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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檔簡介
農村深度貧困地區反貧困研究—以L市為例摘要2020年底,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是黨中央向全國人民作出的鄭重承諾,必須如期實現。這項歷史性政策將使中國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的減貧目標。2020年11月,中國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本文集中闡述了貧困的相關概念及內涵,主要以山西省呂梁市為研究對象,圍繞其反貧困實踐進行了分析梳理。呂梁市屬于我國呂梁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面臨著生態環境較為惡劣、地理位置偏僻、以及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傳統產業等問題,在文化風俗和致貧因素方面與其他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有著相似的特點,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呂梁市13個縣市中,有10個是貧困縣,其中有6個是國定貧困縣,4個是省定貧困縣區,貧困人口分布地區分散,并且抵抗自然災害能力較弱,自我發展能力不足,貧困形勢依舊嚴峻。自2014年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以來,呂梁市各貧困縣、村逐漸摘帽退出,貧困發生率逐年下降,如期達成了脫貧目標。其次,筆者簡要分析了呂梁市在實施精準扶貧中存在的問題。最后,筆者針對呂梁市反貧困實踐提出了一些建議,以期鞏固當前脫貧成果,防止返貧致貧的發生,從而促進呂梁地區經濟發展,助力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關鍵詞:貧困;反貧困;深度貧困地區;精準扶貧目錄TOC\o"1-2"\h\u1導論 1.1選題背景與意義 1.2國內外文獻綜述 1.3論文的研究方法 2概念界定和理論基礎 2.1相關概念的界定 2.2理論基礎 3呂梁市脫貧現狀分析 3.1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 3.2貧困人口數量逐年下降 3.3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 3.4特色產業助力脫貧 4呂梁市反貧困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4.1精準識別過程存在主觀性 4.2扶貧資金使用缺乏靈活性 4.3效果考核指標賦分缺乏合理性 4.4返貧風險仍然存在 5鞏固呂梁市脫貧成果的建議 5.1優化返貧動態監測與評估體系 5.2密切關注潛在貧困群體 5.3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力度 5.4深化特色產業扶貧 5.5靈活使用扶貧資金 5.6健全扶貧考核機制 參考文獻 導論選題背景與意義選題背景貧困問題一直是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中國也一直致力于消除貧困問題,并在艱苦的努力下取得了極大的成就。自精準扶貧戰略實施以來,全國各省(市)深入貫徹推進扶貧相關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貧困地區的居民基本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也有了明顯的改善,收入不斷提高,貧困發生率逐年下降。山西省呂梁市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屬于我國呂梁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13個縣市中,有10個貧困縣,其中6個是國家級貧困縣,4個省定貧困縣區,貧困人口分散,抵抗自然災害能力較弱,經濟發展原生動力不足,區域性整體貧困形勢嚴峻。自2014年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以來,呂梁市各貧困縣、村逐漸摘帽推出,貧困發生率逐年下降,如期達成了脫貧目標。但不可大意的是,呂梁市農村貧困問題具有長期復雜性,需要我們反思呂梁市在脫貧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優化精準扶貧,以期降低返貧風險,鞏固脫貧成果。研究意義從理論意義來看,呂梁市作為農村深度貧困地區,其致貧因素、扶貧模式都有很強的代表性,盡管我國現有研究不乏對貧困問題的思考,但仍然存在許多進步空間。進一步探討呂梁市在脫貧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可能產生的返貧風險,對于完善我國反貧困理論和呂梁市精準扶貧體制意義重大。從現實意義來說,呂梁市完成了所有貧困縣的摘帽工作,貧困人口逐年下降,如期完成了黨中央制定的脫貧任務。但呂梁市作為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經濟發展仍然較為落后,返貧風險仍舊存在,是山西省和國家重點關注對象。因此,反思呂梁市在脫貧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推進當地的可持續脫貧,激發原生內在活力,同時也可以為山西省其他地區提供借鑒。國內外文獻綜述國外研究綜述國外學者關于理論層面的研究較多,對基礎理論完善的貢獻較多,研究的切入點多以經濟視角展開,研究內容包含對貧困的界定、貧困治理等方面。一是貧困的界定。早在19世紀,MalpassMalpass,P.Poverty:AStudyofTownLife[J].HousingStudies,2012,27(3):398-404從絕對貧困的角度界定了貧困,認為家庭收入如果難以維持對于食品、衣物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的需要,便是處于一種貧困狀態。在此基礎上,對于貧困發生的根源,作為古典經濟學代表人物的SmithSmith,A.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M].Oxford:ClarendonPress,1776.25-55.基于自由市場調節理論,認為貧困根源主要在于貧困的個體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的懶惰行為。與此同時,SchultzSchultz,T.W.InvestmentinHumanCapital[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1,51(1):1-17的人力資本理論指出,家庭貧困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投資不足所導致的人力資本匱乏。