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對財務績效的影響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2"\h\u14035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對財務績效的影響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 1319531.1.1環境會計信息披露 132407（1）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內容 1178（2）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 271781.1.2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對財務績效影響 232058（1）正相關 214197（2）負相關 318707（3）不相關 315941.1.3文獻評述 48180參考文獻 4環境會計信息披露（1）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內容Gray（2001）[1]對企業的環境績效報告應包含的內容作出詳細的闡述，認為其主要涉及到與環境有關的政策、可持續發展規劃、框架結構、管理、財務影響等多個不同方面。Zhang,Guo和Li（2013）[2]認為企業環保投資活動應該作為重點內容在環境會計信息中進行披露。Oates（2016）[3]以澳大利亞重污染行業為研究對象，對其環境信息披露情況進行深入分析，主要依據其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中評價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的指標來建立指標評價體系，對選取的七十六家樣本企業發布的環境和社會責任報告中涉及環境信息方面的問題進行科學評估，同時按照其信息披露深度的不同，作出相應的劃分并給出對應的分值。Zeng等（2014）同樣將企業所需披露的環境信息披露歸納為：環保政策和組織機構、環境管理體系等多個方面的內容[4]。HelfayaandAkrum（2017）[5]認為企業在進行環境信息披露時，應將披露環境社會責任戰略考慮把其中。相較于國外研究學者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進行環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我國學者在此方面稍顯落后。在衡量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時，大多借鑒外國學者的方法。1992年，葛家澍[6]發表了《綠色會計理論》，從當時的西方會計理論來看這是一種新的存在，主要以西方先進的環境會計理論為基礎，為我國的環境信息披露研究和探索創造了有利條件。孟凡利（1999）[7]認為可以分別從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兩個方面切入對環境會計信息披露進行研究。劉金彬（2016）[8]認為企業應當披露環境成本和負債等可量化的環境會計信息。王磊（2020）[9]在對冶煉行業進行研究時，將企業應當對外披露的環境會計信息分為正面、負面以及第三方評價三個方面。秦軍（2020）[10]重點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方面的內容進行研究，認為其評價標準至少應涉及到企業所制定的環境政策以及為環保所承擔的負債等。（2）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的影響因素1）企業規模CoppockandDierkes（1978）[11]研究發現企業規模的大小能夠顯著促進企業的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如果企業規模不斷擴大，那么相應的披露水平也會隨之提升。HafezAbdoandAliAl-Drugi（2012）[12]也贊同上述觀點，認為二者相互之間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且為正向影響。通過研究重污染行業二者之間的關系張亨溢、楊剛（2019）[13]也證實了以上觀點，認為企業的規模深度影響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兩者之間呈顯著正相關。2）股權集中度EngandMak（2003）[14]研究認為公司的股權結構、企業董事會的構成都對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產生影響。我國學者章雁、佟秀梅（2014）[15]主要選取煤炭行業上市企業進行研究，結論表明企業董事會規模大小能影響環境信息披露質量，二者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且股權集中度也有同樣的作用。趙選民、楊夢琳（2016）[16]重點研究了資源型企業，前者的結論得到了同樣的印證。胡雨菲、陳良華（2017）的研究研究結果也證實了以上觀點[17]。3）負債程度同樣是EngandMak（2003）[14]研究認為公司債務水平會影響環境信息披露水平，他認為向較于債務高的企業而言，債務較低的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更高。劉益平、楊佩茹（2018）[18]通過研究得出的結論與前者一致，若公司的負債程度處于較高水平，則碳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反而會降低。4）外部監督在認可企業規模對環境信息披露有影響的基礎上，CormierandMagnan（2003）[19]進一步提出媒體的監督也會起到相同的作用。Alrazi（2016）[20]通過研究后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宋曉華、蔣瀟等（2019）[21]以100家上市企業研究對象，發現環境規制、媒體關注度以及外部監督水平越高，承受的公共壓力越大，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對財務績效影響（1）正相關美國學者Patten（2003）[22]選取112家上市企業作為研究對象探究如何提升企業財務績效，其中對外主動公告環境信息是一種的可行的手段。由于相關監管政策的發布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財務績效，而環境信息披露就是其中一項有效的措施，能夠使這種影響程度減小。Qiu（2016）[23]通過研究后發現環境會計信息披露能夠對財務績效造成正向的影響，通過提升信息披露水平，可以使企業價值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Plumlee（2015）[24]也贊同以上看法，認為主動對外公布企業的環保動態和活動能夠緩解社會公眾對重污染企業的誤解，對環境信息的披露給予足夠的重視能夠促進企業的盈利水平的提升。Reverte（2016）[25]發現相比于其他行業而言，處于環境敏感行業的公司披露的企業社會責任具有更高的市場估值。這就說明通過提升重污染公司的信息披露水平，可以使企業價值得到相應的提升。溫素彬和周鎏鎏（2017）[26]將研究視角投放于重污染行業的碳信息披露，剖析二者關系，結果顯示碳信息披露與財務績效存在正向的相關關系。王佳、陳思等（2019）[27]則以中制藥公司為案例分析對象，研究表明經濟增加值會隨著企業發布環境信息的水平變化而變化。同樣對于重污染行業王麗萍、李淑琴等（2020）[28]發現環境信息披露作為一個載體，能在企業與外界之間建立溝通的橋梁，降低信息的不對稱，從而促進企業價值的提升。