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在中國的“理論旅行”（1978—2021）【摘要】學術翻譯是學術的延伸，且與某一學科的命運息息相關。從一鱗半爪的西方傳播學譯文到系統介紹傳播學知識的譯著，再到氣勢恢宏的煌煌譯叢，學術翻譯與中國傳播學之間的良好互動，呈現了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跨文化傳播等學科版圖的依次鋪排，見證了批判學派、文化研究學派、媒介環境學派等對傳統的經驗學派這一主流范式的沖擊，有效拓展了傳播學的學術空間，也促發了新知識的中國化、本土化進程。

【關鍵詞】學術翻譯；傳播學；學科版圖；學術空間

【作者單位】李思樂，湖北中醫藥大學外國語學院。

【中圖分類號】G237【文獻標識碼】A

學術翻譯往往可以帶動大量學術作品的出版，從而改變某一學科領域的學術生態。作為舶來品，傳播學從西方到中國的“理論旅行”自然離不開學術翻譯，離不開公開出版的傳播學譯著。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傳播學的學術話語脫胎于西方傳播學理論，中國傳播學研究者對傳播理論的宏觀把握和傳播概念的精確掌控也都是從翻譯開始的。甚至可以說，在傳播學進入中國的初期，譯者的學術視野和出版社的學術嗅覺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研究者的研究取向、研究旨趣和傳播學的知識版圖。有研究顯示，從1978年至2008年，“中國大陸共出版傳播學方面的譯著104種，占專著出版總量的18%”[1]。在這30年里，每一部新譯著的出版，都可能促成傳播學研究的新方向，改變傳播學的理論譜系，抑或成為大陸傳播學領域的經典啟蒙之作。在這30年里，眾多出版社策劃出版了大量傳播學譯叢，甚至成為一種新的“集體無意識”，推動了傳播學在中國的迅速發展。如果說“對‘MassCommunication’的首次漢譯標志著傳播學在中國的引進”，那么大量譯著的出版則代表了傳播學在中國的蓬勃生命力[1]。

一、啟蒙性譯著：傳播學知識版圖的開拓者

對西方傳播學的引入可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復旦大學新聞系創辦的內部刊物《新聞學譯叢》。改革開放以后，張隆棟、鄭北謂、陳韻昭等學者在《外國新聞事業資料》（后改為《世界新聞事業》）、《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等期刊上或摘譯，或編譯，或選譯西方傳播學者的文章，成為使傳播學進入中國的旗幟性人物。

隨著施拉姆訪華與其在中國不斷擴大的學術影響力，施拉姆和波特所著的《傳播學概論》成為中國嚴格意義上的第一本傳播學譯著，幫助彼時的中國學者確立了對美國主流傳播學的認知框架。之后直到1992年，冠之以概論、理論、通論等的傳播學啟蒙性譯著占到了這一時期譯著的三分之一[2]。由于研究視域的局限，當時的研究主題主要集中在大眾傳播，導致很多研究者認為大眾傳播學就是傳播學。

1989年出版的美國學者克萊恩科的《人際交往和理解》是已知最早的人際傳播方面的譯著。之后，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羅洛夫的《人際傳播：社會交換論》等譯著相繼問世。這些譯著的出版使人際傳播作為傳播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進入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打破了大眾傳播學獨霸傳播學的局面。據統計，1978年至2008年間，大陸共出版相關譯著55本[1]。

2000年以后，組織傳播學著作如米勒的《組織傳播》（第二版）、姆貝的《組織中的傳播和權力：話語、意識形態和統治》相繼在中國出版。這些譯著的面世，使傳播學的學科體系漸臻完備。

有關學者早期基于研究旨趣所翻譯的著作很有可能成為傳播學某一研究領域的開山之作。如卜衛翻譯的《電視的影響與兒童電視病》（美國學者穆迪）就開啟了我國青少年與媒介使用的研究；李晨輝編譯的《美國大眾傳播學教育概況》介紹了31所美國高校的大眾傳播學教育與研究狀況，成為中國早期系統介紹美國大眾傳播學教育的著作；曾靜生等翻譯的《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從莫爾斯到麥克盧漢》（切特羅姆）是中國引進的首部傳播思想史和觀念史的著作。

黃旦和丁未對1984年至2002年間的54部傳播學譯著的統計顯示，原作者為美國學者的超過了四分之三[2]。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傳統的經驗學派在當時業已成為中國傳播學研究的主流范式。1989年，黃煜等學者翻譯的《權力的媒介》（赫伯特·阿特休爾），以及兩年后何道寬翻譯的《人的延伸——媒介通論》（麥克盧漢）的出版，標志著批判學派和媒介環境學派等正式進入大陸傳播學的學術場域，從而拓寬了中國傳播學研究的邊界。