進一步地,Srinvasan和SenSrinivasan,T.N.,Sen,A.K.PovertyandFamines:AnEssayonEntitlementandDeprivation[J].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83,65(1):200.從能力被剝奪和社會交換的角度提出了能力貧困理論和權利貧困理論。Malpass,P.Poverty:AStudyofTownLife[J].HousingStudies,2012,27(3):398-404Smith,A.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M].Oxford:ClarendonPress,1776.25-55.Schultz,T.W.InvestmentinHumanCapital[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61,51(1):1-17Srinivasan,T.N.,Sen,A.K.PovertyandFamines:AnEssayonEntitlementandDeprivation[J].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83,65(1):200.二是貧困治理。AlbertPark(2004)認為通過遷移治理貧困的關鍵在于貧困群體受教育水平較低和信息接觸的閉塞,遷移主要受供給因素如教育、土地、家庭勞動力提供等影響遠大于需求因素的影響。在勞動力缺乏的家庭遷移其對減少貧困的作用是有限的。ConnieChan-Kang(2005)提出通過加大對小城鎮的建設,將人口遷移至小城鎮能夠相對減少貧困的發生、縮小城鄉差距,但國家需要大量資金進行小城鎮建設。世界銀行(2009)都認為解決農村貧困的關鍵在于剩余勞動力,將貧困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到我國發展較快的勞動密集產業,不僅能提高貧困人口的能力素質,而且能保證貧困家庭的基本生活,同時對我國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社會保障視野下農村反貧困的研究——以山西廣靈縣為例[D]國內研究綜述國內學者對于相關問題的研究則更加側重于實證研究和案例研究,研究視角更加廣泛,研究的對象大致包含對扶貧模式、精準扶貧、防止返貧致貧等方面。一是扶貧模式研究。汪三貴(2010)認為應該保證貧困群眾能共享到經濟發展的“大蛋糕”,通過實施更加接地氣的扶貧項目,提高貧困村民自主參與性,從而更有針對性的使用扶貧資金,不斷完善鄉村社會保障體系和公共服務工作汪三貴.中國特色反貧困之路與政策取向[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0(4):17-21.。張立群(2012)認為應當推動內生動力帶動貧困地區的發展,激發當地經濟活力。扶貧過程中,要致力于優化產業結構,提高各種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農民素質,創新政策機制。張立群.連片特困地區貧困的類型及對策[J].紅旗文稿,2012李娟娟(2013)認為中國扶貧開發應該采用以政府為主導汪三貴.中國特色反貧困之路與政策取向[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0(4):17-21.張立群.連片特困地區貧困的類型及對策[J].紅旗文稿,2012二是扶貧精準化研究。鄧維杰(2014)指出精準扶貧的實際執行效果并不令人滿意,主要原因在于精準扶貧中出現了對貧困戶的排斥現象,包括在精準識別環節對貧困人口規模的人為限定形成的規模排斥、集中連片扶貧開發對片區外貧困群體的區域排斥,他認為應盡早開展國家級和省級的貧困普查,對貧困村實施分類管理,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融合的貧困戶識別和幫扶機制。同時,購買獨立第三方社會服務來協助和監督整個過程。汪三貴、郭子豪(2015)認為精準扶貧是為了抵消經濟減貧效應的下降而必需采取的措施,將成為未來中國農村扶貧的主要方式,應從改革貧困標準的制定方法,完善精準識別機制;完善精準扶貧考核機制;探索和建立貧困戶的受益機制;改革扶貧資金管理體制和加強資金整合及在金融方面創新到戶機制等方面創新精準扶貧工作機制,以保證精準扶貧工作的實際成效。三是防止返貧致貧研究。何華征和盛德榮(2017)在何華征,盛德榮認為減貧的可持續性是指貧困削減的狀態能夠較長時期地維持,不出現反復返貧的狀況,使得減貧能夠呈一種直線、良性的運行態勢。汪三貴、郭建兵、胡駿(2021)闡述了防范化解返貧風險的若干措施。一是要關注潛在貧困對象,對脫貧不穩定戶和邊緣戶進行動態監測;二是防范化解內部風險,重在提升人力資本;三是從防范化解外部風險來看,重在完善政策性農業保險和商業保險互補體系,發揮再保險的作用,強化易地扶貧搬遷后續扶持。王志剛、封啟帆(2021)著重分析了鄉村振興初級階段所面臨的貧困威脅和相對應的破解策略。由于脫貧主體的脆弱性、福利覆蓋缺失、保障兜底不足和城鄉二元結構等矛盾的存在,鞏固和拓展脫貧成果的過程將面臨返貧風險威脅、相對貧困威脅、突發貧困威脅和隱性貧困威脅。基于減貧路徑演化的視角,得出需要運用阻斷返貧路徑、轉換防返貧方式、構建制度化體系和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等手段進一步鞏固脫貧成果,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綜上所述,國內學者對扶貧模式、精準扶貧、防止返貧致貧方面做了系統研究,另外通過對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筆者發現,現有研究從社會保障學科視角出發對呂梁市的反貧困研究較少,本文將在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總結當前呂梁市的脫貧成效,探討呂梁市精準扶貧實施存在的問題,從而致力于降低返貧風險,促進呂梁農村振興發展。論文的研究方法本論文遵循理論聯系實踐的態度,重點研究了呂梁市的脫貧現狀、精準扶貧的實施過程和返貧風險等內容。采用的研究方法如下:一是文獻分析法。通過閱讀有關貧困、反貧困、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返貧致貧等相關主題的專著與學術文章,并查閱了統計年鑒中最新的數據,了解了我國相關扶貧政策及歷程,對本文涉及到的相關理論和要點進行了梳理。二是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法。實證分析,即對具體對象針對性分析,回答了“What”問題;規范分析法,即是在具體分析后,為了解決具體問題,提出了具體的對策,解答了“How”問題。本文對呂梁市貧困縣的反貧困的實踐進行了現狀分析;并采用規范分析的方法,對符合呂梁山區實際情況的優化扶貧工作路徑的手段進行了探索。三是案頭調研與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在研究中采用案頭與定量方法相結合,既能保證有充足的信息量,又能保證信息的精準與可靠。案頭調研是對二手資料進行篩選、分析及總結,可以充分利用網上的數據資源,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效率。本文搜集了山西省統計年鑒及呂梁市人民政府官網的數據,在此基礎上對呂梁市10個貧困縣扶貧工作進行了分析。