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助人態度與助人行為的關聯性探究：影響機制與提升路徑一、引言1.1研究背景在社會生活中，助人行為作為一種親社會行為，對社會的文明進步和道德建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僅能夠直接給予他人物質或精神上的支持，解決他人面臨的困難，還能在社會中營造出溫暖、和諧的氛圍，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互助，進而提升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當我們看到有人在他人遇到困難時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這種行為所傳遞出的正能量會感染周圍的人，激發更多人效仿，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例如，在社區中，鄰里之間相互幫助，分享生活物資、照顧老人孩子等，能讓社區充滿溫馨，增強居民之間的聯系和歸屬感。大學生作為社會的主力軍和未來的中流砥柱，正處于價值觀形成和人格塑造的關鍵時期。他們的助人態度和行為，無論是對于社會道德風氣的引領，還是自身的成長發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從社會層面來看，大學生積極的助人態度和行為，能夠為社會注入新鮮的正能量，帶動更多人參與到助人行動中，推動社會道德水平的提升，營造更加和諧美好的社會環境。許多大學生參與志愿者活動，為貧困地區的兒童支教、為社區的孤寡老人提供幫助等，這些行為不僅給受助者帶來了實際的幫助，也在社會上產生了積極的示范效應。從個人層面而言，積極參與助人行為有助于大學生培養社會責任感、提升人際交往能力、增強自身的價值感和幸福感，促進其全面發展和健康成長。在助人過程中，大學生能夠學會理解他人、關心他人，提升自己的溝通能力和團隊協作能力，同時也能更加深刻地認識自己，明確自己的社會責任和人生目標。然而，在現實中，當前部分大學生的助人態度卻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一些大學生對助人行為存在誤解，認為助人是一種麻煩，會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困擾，因而對他人的求助表現出冷漠、忽視的態度。有些大學生擔心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會給自己帶來風險，比如在攙扶摔倒老人時害怕被訛詐，從而在面對他人需要幫助時猶豫不決。還有部分大學生受到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過于關注自身利益，在助人時會權衡利弊，只有當助人行為能夠給自己帶來明顯的好處時才會選擇提供幫助。這些問題不僅影響了大學生自身的品德修養和全面發展，也對社會的道德風氣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如果大學生這種消極的助人態度得不到改善，可能會導致社會上助人氛圍的淡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冷漠，進而阻礙社會的和諧發展。因此，深入研究大學生的助人態度及其對助人行為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緊迫性。通過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大學生助人態度和行為的現狀，剖析其中存在問題的根源，為培養和促進大學生的助人行為提供有針對性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指導，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積極投身于助人行動中，為社會的文明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1.2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大學生助人態度及其對助人行為的影響，主要達成以下目標：調查大學生的助人態度和實際行為情況，分析其存在的問題和原因：全面了解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面對他人求助時的態度傾向，包括是否愿意幫助、幫助的意愿程度等；同時，詳細考察大學生實際參與助人行為的頻率、類型以及具體情境，分析其中存在的諸如助人意愿不高、助人行為不穩定等問題，并從個人認知、社會環境、教育背景等多方面探尋導致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例如，通過問卷調查大學生在校園內遇到同學學習困難、生活困擾以及在社會中遇到陌生人求助等不同情境下的態度和行為反應，結合訪談深入了解其內心想法，從而精準把握存在的問題和背后的根源。研究大學生助人行為的影響因素和機制，探尋其與助人態度的關系：從內部因素如個體的價值觀、道德觀念、情感狀態、自我效能感，外部因素如家庭氛圍、學校教育、社會文化環境、榜樣示范等多個維度，研究影響大學生助人行為的因素。在此基礎上，深入探究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形成影響助人行為的內在機制。重點分析助人態度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助人態度與助人行為之間的內在聯系，明確積極或消極的助人態度是如何具體影響大學生做出助人決策和實施助人行為的過程。比如，研究發現價值觀中的集體主義取向較強的大學生，更可能持有積極的助人態度并付諸行動；而社會上負面事件的報道可能會削弱大學生的助人態度，進而減少其助人行為。提出促進大學生助人行為的有效措施和建議，為大學生助人行為的培養提供參考：基于上述研究結果，從家庭、學校、社會等多個層面提出針對性的建議和措施，以激發大學生的助人動機，強化其積極的助人態度，促使更多的助人行為發生。在家庭層面，建議家長注重言傳身教，營造溫暖互助的家庭氛圍；學校層面，加強道德教育課程的實效性，開展豐富多樣的志愿服務活動和榜樣引領活動；社會層面，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保障助人者權益，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等。通過這些措施，為大學生助人行為的培養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參考方案，推動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積極踐行助人行為，提升其社會責任感和道德素養。1.3研究意義1.3.1理論意義本研究聚焦大學生助人態度及其對助人行為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從心理學領域來看，目前關于助人行為的理論眾多，如社會學習理論強調個體通過觀察和模仿他人的行為來學習助人，認知發展理論關注個體道德認知水平對助人決策的影響，但對于大學生這一特定群體，在助人態度與行為關系方面的深入研究仍顯不足。本研究通過對大學生助人態度的多維度剖析，以及其與助人行為之間復雜關系的探究，能夠進一步豐富和完善社會心理學中關于親社會行為的理論體系。通過實證研究，明確大學生助人態度中不同因素，如價值觀、情感傾向、自我認知等，如何具體作用于助人行為的發生，有助于深化對個體助人行為內在心理機制的理解，為心理學理論在實際情境中的應用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在社會學層面，大學生作為社會未來的中堅力量，其助人態度和行為反映了社會道德觀念和社會風氣的發展趨勢。研究大學生助人態度與行為的關系，能夠為社會學研究社會道德變遷、社會互動模式等提供微觀層面的實證依據。從社會結構和文化環境對大學生助人行為的影響角度出發，分析不同社會背景下大學生助人態度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如何導致助人行為的變化，有助于揭示社會因素在塑造個體親社會行為方面的作用機制，為社會學理論在社會道德建設和社會和諧發展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路。1.3.2實踐意義在實踐層面，本研究對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高校作為培養大學生的重要場所，肩負著提升學生道德素養的重任。通過了解大學生助人態度和行為的現狀及問題，高校可以有針對性地優化德育課程設置。在課程內容中融入更多關于助人行為的案例分析、道德討論等環節，引導學生深入思考助人的意義和價值，從而轉變消極的助人態度。在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中，增加對社會正能量案例的講解，組織學生討論在不同情境下如何做出正確的助人選擇，增強學生的道德判斷能力和助人意識。開展豐富多樣的德育活動也至關重要。例如，組織志愿者服務活動，讓學生在實踐中親身體驗助人的快樂和成就感，激發他們的助人熱情；舉辦道德模范事跡報告會，邀請身邊的道德榜樣與學生面對面交流，通過榜樣的力量感染和激勵學生，促使他們將積極的助人態度轉化為實際行動。從更宏觀的社會層面來看，大學生積極的助人行為對社會道德建設具有強大的推動作用。大學生作為社會中充滿活力和影響力的群體，他們的行為具有示范效應。