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研究背景和意義研究背景我國加入WTO后利用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積極促進貿易往來并在國際貿易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在經濟上我們打開了世界市場，使得我們的生產資源得到充分發揮，同時我們也堅持著改革開放的理念，深化完善我國的經濟體制，在貿易的開放往來中解放思想。從經濟表現來看，中國長期處于貿易順差，而看似光鮮的背后實則是我國出口了大量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這一現象在我國制造業表現更為明顯。我國大量出口的產品技術要求不高，導致深陷國際價值鏈中低端位置，同時隨著產業的升級需求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國進口需求很大，且對象多為發達國際的高端產品和技術服務，如此一來，我國制造業陷入“低端鎖定”的處境亟需得到破解。信息時代的今天，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成為當今世界的發展潮流，數字技術在產業的應用推動了各產業的轉型升級。這種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有效使用為手段，實現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經濟活動被定義為數字經濟。在我國，隨著信息技術人才的增加增強，以及國家對相關領域的大力投入開發，數字經濟成為當今中國經濟持續且高速發展的重要來源。鑒于我國制造業面臨的“低端鎖定”困境和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現狀，本研究將關注二者的融合可能與內在作用機制，努力探討如何將數字經濟向制造業賦能，提升我國制造業的國際價值。研究意義理論意義：本文結合數字經濟和制造業二者發展的現狀入手分析，通過成本效應和技術效應角度理論分析數字經濟與制造業融合發展的作用機制，補充有關理論基礎；根據2011-2019年省級層面數字經濟發展和制造貿易水平的相關數據建立回歸模型，通過實證分析與理論分析的結合，研究數字經濟推動出口技術復雜度的作用效果。研究成果將為制造業數字化升級提供理論借鑒，更好解讀新時代下的貿易形態。現實意義：隨著我國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中國制造”產品走向世界，中國制造業在人口紅利、資源豐富等比較優勢的推動下獲得了龐大的市場份額。但近年來，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流失，中國開始面臨經濟增速放緩的現實，此外，我國長期以來主要制造產品大多為低加工品，產品結構單一、技術含量較低導致我國長期位于全球價值鏈較低端位置。與此同時，西方發達國家近年來主張“再工業化”以解決對外貿易平衡等問題，這意味著制造業競爭將成為未來大國競爭的關鍵。面對這一瓶頸但又不可松懈的時期，我國制造行業亟需轉型升級以適應新時期的發展特點提高我國在價值鏈的位置。而近年快速發展的數字經濟將成為打破這一僵局的重要力量，以促進信息技術產業與制造業融合。其中數字經濟發展主要包括我國信息技術人才的培養、電子商務的發展。在此背景下，文章希望通過量化探究的方法對二者融合發展進行分析，以助力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更好地走向世界。研究內容本文分為6個部分，其結構如圖1所示，相應的主要內容如下。第一部分為緒論，主要闡述本研究的背景和意義價值，并總結文章研究內容和方法，說明本研究創新及不足之處。第二部分為文獻綜述。分別從數字經濟發展、出口技術復雜度、制造業升級影響因素、數字經濟對制造貿易的影響進行文獻鑒賞和總結，積累理論研究。第三部分是分別對數字經濟和制造業發展的現狀分析。首先明確了對數字經濟相關概念的理解和定義，然后從發展規模和融合創新兩個角度描述當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其次是對我國制造業發展現狀的分析。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制造業貿易的影響機制，通過理論分析為后續的實證分析奠定研究基礎，以成本效應和技術效應兩大視角刻畫出該影響機制。第五部分為實證分析，先制定指標體系，通過測算行業出口技術復雜度衡量一國的制造業貿易水平，并建立能夠綜合展示數字經濟水平的綜合指標。在數據處理完畢后進行模型建立，開始實證研究，以2005-2019年數據進行回歸，由結果發現數字經濟發展對制造貿易的具體影響。第六部分為結論及建議，根據前文的研究成果，提出如何分別在數字經濟和制造業發展兩個角度進一步提升競爭力，并實現更有效的融合發展環境。圖1研究內容框架圖研究方法本文主要涉及一下幾種研究方法：理論研究法，本文結合國內外對數字經濟概念的界定以及數字經濟發展形態的變化作出合理的分析和歸納，以便發現問題并提出解決。另外，文章還從成本和技術兩個視角解讀數字經濟發展與制造貿易之間的理論機制。