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摘要脫貧攻堅是當下的熱點，在我國致貧原因中，因病致貧是最主要的因素。疾病不僅僅給人們的健康帶來負面影響，還會對國民經濟造成破壞。疾病與貧困之間存在的相互作用的關系，更是為脫貧事業的發展帶來阻礙。為了緩解這一突出問題，世界各國都在大力推行社會醫療保險，國內外學者也對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進行了研究。本文對國內外相關的文獻進行述評，分類歸納了社會醫療保險所帶來的減貧效應，發現其可以降低家庭的醫療支出、增加收入、改善身體健康狀況，甚至能夠對家庭的消費結構產生影響；另外，此文還對學者們進行研究時所用到的常用方法、模型等進行了歸總。關于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第一，現有的文獻側重其對家庭的影響，而關于社會醫療保險如何影響地區的醫療資源配置的研究較少，我們可以對其展開研究，探討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第二，我們還可以對社會醫療保險的制度因素進行展開探索，分析其可能給減貧效果帶來的影響，及時調整政策，這也是一個突破點。目錄引言 引言 在我國貧困人口中，致貧原因多種多樣，其中疾病帶給人們經濟上的損失往往是最嚴重的，所以說重大疾病是脫離貧困的主要障礙之一。疾病會給我們的健康以及生活質量帶來強烈的負面影響，如果不及時醫治，會迫使勞動能力下降，給經濟發展帶來負面效應，從而進入到惡性循環之中。雖然如今的科技如此發達，且諸多疑難雜癥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療，但是許多疾病的治療費用仍然是眾多家庭所不能承擔的。社會醫療保險應運而生，隨著覆蓋面的擴大以及制度的不斷更新完善，可以通過降低起付線、保費補貼、報銷等措施，使得人們的經濟負擔得到減輕，并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看病難、治病貴、有病不醫”的問題。國內外學者關于社會醫療保險的文獻著作浩如煙海，針對社會醫療保險之于貧困的作用的研究更是數不勝數。本文將研究范圍限定在與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相關的文獻中，試圖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觀點與方法進行梳理并加以述評。文章所涉及的國外文獻主要是集中研究了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途徑，對疾病如何給家庭帶來負面作用進行了客觀分析，并且闡釋了國際上通用的兩種因病致貧的方法，分別為貧困線法和災難性醫療支出法；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在我國起步相對較晚，還有待進一步的探索，國內學者將疾病與貧困的關系進行深入剖析，解讀了疾病與貧困的相互作用機理，另外針對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做出了嚴謹的研究分析。1國外相關文獻述評社會醫療保險最先起源于西方國家，所以有大批的國外學者對其進行鉆研與探索，提出獨到見解，深入剖析醫保制度給國家所帶來的的效應，給我國醫保減貧提供了理論依據。1.1判定因病致貧的方法在社會飛速進步的今天，經濟是根本，經濟實力的強弱往往與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有著重大的聯系。世界各國都在致力于研究緩解本國貧困的方法，而疾病卻是導致貧困、限制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對于度量貧困的研究最早始于西方，國際上有兩種判定因病致貧的方法，這是切實保障貧困家庭獲得醫療救助的根本所在。1.1.1貧困線法科學合理的貧困線，將貧困概念定量化，是精準識別、幫扶貧困戶的重要工具。國際上通用的貧困線法是指，在一個特定的時期內，家庭的收入因醫療費用支出而低于貧困線，則稱為因病致貧。國外學者先于我國研究貧困線理論，他們有先進的經驗值得我國學習。國外的學者對貧困線進行深度探索，擁有科學的理論依據，根據絕對論、相對論、主觀論、剝奪論、能力論、多維論的順序進行邏輯推理，發展過程漫長，從而總結出構造貧困線的五種方法，并根據不同的方法相對應地總結出了絕對貧困線、相對貧困線、主觀貧困線、社會剝奪貧困線、共識型貧困線五種不同的貧困線。對于我國來說，相關部門要依據我國基本國情，針對醫療費用支出的單一方面，劃定一個正確的貧困線，汲取西方先進經驗，正確區分因病致貧與其他因素致貧，從而實現醫保減貧，避免泛福利化。1.1.2災難性醫療支出法災難性醫療支出法是指，規定了判定因病致貧的界限，即家庭用于醫療救治所產生的費用與家庭可支配收入相比超過了一定比例。許多國外學者使用面板數據模型、比較研究、多元logistic回歸等多種實證方法，指出家庭在疾病的影響下，經濟極易受到沖擊，出現負增長，很容易達到災難性醫療支出，從而陷入惡性循環之中。Xu等（2003）進行了跨國調查研究，為了數據的全面性，調查涉及了59個國家，規定了家庭用于醫療救治的支出大于家庭用于購買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物品的支出的40%則視為災難性醫療支出，接著為了數據的準確性與科學性，學者們進行建模，系統地對各國由于疾病而導致貧困的比例以及潛在的相關因素進行分析與比較，發現除了家庭由于醫療救治而不得不進行消費的總費用支出，一個國家貧困人口所占比例以及家庭需自我內部消化的費用對總醫療費用的比重都與因病致貧有著主要的關系。