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競技觀演進的趨勢將由近代“強種觀”到當代“爭光觀”，至未來的“天下觀”。它將為推進國家體育戰(zhàn)略由“強種戰(zhàn)略”轉向“強國戰(zhàn)略”，向往“大同戰(zhàn)略”提供了思想依據(jù)。其演進的歷史背景是前提條件，學界認知是定性基礎，社會需求是內(nèi)生力來源，國家意志是定向主導。競技天下觀是“順天、奪標、為民”的生態(tài)體育思想。其中，中華和諧思想與奧運和諧理念的融合是依據(jù)，是根基；“順天奪標”是前提，遵循的是自然法則，是“大道”；“奪標為民”是本質(zhì)，守護的是社會規(guī)則，是“大德”；三者合一，是國人競技思想升華、核心競爭力的聚集。創(chuàng)立競技天下觀，培育體育英才，提升國家競技的境界，能夠減少天人對抗，處理好發(fā)展與安全的關系，為建設體育強國、維護世界體育秩序做貢獻。關"鍵"詞：競技思想；強種觀；爭光觀；天下觀國家競技思想，由近代強種觀，轉向現(xiàn)代爭光觀，是一次飛躍。它為聚民心、鑄國魂、興中華貢獻巨大。但是，當下面對世界要和平發(fā)展，人類要建地球村，中國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家競技仍然強化單純“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為人生添彩”的種意識，淡化“和諧世界”與“為國爭光”相統(tǒng)一的類意識，將會降低國家競技文化建設的水準，甚至削弱其綜合實力。2018年在“改革開放40年體育科技專家研討會”的綜述中指出：“錦標主義乃至金牌至上一度左右著中國體育的價值取向，成為我們建設體育強國不可回避的問題。伴隨著運動員的優(yōu)秀賽場表現(xiàn)，我們并未呈現(xiàn)出同等震撼世界的文化表現(xiàn)和價值主張”[1]。因此，亟待深入研究國家競技觀的演進趨勢，努力提高體育文化建設的水準。“欲知大道，必先為史”[2]。未來，是過去和現(xiàn)在的延伸，無本來就沒未來。清華大學劉瑜[3]在《觀念的水位》中揭示兩個道理：一是“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取決于他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二是當人的“觀念水位”提升后，其改革的浪潮勢不可擋。故，探索競技觀的未來發(fā)展，首先要客觀、全面地善待其歷史。1"近代“救亡圖存”的強種觀1.1"歷史背景“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4]。近代，因西方列強欲殖民擴張，世界弱國要防御保種，故形成了強種的時代特征。當時，中國競技體育觀夾雜在內(nèi)憂外患的困境下，被動從西方引進的。之后，逐漸形成了一種悲情的強種觀和強種戰(zhàn)略。強種觀是為御防外侵，強身、強兵、強國，救亡圖存的民族競技思想。法國著名戰(zhàn)略家博福爾[5]說：“戰(zhàn)略就是思想方法。”強種戰(zhàn)略是中華民族在生死關頭，為了活下去的無奈選擇。1.2"學界認知1894年甲午海戰(zhàn)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學界開始思考如何通過傳習運動技術來強身、強種和強國的問題。當時，國內(nèi)并沒有明確的競技思想。嚴復赴英國學成后所譯《天演論》揭示了優(yōu)勝劣汰的生物進化規(guī)律，倡導只有發(fā)展體育、智育和德育才能“自強保種”[6]238。1917年北大校長蔡元培赴德留學歸來，針對國內(nèi)體育與競技不分的問題，曾指出“運動（競技）是體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體育的目的是培養(yǎng)完全之人格”[6]251。1927年東北大學吳蘊瑞留美回國后，提出了“身心一統(tǒng)、德技相長”的體育思想[7]。上述觀點，皆體現(xiàn)了救亡圖存的體育思想。雖然當時國內(nèi)體育也存在“授技育人”和“重體輕育”的兩種思想的爭論，但“救亡圖存”的思想占主導地位。1.3"社會需求近代西方競技運動項目傳入中國的主要途徑是由教會到大學，再到社會。教會具有傳播運動知識和培養(yǎng)運動人才的職能，一般性活動先由外國人主持，后由國人自組。當時，國人主張通過體育強身、強種、救國。因此，人們在傳習運動項目之時，并未理解其內(nèi)涵是在有規(guī)則的前提下進行的自由、有序、審美、愉悅競爭，而偏重于傳習其實用技術，但期盼通過運動“救亡圖存”的愿望頗為強烈。