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歲月的三封公開信導語：祝勇致歲月的三封，讓小編重新正視生命。介紹給大家，希望對大家有所啟發。

第一封信世界的邊緣，正是我的中心歲月：你好!一直想給你寫信，但不知道這封信要從哪里寄，反正郵局不收。都說歲月是無盡的，但至少對我來說，歲月是有盡的。站在六百年的故宮、兩千年的秦皇陵，乃至億萬斯年的青藏高原，我一眼就看見了生命的短促。25歲時見到黃永玉、高莽、劉心武，他們用不同的口音說著相同的話：“你真年輕。”如今45歲，見到他們，還是這句話，因為他們已經分別過了90歲、80歲和70歲。我知道他們的年歲永遠讓我望塵莫及，他們的年齡讓我安全，我不想長得太著急。歸根結底，生命中的重大事件，都需要一個人自己去承受和面對，猶如對于父親，無論我怎樣愛他，也無法幫助他克服疾病，無法在死神面前，讓他多停留一秒。每個人都在尋找著自己的面對方式。十多年前，出于對外部世界的向往，我遞交了一封，與單位訣別了。世界上的路很多，唯有在單位里，我一眼就能望見自己的盡頭——從那些一輩子糾纏爭斗、又一輩子無所成就的人身上，我已經清晰地預見了自己的未來。我要跟這樣的未來說再見，去開辟另外一種未來，盡管那種未來還一直保留著神秘感，難以琢磨。那時全憑一腔熱情，似乎要以這樣的方式對沉悶的現實生活做出抵抗，盡管抵抗得無聲無息，也沒人看得見。然而，我卻時常為自己的旅程陶醉，每到一個村落、一座小鎮，看到炊煙升起，看到老人戴著老花鏡坐在竹椅里看報紙，孩子在弄堂里奔跑，內心都會異常地動情。我就這樣，瞎子摸象一般，在大地上爬行摸索。說是在現實中逃竄也好，說是向著理想沖鋒也好，總之自己的生命，好像隨著空間的拓展而得以延長，我的寫作也不知不覺地變化著，像個海綿，自如地膨脹和舒展。我懵懵懂懂地闖進了藏地，去丹巴美人谷，去昌都，去藏北草原，去喜馬拉雅山下的村莊，在那里，住下。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定結鄉，不在前往珠穆朗瑪峰的旅游線路上，路途遙遠，也很少有外人進來。這里沒有自來水，去河邊取水，要走出很遠，回來倒在桶里，聽河水的珠串跌落在桶里，感覺那聲音無比美妙。出于對水的珍惜，我可以一個星期不刷牙，臉曬得像黑炭，目光卻日益明媚，笑聲也日益響亮。也有不可預知的風險——在四川藏地，向雅拉雪山挺進的時候，是2005年的盛夏。出發的時候，我只穿著一件單薄的戶外服，然而當我走進草原的腹地，一場漫天大雪卻不期而至，能見度只有幾米。風雪中我迷失方向，我知道自己會被凍死。但感謝上天好生之德，幾乎在生命的極限，奇跡發生了，我看見了牦牛，先是一只，接下來出現在第二只、第三只。我知道，有牧民就在附近。果然，在牦牛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一只黑色的帳篷，有祖孫三代，正在里面烤火。恍惚中，年輕的藏族姑娘卡初，猶如神山派來的仙女，為我端來熱騰騰的奶茶。年輕時代，很傻很天真，也正因其如此，那終將逝去的青春才值得懷戀。青春是那么的單純，盛不下老謀深算的利害計較，就像寫作這事一樣。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許多年過去，自己會娶一個藏族的女兒。初遇康珠的時候，我并不知道她是丹巴人，或許，這正是上蒼冥冥中的安排吧。我的人生從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你不再是一個想象中的世界，而變成了真實的生活。