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子·大道上》全文譯解《尹文子》是一部先秦時期的重要著作，相傳由戰國時期的尹文及其弟子所著。尹文為稷下名家代表人物，與鄧析、公孫龍并稱為“名家三子”。該書今本僅一卷，分《大道》上下兩篇。其思想融合多家，以道家為基礎，提出“大道無形，稱器有名”，認為“道”是萬物本原。在名學方面，強調形名有別，探討名實關系，提出“形以定名”“以名定事”。政治上主張名法治國，“正名”是“法行于世”的關鍵，通過確立名分維護秩序，還推崇道家的無事而治，讓各行各業各盡其責。《尹文子》在思想史上影響深遠，對形名關系的探討推動了思辨哲學發展，其治國理念和名分觀念對后世政治有潛在影響。圖片【原文】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眾有必名，生于不稱，則群形自得其方圓。名主于方圓，則眾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借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譯文】大道是無形的，而具體的事物都有名稱。名稱是用來確定事物形態的，形態的正確性依賴于名稱的準確性，因此名稱不能有差錯。孔子說：“一定要正名啊！名不正，則言語不順。”大道本身沒有名稱，但具體事物必須有名稱，因為事物產生于無名的狀態，所以各種形態自然有其方圓。名稱主要用來區分事物的方圓，這樣各種名稱就能準確地指代它們所代表的事物。以大道治理天下，那么名、法、儒、墨等學說自然會廢棄。而用名、法、儒、墨等學說治理天下，則不能脫離大道。老子說：“道是萬物的奧秘，是善人的珍寶，也是不善人所依賴的。”不善人所依賴的道，是治理者所推崇的善人；而依賴名、法、儒、墨等學說的人，則被稱為不善人。善人與不善人之間的區別，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明顯，無需仔細考察就能看出。【解讀】這段話強調了“道”作為萬物本源的無形與超越性，指出具體事物通過名稱來界定和區分，而名稱的準確性對于事物的正確理解至關重要。同時，它批評了過分依賴名、法、儒、墨等具體學說來治理天下的做法，認為真正的治理應回歸到“道”的本源，超越具體的學說和名稱，達到一種自然而然的和諧狀態。善人與不善人的區別在于是否能夠順應“道”的規律，而不是依賴于外在的學說和名稱。【原文】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木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譯文】如果“道”不足以治理，就用“法”；“法”不足以治理，就用“術”；“術”不足以治理，就用“權”；“權”不足以治理，就用“勢”。當“勢”被運用時，就會回歸到“權”；“權”被運用時，就會回歸到“術”；“術”被運用時，就會回歸到“法”；“法”被運用時，就會回歸到“道”；“道”被運用時，就會達到“無為而自治”的境界。因此，事物發展到極致就會回歸原點，始終循環往復，無窮無盡。有形的物體必定有名稱，但有名稱的未必有形。有形而無名稱，并不影響其本質（如形狀、顏色等）。名稱不可不追尋，因為名稱用來檢驗事物的差異，所以名稱也用來規范事物的形態。形態決定名稱，名稱決定事務，事務又用來檢驗名稱。通過考察事物的本質，形名與事物之間的關系就不會隱藏其內在規律了。【解讀】這段話揭示了治理的層次性與循環性，強調從“道”到“勢”的逐級遞進，最終回歸“無為而治”的理想狀態。同時，它闡述了“形名關系”的重要性，認為名稱與事物形態相互依存，名稱不僅是事物的標識，更是規范與檢驗事物的工具。通過“形名相參”，可以揭示事物的本質與規律，從而實現有效的治理。【原文】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使群下得為，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后術可秘。勢可專。【譯文】名稱分為三類：一是“命物之名”，如“方圓”“白黑”，指具體事物的名稱；二是“毀譽之名”，如“善惡”“貴賤”，指評價性的名稱；三是“況謂之名”，如“賢愚”“愛憎”，指描述狀態或情感的名稱。法則分為四種：一是“不變之法”，如“君臣”“上下”，指社會等級與秩序；二是“齊俗之法”，如“能鄙”“同異”，指規范風俗與行為的法則；三是“治眾之法”，如“慶賞”“刑罰”，指治理民眾的獎懲手段；四是“平準之法”，如“律度”“權量”，指統一標準的法則。“術”是君主秘密運用的統治手段，臣下不可窺探；“勢”是制定法律的利器，臣下不可妄為。