當大學生在校園內外積極參與助人活動時，能夠帶動身邊的同學、朋友以及社會上的其他人關注和參與到助人行動中來，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大學生參與社區關愛孤寡老人的活動，不僅為老人提供了實際的幫助，還能吸引更多社區居民關注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加入到關愛老人的行列中，促進社會的和諧與文明進步。二、文獻綜述2.1助人態度相關研究助人態度作為影響個體助人行為的重要因素，在心理學和社會學等領域受到了廣泛關注。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助人態度展開研究，在定義、測量方法和影響因素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關于助人態度的定義，學者們尚未達成完全一致的觀點。部分心理學家從社會認知角度出發，將助人態度視為個體對助人行為的認知評價、情感傾向和行為意向的綜合體現。這種觀點強調個體在認知層面如何理解助人行為的意義和價值，在情感上對助人行為的喜好或厭惡，以及在行為上是否有主動實施助人的傾向。當個體認為助人行為是高尚且有意義的，內心對幫助他人感到愉悅和滿足，并且在面對他人求助時會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就表明其具有積極的助人態度。而社會學家則更側重于從社會規范和角色期望的角度來定義助人態度，認為助人態度是個體在社會環境中，對自身作為社會成員所應承擔的助人責任和義務的認同與內化。在社會生活中，存在著諸如“互幫互助”“樂于助人”等社會規范，個體在成長過程中逐漸接受并認同這些規范，將其融入自身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中，從而形成相應的助人態度。當個體認同社會規范所倡導的助人責任，就會在行為上表現出對他人的關心和幫助，積極踐行助人行為。在助人態度的測量方法上，傳統的自陳式量表是常用的手段之一。研究者通過編制一系列與助人態度相關的問題，讓被試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作答，從而獲取被試的助人態度信息。著名的“助人態度量表”包含了對助人行為的認知、情感和行為意向等多個維度的問題，通過被試對這些問題的評分，能夠較為全面地了解其助人態度水平。然而，自陳式量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被試可能會受到社會期望效應的影響，為了呈現出符合社會期望的形象，而在作答時故意隱瞞真實想法或夸大自己的助人態度。為了克服這一缺陷，內隱聯想測驗（IAT）等內隱測量技術逐漸應用于助人態度的研究中。IAT通過測量個體對不同概念（如“助人”與“非助人”）和屬性（如“積極”與“消極”）之間的自動聯想強度，來揭示個體無意識層面的助人態度。在IAT實驗中，當被試對“助人-積極”和“非助人-消極”的組合反應更快時，說明其在無意識中對助人行為持有積極態度。這種方法能夠有效避免被試的有意識偽裝，更真實地反映個體的潛在態度。關于助人態度的影響因素，眾多研究表明，個體因素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個人的價值觀是影響助人態度的核心因素之一。具有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個體，更注重集體利益和他人福祉，往往持有更積極的助人態度。他們將幫助他人視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愿意為了集體或他人的利益而付出努力。相反，持有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個體，更關注自身利益，在助人態度上可能相對消極，只有當助人行為能夠直接給自己帶來好處時，才會考慮提供幫助。道德發展水平也與助人態度密切相關。根據科爾伯格的道德發展理論，處于較高道德發展階段的個體，具有更強的道德判斷能力和責任感，能夠從更高層次的道德原則出發來對待助人行為，因此其助人態度更為積極。這些個體能夠理解助人行為背后的道德意義，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情感需求或獲得他人的認可，更是出于對道德原則的堅守和對他人權利的尊重。此外，情緒狀態對助人態度也有顯著影響。積極情緒能夠提升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和對他人的共情能力，從而使個體更愿意幫助他人。當個體處于愉悅的情緒狀態時，會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更容易關注到他人的需求，并產生幫助他人的意愿。而消極情緒則可能導致個體關注自身的負面感受，降低對他人的關注和關心，從而削弱助人態度。在個體感到焦慮或沮喪時，可能會將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情緒問題上，對他人的求助視而不見。社會環境因素同樣不可忽視。家庭環境作為個體成長的首要環境，對助人態度的形成有著深遠影響。溫暖、和諧且富有愛心的家庭氛圍，能夠通過父母的言傳身教，使孩子從小就形成積極的助人態度。父母經常參與助人活動，關心他人的需求，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耳濡目染，也會逐漸認同助人行為的價值，養成樂于助人的習慣。相反，家庭關系緊張、缺乏關愛的環境，可能會使個體對他人的需求較為冷漠，難以形成積極的助人態度。學校教育在塑造學生助人態度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學校通過開設道德教育課程、組織志愿服務活動等方式，向學生傳遞助人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在道德教育課程中，教師通過講解經典的助人案例、引導學生進行道德討論等方式，幫助學生理解助人的意義和價值。志愿服務活動則為學生提供了親身體驗助人行為的機會，讓他們在實踐中感受助人的快樂和成就感，從而強化積極的助人態度。社會文化背景也是影響助人態度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文化對助人行為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和規范。在強調集體主義的文化中，如一些東方文化，助人行為被視為一種美德，受到社會的高度贊揚和鼓勵，個體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更容易形成積極的助人態度。而在強調個人主義的文化中，助人行為可能更多地基于個人的利益考量，個體的助人態度相對較弱。社會輿論和媒體報道也會對助人態度產生影響。正面的助人行為報道能夠激發個體的助人意愿，形成良好的社會示范效應；而負面的事件報道，如助人者反被訛詐等，可能會使個體對助人行為產生擔憂和恐懼，從而削弱助人態度。2.2助人行為相關研究助人行為作為親社會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是心理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關注的焦點。對助人行為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揭示人類社會行為的本質和規律，為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助人行為是指以幫助他人為目的，且不期望得到任何物質或精神回報的行為。它與親社會行為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親社會行為是一個更廣泛的概念，泛指一切符合社會期望、對他人或社會有益的行為，包括分享、合作、捐獻、助人等多種形式。而助人行為則更側重于具體的幫助他人解決問題、滿足需求的行為。在日常生活中，為迷路的人指引方向、為貧困地區的兒童捐贈書籍、在公交車上為老人讓座等，都屬于助人行為的范疇。根據不同的標準，助人行為可以分為多種類型。從行為動機角度來看，可分為利他性助人行為和利己性助人行為。利他性助人行為純粹是出于對他人的關心和同情，以幫助他人為最終目的，不考慮自身利益。一個人在看到他人遭遇困境時，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僅僅是因為希望對方能夠擺脫困境，這種行為就是利他性助人行為。而利己性助人行為則在幫助他人的同時，也期望能從行為中獲得某種利益，如提升自己的社會聲譽、獲得他人的感激或回報等。有些人參與公益活動，除了幫助他人，也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提升自己在社會中的形象和地位。從行為方式上，助人行為可分為直接助人行為和間接助人行為。直接助人行為是指助人者直接與受助者接觸，為其提供物質或精神上的幫助。直接為貧困家庭送去生活物資、面對面地為他人提供心理咨詢等。間接助人行為則是通過第三方或其他途徑來幫助他人。向慈善機構捐款，由慈善機構將資金用于幫助需要的人；在網絡上轉發求助信息，引起更多人對受助者的關注和幫助。助人行為的研究歷史源遠流長，可追溯到早期的哲學和倫理學探討。在古代，許多哲學家就對道德行為和助人的美德進行了思考。在中國，儒家倡導的“仁愛”思想，強調關愛他人、樂于助人，認為這是一種高尚的道德品質。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觀點，都體現了對助人行為的推崇。在西方，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也對道德和美德進行了深入探討，認為幫助他人是一種符合道德準則的行為。隨著心理學的發展，助人行為逐漸成為心理學研究的重要領域。早期的心理學研究主要關注助人行為的動機和原因。精神分析學派認為，助人行為源于個體內心的潛意識動機，如對他人的認同、對自己童年經歷的補償等。行為主義學派則強調外在環境對助人行為的影響，認為助人行為是通過學習和強化而形成的。