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5毛澤東當年如何當老師毛澤東當年如何當老師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軍事家徐向前、科學家錢偉長、文學家魯迅、國學家錢穆、教化家蔡元培、藝術家豐子愷……一個個熟識而閃光的身影都曾在中小學的三尺講臺上留下過弘文勵教的蹤跡。《從中小學講壇成長起來的杰出人物》正是從我國近現代這些杰出人物中選取了數位，記述了他們成為杰出人物的人生歷程、思想信念和報國情懷。毛澤東一生的洶涌澎湃，始自他的讀書時間和教書歲月。從毛澤東對教化的思索和實踐中，可以看到一個即將脫穎而出的職業政治家的心路歷程。走進“一師”附小1920年6月，湖南五四運動風潮之下的“驅張運動”告一段落。作為運動中的代表，易培基先生起先擔當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以下簡稱“一師”)的校長。三個月后，他即聘請曾為“驅張運動”奔跑效力的毛澤東擔當“一師”附小的主事。易先生做過毛澤東的國文老師，他知道，毛澤東是一名優秀的學生。三年前“一師”舉辦“人物互選”活動，毛澤東在全校34名當選者中名列榜首，他當選的項目包括“敦品”“自治”“膽識”“文學”“才具”“言語”六項。其中“言語”和“敦品”兩項票數第一，“膽識”項得票為他所獨有。易先生也知道，毛澤東是一位優秀的學生活動組織者。在1917年下學期，毛澤東主持“一師”學友會工作。他心很細，創立了“紀事錄”制度；他膽子大，當年遇到兵災，果敢地組織起學生自愿軍保衛學校，并且靠著幾桿槍就機靈地震服了一支3000人之多的潰軍；毛澤東堅持辦夜學普及教化，提倡打破社會和學校鴻溝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在畢業之前，旁邊工廠的工人都知道“一師”有位“毛先生”。易先生確定還知道，“一師”附小的學生是熟識毛澤東的，五四運動中毛澤東組織學生分赴城鄉，開展愛國宣揚活動，他在附小作演講時不讓大家叫他“老師”，而是叫他“老同學”，使大家感到特別親切。學得好、做得好，就能教得好，便能做一名優秀的小學老師;在大家中間有威信，又擅長為大家服務，便能做一位優秀的小學主事。做一名小學老師，并不脫離毛澤東的個人規劃。1913年，毛澤東考入師范學校時，就有做老師的意愿，他曾向斯諾說起：“我也在仔細地考慮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經確定自己最適合于教書。”（《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18年，也就是毛澤東從“一師”畢業那年，他在給羅學瓚的信中，建議新民學會的諸友人不要都向外面發展：“深以同人多數他往，無有幾個從事小學教化之人，后路空虛，非計之得。”其時的中國，學校是個新事物，是一個能形成文化認同并且上下左右聯通的大系統，既招引人才，又成就人才。毛澤東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看重學校，依靠教化工作凝合同志，發展團體，鞏固社會改進事業的根基。至于毛澤東個人暫不考慮留學而用心在國內發展的確定，則是在任主事前六個月作出的。他認為給世界作貢獻亦離不開中國這片土地，“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行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探討。這層工夫，假如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唯恐有些困難”（《毛澤東早期文稿》，428頁）。那么，毛澤東準備做多長時間的老師呢？他對以教化為職業是作了許久準備的。在附小工作一年之際，他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調查表》時，在“終身欲探討之學術”欄目下填寫了“教化學”，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欄目下填寫了“教化事業”。走進“一師”附小的毛澤東，已經是一位頗具見識的學問分子。他一年前主編的《湘江評論》是五四運動中一面顯明有力的旗幟，受到了李大釗的贊揚。