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醫藥學的發展與傳播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陳華藏醫藥學是藏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藏醫藥學具有較完整的醫學理論，可操作的診斷治療方法，建立在臨床經驗之上的藥物學，是獨具特色的民族醫學體系。藏醫藥學是歷代藏醫藥學家在總結雪域高原地區的民間療法的基礎上，吸收中原及印度和阿拉伯等地的醫學文化和佛教理論發展而成的。藏醫藥學的建立，為藏族人民在雪域高原及附近地區的生存和繁衍作出了重要貢獻。藏醫藥學還隨著文化交流傳播到中國的其他地區及海外，為人類的保健事業作出了貢獻。本文根據前人對藏醫藥學的研究資料，新聞媒體對藏醫藥學的報導，并結合筆者的一些調查觀察，對藏醫藥學的發展歷程，藏醫藥學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傳播，以及藏醫藥學的科學研究和未來展望等問題進行論述。一、藏醫藥學的發展藏醫藥學的理論體系是在總結民間療法的基礎上，吸收中原及國外的醫學知識和宗教理論，并根據醫療實踐不斷增添新的內容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藏醫藥學的發展可分為萌芽期（遠古~公元6世紀）、奠基期（公元6世紀~9世紀中葉）、發展和爭鳴期（公元9世紀中葉~17世紀中葉）以及繁榮期（公元17世紀中葉~現在）。[1]根據考古學研究，早在四五萬年前，青藏高原便有人類生存棲息。在公元五六世紀前，這一帶處于原始社會階段。西藏高原的石器時代可分為舊石器、細石器和新石器三個時期。據推斷，在新石器時代，藏醫的針刺術、放血術和灸療法可能已經出現。據藏族史書記載，聶赤贊普曾與臣下討論過如何對付毒物和詛咒等問題。他的臣下提出了：“用藥物來對治毒物，用禳解來對付詛咒”的建議。這表明在二三千年前的西藏地區，人們已經懂得用藥物來治療中毒和其他疾病，用禳解來消除因受詛咒而得的災難和疾病。在這個時期，西藏地區信仰原始宗教本教。本教徒從事為病人乞求神藥，消災治病的活動。據史料記載，公元前一二世紀的統治者鞏杰贊普也曾請本教巫師卜病。這是一個醫巫未分的時期。當藏族社會步入畜牧業和農業階段，人們掌握了釀酒和制作酥油的技術。這時，人們懂得了一些簡單的療法，如用酥油汁涂抹傷口，以結扎脈口治療出血，用酒糟治療外傷等。人們還知道了飲食的益處和害處。公元6世紀后半葉，藏族社會開始步入奴隸制階段，西藏高原由多個地方勢力割據。在這些地方勢力中，達布聶賽的勢力比較強大。后來，達布聶賽的兒子囊日松贊繼承父親的事業，勢力更加強大，被尊為“贊普”。這時，中原處于隋朝。據說，一位從薩夏地區（今阿里地區）請來的醫生，用金針拔去了達布聶賽的白內障，使他重見光明。后來，這位醫生居留在西藏地區，他的兒子還到漢族地區學習醫學和歷算，并從漢地帶回一些歷算方面的書。藏族史籍也記載“從漢地傳來了醫藥和歷算”。法國漢學家胡亞等也提到西晉名醫王叔和所著《脈經》曾傳入西藏。由此可見，在西藏統一之前，藏族便與漢族的中醫有接觸，漢族醫學，尤其是脈學的知識，對藏醫的形成很早便有影響。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統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強盛的吐蕃王朝。