一個孩子在幫助他人后得到了表揚和獎勵，這種積極的反饋會增加他未來助人行為的發生頻率。到了20世紀中葉以后，助人行為的研究更加多元化和深入。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個體通過觀察和模仿他人的行為來學習助人。班杜拉的社會學習實驗表明，兒童在觀察到榜樣的助人行為后，更有可能在類似情境中表現出助人行為。認知發展理論則關注個體道德認知水平對助人行為的影響。科爾伯格的道德發展階段理論指出，個體的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越高，越能理解和踐行助人行為背后的道德原則。近年來，隨著神經科學和認知心理學的發展，研究者開始從神經生理和認知加工的角度探究助人行為的內在機制。研究發現，大腦中的一些區域，如前額葉皮質、杏仁核等，與助人行為密切相關。前額葉皮質在個體的道德判斷和決策中起著重要作用，它能夠幫助個體權衡利弊，做出是否助人的決策。杏仁核則與情緒加工有關，當個體感受到他人的痛苦時，杏仁核會被激活，從而引發同情和助人的情感。影響助人行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主要包括個體的價值觀、道德觀念、情感狀態、自我效能感等。價值觀是個體對事物的重要性和價值的總體評價和看法，對助人行為有著深遠的影響。具有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個體，將集體利益置于首位，更愿意為了集體或他人的利益而付出，因此在助人行為上表現更為積極。一個具有強烈集體榮譽感的學生，會積極參與班級的各項公益活動，為班級的榮譽和同學們的利益貢獻自己的力量。道德觀念是個體對道德行為準則的認知和理解，它為個體的行為提供了道德指導。道德觀念較強的個體，能夠自覺遵守道德規范，將助人視為一種道德義務，在面對他人需要幫助時，會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那些秉持著“樂于助人是一種美德”觀念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更有可能主動幫助他人。情感狀態對助人行為也有顯著影響。積極情緒能夠提升個體的自我效能感和對他人的共情能力，從而使個體更愿意幫助他人。當個體處于愉悅的情緒狀態時，會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更容易關注到他人的需求，并產生幫助他人的意愿。而消極情緒則可能導致個體關注自身的負面感受，降低對他人的關注和關心，從而削弱助人行為。在個體感到焦慮或沮喪時，可能會將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情緒問題上，對他人的求助視而不見。自我效能感是個體對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一行為的主觀判斷和信心。自我效能感高的個體，相信自己有能力幫助他人解決問題，因此在面對他人求助時，更有勇氣和信心采取行動。一個對自己的溝通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充滿信心的大學生，在遇到同學學習上的困難時，會主動提供幫助，分享自己的學習方法和經驗。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家庭氛圍、學校教育、社會文化環境、榜樣示范等。家庭作為個體成長的第一環境，對助人行為的形成起著基礎性作用。溫暖、和諧且富有愛心的家庭氛圍，能夠通過父母的言傳身教，使孩子從小就形成積極的助人態度和行為習慣。父母經常關心他人、參與公益活動，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耳濡目染，也會逐漸認同助人行為的價值，養成樂于助人的習慣。相反，家庭關系緊張、缺乏關愛的環境，可能會使個體對他人的需求較為冷漠，難以形成積極的助人行為。學校教育在培養學生助人行為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學校通過開設道德教育課程、組織志愿服務活動等方式，向學生傳遞助人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在道德教育課程中，教師通過講解經典的助人案例、引導學生進行道德討論等方式，幫助學生理解助人的意義和價值。志愿服務活動則為學生提供了親身體驗助人行為的機會，讓他們在實踐中感受助人的快樂和成就感，從而強化積極的助人行為。社會文化環境對助人行為有著深遠的影響。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們對助人行為的認知和態度存在差異。在強調集體主義的文化中，如一些東方文化，助人行為被視為一種美德，受到社會的高度贊揚和鼓勵，個體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更容易形成積極的助人行為。而在強調個人主義的文化中，助人行為可能更多地基于個人的利益考量，個體的助人行為相對較少。社會輿論和媒體報道也會對助人行為產生影響。正面的助人行為報道能夠激發個體的助人意愿，形成良好的社會示范效應；而負面的事件報道，如助人者反被訛詐等，可能會使個體對助人行為產生擔憂和恐懼，從而削弱助人行為。榜樣示范是影響助人行為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當個體看到他人的助人行為并得到積極的反饋時，會受到激勵，從而模仿榜樣的行為。學校和社會樹立的道德模范，他們的助人事跡能夠感染和帶動更多人參與到助人行動中來。一些高校開展的“身邊的榜樣”評選活動，通過宣傳優秀學生的助人故事，激發了廣大學生的助人熱情。2.3大學生助人態度與行為的關系研究大學生助人態度與行為的關系是該領域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眾多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試圖揭示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和作用機制。大部分研究結果表明，大學生的助人態度與助人行為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持有積極助人態度的大學生，在面對他人的求助時，更有可能采取實際的助人行動。有研究通過問卷調查和實驗相結合的方法，對大學生在不同情境下的助人態度和行為進行了測量。結果發現，那些在問卷中表現出對助人行為高度認同、具有積極情感傾向和強烈行為意向的大學生，在模擬的助人情境中，更愿意主動提供幫助，且提供幫助的程度也更高。這一結論與社會認知理論相契合，該理論認為，個體的態度作為一種認知結構，會影響其對行為的決策和實施。當個體對某一行為持有積極態度時，會在心理上形成一種行為傾向，促使其在相應情境中更容易表現出該行為。也有部分研究發現，大學生助人態度與行為之間并非完全一致，存在態度-行為差距的現象。盡管一些大學生在觀念上認可助人行為的價值，持有積極的助人態度，但在實際情境中，卻可能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未能將態度轉化為實際行動。一些大學生在面對陌生人的求助時，雖然內心認為應該提供幫助，但可能因為擔心自身安全、害怕被欺騙等原因，而選擇不采取行動。這種態度-行為的不一致性，可能與個體的自我保護本能、社會環境中的不確定性以及個體的風險評估能力等因素有關。綜合前人研究，目前在大學生助人態度與行為關系的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白。在研究方法上，雖然問卷調查和實驗研究是常用的手段，但這些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問卷調查可能受到被試主觀因素的影響，導致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受到質疑；實驗研究雖然能夠較好地控制變量，但實驗情境往往與現實生活存在一定差距，研究結果的外部效度有待提高。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采用多種研究方法相結合的方式，如結合行為觀察、神經生理測量等方法，更全面、深入地探究大學生助人態度與行為的關系。在研究內容方面，對于影響大學生助人態度轉化為行為的中介變量和調節變量的研究還不夠深入。雖然已有研究提及一些可能的因素，如自我效能感、情境因素等，但對于這些因素如何具體作用于態度-行為轉化過程，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下，大學生助人態度與行為的關系可能存在差異，但目前這方面的跨文化研究相對較少，未來可以加強這方面的研究，以豐富和拓展對大學生助人態度與行為關系的理解。三、研究設計3.1研究對象本研究選取了不同地區、專業、年級的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旨在全面了解大學生助人態度及其對助人行為的影響。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從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區各選取3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包括綜合性大學、師范類大學和理工類大學。在每所高校中，按照不同年級（大一至大四）和專業（文科、理科、工科、醫科、藝術等）進行分層，確保樣本的多樣性和代表性。具體樣本數量為：共發放問卷1200份，回收有效問卷1080份，有效回收率為90%。其中，東部地區高校回收有效問卷360份，中部地區高校回收有效問卷360份，西部地區高校回收有效問卷360份。