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八股文及其文學面相研究（6篇）第一篇：如今，“八股文”似乎已成為“形式主義”的代名詞。其實，從清末至今，人們對于“八股文”的評價都不甚高。想要了解歷史上的“八股文”，不妨先細看看明清文人對其的態度。八股文何時真正成型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的文體，它的名稱“八股”來自這種文體獨特的組織結構。八股文的形式要求非常嚴格，一般來說是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八股（包括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構成，所以得名“八股文”。《明史·選舉志》說：“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所選取的考試范圍比清朝的“四書”范圍更寬泛一些,同時也沿襲了宋代的經義之文，仿佛從朱元璋確立之日起就極為規范的八股文，但事實并非如此。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中談到“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于成化以后”，這也就意味著八股文真正成型是在明朝的第八位皇帝明憲宗朱見深時期。此外，乾隆命令方苞所編寫的《欽定四書文》也是從化治（成化、弘治）開始，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顧炎武的說法。成化之前的明代科舉文章還沒有定型，并不講究八股的套路。至于文章長度，與現在幾萬字起步的碩博論文相比，八股文堪稱精煉。明朝時，五經文滿篇以五百字為限，四書文滿篇則為三百字。此后文章字數逐步增加，清順治時期四書文的字數要求為四百五十字，康熙時期則為六百字，乾隆后則增加至七百字。關于字數，考生是不允許隨意增減的。八股文如何寫更是要求嚴格，第一就是文章內容要體現儒家思想，要用儒家的觀點闡釋四書中的“義理”，對于四書的理解必須以南宋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準繩；第二就是寫文章的時候要“入口氣”，要像古人那樣去講話。總之，這些條條框框加在一起，對于一位普通學子來說，不經過數十年的訓練很難寫出符合規定的八股文。《欽定四書文》明朝文人對八股文的態度雖然明清科舉考試最重要的部分都是八股文，但是明清文人對于八股文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明李贄在其《焚書·童心說》中談到“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后論也。”在李贄看來，“舉子業”的八股文與《西廂記》、《水滸傳》一樣，都可以稱為“古今至文”，可以說對八股文給予了極高的認可度，也說明八股文最初形成的階段，內容、形式上考生都有著一定的自由度。“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道在《成元岳文序》中談到“時文雖云小技，要亦有抒自性靈、不由聞見者。”這其中的“時文”就是八股文，雖然袁中道是為八股文集做序，肯定有吹捧的味道，但認為八股文與傳統詩歌一樣可以萬古留存，想來袁中道自己的確是認可八股文的。即使袁氏三兄弟曾對八股文的危害有一定的批判，但也都不否認八股文的意義，甚至通過擔任主考官，選拔那些有自己獨特風格、抒發個人性情的考生作品，從而影響當時八股文的創作。明代“后七子”中的王世貞算是對八股文批評得最激烈的，其在《與陳戶部晦伯》中言道：“甫離齔（幼童）即從事學官，顧其所習，僅科舉章程之業，一旦取甲第，遂厭棄其事。至鳴玉登金、據木天藜火之地者，叩之，自一、二經史外，不復知有何書，所載為何物，語令人憒憒氣塞。”現代人看到這段文字是不是覺得太過熟悉？一些高考學子考完試后就“遂厭棄其事”，在這一方面古今也類似。此外，王世貞所談到的“自一、二經史外，不復知有何書，所載為何物”很快就被世人所知曉，因為一些大臣在上奏的折子上暴露出他們對于朝代順序的混淆。《儒林外史》中那位中舉的范進當了學政后，一日他的幕僚在與其聊天，說到一個老學究不知蘇軾，一次吃飯聽自己老師說“四川如蘇軾的文章，是該考六等(在清代，歲考成績共分六等，秀才如果考了六等，就要取消其秀才的資格)的了。”這位老學究就記下這件事，去四川工作了幾年后回來就告訴老師“學生在四川三年，到處細查，并不見蘇軾來考，想是臨場規避了。”最搞笑的是范進聽完了幕僚的笑話，竟然一臉嚴肅地說：“蘇軾既文章不好，查不著也罷了。”趣事寫入《儒林外史》，只能當故事聽了，但藝術總是來源于生活，清朝初期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張岱的《快園道古》、周亮工的《書影》中都曾記錄明朝嘉靖年間侍郎汪伯玉公開談論“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可見這個事情傳播范圍之廣，文人們也借此事件表達自己心中對于八股文的不滿。不過，明朝時期的文人對于八股文有建議、有抱怨，卻沒有提出過徹底取消八股文。明清時期八股文考卷清代八股風評急轉直下明末清初是文人對八股文的風評急劇轉換的時間點，越來越多的讀書人看到了八股文帶來的危害，甚至開始反對八股文。顧炎武寫文章始終強調“文須有益于天下”，對于形式、內容越來越呆板枯燥的八股文他是堅決反對的，其在《日知錄》中說：“文不可絕于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將來，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于己，無益于人，多一篇之損矣”，這其中的“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不就是說的八股文嗎？顧炎武還在《日知錄·科舉》中直言“八股之害,甚于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于咸陽之郊所坑者”，其認為八股文的危害要遠遠大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處在同一個時期的王夫之對于八股文也做了專門的研究，還寫出了關于明代八股文的小史《夕堂永日緒論外編》，對于公認的明代八股名家都給予否定，王夫之認為“士皆束書不觀，無可見長，則以撮弄字句為巧，嬌吟蹇吃，恥笑俱忘”。進入清代，不僅是文人反對八股文之風一浪高過一浪，就連皇帝也曾取消過八股文。康熙二年（1663年）八月的詔書中言：“八股文章實于政事無涉，自今以后，將浮飾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為國為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這一舉動固然體現了這位年僅9歲的小皇帝對于八股文深刻的洞察，但六年后，也就是康熙八年又恢復了八股試士的制度，暴露出了康熙的無奈。考試仍然是“頭場仍用四書五經試八股文，二三場論、詔、表、判、策如故”。《康熙起居注》中，康熙二十年（1681年），已經27歲的康熙與大學士明珠就策試貢士卷的一番談話，應該說也表達了康熙對于八股取士依然并不滿意，康熙言：“此卷文義盡優，但所論治河未能悉中肯綮。字跡秀潤，而工力未到……朕觀士子為文，皆能修琢字句，斐然可觀若令指事切陳，多不能洞悉要領”。清康熙帝全身像到了乾隆九年（1744年），又有大臣上書要取消八股文。