他保持著劇烈的求知欲，四個月前還在上海與陳獨秀探討了馬克思主義，并受到鼓舞。走進“一師”附小的毛澤東，有著嶄新的學問分子形象，他不主見摯友們“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是客觀的道理，關于社會的“主義”本身即是一種“學問”，是啟蒙過程中個人要學習才能有所得的新知新見。從今，匹夫之責要在“主義”中表達出來，“主義”之下的諸友人不應當一起遣散閑情，“主義”團結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希望，才知所趨赴”（《毛澤東年譜》上卷，71頁，北京，中心文獻出版社，1993。）。“主義”通過學校可以成為眾人的共識，這必定是毛澤東的想法。彼時的他已經行有所持，心有所念，他帶著青年人特有的愿為社會和民眾效力的志氣、樂于踐履實行的銳氣、求通求變求上進的朝氣來到“一師”附小，他的教化工作也因此而別開生面。

革新招生制度毛澤東對學校改革很用了一番心思，他依據現代學校的規則和學校發展的須要，改進了附小的招生制度。當時“一師”附小的學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學校有七個班，規模在300人左右，招生范圍是湘中各縣。毛澤東取消了這些限制，使招生覆蓋全省各縣。尤其重要的是，過去錄用新生，由主事依據旁人的介紹和舉薦獨自作出確定；現在則要召開校務會議，以學生考試分數為依據，集體探討確定。除了招生正規化外，毛澤東還留意保持招生的敏捷性。當時的社會信息尚不通暢，交通也不發達，發榜以后，還有學生懇求報考。毛澤東會再次召集校務會議，大家集體確定是否錄用。20世紀初，學校尚不能完全規范化，其時讀小學的并不確定是孩童，毛澤東自己進東山小學時就已經17歲了。他考慮到這一狀況，同時也為了給工農子弟更多的入學機會，提倡放寬入學年齡。毛澤東尤其能理解經濟困難的學生的苦衷。他從管理學校庶務的毛澤民那里了解到一些家境困難學生的狀況。比如，一個肉攤小老板整體的家庭狀況完全可以讓孩子讀得上書，但是學生在入學時必需一次性繳清學費、雜費和膳食費，這就讓小老板犯難了。毛澤東著眼于讓更多的孩子能上學，探討學校的開銷，確定允許學生分次交齊各種費用，并對有特殊困難的學生免收各種費用。這個確定，使一批渴求學問的學生得以進入課堂。有些學生從附小畢業沒能進入中學，還有一些外校失學的學生要求到附小插班復讀，以備升學。針對這一狀況，毛澤東在附小高小部開辦“成年失學補習班”，設有國文、英文和算術等課程，與附小的“民眾夜學”同時開展活動。毛澤東利用他在“一師”讀書時辦夜學的閱歷，同何叔衡等人親自授課，結識了很多青年摯友。當時江蘇吳縣有個學生叫許志行，高小沒畢業就到長沙一家五金玻璃店當學徒，三天后逃走，流浪街頭。毛澤東在為“驅張運動”而赴京時遇到了這個窮苦但有上進心的青年，給他路費回家暫作安排。為了讓許志行有更好的學習環境，毛澤東任附小主事后，讓他到補習班上課，并為他負擔費用。在共同的讀書生活中，毛澤東成為許志行的知心摯友。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在廣州擔當國民黨中心宣揚部代理部長時，邀請許志行任宣揚部交通局助理。毛澤東除了給學生以學問上的滋養，還留意將他們引領到更寬敞的事業中，指給他們一條生活的道路。毛澤東愛惜學生，認為學校是冶鐵洪爐，學生即使是頑鐵，也是可以煉好的。假如要開除學生，必需取得全校師生員工的同意。1920年，附小第14班招收了一名叫鐘化鵬的插班生。鐘化鵬原來在湖南沅江縣立第一高小讀書，由于抗拒學校的惡劣風氣，頂撞了校長和訓育員，被縣知事開除。他來到附小求學，毛澤東很關切，經過考試和校務會議探討，接收為插班生。其次年畢業時，按規定插班生要向原來所在學校調索學年成果，但原校不給。毛澤東知道后，即以附小名義去函，從沅江高小調來了鐘化鵬的成果，并幫助他進入師范部，在第22班就讀。（參見孫海林等編著：《毛澤東早期教化實踐與教化思想概論》，56～58頁，長沙，中南高校出版社，2008。）毛澤東在附小的時間不長，但他在學校里有一個顯明的特色，即面對基層，重視基層，為基層的學子創建教化機會、供應發展道路。他敬重教化領域一個最重要的道理：人有出身，但心卻沒有，心靈通過學習而有屬于其自身的成長史。這些學生的基層閱歷，一經溶化到文化世界中去，便會開發出豐富的想象和堅決的意念。毛澤東的教化理念，與他個人的出身和學習經驗有關，更與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中總結出的“民眾大聯合”思想有關。