在各地區高校中，不同年級和專業的分布如下：大一學生270人，大二學生270人，大三學生270人，大四學生270人；文科專業學生216人，理科專業學生216人，工科專業學生216人，醫科專業學生216人，藝術專業學生216人。通過這種分層抽樣的方式，能夠充分考慮到不同地區、學校類型、年級和專業對大學生助人態度和行為的可能影響，使研究結果更具普遍性和可靠性，為深入分析大學生助人態度及其對助人行為的影響提供堅實的數據基礎。3.2研究方法3.2.1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是本研究獲取數據的重要手段。問卷設計圍繞大學生的助人態度、助人行為、參與助人行為的原因、阻礙助人行為的因素以及助人行為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等多個維度展開。在設計問卷時，充分參考了前人相關研究中使用的成熟量表，并結合本研究的具體目的和大學生群體的特點進行了適當調整和完善。在參考“助人態度量表”的基礎上，針對大學生的生活場景和認知水平，增加了一些與校園生活、社會熱點事件相關的問題，以更準確地了解大學生的助人態度。問卷的具體內容包括以下幾個部分：個人基本信息：收集大學生的性別、年級、專業、家庭所在地等信息，以便分析不同背景因素對助人態度和行為的影響。通過分析不同專業大學生的助人態度差異，探究專業教育和思維方式對其價值觀和行為的塑造作用。助人態度相關問題：涵蓋對助人行為的認知評價，如“你認為助人行為對社會的重要性如何？”；情感傾向，如“當你看到他人需要幫助時，內心的感受是怎樣的？”；以及行為意向，如“在未來一個月內，你是否有計劃參與助人活動？”等。這些問題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設置多個選項，以便量化被試的態度。助人行為相關問題：了解大學生在過去一年內實際參與的助人行為的類型、頻率、場景等。“你是否參與過志愿者活動？如果是，參與的頻率是多少？”“在校園內，你是否幫助過同學解決學習或生活上的問題？”等。助人原因和障礙問題：詢問大學生參與助人行為的動機，如“你幫助他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可多選）”，選項包括“出于內心的善良”“希望獲得他人的認可”“受到周圍人的影響”等；同時，了解阻礙他們助人的因素，如“在你看來，哪些因素會讓你在面對他人求助時猶豫不決？（可多選）”，選項包括“擔心自身安全”“害怕被誤解”“缺乏時間和精力”等。助人行為影響問題：探究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給個人發展、社會進步和道德建設帶來影響的看法，如“你認為參與助人行為對你個人的成長和發展有哪些幫助？”“你覺得大學生積極參與助人行為對社會道德風氣的提升有多大作用？”等。問卷的評分標準如下：對于李克特量表形式的問題，“非常不同意”計1分，“不同意”計2分，“一般”計3分，“同意”計4分，“非常同意”計5分。得分越高，表示被試在該問題上的態度越積極或行為頻率越高。對于多選題，每個選項被選中則計1分，最后統計每個選項的總得分，以分析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在數據收集階段，采用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方式發放問卷。線上通過問卷星平臺發布問卷，利用社交媒體、班級群等渠道邀請大學生參與填寫；線下在各高校的教室、圖書館、食堂等人流量較大的場所，隨機選取大學生進行現場填寫。在發放問卷時，向被試詳細說明調查的目的、意義和保密性原則，以提高被試的參與度和回答的真實性。3.2.2實證研究法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大學生助人行為的實際情況和內在機制，本研究采用了實證研究法，主要包括實地觀察和訪談調查兩個方面。實地觀察主要在大學校園內展開，選擇圖書館、食堂、教學樓、操場等學生日常活動頻繁的場所作為觀察點。觀察時間涵蓋了工作日的上午、下午、晚上以及周末等不同時段，以確保能夠觀察到各種不同類型的助人行為和場景。觀察內容包括助人行為的類型，如幫助同學搬重物、輔導學習、解答生活疑問等；行為發生的具體情境，如是否是在緊急情況下、周圍是否有其他人在場等；以及助人行為的效果，即受助者的反應和問題是否得到有效解決等。在觀察過程中，觀察者盡量保持隱蔽，避免對被觀察者的行為產生干擾，同時詳細記錄觀察到的信息，包括時間、地點、人物、行為過程和結果等。在圖書館觀察到一名同學主動幫助另一名同學查找資料，觀察者記錄下了具體的時間、兩人的對話內容以及最終找到資料后雙方的反應等。通過對這些觀察數據的整理和分析，能夠更直觀地了解大學生助人行為的實際表現和特點。訪談調查則針對參與過助人行為的大學生展開。首先，通過問卷篩選出在過去一年內有過助人行為的大學生作為訪談對象。然后，采用半結構化訪談的方式，制定詳細的訪談提綱，包括詢問他們參與助人行為的動機，“你最初是出于什么原因決定幫助他人的？”；助人行為的具體過程，“在幫助過程中，你遇到了哪些困難？是如何克服的？”；以及對助人行為的反思和感受，“這次助人經歷對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你認為自己在助人過程中有哪些收獲或不足？”等。訪談過程中，鼓勵被訪談者自由表達觀點和想法，訪談者認真傾聽并做好記錄，同時根據被訪談者的回答進行適當追問，以獲取更深入、全面的信息。在訪談一名參與過社區志愿服務的大學生時，他提到最初參與是因為想豐富自己的社會實踐經歷，但在服務過程中，看到社區居民的生活因為自己的幫助而得到改善，內心產生了強烈的成就感和責任感，這讓他更加堅定了繼續參與助人活動的決心。通過對多名訪談對象的資料分析，能夠深入挖掘大學生助人行為背后的心理動機和影響因素，為研究提供更豐富的質性數據支持。3.3數據收集與分析在數據收集階段，嚴格按照既定的抽樣方案和調查方法進行操作。線上發放問卷時，通過問卷星平臺設置問卷的邏輯跳轉和必填項限制，確保問卷填寫的完整性和準確性。對于部分填寫不完整或存在明顯邏輯錯誤的問卷，及時通過平臺反饋給被試，邀請其補充或修正。線下發放問卷時，調查人員經過專門培訓，熟悉問卷內容和調查流程，在發放問卷時，耐心解答被試的疑問，確保被試理解問卷的要求和意圖。在各大高校的調查點，調查人員隨機選取被試，避免了選擇性偏差，以保證樣本的隨機性和代表性。在問卷回收后，首先對數據進行清理和篩選。剔除無效問卷，包括填寫內容大部分為空白、答案呈現明顯規律性（如全部選擇同一選項）以及存在邏輯矛盾的問卷。對有效問卷的數據進行錄入，采用雙人錄入的方式，即由兩名錄入人員分別對同一份問卷的數據進行錄入，然后對比錄入結果，對不一致的數據進行核對和修正，以確保數據錄入的準確性。本研究運用SPSS25.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首先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計算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頻率等統計量，以了解大學生助人態度和行為的基本情況和分布特征。計算助人態度量表各維度得分的均值和標準差，以直觀呈現大學生在助人態度各方面的平均水平和離散程度；統計不同類型助人行為的發生頻率，了解大學生助人行為的常見類型和參與程度。相關性分析用于探究助人態度與助人行為以及其他相關變量之間的關系。通過計算皮爾遜相關系數，分析助人態度得分與助人行為頻率之間是否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以及助人態度與個人基本信息（如性別、年級、專業等）、影響因素（如家庭氛圍、社會文化環境等）之間的相關性。若發現助人態度與性別之間存在相關性，則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大學生在助人態度上的差異表現。回歸分析用于確定助人態度對助人行為的影響程度和方向，以及其他因素在其中的調節作用或中介作用。以助人行為為因變量，助人態度及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為自變量，建立回歸模型。通過回歸分析，確定助人態度是否能夠顯著預測助人行為，以及其他因素如何調節或中介助人態度與助人行為之間的關系。若發現家庭氛圍在助人態度與助人行為之間起調節作用，則分析不同家庭氛圍下，助人態度對助人行為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通過嚴謹的數據收集和科學的分析方法，確保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為深入探討大學生助人態度及其對助人行為的影響提供堅實的數據支持。四、大學生助人態度與行為現狀分析4.1大學生助人態度現狀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收集了1080名大學生的相關數據，以深入了解大學生的助人態度。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的認知和態度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在對“你認為助人行為對社會的重要性如何”這一問題的回答中，有78.5%的大學生選擇“非常重要”，19.2%的大學生選擇“比較重要”，僅有2.3%的大學生認為助人行為“不太重要”或“不重要”。這表明絕大多數大學生在認知層面充分認可助人行為對社會的重要價值，他們明白助人行為不僅能夠直接幫助他人解決困難，還能促進社會的和諧與進步，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這一結果與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導向相符，也反映出學校和家庭在道德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得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的積極意義有較為清晰的認識。