文獻研究法，本文在中國知網、UNComtrade數據庫、國家統計局等平臺閱讀文獻、收集數據，總結學界在數字經濟和制造貿易領域的相關研究，學習前輩在同類問題上的研究思路，并進行文獻綜述。實證研究法，本文使用Excel整理得到出口技術復雜度指標，通過Stata以2011-2019年省級面板數據對制造業出口技術復雜度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構建回歸模型，并對結果進行分析解讀，為結論的提出提供實驗支撐。研究創新點和不足目前學界關于數字經濟發展與制造業出口技術復雜度關系的整體性研究較少，因此本文將從現狀、理論、實證三個層面展開分析，以提供相關研究基礎。由于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時長較短，飛速發展的同時其形態變化較多較豐富，導致指標建立和測算沒有國際統一標準，且搜集到的數據時間跨度有限，因此本文對數字經濟統計指標進行多維度收集，并對收集結果進行主成分分析，根據分析結果進行權重分配，建立數字經濟綜合指標體系。此外，本文從現狀和理論兩個角度對數字經濟與制造業升級的關系進行剖析，更全面地發掘其影響機制。不足之處在于本人實證能力有限，在數據搜集和搭建模型上仍有進步空間，模型設定不能完全復現實際情況，還需繼續學習實證分析方法。文獻綜述通過對目前有關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學界關于本研究的文獻主要分為四個方面，一是研究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二是影響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因素與機制，三是制造產業轉型升級的因素研究，四是關于數字經濟對制造貿易發展的影響機制。數字經濟發展相關研究有關數字經濟發展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包括產業結構、市場規模、貿易發展等領域，潘家棟（2018）指出貿易雙方當地的互聯網普及率對其進出口額存在正向作用，韓會朝（2019）分析得到互聯網技術在市場結構的作用，即互聯網技術能夠幫助出口國更好地進入進口國當地市場并達到滲透效果。目前關于數字經濟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礎建設、技術創新與應用、人力資本三個方面，且三者之間同時存在互相影響的關系。數字經濟概念數字經濟的界定始于上世紀90年代末，也就是電子商務發展的初期，DonTapscott（1996）最先為該新的經濟形式定義，即在過去信息流的形式是實體的，而在數字經濟中，信息流的載體還可以是數字。隨著數字技術發展沿革，學界也在不斷更新對數字經濟概念的界定。直到當下，我們常說的數字經濟主要可歸納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數字經濟測度由于數字經濟概念尚未有國際官方的界定標準，學者們在刻畫數字經濟水平時往往從不同角度出發選取不同的指標。杜傳忠（2021）提出應當契合數字經濟發展實際和時效來建立數字經濟綜合指標，即同時包含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三大內容，以彌補數字經濟統計上的不足。劉偉（2021）設計了中國數字經濟的行業分類方案，實現了與《國民經紀行業分類（2017）》類目上的對接，同時闡明確立數字經濟范圍和分類的工作是持續的，因為信息技術發展迅速，數字經濟形態相應會變化。出口技術復雜度相關研究概念出口技術復雜度基于技術含量和生產效率兩個方面，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出口產品質量，同時還反映了該國家或地區生產部門的價值創造水平，是國際競爭力的決定因素（Hausmann,2007）。伍先福（2019）研究發現出口技術復雜度能夠在不使用行業、產品等微觀數據的情況下，基于比較優勢理論判斷一國所處的國際價值鏈地位。影響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因素通過相關文獻學習發現，影響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因素和機制繁多，主要涵蓋金融投資、人力資本、政策治理等方面。金融投資方面，；人力資本方面，毛其淋（2019）和周茂（2019）都通過實證發現人力資本對加工貿易和制造業的生產效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政策方面，胡沅洪（2021）考察發現不同國家的出口技術復雜度在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情況下有著不同反應，區別源于技術溢出效應和融資依賴效應各國加強研發創新。由此可見，當下提升出口技術復雜度的渠道選擇較為豐富，關鍵仍是要尋找到效用最大化的路徑進行落地。制造業轉型升級影響因素研究對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研究，可參考學界關于我國整體產業升級的研究，以及制造業相似產業或其細分產業的升級路徑探究。