概念界定和理論基礎相關概念的界定貧困理論界關于貧困的界定有許多種。法國學者讓·盧梭,他在(1755)《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中最早涉及貧困問題。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把貧困定義為:從傳統的收入層次擴展到能力層次,如健康、教育和營養,即缺少達到最低生活水準的能力世界銀行.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2.P19-21。1998年,阿瑪蒂亞·森(AmartyaSen,1999)認為,機會的貧困和創造收入能力的貧困才是貧困的真正含義,貧困群體缺乏獲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的貧困才是真正的貧困。李實.阿馬蒂亞?森與他的主要經濟學貢獻[J].改革,l999,l.P101-109而吳清華(2004)把貧困概括為兩種觀點:一是認為物質上的匱乏,貧困是因為缺少維持基本生活的物質資料;二是認為貧困不僅是指物質上的匱乏,還包括精神上的貧困。吳清華.當代中外貧困[J].理論比較研究,2004,1.P56-59徐光等(2007)指出貧困是經濟、社會、文化落后的總稱,表現為個人或家庭依靠勞動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維持個人生活和社會文化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徐光,羅敏.貴州省農村貧困問題及其對策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07,35.P33RuncimanRunciman,W.G.RelativeDeprivationandSocialJustice[M].London:RoutldgeandPaul,1996.23-89.與RobertRobert,C.PovertyandLivelihoods:WhoseRealityCounts?[J].EnvironmentandUrbanization,1995,7(1):173-204.進一步提出了“相對貧困”的概念,認為貧困是在與一定參照系的對比之中產生的,與個體實際生活水平關系不大,而在于個體間收入差距及以其他社會群體為參照物時的相對剝奪的社會心態。世界銀行.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2.P19-21李實.阿馬蒂亞?森與他的主要經濟學貢獻[J].改革,l999,l.P101-109吳清華.當代中外貧困[J].理論比較研究,2004,1.P56-59徐光,羅敏.貴州省農村貧困問題及其對策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07,35.P33Runciman,W.G.RelativeDeprivationandSocialJustice[M].London:RoutldgeandPaul,1996.23-89.Robert,C.PovertyandLivelihoods:WhoseRealityCounts?[J].EnvironmentandUrbanization,1995,7(1):173-204.本文認為貧困是指個人或家庭的收入所能達到的生活狀況低于社會可接受的生活標準。貧困是一個長期性、地域性、歷史性的綜合概念,不僅意味著低收入、低消費,而且意味著居住條件和健康狀況差,受教育機會少,營養不良等狀態。貧困地區筆者對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深度貧困地區進行了概念界定,并總結了我國相關貧困地區的劃分類型。一是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是隨著扶貧開發工作的展開而產生的,這類地區往往地理位置偏遠、生態環境惡劣、產業發展落后,并且該地的文化習俗也是貧困的主因之一。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貧困范圍集中、貧困程度深,普遍具有經濟發展緩慢、扶貧開發周期長等特征,因此這類地區扶貧開發的難度非常之大,常規扶貧方式難以產生顯著成效。二是深度貧困地區。從區域分布上看,深度貧困地區集中在連片特困地區、革命老區、邊疆地區、和民族地區等區域。其特征可以概括為“低、差、高、重”,其中“低”指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差”指基礎設施和住房條件差;“高”指貧困發生率和貧困人口占比高;“重”指貧困人口脫貧任務重。精準扶貧2013年精準扶貧概念被首次提出,根據中辦發[2013]25號文件,精準扶貧是指通過對貧困戶和貧困村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引導各類扶貧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扶貧到村到戶,逐步構建扶貧工作長效機制,為科學扶貧奠定堅實基礎。精準扶貧是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運用合規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方式。呂梁市市委按照“新布局,新發展,新形象”的總體要求,把脫貧攻堅作為市政府的首要政治任務和第一民生工程。從精準識別建檔立卡開始,不斷開展精準幫扶,到最后的扶貧效果精準考核,都有相關的文件進行指導。堅持對貧困地區進行產業扶持,對貧困人口予以技能扶持和資本扶持,通過不斷改善貧困村莊基本生產生活條件以實現扶貧目標的“3+1”的精準扶貧路徑;圍繞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目標,打出“3105”政策組合拳,即“三個一”扶貧行動,“十項重點工程”,“五個創新”;接著在2017年7月20日共產黨呂梁市第四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三五工程”攻堅深度貧困工作方案,確保2020年消除呂梁市區域性整體貧困。市委市政府出臺的部分政策文件如圖1-1所示。圖1-1呂梁市扶貧開發相關政策文件數據來源:呂梁市人民政府官網理論基礎多元治理理論關于治理相關理論當中,由之前政府一方治理,向合作性治理轉變。政府不再擔任“全能選手”。經濟和社會不斷地發展,NGO組織、企業或其他一些社會組織也越來越成熟,擁有了承擔一定的社會職能的能力。在政府報告中,“社會管理”不再出現,而以“社會治理”代替,細微改變卻有著極大的本質性差別??禃怨?NGO扶貧行為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社會治理更加體現了民主理念,更加關注動員多主體力量,鼓勵社會組織、公民等積極參與。依據多元治理理論開展扶貧,首先就應當表現為互動合作。在扶貧進程中,任何主體都不可能依靠自己解決任何問題,政府也不例外。劉敏.社會資本與多元化貧困治理[M].北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各扶貧主體通過對話、協商等形式達成一致意見,一起行動,有利于資源共享,更好地進行合作。在構建多元扶貧體系中,各主體積極參與,為了共同的目標更好地開展扶貧工作,合作方式相對靈活,形成了網絡化合作網??