在情感傾向方面，當詢問“當你看到他人需要幫助時，內心的感受是怎樣的”，65.8%的大學生表示會感到“同情和想要幫助”，24.6%的大學生表示“有點觸動但不確定是否幫忙”，僅有9.6%的大學生表示“無動于衷”或“不想理會”。這說明大部分大學生在情感上對他人的困境具有一定的敏感度和同理心，內心會產生幫助他人的沖動。這種情感傾向為助人行為的發生提供了內在的情感動力，體現出大學生善良的本性和基本的道德情感。在行為意向方面，對于“在未來一個月內，你是否有計劃參與助人活動”，42.3%的大學生表示“肯定會”，37.5%的大學生表示“可能會”，20.2%的大學生表示“不確定”“可能不會”或“肯定不會”。這表明雖然近八成的大學生有參與助人活動的意向，但仍有兩成左右的大學生態度較為消極或猶豫不決。這可能是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如個人時間安排、對助人活動的了解程度、社會環境中的負面事件等，導致部分大學生雖然在認知和情感上對助人行為有一定的認同，但在實際行動意向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年級和專業的大學生在助人態度上的差異，發現性別差異較為明顯。在對助人行為重要性的認知上，女生選擇“非常重要”的比例為82.6%，高于男生的74.2%；在情感傾向方面，女生表示“同情和想要幫助”的比例為70.5%，也高于男生的60.3%。這可能與社會文化對男女角色的期望差異有關，社會普遍更強調女性的溫柔、善良和同情心，使得女生在助人態度上表現得更為積極。年級差異方面，隨著年級的升高，大學生對助人行為重要性的認知和情感傾向的積極程度略有下降。大一學生選擇“非常重要”的比例為80.2%，大四學生降至75.1%；大一學生表示“同情和想要幫助”的比例為68.3%，大四學生為63.2%。這可能是因為隨著年級的增長，大學生面臨更多的學業壓力、就業壓力和社會現實問題，使得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對助人行為的關注度和積極性有所降低。專業差異方面，文科專業的大學生在助人態度的各項指標上略高于理科和工科專業的學生。文科專業學生認為助人行為“非常重要”的比例為80.1%，理科專業學生為77.6%，工科專業學生為76.9%。這可能與文科專業的課程設置和培養目標更注重人文素養和社會責任感的培養有關，使得文科專業學生在助人態度上表現得更為積極。綜上所述，大學生在助人態度上整體呈現出積極的認知和情感傾向，但在行為意向方面存在一定的分化，且不同性別、年級和專業的大學生在助人態度上存在差異。這些結果為進一步研究大學生助人態度與行為的關系以及制定相應的干預措施提供了重要的依據。4.2大學生助人行為現狀通過對問卷調查數據的分析，我們對大學生的助人行為現狀有了較為清晰的了解。在過去一年中，參與過志愿服務活動的大學生占比達到72.6%，這表明志愿服務在大學生群體中具有較高的參與度。大學生參與志愿服務的類型豐富多樣，其中社區服務的參與率為45.8%，如參與社區環保活動、關愛社區孤寡老人等；支教服務的參與率為32.4%，許多大學生利用假期時間前往偏遠地區為孩子們傳授知識；大型活動志愿服務的參與率為28.9%，如在運動會、展會等大型活動中擔任志愿者，提供服務和支持。這反映出大學生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愿意為社會做出貢獻，體現了他們較強的社會責任感和奉獻精神。在日常助人行為方面，調查結果顯示，當同學遇到學習困難時，有85.3%的大學生表示會提供幫助，如分享學習資料、講解難題等；當同學遇到生活困擾時，78.6%的大學生會給予關心和支持，傾聽他們的煩惱并提供建議。在校園內，看到他人搬重物時，63.5%的大學生會主動幫忙；在公交車上，遇到老弱病殘孕等需要幫助的乘客，70.2%的大學生會主動讓座。這些數據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大學生能夠關注到他人的需求，并愿意伸出援手，展現出了良好的品德和助人意識。進一步分析不同性別大學生的助人行為差異，發現女生在各項助人行為中的參與比例普遍高于男生。在志愿服務方面，女生參與社區服務的比例為50.2%，男生為41.3%；女生參與支教服務的比例為36.7%，男生為28.1%。在日常助人行為中，當同學遇到學習困難時，女生提供幫助的比例為88.4%，男生為82.2%；當同學遇到生活困擾時，女生給予關心和支持的比例為82.1%，男生為75.1%。這可能與女生情感更為細膩、同理心更強，以及社會文化對女性善良、溫柔形象的塑造有關，使得女生在助人行為上表現得更為積極主動。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在助人行為上也存在一定差異。隨著年級的升高，參與志愿服務活動的比例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大二、大三學生參與志愿服務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別為75.4%和76.2%，大一學生為68.5%，大四學生為69.8%。這可能是因為大二、大三學生經過一段時間的大學生活，對校園和社會環境更加熟悉，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參與志愿服務；而大四學生面臨實習、就業等壓力，參與志愿服務的時間相對減少。在日常助人行為方面，大一學生在幫助同學解決學習困難和生活困擾上的積極性較高，可能是因為剛進入大學，同學之間關系較為新鮮和融洽，更愿意相互幫助。專業差異方面，文科專業學生在志愿服務和日常助人行為中的參與比例略高于理科和工科專業學生。文科專業學生參與志愿服務的比例為75.3%，理科專業學生為70.8%，工科專業學生為71.2%。在日常助人行為中，文科專業學生幫助同學解決學習困難的比例為87.6%，理科專業學生為83.9%，工科專業學生為84.2%。這可能與文科專業注重人文素養和情感教育，培養了學生更強的社會責任感和同理心有關。綜上所述，大學生的助人行為較為普遍，在志愿服務和日常助人方面都有積極的表現，但不同性別、年級和專業的大學生在助人行為上存在一定差異。這些差異為進一步探究大學生助人行為的影響因素和促進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4.3典型案例分析為了更深入地理解大學生助人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關系，我們選取了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進行詳細分析。2024年10月24日凌晨，江西冶金職業技術學院22級工業機器人應用技術班的18歲學生胡子豪，在新余市沿江路MIX電音烤吧俱樂部勤工儉學時，面對突然情緒失控落水的女子劉某，展現出了英勇無畏的助人精神。他在第一時間撥打救援電話后，毫不猶豫地跳入江中施救。盡管最終成功將劉某救上岸，但胡子豪卻因體力不支沉入江中，不幸犧牲。在校園生活中，胡子豪成績優異且熱心助人，常常主動幫助同學解決學習難題，還積極組織參與各類賽事和志愿服務活動。他曾在同學突發疾病時，迅速將同學送往醫務室并悉心照料。從胡子豪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他具有強烈的助人動機和積極的助人態度，這種態度源于他內心深處的善良和責任感。他在面對他人生命危險時，沒有絲毫猶豫，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這種行為體現了利他性助人行為的特點，純粹是出于對他人生命的尊重和保護，不考慮自身的利益得失。他在校園中日常的助人行為也表明，他將助人視為一種習慣和責任，積極的助人態度已經融入到他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他個人品質的重要組成部分。2024年2月，湖北省遭遇大規模寒潮和雨雪冰凍天氣，武漢理工大學計算機學院大三學生張楚陽的暖心之舉令人動容。當時，一些客貨車滯留京港澳高速孝感段，司機和乘客們在極端天氣下身陷困境。張楚陽得知這一情況后，與母親一起自發前往高速路段，為受困人員送上熱水等物資。他還用自己打寒假工四天半賺的一千多塊錢，購買了礦泉水、面包和泡面等物資送給受困司機乘客。由于附近商店物資售罄，他不辭辛勞，跑到更遠的超市采購并運送物資。張楚陽表示，自己原本打算用這筆錢和弟弟去河南游玩，但他認為用這些錢幫助他人更有價值。張楚陽的助人行為背后，是他對社會責任感的深刻認知和積極的助人態度。他從疫情期間全國各地的互幫互助中汲取力量，心懷感恩，希望在他人遇到困難時能夠回饋社會。這種助人態度使他在面對受困人員的困境時，主動伸出援手，通過實際行動為他人提供幫助，緩解他們的困難，展現出了當代大學生的擔當和愛心。這些典型案例中的大學生，都以實際行動詮釋了積極的助人態度如何轉化為具體的助人行為。他們在面對他人的困難時，沒有被困難和風險所嚇倒，而是憑借內心的善良和責任感，毫不猶豫地采取行動，為他人提供幫助。這些案例也為其他大學生樹立了榜樣，激勵更多的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培養積極的助人態度，踐行助人行為，共同營造一個溫暖、和諧、互助的社會環境。五、大學生助人態度對助人行為的影響機制5.1態度-行為一致性理論態度-行為一致性理論認為，個體的態度是其行為的重要決定因素，在特定情境下，個體傾向于按照自己的態度來采取行動。該理論強調，當個體對某一行為持有積極態度時，會在心理上形成一種行為意向，這種意向會促使個體在相應情境中表現出與態度相符的行為。大學生如果對志愿服務持有積極態度，認為這是一種有意義且值得參與的活動，那么當有志愿服務機會出現時，他們更有可能主動報名參加，將這種積極態度轉化為實際的助人行為。在大學生助人行為中，態度-行為一致性理論有著具體的體現。從認知層面來看，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的認知評價直接影響其行為決策。