基于此，許多學者研究了社會醫療保險與災難性醫療支出的關系。Narayanan等（2007）發現在印度72%以上的衛生支出是由個人家庭在患病時自費支付的，這是導致貧困的主要路徑，在他們的文章中定義災難性醫療支出為“年醫療費用大于年收入的10%”，在家庭成員參保社會醫療保險后，醫療支出比例會降低，但仍有部分家庭無法擺脫災難性醫療支出，因而在合乎發展規律的條件下，進一步提高社會醫療保險報銷上限是非常有必要的。Somkotra等（2009）發現全面覆蓋的社會醫療保險政策可以顯著降低災難性衛生支出發生率。所以研究社會醫療保險在脫貧中所發揮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1.2疾病所帶來的的風險國外學者早早就研究了疾病帶給家庭的影響。VanDamme等（2004）在登革熱病毒流行后，對柬埔寨的72戶家庭進行實地調查，記錄他們一年間的醫療支出，發現家庭成員在患病后，其會支出自己的儲蓄、變賣家產甚至是借貸來支持高昂的醫療費用，部分經濟實力稍差的家庭已無力支付每月2.5%-15%高利率的貸款，不得不售賣自己的土地，疾病導致高額的負債，造成家庭的長期貧困。Wagstaff等（2002）發現疾病和貧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彼此影響，存在著正相關關系，疾病滋生健康風險，而不良的健康條件又使得人們遭受貧困。Das等（2008）將低收入家庭與富裕家庭做對比，發現低收入家庭會放棄對疾病的醫療救治，所必需的藥物得不到及時的供應，造成健康的進一步惡化，從而使貧困線邊緣的家庭陷入貧困。疾病給家庭帶來的影響是惡劣的，消除貧困，就必然要先解決疾病所帶來的風險，將風險最小化，達到減貧的效果。1.3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途徑1.3.1降低醫療支出Hurley（2000）通過對之前幾十年來衛生事業的總結分析，發現醫保報銷政策可以使醫療服務價格降低，減少醫療支出，促進就醫，從而提高健康水平。Pauly（2005）研究了社會醫療保險覆蓋率對非貧困年輕女性的影響，發現高覆蓋率的醫療保險可以顯著降低年輕女性用于醫療支出的費用，從而刺激其他消費，提升生活質量。Shin和Moon（2007）使用刪失回歸模型以解決選擇偏差、高頻率的0觀察值和內生性問題，研究發現參保的老人與小孩醫療實際支出得到了減少從而減輕家庭負擔。Wagstaff等（2009）對中國醫療體系進行實證調查，發現社會醫療保險可以顯著降低居民用于醫療支出的自付費用，從而緩解家庭的經濟壓力。Finkelstein等（2012）在俄勒岡州隨機抽取一群未參加社會醫療保險的低收入成年人，為他們參保，在一年后對其醫療衛生支出進行比較，發現參保人群自付醫療支出較未參保者降低了800美元，且身心健康程度遠高于對照組。Jung（2015）采用1991年至2006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的數據，通過樣本選擇模型來研究社會醫療保險對個人自付醫療支出的影響，指出居民的大病醫療支出在社會醫療保險的影響下降低了11.4%-13.6%，且隨著醫保覆蓋率的提高，自付醫療支出的水平線得到了下降。Korenman等（2016）制定并實施了健康包容性貧困測度（HIPM），這種方法將醫療保險納入貧困需求閾值，將醫療保險福利歸納為家庭資源，在馬薩諸塞州建立試點，結果體現了HIPM的實用性與有效性，發現醫保報銷和保費補貼等措施的實施使得家庭醫療支出得到了減少，貧困發生率較之前降低了三分之一。1.3.2提高醫療服務利用程度早在1987年Manning等（1987）就對醫保的減貧途徑進行了研究，發現其可以顯著影響人們對于醫療服務的利用，人們對于醫療服務利用的增加與起付線的降低成正比關系，起付線越低，人們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就越高，從而降低了人們的患病風險，保存了經濟實力。Wagstaff等（2009）進行實地調查，發現社會醫療保險使得居民對周圍的醫療服務利用程度提高了，改善了居民有病不醫的不良習性，從而杜絕了因病致貧。Barker（2001）對比在一段時間內，51歲至61歲的從未參保者、間斷參保者和一直參保者的健康狀況，發現三者健康程度隨著年齡的增長健康程度都下降了，分別為21.6%、16.1%和8.3%，從結果看那些從未參保的個人健康程度惡化尤其明顯，進一步分析得出未參保者更傾向于選擇醫療價格低、治療效果不佳的治療方案，從而反向得出醫療保險能顯著影響人們對于醫療服務的使用。1.3.3增強消費信心Engen等（2001）研究了醫療保險對消費心理的影響，其中使用預防性儲蓄模型，發現人們傾向于進行存款以應對不可預測的風險，而在參加社會醫療保險后，居民儲蓄得到了釋放，增加了非醫療消費的支出，消費信心得到了提高，能夠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生活得到了保障。Wagstaff（2007）研究指出，健康沖擊會使家庭在食物等生活必需品上的消費減少，護理費用的增加等都會讓家庭縮減其他非醫療方面的需求，而社會醫療保險可以保護家庭避免受到健康風險的沖擊，對消費信心有顯著的提升效果，讓家庭敢于消費，消除后顧之憂。