這次上書的是滿洲正白旗的舒赫德，舒赫德在其奏折中談到“科舉之制，憑空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幸日眾。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則徒空言而不適于用。且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以為茍可以取科第而止，實不足以得人。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舒赫德直擊了問題但并沒有給出真正取代八股文的解決方法。反對派以大學士鄂爾泰為核心，鄂爾泰反對的理由是“非不知八股為無用，特以牢籠志士，驅策英才，其術莫善于此。”（《滿清稗史》）應該說，從康熙到乾隆都已經看到了八股文的問題，乾隆時期提出問題的舒赫德，還有堅持八股文的鄂爾泰，又有哪位是不知道八股文危害的呢？但解決這個問題難度更大，選取國家棟梁需要兼顧太多的因素，而八股文不管是內容、形式、培養時間、難易程度都恰恰剛剛好，可以說舍八股文后，還能如何考呢？雖然乾隆沒有舍棄八股文，但從皇帝到大臣對于八股文的態度還是輕視的。乾隆皇帝欽定官修的《四庫全書》中關于明朝八股文只選了一集作為樣本，其它一概不收。八股文過去被稱為“時文”，對于很多文人來講，出版文集的時候從來不會納入時文，當然，這中間并不乏將八股文結集成冊作為“考前輔導書”的暢銷。方苞奉詔編寫明朝八股文選集，對于八股文的態度可以在其《方望溪遺集》中《李雨蒼時文序》表露無遺：“余自始應舉即不喜為時文，以授生徒強而為之，實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每見諸生家專治時文者，輒少之；其脫籍于諸生而仍好此者，尤心非焉。”這個態度絕不是方苞一個人如此，清代文人大都如此，八股文只是科舉的工具，做官了還寫這種東西，也會被別人看不起。舒赫德后人還需多審視真正讓八股文徹底在科舉中消失的還是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康有為在其《清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不僅陳述了八股文的種種弊端：“諸生荒廢群經，惟讀四書，謝絕學問，惟事八股，于二千年之文學掃地無用，束閣不讀矣。漸乃忘為經義，惟以聲調為高歌，豈知圣言，幾類俳優之曲本。東涂西抹，自童年而咿唔摹仿；妃青儷白，迄白首而按節吟哦。既因陋而就簡，咸閉聰而黯明”，同時也明確提出在科舉考試中要徹底放棄八股文：“變法之道萬千，而莫先急于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舉。今學校未成，科舉之法未能驟廢，則莫先于廢棄八股矣”，同時他還認為中國被列強所欺凌，是因為“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之也”。1901年，清政府取消了八股取士的制度，1905年徹底終結了科舉考試，當然，幾年后清朝也徹底滅亡了。如今距離1901年取消八股取士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大家對它的認知已變得很少，但僅是蔡元培先生1937年12月所撰《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也能讓我們對八股文產生一點不同的認識：“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題，用兩句，把題目的大意說一說，破題作得及格了，乃試作承題，約四五句。承題作得合格了，乃試作起講，大約十余句。起講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講后，先作領題，其后作八股(六股亦可)。每兩股都是相對的。最后作一結論。由簡而繁，乃是一種學文的方法”。此外，明、清四五百年中涌現的文人墨客，無論熟悉的還是陌生的，似乎也沒有哪一位不是在八股文中浸染出來的。對于八股文的歷史，后人還需要多多審視。第二篇：摘要：八股文不僅本身應納入文學史和文體史的視野，而且它與傳統古文之關系也富于彈性。在明代，古文可視作理學的人格化、社會化、日用化文本，八股文則具有理學的國家化、考試化、程式化性質，兩者都是理學的載道之體，其精神本質趨同。在作法和功能上，古文寫作強調主體的內在修養和經世之用，八股文則必須顧及功令要求和功名效果。考察明代古文與八股文發展的歷程，互滲和同步是值得注意的現象。深入把握上述關系，無疑有助于更全面地描述和闡釋明代文章、文學甚至文化的發展規律。關鍵詞：明代科舉明代文學八股文古文明人對于浸淫于舉業環境中的文字寫作，早就表示過自己的憂慮。萬歷間學者于慎行認為：“經濟之文由著作而弊，著作之文由制舉而弊，同條共貫則一物也。何者？士方其橫經請業、操觚為文，所為殫精畢力、守為腹笥金籯者，固此物也。及其志業已酬，思以文采自見，而平生所沉酣濡胾，入骨已深，即欲極力模擬，而格固不出此矣。”1同時而稍后，既富于才情又是時文名家的湯顯祖也以自己和時人的體會形容道：“今之為士者，習為試墨之文，久之，無往而非墨也。猶為詞臣者習為試程，久之，無往而非程也。寧惟制舉之文，令勉強為古文詞、詩歌，亦無往而非墨程也。”2話雖說得不免極端，但離事實恐怕不會太遠。科舉被廢百余年后，時文早已“不時”，世人對制義已相當隔膜，或許應該也可能以一種更為客觀而融通的眼光來打量它所投下的長長身影。事實上，承認八股文對明代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已成為學界的某種共識性意見。“八股文的各種要素深深地介入了明清兩代幾乎所有的文學樣式之中”3，以致于有學者甚至認為，“談到明清文學，如忽略了八股文，便無法把握住它的真精神。”4在這樣的語境下來討論明代傳統古文與八股時文之關系，是自然而合理的，也有利于深化明代文學的相關研究。而關鍵在于，須在整體和理論上對這一關系進行把握，以下試從兩個方面加以描述和闡釋。一、義界與性質中國古代對于概念的使用，雖也有名家和儒家倡導名實相副和名正言順，但那主要是對政治和倫常的規范。在文藝批評領域，概念的使用則頗為隨意，不免使人常有“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脫有形似，握手已違”（《二十四詩品·沖淡》）之感，這是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的言說特性之一。不過，定體雖無，大體應有，我們的討論也需梳理大致的意義邊界。時文和古文，是兩個時常對舉、對用但未必對立的名稱。“時文”一詞，就其字面的本義而言，當指時下風行的文章體式，有趨時、行時、應時之義。最早使用這一含義的，恰是“古文”的倡導者韓愈，他在《與馮宿論文書》中說：“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5韓愈此語是針對駢儷之文而言的，所謂“俗下文字”乃為“應事”而作，并非為“應試”而作，其意指主要在于趨時。科舉考試以政令形式推行某種文體和文風，考試文體因而最具時下性，時文之名便自然地與科舉考試結下不解之緣，其內涵亦隨后者而代變。唐代時文主要指律賦、雜文等進士科的考試文體。宋代以經義、論策取士，時文在形式上與文人筆下的它類文字無大差異，故除理學家從“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6的角度對之有所批評外，當時人言及時文，并無輕貶之義，三蘇的論策文章并不比他們的其他文字遜色甚至更受世人抬舉。