糌粑、酥油茶、風干肉，我發現自己的味覺與藏人是那么的吻合。和全家人一起，再去布達拉宮的時候，我已經不再是一個來自大城市的觀光客，而是一個來自藏地的朝拜者。去哲蚌寺掛經幡，也成為這個家庭必做的功課。我慶幸自己成了藏地的一部分。這塊古老而神秘的土地，竟然如此真切地成了我的日常生活，它改變了我，讓我在那遙遠的地方，開始了死心塌地的生活。我對康珠說，在我歲月的盡頭，無須在城市里爭購一塊價值連城的墓地，只要把骨灰埋在丹巴的山上，埋在一棵梨樹的下面就可以了。每當春天到來，梨花盛開的造型，就是我的紀念碑。祝勇頓首第二封信寂寞而誠實的生活歲月：你好!自從上次交談之后，我覺得很多話沒有說完，于是又給你寫了這封信。現在說說奔走以外的事情。那時，我的大部分時間基本宅在家中，與眾人分割，燃一炷香，看那青煙裊裊地上升，我的思緒，卻在紛攘之外悠悠地沉落。但寫作并沒有把我與世界分離開來，而是讓我與它離得更近了。它甚至讓我融入了世界，成為它最機敏的那一部分。在文字中，我重回走過的道路。無論作品好或者不好，我相信每一個字都是一個寫作者成長的必經之路，猶如所有的呼喊與細雨、喧囂與騷動，都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哪一個新生兒，不是帶著血污開始第一聲啼哭的?哪一個生命，不是穿著開襠褲長大的?我們無法像剔掉肥肉那樣準確無誤地將自己生命中的幼稚時光剔除出去，既然如此，就不如坦然地接受和面對。我相信每個人的今天，都是由無數個規格各異、品質不同的往日共同奠定的。有多少寫作者，都在這個過程中掉隊了。這讓我想起中國的家長們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我想說，“孩子們的確沒有輸在起跑線上，但都輸在終點了。”家長們只教會了孩子搶得先機，他們忘記了，比起點更重要的，是天長地久的堅持。但每當我回到自己的書房，打開電腦，所有的怨懟就無影無蹤了，就像對一個深愛的女人，每一次生氣、爭吵，最終只能增加自己的愛。我發現自己仍然是那樣深愛著寫作，從來都沒有變節。哪怕是一瞬間的動搖，都讓我深感羞愧。我相信，只要愛著，就有意義。譬如一位棋手，即使成為棋王的概率微乎其微，他對下棋的熱情也絲毫不會減損。因為他不是愛棋王，而是愛下棋。我是A型血，有人判斷這種血型的人喜歡拋頭露面、出人頭地。但我認為該結論有失武斷，至少我就是一個鮮明的反例——我不愿出現在眾目睽睽之下，而是更愿意“潛伏”起來，“潛伏”在人們視線以外。也許是因為我膽小，見不得大世面，但唯其如此，才能讓我感到輕松、坦然和自由。我不愿做“明星”——當然根據酸葡萄定理，這首先是因為做不成，但更重要的原因卻是我做不起——做名人的代價過于昂貴了，以至于要犧牲一個正常人的生活，比如在外面吃個油餅都要受人關注，上個廁所也被狗仔隊跟蹤追擊。我樂于把一些看不慣的人和事罵得狗血噴頭而不必擔心成為媒體的負面焦點，更不用擔心自己的親人成為八卦的核心。寫《麥田里的守望者》的塞林格，是我最喜愛的作家之一。喜愛的原因，不僅是因為他寫出一部偉大的著作，而且喜歡他的寫作方式——他幾乎是一個隱居者。這位在紐約公園大道長大的城市人，自從1952年開始，就辭別紐約，在紐約以北240英里的科尼什村住下來。他的傳記作者斯拉文斯基說：“這座村落幾乎不為外人所知。村里既沒有中心或人來人往的活動場所，又沒有商業區和工業區。”他選擇此地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不被外人發現”。