1.3.4改善體質健康水平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途徑，在身體健康層面同樣得到了很好的證明。早在1983年，Brook（1983）就對社會醫療保險的健康效應進行了研究，他將隨機變量家庭收入、健康水平等控制在相同水平，對視力障礙患者和低收入高血壓患者的病情進行觀察研究，發現醫療保險對患者的病情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參保者的病情好轉的更快。同樣Culter等（2005）將參保人群與未參保人群做對比，發現未參保的老年人健康惡化程度相對較快，而參保的老年人受到健康沖擊的影響較小。Polsky等（2009）也發現，社會醫療保險能促使參保者的健康提高到更高水平。Hanratty（1996）對加拿大的醫療保險事業進行了研究，在社會醫療保險普及后，嬰兒死亡率在其影響下降低了4%，新生兒低體重率同樣得到了改善，相比之前出現了略微的降低，但期望可觀；另外Wagstaff等（2005）同樣對越南的社會醫療保險項目進行了研究，在醫療保險實施后兒童的身體條件得到了提高，成年人的身體各項指標也得到了改善。Kelly等（2009）使用工具變量法，指出社會醫療保險能顯著改善參保者的體重指數。Card等（2009）另辟蹊徑，使用了斷點回歸法對社會醫療保險對于健康的影響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社會醫療保險降低了65歲急診老人7天內的死亡概率，且效果明顯。疾病與貧困相互作用，降低了居民健康水平，社會醫療保險的出現抑制住了家庭成員患病的風險，減小了經濟壓力，人們的生活負擔不再過重，降低了貧困發生率。1.4分析與評價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在國外起步較早，醫保制度體系相對成熟，因而國外學者對社會醫療保險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對于不同方面貧困線的使用，筆者認為多維論有更廣闊的研究視野，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元素，不同元素間可能會出現連鎖反應，因而多維貧困是今后各國可以深入挖掘、提高福利的一個關鍵點，特別是針對因病致貧這一方面，多維論可以將眾多因素與疾病聯系起來或者區分開來，避免盲目認定，防止將解決方法局限在某一點，從而能更好的判定因病致貧，進而采取有效的補救措施；而其他制定貧困線的理論，大多會涵蓋制定者或實施者的主觀意識，比如不同國家經濟實力不同，生活質量出現差別，人們的觀點就會產生分歧，因此會對絕對貧困線、相對貧困線、主觀貧困線等產生影響，所以世界各國根據自身發展水平和國際發展趨勢制定出合理的貧困線是至關重要的。然而在對比下，筆者認為災難性醫療支出法是目前最有效判定因病致貧的方法，這種方法以家庭為單位，通過醫療支出的占比來預測健康沖擊帶來的經濟風險，所有家庭都有了統一的衡量標準，提高了結果的科學性與準確性。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途徑與效果，國外學者通過各種理論模型與實地取證都得到了證明。社會醫療保險通過降低人們的醫療支出讓更多的人有“閑”錢可以消費，滿足自身基本需求，保障營養供給；進一步，人們的消費信心得到了提高，敢于花錢，提高了資金的流動性；而醫療服務利用程度的提高，使得人們的身體狀況得到了保障，可以及時發現病情，避免大的醫療支出，從而防止貧困的發生；社會醫療保險還能改善人們的身體條件，健康的人力資本能創造出更多的財富，為家庭提供物質保障。這四個方面之中，我認為，社會醫療保險最直接、最有效的減貧效果就是在經濟方面與健康方面。如今，各種疾病的患者越來越趨于年輕化，年輕人儲蓄少、花銷大，由于疾病而遭受貧窮的可能性更大，社會醫療保險的出現對于受眾來說是個福音，可以改善忙于工作的人們有病拖著不治、仗著年輕熬一熬就過去了的不良習慣，讓人們的生活得到保障，緩解精神壓力，對疾病的發生有抑制作用，而參保者也逐漸趨于年輕化，畢竟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另外社會醫療保險節省醫療開支的作用，會極大地促進人們參保，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省下來的錢可以用來提高生活質量，進而正向影響人們的健康水平。社會醫療保險在經濟與健康這兩方面的作用形成良性循環，將減貧效應最大化，所以這兩個方面值得加大研究的力度。然而通過對國外文獻的梳理，尚未見針對社會醫療保險對醫療資源配置的研究。對于發達國家的福利社會來說，醫療資源配置大多齊全均衡，利于防治因病致貧，起到減貧效果；但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或者貧困地區來說，社會醫療保險并未輻射到全部地區，醫療資源分布不平衡的問題亟待解決，社會醫療保險對其的影響值得進一步探索。2國內相關文獻述評人類社會的頑疾便是貧困，它是限制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大屏障。我國的社會醫療保險在脫貧攻堅戰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可以緩解疾病所帶來的貧困效應，國內學者致力于對疾病與貧困的相互因果關系進行摸索并提出觀點，研究出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為世界提供了治理貧困的中國樣本，也為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了寶貴力量。