禃怨?NGO扶貧行為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劉敏.社會資本與多元化貧困治理[M].北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在開展具體的扶貧工作時,要建立多元治理型農村扶貧體系需要以下要求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梁小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5-16.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M].梁小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5-16.賦權理論“賦權”就是充分發現并開發潛能,并給予人們一定權力,參與實踐活動。賦權理論真正地成為一種反貧困理論是阿瑪蒂亞?森“權利貧困說”的出現。在扶貧工作中引入賦權理論,就是關注人們自身作用,鼓勵居民爭取自己的話語權,行使決策權,不斷加入到扶貧工作來,進而保證扶貧項目的效果。實現賦權不是一蹴而就的,應該是持續的、長期的。這個理論堅持“以人為本”思想,時刻把貧困人口放在第一位,關注他們是否滿意。賦權使得貧困群體得到了相應的權力,使他們合法權益得到維護,促進了社會上權力結構更加均衡,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有利于構建和諧社會,更有益于在賦權中幫助貧困人口走出貧困。賦權理論在幫扶工作中最好的應用是指進行了“參與式發展”扶貧。參與式扶貧最重要的基礎就是賦權,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社會組織積極參與,動員貧困人口全面參與到決策和執行等扶貧工作的全過程中來。具體來說,政府需要不斷傾聽、了解貧困人口的想法,確定他們缺乏的生產要素和需要的幫助,積極組織技能培訓活動,實施一些扶貧項目,鼓勵貧困戶參與到具體扶貧工作中來,親自實施項目、監督具體工作,考核評價開發工作結果。只有在扶貧工作中積極帶動貧困戶,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扶貧工作才能達到好的效果,從而消除返貧現象來鞏固扶貧效果。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理論由舒爾茨、貝克爾于20世紀60年代提出,把包括教育投資及健康投資在內的、旨在提高人口素質的投資都看成是生產性投資,統稱為人力資本投資。他強調除物質資本投入能推動經濟發展外,人力資本也同樣能增加收益,而且處于一定條件下其帶動作用比物質資本更加強烈。此外,他提出: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力資本越來越重要,其對生產率的貢獻率很大,物質資本無法媲美。對貧困區域進行研究,不難發現,導致它們出現貧困的原因有一些是相似的。比如,地理位置不佳;資源匱乏等。其中重要的原因都有忽視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在貧困區域貧困人口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基本技能。由于當地的自然地理條件無法輕易改變,資源也無法迅速得到開發。加上這些片區交通不便及與外面交流較少,村民多為保守謹慎、安土重遷。這類地區教育水平一直以來都很低,甚至小學教育質量都較差,人力資本極度匱乏。文化水平低并缺乏一定技能的勞動力只能從事傳統的農業生產或一些耗費體力的勞動,收入極低,一旦遭遇自然災害將深陷貧困泥潭而難以自拔。所以,可以發揮作用的主要因素是“人”。可以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依托教育及培訓等來提高貧困人口綜合素質,幫助當地勞動力掌握一些技能,提高自主脫貧能力,促進貧困山區勞動力就業,進而增加其收入。人力資本理論為扶貧開發開闊了思路,也成為扶貧開發中極為重要的理論基礎。劉敏.社會資本與多元化貧困治理[M].北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劉敏.社會資本與多元化貧困治理[M].北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呂梁市脫貧現狀分析呂梁市發展相對滯后,貧困區域廣泛,貧困人口居多,是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所屬13個縣(區)中有10個為貧困縣,一直以來都是山西省內貧困程度最深的地區。自2014年精準扶貧實施以來,呂梁市貧困程度逐年減輕。截至2019年底,貧困縣全部摘帽,如期完成了脫貧攻堅任務。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全市共有10個貧困縣,交城、離石、交口、柳林4個縣區為省定的貧困縣,其中方山、臨縣、中陽、嵐縣、興縣、石樓6個縣為國定貧困縣。2017年呂梁市中陽、柳林2個貧困縣摘帽,孝義、汾陽、文水3個縣整體脫貧,445個貧困村退出。2018年,嵐縣、方山、交口、離石、交城5個縣(區)如期脫貧摘帽。2019年,前一年所剩余的臨縣、興縣、石樓3個縣也實現了脫貧摘帽,剩余286個貧困村全部退出,如期實現了區域性整體脫貧目標,貧困發生率降至0.18%以下。圖STYLEREF1\s3SEQ圖\*ARABIC\s112015年-2019年呂梁市貧困縣數量數據來源:呂梁市人民政府官網/zjll/數據來源:呂梁市人民政府官網/zjll/圖STYLEREF1\s3SEQ圖\*ARABIC\s122015-2019年呂梁市貧困村數量數據來源:呂梁市人民政府官網/zjll/數據來源:呂梁市人民政府官網/zjll/貧困人口數量逐年下降自精準扶貧政策實施以來,呂梁脫貧攻堅行動不斷更新成績,從圖3-1可以看出,近年來,呂梁市的貧困人口在不斷減少。貧困人口總數從2010年的99.56萬減少到2019年的7.76萬。如圖3-2所示,呂梁市在2017年貧困人口減少的數量最多,達到14.8萬人。經多方測算估計,2018年呂梁市的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4%,脫貧縣的綜合貧困發生率、漏評率和錯退率均低于2%,群眾認可度高于90%。2019年,呂梁市7.7萬貧困人口減貧,貧困發生率降至0.18%以下。累計共計78.42萬貧困人口脫貧,每年脫貧人數穩定在10萬以上,在2020年如期完成了脫貧任務。