如果君主運用“術”卻讓臣下窺見，就不是高深的“術”；如果君主擁有“勢”卻讓臣下干預，就不是強大的“勢”。關鍵在于先正名分，使名分界限清晰、不相混淆，然后“術”才能隱秘，“勢”才能專斷。【解讀】這段話系統闡述了“名”“法”“術”“勢”四者的關系與作用，強調“正名分”是治理的核心。名稱分為三類，分別對應事物的本質、評價與狀態；法則分為四種，涵蓋社會秩序、風俗規范、治理手段與統一標準。“術”與“勢”則是君主專有的統治工具，強調隱秘性與專斷性。只有名分清晰，才能確保“術”與“勢”的有效運用，從而實現穩定的統治。【原文】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俱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譯文】“名”是用來命名“形”的，“形”則是與“名”相對應的。然而，“形”并不完全依賴于“名”來定義，“名”也不完全依賴于“形”來確立，因此“形”與“名”本質上是不同的，既不能混淆，也不能割裂。如果沒有名稱，大道就無法被表述；有了名稱，才能通過名稱來規范“形”。如今萬物存在，若不以名稱來規范，就會混亂；眾多名稱并列，若不以“形”來對應，就會產生偏差。因此，“形”與“名”的關系必須得到正確的處理。【解讀】這段話強調了“形”與“名”的相互依存與區別，指出名稱是規范事物形態的工具，而事物形態則是名稱的基礎。二者雖不同，但不可分割，也不能混淆。通過正名，可以避免混亂與偏差，從而實現對事物的清晰認知與有效管理。這體現了“形名相參”的思想，即通過名稱與形態的對應關系，揭示事物的本質與規律。【原文】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圣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兇愚，命惡者也。今即圣賢仁智之名，以求圣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兇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譯文】好的名稱用來命名善的事物，壞的名稱用來命名惡的事物。因此，善有善名，惡有惡名。圣賢、仁愛、智慧屬于善的名稱；頑劣、兇惡、愚昧屬于惡的名稱。如今，即使以圣賢、仁愛、智慧的名稱去追求其實質，也未必能完全把握；同樣，以頑劣、兇惡、愚昧的名稱去對應其實質，也未必能完全涵蓋。即便如此，只要善惡的名稱能夠明確區分，即使不能完全涵蓋事物的實質，也不必擔心產生偏差。所以說，名稱不可不加以辨析。【解讀】這段話強調了名稱與實質的關系，指出名稱是區分善惡的工具，但名稱并不能完全涵蓋事物的實質。盡管如此，只要名稱能夠明確區分善惡，就能避免認知上的偏差。因此，辨析名稱的重要性在于通過明確的命名來規范認知與行為，從而減少混亂與誤解。這體現了“正名”思想的核心，即通過名稱的規范來實現對事物的清晰理解與有效管理。【原文】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為親疏，名善惡為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譯文】名稱的作用是什么？是用來區分彼此、檢驗虛實的。從古至今，凡是正確運用名稱的就能成功，錯誤運用名稱的就會失敗。失敗的原因在于名分混淆，成功的原因在于名分清晰。如今，親近賢能而疏遠不肖，獎賞善行而懲罰惡行，賢能與不肖、善與惡的名稱應當歸于客觀事物，而親近疏遠、獎賞懲罰的稱謂應當歸于主觀判斷。主觀的“我”與客觀的“彼”又形成一個新的名稱，這是名稱的明晰運用。如果將賢能與不肖的名稱等同于親近疏遠，將善惡的名稱等同于獎賞懲罰，混淆了“彼”與“我”的界限而不加以區分，這就是名稱的混淆。所以說，名稱的運用不可不加以審察。【解讀】這段話進一步闡述了名稱的作用，強調名稱是區分主客觀、檢驗虛實的關鍵工具。成功在于名分清晰，失敗在于名分混淆。尹文子以“親賢疏不肖”“賞善罰惡”為例，說明名稱應明確區分客觀事實（彼）與主觀判斷（我），避免將二者混為一談。只有通過審察名稱，才能實現名實相符，避免認知與行為的偏差。這體現了“正名”思想的核心，即通過名稱的明晰運用來規范社會秩序與治理實踐。【原文】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于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于人也，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譯文】有人說：“好牛。”又說：“不可不加以審察。”