1.4"國家意志甲午戰(zhàn)爭戰(zhàn)敗，震驚了大清朝野上下。力求改革的洋務派，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潮影響下，欲通過引進西方與軍事相近的體操和田徑等運動，實現(xiàn)強種、強兵和強國的愿望。20世紀初，國民政府倡導軍國民主義教育，強調(diào)運用運動技術強種、強兵、救國。在1928年第19屆奧運會上，中國奧運第一人宋如海，將奧林匹克誤譯為“我能比呀！”[8]，使中國自引進競技當初就存在著文化的先天不足。1936年首次派隊參加奧運會，顆粒無收，刺痛國人。由此，國家意識到，技不如人，無法奪標；而要奪標，就要培育技藝超群、身心強健的國民。如此強種，才能強國。故國家體育萌芽了救亡圖存的強種觀和強種戰(zhàn)略。總之，近代中國競技是在民族悲痛中，被動地接受了西方的競技。當時的歷史背景、學界認知、社會需求和政府主張的集合，逐漸合成了救亡圖存的強種觀和強種戰(zhàn)略。2"現(xiàn)代“奪標育人”的爭光觀2.1"歷史背景現(xiàn)代的國際社會，是一個“種意識”凸顯的時代。因此，國家競技選擇了突出民族利益的為國爭光觀和體育強國戰(zhàn)略。爭光觀是“奪標育人”的為國爭光的民族競技思想。體育強國戰(zhàn)略是以強身、奪標、育人、爭光為重點的國家體育方略。二者是中華民族在苦難中悲壯地“站起來”的正確選擇。2.2"學界認知新中國成立初，從舊中國走過來的國內(nèi)知名體育學者吳蘊瑞、袁敦禮和方萬邦等十分重視體育和競技對人的教育價值。文革后，林笑峰等認為“競技（sport）不是體育（physicaleducation），體育不是競技”，二者的本質(zhì)、規(guī)律和目標皆有區(qū)別[9]。世紀之交，面對國家隊長期重錦標、輕育人的問題，袁偉民[10]在《我的執(zhí)教之道》中提出了“授技育人”的競技思想，將中國女排推向世界六連冠。2005年在備戰(zhàn)北京奧運會研討會上，李富榮也提出“運動員培養(yǎng)首先是育人，然后才是育才……”楊文軒等主編的《體育概論》指出：“育人奪標的訓練理念，才是現(xiàn)代競技運動過程的本質(zhì)所在。這種育人的過程并不是一個獨立的過程，它是講做人的教育寓于在運動訓練過程之中，潛移默化的教育活動。”[11]珍藏于國際奧委會總部歷史博物館的《競技教育學》一書中也指出：“競技的本質(zhì)是‘奪標育人’。奪標，具有工具理性，是競技頂天所需；育人，具有價值理性，是競技立地所求，二者合一，構成其本質(zhì)。”[12]上述觀點，被分別載入中國體育科學學會2004年的《體育科學研究現(xiàn)狀與展望》和2011年國家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中，曾多次被國家、省、市多個運動隊引用，為國家競技形成“奪標育人”的爭光觀奠定了基礎。2.3"社會需求國內(nèi)的競技爭光觀與體育強國戰(zhàn)略的形成，并不是北京奧運會前后提出的，而是自近代“救亡圖存”開始，到新中國成立以來，至今固有的慣性。1949年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其職責是按照國家的政治主張，開展健身和競技等活動，堅持普及大眾體育，促進競技水平提高；追求的是既通過參與運動，積極貫徹《準備勞動與衛(wèi)國體育制度》，又希望廣大運動員參加國際大賽奪取錦標，為國爭光。改革開放初，國家排球隊在國際大賽中打了翻身仗，社會發(fā)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吶喊。此時，國民十分期待通過競技，取得優(yōu)異成績，提高民族的國際地位及其影響力，以此滿足其存在感和認同度。這些皆促進了競技爭光觀和體育強國戰(zhàn)略的形成。2.4"國家意志新中國成立初，面對百廢待興的國情，原國家體委提出中國競技要通過參與世界大賽，展現(xiàn)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從而獲取國際地位等思想；后來又提出了“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為人生添彩”的理念。20世紀末，國家體育總局又提出了“奧運爭光計劃”和“全民健身計劃”；2011年《關于以國家短道速滑隊事件為鑒開展專項整頓教育的通知》指出，各級運動隊不僅要重奪標，更要突出“全面育人”的思想。