圖STYLEREF1\s3SEQ圖\*ARABIC\s132010-2019年呂梁市總貧困人口數量變化數據來源:呂梁市人民政府官網/zjll/數據來源:呂梁市人民政府官網/zjll/圖STYLEREF1\s3SEQ圖\*ARABIC\s142013-2019年呂梁市脫貧人數數據來源:呂梁市人民政府官網/zjll/數據來源:呂梁市人民政府官網/zjll/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呂梁市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逐年攀升,從圖3-6可以清晰看到呂梁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3年的6066元增長至2019年的10656元,從圖3-7可以得知,呂梁市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幅度平穩,基本上在6%以上,與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幅差距較小,這從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呂梁市扶貧在促進農民增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圖352013年-2019年呂梁市和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對比圖STYLEREF1\s362013-2019年呂梁市和全國農村居民收入增幅對比數據來源:山西省統計年鑒數據來源:山西省統計年鑒表3-12019呂梁市各縣居民可支配收入與地區生產總值數據來源:山西省統計年鑒市縣居民可支配收入(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元)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元)地區生產總值(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呂梁市離石區28206316487513137098240371交城縣17874241051136791320938168文水縣15259237011138789720314969興縣11707232185785113738339062臨縣977719771626373435416692柳林縣208923368313317204326261460石樓縣904115719433313969912000嵐縣1098221833620648972327020方山縣1091323012557950285633784中陽縣18363245698053107034572769交口縣1416122137891654758644000孝義市301373653218673113056564721汾陽市197052615115484204122246742從上表可發現,比較2019年呂梁市內13個縣(市、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可以發現,中陽縣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排名首位,其次是孝義市、柳林縣、和汾陽市。排名靠后的有文水縣、臨縣和石樓縣,這三個縣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均未超過2萬元/人。盡管當前呂梁市已經完成了脫貧攻堅任務,消除了區域性貧困,但結合表3-3和圖3-5可發現,呂梁市各區、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遠低于全國農村水平,這意味著呂梁市在提高農民收入方面仍需做出更多努力。特色產業助力脫貧呂梁山護工護理培訓、光伏產業扶貧和生態脫貧和是具有呂梁扶貧特色的“三張品牌”,帶動了當地就業與經濟發展,成效頗豐。呂梁山護工職業培訓當前,我國的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養老產業已成為朝陽產業。在這一背景下,以助力貧困戶脫貧和滿足老年人實際需求為目標的“呂梁山護工”培訓應運而生。2015年,呂梁市出臺《呂梁山護工(護理)培訓就業工作五年規劃(2016-2020)》按照“政府選送、專業培訓、雙證上崗、統一標識、誠實守信”要求,致力于實現“培訓一人、就業一人、脫貧一戶”的目標,培訓費用由各地財政支出,通過帶動貧困戶參訓就業實現脫貧。隨后,根據項目實施的具體情況,2018年,呂梁市委、市政府出臺《呂梁山護工培訓就業工作行動計劃》,提出了有針對性的32條工作措施,加大了培訓的宣傳力度,并通過建立呂梁山護工服務中心、搭建“互聯網+呂梁山護工”平臺。在政府的支持下,就業人數不斷增加,截止2018年12月底,共培訓護工已累計培訓護工6萬余人,實現就業1.9萬人,已就業護工人均月收入超過4000元,帶動了約兩萬個貧困家庭實現脫貧。通過四年的實踐證明,呂梁山護工培訓成功推動貧困人口就業、助推貧困家庭脫貧增收、助力實現全市脫貧目標,初步打響了“呂梁山護工”品牌。在組織實施上,呂梁市成立了護工培訓就業工作領導組,市級領導負責領導組的統籌工作,給與培訓工作堅強的組織后盾,各相關縣市區也成立了相應的領導機構和辦事處,為呂梁市護理護工培訓就業工作提供組織保障;在制度保障上,出臺了《呂梁山護工(護理)培訓就業工作五年規劃(2016-2020)》《呂梁山護工(護理)培訓就業實施辦法(試行)的通知》等有關政策文件,為培訓開展實施提供政策制度保障;在機構落實上,呂梁市區設立了市護理護工就業服務中心,具體負責護理護工培訓就業各項工作的開展。光伏產業呂梁市光伏產業實施情況呂梁市抓住山西省作為光伏扶貧試點省份的機遇,變荒山、荒坡劣勢為發展優勢,將光伏扶貧項目重點向深度貧困縣、深度貧困村傾斜,發展了以村級聯村式和集中式光伏電站為主,戶用式、聯戶式等多種模式為輔的的光伏電站模式,初步形成“戶+村+地面電站”光伏電站體系,有效促進深度貧困人口穩定增收、村集體經濟壯大,幫助貧困戶獲得資產收益、勞務收益、創業收益等。呂梁市2015年底啟動實施、開展光伏產業試點,2016年第一批光伏扶貧項目總規模133.95MW的光伏電站順利建成運行,其中:村級電站89座、68.95MW,涉及9個縣區,惠及貧困村405個、貧困戶13790戶;地面集中電站2座、65MW(方山、嵐縣),幫扶貧困戶2470戶。呂梁市十三五第一批光伏扶貧項目,總規模416.68MW,其中村級、聯村電站808座、344.625MW,共涉及11個縣(區),惠及貧困村1093個,幫扶貧困戶52783戶;集中電站5座、120MW,共涉及5個縣,惠及貧困村135個,幫扶貧困戶4007戶。兩批光伏項目總規模550.63MW,其中集中式電站185MW,占全省總規模的15.4%,村級電站365.63MW,占全省總規模的30.1%,覆蓋1455個村,其中國定貧困縣1124個貧困村實現全覆蓋,每村平均324KW。此外,全市還建成327座、規模2.66MW的戶用式光伏電站。光伏扶貧已經成為推進呂梁市脫貧攻堅的重要抓手和重要措施,發展勢頭良好。呂梁市的光伏項目不僅僅是單一的發電項目,一些貧困縣、貧困村在修建光伏電站的同時,結合本地優勢發展了多種“光伏+”產業模式。一是“光伏+聯村式”模式,為解決好以單個村布局光伏電站土地資源缺乏、建設和運維成本過高的問題,呂梁市采取多村聯合,集中建設聯村式光伏扶貧項目,在全國率先探索形成聯村式村級光伏電站發展模式,實現資源集約利用、收益多方共贏目標。這種模式的典型如方山縣積翠鄉劉家莊18MW聯村式電站,總投資1.7億元,占地729畝,于2017年5月27日并網發電,可使63個深度貧困村實現村集體經濟“破零”,3166戶7068名深度貧困人口穩定增收。二是“光伏+溫棚種植”模式。利用貧困村集體土地和貧困戶承包土地,建成集光伏發電太陽板與現代大型日光溫室為一體的光伏式現代農業大棚。中陽縣車鳴峪光伏扶貧電站發展了光伏香菇產業園,項目總占地面積26.25畝,總投資550萬元,建成光伏農業大棚10棟,占地面積約4725㎡,將6個行政村每村100KW光伏扶貧地面電站項目集中布局在車鳴峪35KV變電站附近,棚頂太陽能發電,年發電量75萬度左右,每年發電收益72萬元以上,棚內發展香菇10萬棒,年實現產值75萬元,純收益20萬元,土地集中流轉,農戶每年每畝收益1000元,實現了“上產清潔能源、內產綠色食品、土地旱澇保收”的立體化效益。