“好”是事物的通用評價，“牛”是事物的具體形態。將通用評價與具體形態結合，是無法窮盡的。如果再說“好馬”，那么“好”又與“馬”相連；可見“好”是通用的，沒有固定對象。如果再說“好人”，那么“好”又與“人”相連；但“好”并不等同于“人”，“人”也不等同于“好”。因此，“好牛”“好馬”“好人”這些名稱自然就區分開了。所以說，名分不可混淆。【解讀】這段話通過“好牛”“好馬”“好人”的例子，說明通用評價（如“好”）與具體事物（如“牛”“馬”“人”）之間的關系。尹文子指出，“好”是通用的評價，可以應用于不同事物，但它并不等同于具體事物本身。名稱的明晰性在于區分通用評價與具體形態，避免混淆。只有明確名分，才能正確理解事物的本質與屬性，從而避免認知上的混亂與偏差。這進一步強調了“正名”的重要性，即通過名稱的清晰界定來實現對事物的準確理解與有效管理。【原文】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為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辯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于一，百度皆準于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譯文】五色、五聲、五臭、五味，這四類事物自然存在于天地之間，并非為人所設，但人必然會使用它們。每個人終其一生都有自己的好惡，卻未必能辨明它們的名分。名稱應當歸于客觀事物（彼），而好惡應當歸于主觀判斷（我）。比如，我喜歡白色而厭惡黑色，偏好商音而舍棄徵音，喜歡膻味而厭惡焦味，嗜好甜味而排斥苦味。白、黑，商、徵，膻、焦，甜、苦，這些是客觀事物的名稱；愛、憎，韻、舍，好、惡，嗜、逆，這些是主觀判斷的分屬。明確了這種名分關系，萬事就不會混亂。因此，人們用尺度衡量長短，用容器計量多少，用秤平衡輕重，用音律調節清濁，用名稱檢驗虛實，用法度判定治亂，用簡易治理繁雜，用平易駕馭險難，使萬事歸于統一，百事皆以法度為準則。歸于統一，是簡化的極致；以法度為準則，是平易的極致。這樣一來，即使是愚鈍、奸詐、耳聾、目盲之人，也能與聰慧明智者共同治理天下。【解讀】這段話通過五色、五聲、五臭、五味等自然現象，闡明了“名”與“分”的關系：名稱屬于客觀事物，好惡屬于主觀判斷。尹文子強調，只有明確區分名分，才能避免混亂，實現有效的治理。通過尺度、容器、秤、音律等工具，人們可以衡量事物的屬性；通過名稱、法度、簡易、平易的原則，可以規范認知與行為。最終，萬事歸于統一，百事以法度為準則，即使是能力有限的人也能參與治理。這體現了“正名”與“法治”思想的結合，強調通過明晰的名分與統一的法度，實現社會的秩序與和諧。【原文】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于一人，則賢圣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后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茍有不兼，于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工商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于治者，君于弗言；有能而無益于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千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于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于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于事，而不能不為。故所言者，極于儒墨是非之辯；所為者，極于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譯文】天下萬事不可能由一人全部掌握，如果要求一人具備所有的能力，即使是圣賢也難以做到。假設一個人能處理天下所有事務，能協調前后左右的關系，把握遠近快慢的節奏，也必然會有無法兼顧的地方。如果有無法兼顧的地方，治理就會出現缺陷。要實現全面治理而無缺陷，必須使大小事務各得其所，農、工、商、仕各安其業。老農、長商、熟練工匠、資深官員各司其職，那么居于上位的人還需要做什么呢？因此，君子不會談論那些雖有理卻無益于治理的言論，也不會做那些雖有能力卻無益于事務的行為。君子并非喜歡多言，而是因為有益于治理，不得不言；君子并非喜歡多行，而是因為有益于事務，不得不為。