2.1貧困與疾病的相互作用機理疾病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非常嚴重的負效應，部分疾病高昂的醫療費用給家庭的日常生活帶來困擾，進而嚴重地影響了社會中勞動人民的生產生活。貧困會讓疾病得不到有效察覺與救治，患病后會使得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付出的更多，造成人力資本損失的同時還會付出許多錢財，造成資產上的損失，而資產減少則加大了家庭變貧的概率。所以說貧困往往伴隨著疾病，而疾病也時常隨著貧困來到人們的身邊，二者相互作用，是脫貧攻堅道路上的一大難題。2.1.1因病致貧的作用機理國家衛健委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因病致貧的貧困人口達到了514.6萬人，其中患有大病和慢性病的人居多。疾病給家庭帶來了健康沖擊，加重了經濟上的負擔，增大了家庭的貧困發生率，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家庭成員在患病后，增多的不僅僅是必要的住院費、手術費、檢查費、藥物費等直接醫療支出，還有伴隨而來的看護費、營養費、交通費等支出的增加都是導致經濟壓力的主要因素，當家庭資產不能與醫療費用相匹配時，人們會考慮通過借債來填補這個“無底洞”，最終陷入貧困（洪秋妹等，2010；楊青等，2016；伍再華等，2018）；其次，過多的醫療費用支出會影響家庭的投資行為，錯失創造財富的機會，而患者本身可能會因為疾病的影響導致工作能力下降，且和家庭照顧者一并損失了部分勞動時間導致工資等相應減少，降低了收入水平（高夢滔等，2005；洪秋妹等，2010；王翌秋等，2016；于新亮等，2020）；第三，家庭的人力資本在疾病的影響下出現損失，健康狀況的下降讓患者因為養病等喪失了獲得培訓與教育的部分機會，能力得不到很好的鍛煉，導致競爭力出現小幅下降，且一些疾病會遺傳給子女，造成后代的困擾，作用于幾代人的經濟生活，因此可能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下降，要去其退學而受不到應有的教育，過早打工補貼家庭，這種做法非但不會擺脫貧困，反而會造成下一代的貧困（孫昂等，2006；洪秋妹等，2010）；最后，長期患病也會對人際交往產生負面影響，由于患病產生高額的負債，這更多的是依靠鄰里、親戚之間的互助模式借錢來應對疾病給經濟帶來的沖擊，但長期患病并不能還債，久而久之這種互惠性的關系親密度將會下降，患病家庭的社交范圍被動變小，且很有可能會被排斥到圈子之外，得不到基本的社會資源（洪秋妹等，2010）。2.1.2因貧致病的作用機理貧困與疾病就像是雙生子，相互影響，形成了惡性循環。國內學者同樣針對因貧致病展開了細致的研究，得出了結論，首先，貧困家庭大多生活在偏遠地區，生活及工作環境惡劣，很難獲得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要素，自身營養供給得不到保證，極易患病；其次，貧困人群可能受到外界排擠，外界的種種行徑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長此以往會對自身狀況產生負面影響，身體機能下降，更易患病；第三，部分貧困家庭長期保留著固有的落后健康觀念，衛生意識缺乏，經常用土方法來治療疾病，耽誤了時間，與最佳治療時機失之交臂；最后，貧困地區醫療水平落后，醫療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且貧困人群不能很好地利用身邊的醫療服務，小病不能及時醫治，最終演變成大病甚至不治之癥（洪秋妹等，2010；陸嬋媛，2017；舒展等，2018）。2.1.3貧困與疾病相互作用的研究方法洪秋妹等（2010）在研究因病致貧的作用機理時，使用了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庫，家庭收入、身體狀況以及醫療服務利用等多項數據都被其進行統籌比較，從資本傳導的角度進行評價，分析出疾病給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所帶來的的負面效應。由于受到健康沖擊時，家庭是否選擇借貸屬于二值選擇問題，楊青等（2016）采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中的樣本，使用Logit模型來驗證農村家庭借貸行為在健康沖擊下所產生的變化；而伍再華等（2018）使用2013年中國家庭收入調查數據，運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別研究了疾病對農村家庭借貸概率和借貸規模的作用效應；高夢滔等（2005）和孫昂等（2006）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分別來探索大病沖擊如何影響農村家庭長期收入和疾病對家庭用于子女教育的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于新亮等（2020）則運用了斷點回歸法，將醫療消費支出是否達到災難性支出作為處理變量，驗證疾病所帶來的的健康沖擊對居民收入的影響。陸嬋媛（2017）采用質性研究方法，對貴州省苗縣進行實地考察并做好記錄，總結出因貧致病的機理；舒展等（2018）則使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貧困相關因素與疾病的內在聯系。