2008年胡錦濤總書記在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指出：“進一步推動我國由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并強調(diào)“我們要堅持以增強人民體質(zhì)、提高全民族身體素質(zhì)和生活質(zhì)量為目標，高度重視并充分發(fā)揮體育在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促進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實現(xiàn)競技體育和群眾體育協(xié)調(diào)發(fā)展”[13]。鐘秉樞在《新型舉國體制：體育強國建設之保障》中指出，“新型舉國體制要把爭光與育人結合起來，既看運動成績，也看超越自我；既看競技體育的金牌；也看群眾體育和全民健身”[14]185。上述思想的演進，為“奪標育人”的爭光觀與體育強國戰(zhàn)略的形成起到了定向的作用。3"未來“奪標為民”的天下觀3.1"歷史背景世紀之交，人類面對爭端四起的國際環(huán)境，提出要由“革命與解放”轉向“和平與發(fā)展”、由“對抗”轉向“合作”；開始反思誤用理性引來的天災人禍，欲求共建“地球村”，推動“全球化”，應對其害；并深度思考國際競技在政治和資本的雙重壓力下，已有異化的傾向。為此，前任奧委會主席羅格又提出了奧運要“更干凈、更人性、更團結”的新理念[15]。以上這些思想動態(tài)，皆為構建“奪標為民”的競技天下觀（簡稱天下觀），研究體育“大同戰(zhàn)略”提供了依據(jù)。3.2"社會需求北京奧運會前后，中國社會的競技價值取向，由單一的“為國爭光”轉向“多元惠民”，即競技的政治工具理性在減弱，人文價值理性在增強。李在軍等[16]認為“以2008年北京奧運會為分水嶺，國民對金牌的關注度，開始向‘運動員健康’和‘舉國體制’等問題轉移……由此國民心態(tài)，能推進由體育大國邁向體育強國的步伐，其中‘強’，不是量變，是質(zhì)變，是以全民強健為特征，體現(xiàn)國人自強不息、超越自我的精神”。“這是扭轉了競技體育等于金牌的價值導向”，競技“要以提高運動員綜合素質(zhì)為主線，著力提升其軟實力，創(chuàng)新其教育方式”。李曉莉等[17]認為，“健康重于金牌的人性化理念，在北京奧運會上得以詮釋……幾乎與奧運共生的愛國主義，在本屆奧運會期間，并沒有那么高調(diào)”，媒體少了很多為國爭光媒體的報道，少了很多“為國爭光”的字眼。馬連鵬[18]指出“北京奧運會后，競技價值取向由‘單純化’轉向‘多元化’。20世紀末，我國競技體育發(fā)展思想，一方面繼續(xù)為政治服務，強調(diào)通過奧運為國爭光；另一方面則開始了多元化發(fā)展”。當下，伴隨國力的提升，優(yōu)秀運動員從為國爭光的“民族英雄”，轉為大眾的“青年偶像”。體育的政治功能逐漸在減弱。以上說明，自北京奧運會以來，中國社會的體育價值取向，由單一為國爭光的政治價值取向，逐漸轉到面向社會多方位服務的“多元”的人文價值取向，這為研究天下觀奠定了思想基礎。3.3"國家意志近年來，面對全球化的挑戰(zhàn)，面對國內(nèi)“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踐行人類共同價值”的需要，國家競技思想將由“爭光觀”轉向“天下觀”。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一起向未來”，以及習近平主席在會見奧委會主席巴赫時說：“世界各國與其在190多條小船上，不如同在一條大船上，共同擁有更美好未來”“中方將為奧林匹克運動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更大貢獻”[19]。尤其是，黨的十八大最初提出“合作共贏就是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可見，“合作共贏”就是其“初心”，是其本質(zhì)，而競技天下觀和體育“大同戰(zhàn)略”皆以其為指導思想，以求為維護國際體育秩序做貢獻。本研究提出的國家體育“大同戰(zhàn)略”是順天健身、資源共享、普惠天下的方略。據(jù)著名學者周有光考證，孔子曾將歷史分為兩個時期，前期為大同，國體是“天下為公”；后期為小康，國體是“天下為家”。但是，歷史證明，建設理想國，小康是現(xiàn)實，大同是理想。這是康有為、孫中山、鄧小平已經(jīng)探索的課題。故周有光說，“今日中國，建設小康，志在大同”[20]。近年來，習近平主席一再強調(diào)，“世界大同，和合共生，這些都是中國幾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14]111。