明清兩代，以更為程式化的八股文作為科舉取士最重要的考試文體，因此，五百年間，時文作為八股文的另一別稱而幾乎固定化，還衍生出“時藝”“時義”等別稱，對時文之褒貶亦隨八股文之名聲而升降，論、策、表、判等其他科考文體則差不多已不在時文的義界之內了。相對而言，古文的含義較為明確和穩定，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雖然在韓愈之前已有李華、蕭穎士、元結等先驅解散俳偶、作為古文，但真正將古文之名與寫作之實相結合者仍推韓愈。故后人溯其源頭時皆推尊韓氏，如袁枚云：“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答友人論文第二書》）7曾國藩云：“古文者，韓退之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于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復許振祎》）8就都是從化駢為散的形式方面著眼。可見，古文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針對自魏晉六朝以來風行的駢文即“今體文”而言的，在此意義上稱古文為散文，是合適的9。但是，古文最核心的內涵卻并不局限于單行散體的形式。劉熙載謂：“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樸而近華，古拙而近巧，古信己心而近取世譽，不是作散體便可名古文也。”10用韓愈本人的話說就是：“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答陳生書》）韓氏所提倡的古文，不單是辭句“不類于今者”（駢文），而且在立意上必合于“古道”。不管后世對韓氏之文與道的定性如何，就韓愈的本意來看，甚至可以認為，古文運動是韓氏興復古道的副產品。而從《原道》的明確表述可知，古道即是儒家正統的仁義之道，這才是古文最為核心和本質的義涵，而追逐藻采和溺于情思的駢文正好無意于此。方孝岳先生因此說：“總而言之，對駢文之形式而言，則稱散文；對駢文之精神而言，則稱古文。”11如果再算上劉熙載對古、近之文在風格和創作動機上的區別，則古文與駢文的差異可謂是系統性的，其核心則在精神內容一方面的差異。正是在這一關鍵性的古文義界之下，唐宋以來的歷代文家，派別無妨不同，性情無妨各異，對道的理解也無妨大同小異，但均將文與道之關系視作古文之學最為重要的范疇，其他的種種論說雖然龐雜繁復，但在此一根基點上卻異常明晰。這一古文傳統是隨著儒家（準確地說是新儒家）的確立和強化而形成的，它將文視作道的表現，將經視作文的典范，而以圣人為代表的人則是道的體悟者、體現者，要求寫作者因明道而征圣，因征圣而宗經，由宗經而為文。在這樣的生成論指導下的古文創作，便要求作者以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為根基（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以積極面對現實為態度，以有助于政教為功效，以簡潔質樸的文風為表現。于是，基于這一核心義界下的古文性質，便可以概括為“道的人格化、社會化、日用化文本”。我們認為，一方面，對道，可以有不同理解和體認；另一方面，古文并非道本身，也不同于道的理論化文本（如儒家經典、如著作之文12），而是面向社會生活實際的表達，所以古文的這一本質規定，并不妨礙其在思想蘊涵、文體風格和表現形式上的豐富和開放。先秦兩漢古文和唐宋古文具有不同的風貌，在后世形成了不同的傳統，但在古文的本性上，無疑還是趨同的。也正是因為這一點，駢文在儒學衰微的六朝表現出優勢，而在儒學大盛的時代尤其是宋以后，便在與古文之爭中處于了下風。有明一代，占統治地位的儒家之道是宋代形成的新儒學——理學，所以，明代傳統古文的性質可以理解為“理學的人格化、社會化、日用化文本”。明代詩文流派眾多，但對古文本性的理解，則還是以傳統觀念為主線。開國派13、臺閣派、茶陵派、唐宋派等自不消說，即以聲勢最盛、文學性最強的復古派和公安派而言，也難始終自外于此。七子的復古著意于審美性的高格逸調，具有某種反理學、反八股的叛逆品格，因為他們乃就文而論文，不牽扯到道的上面，故眼界雖高（以秦漢盛唐為法）但根基不實。“模仿秦漢之文，而又不愿涉及諸子百家豐富且深邃的思想學說，所謂‘復古’便只剩下雕琢詞句了”14。郭紹虞先生指出七子復古與韓愈的不同時說：“明代文學上的復古潮流，只成為文章體制與技巧之復古，而不是思想上的復古。”15當他們在形式上難以找到詩文創作的真正出路時，便不得不回復到明代的思想現實中來。如李夢陽說：“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為詞腴，行為道華。”16王廷相反思道：“大抵體道之學，緩急有用于世；詩文之學，君子固不可不務，要之輔世建績寡矣，而不適用也。”17棄文入道，是明代復古派中人面對現實時較為普遍的選擇，雖然各人所入之道，取徑略有不同18。再看公安派。一方面，他們與唐宋派之間有相當的關聯，甚至可以說是由唐宋派引發而來。另一方面，首開此派風氣的袁宗道（萬歷十四年丙戌科會元）在《論文下》一文中針對李攀龍的“視古修詞，寧失諸理”的偏頗言論，主張說：夫孔子所云‘辭達’者，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為何物乎？……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及國朝陽明、荊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19其后，公安派主將袁宏道在性靈說高潮過后，也轉而以“質之至”為文學的最高標準，而“質”的內涵之一即是“理”，他進而認為“有濂洛之理，無其腐”是為文必傳的要素20。至于此派殿軍袁中道的種種糾偏言論，因人所熟知，就無煩在此舉述了。由此可見，在明代，無論是倡導復古的派別，還是主張新變的派別，都很難不受主流意識形態——理學的影響和引導。理學是明代古文的精神根基，明代正統古文是理學的人格化、社會化、日用化文本，這是我們對明代文章性質的基本判斷。以此，再反觀明代時文的性質。上文已述，明代的時文即八股文，關于它的文體特點、文化特點，近些年來已經受到相當的關注，積累了一些研究成果。限于論題和篇幅，我們不對八股文的文體進行描述和介紹，只對它的性質做點申述。我們認為，明代八股文是理學的國家化、考試化、程式化文本。先說國家化。一個國家必有自己的統治思想，此即國家思想，它是政府用以整合社會資源的主導思想。儒家思想自漢代以來成為傳統中國的國家思想，但在不同時期亦表現出不同特點。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繼承宋元儒學的思想基礎，進一步將新儒學——理學確立為國家思想，理學在這一過程中被逐漸國家化，實現了由學術向治術的轉變。理學思想國家化的歷程和形態非常復雜和具體，除了制度層面的建設之外，還有許多實際的環節和細節尚待探究。但毫無疑問，科舉的理學化是理學國家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具體到科舉考試而言，八股文是對儒家經典進行闡釋的論說文，其闡釋對象是《四書》和《五經》的原文，闡釋的口徑則是程朱諸儒對經書的解釋，永樂年間三部《大全》的頒行，確立了八股文的思想標準。而《四書》的重要性又高于《五經》，所以八股文亦有“四書文”之別稱，《四書集注》是理學最重要的理論建構，也是士子寫作八股文的不二法典。“嘉靖八才子”之一、嘉靖五年會元趙時春描述了這一狀況：制以明經進士，而經說各有師授，然皆本之永樂中詮次先儒傳注而已。