如果大學生認識到助人行為不僅能夠幫助他人解決困難，還能提升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增強自身的價值感，那么他們在面對他人求助時，更有可能基于這種認知做出助人的決策。那些積極參與學校組織的關愛孤寡老人志愿服務活動的大學生，往往深刻認識到關愛老人是社會的責任，也是自身道德修養的體現，這種認知使他們積極投入到助人行動中。從情感層面來說，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的情感傾向在態度-行為轉化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當大學生對助人行為懷有積極的情感，如在幫助他人后能獲得內心的滿足感、愉悅感時，這種情感會成為他們持續助人的內在動力。許多大學生在參與支教活動后，看到孩子們因為自己的幫助而取得進步，內心充滿了成就感和喜悅，這種積極的情感體驗促使他們更愿意繼續參與類似的助人活動。相反，如果大學生對助人行為持有消極情感，如擔心助人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恐懼被他人誤解等，這些消極情感會阻礙他們將助人態度轉化為實際行為。一些大學生在聽聞社會上助人者反被訛詐的事件后，對幫助陌生人產生了恐懼和擔憂，即使內心認可助人的價值，在實際遇到陌生人求助時，也可能會選擇退縮。在行為意向方面，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的意向強度決定了他們是否會將態度落實到行動上。意向強度高的大學生，會積極主動地尋找助人機會，并且在面對困難和阻礙時，更有毅力堅持完成助人行為。一些熱衷于公益事業的大學生，會主動加入學校的公益社團，積極參與各種公益活動的策劃和組織，即使在活動過程中遇到資金短缺、人員協調困難等問題，也會努力克服，堅持將助人行動進行下去。而意向強度低的大學生，雖然可能在觀念上認同助人行為，但在實際生活中，由于缺乏強烈的行為意向，往往難以將助人態度轉化為具體的行為。一些大學生雖然認為幫助他人是好事，但在日常生活中，除非他人主動求助且幫助行為較為簡單，否則他們不會主動去尋找助人機會。態度-行為一致性理論在大學生助人行為中有著多方面的體現，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的認知評價、情感傾向和行為意向共同作用，直接影響著他們在面對他人求助時的行為決策和實施過程。理解這一理論在大學生助人行為中的作用機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引導大學生樹立積極的助人態度，促進他們將助人態度轉化為實際行動，從而提升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5.2認知-情感-行為模型認知-情感-行為模型認為，個體的認知、情感和行為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關系，在大學生助人行為中，這一模型有著清晰的體現。認知是個體對事物的認識和理解，在大學生助人行為中，對助人行為的認知起著基礎性作用。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的認知主要包括對助人行為的價值判斷、對他人需求的認知以及對自身能力的認知等方面。在價值判斷上，大學生若能深刻認識到助人行為對社會和諧、個人成長的重要意義，將其視為一種高尚的道德行為，那么就更有可能積極參與助人活動。那些參與過社區志愿服務活動，看到自己的幫助為社區居民帶來實際改變的大學生，往往對助人行為的價值有更深刻的認識，從而更愿意持續參與此類活動。對他人需求的認知也是關鍵因素。當大學生能夠敏銳地感知到他人的困難和需求時，就為助人行為的發生提供了前提條件。在校園生活中，善于觀察的大學生能夠發現同學在學習、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如同學在某門課程學習上的困難、生活中的經濟壓力等，從而及時給予幫助。而對自身能力的認知則影響著大學生是否有信心和勇氣去實施助人行為。自我效能感高的大學生，相信自己具備解決他人問題的能力，在面對他人求助時，更有可能主動伸出援手。一個擅長數學的大學生，在同學向他請教數學問題時，由于對自己的數學能力有信心，會毫不猶豫地提供幫助。情感是個體對事物的內心體驗和感受，在大學生助人行為中，共情和道德感是兩種重要的情感因素。共情是指個體能夠設身處地地感受他人的情緒和情感，理解他人的處境。具有較強共情能力的大學生，在看到他人處于困境時，能夠感同身受，內心會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從而激發助人的動機。當大學生看到貧困地區兒童艱苦的學習條件時，內心充滿同情和不忍，這種共情促使他們積極參與為貧困兒童捐贈書籍、學習用品等助人活動。道德感是個體依據一定的道德標準，對自己和他人的行為進行評價時所產生的情感體驗。大學生在成長過程中，逐漸內化了社會的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感。當他們面對他人的求助時，道德感會驅使他們做出符合道德標準的行為。如果大學生認為不幫助他人是不道德的，那么在遇到他人需要幫助時，道德感就會促使他們克服困難，提供幫助。在公交車上，看到老人上車沒有座位，道德感會讓大學生主動起身讓座。行為是個體在認知和情感的驅動下所采取的實際行動。大學生的助人行為是其對助人的認知和情感的外在表現。當大學生對助人行為有積極的認知，并且在共情和道德感等情感因素的激發下，就會將助人態度轉化為實際的助人行為。那些積極參與志愿者活動的大學生，正是因為認識到志愿服務的價值，同時被受助者的困境所觸動，從而主動參與到各種志愿服務中，如關愛孤寡老人、環保宣傳等。在實際情境中，認知、情感和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積極的認知可以引發積極的情感，進而促進助人行為的發生。大學生對助人行為價值的深刻認知，會使其在幫助他人時獲得內心的滿足感和成就感，這種積極的情感體驗又會進一步強化其對助人行為的認知，促使他們更頻繁地參與助人活動。相反，消極的認知可能導致消極的情感，阻礙助人行為的實施。如果大學生對助人行為存在誤解，認為助人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那么在面對他人求助時，可能會產生厭煩、抵觸等消極情感，從而不愿意提供幫助。認知-情感-行為模型全面地揭示了大學生助人態度對助人行為的影響機制。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的認知、情感體驗通過相互作用，共同影響著他們的助人行為決策和實施過程。深入理解這一模型，有助于我們從多個角度入手，采取有效的措施來培養和促進大學生的助人行為，提升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素養。5.3社會學習與榜樣作用社會學習理論認為，個體通過觀察和模仿他人的行為來學習新的行為模式，這一理論在解釋大學生助人態度和行為的形成與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在大學生的成長過程中，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校園文化中存在著眾多的榜樣，這些榜樣的行為對大學生具有示范和引導作用。在社會環境中，各種媒體報道的英雄事跡、道德模范的故事等，都成為大學生學習的榜樣。每年的“感動中國”人物評選活動，都會涌現出一大批感人至深的助人事跡。這些人物來自不同的行業和領域，他們有的長期致力于公益事業，無私奉獻；有的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舍己救人。他們的故事通過電視、網絡等媒體廣泛傳播，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也深深觸動了大學生的心靈。大學生通過觀看這些報道，會不自覺地將這些榜樣的行為和品質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從而激發自己的助人意愿。許多大學生在了解到“感動中國”人物的事跡后，深受鼓舞，積極參與到學校組織的志愿者活動中，希望能夠像榜樣一樣，為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校園文化是大學生學習和生活的重要環境，其中的榜樣對大學生助人態度和行為的影響更為直接。在校園中，優秀的學長學姐、老師以及學校評選出的“校園之星”等，都成為同學們學習的榜樣。一些品學兼優的學長學姐，不僅在學業上取得優異成績，還積極參與各種志愿服務活動，他們的行為和態度對低年級的同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低年級的同學會以他們為榜樣，努力提升自己的學業成績，同時也積極參與到校園的助人活動中。學校的老師在教學和日常生活中，通過自己的言行舉止，也為學生樹立了良好的榜樣。一位關心學生、樂于助人的老師，會在學生遇到困難時給予及時的幫助和指導，這種行為會感染學生，使他們學會關心他人、幫助他人。學校組織的“校園之星”評選活動，將在助人方面表現突出的學生樹立為榜樣，通過表彰和宣傳他們的事跡，激勵更多的學生向他們學習，形成良好的校園助人氛圍。為了充分發揮榜樣在促進大學生助人行為方面的作用，社會和學校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社會媒體應加大對正面助人行為和榜樣事跡的宣傳力度，通過多種形式，如專題報道、紀錄片、公益廣告等，廣泛傳播榜樣的故事，讓更多的大學生了解并受到感染。在電視節目中，增加對道德模范、志愿者活動等內容的報道，展示助人行為的價值和意義。學校可以開展形式多樣的榜樣教育活動，邀請道德模范、優秀志愿者等走進校園，與學生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和分享。