2.2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2018年以來，我國醫保扶貧政策輻射范圍逐漸擴大，超過4.6億人次的貧困人口享受到其所帶來的福利，釋放了貧困人口的經濟壓力。社會醫療保險所帶來的減貧效應，對于因病致貧的貧困人口作用尤其明顯，有418余萬人成功擺脫貧困的困擾，其中2019年因病致貧人口較2014年下降96.6%。2.2.1增加收入，降低醫療經濟風險疾病會給經濟帶來強烈沖擊，導致家庭收入下降，而社會醫療保險首先可以有效緩解醫療經濟風險所帶來的的負面效應，特別是針對貧困家庭，可以明顯改善其收入水平，保障生活所必需的基本要素，降低因病致貧的風險（黃薇2017；于新亮等，2020），其次社會醫療保險的報銷機制也是防止貧困的重要工具，報銷比例越高，減貧效果越明顯（周欽等，2013）。對于農民來說，他們主要是依靠體力勞動來掙取報酬，在面對疾病等健康沖擊時，自身抵抗風險能力低，極易遭遇經濟上的危機，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能從根本上切實保障農民的利益，在農村家庭中占據著很高的地位。農民對于勞動的時間投入在新農合的加持下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王翌秋等，2016；周小菲等，2020），而收獲與付出是成正比的，勞動時間的增加必然會使得農民因勞動付出而獲得的收入得到顯著的增加（王翌秋等，2016），新農合的實施不僅抑制了貧困發生率的上升，還在一定程度上均衡了農村家庭的收入水平，縮減貧富差距，對農村地區的發展有著很深遠的意義（齊良書，2011）。2.2.2提升健康水平，緩解健康沖擊社會醫療保險不僅可以在人們遭遇傷病等健康危機時，為其康復提供強有力的保障，還能起到一定的預防作用，有助于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提升自身身體素質，特別是針對經濟基礎較差的人群來說減貧效應更加明顯（潘杰，2013；劉漢成等，2020）。截至到2019年，中國老年人占比已經達到17.9%，且有著逐漸上漲的苗頭，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是不可避免的了。如何使得老年人有效利用醫療資源、獲得醫療保障，是全社會所關注的焦點問題。研究發現，參保的老年人對于醫療服務的需求變大，因而能夠及時發現疾病隱患，使其得到盡早醫治，避免健康水平的降低，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劉國恩等，2011），特別是針對農村家庭，新農合可以改變老人因擔心給家庭帶來負擔而選擇“有病不醫”的觀念，從而提升健康水平（程令國等，2012）。另外，新農合對短期健康人力資本水平的改善效果明顯，但對長期健康人力資本的影響效果甚微（王翌秋，2016）。2.2.3優化消費結構，增加非醫療消費支出我國大多數家庭傾向于選擇進行儲蓄來應對未來不確定的風險，這大大降低了社會上的資金流動性，更加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對許多貧困戶來說，是疾病鎖住了他們的資金，讓他們不敢花錢，而社會醫療保險的出現則打破了這一僵局，首先它增加了家庭的總體消費支出（陳醉等，2017），改變了家庭傾向于預防性儲蓄的單一傳統觀念，對家庭資產更好地分配有促進作用，讓人們能消費、會投資（甘犁等，2010；周欽等，2015）；其次，社會醫療保險能讓人們心里有著落，有信心敢于進行非醫療消費，舍得為自己的家庭花錢讓生活水平升高檔次（李傲等，2020），特別是對子女的教育，父母愿意投資，在此方面家庭的消費支出尤其明顯（臧文斌等，2012；鄒紅等，2013），且社會醫療保險的保障水平越高，人們越樂于進行消費（宋月萍等，2018）；接著，對于農村地區，新農合可以使得家庭自費醫療支出得到下降（蘇春紅等，2103），省下來的資金可以進行非醫療消費，追求生活生存所必需的食物、營養等方面的消費（馬雙等，2010；白重恩等，2012）。2.3社會醫療保險減貧效應的研究方法首先研究收入在社會醫療保險的影響下所發生的變化時，周小菲等（2020）使用了固定效應模型（可以消除單獨個體不受時間控制的固定趨勢）、倍差匹配法和分位數差分法驗證新農合對農村勞動力勞動時間的影響，劉漢成（2020）同樣運用了固定效應模型實證分析了社會醫療保險在收入上的減貧效果，而王翌秋等（2016）在使用倍差匹配法的基礎上，又運用BFG方法（先使用多元Logit模型進行估計，之后再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引申出新農合對農民收入的正向作用；黃薇（2017）運用處理效應模型對社會醫療保險的扶貧效果進行驗證，從獨到的動態角度分析社會醫療保險對收入水平的影響，齊良書（2011）則運用到了統計方法進行分類，使用Logit模型和雙重差分法分析社會醫療保險是如何作用于不同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的；周欽等（2013）通過Probit模型和普通最小二乘法來探索報銷水平降低經濟風險的作用機理。在研究社會醫療保險對健康的影響上，劉國恩等（2011）運用樣本選擇模型和極大似然估計法來驗證其對老人醫療需求與健康效應的促進作用，而程令國等（2012）和潘杰等（2103）都使用了固定效應模型來檢驗社會醫療保險對身體健康水平的改善效果，王翌秋等（2016）再進行細致研究，運用倍差匹配法分別解析了長短期的健康人力資本在新農合的影響下所發生的不同改變。