雖時出異同，互有短長，相去亦不遠，甚非如漢晉間專門章句什百相倍也，以故少辯駁，不為聚訟，惟高材疾足者先得焉。雖然，視古之明經，固已遠矣。……嗚呼，今之為士者何其幸，而圣人之經何其不幸也。21理學的國家化可能阻礙了思想本身的發展，但卻擴大了思想的傳播和影響。為了寫作八股文，士子們必須自小熟背儒經和程朱傳注，幼小的心靈在一遍遍的誦讀、講解中被熏陶和教化，原本具有多向可能性的思維方式在一次次的定向引導中被定型、固化，在體會、揣摩圣賢口氣和心理時不自覺地以圣賢自居和自勵，其結果便是一方面有助于培養圣賢人格，另一方面也取消了思維的獨立性和縮小了知識領域。朝廷通過政令規定時文的思想取徑，有效地實現了理學的國家化，儒家（理學）思想嵌入到每一個讀書人的意識深處，對他們的思維模式、行為模式、言說模式產生了至大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次說考試化和程式化，這是相互關聯的特性。單單從文體的角度看，許多人未嘗不承認八股文也是文章中之一體，少數人甚至認為時文可以算作古文中之一體（唐宋派經明末艾南英直至清初桐城派一系，多有持此論者，詳后），兩者在文體形式上的差異，并不比古文中諸種文體之間（如箴銘頌贊等有韻之文與序跋論辯等無韻之文間）的差異更大。但是，時文的考試化特性使它在寫作上有別于一般的文章，而附加了文體屬性之外的性質。考試化使八股文與功名利祿掛鉤，具有功利性的特點。明初統治者創立八股取士之法的初衷，固然不是為了造就學問家，而是為了選取具備純正儒家道德人格的官員，但當八股文的功利價值占據上風，它可能具有的道德價值、學術價值和文學價值就都退居次席。應試者為利祿所誘而采取的諸種行為，可能造成學問空疏和道德敗壞的后果，這就走到了其設立者本意的反面。另一方面，考試化要求文章具有客觀明晰、可操作的衡量標準，文體的程式化便勢所難免。八股文的文題范圍、立論角度、代圣賢立言的言說方式等都是思想內容上的程式化；偶對的語式、起承轉合的結構則是其形式上的程式化。可以說，八股文不僅是古代文章中最為程式化的文體，也是考試文體中最為程式化的文體。對于程式化可能產生的弊端，時人保持了足夠的警惕，明代會元章懋云：“予謂舉業務記誦，工文詞，利祿計耳，此為人之學也。”22吳寬則更為激烈的說：“今之世號為時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對偶，率腐爛淺陋可厭之言。甚者指摘一字一句以立說，謂之主意。其說穿鑿牽綴，若隱語然，使人殆不可識。……嗚呼，文之敝既極，極必變，變亦必自上之人始。”23這些批評當然有足夠的現實依據，但考試文體的考試化、程式化也自有其存在的必要理由。一個值得提出的駁論是，同樣是程式化、格律化的考試文體，為何我們對唐代的試律詩、律賦能較為寬容地看待，甚至認為它促進了唐詩的繁榮，而對八股文，則較為苛嚴地指責其阻礙了古文的發展？如果負面的后果全部讓一種文體來承擔，而不究及制度和寫作者本身的責任，至少是不夠客觀和公正的，實際上也部分開脫了這些因素的應負的責任。在簡要表述了明代時文和古文的義界與性質之后，不難理解，兩者在明代都是理學的載道之體，具有相同的精神根基。所不同的是，一者面向社會和日用，一者面向經典和考試；一者熔鑄了作者的人格性情，一者體現了國家意志和圣賢口吻；一者偏于神氣自然，一者注重法度程式。如果說古文是對現實中儒家之道的體驗，屬于第一文本的話，那么八股時文則是對經典和注疏中儒家之道（理學）的詮釋，屬于第二文本。而在高品位、高境界的時文和古文作者筆下，兩者在本質上的趨同和互滲效應又當強于它們在形式、功能上的區別和差異。24二、作法與演變在梳理了明代時文和古文的義界、性質之后，我們進而可以討論兩者的作法和演變問題了。應該說明的是，我們并不打算涉及具體的文章作法，而是著眼于它們的性質與關系。在古文家看來，作為道之表現的古文是本無所謂作法的。先秦兩漢之文不必說，那都是文隨意生、文成法立的自然揮灑，即唐順之所謂的“法寓于無法之中”（《中峰先生文選序》）。以唐宋古文而言，當時的創作者也少有言及作法的，韓愈只是教人涵泳于道德之域，悠游于書史之籍，養得氣盛便自然言宜，實厚便能聲宏。蘇軾更是將其文章描繪為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的詩意境界，追求“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得不止”（《答謝民師書》）的物之自則的狀態。的確，先秦兩漢和唐宋的古文大家并沒有授人以多少遣詞造句、謀篇布局的具體作法，但其人與文俱在，便足以令后世景仰與追效了。迨至南宋，古文創作已大不如前，但對古文作法的探討卻開始活躍，這表現在文話（包括論文語錄）、專論、評本、選本的大量出現。究其原因，乃是由于前代古文創作實績的積累，需要也可能對相關理論問題加以總結；再就是從古文脫化而日漸定型化、規范化的時文創作要求借鏡于古文作法以指導其實際的寫作。于是，從探討古文作法進而指導時文創作，既極為自然，也從淵源上說明了時文與古文的同異關系。但直至明清，不論關于古文作法的論說多么繁復龐雜，其中關于文道、文氣的主張始終居于主流、核心和統領的位置，文家們自然也不妨講求具體的篇章字句之法，但總是力求超越這些外在的形式之法而表現內在的精神之道，因而古文家對文章法度的講求，總是把握在適當的分寸之內。略舉一例，如章學誠曾轉述朱筠論文之旨云：有意于文，未有能至焉者。不為難易，而惟其是，庶幾古人辭達之義矣。而平心迎拒，侔色揣稱，其余事也，而其要乃在于聞道。不于道而于文，將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25此類論文之言，可謂俯拾即是，可見，不刻意講求作法，是古文一脈相承的傳統。如果一定要概括古文作法的話，我們認為，它是一種從內在生發的作法，其基本的生成路徑是：道——體道之人——文之神氣——文之章法——文之句法、字法。在這一過程中，道是根本，道內化于人；人是關鍵，人的德性修養、氣質才識等內化于文中，成為文章的神、氣、格、韻，又外化為篇、章、字、句。如此，形成了從內在生發而來的、既講究可見之法又超越死法定法而追求活法的古文作法。這是由古文作為道的人格化、社會化、日用化文本這一性質所決定的。明代古文也是如此，其主流的線索從開國派到臺閣派到茶陵派再到唐宋派及歸有光，直至明末艾南英、呂留良而衍為清初桐城派，清晰而連貫，都具有內在的精神根基。即如最講究文章作法的唐宋派，除了討論開闔首尾、錯綜經緯之法外，仍然極為強調不可磨滅的“真精神”，將文道合一作為根本的價值尺度。明代時文則不然。焦循說：“古文以意，時文以形。舍意而論形，則無古文；舍形而講意，則無時文。”26從操作的層面言，八股文采用的是一種外在要求的作法。比如，八股文文題是既定的，其發揮便受到限制，既不能犯上也不能犯下，“善認題，故題外無文；善肖題，故文外無題”27。審題之后的破題、承題、起講、入題、分股、過接、收結等部件都有規范的甚至是功令性的要求，語句上的偶對、聲調也有一定的規則，寫作起來必須有所趨避。雖然八股文設立者的初衷或許也是希望應試者體道，但外在的體制要求往往容易掩蓋內在的精神流露，代圣賢立言的語式特點又從形式上消泯了作者自己的聲音。所以，明代時文的作法可以表示為以下路徑：道（理學）——文題——破題、承題、起講（入口氣）——股法——偶對、聲調。與古文明顯不同的是，這一生成路徑中的關鍵要素不是“體道之人”，而是“載道之題”，是圣經賢傳對道的表述，這無異于在寫作者與道之間打了個折、拐了個彎。是自己體道還是圣賢體道，或是圣賢要求下的體道，抑或是以圣賢口吻體己之道，不易分清。代言主體（圣賢）的設置掩蓋了作者自己的聲音，而外在的形式要求又規定得如此嚴格，寫作者的內在性情必須遷就和適應外在要求。