三是“光伏+現代養殖”模式。在養殖企業、養殖合作社等布設光伏組件,在獲得光伏扶貧收益的同時帶動貧困戶發展養殖業,實現產業的協同發展,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四是“光伏+農業種植”模式。利用光伏板下或者周圍空地,種植中藥材、蔬菜等作物,實現土地立體化增值利用,帶動貧困戶發展種植業。方山縣麻地會鄉后則溝村100KW光伏電站項目,充分利用光伏發電板周圍閑置土地,建成了中藥材試驗示范基地和種子種苗繁育基地各1個,將光伏扶貧收益轉變為產業發展基金,培育壯大主導產業的同時,實現了光伏扶貧收益的二次分配,為該村鞏固脫貧成果、貧困戶穩定脫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生態扶貧呂梁市水土流失強度大,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流失面積的76.5%,且一直采取傳統的粗放式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導致農作物廣種薄收,貧困狀況嚴重。2016年,嵐縣率先開始生態扶貧項目,該縣采取公開議標和“合作社造林”的方式,通過47個脫貧攻堅合作社實現一年造林5萬畝,參與造林的社員人均收入增加5000元的目標。同年8月,相關部門開始在全市推廣嵐縣的生態扶貧經驗,推出“政府購買式造林”,“合作社+貧困戶”等模式,并要求參加合作社的貧困戶比例不得低于60%?!吧鷳B扶貧”行動不僅可以調動貧困戶參與生態工作的積極性,也可以保證林木的成活率,進而帶動貧困戶增收。截止2019年底,全市共建成造林專業合作社1322個,在開展生態造林過程中,貧困戶通過參加造林合作社、擔任護林員等公益崗位、土地流轉收益等方式獲得穩定收入。全市已聘用森林管護員6758人,其中貧困人口5236人,人均年工資8千多元,可帶動2.1萬貧困人口脫貧,7.9萬人靠造林合作社脫貧,直接受益貧困人口40萬以上。呂梁市反貧困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精準識別過程存在主觀性在呂梁市識別貧困對象的過程中,由于年輕壯力都外出打工,在家中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殘,因此在最初的自愿申請中,這些居民主動獲取信息能力差、信息素養低,甚至存在部分居民對貧困戶識別工作不聞不問的現象,從而錯失申請機會。在后期的民主評議中,他們也很少主動參與,這就給了善于投機的村民、鄉村干部的親朋好友諸多撿便宜的空當,一些條件不錯的農戶也被錄入了貧困戶系統中。除了收入難以統計,一些貧困戶評定指標在具體判定時有一定的模糊性。其次,“不愁吃”口糧是否有保障,“不愁穿”是否有換季衣服,住房條件、健康狀況的評定、在外務工情況、農用工具的折損情況等,這些指標判定時都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申請人自身主觀性的影響。最后,能否納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圍,關鍵就是家庭收入和財產的調查申報,在社會救助政策中有較為明確的量化指標界定,而建檔立卡貧困對象識別中采取綜合定性評估,這就造成部分高于低保標準但收入不是太高的建檔立卡低收入貧困對象不能享受社會救助。扶貧資金使用缺乏靈活性呂梁市扶貧資金的使用,都是由貧困村或貧困戶提出項目以后,先經過村委、鄉政府的審批驗收,之后再由縣扶貧辦審核,決定是否發放扶貧資金,才可以按照流程安排資金發放,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層層上報,逐級審批,再加上原本為保障扶貧資金使用規范性而設立的申請程序和手續辦理的制約,最終資金到達貧困戶手里需要很長時間,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資金使用的安全性和規范性,但是也降低了資金使用效率。此外,扶貧資金的發放或者扶貧項目的審批,關系到扶貧辦、農業部門、財政部門等多個部門,各部門之間有時為了防止出錯而互相推脫責任,都怕出了問題擔責任,從而影響資金的及時到位。這些都導致了扶貧資金使用低效。在扶貧資金使用辦法明確規定,開展“項目資金采取扶貧資金補助、貧困農戶自籌和金融扶持資金三者相結合的辦法,資金使用的對象必須是貧困村有勞動能力、有產業脫貧致富意愿的建檔立卡貧困戶”,這就使得資金失去了靈活性。效果考核指標賦分缺乏合理性在呂梁委市政府對貧困縣黨委和政府脫貧工作成效的考核指標當中,對每個指標都進行了賦分,但是賦分值并不合理,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減少這一指標在所有指標100分制中占到了30分的比重,這就會使得領導干部在項目的選擇上傾向于開展脫貧見效快的項目,而忽略長期的持續發展,為了短期內展現扶貧成效,也會優先選擇扶持貧困程度相對較輕的貧困戶;而在貧困人口識別與幫扶滿意度考核方面,賦分值只占到了10分,貧困人口在考核環節的民主權利并未得到尊重;同時,在扶貧組織建設和主體責任考查方面賦分值僅有3分,對扶貧主體的約束較小,這都使得考核“倒逼”作用被減弱。返貧風險仍然存在截止2019年底,10個深度貧困縣涉及脫貧不穩定戶、易致貧戶26983人,占全省不穩定戶、易致貧對象的22%,涉及未脫貧人口7583人,占全省未脫貧人口35%,這表明盡管呂梁市已完成了區域性脫貧目標,但返貧風險仍舊存在。何華征、盛德榮何華征,盛德榮,論農村返貧模式及其阻斷機制[J],現代經濟探討,2017(07):95-102認為返貧即再生貧困,指的是原生貧困消除或得到改善后,由于其它各種原因而重新回到貧困狀態的一種現象,并且他們認為原生貧困是各國扶貧政策的主要著力點,而返貧問題則是判斷扶貧長效性與否的重要指標。我國學者對返貧原因的分析包括自然生態條件、政策、資本、社會保障、貧困地區/戶特征五大類。何華征,盛德榮,論農村返貧模式及其阻斷機制[J],現代經濟探討,2017(07):95-102鄭瑞強,曹國慶,脫貧人口返貧:影響因素、作用機制與風險控制[J],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16,15(06):619-624一是呂梁市貧困縣GDP增長率占全市的比例低,經濟發展水平仍舊較為落后,不利于穩定就業,從而帶來返貧風險。對比2019年山西省各市地區生產總值可發現,呂梁市GDP僅占山西省GDP的8.45%,其中,孝義市、汾陽市和文水縣的GDP占呂梁市GDP的42.7%,其余10個貧困縣(區)僅占比57.3%,經濟發展落后。在呂梁市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且增速不穩定的背景下,貧困地區/戶盡管實現了暫時性的“脫帽”,但長期來看,GDP增速與就業率之間存在正向相關關系,GDP低速增長會對個體就業產生一定約束,增大貧困再次發生的可能性。二是呂梁市貧困縣的扶貧資金過于依賴政府投入,自身內生活力不足,存在返貧風險。呂梁市用于扶貧的主要資金來源是中央和省級政府專項撥款,這項財政支出主要用于地區脫貧,貧困地區脫貧后,中央和山西省政府所撥付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會大幅減少。則呂梁市部分依賴財政支出的扶貧項目成效難以鞏固,容易出現返貧現象。