松贊干布的最大業績是統一了文字并引進佛教。此時，以梵文為藍本所創造的有30個字母的藏文成為西藏的統一文字。從此，西藏步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期。隨著佛教的傳入，印度的醫學以五明學中的醫方明（醫藥學）的形式傳入西藏。公元641年，松贊干布與唐朝文成公主聯婚。文成公主進藏時，帶去了“治四百零四種病的醫方百種，診斷法五種，醫療器械六種，（醫學）論著四種……”這些帶入西藏的醫著由當時的漢族醫僧圣天（音譯：哈祥瑪哈德瓦）和藏族譯師達瑪郭夏編譯成藏文醫著《醫學大全》（已散佚）。這是已知的吐蕃王朝藏醫學最早的經典著作。后來，松贊干布又從天竺、漢地和大食等地各請來一位醫生，他們各自根據印度醫學、漢族中醫學和阿拉伯醫學的著作，聯合編撰出一部七卷的醫書《無畏的武器》（已散佚）。公元710年藏王赤德祖贊與唐朝金城公主聯婚。金城公主進藏時也帶去了醫療人員和醫學著作。藏王命令將這些醫書進行翻譯編著。漢族醫僧哈祥馬哈金達、甲楚卡更和藏族譯師瓊布孜孜，瓊保頓珠等多人合作，將這些醫書譯成藏文。后來，由漢族醫僧摩訶衍和藏族譯師毗盧札那綜合這些譯稿，編撰成綜合性醫書《月王藥診》。這是現存最早的藏醫經典著作。8世紀中葉，藏王赤松德贊執政。他非常重視醫學。藏王從內地禮聘漢族中醫馬哈金達高僧，沖姆地區的醫生比吉?占巴希拉哈，印度醫生達馬拉扎。這三位醫生被譽為“三神醫”。他們撰寫編譯了幾十部醫著。赤松德贊從內地、克什米爾、大食、吐谷渾、堆伯和尼婆羅聘來的九位名醫的著作由藏族譯師譯成藏文。著作內容包括生理解剖、各科病癥診治、草藥配方、治療技術等。赤松德贊將這些著作稱之為《紫色王朝保健經函》。9位名醫統稱為“赤松藏王九太醫”。為了弘揚九太醫的醫術，赤松德贊從全藏選擇九名有培養前途的青少年跟隨九太醫學習。后來，這九個人都成了藏區名醫，被稱為“藏族九賢醫”。九賢醫學成后，被藏王派回各自的故鄉，在當地行醫濟世。九賢醫中最著名者為宇陀.元丹貢布。他出生在藏醫世家，自幼隨父學醫。他被藏王選中后，曾較長時間跟隨內地來的東松崗哇學醫。之后，又多次到內地五臺山、古印度和尼婆羅（今尼泊爾）等地游學。他還被藏王聘征為侍醫，有機會閱讀由王室珍藏的各種醫藥文獻。他在廣泛吸收各種醫學體系的精華，尤其是漢族中醫、印度吠陀醫學和阿拉伯醫學的精華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醫療實踐，撰寫成一部重要的醫著《四部醫典》。此著作是一部空前的系統性的藏醫藥學經典著作。《四部醫典》的出現，標志著獨具特色的藏醫藥學體系已經確立。后來，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藏醫藥學都是在《四部醫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公元9世紀中葉，達磨贊普被政敵刺死后，吐蕃王朝自此解體。西藏出現了三四百年的王族割據局面。公元1270年西藏正式歸入中國版圖，薩迦教主八思巴被元世祖冊封為“大寶法王”，薩迦王朝建立。公元1354年山南地區帕姆竹的萬戶長絳丘堅贊起兵推翻薩迦王朝，建立帕姆竹王朝，并受到明王朝的承認和冊封。在這段政權頻繁更替的時期，藏醫學出現了互相爭鳴的局面。在帕姆竹王朝時期，藏醫學出現了南北兩個不同學派。北方學派以朗杰札桑為代表。其代表作有《八支集要?如意珠寶》等。南方學派以舒卡?年姆尼多吉為代表。其代表作有《四部醫典廣注?水晶彩函》、《珍寶?藥物形態識別》等。