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4我們想要的社會———《重新發現社會》讀后感從儒家所宣揚的“大同社會”到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全面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的概念對于我們而言，并不陌生。同時，“公民社會”也成為了近年來屢屢被提及的詞匯。可當我們認真思考以后，卻會不斷疑問：社會是什么？公民社會該是怎樣的社會？我們如何成為公民進而去建造一個公民社會？閱讀熊培云的《重新發現社會》，跟隨作者的思考去逐漸撥開迷霧，解答疑惑。《重新發現社會》對身處“歷史三峽”中的中國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盤思考，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歷史、文化、互聯網等領域。作者既條分縷析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又提綱挈領地記錄了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的革命性成長。如何超越左右紛爭，重建國家倫理底線；如何重新煥發社會的活力與創造力，扶正個體的權利與價值，即在“自由即秩序”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新中國”。熊培云的文字，充滿著最為理性摯誠的批判之聲，卻對未來永遠保持者最溫和的樂觀。他力圖通過引導個體重申個人責任，從而建設一個人道的、寬容的、人人為自由而盡責的美好社會。而我們，正是通往美好社會的基石。第二次“解放戰爭”如果說1949年結束的解放戰爭標志著國家從戰爭中獲得解放，那么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就可以被稱為第二次“解放戰爭”，意味著社會從國家體制中逐步獲得解放。正如梁文道先生所說，改革開放，就是國家不斷退卻的過程。眾所周知，曾經的中國是一個“全能主義國家”，無所不能的政府在掌管著一切，大如產業結構、收入分配，小到個人的娛樂方式，家庭生活，全都離不開國家的安排和布局。相較改革開放以前的穿衣服沒有自由，找工作沒有自由，想掙錢沒有自由，想思考沒有自由等等，現在中國人的自由顯然增多了。我們可以選擇崇拜自己的青春偶像，可以選擇自由戀愛，可以在勞動力市場中選擇合適的工作崗位。而與此同時，我們也發現，撥打急救電話，公立醫院的救護車會先跟你談價錢；上訪申訴，機關部門會將你拒之門外。這個國家到底怎么了？為什么我們覺得它不該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覺得它不該出現的地方，它卻好端端站在那里穩如泰山呢？談到對國家的理解，很多人會自然而然的想起美國總統肯尼迪就職演說的那句“至理名言”：“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么，而應該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么。”就在人們將這種愛國主義視為個人最高尚情懷的時候，身處同一國度的弗里德曼卻有著另一番思考。弗里德曼批評肯尼迪沒有真實地道出一個自由社會的理想，沒有厘清公民和政府的關系。簡單說，國家是一起締造它的國民的服務者，而政府不過是一個手段，一個工具。“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服務的意見一致的目標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目標；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奮斗的意見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理想。”現代政治理論認為，一個有希望的政府應當是一個“權小責大”的政府。而二十一世紀中國最顯著的進步也正在于，“小政府，大社會”日益成為人們的共識。一個好的政府只是負責提供公共產品，擔任社會“裁判者”和“守夜人”的角色。而所謂的轉型就是從“國家解放”向“社會解放”轉變。政府一方面應承擔起更多的民生責任，讓生活在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都能有尊嚴地生活，即使是社會最底層者也不會因社會的遷延而被遺棄，一樣擁有享受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等基本權利；另一方面政府應謙卑地使用好自己手中的權力，把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在接受社會監督的同時，充分放權，給社會組織和民間力量更多的生長、發展空間，讓個人和家庭有機會通過獨立或合群的努力改變生活。公民社會的建立通過一點點理清群己權界，使公民權力得到保障，成為一個完整的權力主體，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聯合，最終以公民權利為結點的網狀體（公民社會）逐漸代替以權力為中心的星狀體（政治社會）。從“新中國”到“新新中國”，既是中國社會自我解救的過程，也是個體權利不斷覺醒的過程。而我們應該清醒的認識到，這場為爭取權利而進行的“解放戰爭”還將長時間地持續進行。推土機的時代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篇寫到：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而對于那些面對暴力拆遷，以死抗爭的人們而言，推土機無疑是當下時代最具象征性的“權力圖騰”。毫無疑問，近些年來的野蠻拆遷行為正在成為全民公敵，一方面在破壞著流傳千年的文明，另一方面在肆意踐踏著普通百姓的生活和賴以生存的物權。