馬述忠等（2017）實證得出融資約束程度與企業在價值鏈中的地位呈反比關系，姚維瀚（2021）認為研發強度作為重要中介，實現了數字經濟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同時大學生規模和企業規模又是研發強度的重要因素。在關于影響加工貿易升級因素的研究中，毛其淋（2019）提出人力資本擴張通過影響企業組織方式、生產率、創新能力，間接地促進了加工貿易升級。陳玟潔（2016）采用長三角地區數據，探究信息技術產業與傳統制造業的耦聯關系，發現制造業與技術服務業之間的產業融合對傳統制造業升級產生積極影響，進一步得到產業間融合對傳統產業升級具有促進作用的結論。數字經濟對制造貿易的影響機制研究有關數字經濟是否對生產效率產生積極影響的研究中，最著名的質疑來自“索羅悖論”，索羅（1987）在統計維度上發現科技進步并未提升生產水平。但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界從多角度解釋了這個悖論。統計角度中，Feldstein（2017）發現數字經濟下產品價值的提升以及業態的發展難以得到及時的核算，且數字經濟對微觀個體生活上的改變與影響也無法反映到GDP核算中（Bean，2015）；直接效應方面，程虹、袁璐雯發現通過使用機器人能促進加工方式的創新，從而提升企業生產質量，王永龍（2020）同樣認為數字經濟在價值鏈變革中起到促進作用，制造業品質在數字賦能下得到改善，其核心競爭力也隨之增加；間接效應的研究中，人力資本和貿易成本是主要研究對象，余姍等（2021）發現資源配置、研發、貿易成本和人力資本作為中介變量，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受到邊際遞增的影響，李宏（2021）實證得出數字化擴大了本地市場規模。綜上，現有文獻在數字經濟發展與制造貿易發展領域提供了很多有價值的結論，包括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從影響因素與作用機制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數字經濟發展對制造貿易的影響主要為正向的，同時相關的悖論在后來的研究中多以測算不精為由解釋。考慮到數字經濟發展迅猛，其形態與影響也隨之變化，因此，本文將采納數字經濟即“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界定開展深入研究，通過理論與實證分析，尋找當下提升制造業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合理、有效渠道，為我國制造貿易持續高質量發展提出合理建議。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發展現狀分析數字經濟發展現狀分析所謂“數字經濟”，簡單拆開來看，“數字”指的是21世紀以來不斷豐富的數字化信息和技術。數字化信息也就是當下生產活動中一種重要的要素——數據，如今在各行業的生產經營中，數據成為其做出決策的依據，通過運用海量的數據信息，生產單位能夠提高其生產效率并使得產品更契合消費需求，賦予生產活動新時代價值。而數字技術更加直接地參與并改變了原有的生產環節，目前大量信息技術強調基于互聯網的使用，隨著網絡的普及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鋪開，信息網絡技術成為人們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這些技術的存在為生產的各個環節搭建了快速通道，人們能夠及時地獲得信息以調整生產活動的進行，同時在信息獲取成本大大降低、生產結構簡化等變化的伴隨下，企業能夠將利潤與資本更合理地配置到其他經營領域，進而提升企業實力。而“數字經濟”便可以定義為通過數據、信息技術等新生產要素改進生產經營結構、提升生產效率的經濟活動的集合。規模我國對數字經濟的需求不斷增加，不論是宏觀層面的行業發展，還是微觀層面百姓生活需要，數字經濟已經成為與社會共發展的重要經濟形態。相應地，我國對數字經濟發展的投入也十分重視，通過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落實“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使得我國數字經濟得到蓬勃發展，如圖2、圖3所示，2020年其規模已達到39.2萬億元，GDP占比更是達到38.6%數據來源：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從2005年以來的統計數據來看，我國數字經濟保持著穩定的跨越式增長，每年增速均超過15%，GDP占比也在不斷提升。如圖3所示，2015-2020年期間，數字經濟增速與GDP增速走向趨于一致，且數字經濟增速總高于GDP增速，這意味著在我國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數字經濟仍具有強勁的發展勢頭，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他經濟形式由于發展瓶頸出現的空白或阻礙，保持經濟穩定發展。