鞏固呂梁市脫貧成果的建議優化返貧動態監測與評估體系盡管目前呂梁市已完成了10個貧困縣的摘帽工作,但呂梁市的興縣、臨縣、石樓縣、嵐縣還屬于此前劃定的呂梁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返貧風險較大。貧困脆弱性指農戶未來陷入貧困的可能性,按照現行的農村貧困線標準,雖然呂梁市農村地區農戶的貧困脆弱性呈現下降趨勢,但貧困脆弱性的均值仍然較高,同時隨著貧困線標準的提高,貧困脆弱性的程度會增加。貧困脆弱性是一種預期的狀態和動態的概念,為了預防貧困發生,要對潛在風險對象進行動態監測并健全幫扶機制,確保其不陷入“貧困陷阱”,其中比較突出的是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戶和特殊困難群體。規范動態管理機制,及時防范化解風險。一是要充分發揮監測體系的作用,對監測情況進行及時預警,提高監測的效率,做好線上預警和線下深入排查反饋的雙線工作,做到有預警必有反饋,對預警情況形成全流程的閉環管理。對于深入排查的預警戶,如有較大的返貧致貧風險,需要立即采取幫扶措施,因人因戶施策,堅持開發式幫扶和保障性措施相結合,多措并舉進行幫扶,防范化解返貧致貧風險,防止陷入貧困。二是適時開展對貧困監測與幫扶工作的評估。脫貧攻堅頂層設計著力建設完備的監督體系,包括中央專項巡視、各級督查和巡查、民主黨派監督和社會監督等各方面,特別是第三方評估、省際交叉考核等考核評估制度,確保脫貧攻堅責任落實,減貧成效真實可靠。諸如對各地扶貧開發成效進行第三方評估,第三方參與到扶貧評估工作之中,獨立于評估委托方和評估對象的利益之外,具有獨立性、客觀性、專業性和權威性,是推進政府治理方式的重要創新,未來可以繼續把這種方式應用到貧困監測與幫扶工作的評估中。三是開展非常規大數據監測。依托核對、低保系統和金民工程,加強對政府各部門和社會組織開展的各類救助幫扶信息統一匯集、互通共享,用大數據手段識別和預警返貧風險,實現精準兜底。密切關注潛在貧困群體呂梁市應加強對特殊困難群體的動態監測,重點關注農村老齡人口,殘障人士等極易陷入貧困的人群。一是農村老齡人口。隨著農村地區勞動力大量外流,人口老齡化趨勢不斷加重,農村老齡人口在增收和社會保障等方面都處于相對弱勢地位,需要重視老年貧困問題。目前農村地區養老問題突出,防范老年貧困問題,一是完善農村養老保險體系,適當提高農村養老保險繳納的政府補貼比例,根據年齡設置差異化養老金發放標準,對于高齡和失能的老年人員發放高齡和失能補貼,引入商業養老保險等形式,形成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二是創新養老方式,集中養老的成本較高且部分老年人口意愿不強,分散養老不利于兒女不在身邊且自理能力較差的老年人,創新發展社區互助養老方式,采用集體籌資和政府補貼相結合,提供針對性服務,如開辦老年人食堂、開發公益性崗位為行動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門服務等,最終形成以家庭養老為主、社會為輔和政府輔助的有效機制。因病致貧會導致貧困家庭本來可支配收入較低還必須支付較高的醫療費用,嚴重影響家庭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并且難以擺脫“貧困陷阱”,要重點關注家中有大病的農戶。二是關注患重病群體。防止因病返貧致貧風險關鍵在于建立因病返貧致貧預警系統和完善健康保障體系,通過對全部農村人口看病自付醫療費用進行動態監測,可以快速掌握面臨因病返貧致貧風險的農戶,并及時進行排查和幫扶,降低因病返貧致貧風險。部分地區進行了很好的實踐,細化了具體的操作規程,產生了很好的效果三是殘疾群體。殘疾會影響勞動力的生活和就業。對于因殘部分或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無法通過產業扶貧或就業扶貧等開發性扶貧方式進行幫扶的這部分人群,需要落實好兜底保障政策。在脫貧攻堅中,對因殘致貧戶實施了眾多幫扶政策,但是重度殘疾人的照顧照料問題仍然突出,部分有重度殘疾人的家庭對托養照顧需求迫切。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力度一是健康保障。醫療救助是政府無償的“托底”救助,單純依靠救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救助對象救助制度與醫療保險制度有效的銜接起來,構筑城鄉困難群眾醫療保障的“雙保險”。呂梁市可采取以下措施優化居民健康保障,一是由縣政府全額資助城鄉低保對象、城鄉特困救助家庭成員和農村五保供養對象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這些困難群眾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不需要個人辦理參保繳費登記手續,而是由民政部門采集相關參保信息后,代理他們登記參加基本醫療保險,這樣就極大地方便了困難群眾。二是就診減免救助和門診救助。為利用多種方式緩解城鄉困難群眾的醫療難問題,鼓勵困難群眾到社區或村衛生服務機構就診。二是教育保障。呂梁市應著力于發展農村教育救助事業,建立健全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進一步改善辦學條件,逐步提高農村貧困地區中小學公用經費保障水平。其次,要加大救助資金投入的力度,對才脫貧的深度貧困縣農村實行專項投入,可采取國家投入與地方配套的方式;合理制定高中、職業高中、中專、大學的助學金、獎學金制度,真正把救助金給予極度貧困的學生們,在此基礎上要不斷擴大高等教育的救助范圍,盡量保證不讓學生因為家庭困難而輟學。最后,要加快農村教育體制改革,建立城鄉學校幫扶制度。定期地進行城鄉老師之間的教學交流和培訓,開展不同教學階段的教研活動,實現了城鄉教育成果共享、利益共享的雙贏成績。三是技能培訓。呂梁市此前開展的呂梁護工這一職業培訓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其存在護工培訓規劃的周期短,培訓標準偏低等問題。參加培訓的農村貧困勞動力平均文化程度低,文化結構不合理,初中及以下學歷所占比例高,普通話溝通能力差,在短期內掌握勞動技能水平有限。呂梁市政府應當要加大投資力度,與大型、專業家政企業合作共同培訓,吸收企業投資,制定企業分紅制度,建立長遠的培訓機制,有意愿的學員可以在初期培訓后再深造,提高專業水平。嚴格專業資格證書發放程序,讓每一位參訓學員都能扎扎實實學到本領,憑借扎實的專業服務立足家政市場。尤其應以市場為導向,拓展培訓范圍。調整完善呂梁山護工培訓的專業設置,專業范圍擴大化,專業水平精細化。以護工護理和月嫂培訓為重點,設置產婦護理、家政服務、家庭護理、嬰兒護理、養老護理、康復保健等專業。深化特色產業扶貧一是光伏產業扶貧。呂梁市光伏扶貧產業對財政賴性大,這是我國貧困地區發展光伏產業面臨的共性問題,隨著全國各地光伏項目的發展投建,國家財政補貼的壓力日益增大,而呂梁市部分貧困村目前還面臨著國家補貼電價遲遲沒有到位的問題,貧困戶的補貼收入雖然可觀,但兌現難現狀嚴重影響了貧困村、貧困戶發展光伏產業的積極性。以光伏電板壽命25年時間預算,長期依賴國家財政補貼是不現實的,發展光伏產業從根本上應將其與市場銜接,逐步改變光伏電站的政府補貼形式,調整補貼方式。建立站+村+企+戶利益循環聯結機制,推動貧困村與大型企業的合作模式,積極支持發展“光伏+”產業,推動其由點向面推廣,讓企業引導光伏產業發展,將企業利潤和貧困戶補助有機結合起來。發展擴大光伏發電的市場領域,推廣像離石區歸化村的光伏光熱供暖系統等新型光伏產能模式,使得光伏發電不僅僅投向電力市場,向光伏產能更加多元化運用的領域拓展。