二、經典性譯著：傳播學研究的奠基者

西方傳播學早就實現了學科化，在各個階段都有大量專著出現，被譯介到中國的只是一小部分，且受到譯者的學術興趣、贊助人、出版商等因素的影響。本文中的所謂經典并非單純指原著在母國有較高的學術地位抑或譯本更為“信、達、雅”，而是著重強調該譯著在中國傳播學研究中所享有的公認的學術影響力。

作為美國傳播學科的集大成者和創始人，施拉姆是中國傳播學的引路人，跟隨者眾多。其著作Men，MessagesandMedia：ALookatHumanCommunication于1973年出版，1982年該書重新出版時，書名改為了Men，Women，MessagesandMedia：UnderstandingHumanCommunication。該書從新的視角審視所有的人類傳播，打破了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語言學等學科的界限，掃除了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的區隔，凸顯了對傳播效果和受眾的重視。1984年，該書由陳亮等人翻譯出版后，隨即成為中國傳播學研究的里程碑和奠基之作。余也魯先生是施拉姆的學生，也是傳播學進入中國的見證者和領路人。他早年就將該著作翻譯為《傳學概論：傳媒、信息與人》，由香港海天書樓出版，幾年之后大陸的中國展望出版社才發行其譯本。施拉姆著述甚多，很多都被譯成中文，如1990年出版的《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促進了我國的發展傳播學研究。

賽弗林和坦卡特（又譯為賽佛林和坦卡德）合著的CommunicationTheories：Origins，MethodsandUsesintheMassMedia，系統介紹了重要的傳播理論及其衍變，還融入了方法論等新內容，深受美國及國內學生歡迎，成為大陸最權威的教材之一。陳韻昭首先將其翻譯成中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此后，傳播學者郭鎮之對其進行了重譯。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后來聯合郭鎮之推出該書的最新版也是最后一版——第五版。

除了以上兩本傳播學通論，以下三本譯著即祝建華和武偉翻譯的《大眾傳播模式論》（麥奎爾和溫德爾），杜力平翻譯的《大眾傳播學諸論》（德弗勒和洛基奇），以及崔保國等人翻譯的《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麥奎爾）都成為影響深遠的西方經典傳播學教材。這些大眾傳播教材的出現，表明中國傳播學界已經將大眾傳播與傳播學進行了切割。

1959年，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出版專著《無聲的語言》，首次將跨文化與傳播兩詞并置，無意間開啟了跨文化傳播學的書寫。霍爾洞見深刻，視野寬闊，有諸多理論創新。跨文化傳播學于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實現學科化后，由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何道寬先生介紹到國內。該著作被劉建榮首先翻譯成中文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后，隨即成為跨文化與人際傳播研究者的必讀書目。侯勇和翻譯家何道寬曾先后重譯該書。但跨文化傳播領域的首部譯著應該是陳南于1988年翻譯出版的薩默瓦經典之作——《跨文化傳通》，該教材每隔三四年就再版一次，一直是美國跨文化傳播教育最熱門的教材之一。由于麥克盧漢所預言的“地球村”已然到來，跨文化傳播研究的熱度也日益增長。

麥克盧漢是媒介環境學派的一代宗師，他所提出的“媒介即訊息”“媒介即人的延伸”“冷熱媒介”等顛覆性觀點，對中國媒介研究者而言極具沖擊性，這些觀點便來自其著作《理解媒介》。該書一共有三個英文版，譯者都是中國著名翻譯家和媒介環境學派研究者何道寬教授。數十年來，他“出版譯著70余部，其中新聞傳播學譯著居多，已發表相關論文40多篇，兩者相加逾1800萬字”，將媒介環境學派的大家如伊尼斯、波斯曼、萊文森等人的作品一網打盡，為該學派進入中國、推動相關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3]。《理解媒介》的三個版本在1998年至2005年間CSSCI所有傳播學類著作中引用率高達“810次，是被引率最高的傳播學譯著”[3]。

三、大型譯叢：傳播學學術共同體鍛造者

早在1997年，傳播學家潘忠黨就曾提議系統翻譯理論名著、實證研究經典和全面勾勒學科領域的論著和論文集的主張，得到張國良等一批專家的積極響應[1]。第二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率先推出《傳播與文化譯叢》。1998年可以稱為新聞傳播學譯叢出版元年，因為進入新世紀后，各大出版社爭相推出新聞傳播學類譯著，形成了一股出版熱潮。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8年，國內先后共有近20個系列的譯叢問世。除了早期的佼佼者華夏出版社和新華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等新銳后來居上，策劃出版了大量譯著。成建制的譯叢代替單打獨斗式的翻譯，標志著傳播學的學科地位得到了學術界和出版界的承認，逐漸由學術邊緣向學術中心轉移。這些譯著幾乎涉及傳播學研究的方方面面，為傳播學的快速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

