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分析】本案涉及到民法上的訴訟時效問題。訴訟時效是指權利人在法定期間內不行使權利，就喪失了請求人民法院保護民事權益的權利的法律制度。權利的保護有時間限制，在訴訟時效期間內，人民法院對權利人的訴訟請求依法予以保護，超過訴訟時效期間的，人民法院就不再予以保護。因此，受害人申請人民法院支持其賠償損失的起訴，必須在訴訟時效期間提出。

按照我國民法通那么規定，我國訴訟時效期間分三種：

1．短期訴訟時效為1年，只適用于身體受到傷害、出售質量不合格商品未聲明的，延付或拒付租金的，存放財物被喪失或損毀的。

2．一般訴訟時效為2年，適用于除上述內容之外的一般民事法律關系。

3．長期訴訟時效為20年，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計算;但超過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

訴訟時效制度還包括訴訟時效的中止、中斷與延長。中止是在訴訟時效期間最后6個月內，因不可抗力或其它障礙不能行使請求權的，從中止時效的原因消除之日繼續計算。中斷，是訴訟時效因提起訴訟當呈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義務，從中斷時起訴時效期間重新計算。延長，是20年長期訴訟時效期間屆滿之后，有特殊情況的。

本案中，劉某受到傷害是9年前的事情，她的法定監護人知道其健康權被侵害。按照法律規定，應當適用短期訴訟時效，期間為一年。訴訟時效應當從當時家長知道孩子受傷時的1990年6月計算，劉的法定監護人沒有提出損害賠償的請求，到1991年6月止，就超過了訴訟時效期間了。如果沒有訴訟時效中止、中斷的法定事由與人民法院認為正當延長的理由，人民法院就不再保護她的損害賠償的權利。她可以起訴，但人民法院只能判決她敗訴。

當然，時效期屆滿之后，權利人盡管喪失了賠償的勝訴權，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的實體權利本身因此而消滅。民法通那么第135條規定：超過訴訟時效期間，當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訴訟時效限制。因此，盡管受害人的訴訟請求人民法院不能予以支持，但仍可向加害人提出賠償的請求。如果加害人自愿履行賠償義務，受害人仍然可以實現自己的受償權利；如果加害人不愿意履行，那么不能強制其賠償。因此，劉某可以向幼兒園請求賠償損失。經協商，如果幼兒園方同意賠償，她就可以實現賠償的要求；如果園方不同意賠償，也是符合法律精神的，劉某不得強迫幼兒園賠償損失。

語音司法鑒定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已存在許多年了。早在1989年通過的行政訴訟法、1991年通過的民事訴訟法、1996年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中，都已分別將視聽材料作為一種獨立的證據形式予以規定。鑒定中心是在1990年開展聲紋鑒定工作的，到目前他們已完成數百起案件的聲紋鑒定。那么，為什么包括從事政法工作在內的許多人對聲紋鑒定遠不如像對諸如指紋、痕跡等鑒定那樣熟悉？分析這里的原因時說，一是從總體上看，各類案件中有錄音材料的不多；再就是與過去的司法規定有關。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項司法解釋中規定：在民事案件中，未經對方同意私自錄制的談話錄音資料，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為證據使用。按此規定，許多案件中出現的錄音資料，只要是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錄制，都被排除到證據之外。

在民事案件中錄音材料是一種很便于當事人提取的證據，但由于把“未經當事人同意〞與“非法〞畫等號的司法解釋，使得錄音資料證據的出現少之又少。對此，一些司法人員與法學專家結合相關案例在報刊上展開討論，明確表示了不同見解，希望將來在民事證據法中對音像資料的使用作出更細致的規定，從而將已陷入為難境地的音像資料證據激活。“從目前看提問題的比較多，真正送到鑒定中心來鑒定的屬于‘偷錄’資料的只有一例，估計很快就會多起來……〞

這是一起發生在某市的法院已作出判決的民事案件。幾年前，一家兄妹幾人湊錢買下了一家快倒閉的小工廠。當時他們商量好算是合伙經營。由于妹妹是原工廠的職工，懂得業務，就由她辦的執照，經營也由她負責。買廠子時花費了十幾萬，而現在廠子升值到80萬以上，生產效益也很好。糾紛是由妹妹引發的：經營已經有了贏利，但她從不與哥哥們分紅，也沒開過股東會。為此，他們舉行過一次家庭會議，由老父親出面協調此事。會上，包括妹妹在內大家都說得明明白白，當初是合資買廠，屬于入股經營，如有贏利理應分紅。此后不久，妹妹卻改變了說法，她不成認是入股，堅持是借錢，這個廠子屬她個人所有，并且還逼著住在廠內的一個哥哥搬出去，要收回房子供生產用。那個哥哥之所以住在廠內，是因為當初湊錢買廠時他把自己的住房賣了，他當然不同意搬出去，況且在別處也沒房子，他能往哪兒搬？于是，妹妹一紙訴狀送到法院，告哥哥侵占了自己的房屋所有權。由于是家庭合伙經營，都是口頭協議，沒形成任何文字材料，所以哥哥一方拿不出證據來；而妹妹一方卻有經營執照等作為證據支持自己的訴訟請求。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在案件中是屢見不鮮的。就在那次家庭協調會上，有一個哥哥偷偷錄了音，其中有妹妹成認是入股經營的話。錄音帶立馬被交給法庭。但這也仍然于事無補。妹妹在質證中提出兩條：1、錄音帶上的話不是我說的；2、這樣的錄音用科技手段可以偽造。法院最后判決妹妹勝訴。

哥哥一方對判決不服，告到了市檢察院，并提交了微型錄音帶一盤。今年3月中旬，當地檢察機關將錄音帶送到鑒定中心委托鑒定。得出的鑒定結論是：錄音帶無剪輯；幾名話者身份均認定。根據這一結論，當地檢察院準備對此案的判決提出抗訴。發生在北京某銀行儲蓄所的一起案子也很有特點。取款人要求本金續存取走利息，但是營業員工作失誤，不但給他辦了續存取了利息，還把本金也給了他。涉及幾萬塊錢。事后，取款人不成認給了本金。雙方協調解決無效，儲蓄所將取款人告到法院，并提供了有關內容錄像帶、錄音帶。此案的鑒定被委托給鑒定中心。經檢驗，取款人與營業員的對話很多，先一條條列下來，然后進行聲紋鑒定。最后，鑒定中心向法院提交的鑒定報告，包括錄像、對話內容、聲紋三項內容，均認定了取款人。法院據此作出判決，被告老老實實退了錢。

僅有證據意識還不夠

在那起兄妹房產糾紛案中，幸虧哥哥多了個心眼，偷偷做了錄音，否那么，他們除了自己的陳述外，真是就拿不出任何證據了。李敬陽在向記者介紹這起案件時說：“我們以前也接過類似的案件，審案的法院就認為，錄音帶雖是偷錄的，但它是能說明案件情況的惟一證據，為什么不能用呢？那時侯，有的地方把這樣的鑒定結論是作為參考資料來用的。〞

經口頭協議形成的民間經濟交往，如果一方不認賬了，那么錄音便是另一方事后固定證據的惟一方法。這里面確實包含著一個證據意識問題。因為在多數情況下，離開了證據就談不到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據傳媒報道，新的證據規那么公布后，有些大公司專門在談判室、財務部等處加裝了錄音錄像設備，以便將重要的活動同步記錄下來。許多市民去購房時也帶上了錄音機，以免在賣方事先的承諾不兌現時自己拿不出證據來。但是，僅僅有了證據意識還不夠，還應該知道一些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