所以，君子所言不超出名法權術的范圍，所行不超出農耕、軍陣的領域，專注于實際事務而已。因此，明智的君主不會追求治理之外的道理，而小人卻必定談論事務之外的能力。小人也知道自己的言論有損于治理，卻不能不談；小人也知道自己的行為有損于事務，卻不能不為之。因此，小人所談論的，無非是儒墨是非的爭辯；所做的，無非是固執、虛偽、偏激的行為，只是為了追求名聲而已。所以，明智的君主會誅殺這樣的人。【解讀】這段話強調了治理的務實性與分工的重要性。尹文子指出，天下事務繁雜，不可能由一人全盤掌握，必須依靠各司其職、分工協作。君子專注于名法權術與農耕軍陣等實際事務，避免空談與無益的行為。而小人則熱衷于爭辯與虛名，損害治理的實效。因此，明智的君主會摒棄小人的空談與偏激行為，專注于實際事務，確保治理的有效性與社會的穩定。這體現了務實治理的思想，強調名實相符與分工協作的重要性。【原文】古語曰：不知，無害于君子；知之，無損于小人。工匠不能，無害于巧；君子不知，無害于治。此信矣。【譯文】古語說：“不知道，對君子并無妨礙；知道了，對小人也無益處。工匠沒有某種技能，并不妨礙其精巧；君子不知道某些事情，并不妨礙其治理。”這是確實可信的。【解讀】這段話強調了知識與能力的局限性，指出君子不必無所不知，工匠也不必無所不能。君子的價值在于治理的實際效果，而非知識的廣博；工匠的價值在于技藝的精巧，而非技能的全面。尹文子通過這一觀點，進一步闡明了務實治理的思想，即專注于核心能力與實際效用，而非追求表面的全知全能。這體現了對名實關系的深刻理解，強調名分與實際能力的匹配，避免因過度追求虛名而偏離治理的本質。【原文】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圣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放出群，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圣人任道以夷其險，文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譯文】行善，卻使他人無法效仿，這只是獨善；展現巧技，卻使他人無法學習，這只是獨巧，并未達到善與巧的真正境界。行善，應與眾人共同實踐；展現巧技，應與眾人共同掌握，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圣人之治的可貴之處，不在于其獨自治理，而在于能與眾人共同治理；工匠巧技的可貴之處，不在于其獨自精巧，而在于能與眾人共同精巧。如今的人，行為追求獨顯賢能，做事追求獨攬能力，辯才力求超群，勇力力求絕眾。然而，獨行的賢能不足以成就教化，獨攬的事務不足以周全實務，超群的辯才無法說服所有人，絕眾的勇力無法勝任征戰。這四種行為，正是混亂產生的根源。因此，圣人依靠道來化解險阻，依靠文法來理順差異，使賢者與愚者不相拋棄，能者與鄙者不相遺棄。能者與鄙者不相遺棄，則能者與鄙者可以共同成就功業；賢者與愚者不相拋棄，則賢者與愚者可以共同謀劃。這才是至高的治理之術。【解讀】這段話批判了獨善獨巧的行為，強調善與巧的真正價值在于與眾人共享與實踐。尹文子指出，圣人治理的可貴之處在于與眾人共治，工匠巧技的可貴之處在于與眾人共巧。獨顯賢能、獨攬能力、超群辯才、絕眾勇力，不僅無法成就教化與實務，反而會成為混亂的根源。因此，圣人通過道與文法化解差異，使賢愚能鄙各盡其用，共同成就功業與謀劃。這體現了“共治”與“共享”的思想，強調治理的核心在于協作與包容，而非個人的獨斷與孤立。【原文】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無心。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譯文】名稱確定，則事物不會爭競；名分明確，則私欲無法橫行。事物不爭競，并非因為沒有競爭之心，而是因為名稱確定，所以無從施展其心；私欲無法橫行，并非因為沒有欲望，而是因為名分明確，所以無從施展其欲。然而，競爭之心與私欲人人皆有，卻能通過名分的規范達到無爭無欲的境界。使人心無欲，是因為有道的制約。【解讀】這段話通過“名定”與“分明”闡述了名分對人心與行為的規范作用。尹文子指出，名稱的確定與名分的明確可以抑制競爭之心與私欲的泛濫，并非消除這些心理，而是通過制度與規范使其無從施展。最終，通過“道”的制約，人們可以達到無爭無欲的境界。這體現了“正名”與“法治”思想的結合，強調通過明確的制度與規范，引導人心向善，實現社會的秩序與和諧。