這種作法當然也是由時文的性質，即理學的國家化、考試化、程式化文本所決定的。綜上，我們對明代時文和古文的性質及由各自性質決定的文章作法可以概括為，古文：理學的人格化、社會化、日用化文本——內在生發的作法；時文：理學的國家化、考試化、程式化文本——外在要求的作法。我們認為，這一概括對明代古文與時文之關系具有較強的解釋力。比如，當強調兩者相同的精神根基時，未嘗不可以承認時文與古文為一體之物，多數古文時文一體論者即著眼于義理層面而立論。如茅坤云：“妄謂舉子業，今文也，然茍得其至，即謂之古文亦可也。世之為古文者，必當本六籍以求其至；而為舉子業者，亦當由濂洛關閩以溯六籍，而務得乎圣人之精。”28王世貞云：“故夫善為時義者，未有不繹經而驅古者也”29，類似的推贊時文的論調不在少數。而如果考慮到時文固有的功利性、程式化的一面，我們也可以對激烈的否定性言論甚至同一言說者的矛盾態度釋然于懷。又如，為人熟知的“以古文為時文”和“以時文為古文”兩個命題，可以從它們的不同作法得到解釋。簡言之，若在時文創作中講究從主體的內在道德性出發的嚴肅的創作態度，講究深厚的學養和才識，講究氣格、神韻的境界，力戒急功近利和詞理空泛，即是“以古文為時文”的要義，也即在顧及外在要求的同時追求內在生發的作法。這有利于提高時文的品味，是較低品級的文體向較高品級文體的靠攏30，而作者也多半是自覺的。另一方面，“以時文為古文”則表現為在古文創作中強化正統意識，強化法度繩墨，尚對偶、講音節、好議論而虛枵無實，這多是由于作者在不自覺中因遷就外在的要求而忽視了內在生發的作法。在明代，唐宋派古文家往往不免于此，如黃宗羲極為稱賞歸有光的文章，但也指出歸氏之文有“時文境界，間或闌入”之病31，朱東潤先生說：“凡明代為唐宋派之古文者，以及清之方望溪，其文澄清無滓，得力于此，而其言之無物，不能為動蕩排奡之文者，受病亦正在于此。”32其實，若能將內在的生發與外在的要求相互結合，表里合一，形神兼備，“從心所欲”而又“不逾矩”，則無論是古文還是時文都可以作出高格調、高境界的篇章來。明代時文與古文既然同以明代的理學作為精神根基，則兩者之演化自然與明代理學的發展脈絡和特征相關聯。就演化的精神統系而言，明代理學大致經歷了朱學——王學——王學左派——朱學的歷程；就演化的特征而言，黃宗羲的論斷對我們頗具啟發。黃宗羲于明亡之后以保存一代之史為職志，他編撰《明儒學案》以存明世學術，編選《明文案》、《明文海》以存明世文章，他對明代理學和文章都有廣泛的涉獵和鉆研，眼光獨到，我們有意多引他的言論并加以闡發。在《明儒學案·發凡》中，黃宗羲對明代理學的評價是：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于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辟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跡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僅有高過者。”與羲言不期而合。33黃氏所持之論大異于《明史·儒林傳》34，他肯定了明代理學在思維的精細化、驚警性方面超越前代，但在全面性、體系化方面則不及宋儒。正如余英時所說：“從近世儒學的發展歷程上看，宋代（包括元代）是一個階段，明代是另一個階段。概括言之，宋代的規模較廣，而明代則所入較深。……其在心性之學上有突出的貢獻，把‘尊德性’領域內的各種境界開拓到了盡頭。”35明代理學的此一特點對明世文章無疑具有同構性的影響。進而再看黃氏對明代文章的把握，《明文案序上》云：“有明之文莫盛于國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禎。”36這一概括是否準確尚可討論，但他指出，明文有名篇名作卻無名家，則基本是事實。聯系黃氏前論明代理學之特點，我們難道不能得出具有關聯性的啟發嗎？還是黃氏自己說得好，“計一代之制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為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顧無俟于更弦易轍也。”37黃宗羲的深刻還不僅止于指出明人專注于場屋之文，以致古文創作大不如前（這是易代之際多數人對此反思之后的共見）。他更進一步看到時文可以給予古文、科舉可以給予文化的重要的正面引導作用，并為明代末期這種作用的喪失而痛惜。在《李杲堂文鈔序》中他說：為說者謂百年以來，人士精神盡注于時文而古文亡。余以為古文與時文分途而后亡也。38這真是深刻、辯證而現實的意見，他不是破壞性、意氣化地唾棄時文，而是建設性、理智性地謀求兩者的良性關系（黃氏還曾設計科舉改革的方案，見《明夷待訪錄·取士下》）。由此，我們似可得到的啟示是：與秦漢和唐宋時期的古文相較，明清的古文在整體上雖然不如前二者，但在內容的條理性方面還是對前人有所超越的，這與同時期理學和時文的發展狀況不無關聯。進而，我們似可將明代理學、時文、古文三者加以綜合的考量，將它們的發展流程表示為如下的關系：明代理學、古文與時文的大致流程表格在帶來表述明晰性的同時，也不免會裁剪掉某些豐富的細節，無法反映一些復雜的關系，但在對大勢的把握方面，它還是有其價值的。但需要說明的是，1、帝系的更替的確往往成為世風、學風、文風轉換的關捩，但亦不可絕對，漸變是常識也是常態，上表以帝系為時間軸，只是就大致趨勢而言，不可拘定。2、在古文的演變中未列入秦漢派，是因為他們的復古主張重在形式，于思想實無所得亦無所主。“將一個文學運動限制在‘法式’層面，并與思想、學說完全隔絕，其命運可想而知”40，秦漢派的文學實績因此主要表現在不那么依賴于思想的詩歌領域。對于古文，他們的句剽字擬甚至可以說丟失了古文“內在生發的作法”，而反有點“外在要求的”意味，但他們對“外在要求的”時文也不感興趣，故在古文與時文兩方面，秦漢派都不如唐宋派。3、公安派與時代思潮的關系緊密，與之相應的思想潮流——王學左派也近乎走到了理學甚至儒學的邊界，但“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主張實在又與古文“內在生發”的人格性要求具有某種同構性。就此點而言，晚明小品文與古文的內在精神未嘗不可以相通。4、明代時文的階段性，最早由方苞在《欽定四書文》的凡例中加以梳理，后人基本沿襲之，我們亦取通說而稍加概括。總束上文，我們認為：明代古文與明代八股時文在精神本質上具有趨同性，即都以理學為思想主導；在表現、作法、功能上具有互異性，內在生發和外在要求的作法既有矛盾，亦可在具體作者筆下達致統一；在發展演變上，明代古文、時文與理學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兩者的關系是緊密、復雜和富于彈性的。深入把握這種關系，無疑有助于更全面地描述和闡釋明代文章、文學甚至文化的發展規律。第三篇：一提起八股文，相信很多人腦海里立馬想到的便是諸如“禁錮思想”、“死板僵化”之類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而言，這些問題在八股文上是確實存在和顯而易見的。然而作為明清兩朝科舉考試最重要的文體，八股文雖在明清時便深受詬病，但卻一直未能被廢除和替代，這說明八股取士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也是有其存在價值和積極意義的。上圖_明清時期八股文考卷在就明清時期八股文的存在價值和積極意義進行分析前，首先需要就什么是八股文和八股文何時產生作一個簡要說明。