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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第十章解放戰爭時期的新聞事業第一節解放區的新聞事業第二節國民黨統治區的新聞事業第一節解放區的新聞事業一、概論二、新華社的新聞宣傳三、反對“客里空”運動和糾正“左”傾宣傳一、概論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新聞事業經歷了發展---收縮---發展的過程。1、發展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后,隨著解放區的擴大,據1946年1月統計,解放區面積約占全國的1/4,解放區新聞事業出現迅速發展的局面。(1)新辦了一批報紙,大區報紙如《七七日報》(1945年8月創刊,中原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華中版)(1945.12.9華中局)、晉冀魯豫《人民日報》(1946.5.16-1948.6.14)。(2)原有的報刊改善了出版條件,有的從農村進入了城市,有的改油印為鉛印,有的擴充版面或縮短刊期,有的擴大發行區或增加發行量。如《晉冀察日報》,遷到了張家口市出版,抗戰時是周六刊,四開四版,最高銷量2萬。而這一時期改為對開四版,每天出版,最高銷量達5萬份。(3)新華社這一時期也擴大了組織規模。1943年暫停播音的延安新華廣播電臺,于1945年8月也恢復播音。張家口、哈爾濱、大連等城市開辦了廣播電臺。新開辟的東北解放區也迅速創辦了《東北日報》(1945.9.15)等。晉察冀日報--1945年增刊

2、收縮1946年6月,蔣介石集團發動了全面內戰,解放區新聞事業被迫收縮。一些報刊、電臺遷回農村,一些報刊縮張,一些報刊停辦。如《晉察冀日報》從張家口遷回阜平,并由對開一張縮為半張。1947年3月,蔣軍重點進攻延安,《解放日報》于3月27日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解放日報〉停刊后,中共中央沒有再辦機關報,而是加強了新華社的工作。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改名為陜北新華廣播電后繼續播音。3、再發展1947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反攻,解放區新聞事業度過了艱苦的收縮過程,開始出現新的發展勢頭。1948年上半年,大批新聞工作者到河北省平山,新華社總社、陜北新華廣播電臺都設在這里。6月15日,中共中央華北局機關報華北《人民日報》在平山創刊,它是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和《晉察冀日報》合并改組而成。這些新聞機構設在平山的時間只有半年左右,但它們為解放區新聞事業向全國發展做了大量準備工作。二、新華社的新聞宣傳1、新華社機構的調整2、從延安到太行的轉移3、轉戰陜北的“四大隊”4、平山會師和西柏坡培訓5、戰火中的軍事分社和軍事宣傳二、新華社的新聞宣傳1、新華社機構的調整抗戰勝利后,新華社面臨的宣傳任務是:揭露蔣介石集團的內戰陰謀,爭取國內和平民主。工作重心由過去主要面向解放區轉而面向全國。這個時期,新華社有了較大發展。1945年10月前后,總社編輯部門調進了一批有經驗的新聞干部,分設國內新聞、國際新聞、英文廣播、口語廣播。報道網也有所擴大,在總社內有九個總分社,40多個分社。1946年4月,中央提出“全黨辦通訊社”的口號,5月,新華社和解放日報實行報社合一,以通訊社為主的體制(報紙發行比較困難)。廖承志被任命為新華社社長。1946.7-1943.7,錢俊瑞、范長江、石西民、梅益、徐邁進陸續撤回延安,加上原來的吳冷西、艾思奇、陳克寒等,集中了延安和國統區來的優秀新聞干部,形成強大陣容。2、從延安到太行的轉移 1947年3月,蔣介石該全面進攻為重點進攻,胡宗南部進犯延安。總社大部分人員由廖承志率領轉移到太行山麓的涉縣,范長江率領的工作隊,留在陜北,隨中央行動。新華社在太行時期,正是國內戰爭形勢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1947年6月30日,劉鄧大軍強渡黃河,揭開了人民解放戰略進攻的序幕。人民戰爭由戰略防御轉為戰略反攻。新華社總社全力投入大反攻的宣傳,播發了一系列大反攻的新聞和各個戰場的勝利喜訊。