此外，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2020年實體經濟發展受阻，而數字經濟憑借自身不依賴實體的特點，緩解了經濟下行壓力，成為我國愈發重要的經濟形態。國際視角來看，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4數據來源：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圖2我國數字經濟規模發展情況圖3數字經濟與GDP發展關系融合創新應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創新是當下發展潮流，物聯網的發展將成為該融合的關鍵。在物聯網的概念中，“物”即實體經濟，“網”即數字經濟，簡單地從模式來說，物聯網利用復雜的技術將實物與網絡連接在一起，并實現兩者之間的互動。全球物聯網發展速度飛快，中國也緊跟潮流，根據2021年中國互聯網大會數據，預計到2022年我國物聯網產業規模將超過2萬億元。而物聯網高速發展的背后，是各行業、企業在不斷夯實打造數字技術，并積極應用到業務的各個環節。例如，京東作為打造數字供應鏈以銜接實體商品和數字技術的互聯網實體企業，其技術積累將在物聯網發展中奠定良好的基礎，2017年以來，整個京東體系投入750億元進行技術布局，打造“以供應鏈為基礎的技術于服務企業”的戰略定位。多年來京東潛心打造世界一流的倉儲運營和物流效率，通過引入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技術進行智能化改造，完成數字智能向傳統供應鏈賦能，實現“脫虛向實”。京東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相輔相成提供了優秀范本，其在數智技術與產業融合中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產業轉型升級。但仍存在應用需求、標準碎片化與深度應用不足等問題，相關企業的盈利能力也有待突破。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傳統設備數字化改造難度大、大數據采集開發能力弱以及系統標準不統一等難題，同時多數企業還應針對數字化轉型做好充分的戰略謀劃。對于制造業中小企業而言，其需求與負擔能力與大型企業存在差距，需要為其制定合適的轉型方案。可見，我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制造業現狀分析制造業是我國實體經濟的主體，也是我國提升綜合國力的基礎。我國制造業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飛躍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目前仍存在著技術方面的不足制約著我國制造業邁向更高的發展階段，這也使得我國目前處于“產量大但產品檔次、品質較低，自有品牌產品市場份額較少”的制造境地，同時加入WTO以來我國制造業開始參與國際分工負責加工貿易，而加工貿易中大多承擔的是技術含量較低的工序，長期以來我國制造技術難以在國際合作中得到提升。要想改變本國在價值鏈的地位，唯有從根本出發，也就是重新調整我國制造生產結構，并加強創新研發。國內現狀生產結構方面，我國制造業已經開始出現變化：由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2020年我國制造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量先是緩慢增加并于2013年開始逐年遞減，其占整體就業人員的比重也隨之降低，如圖4所示。可以看出，我國制造業開始逐漸擺脫對簡單勞動力的依賴，先進的技術慢慢取代部分人力，這一變化為未來擴大數字技術對制造生產的應用起到了一定緩沖和過渡作用。圖42011-2020年制造業就業人數情況2015年國務院提出《中國制造2025》戰略規劃以來，我國制造業已進行多年產業升級，其中中高端制造領域為主要發展對象，這一發展傾向有助于提高國產產品的國內需求，促進國產替代和內循環發展。通過梳理近年來我國針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出的政策方針（見表1），不難看出，我國強調結合數字化思維、手段和平臺提升制造業水平，并注重鼓勵龍頭企業帶動中小企業實現聯動發展，打造融通發展的制造業集群。中小企業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鼓勵其對工業互聯網的應用也是勢在必行。