舉辦道德模范事跡報告會，讓學生近距離感受榜樣的力量；開展“榜樣在身邊”主題活動，鼓勵學生發現身邊的榜樣，并向他們學習。學校還可以將榜樣教育融入到課程教學和校園文化建設中，在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中，增加榜樣事跡的案例分析，引導學生思考和討論；在校園文化建設中，設置榜樣宣傳欄、文化墻等，展示榜樣的照片和事跡，營造濃厚的榜樣文化氛圍。社會學習與榜樣作用在大學生助人態度和行為的形成與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為大學生提供豐富的榜樣資源，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強化榜樣的示范和引導作用，可以激發大學生的助人動機，培養他們積極的助人態度，促進更多助人行為的發生，為社會的和諧發展貢獻力量。六、影響大學生助人態度與行為的因素6.1個人因素6.1.1價值觀與道德觀念價值觀和道德觀念是個體行為的內在準則和指導，對大學生助人態度和行為有著深遠的影響。不同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會使大學生在面對他人求助時做出不同的決策和行為反應。集體主義價值觀強調個人與集體的緊密聯系，注重集體利益的實現和集體成員之間的互助合作。持有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大學生，往往將集體的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認為幫助他人是自己應盡的責任和義務，有助于促進集體的和諧與發展。在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影響下，這些大學生更愿意為了集體的利益而付出個人的時間和精力，積極參與團隊活動和集體事務，當集體中的成員遇到困難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在班級組織的公益活動中，具有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大學生會積極參與策劃和組織，主動承擔各項任務，為活動的順利開展貢獻自己的力量；當同學在學習或生活中遇到困難時，他們也會主動關心和幫助，共同克服困難，體現出強烈的集體責任感和互助精神。個人主義價值觀則更側重于個人利益的追求和個人目標的實現，強調個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持有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大學生，在助人態度和行為上可能會更加謹慎和理性，他們會在權衡自身利益和助人成本的基礎上，做出是否助人的決策。當助人行為不會對自己的利益造成明顯損害，且能夠帶來一定的回報，如提升自己的聲譽、獲得他人的感激等時，他們可能會選擇提供幫助。但如果助人行為需要付出較大的代價，或者與自己的個人目標相沖突，他們可能會優先考慮自己的利益，減少或放棄助人行為。在面臨是否參與一項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的志愿服務活動時，持有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大學生可能會首先考慮活動對自己學業、職業發展等方面的影響，如果認為活動對自己的幫助不大，或者會影響自己的學習和休息時間，他們可能會選擇不參與。道德觀念是個體對道德行為準則的認知和理解，它為個體的行為提供了道德指導。道德觀念較強的大學生，能夠自覺遵守道德規范，將助人視為一種道德義務，在面對他人需要幫助時，會出于內心的道德責任感而主動伸出援手。他們認為幫助他人是一種正確的行為，是符合社會道德標準的，不幫助他人會讓自己感到內疚和不安。這些大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會關注他人的需求，主動為他人提供幫助，無論是在校園內還是在社會中，都能積極踐行助人行為。看到同學在學習上遇到困難，他們會主動分享學習經驗和方法；在社會上遇到需要幫助的陌生人，如迷路的老人、殘疾人等，他們也會熱情地提供幫助。相反，道德觀念淡薄的大學生，可能對他人的困境缺乏關注和同情，對助人行為的道德意義認識不足，在面對他人求助時，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擾，表現出冷漠或猶豫不決的態度。他們可能更關注自己的利益和感受，忽視他人的需求，認為助人是一種麻煩，不愿意為他人付出時間和精力。在看到他人遇到困難時，他們可能會選擇視而不見，或者尋找各種借口逃避幫助他人的責任。在公交車上，面對需要讓座的老人或孕婦，道德觀念淡薄的大學生可能會裝作沒有看見，或者以自己很累、路途遙遠等理由拒絕讓座。大學生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對其助人態度和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集體主義價值觀和較強的道德觀念能夠促使大學生積極參與助人行為，展現出良好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品質；而個人主義價值觀和淡薄的道德觀念則可能導致大學生在助人行為上表現出消極或功利的態度。因此，培養大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念，對于促進他們的助人行為，提升社會道德水平具有重要意義。6.1.2心理特質心理特質是個體在長期的心理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心理特征，它對大學生的助人態度和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共情能力、責任心、自信心等心理特質，在大學生助人行為的決策和實施過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共情能力是指個體能夠設身處地地感受他人的情緒和情感，理解他人的處境，并產生相應情感共鳴的能力。具有較強共情能力的大學生，在看到他人處于困境時，能夠深刻地體會到他人的痛苦和需求，從而激發強烈的助人動機。他們能夠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感受他人的情緒，這種情感共鳴使他們更愿意主動提供幫助，以減輕他人的痛苦。當大學生看到貧困地區兒童艱苦的學習條件時，共情能力強的學生會感同身受，內心充滿同情和不忍，這種情感促使他們積極參與為貧困兒童捐贈書籍、學習用品等助人活動；在同學遇到生活困擾時，他們也能夠耐心傾聽，給予情感上的支持和實際的幫助，因為他們能夠理解同學的感受，知道如何去安慰和幫助對方。責任心是個體對自己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的認知和態度，以及對行為后果的責任感。責任心強的大學生，將幫助他人視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對他人的需求高度關注，在面對他人求助時，會毫不猶豫地承擔起幫助他人的責任。他們認為自己有責任為他人提供幫助，以解決他人的困難，這種責任感使他們在助人行為中表現出堅定的信念和積極的行動。在校園中，責任心強的大學生會主動關心同學的學習和生活，當同學遇到學習困難時，他們會主動擔任學習輔導者，幫助同學解決問題；在社會上，他們也會積極參與各種公益活動，為弱勢群體提供幫助，如參與社區關愛孤寡老人的活動，定期去看望老人，為他們提供生活上的幫助和精神上的慰藉。自信心是個體對自己能力和價值的積極認知和評價，相信自己能夠成功完成某一行為的主觀判斷和信心。自信心強的大學生，對自己的能力充滿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幫助他人解決問題，因此在面對他人求助時，更有勇氣和信心采取行動。他們不會因為擔心自己能力不足或害怕失敗而退縮，而是積極主動地提供幫助，并且在助人過程中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有效地解決問題。一個對自己的溝通能力和組織能力充滿信心的大學生，在參與志愿者活動時，會主動承擔組織和協調工作，積極與其他志愿者和受助者溝通交流，確保活動的順利開展；在幫助同學解決問題時，也能夠自信地提出自己的建議和解決方案，給予同學有力的支持。相反，共情能力、責任心和自信心較弱的大學生，在助人態度和行為上可能會表現出消極或被動的特點。共情能力弱的大學生，難以體會他人的感受和需求，對他人的困境缺乏情感共鳴，因此在面對他人求助時，可能會表現出冷漠或無動于衷的態度。責任心弱的大學生，對他人的需求不夠關注，缺乏幫助他人的責任感，可能會將他人的求助視為一種負擔，不愿意主動提供幫助。自信心弱的大學生，對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擔心自己無法有效地幫助他人，或者害怕在助人過程中出現失誤，因此在面對他人求助時，可能會猶豫不決，甚至選擇逃避。共情能力、責任心、自信心等心理特質與大學生助人態度和行為密切相關。培養大學生良好的心理特質，如提高他們的共情能力、增強他們的責任心和自信心，有助于激發他們的助人動機，促進他們積極參與助人行為，提升社會的溫暖和和諧程度。6.1.3個人經歷個人經歷是個體在成長過程中所積累的各種經驗和體驗，它對大學生助人態度和行為的塑造起著重要作用。家庭環境和過往助人經歷作為個人經歷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不同方面影響著大學生的助人態度和行為。家庭環境是個體成長的首要環境，對大學生助人態度和行為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溫暖、和諧且富有愛心的家庭氛圍，能夠通過父母的言傳身教，使孩子從小就形成積極的助人態度和行為習慣。