【原文】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游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游于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于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譯文】田駢說：“天下的士人，沒有人愿意待在家中，侍奉妻子兒女，而一定要游歷諸侯的朝廷，是因為利益的驅使。”游歷諸侯朝廷的人，都立志成為卿大夫，而不覬覦諸侯之位，是因為名分的限制。彭蒙說：“野外的雉雞和兔子，眾人爭相追逐，是因為名分未定；市場上的雞和豬，卻無人爭奪，是因為名分已定。”過度追求物質，則仁智之人也會屈服；名分確定，則貪婪鄙陋之人也不會爭搶。【解讀】這段話通過田駢與彭蒙的言論，闡明了名分對行為與欲望的規范作用。田駢指出，士人游歷諸侯朝廷是為了追求利益，但名分限制了他們的野心，使其只求卿大夫之位而非諸侯之位。彭蒙則以雉兔與雞豕為例，說明名分未定時人們會爭搶，名分已定時則不會爭奪。尹文子進一步指出，名分確定可以抑制貪婪與爭競，使社會秩序得以維持。這體現了“正名”思想的核心，即通過明確的名分規范行為，減少混亂與沖突，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原文】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正；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著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譯文】圓形的物體轉動，并非因為它能轉動而轉動，而是不得不轉動；方形的物體靜止，并非因為它能靜止而靜止，而是不得不靜止。因為圓形物體自身的特性使其無法靜止，方形物體自身的特性使其無法轉動，何必擔心事物失去其本分呢？因此，因賢者有用，所以不得不任用；因愚者無用，所以不得不棄用。用與不用，并非由我決定，而是根據他們自身的可用與不可用，從而自然實現其作用，何必擔心事物的混亂呢？【解讀】這段話通過圓形與方形的比喻，說明事物的特性決定了其行為與作用。尹文子指出，賢者與愚者的用與不用，并非由主觀意志決定，而是由其自身的能力與特性決定。只要順應事物的本性與規律，就能自然實現其作用，避免混亂。這體現了“因勢利導”的思想，強調治理應順應事物的本質，而非強行干預。【原文】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丑非能丑而丑。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丑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丑，此為得之道也。道行于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法行于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茍違于人，俗所不與；茍忮于眾，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為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譯文】事物都不能自我成就，不能自知其本質。智者并非因為能智而智，愚者并非因為能愚而愚；美者并非因為能美而美，丑者并非因為能丑而丑。既然事物不能自我成就，不能自知其本質，那么智與美又有什么可貴的？愚與丑又有什么可賤的？因此，智者不能夸耀愚者，美者不能嘲笑丑者，這才是真正的“得道”。道行于世間，貧賤者不會怨恨，富貴者不會驕橫，愚弱者不會畏懼，智勇者不會欺凌，這是因為名分已定。法行于世間，貧賤者不敢怨恨富貴者，富貴者不敢欺凌貧賤者，愚弱者不敢覬覦智勇者，智勇者不敢鄙視愚弱者，這是法的作用，但法不及道。世人所共同推崇的，稱為“俗”；世人所共同使用的，稱為“物”。如果違背了人的本性，世俗不會認同；如果與眾人相逆，世俗會共同排斥。因此，人心雖各異，但行為卻趨于一致；喜好雖不同，但資源的使用卻必然相同，這是世俗的齊同與事物的修飾。所以，齊同不可不慎，修飾不可不擇。【解讀】這段話通過“道”與“法”的對比，闡明了名分與規范對社會秩序的作用。尹文子指出，事物的本質并非自我決定，智愚美丑也無貴賤之分，真正的“得道”在于順應自然，不夸耀、不嘲笑。道行于世時，名分已定，社會自然和諧；法行于世時，雖能約束行為，但不及道的境界。世俗的齊同與事物的修飾雖能統一行為與資源使用，但也需謹慎選擇，避免違背人性與自然規律。這體現了“道法結合”的思想，強調治理應順應自然與人性，同時通過規范實現秩序。