二是生態扶貧。鼓勵支持當地林業龍頭企業的發展壯大,可以參考借鑒陜西的托管模式,將貧困戶以林果、土地、苗木入股,托管林業企業統一規模管理,農戶通過提供勞力從企業獲得工資性收入,企業向農戶提供專業的指導服務。通過企業帶動,將生態產業融入市場,分析市場需求,結合本地的地形氣候情況培育當地經濟林主導產業,打造生態造林品牌,推動生態扶貧和林業市場的有機結合。呂梁山區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共同負責社會救助制度的實施,在很多時候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難免會發生利益上的博弈和矛盾,因此,建立新型社會救助體系,就必須完善呂梁山區的社會救助管理機制,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協調、順暢的現代管理體制。郭伶俐.貧困村貧困原因及對策[J].農村經濟,2003.1.P81-85為此,縣政府今后應該做到以下兩方面的工作:第一,呂梁山區政府主管全縣社會救助工作的教育、財政、衛生和城鄉建設等工作,而相關部門在各自職責范圍內管理本行政區域相應的社會救助工作。第二,社會救助體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不僅包括物質救助,同時還包括精神救助、能力建設等。所以,縣政府還需要不斷的明確勞動部門、工、青、婦、殘聯等社會團體的職責,協調各部門、各種社會力量的救助行為,建立健全由縣政府、社會組織、社區、家庭和個人構成的服務網絡,完善縣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力量主導、福利機構自主經營的新型管理體制。救助資金是社會救助體系的資金保證,是社會救助體系的物質基礎。郭伶俐.貧困村貧困原因及對策[J].農村經濟,2003.1.P81-85因此,呂梁市今后要不斷加強對社會救助資金的管理??h政府應從三方面去落實:首先,設計符合縣財政支付能力的評估指標體系,以這個評估指標體系為基準,評估鄉鎮財政的支付能力。其次,呂梁市政府應建立捐贈款物管理工作機制,使其社會效益得到最大限度地發揮。部分潛力較大并閑置不用的資源通過建立一些暢通的渠道,使其在貧困家庭能夠得到充分使用。最后,通過操作部門的自律以及縣人大政協和社會各界的監督,提高社會救助經費運作的效率。靈活使用扶貧資金2016年中央和省級對呂梁市10個深度貧困縣下撥救助資金5.7億元;2017年下撥6.9億元;2018年下撥8.8億元;2019年下撥10.4億元,2020年下撥10.4億元。下撥深度貧困縣救助資金逐年穩增,2020年比2016年增加4.7億元,增幅達到82.5%。呂梁市應提高扶貧資金的利用率,優化扶貧資金的使用結構。一是整合各貧困戶手中閑散的扶貧資金,集體入股當地龍頭企業,或在能人大戶的帶領下集體投資,從而每年獲得收益,取得分紅。二是利用扶貧資金鼓勵貧困戶發展產業,每增加一畝種植林或者每圈養一頭牛,都可以獲得相應的補貼和獎勵,通過這樣的方式,可以調動農戶積極性。推進扶貧資金項目審批權限下放到鄉,簡化繁瑣流程,確保資金及時到位。三是充分金融扶貧作用。首先扶貧人員應宣講金融幫扶知識,打消貧困戶心中保守顧慮。金融機構可以適當降低借貸門檻,幫貧困戶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發揮金融扶貧的杠桿作用,同時對資金使用實施精準管理,建立資金使用信息公示制度,加強資金使用、流向等問題的監督和審核,嚴厲查處扶貧資金腐敗問題,讓資金在陽光下發揮作用。健全扶貧考核機制一是應合理賦分考核指標。對于貧困人口參與考核的指標應該適當加大賦分值,充分發揮貧困戶民主評價,把貧困戶的政策評價作為首要關注因素,考核環節應加入貧困戶評價,只有廣泛聽取貧困戶的評價,才能更全面的了解扶貧工作的成效。二是在考核過程中引進第三方,將階段性的工作成果定期匯集起來,并在政府網站上進行公示;鼓勵媒體組織進行跟蹤報道,把真實記錄的扶貧事跡展現在公眾面前;與高校和科研機構等社會組織進行合作,讓相關專家學者下鄉入戶調查,讓扶貧的每一個環節都在陽光下進行,這樣就不會出現弄虛作假的問題。此外,開設扶貧信訪專用熱線、專用信箱,貧困戶遇到不明白或者有失公平的現象,可以及時反映。三是在填報數據時,統一規范扶貧數據指標,對于數據的上報要求直接從貧困村建檔立卡系統上報;對于一些普通會議以視頻、電話等網絡形式召開,減少扶貧參會人員往返周折,同時,市委市政府減少發文,避免多頭指揮,政策朝令夕改,減輕形式主義給基層扶貧人員帶來的負擔。四是嚴格執行考核問責。嚴懲脫貧數據弄虛作假。審查過程中減少對紙質檔案畫圖畫冊的檢查,嚴禁為迎接檢查而制作的展板畫冊;明確考核主體,禁止多個主體多重檢查??己思纫P注當前脫貧成效,又要強調長遠發展動力;既要注重貧困戶數量的減少,更要關注貧困戶創收能力的提升。此外,各鄉之間、各縣可以之間交叉考核,督促對方創造出實實在在的扶貧績效。對數字脫貧,違規違紀脫貧行為嚴懲不貸,對造成不良影響的相關人員進行嚴肅批評教育,追究相關責任。健全監督問責機制,從嚴考核,倒逼真抓實干,不斷督促問題整改,確保扶貧效果經得起實踐的檢驗。五是完善精準扶貧獎懲制度。對積極配合扶貧工作、工作開展有杰出貢獻的貧困戶和貧困村給予適當的獎勵,使其在脫貧以后仍在一定時間內享受國家政策扶持;對優秀幫扶干部和企業的先進事跡也進行宣揚,也給予物質和精神上的獎勵,讓他們做好示范,在全社會營造出良好的氛圍。而對于態度消極、隱瞞謊報、浪費國家扶貧資源的農戶和扶貧工作人員給予一定的處罰,起到警示作用。參考文獻期刊:郭冠男.集中連片貧困地區多種模式決勝脫貧攻堅——以呂梁為案例[J].中國經貿導刊,2020(06):32-35.何華征,盛德榮.論農村返貧模式及其阻斷機制[J].現代經濟探討,2017,(7):95-102.康濤,陳斐.關于我國農村貧困與反貧困的研究[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拉格納?納克斯,謹齋.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J].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0.P36-42李實.阿馬蒂亞?森與他的主要經濟學貢獻[J].改革,l999,l.P101-109UniversityofWarwick,1-20.劉菁,李偉,郭滇華,祝謙,鄭書雄,崔祿春.深度貧困地區高質量可持續綠色脫貧路徑——山西呂梁集中連片特困山區攻堅深度貧困調研[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8(01):73-76.寧甜甜,吳寧.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的內涵、特質及展望[J/OL].理論建設:1-7汪三貴,馮紫曦.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邏輯關系、內涵與重點內容[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5):8-14+154.汪三貴,郭建兵,胡駿.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若干思考[J/OL].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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