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的重要文體，一般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后四個部分是全文議論的重點，且每部分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為八股，八股文即由此而得名。科考時，題目由《四書》《五經》中選出，考生代圣人立言，圍繞題目按照八股文格式進行寫作，除此之外，還要嚴格遵守字數和聲律的要求。一篇好的八股文不僅要立意明確，有邏輯，行文之間還要有氣勢。八股文何時產生尚有一定爭議。部分人根據顧炎武《日知錄》中“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于成化以后”的記載而認為八股文產生于明朝成化年間，這并不完全符合事實。簡單來說，八股文最早與宋朝王安石變法將科舉取士方式由重詩賦改為重經義有關系。《明史·選舉制》中有“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的記載。由此可知，八股被規定為科考文體是在明太祖時期。但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有所規定，但在明朝前期，八股文格式并未完全固定，其定型一直到明中期成化、弘治時期方才完成。上圖_顧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明清時期便已有很多讀書人對八股展開了批判，如顧炎武就認為八股文之危害遠過于秦始皇焚書坑儒。清朝的徐大椿則更是感嘆道：“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八股），爛如泥。”盡管批評很多，但八股卻很難被取代或者廢除，這是因為八股在明清時期尚還有其存在價值，這主要有以下三點：一、八股文確保了考試的公平性，進而充分發揮了科舉制度在維護皇權和國家統一中的作用。科舉制的重要作用在于將選官用人的權力收歸中央，避免門閥產生，加強中央集權和皇權。通過科舉制，使全國各地的士子都有機會參與國家管理，促進了社會流動，有效的維護了大一統局面。然而，要想充分發揮科舉制的作用，維護考試公平是一個關鍵。試想，如果以詩賦取士，主觀性太強，很容易導致唐朝時考生向王公貴族請托的弊病。若考試范圍沒有限定，則出身寒門和偏遠地區的讀書人肯定無法與那些出身富裕、處于發達地區的人競爭。長此以往就會形成惡性循環，不利于社會穩定和國家統一。八股文卻很好的解決了這些問題。一是八股文有著嚴格的格式規定，考官評卷時根據格式和內容可以快速的做出客觀評價。二是八股考試從四書五經中出題，范圍窄，對于寒門士子而言，這些書普及率較高，容易得到，使得參加科舉的士子不論貧富，身處何地，都能基本處于同一起跑線上。上圖_明清時期的科舉考試二、八股取士之精髓在于使大量可堪造就之才脫穎而出。在明清歷史上，很多讀書人因八股取士變成了只會作八股的書呆子，他們只顧埋頭四書五經與八股，知識面狹窄，不光沒有治國理政的才能，甚至連基本的生活能力都沒有。正如《時文嘆》中說的，他們往往“辜負光陰，白白孚迷一世。”哪怕“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盡管這種現象存在，但畢竟只是一部分。八股文死板僵硬，內容空疏，對于治國理政而言沒什么幫助，這一點統治者也很是清楚。之所以沿襲不改，是因為八股取士的精髓不在于通過八股文治國安邦，而是通過設定考試難度，從眾多應試者中選出可堪造就之才，由國家進行下一步培養。明清時期殿試出榜后，總是選進士入翰林院進行學習培訓，使翰林院成為國家養材之處便可說明這一點。要想作出一篇好八股，應考的讀書人不光要把經典熟記于胸，還要有著良好的邏輯思維能力與應變能力，這對于作者的才學和能力是一個考驗。若能在這種難度的考試中取得成功，也很能證明一個人的價值。張居正、王陽明、紀昀、曾國藩等明清兩朝名臣不都是通過八股脫穎而出的嗎？上圖_清代吳省三抄録《科舉考試八股文——毛筆小楷書法》三、八股文對于士人的價值觀有熏陶作用，對士人學力的提升也有幫助。八股文從四書五經這些儒家經典中出題，格式嚴密，講究代圣人立言。考生若想作一篇稍微合格的八股，佛家還有道家的思想都是萬萬不能出現的。這有利于應試士人思想的純粹，讓廣大讀書士人在埋頭于儒家經典和八股的同時，潛移默化的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養成忠君愛國的觀念，注重氣節。盡管八股文死板僵硬，深受詬病，但若苦心研讀，一樣可以寫出既符合八股格式，內容又富有價值的好文章，達到經世致用的理想境界，如張居正的《生財有大道》一篇。因此，八股文對渴望通過科舉獲得功名的讀書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促使他們埋頭苦讀，提升自己的學識。八股文對于提高寫作能力有很大的幫助。吳敬梓雖屢試不中，但他在《儒林外史》中還是借魯編修之口談到了八股文對提高寫作能力的幫助。即“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隨你做什么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什么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上圖_《儒林外史》是清代吳敬梓創作的長篇小說因此，綜上所述，八股文作為明清兩代的重要科考文體，因其有較多弊端而飽受當時的人們和后人們的批判。但八股文在明清幾百年間相沿不改，充分說明八股文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也有其存在價值和積極意義。第四篇：

八股文有一連串俏皮的別稱，諸如“時文”、“制義”、“八比文”、“四書文”，光聽名字仿佛就能嗅出舊時光里書齋的墨香與士子們的躊躇滿志。明成化年間，八股文歷經歲月雕琢華麗登場，定型成科舉考試里雷打不動的“主角”，還一路風光地在清朝的科場上占據C位。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科舉制度下的特殊產物——八股文。解構八股：文字里的“精密機械”若是把八股文比作一臺精巧的機械拆分來看，每個部件都各司其職嚴絲合縫。“破題”，無疑是啟動這臺機器的開關，短短幾句如快刀斬亂麻般精準切中題目要害，把晦澀的考題內核給亮出來，就好比揭開神秘禮盒的蓋子，讓觀者一眼瞥見里頭的珍寶。“承題”則是順著破題的勢頭，把剛剛露出的那點意思穩穩接住還加以拓展，恰似給幼苗澆水施肥，讓思想的萌芽茁壯成長。“起講”環節最為有趣，考生得瞬間“靈魂附身”模仿圣賢的口吻高談闊論，為后續洋洋灑灑的論述定下基調，仿若穿越時空拉來孔孟老莊給自己站臺助力。“入題”像是橋梁，不過寥寥數語卻巧妙地帶著文章從鋪墊過渡到正餐，節奏拿捏得恰到好處。而重中之重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則是八股文的“心臟”部位，它們不僅要條理清晰地匯總全文觀點，還要玩起文字的“對對碰”。平仄相對、詞性相符，兩兩一組整整齊齊湊成八股，好似一場華麗又規整的文字舞會，節奏感與形式美拉滿，讓人不得不驚嘆古人對文字韻律與結構把控的極致追求。四書五經：八股文的“知識牢籠”八股文的考題就像是被鎖在四書這個“保險箱”里，考官出題眼睛只盯著四書，內容闡釋更是把宋代朱熹的《四書集注》奉為圭臬，考生們自由創作的手腳被結結實實地捆住。在這個既定的知識框架里，考生們日夜苦讀四書五經，腦袋里裝滿了圣賢的微言大義，像是被圈養在知識牧場的羔羊，只能在規定的范圍內啃食、反芻。這也難怪，在那個科舉定終身的時代，為了出人頭地，士子們只能把青春與智慧一股腦兒地投入到這片有限的知識海洋。