2）。具體而言，組態H1a（技術驅動型）所涵蓋的案例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區域；而組態H1b（技術-環境驅動型）的案例則主要分布在東部區域。此外，組態H2a（技術-組織驅動型）的解釋案例不僅覆蓋東部區域，而且包含中西部區域。相比之下，組態H2b（技術-組織-環境均衡驅動型）的案例則主要聚焦在東部區域。進一步深入分析發現，中西部地區主要通過組態H1a和H2a所展現的“技術型”策略來達成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而東部地區則更多地依賴組態H2a、H1b、H2b所展現的“技術-組織驅動型”“技術-環境驅動型”“技術-組織-環境均衡驅動型”策略。這一發現揭示出我國各地在綠色技術創新路徑上的顯著差異。其中，組織與環境條件對東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已展現出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但對于中西部地區的綠色技術創新提升尚未形成有效的支撐。觀察我國綠色技術創新的空間分布特征，可以清晰地觀察到，相較于中西部地區，我國東部地區憑借出色的組織與環境條件優勢，在綠色技術創新領域展現出更為平衡且協同的發展模式。在此情境下，“技術-組織-環境均衡驅動型”策略與“技術-組織驅動型”策略構成了東部地區構建長遠且可持續競爭優勢的核心戰略。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區由于市場化進程等方面尚存諸多短板，其創新策略相對較為單一。在此情境下，“技術驅動型”策略成為中西部地區實現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有效途徑。4.4穩健性檢驗fsQCA作為一種基于集合理論的方法論，要求運用特定的手段，諸如調整一致性門檻和頻數門檻，以確保結果的穩健性。鑒于樣本包含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本文選擇調整一致性閾值和PRI（條件重要性指數）閾值的策略來進行穩健性檢驗。具體而言，將一致性門檻設定為0.85，同時將PRI門檻設定為0.80。經過此番調整，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條件組態并未發生變化，這表明本文的分析結果保持了良好的穩健性。5結論、貢獻、啟示與展望5.1研究結論綠色技術創新作為綠色發展理念與創新驅動戰略的交匯點，在解除資源約束、推動我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型中扮演著核心角色。本文采納TOE框架，并運用fsQCA方法，深入分析了Ramp;D經費投入、Ramp;D人員投入、政府補助、環境規制、市場化程度5個關鍵因素對區域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組合效應，研究發現：①研發（Ramp;D）人力資源的投入是綠色技術創新得以發生的先決條件，而非綠色技術創新則缺乏這樣的核心前提。②綠色技術創新的涌現展現出多要素共存且因果關系復雜交織的特點。具體而言，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可通過4條路徑實現，分別是“技術驅動型”“技術-環境驅動型”“技術-組織驅動型”“技術-組織-環境均衡驅動型”。相比之下，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驅動路徑有3條，且這些路徑與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的路徑呈現出非對稱的關聯。③我國綠色技術創新水平的地理分布顯現出顯著的區域不均衡性。中西部地區主要依賴技術推動，而東部地區則側重于技術、組織與環境三者間的協同適配，或是技術與組織的聯合驅動作用。5.2理論貢獻在當今社會，隨著全球對環境問題的日益關注及對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深入理解，綠色技術創新已成為推動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的關鍵力量。本文不僅為現有的研究框架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而且所提出的一系列創新方法和策略對于政策制定者、企業及科研機構而言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1）本文拓展了理論應用情境，為綠色技術創新研究框架增添了新維度。本文通過引入“組態視角”，以TOE框架為基礎，綜合考慮了技術、組織和環境等多方面因素，探討了它們在綠色技術創新過程中如何相互影響和促進。這種分析框架有助于揭示不同變量之間復雜而又緊密的聯系，從而為綠色技術創新研究開辟了新視野。特別是在政府層面的綠色技術創新研究領域，以往研究往往局限于對環境規制或政府補助等單一要素的分析，而本文則系統性地探究了“技術-組織-環境”的協同關系，為技術創新路徑理論的應用提供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認識。（2）本文深入分析了綠色技術創新各影響要素之間的復雜交互作用。通過以我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為案例樣本的實證研究，運用fsQCA方法，成功識別出4條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路徑和3條非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路徑。這些路徑的識別不僅豐富了對綠色技術創新路徑的研究，也進一步證實了提升研發投入在實現高水平綠色技術創新中的普適作用。這項發現不僅滿足了學術界對系統復雜性深入探究的迫切要求，而且進一步深入揭示了綠色技術創新背后復雜的因果關系，為政策制定和資源分配提供了更為科學的指導依據。（3）本文通過詳盡的案例分析，進一步確認了綠色技術創新水平在區域間的顯著差異。通過將fsQCA結果中的典型路徑案例同我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實際發展狀況進行對比，確保了研究結論的穩健性與可靠性。研究結果不僅揭示了綠色技術創新的地域分布規律，而且為推動區域間的協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參考依據。例如，某些地區可能因為擁有高Ramp;D投入和良好的市場化程度而展現出更強的綠色技術創新能力；反之，其他地區則可能因缺乏相應條件而面臨創新挑戰。這些差異性的發現對于區域政策制定者來說尤為重要，能夠幫助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促進綠色技術創新的政策措施，從而推動整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