【原文】昔齊桓公好衣紫，闔境不鬻異彩；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茍，必為治以矯之；物茍溢，必立制以檢之。累于俗、飾于物者，不可與為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句踐謀報吳，欲人士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譯文】從前，齊桓公喜歡穿紫色衣服，于是全國都不賣其他顏色的布料；楚莊王喜愛細腰，于是全國的人都餓得面黃肌瘦。上位者的喜好是引導下位者的關鍵，也是治亂的根本原因。因此，如果風俗敗壞，必須通過治理來糾正；如果物質過度泛濫，必須建立制度來約束。那些被世俗拖累、被物質迷惑的人，無法參與治理。從前，晉國苦于奢侈，晉文公用節儉來糾正，于是自己不穿雙層絲綢，不吃兩種肉食；沒過多久，全國人都穿粗布衣服，吃糙米飯。越王勾踐謀劃報復吳國，想要激勵士兵的勇氣，路上遇到一只憤怒的青蛙，便扶軾致敬；幾年后，百姓無論長幼，面對敵人時，即使赴湯蹈火也不退縮。居于上位者的艱難，由此可見一斑。【解讀】這段話通過齊桓公、楚莊王、晉文公和越王勾踐的例子，說明上位者的行為對下位者的深遠影響。尹文子指出，風俗的敗壞與物質的泛濫需要通過治理與制度來糾正，而上位者的表率作用至關重要。晉文公用節儉糾正奢侈，越王勾踐用行動激勵勇氣，都體現了上位者的示范作用對社會風氣的塑造。這強調了“上行下效”的道理，說明治理的核心在于上位者的自律與引導，以及通過制度規范來實現社會的秩序與和諧。注：“路逢怒蛙”是出自《韓非子·內儲說上》的一個典故，用來比喻上位者的行為對下位者的深遠影響。這個典故的具體背景是越王勾踐為了復仇吳國，采取了一系列激勵士氣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路逢怒蛙而軾之”。越王勾踐在謀劃報復吳國時，為了激勵士兵的勇氣，采取了非常獨特的方式。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只憤怒的青蛙（“怒蛙”），青蛙鼓起肚子，表現出一種勇敢無畏的姿態。勾踐看到后，立即下車向青蛙致敬（“軾之”，軾是古代車前的橫木，這里表示下車行禮）。他的隨從不解，問他為什么要對一只青蛙行禮。勾踐解釋說，這只青蛙雖然弱小，但它敢于表現出憤怒和勇氣，這種精神值得尊敬。勾踐通過這一行為，向全國傳遞了一個信號：即使是微小的生物，只要表現出勇敢的精神，就值得尊重。這種態度激勵了越國的士兵和百姓，幾年之后，越國的百姓無論長幼，面對敵人時都表現出極大的勇氣，甚至愿意赴湯蹈火，不畏生死。【原文】圣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續于賢愚，不系千禮樂。是圣人之術，與圣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譯文】圣王深知民情容易波動，因此制作音樂來調和民心，制定禮儀來節制行為。在下位者不得放縱私欲，所以禮樂得以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逐漸消退；私欲消退，則無論遇到賢者還是愚者，治理效果都相同。如果遇到賢者則國家得治，遇到愚者則國家混亂，那么治亂就取決于賢愚，而與禮樂無關。這樣一來，圣人的治國之術會隨著圣主的去世而消失；治世之法也會隨著時代的更替而被廢棄，導致亂世多而治世少。亂世多而治世少，則賢者不再被看重，愚者也不再被輕視。【解讀】這段話強調了禮樂制度對治理的重要性。尹文子指出，圣王通過禮樂調和民心、節制私欲，使治理不依賴于個人的賢愚，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如果治亂完全取決于賢愚，那么圣人的治國之術將難以傳承，治世之法也會隨時代更替而失效，導致亂世多于治世。因此，禮樂制度的核心在于通過規范與教化，使社會秩序不依賴于個人能力，從而實現長治久安。這體現了“制度優先”的思想，強調治理的根本在于建立穩定的制度，而非依賴個人的賢能。【原文】處名位雖不肖下愚，物不疏已。親疏親乎勢利，不系于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為天理，以為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眾，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乃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譯文】即使身處名位的是不賢德的愚鈍之人，他們也不會被外物疏遠。