張愛美、楊霄（2020）[29]同樣運用實證方法，立足于化工企業，得出環境信息披露質量的提升會對企業績效產生積極影響的結論。李維安（2019）[30]的則從企業綠色治理的角度出發，提出治理水平高的公司擁有更大的成長潛力，在發展過程中會承擔相對較低的風險水平，從而有助于企業長期價值的提升。（2）負相關Lars等（2005）[31]認為企業履行環保責任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降低公司的利潤。由于其違背了股東財富最大化原則，因此可以認為履行環保責任會負向影響公司的財務績效。Bahari等（2016）[32]、Jarboui等（2013）[33]的研究也證明了以上觀點，環境成本的發生伴隨著企業承擔環境義務的全過程，在此過程中環境成本會降低企業的財務績效、財務杠桿等，對企業的財富創造產生負面影響。常凱（2015）[34]重點對污染行業進行研究，認為上市公司的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會負向影響公司的市場價值，也就是說企業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無法給企業的各項財務指標帶來積極影響，甚至可能會帶來相反的影響。陶克濤、郭欣宇等（2020）[35]同樣對重污染行業進行研究，得出了相同結論。（3）不相關Frankle（1980）[36]主要對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如何影響公司績效進行實證分析，通過研究后發現二者之間影響程度不明顯，公司無法采用披露環境信息的手段來達到提升財務績效的目的。JaggiandFreedman（2005）[37]的研究同樣驗證了Frankle的結論。Ernawati（2013）[38]重點研究了企業履行的環境責任，分別從可實踐和非可實踐兩個方面進行闡述，通過研究后發現二者均不能對財務績效造成影響。鐘懷振（2016）[39]則從行業差異角度出發，研究那些必須強制采取環境保護措施和應當采取環境信息披露方式的領域，認為其不會對財務績效造成相應的影響。蔣琰、王逸茹（2020）[40]重點選取重污染上市企業來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二者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企業提升環境信息披露水平會導致投資者對公司預期企業價值的下降，從而不利于企業的發展。文獻評述綜合上述的文獻梳理，國內外學術界關于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內容、影響因素以及與績效的關系等多個方面。其中披露內容、影響因素在眾多學者的研究下已經發展的比較全面，形成了比較完備的體系結構。但是關于環境會計信息披露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卻未得到確定的結論。由于學者研究對象、研究行業、研究方式的不同所得出的結果也存在明顯的差異，至今對于二者的關系并沒有統一的定論，企業積極披露環境會計信息對財務績效是否有促進作用值得進一步研究。本文將以上述文獻為基礎，將煤炭行業作為切入點，從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機制出發，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探討提升環境會計信息披露水平后企業財務績效的變化情況。參考文獻[1]GrayRH,BebbingtonJ.Accountingfortheenvironment[M].SagePublicationsLimited,2001.[2]Junru,Zhang,Huiting,Guo,Bin.Li.TheinfluenceoffinancialsituationonenvironmentalinformationdisclosureinChina’schemicalindustry[J].InternationalJournalofGlobalEnvironmentalIssues,2013(3):19-20.[3]OatesG,MoradimotlaghA.Isvoluntarydisclosureofenvironmentalperformanceassociatedwithactualenvironmentalperformance?EvidencefromVictorianlocalgovernments,Australia[J].Australasian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2016,23(2):1-12.[4]MengXH,ZengSX,ShiJJ,etal.Therelationshipbetweencorporateenvironmentalperformanceandenvironmentaldisclosure:anempiricalstudyinChina.[J].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2014,145(12):357-367.[5]Helfaya,Akrum;Moussa,Tantawy,DoBoard's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StrategyandOrientationInfluence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Disclosure?UKEvidence[J],BusinesstrategyandtheEnvironment,2017(26)8:1061-1077.[6]葛家澍,李若山.九十年代西方會計理論的一個新思潮——綠色會計理論[J].會計研究,1992(05):1-6.[7]孟凡利.論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及其相關的理論問題[J].會計研究,1999(4):16-25.[8]劉金彬.上市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現狀及制約因素分析——基于四川省上市公司的證據[J].經濟體制改革,2016,(04):121-126.[9]王磊.基于偏序集理論的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質量評價[J].財會通訊,2020(13):120-123+160.[10]秦軍,郭江涵.中美上市公司環境會計信息披露對比研究——基于工業水污染行業視角[J].財會通訊,2020(03):158-162.[11]DierkesM,CoppockR.Europetriesthecorporatesocialreport[J].BusinessandSocietyReview,1978(16):21-24.[12]HafezAbdo,AliAl-Drugi.Docompaniescharacteristicsplaykeyrolesintheleveloftheirenvironmentaldisclosures?[J].EnergyResearchJournal,2012,3(1):1-11.[13]張亨溢,楊剛,魏曉博,陳政.內部治理對公司環境信息披露影響的實證[J].統計與決策,2019,35(14):183-185.[14]L.L.Eng,Y.T.Mak.Corporategovernanceandvoluntarydisclosure[J].JournalofAccountingand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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