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問政節目的轉型發展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目錄TOC\o"1-2"\h\u1205電視問政節目的轉型發展研究的國內外文獻綜述 173651.1國外相關研究現狀 1318321.1.1媒介融合國外研究現狀 1162041.2國內相關研究現狀 116931.2.1媒介融合國內研究現狀 183371.2.2關于電視問政節目的研究現狀 2250041.2.3關于電視問政節目轉型的研究現狀 35475參考文獻： 41.1國外相關研究現狀1.1.1媒介融合國外研究現狀20世紀80年代麻省理工大學伊契爾.索勒.普爾教授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種媒介呈現出多功能一體化的發展趨勢。”進入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計算機數字技術的進步和迅速發展業界關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日益增多。1997年歐洲委員會根據馬丁.班格曼和馬塞利諾.奧雷的提議，將“融合”定義為“產業聯盟和合并、技術網絡平臺和市場等三個角度的融合”。可見，這一時期學者對“媒介融合”己開始從多個維度進行認識和界定。我國學者宋昭勛在《新聞傳播學中Convergence一詞溯源及內涵》[1]中提到：“2003年，美國學者李奇.高登在《融合一詞的意義與內涵》一文中進一步總結了媒介融合在不同傳播語境下的6類含義，即媒體科技融合、媒體所有權合并、媒體戰術性聯合、媒體組織結構性融合、新聞采訪技能融合以及新聞敘事形式融合”。這一理論使得媒介融合的有關研究更加具體全面。國外關于媒介融合的研究發展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有了許多成果，但是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形成業內公認的概念，但其中的許多研究成果對我國學者早期研究媒介融合相關議題指明了方向，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1.2國內相關研究現狀1.1.1媒介融合國內研究現狀2005年，中國學者蔡雯將美國學者安德魯.納奇森關于媒介融合的有關概念最早引入國內。并且于2009年，她在《試析有關“媒介融合”的研究》[2]一文中，對“媒介融合”的概念進行了歸納和闡述。她認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數字、網絡和電子通訊技術為核心的科學技術的推動下，組成大媒體業的各產業組織通過合作、并購和整合等手段，實現不同媒介形態的內容融合、傳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終端融合的過程”。并以此歸納出媒介融合所包含的三個必不可少的核心內容，即：“媒介內容的融合”“傳播渠道的融合”“媒介終端的融合”。此外，清華大學熊澄宇教授認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電子化和數字化這種形式靠攏，這個趨勢是由數字技術驅動的，并在網絡技術的推動下變得可能”。中國人民大學高鋼在《迎接媒介融合的時代》[4]一文中指出：“媒介融合的本質在于現代信息技術推進的信息傳播的技術手段、功能結構和形態模式的界限改變及能量交換”。復旦大學孟建、趙元珂在《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興的媒介化社會》[5]中提出，“媒介融合”就其表現形式而言，主要有兩種：一是在傳媒業界跨領域的整合與并購，二是媒介技術的融合。在中國知網平臺以媒介融合為關鍵詞搜索發現，國內關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03年，2014年8月媒介融合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后有一個研究高潮，2018-19年達到高峰。以媒介融合為主題在中國知網共搜索到7853篇文獻，其中學術期刊論文6977篇，碩博學位論文654篇，報紙80篇。目前，已有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媒介融合的概念、動因、現狀、發展趨勢、以及媒介融合下傳統媒體變革和新聞人才的培養六個方面”。綜上，通覽國內外對“媒介融合”這一概念的研究定義，由于語境、研究方向、和發展程度等多方面的差異，使得媒介融合的現有定義至今仍沒有統一的概念。媒介融合概念雖然最先由西方學者提出，但是從目前來看媒介融合的實踐在我國正蓬勃發展。從蔡雯教授將媒介融合的概念引入到國內，學界從不同切入點入手進行了相關研究。可以看出，隨著我國媒介融合實踐的不斷深入和發展，今后對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和分析將會更加詳細和完善。1.1.2關于電視問政節目的研究現狀近年來，通過媒體進行輿論監督進一步受到公眾的重視和認可，逐漸發展為受眾行使自己手中民主權利的重要方式。