并發表社論《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指出:“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標志著戰爭形勢的根本改變。蔣介石的全面攻勢已被打得粉碎,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同時播發《四路大軍揮戈南下》等一系列新聞,極大的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勝利信心。同時新華社還充分報道了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高漲等情況。整個太行時期,新華社集通訊社、黨報和廣播電臺的任務于一身,除發布新聞外,還發表了大量的評論和社論,對全國輿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在工作中也出現過一些錯誤,比如在土改宣傳中,不加選擇不加分析地傳播了一些包含“左”傾錯誤偏向的通訊和文章;在關于美國特使魏德邁來華的新聞評論中,包含了一些錯誤觀點,文字也欠莊重嚴肅,近乎謾罵;播發毛澤東1947年12月《關于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文稿時,電碼錯誤20多處,這些都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并迅速得到糾正。3、轉戰陜北的“四大隊”新華社留在陜北跟隨中央行動的工作隊,在當時被稱為“四大隊”,由范長江負責。他們的任務是:①收譯國民黨中央社和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為黨中央領導人及時提供國內外情況。②負責中央與太行總社的聯系,一方面傳送人民解放軍總部的戰報和中央領導人為新華社撰寫的社論、評論;另一方面向中央轉達太行總社有關宣傳報道工作的請示報告等。③代替總社指導新華社西北分社和西北野戰軍記者的報道工作。“四大隊“與太行總社密切配合,出色地完成了上述任務。比如《戰局的轉折點》、《新華社記者評蟠龍大捷》、《志大才疏陰險虛偽的胡宗南》、《蔣介石政府己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破開不能再開》、《總動員與總崩潰》等評論,傳達了中共中央的英明預見和決策,分析了戰局的發展,在群眾中引起廣泛影響。這些稿件,大部分都是經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及陸定一、胡喬木起草、或經他們修改后發出的,據統計,這一時期這類文稿有70多篇。范長江曾這樣寫道:“在寫文章的過程中,這種認真與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過去十幾年來所認為的最高的“認真”的標準。一篇社論、一個談話、一條新聞、往往要改好幾遍,甚至要重寫幾遍,其中絕大部分都在任、周、劉等詳細傳閱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茍地修改。我回想過去寫文章那種‘大筆一揮’的作風,不覺滿身大汗,實在可怕。”4、平山會師和西柏坡培訓

1948年6月,太行總社和“四大隊”在河北平山縣勝利會合。在平山縣,中央加強了對新華社的直接領導,任命胡喬木為新華社總編。下設兩個編輯部門,一個是編輯部,部長范長江,副部長石西民。另一個部門是廣播管理部,部長由廖承志兼,副部長梅益。1948年秋,中央抽調了一批人員到西柏坡,在胡喬木領導下的總編輯室(當時稱小編輯部)工作。其中有范長江、石西民、梅益、吳冷西、朱穆之、溫濟澤、陳克寒等。地址就在胡喬木的小院里,后院住的是劉少奇,他這時分管新華社工作。新華社的稿件都在這里編發,由胡喬木定稿,主要的送劉少奇、周恩來、毛澤東審閱后發。每天晚上由喬木主持評稿會,內容是傳達中央精神,分析評論當天的稿件,傳閱觀摩中央領導同志撰寫和修改的稿件。西柏坡培訓在新華社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它是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形勢下,中央為培養新聞干部所采取的重大步驟。在中央負責同志的指導下,新華社的主要干部從思想、政策、到文字技術,都受到嚴格訓練,增強了宣傳工作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為新華社在思想建設和人才建設方面奠定了發展的基礎。5、戰火中的軍事分社和軍事宣傳