親疏關系取決于權勢利益，而不取決于個人的賢愚或仁德。我不敢將此視為天理，只認為是社會現實的自然狀態。如今天下間，不賢者眾多，仁德賢能者稀少。趨利之心在不賢者中尤為強烈，而廉恥之心在仁賢者中更為突出。若用禮義招攬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中無一；若以名利招攬不賢者，所得不賢者遍地皆是。因此說：禮義能成就君子，但君子未必需要禮義；名利能約束小人，但小人不能沒有名利。【解讀】這段話是批判社會現實中權勢利益主導人際關系的現象，揭示人性中趨利避害的本質。尹文子指出，禮義雖能培養君子，但君子本身未必依賴禮義行事；而治理小人則必須利用名利，因為小人本性難改。這種對人性與社會規則的冷靜觀察，既承認道德理想的局限，也強調現實治理需因勢利導，體現了戰國時期法家與道家思想的融合。其觀點融合了黃老學派“道法自然”與法家“以名稽虛實”的實踐主張，反映了稷下學宮兼容并蓄的學術特色。【原文】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科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務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仁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饑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為人臣矣。【譯文】慶賞刑罰，是君主的事務；恪守職責、發揮才能，是臣子的本分。君主考核功績、升降職位，因此有慶賞刑罰；臣子致力于謹慎履職，因此有恪守職責、發揮才能。君主不可干預臣子的本分，臣子不可侵犯君主的事務。上下互不侵擾，稱為“名正”，名正則法順，從而區分萬物、使天下秩序井然。遇到侮辱而不覺恥辱，受到推崇而不驕傲，禁止暴行、平息戰爭，解救世間的爭斗。這是仁君的德行，可以成為君主。恪守職責、安守本分而不亂，謹慎履職而無私，無論饑飽都一心為國，無論毀譽都同樣思慮，受賞時不驕縱，受罰時不怨恨。這是臣子的節操，可以成為人臣。【解讀】這段話通過“君”與“臣”的職責劃分，闡明了“名正法順”的重要性。尹文子指出，君主與臣子各有其職，上下互不侵擾，才能實現名正法順，使萬物各得其所、天下秩序井然。仁君以德行治國，禁暴止爭；臣子以節操履職，無私無怨。這體現了“名分”與“職責”的核心思想，強調上下各司其職、互不越界，是實現社會秩序與和諧的基礎。【原文】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譯文】世上有因名而得實的情況，也有因名而失實的情況。齊宣王喜歡射箭，喜歡別人說自己能拉強弓，實際上他用的弓不過三石力，卻拿來給左右侍從看，左右侍從都拉弓試力，拉到一半就停下來，都說：“這弓不下九石力，除了大王，誰能拉得動？”宣王因此很高興。然而，宣王用的弓不過三石力，卻終身自以為能拉九石力。三石力是實，九石力是名。宣王因喜好虛名而失去了真實。【解讀】這段話通過齊宣王的例子，揭示了“名”與“實”的關系。尹文子指出，追求虛名可能導致失去真實，齊宣王因左右侍從的奉承而誤以為自己能拉九石力的弓，實際上只能拉三石力。這體現了“名實不符”的危害，強調名分應與實際相符，否則會導致認知偏差與行為失誤。這進一步強調了“正名”的重要性，即通過名實相符來實現對事物的準確理解與有效管理。【原文】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丑惡，丑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后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于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丑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其實矣。【譯文】齊國有一位黃公，喜歡謙卑。他有兩個女兒，都是國色天香，但因為她們太美，黃公常常用謙辭貶低她們，說她們丑陋，于是“丑陋”的名聲遠播，過了適婚年齡，全國無人來聘娶。衛國有一個鰥夫，當時貿然娶了其中一個女兒，發現她果然是國色天香，于是說：“黃公喜歡謙卑，所以貶低自己的女兒，說她們不美。”于是人們爭相以禮相待，發現她們確實是國色天香。國色天香是實，“丑陋”是名。這是違背虛名而得到了真實。【解讀】這段話通過黃公的例子，揭示了“名”與“實”的背離。