許多學者都選擇了運用雙重差分法和固定效應模型來分析家庭消費在社會醫療保險的影響下所產生的效應（甘犁等，2010；馬雙等，2010；白重恩等，2012；臧文斌等，2012；陳醉等，2017）；李傲等（2020）所構造的計量模型則運用了最大似然估計法，從而展開對社會醫療保險與消費信心、醫療服務利用等方面關系的研究；為了解決內生性問題，鄒紅等（2013）和宋月萍等（2018）使用了工具變量模型及二階段最小二乘法，通過參保者與未參保者進行對比，對社會醫療保險促進消費的效果進行驗證；周欽等（2015）則運用了Probit模型、Tobit模型和Heckman選擇模型對社會醫療保險如何分配家庭資產在各個方面的比例、優化消費支出選擇問題進行解釋說明。2.4分析與評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道路上，打贏脫貧攻堅戰便是重中之重，而致貧原因中占比最大的便是因病致貧。基于此，我國許多學者研究了疾病與貧困、社會醫療保險與減貧的關系。從疾病與貧困的相互作用機理入手，可以直截了當地從根本上找到問題所在，對癥下藥，方便政策的調整與實施，提升居民幸福感。疾病是導致人們身邊可利用資源減少的主要原因，它不僅會直接使得家庭的支出增大，還會大幅度地破壞人們的身體機能，占用人們的時間，從而喪失了制造財富的機會。除了學者們指出的因病致貧原因外，筆者還認為部分醫療費用的高報銷門檻也會導致因病致貧，一些疾病需要在好醫院才能得到診治，可醫院越好，醫藥費可能會越昂貴，并且部分藥品并不在報銷范圍之內，但起付線卻水漲船高，另外異地就醫可能無法參與報銷或報銷比例低，這些都會加大家庭的經濟負擔，因而制定出健全完備的報銷機制是非常有必要的。社會醫療保險在減貧這一方面有著突出的貢獻，學者以此作為切入口，從收入、消費、健康等多方面進行討論，肯定了醫療保險在脫貧攻堅戰中所發揮的作用。學者們所運用到的研究方法面面俱到，面對二值選擇問題，可以選擇Logit模型，工具變量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可以解決內生性問題；還有普通最小二乘法、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等都是研究社會醫療保險減貧效應的常用方法，這些都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健康是奮斗的資本，針對因病致貧，社會醫療保險加大對居民的健康保護、減小疾病對經濟的沖擊是我國發展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環。然而國內的文獻缺少對社會醫療保險制度本身因素的分析，其自帶的繳費比例、報銷機制和起付線水平等都可能對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產生影響。社會醫療保險制度要在符合我國國情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從自身制度出發，提高參保率，持續補貼，降低起付線，提升報銷比例，讓老百姓從根本上獲益是非常有必要的，實現減貧、脫貧的目標。3結論與建議綜合以上文獻的梳理，學者們將貧困與疾病的互動機理進行了深入剖析，消除貧困就要先解決與疾病伴隨而來的風險。國內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了社會醫療保險對于個人以及家庭的影響，它所帶來的的減貧效應在改良消費模式、提高收入水平、保障健康等多方面得到了驗證，而衡量因病致貧的工具，貧困線法和災難性醫療支出法，也都得到了學者們的肯定。然而，筆者認為關于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至少還有以下兩方面值得研究。3.1關注社會醫療保險對醫療資源配置的影響國內外的文獻涉及社會醫療保險對于貧困地區醫療資源配置影響的相關研究較少。醫療資源對于一個地區的減貧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而社會醫療保險又對醫療資源的配置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在發達城市或國家，醫療事業也大多發展的很好，比如北上廣深，這里的人們有著良好的衛生意識，重視社會醫療保險，樂于利用周邊的醫療衛生服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醫療資源的均衡分配，這又會反作用于人們，人們的身體素質在周邊良好醫療環境的影響下會大幅提高，因為疏忽疾病而帶來不必要損失的發生概率得到了抑制，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而在貧困地區，社會醫療保險并未完全覆蓋到，醫療資源相對落后，使得大多數家庭有病卻醫治不好，導致小病演變成大病，最終拖垮了家庭經濟，造成貧困。筆者認為，社會醫療保險的實施可以改善這個問題，參保的家庭樂于進行醫治，對當地的醫療發展有促進作用，使得醫療資源在不同地區得到有效配置，讓人們相信當地的醫療技術，讓人們有病敢醫、有病能醫，避免到處求醫而帶來的經濟損失，達成防止因病致貧的目的。