他們反復揣摩經典里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試圖從字縫里摳出考官心儀的答案，至于外界更廣闊的知識天地，諸如天文地理、農桑水利，統統被擱置一旁，科舉的指揮棒指到哪兒，讀書人的精力就流向哪兒。字數“緊箍咒”：戴著鐐銬跳舞寫八股文可不光是把文字排列組合那么簡單，還得時刻留意字數這個“緊箍咒”，明清時期，只要碰上鄉試、會試，還有童生考四書五經，八股文就是那道繞不過去的坎兒，而且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小脾氣”，對字數要求嚴苛得很。明朝萬歷年間，考官們相當吝嗇，規定試卷里的四書五經文超過500字的直接丟進廢紙堆，不予謄錄閱卷。清朝呢，順治帝大手一揮定了550字的標準；康熙帝稍微寬松些漲到650字；乾隆帝又調整一番最終定格在700字。考生們一邊絞盡腦汁遣詞造句，一邊還得緊張兮兮地數著字數，生怕一不小心就超了標功虧一簣，這場文字的馬拉松跑得實在是步步驚心。利弊權衡：天使與魔鬼的博弈八股文就像是一把雙刃劍，利弊交織讓人又愛又恨，對于閱卷的考官來說那簡直是福音，格式固定得像模具，考生們交上來的答卷整整齊齊，從破題到束股一目了然，評分標準自然容易統一。考官們不用再為五花八門的文風、天馬行空的創意頭疼，對著既定的規范打打分，輕松不少。考生被強制“代圣賢立言”，四書五經及其注解成了不可逾越的雷池，個人的獨立思考、新奇想法統統被拒之門外，長期浸淫在這種模式下，讀書人的思維愈發僵化，如同被模具塑造出來的泥偶千人一面。八股文太執著于形式的完美，講究文字對仗、聲調和諧，至于內容是否干貨滿滿、見解獨到，反倒成了次要。不少士子為了迎合這種風氣舍本逐末，把精力全耗在雕琢辭藻、擺弄格律上，真正關乎國計民生、經世致用的學問卻無人問津。更夸張的是，有些舉子一門心思撲在八股文上，除了背熟幾本經典和范文，對外界常識一問三不知，成了只會應付科考的“書呆子”。落幕時分：被時代洪流沖走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到了清末，內憂外患的華夏大地再也容不下因循守舊的科舉制度，隨著科舉大廈的轟然崩塌，八股文這位曾經的“考場明星”，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它滿身的弊病在時代求新求變的強光下無所遁形，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曾經堆滿書肆、被士子們奉為寶典的八股文集，一夜之間無人問津，仿佛被施了魔法，迅速從文化舞臺的聚光燈下消失，只留下歷史書頁里的幾行記載，供后人在回溯時感慨、嘆息或是反思。八股文見證了科舉制度的輝煌與落寞，它既是古人智慧在文學規范、考試選拔上的獨特嘗試，也是思想僵化、制度保守的反面教材。站在今天的視角審視這段歷史，我們能汲取教訓，明白創新思維、多元知識體系的可貴，也感慨時代洪流對文化產物那無情又公正的篩選與重塑。任何文化與制度，唯有與時俱進、吐故納新，才能在歲月的長河里留下熠熠生輝而非黯淡消逝的軌跡。第五篇：——讀吳承學《明代八股文》罵八股文的，古已有之。今人自讀了《反對dang八股》，從此徹底不必讀八股，只需會拿八股罵人即可。因為，上述文章教導我們，八股文意味著僵化、教條、死板、保守、頑固、無用、無聊。周作人說，不知八股，不能通舊，亦不能知新。張中行先生認為，八股文是中國文學形式的集大成者，稱之為“國粹”，一點兒也不夸張。我們對八股文誤解太多，乃至于無知。吳承學先生《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第十三章《明代八股文》一文，澄清了許多誤解。一、八股文的名稱明清八股文別名繁多，比如八比、時文、時藝、時義、制藝、經義、制義、四書文等，其中經義、制義、四書文比較正式。我們最熟悉的名字是八股文。吳承學在《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第十三章《明代八股文》中，列舉了八股文起源九說。其中，學術界比較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八股文源自王安石。鄭灝若、侯康、楊懋建、劉熙載都對此有記載。北宋熙寧四年，王安石創立制義，以經義取士代替了唐朝的詩賦取士。但這畢竟只是源頭，是先導，還不是八股文成熟的形態，尚且沒有固定格式，不嚴格要求對仗，尚可以闡發自己的見解，沒要求必須代圣賢立言和守經遵注。到了明初，科舉考試雖然官方指定用書，比如朱熹《四書集注》等等，但尚無八股之法。學界普遍認為，八股文格式正式形成于明代成化年間。但這并不意味著八股就是固定的“八個”“股”。那么，八股文的確切內涵是什么呢？吳先生經過考證后發現，其實明清官方文獻從未有明確規定。《明史選舉志》記載，制義內容上講究“代古人語氣為之”，也就是為古圣賢立言，形式上講究“體用排偶”。吳先生認為，八股文只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經義、四書文才是八股文最恰當的名稱。被普遍稱作八股，是因為結構上的特點。股，就是對偶的意思。八股，大致包括破題、承題、原起、入題、起股、出題、中股、后股、束股、大結等幾部分。要知道，不是每篇八股文都有“八股”，實際寫起來其結構多樣，八股是正格，六股也是正格，如果有需要，十股、十二股乃至十八股都是允許的，絕不是死板的八股能概括的。其中的破題、承題、起講和大結等基本格局不變。只是，八股的名字流傳太廣，以致讓人顧名思義誤認為八股文一定且必須有八股，形式不能變、死板僵化。這全是誤解，源自于無知，源自于輕信道聽途說的話。讓人覺得不解渴的是，吳先生并沒有繼續論述，為什么八股的名字最流行。二、八股文的題目八股文是考試時寫的文章，大作文，也就是答案。那么題目是啥，怎么出？八股文的題目一般出于《四書》，但不會完整給出一句話，而是只給出某一句開頭數字或一句，剩下的由考生自己補齊。所以，參加科舉考試首先要求熟背四書。這一點，當今的考試完美繼承傳統，一點沒丟，有過之而無不及。《欽定四書文》有例子，如“管仲之器小哉一章”，就是指《論語八佾》第二十二章全章。“有堯舜至于湯三節”，就是指《孟子盡心下》第三十八章中的三節。這些題目可再分為長題、短題；大題、小題；連章題、全章題、數節題、一節題、數句題、單句題等等。這些題目中最被人批評的是“截搭題”，也就是從《春秋》中割襲字句綜合出題，羅列一些事件或人物，一般會有一定共性，主要考察考生對所列舉事物之間內在聯系的理解。具體例子不在這里列舉了。這種題目的流弊是，顛倒出新、割裂求異，刁鉆古怪，甚至成為智力測試或文字游戲。還有一種簡縮題，只寫出四書某個長段落中的前面幾個字和后面幾個字，比如《武王瓚大王及士庶人》《不行而有疾景丑氏宿焉》等，測驗考生對于經典的熟悉程度與概括能力，增加考試難度。看這題目，今人要是穿越回明代參加科舉考試，連題目都看不懂，進體制就是妄想。要是當代的公務員考試也這么考，從XX講話中抽出前后兩個半句話一拼，百分之百的考生都得懵圈。三、八股文的例文說了半天八股文，今人真正見過讀過八股文的卻幾乎為零。吳承學先生夠體貼，舉了幾個例子給讀者，比如最典型的八股文，王鏊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水平就很高，有人把王鏊的八股文與司馬遷的史記和杜甫的詩相提并論。還有陳獻章的《古之為關也》，唐順之的《君子喻于義》，李東陽的《由堯舜至于湯》，岳正的《今夫天》。我讀了一下，這些文章其實并非死板的要命，只是格式化稍強，通常有兩個對仗的長段落，當中加幾個過渡句。好的八股文，很能顯示作者的學問、見識、才情、志趣、格局，不乏佳作。其實，應考文章、公文等官方文章，因其本身本就不是個人化的抒情散文，免不掉要格式化一些。