黃公因過度謙卑而貶低女兒的美貌，導致她們因“丑陋”的虛名而無人問津，直到有人發現真相，才得以正名。尹文子借此說明，虛名可能掩蓋真實，但真實終會顯現。這體現了“名實相符”的重要性，強調名分應與實際一致，否則會導致誤解與不公。同時，也提醒人們不要被虛名所迷惑，應追求真實的價值。【原文】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感其欲獻于已，召而厚賜之，過于買鳥之金十倍。【譯文】楚國有個挑著山雉的人，路人問他：“這是什么鳥？”挑山雉的人騙他說：“這是鳳凰。”路人說：“我聽說過鳳凰，今天終于見到了。你賣嗎？”挑山雉的人說：“賣。”路人出價十金，挑山雉的人不賣；路人請求加倍，才賣給了他。路人想將“鳳凰”獻給楚王，但過了一夜，鳥死了。路人顧不上心疼錢，只遺憾沒能獻給楚王。國人紛紛傳言，都以為那是真鳳凰，覺得珍貴，想獻給楚王，于是消息傳到楚王耳中。楚王被路人想獻鳳凰的心意感動，召見他并厚厚賞賜，賞金超過買鳥的十倍。【解讀】這段話通過“山雉冒充鳳凰”的故事，揭示了虛名與真實的關系。挑山雉的人用虛名欺騙路人，路人因迷信“鳳凰”的名聲而高價購買，最終雖未獻成，卻因虛名獲得厚賞。尹文子借此說明，虛名可能掩蓋真實，甚至帶來意外的好處，但也可能導致誤解與浪費。這體現了“名實不符”的危害，提醒人們不要被虛名迷惑，應注重事物的真實價值。【原文】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一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于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征，遄棄，殃可銷。”于是遽而弁于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玉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譯文】魏國有個農夫在田野耕作時，發現了一塊直徑一尺的寶玉，但他不知道這是玉，便告訴了鄰居。鄰居暗中想占有這塊玉，對他說：“這是塊怪石，留著對家里不利，不如放回原處。”農夫雖然懷疑，但還是把玉帶回家，放在屋檐下。當晚，玉發出光芒，照亮了整個房間，農夫一家非常害怕，又去告訴鄰居。鄰居說：“這是怪異的征兆，趕緊扔掉，災禍才能消除。”于是農夫急忙把玉扔到了遠處的荒野。鄰居不久后偷偷把玉撿走，獻給了魏王。魏王召來玉工鑒定，玉工一看到玉，立刻拜了兩拜，站起來說：“恭喜大王得到這件天下至寶，我從未見過這樣的玉！”魏王問玉的價值，玉工說：“這塊玉無價，即使用五座城池也只能看一眼。”魏王立刻賞賜獻玉的鄰居千金，并讓他長期享受上大夫的俸祿。【解讀】這段話通過“農夫得玉”的故事，揭示了名實關系與人性貪婪。農夫因不識寶玉而輕信鄰居的謊言，鄰居則利用虛名與欺騙占有了寶玉，最終因獻玉獲得厚賞。尹文子借此說明，虛名與欺騙可能掩蓋真實價值，甚至帶來不義之財，但也暴露了人性的貪婪與不公。這體現了“名實不符”的危害，提醒人們應注重事物的真實價值，避免被虛名與欺騙所迷惑。【原文】幾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下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譯文】天下萬事萬物，皆有是非對錯，我不敢妄加歪曲。對的通常是對的，錯的通常是錯的，這也是我所相信的。然而，對的雖然通常是對的，但有時卻不被采用；錯的雖然通常是錯的，但有時卻必須實行。因此，采用對的卻可能失敗，實行錯的卻可能成功。是非的道理雖然不同，但興衰交替，反而為我所用，那么是非究竟在哪里呢？【解讀】這段話探討了“是非”的相對性與復雜性。尹文子指出，雖然是非對錯有其普遍標準，但在實際運用中，對的未必被采用，錯的未必被摒棄，甚至有時實行錯的反而成功，采用對的卻失敗。這說明是非并非絕對，而是隨著情境與時機變化而變化。關鍵在于靈活運用是非之理，適應實際需求，而非拘泥于固定的標準。這體現了對“是非”的辯證思考，強調實踐中的靈活性與變通性。【原文】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于泓，公子目夷曰：“楚眾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國之余，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譯文】觀察堯、舜、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