他真的像一個通緝犯一樣悄悄潛伏下來，除了偶爾到小鎮上購物，幾乎從不露面，大部分時間躲在山上的房子里寫作和沉思。菲力普·羅思，繼馬拉默德、辛格和索爾·貝婁之后的又一位美國猶太文學巨擘，他的寫作方式是這樣的：他與妻子定居在坎貝爾斯維爾鄉下，在樹林里建起一個寫作間。每天早上，他與妻子共進早餐，然后步行走進樹林，在寫作間里，從上午10點左右一直寫到晚餐時間，再步行返回住處，與妻子共進晚餐。還有澳大利亞作家、詩人羅·霍爾，在海邊找到一個寫作之所，周圍數里之內只有野生動物相伴，他每天在海浪的伴奏下，伴著搖曳的燭光寫作，直到深夜。有人說這很浪漫，給我一個老婆，我也會去。問題是：你去了干什么?你是要老婆，還是要寫作?要知道，這種恒定的寫作生活，不是度假，而是一種艱難的修行，除非深愛，不能為之。好在我所求不多，想到最后，只有一支筆(或一臺電腦)、一個可以安靜寫作的房間是不能缺少的，其他都非必需。甚至連房子也可以省略，因為我已經習慣于在旅途中寫作。那一年在丹巴，坐在藏族民居的屋頂平臺上，面對雪山寫作，看雪山陰影一點點的變化，已經成為我最難忘的寫作經歷。有時我會想起寺廟里描繪壁畫的僧人，在洞窟里，看不到日落月升，只是手擎一根蠟燭，在所有人的注視之外，摸索著，默然無語地畫下每一筆。不知多少年過去，他開門走下臺階，消失在日光照耀的世間。朝拜的人蜂擁進去，驚艷于壁畫的精湛與美麗，卻對他的存在一無所知。但他什么也沒有丟失。他把創造的快樂帶走了，由自己獨享。每一個創作者，內心都珍藏著一份獨屬于自己的秘密快樂。我看到那些久已存在的漢字，因我的寫作而重新集結，被注入了新的靈魂，我的心底就會煥發出無以形容的快感。甚至，敲擊鍵盤的動作本身，都像鋼琴家的演奏一樣，給我帶來成就感。屏幕上方的空白檔，就是我的王國，盡管國土面積小了一點，但依然給我帶來統轄者的自由與瀟灑。生命像一個貪食鬼，一分一秒地吞噬你——有盡的歲月。唯有那些不斷生成的文字讓我不再焦慮，因為對我而言，筆下的文字與對你的消耗是等量的——我用去了多少歲月，就會留下多少文字。消耗得越多，也得到的越多。我們共同達成了這項“守恒定律”。你成了我支付給寫作的一項成本，最可靠的回報，不是錢，而是那些越積越厚的文字。它們讓我感到幸福和滿足。我終于明白了，自己對于寫作的愛，不是為了來世的紅利，而是為了此生的幸福。因此，對于歲月的消耗，我絕無怨言。此致最美好的問候祝勇頓首第三封信所有消失的人和事都未走遠歲月：你好!這是我第三次給你寫信。對于前兩封信中遺漏的部分，再做最后的補充。這一次我想說，來自大地的經驗，不僅僅將我引向更深遠的空間中，還把我引向更加深遠的時間——有多少回憶、過濾、反芻、消釋、麻木、警醒，都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不僅對自己的，也包含著對他人，甚至逝者。我愿意停下腳步，聆聽那些風景、人物的輕聲細說。我會看到那些早已被你一層一層掩蓋起來的掙扎、糾結重新浮現出來。那里我會發現，無論古今，也無論名人還是普通人，所面對的問題都是相似的，我也發現他們既不遙遠，也不神秘，而是帶著各自的心事與傷痛，近在咫尺。歷史寫作，讓我穿越時間的荒野，去查訪他們的下落。我相信他們尚未走遠。在歷史中，我發現了那些顯赫人物最普通的一面，這就是我深深沉迷于歷史的原因。我由關注自己，轉為關注他們。實際上，他們，不過是我的另一種存在方式而已，是“世界上另一個我”。每當自己與遙遠時空中的人物相遇，我都會想，上帝究竟在怎樣的偶然里，分別塑造了我和他們，假如機緣轉變，是否可能將他們變成我，將我變成他們?這轉變最初發生于1994年，我寫《北京之死》。1996年，出版《文明的黃昏》。2001年出版《遺址》。