解放戰爭時期,新華社在人民解放軍各野戰軍和各兵團中普遍建立了軍事分社和支社。1949年1月,全軍進行整編,全軍化為一、二、三、四野戰軍,新華社的軍事分社也改編為第一、二、三、四野戰軍總分社,各兵團設分社,各軍設支社。在總社的指導下,新華社對于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的報道,有規模、有聲勢,發稿迅速及時,充分地多側面地反映了戰役的主要進程、勝利戰果和偉大意義,出現了像劉白羽的《光明照耀著沈陽》這樣的一批優秀的新聞和通訊。毛澤東這一時期也為新華社撰寫了一系列的消息和評論,消息有《我三十萬大軍勝利南渡長江》、《中原我軍占領南陽》、《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宣告滅亡》、《東北我軍全線進攻,遼西蔣軍五個軍全部被我包圍擊潰》等,都是采用的綜合性消息的寫法。有導語、有背景、有主體、有結尾(展望將來或加評論)。如《中原我軍占領南陽》,第一段導語:“新華社鄭州五日電,在人民解放軍偉大的勝利的攻勢下,南陽守敵王凌云于四日下午棄城南逃,我軍當即占領南陽。”把五個W都概括了。第二段背景,交代南陽在中國軍事史上的地位。第三段主體,以時間先后為序,敘述敵軍放棄南陽和我軍僅進占南陽的經過。第四段評論,分析我軍占領南陽的意義及歷史必然性。三、反對“客里空”運動和糾正“左”傾宣傳1、土地改革宣傳的糾偏運動2、《晉綏日報》發起的反“客里空”運動3、毛澤東、劉少奇關于新聞工作的談話“客里空”稱謂來溯源“客里空”是蘇聯話劇《前線》中一個記者名字。《晉》刊出《前線》劇中有關“客里空”情節的片段,這位記者,不深入前線戰壕,而是在總指揮部,從那里得到點材料,就添枝加葉,胡編亂造。不去反映前線官兵對總指揮的批評,而是拍馬屁,寫假報道,為總指揮歌功頌德,最終,“客里空”被從前線轟走。1、土地改革宣傳土地改革是解放區新聞事業的一項重要任務。1946年5月4日,中央發出《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將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的政策。新華社、陜北新華廣播電臺和解放區報刊突出報道了土改這一偉大的群眾斗爭。首先,迅速播發和刊登了中央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等重要文件,廣泛宣傳土改的路線、方針、政策。并把土改和解放戰爭聯系起來,著重宣傳通過土地改革消滅幾千年封建制度,推翻土地階級,就是挖掉了蔣介石政權的統治基礎。當時流行的說法是“前方打老蔣,后方挖蔣根”。解放區報紙還刊登了黨國內外輿論界對于中共土地改革政策的評論。其次,大量揭發封建地主階級剝削的罪惡,幫助農民“倒苦水,挖窮根”第三,反映農民的呼聲,為農民伸張正義。第四,傳播推廣典型經驗,糾正缺點和錯誤,推動土地改革健康發展。從1946年夏秋至1948年夏,整個土改宣傳成績出色。其中也經歷了反右的反“客里空”運動和反“左‘傾的斗爭2、《晉綏日報》發起的反“客里空”運動1947年春,中央工作委員會到晉綏解放區了解土改中的情況和問題,發現土改中存在著右的偏向,以及由于報紙宣傳有嚴重失實現象而造成的農民對報紙的不信任。同年6月,中央晉綏分局開始糾正右的偏向。《晉綏日報》在分局領導下,著手檢查新聞中的問題,發起了反“客里空”的運動。《晉綏日報》向讀者公開進行自我批評,并以《不真實新聞與客里空之揭露》為題,連續刊登記者、通訊員的自我檢查、群眾的揭發材料等。當時檢查出的問題主要是:①土改初期,由于對黨的政策宣傳右傾而造成的不真實報道②檢查新聞工作中的由于個人主義、主觀主義思想和不負責,粗枝大葉作風造成的報道失實現實。新華社于8月28日發表了專論《鍛煉我們的立場和作風》,贊揚并推廣《晉》的經驗。在整個解放區新聞界開展了反“客里空”運動,先后持續了約半年的時間。這次反“客里空”運動,檢查糾正了解放區新聞工作中一些報道失實,政策宣傳右傾等缺點錯誤,整頓了組織,鍛煉改造了新聞隊伍的立場和作風,維護了新聞必須真實的原則。但在這之后,又出現了“左傾”偏向。這年12月,中央召開會議,開始糾正土改工作中“左”的偏向和錯誤。