就任主事前一年，毛澤東反省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好像是一種民眾的聯合，其實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系。我們雖贊成他們的主義，卻不曾活動。”毛澤東最終的志向是通過民眾的聯合找到“中華民族原有宏大的實力”（《毛澤東早期文稿》，355～359頁）。20世紀的中國要完成建設國家的任務，必需經過凝合成國家這一步驟，毛澤東式的政治話語就產生于這一背景之中。在后來的政治生涯中，毛澤東在軍事、文化各個方面極其重視民眾中蘊蓄和發揮出來的力氣，我們在毛澤東短暫的附小歲月中即可看到這一思想的縮影。新學校試驗毛澤東所處的那個時代，社會形勢改變一日千里，新的思想和觀念帶給人們新的想象與可能，假如不能把社會教化納入課堂教學中，教學必定是呆板無趣的。毛澤東借助語文課對學生進行啟發。許志行回憶說：“毛主席很重視語文這門課。他說，語文是特別重要的一門課，是學習其他各課的入門要徑。這門課學好了，腦子就靈了，思想就通了。但學這門課，不是簡單學得好的，非多讀多練、刻苦鉆研不行。”（孫海林等編著：《毛澤東早期教化實踐與教化思想概論》，57頁。）毛澤東激勵學生在這門熬煉思想品質的課上分析實際問題，形成對時代形勢的見解。他本人對時事有著深厚的愛好，積累了豐富的學問，練就了敏銳的眼光，在教學中擅長找尋素材、捕獲時機。他改革了國語教材，比如高小三年級的國語課就用收集的時文作教材，而不用當時流行的課本。這樣，學生就能在課堂上與老師一起讀到像李大釗的《今》這樣富有哲理的文章。毛澤東還曾把魯迅的《家鄉》、《我們怎樣做父親》介紹給學生閱讀和抄錄。毛澤東寫的《“湘人治湘”與“湘省自治”》也曾作為國語教材，印發給學生。毛澤東最喜愛讀報，他在辛亥年短暫的從軍生活中，就曾用大部分的餉銀訂閱了省內外幾種報紙，以此了解社會。他也向大家舉薦了這個好習慣，要求學生讀《湖南通俗報》，并且要人手一份。每天上課前，學校老師親自指導學生讀報紙上的新聞和評述文章。這份報紙當時正由他的摯友何叔衡主辦，涵蓋講演、世界新聞、國內新聞、本省新聞、新智識、小指責、社會調查、瑣碎話、諺語、兒歌、新字課等內容，文字淺顯生動，極富教益。毛澤東激勵學生讀和說的同時，還激勵大家常常練筆，每周寫一篇作文和一篇讀書心得，通過“寫”來表達自己的見解，增加“說”的條理，檢驗“讀”的效果。湖南軍閥趙恒惕迫害進步青年，毛澤東就激勵學生以此為題材寫文章，表達見解。讀時文，寫時事，學生在這一過程中既增加了學習的信念，也懂得了學習的責任。在國運的起伏中，20世紀初的中國青年以擔負民族責任的方式完成了最至少的現代政治啟蒙，學校與社會之間的那段“圍墻”消逝了，課堂的教與學總歸會延長到社會議題。毛澤東重視打通學校與社會的隔閡，使學習的過程始終能夠得到社會的滋養，保持活潑的朝氣，而學習的成果也就能夠回饋社會，不落于空談。他的這一思想由來已久，在《講堂錄》里曾記有這樣的話：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919年12月，毛澤東在設想他的新學校試驗時，認為學校現有的手工課雖然陶冶心思，但多是非生產性的，這就導致學生在學校所學，與社會之實際不相一樣，結果是學生不諳熟社會，社會亦嫌惡學生。毛澤東從通盤的社會改進的角度，強調學生尤其要通過接觸實際的生產生活以了解農村，因為學生多散布于農村，畢業后若能順當地進入農村發揮作用，特別有利于提高地方的治理水平。在擔當附小主事期間，他將這些思想付諸實踐。“一師”附小設置了園藝、畜牧、印刷等實習課，學生在課堂學習之外種菜、養殖，印制信紙、信封、作業本，既增進了對社會生產的了解，又提高了生活實力。毛澤東身體力行，與學生一起參與勞動，在勞動中師生密切無間，其樂融融。在毛澤東的大教化觀中，學校與家庭、社會是一個整體：“學生出學校入社會，若社會之分子無學問……則學生在學校所得之學問與之枘鑿，其結果亦只有兩途：或為所溶化，或與之分張。從來之柔懦奸邪，皆前一種之結果。從來之隱士，皆后一種之結果。”他進而提出：“但言改良學校教化，而不同時改良家庭與社會，所謂舉中而遺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毛澤東早期文稿》，409頁。）這些至今仍是具有生命力的教化理念。毛澤東的教學管理風格毛澤東用“世界是我們的”激勵大家親近社會，將世界作為個人成長的舞臺，樹立遠大的志向，具備寬廣的視野。