上述思想皆為研究天下觀，探索“大同戰(zhàn)略”奠定了基礎。3.4"學界認知為迎接2008年北京奧運會，楊樺等在《競技體育與奧運備戰(zhàn)重要問題的問題研究》一書中，也表達了與本研究類似的觀點。他們主張“要用世界眼光對中國體育諸多問題進行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思考”[21]。2013年楊文軒等[11]主編的《體育概論》指出：“中國體育文化要順應‘世界一體化’，首先需要借鑒、吸收先進的西方體文化。面對強勢體育文化的傳入，處于弱勢的體育文化不應該、也不可能全面被替代，而應當有選擇地吸收強勢體育文化的精華部分，以和諧的方式加以消化吸收，并融進自己的體育文化之中，使之適應本國、本民族的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這種“世界一體化”的體育思想，其實質(zhì)是國家體育面向世界的文化自覺，就是一種“天下觀”。2022年程志理[22]指出“體育屬于人民”“培養(yǎng)巔峰運動員，推動體育科學的發(fā)展”，應“與全民健身保持一致，有效促進全民健康”。同年，在首屆“天壇文明對話暨世界文明與奧林匹克論壇”上，易劍東[23]探討了《奧林匹克運動的追求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實現(xiàn)》。中央黨校董振華在為中國《問道：強國之路》叢書作序中指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張世界大同的和諧理念，主張建設各美其美的和諧世界。為世界謀大同，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中，凝聚了幾千年來中華民族追求大同社會的理想”[14]111。錢穆等[24]認為：“文化指的是時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門各方面的整一全體”“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產(chǎn)生。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解決”。我們基于文化是“人類社會創(chuàng)造的物質(zhì)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的共識，提出其本質(zhì)是創(chuàng)造財富，并認為工業(yè)革命以來，人類誤用理性與自然對抗，使天災人禍日漸增多，皆是“逆天創(chuàng)富”的文化所致。據(jù)此，他們將未來順應自然、和諧社會、造福人類的文化，稱為“順天創(chuàng)富”的新文化，并指出“順天”是順應自然求生存，是“天道”；“創(chuàng)富”是適應社會求發(fā)展，是“人道”；二者合一就是“天人合一”，但后者必須要服從前者。故，未來“順天創(chuàng)富”的思想，不僅是人類體育的準則，更是整個社會生存的“法則”。否則，“本”不存，“標”何在？故人類社會將由“物本位”到“人本位”轉向“天人本位”。在這個時代，生態(tài)文明將是人類至高無上的文明。故，如果說“順天創(chuàng)富”的文化是人類生存的“天理”，那么“順天奪標”的競技將是人類體育的“大道”。故總結上述歷史和文化理念的變遷，為研究“天下觀”，處理好對競技資源的使用和修復、競爭與合作、發(fā)展與安全的關系奠定了基礎。競技天下觀是“順天、奪標、為民”的生態(tài)體育思想。它將國家競技“為國爭光，為民族爭氣，為人生添彩”的“種意識”，提升到為天下人服務的“類意識”，是國家競技核心競爭力的再聚集，是人類競技思想的升華，有3個特點：1）情理合一，彰顯人性。漢語中的“人性是正常的情感和理性”。在競技天下觀“順天、奪標、為民”的思想鏈條中，“順天”是順應自然，是競技面向未來生存與發(fā)展的必然選擇。“奪標”是奪取運動錦標和人生的奮斗目標，以適應種族所需；“為民”是為國民和世民服務，以滿足人類體育所求，其中，前者具有“民族情感”，對內(nèi)能產(chǎn)生凝聚力；后者具有“世界理性”，對外能產(chǎn)生感召力；二者結合是“為國爭光”與“和諧世界”的統(tǒng)一。它能促使國家競技更有人性，更有世界情懷。余秋雨[25]說，“大唐之大，大在胸懷，大唐之強，強在文化”。競技天下觀之大，大在其主體由“種族”放大為“人類”，體現(xiàn)的是“世界一家人”。