1948年2月,新華總社編輯開展了為時兩周的學習檢查,《晉》連續發表《我們的檢討》,再次公開的自我批評。各報還檢查糾正了報紙通訊工作中排斥知識分子的偏向。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解放區新聞工作者經歷了反右反“左”兩次斗爭,受到了教育和鍛煉,提高了新聞隊伍的素質。3、毛澤東、劉少奇關于新聞工作的談話第二節國民黨統治區的新聞事業一、抗戰勝利后國統區新聞事業的變動二、“和談”期間的新聞斗爭三、國民黨在內戰中強化新聞統治一、抗戰勝利后國統區新聞事業的變動1、國民黨新聞事業的遷移和擴張2、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等地的辦報活動3、民營報刊和其它黨派報刊的發展1、國民黨新聞事業的遷移和擴張(1)國民黨推行“黨化”新聞事業的政策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憑借手中掌握的政權,搶先將其新聞勢力伸向恢復區(即抗戰時期的淪陷區),企圖獨占勝利果實。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頒布了《管理恢復區報紙通訊社雜志電影廣播事業暫行辦法》,根據這一暫行辦法,國民黨在接收原淪陷區敵偽新聞事業的基礎上,推行“黨化”新聞事業的政策,重建起一個龐大的國民黨新聞事業網。(2)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國民黨報團組織的出現(1)國民黨推行“黨化”新聞事業的政策最先在南京復刊的是國民黨的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于9月10日正式出報。接著,國民黨軍報《掃蕩報》于11月12日改名為《和平日報》,出版南京版,隨后總社也由重慶遷至南京。1946年4月,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遷至南京,5月,中央廣播電臺也遷至南京。在上海,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兼副市長吳紹澍很快接收了原漢奸報紙《平報》,利用該報資財于1945年8月23日,復刊了《正言報》,成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機關報。接著,在安徽屯溪的《中央日報》社長馮有真,派人赴滬接收偽《新中國報》,于8月30日改出《上海中央日報》,原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也復刊。《和平日報》于1946年元旦出了上海版,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東南日報》也于1946年6月出上海版。國民黨的報紙在上海如此集中,是過去所未有的。同時,《申報》、《新聞報》抗戰勝利后,因附逆有據,成為國民黨控制的所謂“民辦”報紙。《申報》的董事長是杜月笙,陳景韓是發行人,潘公展任社長兼總主筆,陳訓任總編兼總經理。《新聞報》由錢新之任董事長兼總主筆,趙敏恒任總編,《申》、《新》兩報便成為了變相的國民黨黨報。另外,北平的《華北日報》、廣東的《中山日報》、漢口的《華中日報》、臺灣的《臺灣新生報》也都在接收日偽的報紙的基礎上出版。到1946年5月國民黨還都南京時,收復區和國統區的新聞事業已連成一片。國民黨戰后建立起來的新聞事業網絡,規模比戰前更龐大。(2)戰后國民黨報團組織的出現戰后,國民黨重新制訂了黨報企業化計劃,實施企業化政策,《中央日報》等中央級黨報,均依照公司法改組為企業組織,發展各自的事業,形成了一個個報團組織。《中央日報》社發展成一個擁有12家分社的報團組織,在12個在城市同時出報,并增出《中央晚報》。國民黨軍報《和平日報》發展成一個擁有9個分社的大報團組織。此外,《武漢日報》、《中山日報》、《東南日報》等也都創立了分報。2、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等地的辦報活動