“世界是我們的”，所以我們關切世界。一旦關切世界，就發覺世界超出學校的圍墻而屬于天下人。于是，“做事要大家來”就意味著要團結全部的人，而團結人就先要了解人，這須要個人具有大心量和大才智。古人說：“心小志大者，圣賢之倫也。”毛澤東的教化工作起于“大志”，但在入手處，特別強調從今時、此地的身邊事做起，從基層做起。毛澤東的教學風格淵源有自，出于他個人的學習風格。毛澤東特殊酷愛學習，即使在擔當主事期間也時常反省自己的學習，在任主事兩個月后，他曾在信中向蕭三談道：“我近覺得僅僅常識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學問無專精，兩年來為事所擾，學問未能用功，實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毛澤東年譜》上卷，73頁。）毛澤東還特殊擅長在實踐中學習。在任教小學三年前的暑假，毛澤東和在楚怡小學當教員的好友蕭子升以“乞丐”身份做了一次長途游歷。這是一次既艱苦又好玩的經驗，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從長沙到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他們行走于社會底層，路上遇到過老翰林、老同學、一般農戶、商人、政府官員、寺院方丈，在交談的過程中對社會各階層的狀況有了干脆的相識，收獲了特別難得的閱歷。出身基層的毛澤東對基層自然有感情，假如本此而去接觸基層還是個“愿不愿”的問題的話，那么，才智則表現在“能不能”的問題上。“愿不愿”還是針對自己而言，而“能不能”則要真心誠意地以更大的視界敏銳地察覺別人的所想所愿。“愿”與“能”相倚而成，或者說，“仁”與“智”合二為一。毛澤東就是通過接觸和了解民間基層而漸漸成就政治家氣象的。假如說毛澤東在課堂上對時務的重視、在課堂外對社會實踐的關注尚屬“事”的一面，他也同時用與“事”相應的“人”的品行感染和影響大家。毛澤東在政治上的勝利與他重視基層的特點分不開，這里面是一種現實的考量，但能夠接受和順應這一現實，則與毛澤東個人的心胸和性情極有關系。在毛澤東的教學和管理中，他打通學校內外，透露出極其樂于而且擅長做聯通上下的工作，讓大家體會到“世界是我們的”，從而進入“做事要大家來”的氛圍中。從毛澤東的大教化觀的視野中完全可以看到他此后事業的端倪。20世紀，人們的學問、觀念發生著改變，而在只能以“打”的方式實現天下公道的狀況下，“力”“勢”都要表達在“理”的范圍內，所以，重新收整人心是打天下的題中之義。毛澤東將要在一個更大的空間里完成一名準老師的任務，他面對的是對民、軍、政全方位的社會動員任務，他對軍事提出政治要求，加強士兵文化教化，就包含著一種讓“力”走上“理”的軌道的意思。讀毛澤東的著作，我們會讀到“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樣代表著中國共產黨人的虛心同時也是自信的話，我們會看到他在1929年為紅軍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中包括“士兵政治訓練問題”，他細致地寫明：啟發式；由近及遠；由淺入深；說話通俗化；說話要明白；說話要好玩味；以姿態助說話；后次復習前次的概念；要提綱；干部班要用探討式。（參見《毛澤東文集》第1卷，104～10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我們還會看到他在1939年這樣激勵邊區的小學教員：“你們是新人，都有新氣象，正像抗大、陜公的同學一樣。這種氣象是民族的新生，是革命的生動力氣，這是特別珍貴的。只要你們努力，在工作中學習，你們中間確定可以出尖子，出道理懂得多的人。你們是不是將恒久做小學教員呢？那也不是。你們辦學校，可以探討教化方法，可以創建道理，創建新的教化法，變成一個教化專家。”（《毛澤東論教化》，81～82頁，北京，人民教化出版社，2008。）細細品讀，我們會在毛澤東對干部、對戰士、對老師、對民眾的各種講話中找到那位附小主事、夜校老師的形象；當毛澤東對“新人”充溢期盼，樂于接受“導師”這一稱謂的時候，我們會將此聯系到毛澤東成長于其中的那種求改進、求啟蒙的新文化運動的氛圍。想到這些，我們會不會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