在這樣的家庭中，父母經常關心他人、參與公益活動，孩子在耳濡目染中會逐漸認同助人行為的價值，將幫助他人視為一種自然而然的行為。父母經常帶孩子參加社區的志愿服務活動，如關愛孤寡老人、環保活動等，孩子在參與過程中，會親身體驗到幫助他人帶來的快樂和成就感，從而在內心深處種下助人的種子，養成樂于助人的習慣。相反，家庭關系緊張、缺乏關愛的環境，可能會使個體對他人的需求較為冷漠，難以形成積極的助人態度和行為。在家庭中，如果父母之間經常爭吵，對孩子缺乏關心和陪伴，孩子可能會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從而更加關注自己的內心感受，對他人的需求關注較少。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大學生，在面對他人求助時，可能會表現出冷漠、忽視的態度，缺乏幫助他人的意愿。父母對孩子過度溺愛，只關注孩子的物質需求，而忽視了對孩子品德和價值觀的培養，也可能導致孩子以自我為中心，缺乏對他人的關心和責任感，難以形成積極的助人行為。過往助人經歷也是影響大學生助人態度和行為的重要因素。積極的助人經歷能夠增強大學生的自我效能感和成就感，使他們更加認可助人行為的價值，從而更愿意主動參與助人活動。當大學生在過去的助人經歷中，成功地幫助他人解決了問題，得到了他人的感激和贊揚，他們會感受到自己的行為對他人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從而增強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這種積極的體驗會讓他們更加熱愛助人行為，將其視為一種有意義的事情，在未來遇到他人求助時，更有可能主動伸出援手。一位大學生在參與支教活動中，看到自己的教學幫助孩子們提高了學習成績，孩子們對他充滿了感激和喜愛，這種經歷讓他深刻體會到了助人的價值和意義，從此他更加積極地參與各種志愿服務活動，希望能夠幫助更多的人。消極的助人經歷則可能會使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產生恐懼、擔憂或抵觸情緒，從而削弱他們的助人意愿。如果大學生在過去的助人過程中，遭遇了誤解、指責或傷害，如在幫助他人時被他人誤解為別有用心，或者在攙扶摔倒老人時被訛詐，這些負面經歷會讓他們對助人行為產生恐懼和擔憂，在未來面對他人求助時，可能會猶豫不決，甚至選擇放棄幫助。一些大學生在參與志愿者活動時，由于組織管理不善，導致他們的付出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和尊重，這也可能使他們對志愿服務活動產生抵觸情緒，減少參與助人行為的頻率。個人成長經歷中的家庭環境和過往助人經歷，對大學生助人態度和行為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營造良好的家庭環境，鼓勵大學生積極參與助人活動，積累積極的助人經歷，有助于培養他們積極的助人態度和行為，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6.2社會因素6.2.1社會文化社會文化作為一種深層次的背景因素，對大學生的助人觀念產生著深遠的影響。不同的文化背景蘊含著獨特的價值觀和道德準則，這些價值觀和準則在大學生的成長過程中逐漸滲透，塑造著他們對助人行為的認知和態度。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的“仁愛”思想源遠流長，它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同情和互助。孔子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理念，成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文化熏陶下，許多大學生將幫助他人視為一種內在的道德要求，認為這是實現個人道德修養和社會和諧的重要途徑。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會主動關心他人的需求，積極參與各種助人活動，如志愿者服務、社區公益活動等，以實際行動踐行“仁愛”精神。一些大學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經常參與學校組織的關愛孤寡老人的志愿服務活動，定期去養老院看望老人，為他們打掃房間、陪他們聊天，給老人帶來溫暖和關懷。道家的“無為而治”和“道法自然”思想，雖然看似與助人行為沒有直接關聯，但實際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大學生的助人觀念。道家思想強調順應自然、尊重生命，這使得一些大學生在助人時更加注重尊重他人的自主性和選擇，不強加自己的意愿。他們認為，幫助他人應該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行為，不應該帶有過多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在幫助同學解決學習問題時，這些大學生會引導同學自主思考，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和能力，而不是直接給出答案。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現代社會思潮也對大學生的助人觀念產生了重要影響。個人主義思潮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強調個人的利益和權利至上，這使得部分大學生在助人時更加注重自身的利益和需求。他們可能會在權衡利弊后，才決定是否提供幫助。在參與志愿者活動時，一些大學生會優先考慮活動對自己的職業發展、社會實踐經驗積累等方面的幫助，如果認為活動對自己沒有明顯的益處，就可能會選擇不參與。集體主義思潮則強調個人與集體的緊密聯系，鼓勵個人為集體的利益和發展貢獻力量。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許多大學生將集體的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積極參與集體活動和團隊合作，在集體中發揮自己的優勢，為實現集體目標而努力。在班級組織的公益活動中，受到集體主義思潮影響的大學生會積極參與策劃和組織，主動承擔各項任務，為活動的順利開展貢獻自己的力量；當同學在學習或生活中遇到困難時，他們也會主動關心和幫助，共同克服困難，體現出強烈的集體責任感和互助精神。社會文化中的道德觀念和行為規范也在不斷演變，對大學生的助人觀念產生著動態的影響。在當今社會，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人們對助人行為的認可度和贊揚度不斷提升，這使得大學生更加意識到助人行為的價值和意義。社會上對志愿者活動的廣泛宣傳和對助人者的表彰，讓大學生感受到助人行為能夠帶來積極的社會影響，從而激發他們的助人熱情。相反，社會上一些不良現象，如冷漠、自私等行為的存在，也可能會對大學生的助人觀念產生負面影響，使他們對助人行為產生懷疑或擔憂。一些大學生在看到社會上助人者反被訛詐的事件后，對幫助陌生人產生了恐懼和擔憂，即使內心認可助人的價值，在實際遇到陌生人求助時，也可能會選擇退縮。6.2.2社會輿論與媒體報道社會輿論和媒體報道作為社會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對大學生的助人態度有著顯著的影響。它們能夠通過傳播信息、塑造價值觀和營造社會氛圍，左右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的認知、情感和行為意向。社會輿論對大學生助人態度的影響具有兩面性。積極的社會輿論能夠激發大學生的助人熱情，促進他們形成積極的助人態度。當社會輿論對助人行為給予高度贊揚和肯定時，大學生會感受到助人行為的價值和意義，從而更愿意參與到助人活動中。在媒體廣泛報道了大學生志愿者在抗洪救災中英勇表現的事跡后，社會各界紛紛對這些大學生志愿者給予贊揚和肯定，這種積極的社會輿論激發了更多大學生參與志愿服務的熱情，許多大學生表示要向這些志愿者學習，為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社會輿論的壓力也可能促使大學生做出助人行為。在社會中，存在著一種普遍的道德期望，即人們應該樂于助人。當大學生處于這種社會輿論環境中時，他們會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壓力，認為如果自己不幫助他人，可能會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和他人的負面評價。在公交車上，如果大部分乘客都主動為老人、孕婦讓座，那么其他沒有讓座的大學生可能會感受到來自周圍人的目光和輿論壓力，從而產生愧疚感，進而在今后遇到類似情況時更有可能主動讓座。消極的社會輿論則可能對大學生的助人態度產生負面影響。一些不實的負面報道或片面的輿論導向，可能會使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產生誤解和恐懼。當媒體過度報道助人者反被訛詐、好心沒有好報等負面事件時，會讓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的風險產生過度擔憂，從而削弱他們的助人意愿。一些大學生在看到多起關于老人摔倒后扶起卻被訛詐的報道后，對幫助陌生人產生了恐懼和猶豫，即使在遇到老人摔倒的情況時，也會因為擔心被訛詐而不敢輕易伸出援手。社會輿論的片面性和誤導性也可能導致大學生對助人行為的價值產生懷疑。如果社會輿論過于強調助人行為的功利性，如將助人行為與個人的利益回報、社會地位提升等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