1945年9月重慶談判時期,毛澤東周恩來致電中央并轉華中解放區負責人,提出盡快派人去上海、南京辦報。根據毛、周的指示,南方局和華中解放區先后派出一批人赴滬,利用國共合作在形式上仍然存在這一歷史條件,迅速創辦了一批黨直接領導的報刊。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聯合日報》(后改名《聯合晚報》)、《文萃》周刊、《建國日報》、《消息》半月刊、《群眾》等。《聯合日報》《聯合日報》創刊于1945年9月21日,劉尊棋任社長,王紀華任經理,馮賓符任總編。表面上是一份民間報紙,由美國新聞處任發行人,聲稱自己“以純粹民間資本,無黨派立場,發揮民間輿論精神。”一創刊就日銷20萬份,僅出版兩個月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后經努力,于1946年4月15日改名《聯合晚報》復刊。《文萃》周刊《文萃》周刊創刊于1945年10月9日。孟秋江為負責人。這一個文摘性的刊物,以轉載重慶、成都、貴陽、昆明等地報刊的進步文字為主,旨在將內地的民主運動轉移到上海來。1946年6月由黎澍接辦并任主編,逐步改版為時事政治性刊物,增辟胡繩的時事評論和姚溱撰寫的軍事評論等欄目。《建國日報》《建國日報》創刊于1945年10月10日,刊頭標有“上海文化救亡協會主辦,社長郭沫若,主編夏衍”,與抗戰初期的《救亡日報》一脈相承。《復刊之辭》里寫道:“八年以來,我們永遠沒有忘記告別辭的一句充滿自信的預言:上海光復之日,就是本報再和讀者相見之時。現在,抗戰勝利,淞滬重光,我們便間關萬里的回到上海”,“我們必將以更大的努力,號召全國同胞在和平、民主、統一的大旗之下,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這張四開的報紙,內容充實,文字簡短,特別敢說話。它的副刊《春風》每天刊一篇“亂世人語”,揭露各種奇聞怪事。夏衍曾撰寫過一個補白:“(一)上海人最怕兩種人,一種是從天上飛下來的,一種是從地下鉆出來的。(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須要有兩種條子,一種是金條,一種是封條。”這個補白一經刊出,立即廣為流傳,并被外地一些報紙轉載,成為諷刺國民黨的常用語。《建國日報》只出了15天,就被國民黨上海黨部查封。《消息》半月刊《消息》半月刊創刊于1946年4月7日,是上海黨組織籌辦和領導的以報道時事政治新聞為主的刊物,主持人為姚溱(化名采明志)、方行(化名丁北城)。這個刊物具有報紙和期刊的雙重特點,體裁有新聞、通訊、時事述評的雜文、詩歌、漫畫等文藝作品。主要內容是向恢復區人民宣傳中共主張和國統區的民主運動。《群眾》周刊《群眾》周刊,是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公開出版的刊物,編輯由《新華日報》編輯部指定專人負責。1946年5月,國民黨政府還都南京,中共代表團也遷至南京,并決定將《新華日報》總社遷至上海,發行上海版和南京版,但國民黨以報刊復刊應在創刊地為由,多方阻撓。中央便決定將《群眾》周刊遷至上海,擔負中共機關報的作用。《群眾》周刊以刊載中共中央和中央駐南京代表團的文件、談話及延安《解放日報》、新華社的重要言論為主,向國統區人民傳達中國共產黨的聲音。3、民營報刊和其它黨派報刊的發展

抗戰勝利后這一段時期,資產階級民營報刊和其他一些黨派報刊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戰前設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大城市的一批著名商業性報刊,勝利后紛紛遷回原地出版,不少報紙還有所發展。(1)民營報刊《大公報》在1945年11月1日復刊了上海版,12月1日復刊了天津版。1946年1月,該報總管理處遷上海,統轄上海、天津、重慶三館,后又復刊香港版,設立臺灣辦事處,在臺灣發行上海《大公報》航空版。《新民報》戰前在重慶、成都兩地出版四開小型報,戰后,總管理處遷回南京,發展為擁有南京、上海、北平、重慶、成都5個分社和日、晚刊共8種的報團。成舍我的《世界日報》抗戰期間遷至重慶出版,戰后,于1945年11月20日同時復刊《世界日報》、《世界晚報》,并繼續出重慶版,《立報》也一度恢復。天主教報紙《益世報》在戰后也發展為同時在天津、北平、南京、上海、重慶等地出版,總銷數在8萬份。(2)民主黨派報紙

民主黨派的報紙在戰后也一度十分活躍。在重慶、除了中國民主同盟先后創刊的《民主星期刊》、《民主報》外,還有民主救國會的《民主生活》周刊、民主建國會的《平民》周刊等。重點介紹一下《民主報》,因為該報在民主黨派的報刊中影響較大。