所以，關于社會醫療保險對醫療資源配置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3.2探究影響社會醫療保險減貧效果的制度因素本文將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進行了整理，但是筆者認為其中仍存在著幾點自身制度因素可能對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果產生影響，關于此方面的國內外相關文獻較少，我們以后可以對其進行展開研究。不同地區由于地理位置或者經濟水平的差異，導致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因地制宜出現差別，其自帶的保險繳費比例、報銷比例、起付線大多不同，可能會對人們的參保意愿產生影響，進而影響社會醫療保險的覆蓋面積。從對文獻的梳理可知，社會醫療保險可以對經濟水平發展起到促進作用，縮小地區貧富差距，然而由于人們心里不平衡不愿意參保或者醫療費用未達到起付線而不能得到社會醫療保險的保障，都會導致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出現差別，給醫保脫貧帶來阻礙。另外，異地就醫或者未被醫保收錄的部分藥品，會使得患者家庭享受不到福利政策，因而社會醫療保險的減貧效應會大打折扣。經濟形勢不停變化，相關部門應該成立有關機構對特點鮮明的家庭進行跟蹤調查，實地考證，隨時評估，了解群眾需求與期望，及時制定出科學合理的社會醫療保險保障體系，幫助人們轉移風險，探究出能將社會醫療保險減貧效應最大化的最優繳費比例、起付線、報銷比例與規則等。因而，因地制宜，探究出適合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對社會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參考文獻[1]白重恩,李宏彬,吳斌珍.醫療保險與消費:來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證據[J].經濟研究,2012,47(02):41-53.[2]陳醉,劉子蘭.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對居民消費影響的實證分析[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41(03):68-73.[3]程令國,張曄.“新農合”:經濟績效還是健康績效?[J].經濟研究,2012,47(01):120-133.[4]甘犁,劉國恩,馬雙.基本醫療保險對促進家庭消費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0,45(S1):30-38.[5]高夢滔,姚洋.健康風險沖擊對農戶收入的影響[J].經濟研究,2005(12):15-25.[6]洪秋妹,常向陽.我國農村居民疾病與貧困的相互作用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10,31(04):85-94.[7]黃薇.醫保政策精準扶貧效果研究——基于URBMI試點評估入戶調查數據[J].經濟研究,2017,52(09):117-132.[8]李傲,楊志勇,趙元鳳.精準扶貧視角下醫療保險對農牧戶家庭消費的影響研究——基于內蒙古自治區730份農牧戶的問卷調查數據[J].中國農村經濟,2020(02):118-133.[9]劉國恩,蔡春光,李林.中國老人醫療保障與醫療服務需求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11,46(03):95-107.[10]劉漢成,陶建平.傾斜性醫療保險扶貧政策的減貧效應與路徑優化[J].社會保障研究,2020(04):10-20.[11]陸嬋媛.脫貧攻堅背景下農村健康扶貧的實踐路徑研究[D].華東理工大學,2018.[12]馬雙,臧文斌,甘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對農村居民食物消費的影響分析[J].經濟學(季刊),2011,10(01):249-270.[13]潘杰,雷曉燕,劉國恩.醫療保險促進健康嗎?——基于中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13,48(04):130-142.[14]齊良書.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減貧、增收和再分配效果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1,28(08):35-52.[15]舒展,唐云霞,肖金光,龔勛.貧困人口因貧致病和因病致貧影響因素分析[J].中國公共衛生,2019,35(08):953-958.[16]宋月萍,宋正亮.醫療保險對流動人口消費的促進作用及其機制[J].人口與經濟,2018(03):115-126.[17]蘇春紅,李齊云,王大海.基本醫療保險對醫療消費的影響——基于CHNS微觀調查數據[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3(10):23-30.[18]孫昂,姚洋.勞動力的大病對家庭教育投資行為的影響——中國農村的研究[J].世界經濟文匯,2006(01):26-36.[19]王榮黨,李保春.西方貧困線理論淵源和構造方法的演進脈絡[J].財政研究,2017(07):23-34.[20]王翌秋,劉蕾.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健康人力資本對農村居民勞動參與的影響[J].