媒體問政節目也隨之成為業界的研究熱點。2005年蘭州廣播電視臺開辦的《一把手上電視》節目可以稱之為問政節目的源頭。在中國知網平臺搜索發現，關于電視問政的研究始于2008年，2014年相關研究達到頂峰。自此以后電視問政的相關研究保持了一定的平穩態勢。熊獅在《國內媒體問政研究綜述(2009—2018)》[6]一文中指出，目前關于電視問政的研究共涉及兩個領域。一種是新聞傳播學領域，主要從傳播的角度入手，著重研究從媒體監督、傳播手段、節目形式、傳播效果等幾個角度出發，對問政類節目的機制建構進行了明確的分析。一種是政治學領域的研究，抓住問政類節目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從政府官員、群眾監督、公眾參與等方面入手，更加側重政治學領域研究。綜上可以得出，第一，近年來電視問政以其固有的特性和直觀性平穩發展，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傳播學和政治學兩個領域。第二，國內關于問政類節目的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體系，大多數研究是從優點和長處的角度進行分析。而隨著電視問政的發展，新的問題也不斷出現，很多研究并未提出具體的節目運營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完善措施。1.1.3關于電視問政節目轉型的研究現狀近幾年，隨著各種新媒體的蓬勃發展，人們的信息獲取陣地發生了改變，從傳統的電視、廣播等渠道轉變為全媒體化、多媒體化。傳統問政類節目在媒介融合浪潮的沖擊下，內生動力不足，亟需改革創新來吸引更多受眾的眼光，滿足受眾需求，增強節目品牌影響力。所以，近幾年各地問政類節目也在不斷探尋新模式，不再簡單依靠電視、廣播等傳統端媒體，而是逐漸適應融媒環境下多屏分發，全媒互動的新形式，問政主體逐步向以互聯網、微博、微信、客戶端為代表的網絡媒體和全媒體平臺延伸拓展。以“電視問政轉型”為主題在中國知網進行檢索共發現24篇文章，涉及電視問政轉型的僅為8篇，且均為2015年以來所進行的研究。這說明目前學術界對于傳統的電視問政節目創新轉型的關注度仍不算太高。筆者認為，這從側面說明還有許多問政類節目受其它外在環境的限制。通過調查與查詢文獻發現，因問政節目涉及到政府形象、官員形象、輿論監督等敏感問題，所以許多主流媒體在改革創新上缺乏政府層面的支持和自身發展動力。但是，通過查詢文獻資料和筆者親自參與節目得知，在電視問政領域山東廣播電視臺《問政山東》欄目社會反響較好，節目影響力較強，以它為例進行研究的論文比較新穎。陳斌的《探析媒介融合背景下電視問政節目轉型策略——以“問政山東”為例》[9]一文中指出：“該欄目結合信息技術，建立公眾平臺，推行掌上問政。利用兩微一端，一抖音等新媒體平臺，實現全媒體聯動，將問政節目與廣大群眾密切聯系起來，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與群眾零距離交流。更快更直接的問政形態也進一步涌現出來”。從該文獻中可以看出該欄目在電視問政的轉型和創新方面是走在電視問政節目改革前沿的。縱觀整個“電視問政轉型”研究領域，主流媒體因缺乏涉及敏感領域、內在動力，電視問政類節目的改革與轉型目前還處在研究的新興階段。最后筆者認為，關于電視問政的發展歷程、優點長處、節目形式等方面都有了可觀性研究。但是隨著我國媒介融合工作不斷推進，現階段對于電視問政的研究有必要基于時代背景明確問題、找出不足，并適當提出改革創新思路和轉型策略。本文以在問政節目轉型發展過程中走在前列的《問政山東》欄目為個例進行研究，從中提取出此類節目在創作、創新和發展方面所存在的共性，旨在為全國其它地方電視問政節目轉型發展提供思路和借鑒。參考文獻：[1]宋昭勛.新聞傳播學中Convergence一詞溯源及內涵[J].現代傳播，2006（1）.[2]蔡雯,王學文.角度·視野·軌跡——試析有關“媒介融合”的研究[J].國際新聞界,2009(11):87-91.[3]鄭保衛,樊亞平,彭艷萍.我國媒介融合研究的回顧與前瞻[J].新聞傳播,2008(02):8-11.[4]高鋼.迎接媒介融合的時代[J].新聞與寫作，2009（7）：1.[5]孟建，趙元珂.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興的媒介化社會[J].國際新聞界，2006（7）：24.[6]熊獅.國內媒體問政研究綜述(2009—2018)[J].新聞研究導刊,2019,10(22):15-18.[7]媒體問政:輿論監督新模式[J].青年記者,2019(13):8.[8]楊關山.以制度化運作推進可持續發展——電視問政節目的困境與應對之策[J].視聽,2017(07):9-10.[9]陳斌.探析媒介融合背景下電視問政節目轉型策略——以《問政山東》為例[J].傳媒論壇,2019,2(10):1-1.[10]楊帥.媒介融合背景下電視問政類節目的養成——以《問政山東》為例[J].傳媒論壇,2020,3(08):30+31.[11]原寶國,田進.現象級電視問政類節目《問政山東》養成記[J].中國記者,2019(09):52-57.[12]原寶國,田進.《問政山東》:打造“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