它不是中國古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帝王的“家天下”，也不是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君臣的“國天下”，而是孫中山提出的“天下為公”的“類天下”。競技天下觀，把“民族情感”與“世界理性”統(tǒng)一，升華了種性，彰顯了人性。它是一種類意識——體育的大愛。《何謂文化》道出：“文化的終極目標，是在人世間普及愛和善良……人類憑著聰明，劃出一條條界線，最后用愛，把它全部推倒。”[26]例如，2024年4月20日，在世界田聯(lián)鉆石聯(lián)賽的中國廈門站比賽中，內(nèi)斂、自信、頑強的瑞典運動員杜普蘭蒂斯，以6.24m的成績，打破了撐桿跳高的世界紀錄。在他準備最后一跳前，一個意想不到的場景發(fā)生了：在場所有參賽選手都主動停賽為他加油，全體觀眾用同頻共振的掌聲為他鼓勁。在他即將出發(fā)時，場上又極為肅靜，此時的觀眾、對手、裁判等已經(jīng)和杜普蘭蒂斯融為一體，蓄勢待發(fā)。這不僅表現(xiàn)了參賽者對競爭對手的尊重，而且也展現(xiàn)了人類超越國界、種族、文化的“大愛”。成功后，人們又是歡呼雀躍，掌聲雷動，已經(jīng)忘記了“我”，為誰而“戰(zhàn)”，為誰而“看”。人群中的每個“小我”，已被集體的“大我”同化為“無我”。這，已不是杜普蘭蒂斯的個人賽，而是人類無我的集體的大賽，是“天下競技”。這就是競技天下觀放大主體，彰顯人性，追求的理想。賽后，杜普蘭蒂斯說“這場比賽，正是有對手和同伴的支持，觀眾和工作人員的鼓勵，使我忘了得失，只有力量。今天的氛圍真棒”。2）順應自然，保護天性。《漢語詞典》中“天性指人先天具有的品質(zhì)”“天賦是指自然賦予人的資本”。在天下觀“順天、奪標、為民”的思想鏈條中，以“奪標”為中介，構成“三大鏈接”：第一鏈接是“順天奪標”，是自然選擇，是天下觀的前提，遵循的是“自然法則”，是競技的“天道”。第二鏈接是“奪標為民”，是社會的選擇，是競技天下觀的本質(zhì)，守護的是“道德法則”，是競技的“人道”。第三鏈接是“順天、奪標、為民”的整體鏈接，是將“自然選擇”與“社會選擇”統(tǒng)一的“抉擇”，是中華和諧思想與奧運和諧理念的融合，是競技天下觀的主要依據(jù)，是“根基”。其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未來人類高水平的“生態(tài)競技”必然要經(jīng)受自然與社會的“雙向選擇”，否則不然。二是因為《奧林匹克憲章》明確指出“奧林匹克的宗旨是使體育運動為人的和諧發(fā)展服務，以促進建立一個維護人的尊嚴的和平社會”[27]。其核心是促進人的“和諧”發(fā)展，其理想是追求社會的“秩序”（和平）。同樣，中華文化自古就有“崇尚和諧，追求秩序”的特征。如，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普度眾生”，都蘊含的和諧與秩序的意識。它與奧運和諧理念集合，是競技天下觀創(chuàng)立的思想源頭。以上競技天下觀的“三大鏈接”是人類競技的靈魂覺醒、思想升華、核心競爭力的聚集。其中，“順天奪標”是從人類的心理和生理上保護、順應、開發(fā)人競技的“天性”及“天賦”。首先，從生理上保護人競技的“天賦”。人類競技的“天賦”是最珍貴和最稀有的資本。人若損之，逆天而行，生存之災，發(fā)展之患。亟待用“順天奪標”的思想，處理好對競技資源的使用和修復、發(fā)展與安全的關系，以求解決人體有限承受能力與社會無限需求的矛盾，從而維護人體內(nèi)外的健康秩序。其次，從心理上保護人偏好“競爭和娛樂”的天性，解決人的自然性和社會性“失衡”的問題。歷史曾告誡我們這個民族苦于缺少競爭的血性，導致古代幾次種族之爭敗于外族，現(xiàn)代體育競爭又多次輸給弱國，甚至有失國格及人格。故天下觀的“順天奪標”，提倡保護和開發(fā)人“競爭和娛樂”的天性，是彌補民族血性不足的缺陷，彰顯生態(tài)文明的文化自覺。它是天下觀的前提，是人類競技的“天道”。其依據(jù)的核心理念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即“道”是自然生成的，要效法和順應自然[28]。當下，它已是拯救人類生存危機的大道。天下觀遵循其“大道”，有助于實現(xiàn)老子強調(diào)的“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能量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