中國農村經濟,2016(11):68-81.[21]伍再華,李敬,郭新華.健康沖擊、新農合與農村家庭借貸行為[J].財經科學,2018(05):33-46.[22]楊青,馬超,劉維忠.健康沖擊對農戶民間借貸參與的影響——來自于CHARLS數據的經驗證據[J].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16(02):80-89.[23]于新亮,上官熠文,申宇鵬,于文廣.因病致貧:健康沖擊如何影響收入水平?——兼論醫療保險的脫貧效應[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0(04):30-40.[24]臧文斌,劉國恩,徐菲,熊先軍.中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對家庭消費的影響[J].經濟研究,2012,47(07):75-85.[25]周欽,袁燕,臧文斌.醫療保險對中國城市和農村家庭資產選擇的影響研究[J].經濟學(季刊),2015,14(03):931-960.[26]周欽,臧文斌,劉國恩.醫療保障水平與中國家庭的醫療經濟風險[J].保險研究,2013(07):95-107.[27]周小菲,陳滔,臧文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對農業勞動力供給的影響[J].中國經濟問題,2020(03):30-42.[28]鄒紅,喻開志,李奧蕾.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對城鎮家庭消費的影響研究[J].統計研究,2013,30(11):60-67.[29]BakerDavidW.,SudanoJosephJ.,AlbertJeffreyM.,BorawskiElaineA.,DorAvi.LackofHealthInsuranceandDeclineinOverallHealthinLateMiddleAge[J].The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2001,345(15).[30]BrookRobertH.,WareJohnE.,RogersWilliamH.,KeelerEmmettB.,DaviesAllysonR.,DonaldCathyA.,GoldbergGeorgeA.,LohrKathleenN.,MasthayPatriciaC.,NewhouseJosephP..DoesFreeCareImproveAdults'Health?:Resultsfroma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J].The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1983,309(23).[31]CulterD,VigdorE.TheImpactofHealthInsuranceonHealth:EvidencefromPeopleExperiencingHealthShocks[R].NBERWorkingPaper,2005.[32]DasJ,HammerJ,LeonardK.TheQualityofMedicalAdviceinLowIncomeCountries[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2008,22:93-114.[33]DavidCard,CarlosDobkin,NicoleMaestas.DoesMedicareSaveLives?[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09,124(2).[34]EricM.Engen,JonathanGruber.Unemploymentinsuranceandprecautionarysaving[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2001,47(3).[35]FinkelsteinA,TanbmanS,WrightB,BernsteinM,GruberJ,NewhouseJP,AllenH,BaickerK.TheOregonHealthInsuranceExperiment:EvidencefromtheFirstYear[J].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12,127(3).[36]InasRashadKelly,SaraMarkowitz.IncentivesinObesityandHealthInsurance[J].Inquiry,2009,46(4).[37]JaeunShin,S.Moon.HMOplans,self-selectionandutilizationofhealthcareservices[J].AppliedEconomics,2007,39(21).[38]JeremiahHurley.Chapter2Anoverviewofthenormativeeconomicsofthehealthsector[J].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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