作者在書中寫到：“面對四處風起云涌的‘拆遷運動’，有中國人自嘲‘China’就是‘拆哪’。如此‘原音重現’雖有夸張、戲謔之嫌，但它無可懷疑地觸及了埋藏于中國人內心的某種隱痛。”在“百度新聞”搜索欄里輸入“暴力強拆”后點擊搜索發現，與之相關的信息多達近38萬條，每一條新聞的背后都是民眾無法承受之重。在西方，民法被認為是“社會生活的圣經”，是“公民、法人的權力宣言”。早在兩百多進了中國的課堂，在隨之而來的五四運動中，孔夫子的幾塊牌匾被砸得面目全非。而上世紀六十年代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又把老孔從墳墓里扒出來鞭了尸。從思想認識上徹底肅清他的影響和余毒，使中國人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時至今日，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國人也在回望歷史，逐漸恢復了理性和信心。而關于孔子的爭論卻從未消停。誠如作者所言：“在中國由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的今天，我們首先要做的是立足現實回答‘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孔子’這道‘多選題’，而不是‘孔子是否偉大’這道‘是非題’。換言之，在面對歷史人物時，應該學會做選擇題而非判斷題，以期找出對這個時代有用的東西。”香港孔教學院榮譽院長信力建教授曾略帶譏諷的指出：要看唐代的中國，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禮儀；要看明代的中國，就去韓國，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禮樂制度；要看民國的中國，就去臺灣，那里保存著傳統的“仁義禮智信”和“溫良恭儉讓”。在大陸卻無法看到真正的傳統文化，大陸的文化，只是一個“四不象”。暫且無論信教授出于怎樣的目的發表這樣一番評述，但起碼我們也能從中細微地察覺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現狀。千年積累起來的文明隨著“轟隆”的爆破聲瞬間被摧毀，歷史文化的氣息逐漸淹沒在了鋼筋水泥之中。我們自信地以為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將歷史的記憶推倒之后，幻想著再造新文明。可未曾想到，當“GDP至上主義”充斥到了每一個角落，再造又談何容易？更何況，有些記憶一旦被遺忘便不再會想起。當后現代主義者鼓吹一切宏大敘事都已經壽終正寢時，熊培云堅信“有個東西卻是與人類同在的，這就是人類追求幸福與自由的最大傳統”。人類有一個大的傳統，中國有一個相對大的傳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傳統，一個人爭自己的傳統，就是爭國家的傳統，爭國家的自由。在作者看來，弘揚中華傳統最好的方式“不是給皇帝老兒迎駕一樣讓某個曾經稱王的傳統再次稱王”，而是“恢復人們關于過往知識和歷史的記憶”。不忘歷史，才能擁有未來，同樣，只有尋回記憶，才能再造偉大的傳統與文明。顯然，在弘揚傳統文化，再造新文明方面，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能改變什么在英國圣公會主教的墓碑上寫著這樣的一段話：當我年輕自由的時候，我的想象力沒有任何局限，我夢想改變這個世界。當我漸漸成熟明智的時候，我發現這個世界是不可能改變的，于是我將眼光放得短淺了一些，那就只改變我的國家吧。但是我的國家似乎也不能改變。當我到了遲暮之年，抱著最后一絲努力的希望決定只改變我的家庭，我親近的人，但是，唉！他們根本不接受改變。現在在我臨終之時，我才突然意識到：如果起初我只改變自己，接著我就可以依此改變我的家人。在他們的激發和鼓勵下，我可能就能改變我的國家。接下來，誰又知道呢，也許我連整個世界都可以改變。在我們童真無邪的年代，或許很多人都幻想著自己擁有一種超能力，成為一個偉大的“救世主”，驅除所有的黑暗與邪惡，讓世界迎來光明與美好。然而伴隨著成長，當經歷了太多摔跟頭的疼痛以后，當明哲保身比秉公任直更能為自己帶來安全感和利益時，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隨波逐流，選擇屈服于權威，屈服于某些所謂的“社會規則”。事實確實如此，鮮有人能憑借個人的力量去影響和改變整個世界，可另一個事實卻是，往往影響和改變世界的曾經都是蕓蕓眾生中普通的一員。羅莎·帕克斯是美國的一個黑人女裁縫，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因為在公交車上拒絕給白人讓座被警察逮捕。她的被捕引發了蒙哥馬利市長達三百八十一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車運動，組織者正是日后被稱為“反種族隔離斗士”，而當時名不見經傳的牧師馬丁·路德·金。這場運動最終以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禁止公車上的“黑白隔離”而告終。她不僅改變了美國黑人的地位，也改變了盛行種族主義的美國。五十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禮上，美國國務卿賴斯說：“沒有她，我不可能站在這里”。在北京，郝勁松曾因在地鐵天安門站使用廁所時支付了5毛錢的如廁費，將北京市地鐵運營有限公司告上法庭，曾因買到漲價火車票將鐵道部告上法庭。他不是一位律師，他以公民的名義訴訟。而在他看來，“能獨立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卻不傲慢，對政治表示服從，卻不卑躬屈膝。能積極地參與國家的政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