表1制造業發展相關政策時間表文件時間相關內容《中國制造2025》2015.5提高制造業創新能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把智能制造作為兩化融合的主攻方向《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整理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2017.11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突破制造業阿紅點領域關鍵技術實現產業化，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關于促進制造業產品和服務質量的實施意見》2019.8強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等技術對制造業的支撐作用《關于加快培育發展制造業優質企業的指導意見》2021.6實施智能制造工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行動和5G應用創新行動；鼓勵龍頭企業帶動中小企業，共同打造先進制造業集群《“十四五”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發展規劃》2021.11制定制造業數字化轉型行動計劃；制定重點行業領域數字化轉型路線圖；構建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力體系外部威脅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對我國實施科技制裁，阻礙我國制造業重要中間品的進口，并試圖阻止我國高新技術的探索和發展，進而導致我國制造業生產進展緩慢。由于自身高技術產品產能有限，再加上科技創新能力有限，對于他國的有意干預與阻礙，我國短期內尚難以憑借自身實力走出這一困境。同時，伴隨著今年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生效，成員國產業競爭將更加激烈，我國原先具有優勢的低端產品將面臨東南亞成員國的貿易競爭，而中高端產品也將與日韓展開競爭。面對這一處境，我國應當結合自身優勢，有針對地開拓RCEP市場，并利用機遇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迭代。技術先進性方面，美國主要以創新政策體系、創新合作機制以及創新發展模式為抓手，奠定了其創新和制造強國的地位。日本主要以產學官合作機制為路徑，結合戰略性創新創造計劃和官民研發投資擴大計劃，有效提高了制造業創新實力。模式創新性方面，德國智能制造與瑞士綠色制造模式成為全球標桿。德國制定了以“工業4.0”為代表的國家戰略，同時高度重視中小企業的培育，不斷提升制造業整體智能化水平。瑞士擁有完善的自然環境保護管理法律法規，政府制定了科學的環保政策和嚴格的管控制度，使得企業積極參與環保創新，造就了其全球領先的綠色化水平。產業引領性方面，2020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逆勢上漲，進出口總額位居世界第一，制造業門類齊全，優質企業數量在世界名列第一，已成為全球制造業的核心力量。發展動態疫情影響下，2020年除中國外全球生產活動經歷了較長時間的停滯，如今隨著各國對疫情管控的認知和經驗的增加，發達國家逐漸開始對制造產業鏈的重啟，全球制造業將迎來全球供應鏈再布局的黃金時期，同時“以內循環為主”的發展戰略要求亦將推動我國制造業快速成長。2022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此次定位更明確清晰，強調了制造業創新升級的使命。另外，在當前碳達峰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新能源轉型引致的新能源應用需求和裝備需求使得制造業保持活躍，進而驅動經濟增長。理論分析（影響機制）數字經濟發展通過影響成本和技術進步，直接或間接地促進我國制造業出口技術復雜度提高。本章主要從成本效應和技術效應兩方面分析數字經濟對制造貿易地影響機制。成本效應信息成本互聯網實現了信息有效且高效的傳播。隨著數字化的不斷深入，當前商品從生產到包裝銷售的各個環節都要依賴相關信息資源——加工制造前需要找到合適的原材料供應商，生產完成后還需要宣傳推廣給經銷商或客戶，以及交易后對貨物物流信息的追蹤等，諸如此類的環節都需要收集整合相關信息，而這些信息將成為企業進行商業決策的重要依據。除此之外，互聯網的出現還打破了信息之間的地理壁壘，人們不需要物理上的移動、見面，而是通過使用搜索引擎或社交應用就能獲取信息或實現與商業對象的溝通，同時還可以打破信息不對稱，避免錯過商機。在信息能夠有效且高效傳播的背景下，商品供應鏈更短小精悍，中間商的作用被取代，生產效率得到極大提高，營銷模式也被不斷顛覆。貿易成本數字技術打造了功能豐富的跨境電商平臺，貿易雙方可通過網絡實現交易前對彼此以及交易標的物的全面了解，然后在平臺上完成談判到合同簽約等一系列操作，訂單交易環節還會使用到電子金融等數字服務。傳統貿易中中間商的作用逐漸被數字技術取代，企業貿易成本將只需支付給必要的貿易環節，如包裝運輸。隨著數字技術在供應鏈的研發應用，貿易運輸將通過算法分析選擇最合適的運輸路徑，一方面減少不必要的運輸距離和轉運成本，另一方面防范了貿易運輸過程中的風險。此外，使用數字技術也有利于企業提升自身貿易價值，通過打造數字化生產和建立數字化貿易往來，企業的品牌價值被賦予數字活力，贏得貿易伙伴的青睞，同時有利于維系穩定、良好的貿易關系。管理成本基于大數據和信息管理等應用，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采用ERP（企業資源計劃）進行企業管理，ERP系統的出現能夠有效整合企業內外的業務流程和活動，并基于數字分析幫助企業制定更科學的管理策略，通過平臺縮短業務辦理時間，企業運營效率大幅提升。