2002年自江南歸來，開始寫《藍印花布》。就這樣一路寫下來，寫到今天。但在我看來，最重要的變化還是發生在2002年。那一年，我與張銳鋒躲在北京西山，共同完成一部50集紀錄片的撰稿工作，在那工作的空隙，我寫了《舊宮殿》。那是一段無比枯寂，也無比安靜的日子，寫作之余，我和銳鋒經常一邊爬山，一邊談論散文寫作，我們就像兩個寺廟里的僧人，清心寡欲，交流著各自的修行體會。有時我們坐在小酒館里，窗外寒風凜冽，街道清冷，桌前酒肉穿腸過，直到喝得面紅耳赤，東倒西歪。那段并肩戰斗的日子，以后怕不會再來。2003年，北京“非典”，卻給我的歷史寫作帶來“歷史機遇”。我一個人去了故宮，浩瀚的宮殿，空無一人，只剩下我，成為這座宮殿真正的主人。我從早上，一直呆坐到黃昏，看飛鳥的`黑影在粗糙不平的地上疾速滑過，看夕陽的暖光從廣場的一邊如潮水般漫向另一邊，直到宮殿鍍金戧脊上的太陽反光猶如最后一盞燈，隱沒在暮色中，我才悄然告別這座宮殿。那時，我覺得自己距離那些在這里生過、死過、愛過、恨過的人那么的近，能夠感覺到他們的呼吸與心跳。我甚至覺得我自己就是他們。我對歷史的興趣，乃至我對這座宮殿的興趣，似乎都在那一刻迸發出來。那時我正全神貫注地寫《舊宮殿》，全然不會想到，很多年后，這里將成為我的工作之所。從那之后，宮殿、歷史，就主宰了我的寫作。既然對于每個人來說，歲月都是有盡的，生命都是匆匆一瞬，那么干脆不如將這些不同的生命打通，讓不同時代的人進行一種跨越時空的交談。當生命變成復數，變成無數人的集合，它才能真正打破時間的圍困，變成長河，變得無窮無盡。連我也不曾想到，自己會被調入故宮博物院，成為一名研究人員。長久以來，它就像藏地一樣，那么幽遠、神秘。我曾無數次地走入這座宮殿，寫過好幾本宮殿之書，這一次，我與它緊緊地綁定在一起，無法分開了。我至今保留著鄭欣淼院長發來的一條短信：“故宮是寫不完的!”每當穿越車水馬龍的街市，一走進這浩瀚的宮殿，滿樹的鳥鳴，卻帶給我無比的清透寧靜。我會一頭扎進宮殿西北隅的一個獨立的庭院，那就是故宮博物院的圖書館，去一頁頁地翻動影印版的《四庫全書》，這是一種促膝長談。故宮容納了太多人的生命軌跡，而它自己，也是一個生命體。每當大雪之后，我站在空曠的宮殿里，看到飛檐上的積雪一點點地斷裂，沿著飛檐的弧度緩慢地滑行，然后接二連三“撲通撲通”地降落在地上，我就知道，故宮不是一個死物，而是像我們一樣，有自己的律動和感情。我癡迷于這座宮殿，時常會一直呆到夜里離開。我發現，這座舊宮殿的美，竟然那么適于在夜色里展開。它就像一個人，在夜里褪去了華麗的外表、虛擬的表演，我聽得見它安靜的心跳，那里面藏著它最真實的隱秘和疼痛。故宮讓我與那些消失的面孔離得更近了。那些遙遠而迷糊的往事，也借我的紙頁一一還魂。2011年，我寫長篇小說《血朝廷》，對庚子年逃難路上的慈禧陡升惻隱之心，讓她在遭遇兵匪搶劫之后號啕大哭。我相信，在歷史中，她可能從未獲得這樣發泄和傾訴的機會。他們帶著各自的傷痛和無盡的遺憾，坐在我的面前，或許，今日的筆和鏡頭，給了他們一個自我救贖的機會。寧肯這些朋友對我“觸電”多少有些擔心。的確，有多少作家因為影視無疾而終，連只言片語的文字尸首都找不到了?對此，我也保持著警覺。對我而言，影視只不過為我在時間中的旅程提供了一個更加便捷的交通工具而已，它不是旅行本身。它重要，但并非必需。只有出版是必需的。盡管紙質書在做著垂死掙扎，盡管出版作品的經濟回報與影視不可同日而語，但在我心里，沒有一種文字載體比紙質書更加神圣。一個商人的成功可以寫在支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