(1)《民主報》創刊于1946年2月1日,初為4開小報,后擴充為對開大報,是中國民主同盟總部的機關報。張瀾任發行人,羅隆基任社長,馬哲民任總編。該報一創刊就致力于保障民權,要求民主的宣傳。在創刊號頭版的顯著位置刊登民主同盟代表要求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的消息,并連續發表《人權保障,必須兌現》、《擴大保障人民自由運動》等社論。作為《新華日報》的同盟報紙,該報還經常說出《新華日報》不便說出的話。該報不僅組織了一次又一次的宣傳斗爭,還多次組織簽名、聲援、抗議、請愿等政治活動,成為團結進步力量的重要基地。民盟在成都、桂林也出版了報刊,成都的為《民主時報》,桂林的為《民主星期刊》。(2)在上海,進步力量出版的報刊有《文匯報》、《周報》、《民主》周刊等。《文匯報》于1945年8月18日在嚴寶禮的主持下復刊。《復刊詞》中聲稱該報為無黨派色彩純商業性質報紙,以言論自由為最高原則,矢志保持高尚的報格。《文匯報》剛復刊時,政治上傾向于國民黨,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立言記事。后由于中共地下黨員及思想傾向進步的人士先后參加該報工作,(孟秋江、宦鄉、柯靈、徐鑄成從1946年3月起從《大公報》到《文匯報》任主筆),報紙的政治態度逐漸發生變化,其言論、新聞報道開始反映民眾的心聲,對學生和各界民眾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的斗爭表示同情支持并作了充分報道,對國民黨當局實行的警管區制以及通貨膨脹等社會弊病,進行了大膽激烈的挾擊。一躍而成為上海的第四大報(申、新、大)。二、“和談”期間的新聞斗爭1、拒檢運動與國統區爭取新聞自由的斗爭1945年8、9月,國統區新聞界利用蔣介石大唱和平高調的時機,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拒檢運動。(1)拒檢運動由重慶雜志界率先發起,以《延安歸來》一書的出版為標志。(2)進步人士張志讓、楊衛玉、傅彬然起草了重慶雜志界宣布“拒檢”的聯合聲明,有16家雜志社簽名,宣布從9月1日起,一致不再送檢。拒檢聲明一發表,轟動了重慶整個文化界,得到各界的支持響應。由生活書店、新知書店、國訊書店等19家出版社組成的新出版業聯合總處立即宣布堅決支持重慶雜志界的拒檢聲明(3)在成都,《新中國日報》、《成都快報》、《華西晚報》等16家新聞出版機構于9月8日集合,一致決定以行動響應重慶出版界的拒檢斗爭,宣布從即日起,自負言論報道之責,不再送交任何機關檢查,并發表《致重慶雜志界聯誼會公開信》予以聲援。由重慶出版界發起的拒檢運動,由重慶擴展到成都,由出版界擴展到新聞界。與此同時,昆明、桂林、西安的新聞出版界也投入了拒檢運動在國內,國共兩黨正在重慶談判,國統區和平民主運動日趨高漲,而蔣介石集團發動內戰的時機尚未成熟;在國際上,各國政府紛紛取消了戰時新聞檢查制度,無形之中對國民黨當局也是一種壓力。為了緩解國內外的壓力,國民黨當局被迫宣布自10月1日起廢止戰時新聞檢查制度。但國民黨當局仍然制造種種借口,查禁進步報刊。拒檢運動雖然取得勝利,但進步報刊和進步新聞工作者仍然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查禁和迫害。2、重慶談判和政協會議期間的新聞宣傳活動(一)背景: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同國民黨舉行了為時43天的政治談判,簽訂了《國共雙方會談紀要》,迫使國民黨不得不承認和平團結的方針。(二)對于這次事關民族前途的談判活動,各種新聞機構作了充分報道,表現出各自的立場。(1)《新華日報》詳細報道了毛澤東為商討團結大計飛抵重慶的消息和毛澤東在機場向中外記者的談話,并發社論《歡迎毛澤東同地來渝》(2)《中央日報》“假戲真唱”的方針,重點突出宣傳蔣介石的電報,對毛澤抵渝不發社論,僅采用中央通訊社編發的兩條共幾十個字的消息,用兩欄夾排在國內要聞版的中間,應付輿論。(3)《大公報》對蔣介石的電報和毛澤東抵渝都作積極報道,把毛澤東來渝談判視作“中國的一件大喜事”。但國共談判結果公布后,《大公報》發表社論《團結會談的初步成功》,態度不是很明朗,總體而言不信任共產黨,把中國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4)“較場口事件”重慶新聞界的反應事件:重慶各界人士在較場口舉行慶祝政協成功的大會,國民黨特務畜意破壞和搗亂,使慶祝大會完全流產,而且有60多位參加會議的民主人士、新聞記者、各界群眾被打傷或失蹤①事件發生后,《新華日報》、民主同盟總部機關報《民主報》、《新民報》以及《大公報》、《世界日報》均在頭版頭條或顯要位置報道了事件真相,《新華日報》在社論《較場口暴行》中憤怒譴責國民黨當局,要求政府“認真查辦主兇”。