此外，企業還可以通過云計算等科學技術手段實現對生產和業務信息的實時監控，及時分析商業活動的效率，從而不斷調整、完善生產運營結構，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同時，大量研究經驗表明，數據儲備是行業競爭的重要資源，信息的背后是商業經驗的積累，當一個企業同時擁有海量的數據資料和管理分析數據的技術水平，那么該企業的規模經濟優勢會更顯著。技術效應技術溢出在信息共享通暢的今天，企業和個人能夠通過互聯網和經濟往來過程關注并學習國內外前沿技術，有效促進了知識與技術溢出，提高出口技術復雜度。在信息高速傳播的背景下，技術溢出的成本大大降低，技術成果的曝光讓各企業能夠及時捕捉行業動態，然后通過模仿創新等手段吸納、運用新技術，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摩爾定律”認為數字技術更新迭代速度很快，數字技術的價格相應降低。進一步分析可知，由于數字技術極大的邊際效用，行業內的企業都積極引入新技術來提高生產效率，這種態度鼓勵了研發人員的創新積極性，同時這種技術共享還激發了技術創新的思維，來自各種規模的企業技術人員將在新引入技術的基礎上優化調整，或繼續開發新功能，推動技術創新發展。這樣的影響機制下，整體產業的生產效率持續提高是必然結果，行業整體的出口技術復雜度相應提高。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指生產人員的知識水平和技術能力，是行業乃至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數字經濟發展方便人們自主學習知識和技能，全國范圍內的網絡設施布局使得更多的人們通過網絡擺脫了地理交通的限制，進一步接觸新知識和世界的新變化，國民素質進一步得到提升，為人力資本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數字經濟對人才的要求更高，高等教育將引領新一代人才學習更多信息技術，而人才攜先進知識和理念進行建設實踐，同時通過對員工數字化相關知識與技能的培訓，提升了員工數字素養，進而提高全員勞動生產率，人才質量的提升將有利于產業的創新升級。生產率數字經濟發展改善了生產技術和生產設施，打造出制造業柔性化生產。數字技術從生產根本出發，改善生產能耗情況，在綠色技術開發的情況下提高產品水平，提升企業生產率。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會將先進科學的技術和理念融入到制造生產的各個環節，各部門生產率的提高又將整個生產鏈質量進一步提高。資源配置數字經濟環境下，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和生產經營活動的在線化，實現了組織內外部高效協同，提升資源使用效率。生產實踐中，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實現了智能制造和智能控制，數字供應鏈的快速發展能夠滿足生產要素的及時到位，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此外，數字經濟負責連接消費者需求與廠商的供給，幫助雙方完成互選。這樣的機制使得生產價值被有效表達，生產成本的回流將繼續投入到產品的研發創新，以滿足更新的消費需求。實證研究本文根據Hausmann等（2007）關于出口復雜情況的測度方法分別測算我國30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的出口技術復雜度，以此衡量我國制造業貿易質量發展水平。數字經濟指標方面，本文基于數字經濟的不同發展來源，構建了綜合指標體系，并用主成分分析法計算各省份數字經濟水平。由于數字經濟相關統計存在一定缺漏，本文剔除了西藏和港澳臺等地區數據進行分析，同時通過現有數據及其實際發展模式可以看出制造業并非這些地區的主要產業，故可以合理忽略其在實證分析中的作用。變量介紹被解釋變量出口技術復雜度PRODY。為了得到各省份制造業出口技術復雜度指標，首先參考Hausmann等（2007）提出的測算方法和公式，并通過陳曉華等關于特定行業如制造業的出口技術復雜度測算研究，選取用于測度制造業出口技術復雜度的產品分類，對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數據進行測算，數據來源于國研網數據庫和各省市統計年鑒。以下是制造業出口技術復雜度PRODY的測算公式：PRODY=cxc,j式1中，j表示制造業每個產品，c表示每個省市，xc,j表示省份c產品j的出口額，Xc表示省份c的總出口額，xc,jXc解釋變量數字經濟水平digital。目前有關數字經濟水平的統計沒有特定的衡量標準和體系，且相關數據種類零散，因此就當前數字發展特點，本文嘗試構建綜合指標體系，以涵蓋數字經濟用戶規模、數字行業就業情況、數字經濟成果以及數字金融4個方面總結各省市數字經濟水平，每個方面具體對應互聯網普及率、互聯網從業人員數量、互聯網產出和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數據收集、處理完成后，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賦權計算綜合得分。