1.集中推出經典教材翻譯版，滿足人才培養需要

華夏出版社從1999年便開始推出《現代傳播譯叢·高校經典教材譯叢》。這套叢書譯著有限，雖僅有《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等12本教材，但注重借鑒美國大眾傳播的研究方法，同時還兼顧國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媒介研究等。作為新聞傳播研究的重鎮，中國人民大學為了讓其培養的新聞人才更加適應中國入世后經濟社會的發展，其出版社從2003年起便陸續推出40多本美國新聞傳播經典教材，幾乎涵蓋了新聞傳播學的各個重要領域，堪稱引進教材之最。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傳統的傳播學課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初期引進了《創造性的編輯》《當代媒體新聞寫作與報道》《克萊普納廣告教程》等新聞實踐課程，實現了與美國新聞應用型課程的有效對接。從2004年開始，清華大學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也分別推出了《新聞與傳播系列教材·翻譯版》和《世界傳播學經典教材中文版》。雖然數量不多，但視角獨特，且譯介了日本、英國及加拿大等國家的教材。巧合的是，兩家出版社同時出版了不同譯者翻譯的《傳播法：自由、限制與現代媒介》（澤萊茲尼）。

2.先后推出相似主題譯叢，原著選擇多元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是第一個推出新聞傳播類譯叢的出版社。其出版的《傳播與文化譯叢》早在1998年就推出了美國肯尼斯·博克等所著的《當代西方修辭學：演講與話語批評》和大衛·寧等所著的《當代西方修辭學：批評模式與方法》。該套叢書選題廣泛，既涉及普通傳播理論、大眾傳播、組織傳播、跨文化傳播，又包含了修辭學和電影研究。華夏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的《傳播·文化·社會譯叢》共12本譯著，“集中反映圍繞大眾媒介及其生產的研究，所選書目為西方大眾傳播研究以及與之相關的不同學科的代表作”，如美國本土文化研究學派的代表人物凱瑞的著作《作為文化的傳播》及彼得斯的《交流的無奈：傳播思想史》等都依托該叢書出版[4]。商務印書館于2000年推出的《文化與傳播譯叢》則專攻英美文化研究，既囊括了英國文化研究領軍人物斯圖爾特·霍爾的《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做文化的研究：索尼隨身聽的故事》等經典著作，還涉及媒介文化和通俗文化研究。該譯叢選題精準，譯著數量眾多，視野宏闊，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文化研究。其實，中央編譯出版社在2000年和2001年也推出過《大眾文化研究譯叢》，出版了克雷克的《時裝的面貌》、蒙福德的《午后的愛情與意識形態》、費斯克的《理解大眾文化》等，也有不錯的學術口碑。

此外，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以及北京大學出版社都推出了自己的媒介系列譯叢，選題視角亦有不同。如南京大學出版社《當代學術棱鏡譯叢》的“媒介文化系列”將一大批英國、法國和德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尚未被譯介到中國的著作翻譯成中文；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未名社科·媒介與社會叢書（翻譯版）》將《沉默的螺旋》《議程設置》等一批孕育經典傳播理論的原著翻譯到國內；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的《媒介譯叢》則主要集中于廣播電視領域。

3.譯著出版逐漸精細化，反映了社會和文化的變遷

新華出版社曾邀請英、美等國的多名教授精心遴選20余部著作，并進行翻譯，即《西方新聞傳播學經典文庫》，涉及傳播理論、法規、媒體實務及媒介經營等，既有《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這樣的學術專著，又有像《新聞報道與寫作》這樣的經典教材。像新華出版社這種大雜燴式、全覆蓋式的學術出版已經慢慢退出歷史舞臺。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不落窠臼，不但推出了《當代世界學術名著》的大師經典系列，將傳播學奠基人拉扎斯菲爾德、霍夫蘭等人的著作翻譯出版，還分別推出了《傳播與社會變遷譯叢》和《文化創意產業譯叢》，將反映媒介與社會的互動的《電話的社會影響》和文化產業相關書籍如《藝術文化經濟學》等一類著作譯成中文。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也從2005年開始出版《國外傳媒經營管理經典譯叢》，陸續推出《傳媒所有權》《傳媒社會學》等，側面反映了傳媒產業在我國的迅猛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則從2007開始推出《未名社科·媒介環境學譯叢》，連續出版了由何道寬翻譯的波茲曼、林文剛等人的作品，將伊尼斯、麥克盧漢之后的媒介環境學派代表人物介紹到國內。

四、結語

傳播學進入中國初期，每一篇關于西方傳播學的譯文、每一部新的譯著都可能具有劃時代意義。這些譯文、譯著的出版猶如甘冽的泉水滋潤了早期研究者們干涸的心田，建構了他們對傳播學的認知，為推動傳播學學科化進程做出了重大貢獻。不可否認，當時宏觀的社會文化語境、譯者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