②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布的消息則把特務行兇寫成是“民眾互相毆打”,把現場指揮這次破壞活動的特務頭目劉野樵說成是“臨時推舉出來的大會主席”,《中央日報》、《和平日報》、《益世報、《新蜀報》也隨聲附和。(3)針對這種造謠誣蔑,《新華日報》、《民主報》、《新民報》等九家報社聯合召開了會議,由石西民、浦熙修等42名記者簽名發出《致中央社的公開信》,譴責中央社“對此事件之報道,頗有失實之處。”接著221名重慶新聞從業人員,又聯名發表《保障人權、忠實報道》的意見書。成都42名記者也致函中央社,指斥中央社的造謠伎倆。因此,在抗戰勝利后,民主運動仍然是貫穿國統區新聞界的一條主線。3、報紙間的政治論戰這一時期,在民主運動波瀾起伏之時,新聞戰線的激進斗爭也體現在報紙間的政治論戰上,論戰主要在《解放日報》、《新華日報》與《中央日報》、《和平日報》及《大公報》之間展開。(一)在重慶談判結束后不久,國民黨報刊公然提出“沒有內戰,只有內亂”,宣傳“勘亂”。《新華日報》《異哉所謂“勘亂”!》的社論中指出:國民黨政權“抗戰無功,建國無能,殘民有勇,毀國有余”,又發表《先生此言差矣》、《誰把國民黨辦壞了?》、《出爾反爾》,進一步剖析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和《中央日報》等報刊的荒謬言論(二)《解放日報》、《新華日報》與《大公報》兩次論戰①1945年10月25日,重慶《大公報》發表《為交通著急!》的社評,不點名地指責正在津浦線一帶同國民黨軍隊作戰的八路軍、新四軍破壞交通,11月20日,重慶《大公報》公開點名指責中國共產黨,發表題為《質中共》的社評,鼓吹“要政爭不要兵爭”,“只有國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對于《大公報》的公開指責,《新華日報》在第二天發表了《與<大公報>論國是》的社論,社論列舉了蔣介石勾結敵偽對人民軍隊大加撻伐,破壞國共雙方協議的大量事實,證明內戰的責任完全在國民黨方面,發動內戰的正是秘密布置“剿匪”的蔣介石。指出《大公報》“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實,借人民之名掩權貴之實”,“在若干次要問題上批評當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報,在一切首要問題上卻不能不擁護當局,這正是大公報的基本立場。”延安《解放日報》也為此發表文章,指出《大公報》已經背離了人民的立場,充當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幫兇。②1946年4月,蘇聯紅軍撤離長春,國共兩黨軍隊展開了長春爭奪戰,《大公報》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發表了攻擊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社評《可恥的長春之戰》《新華日報》發表社論《可恥的大公報社論》,接著,《新華日報》選編了一部分群眾的來信,以《人民皆曰可恥》為題予以發表,批駁《大公報》的反共言論。這兩次論戰,澄清了《大公報》的謬誤言論,使人民群眾看清了究竟是誰在破壞和平民主,挑起內戰三、國民黨在內戰中強化新聞統治1、《新華日報》、《群眾》周刊等大批報刊被摧殘背景:1946年6月,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原解放軍,發動全面內戰。內戰爆發之初,蔣介石自認為勝券在握,還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披著“合法”外衣。但戰局的演變越來越不利于國民黨,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急于扭轉敗局,加強了反共輿論,對新聞界的控制也日益嚴厲國民黨對共產黨報刊的摧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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