控制變量貿易開放度open。貿易開放通過拓寬貿易渠道、增加出口產品海外曝光度以及進口高技術產品等方式，直接或間接地促進我國制造業技術水平提高。本文采用地區進出口總額與其GDP的比值表示貿易開放程度。金融發展水平fin。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使得社會資金融通速度加快，企業能夠更快更便捷地將所得資本投入到項目創新和產品研發當中，為企業長久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同時帶動了相關產業的技術升級。因此，本文根據前人文獻，選取存貸款金額與當地GDP的比值衡量金融發展水平。技術進步tech。本文通過技術市場成交額這一統計指標衡量各省市技術進步情況，因為每筆技術交易的達成意味著當地生產活動引進了新的一項技術，而所有交易加總則是當地當年新技術應用之和，技術引進解決或改善了生產環節的問題，直接影響企業的生產效率和技術水平。表2變量介紹變量類型變量名稱符號計算方法被解釋變量出口技術復雜度prodyHausmann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ital主成分分析法建立綜合指標控制變量貿易開放度open進出口總額/GDP金融發展水平fin存貸款金額/GDP技術進步tech技術市場成交額（萬元）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表3描述性統計VARIABLES樣本數量均值標準差最小值最大值中位數lnprody27010.650.2759.42711.2510.745digital2700.7501.155-1.0276.6140.453open2700.2700.3040.01271.5480.141fin2703.1691.1391.5188.1312.968lntech27013.831.7618.64217.8613.868表3展示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對該表分析發現，各省市制造業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平均水平和中間水平相近；從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來看，平均綜合得分為0.75，平均水平較為低下，地區之間數字經濟發展差距顯著，高度數字化地區得分最高可達6.614，而低度數字化發展地區最低僅有-1.027；貿易開放程度方面，均值為27%，說明貿易是我國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且省份之間的貿易水平差距較大，最小值僅為1.27%，最大值可達154.8%，這一差距可能與各地區地理特點和產業分工有關；金融發展水平與科技進步程度方差分別為1.139和1.761，表明兩個指標的數據分散程度較大。表4相關系數表Variableslnprodydigitalopenfinlntechlnprody1.000digital0.460***1.000open0.129**0.547***1.000fin0.177***0.736***0.601***1.000lntech0.530***0.575***0.489***0.370***1.000由表4對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分析，發現變量之間顯著相關，且除了貿易開放度與出口技術復雜度的相關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外，其他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都為1%的顯著水平。出口技術復雜度分別與其余變量顯著正相關，說明數字經濟發展、貿易開放、金融發展以及技術進步均能進一步提升制造業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模型回歸為了研究數字經濟發展對制造業貿易競爭力的影響機制，對2011-2019年30個省份面板數據建立面板回歸模型，模型見式2，其中i表示每個省份，t表示時間。lnprodyit=β0通過Hausman檢驗得到P值為0.000，表明應拒絕原假設，選取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效果更好。具體的模型回歸結果如下表5所示：表5回歸結果VARIABLESlnprodydigital0.119***(4.12)open0.087(0.63)fin0.168***(3.99)lntech0.033*(1.82)Constant9.556***(31.04)R-squared0.718Ftest0穩健性檢驗為驗證模型結果的穩健性和可靠性，本文通過變量替代進行穩健性檢驗，將用熵權法計算的數字經濟水平digital2對解釋變量digital進行替換，結果如表6所示：表6穩健性檢驗結果VARIABLESydigital20.810***(5.36)open0.099(0.80)fin0.137***(3.23)lntech0.020(1.31)Constant9.639***(38.22)R-squared0.745Ftest0從穩健性檢驗結果中可以發現，在熵權法計算下的數字經濟水平對制造業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影響依然是顯著正向的，同時其他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均為正向，與表5的實證結果一致，由此可證明回歸結果是穩健、可靠的。