話說得再遠一些，文章的定位，壓根就是“經國大業”。文，章，其本意就是花紋，修飾。與文相對的是詩，詩本言志。文，本來就不純粹是私人性情的載體，更何況官方文章呢？現代高考、公務員考試，寫大作文時，也一般規定，不能寫詩歌。想要書法真性情，別寫文章，寫詩去。因此，必須要理解，從古至今的文章，尤其是官方文章，必須有格式，有套路，有文體，有要素，有標準。書同文，語同音，如此方能通行全國，昭告天下，天子才能憑借規范化的文章，發布政令，傳遞信息，統一思想，治理天下。四、八股文的內容限制八股文的思想，有兩方面限制，第一是代人立言，第二是守經遵注。寫八股文幾乎不允許表達個人思想，全是四書五經，儒家思想，圣人言論，經典觀點。代人立言，就是行文時以圣賢口氣說話，設身處地地模擬圣賢語氣。但是，代人立言并非八股文獨有，也非明朝首創。宋人經義就有代古人語氣，比如陳子直模仿曾點語氣說道：“沂，魯水也；吾魯人也。上得圣人以為依歸，下與父母之邦之民共桑梓之樂。澡吾冠，濯吾纓，身而華裾，以徜徉于雩壇清曠之下，體舒氣適。然后歌詠圣人之道，浩然而歸……”這就是典型的“以心會道”。八股文作者以后人之心去體會圣人之道，進而與圣人融為一體，而出以圣人口氣，這就是代圣人立言了。現今的公務員考試幾乎沒有這種要求了，但也得站在官方立場，宣揚核心價值觀、主旋律才行，是不是設身處地模仿圣賢口氣，則不必要了。錢基博先生研究的更深，他說有些作者可以“借題發揮，獨抒偉抱”，舉了趙南星《脅肩諂笑二句》一文。此處不贅。守經遵注，就是八股文的觀點要遵從經典和權威注解。明代官方要求，八股文要“醇正典雅，明白通暢，合于程式”，“如有離經叛道，詭辭邪說，將監臨考試等官罪黜，中舉人革退為民”。吳承學先生研究發現，實際上八股文在守經和遵注兩方面經常難以兼得。因為朱熹注解常與經典本意有出入，考生必須有所取舍。吳先生舉了唐順之《盡信書一章》一文，明顯可見，唐順之守經而不遵注。據此，不能以束縛思想一句話對八股文概而論之。說到當今，守經遵注依然存在。我們經常從某個公認的來源，去“找遵循、找依據”，用以指導實踐，推動工作，不敢越雷池半步。至少書面上是這么說的，至于實際是不是遵循了，不知道。五、八股文的語體文風八股文的語言特點是綜合了駢散兩種語體。八比是駢，其他是散。但八股文的駢與四六文不同，八股文的對偶很靈活，不講藻采，不講用典，也不拘四六句，對仗非常隨便，甚至可以超出兩兩相對的范圍，可以稱之為散文化的對偶。吳承學先生說，八股文似駢非駢、似散非散的文體，是駢散兩種語體的雜交。下面引用一段典型的八股腔：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黼座而登廊廟之朝廷。吳先生說，把文字寫到這個水平，啰嗦的如此精致，重復的如此藝術，讀起來音調鏗鏘、金聲玉振也不是易事！近人張中行《閑話八股文》提到：八股文即便是廢話，空洞無物，毫無內容，一旦配以八股強調，就變得抑揚頓挫，朗朗上口，至少聽起來不那么讓人憎惡。看來，八股文的語言風格有其存在價值。當今的領導講話，其實也需要這種“精致的啰嗦”“藝術的重復”。畢竟，形式本身也具有意義。在很多公眾場合，恰到好處的烘托氣氛，很有必要。吳承學先生還對八股文語言風格的來源窮究了一下，他認為，這種風格的較遠淵源正是《四書》文體，也就是先秦時代的古樸自然的對偶句式，《四書》中很多段落都有這個特色。而較近的淵源，則是宋人風氣的影響。其實，駢體從來都是香的。我們離不開這種整飭對稱的美感。就好像楷書，乃至館閣體。整飭、規整、統一、對稱，雖然性情差了些，但其本身就是價值，不能一棍子打死。六、八股文的寫作技巧八股文不好寫。八股文的內容形式粗看起來，似乎都是規定好的，甚至考官的標準答案都有了，應該是千人一面吧。其實不然。吳承學先生打了個比方，八股文就像體育比賽里的規定動作體操，比賽場地、規定動作都是一樣的，但動作難度、技巧、編排乃至完成的質量會有很大差異，高級裁判們一打眼就能判別高下。八股文作者怎么理解題目，怎么修飾文字，怎么起承轉合，包含了“學問和純藝術技巧”，概言之就是一般中求特殊，簡單中求復雜，死板中求靈通，單調中求變化。高手往往能別出心裁而又不離經叛道，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周作人說：八股文不但是集合古今駢散的菁華，凡是從漢字的特別性質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藝也都包括在內，所以我們說它是中國文學的結晶。七、八股文對明代文人的影響明代文人對八股文真是又愛又恨。八股文以程朱理學為基調、嚴重束縛個性，同時，又是考科舉的必考項目，要想得到榮華富貴，就必須寫好八股文，誰也繞不開，躲不過。無拘無束地思考、自由自在地抒發真情實感與現實生活中的名韁利鎖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面對這種矛盾，文人有清醒的認識，又無力擺脫其魔力。他們面臨兩種選擇，要么順從，那樣能換來安全與適然，卻失去了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獨立；要么反抗，沖出樊籠，去追求個性的高揚，但那樣又絕對不可能成功。絕大多數文人都明白八股文百無一用，但又是他們獲取功名利祿的工具。他們通常做法是，暫時深入研究八股文，一旦取得功名，就過河拆橋，大罵八股。這方面的典型是歸有光，他多次表示對八股文的厭惡，可是，他又編過八股文范本教材，供舉子學習。可見文人對八股文的復雜感情。的確，干一行傷一行。很多行家里手，一輩子成就在某件工作上，傷痛和厭惡也在此。等到他們總結人生的時候，發現自己只有這件工作可以拿出來說說，其余一無是處。八、八股文的評價明清時代對八股文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評價高的，認為八股文是一種新鮮事物，是明代的代表文體。持這類評價的有李贄、袁宏道、王思任，清代的焦循等。但是，更多的是批評和鄙視。明朝吳寬的評價較為中肯：時文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對偶，率腐爛淺陋可厭之言。指摘一字一句以立說，謂之主意。其說穿鑿牽綴，若隱語然，使人殆不可測試。文之敝既極，極必變，變必自上之人始。顧炎武說：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才，甚于咸陽坑儒。吳承學先生分析了八股的流弊。他說，中國的科舉發展到明朝，用八股取士，是有其必然性的，八股是中國古代便于檢測標準化文章寫作形式，同時也是封建管理必需的職業訓練手段。考試總要有個范圍，《四書》就是范圍，考試總要有個評價標準，那就是朱熹的《四書集注》。這種客觀性和標準化提供了公平選拔人才的可能性，但往往會扼殺個性和創造力。縱觀歷史，每種考試都會產生這種流弊，但為什么八股文被罵的這么厲害？吳先生分析說，因為八股文大體伴隨專制帝制覆滅而終結，所以八股文的弊端顯得特別嚴重。但是，吳先生又說，把明代滅亡歸之于八股，未免夸大八股文的作用了。在八股考試面前，士的自由精神和獨立思想難以出現，除非他不求功名，可是歷史上又有幾個不求功名的士人呢？程頤說，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奪志的結果，就是讓文人產生奴性。周作人在《論八股文》中說：“幾千年的專制養成頑固的服從與模仿根性，結果是弄得自己沒有思想，沒有話說，非等候上頭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動，八股文就是這個現象的代表”，“中國做官處世的妙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