結果分析通過對我國30個省份、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制造業以及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2011-2019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最終通過固定效應模型得到以下結論：首先，解釋變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對制造業出口競爭力具有正向影響，具體可表示為，一個地區的數字經濟水平每增加1個單位，當地制造業的技術含量將得到0.119%的提高。其次，根據貿易開放度和技術進步兩個變量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二者對制造業均具有積極影響，但影響程度相對較小，因為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20年來，我國貿易結構與開放程度可能已經處在穩定發展狀態，同時我國制造產品在全球市場已具有一定地位，貿易水平進一步推進對制造業產品技術價值的提高將起到較小作用。而技術進步變量的回歸結果說明了，引進新技術或對技術的迭代升級對提升制造業技術水平具有較小的促進作用，因為此類行為引致的結果是微觀的，可能只是改善或緩解了某一具體生產環節的效率，其技術創造的價值十分有限。最后，對金融發展變量分析可知，金融水平的提高對制造業技術提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反映在隨著資金融通速度的加快，企業會更快獲得投資進行技術研發，因此回歸結果認為每當金融發展水平提高1單位時，制造業出口技術復雜度將提升0.168個百分比。模型評價該模型利用省級面板數據量化分析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對制造業貿易水平的影響，為我國制造業進一步升級發展提供參考價值。不足點在于數字經濟的構成尚有諸多變量有待考量。同時我國制造產品出口還面臨其他影響因素，包括貿易壁壘的限制和世界需求變化，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因此僅使用進出口總量在GDP中的占比無法解釋其背后的原因，該模型分析角度相對較淺顯，具有局限性。此外，本文實證分析缺乏一定程度的對比性，后續研究還應比較其他國家制造業出口技術復雜度，從而得到我國制造貿易能力在世界的地位變動，以此進一步確定產業轉型升級的效果。結論與政策建議結論通過梳理總結成熟的研究思路，本文對分別對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發展兩方面進行現狀分析，然后從成本效應和技術效應兩個維度理論分析數字經濟發展對制造業技術升級的影響機制；實證方面，本文基于我國2011-2019年各省市面板數據，測度制造業技術水平，通過主成分分析法衡量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并加入相關控制變量進行回歸分析，進一步解析該影響機制，并得到以下結論：第一，2005年以來，我國數字經濟持續且高速增長，帶動我國整體經濟持續增長。數字化轉型是當下中國企業發展的趨勢，而許多中小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仍面臨很多困難。制造業方面，相關從業人員數量呈現下降趨勢，原因可能為技術對人力的替代，以及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同時也意味著產業數字化在制造業未來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轉型道路上，還存在諸多困難尚未解決。第二，數字經濟通過降低信息成本、貿易成本和管理成本幫助制造業提高生產運營效率，并從技術溢出、人力資本、生產經營和資源配置4個方面實現出口技術復雜度的提高。第三，根據實證結果分析可知，數字經濟發展對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確實具有積極影響，且模型系數較高，結合對制造業發展現狀的分析，可以理解為數字經濟發展替代了一定數量的勞動力。控制變量中，發現金融發展水平對提升制造業競爭力具有相對明顯的影響，表明良好的融資環境為制造業投入資本進行研發創新提供了有力保障。政策啟示從上述結論出發，結合我國發展特點和制造業貿易水平，本文希望提出下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