公元17世紀中葉，五世達賴阿旺·洛桑嘉措推翻嘎瑪王朝，建立甘丹頗章王朝。五世達賴喇嘛的“第司”（相當于總理）桑吉嘉措是一位博學多才的政治家和學者。他在對《四部醫典》不同注家的著作進行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了《四部醫典藍琉璃》。此書被認為是對《四部醫典》的權威詮釋。為了使藏醫學得到更廣泛的傳播，桑吉嘉措主持了藏醫系列掛圖“曼湯”的繪制工作，在1704年完成了79幅全套“曼湯”。桑吉嘉措還撰寫了《起死回生寶劍方集》、《醫學概論?仙人喜宴》等多本醫學著作。四川德格地區的藏醫藥學家帝爾瑪.丹增平措對藏藥進行過廣泛深入的研究。他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20年的實地考察在1787年（一說1835年）寫成了《晶珠本草》一書。此書是集藏藥之大成的藏藥學經典著作。此后，藏醫藥界還涌現出不少藏醫藥學著作。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從此，藏醫藥學進入現代發展階段，涌現出一系列現代藏醫藥學著作和教材，如《新編藏醫學》、《藏醫基礎學》等。藏醫藥學得到了傳承與發揚。藏醫師的培訓模式經歷過四種不同的教育形式：（1）“口耳相傳”形式；（2）“師徒、父子相傳”形式；（3）以寺廟為中心的醫學教育；[2]（4）現代藏醫學院校的正規教育。[3]在藏文出現之前的藏醫藥萌芽期，藏醫藥學知識主要以“口耳相傳”的形式留傳給后代。從7世紀到17世紀中葉，藏醫師的培訓主要以“師徒、父子相傳”的形式進行。師傅有時是根據夢境預兆來選擇弟子。[4]有些醫師在求學期間，拜過多位前輩為師。這種培訓形式培養的醫師，數量非常有限。但是，父子或師徒相傳這種傳統培養人才的形式，至今仍在民間延續。如藏醫藥學界的權威學者強巴赤烈、措如?次朗等藏醫藥學家都帶有2至3名精通藏、漢語言的學生，幫助整理老師口述的藏醫藥理論和實踐經驗。以寺廟為中心的醫學教育最早出現于8世紀，在17世紀最興盛。建立在寺廟中的醫學教育機構包括“曼巴扎倉”（醫學經院）和“門孜康”（醫學星算學院）。763年，宇陀?元丹貢布帶徒弟德瓦拜在門隆溝修建了名為“達那都”的醫藥寺，聚徒三百余，向他們傳授了《四部醫典》支義及補遺，培養出“門巴繃讓巴”（醫學博士）50人、“門巴熱江巴”（醫學碩士）50人、“門巴噶久巴”（醫師）50人。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出現了幾所依附于寺廟的醫學教育機構，包括拉薩哲蚌寺的“醫學利眾寺”、日喀則的“醫學神仙院”等。1696年第司·桑吉嘉措在拉薩藥王山建立了“琉璃光奇妙利眾寺”。藥王山的“利眾寺”招收的學員包括僧人和俗人。學習內容以第司·桑吉嘉措所著《四部醫典藍琉璃》為主，同時還學習《增補四部醫典秘訣本集》和《草藥秘方》等內容。桑吉嘉措還帶學員到拉薩北部的桑宜、多底、司美拉、路那菜等地識別采集草藥。學員要進行《四部醫典》及其補注的考試，成績優異者獲得“曼讓巴”（醫學學士）之稱。[5]在青海和甘肅地區，于1711年和1724年先后在青海的塔兒寺和甘肅的拉卜楞寺建立了“曼巴扎倉”。[6]在“曼巴扎倉”主要的講習內容是醫方明，多以集體講經形式進行。在塔兒寺，根據《四部醫典》的四個部分《總則本集》、《論述本集》、《秘訣本集》和《后續本集》分為四個班級，每一級教授相應的本集。在夏令和秋令期間傳授《布棋與植株》的內容，在坐夏期間背誦藥物識別的醫典并講授《晶珠本草》，并在藏歷七月二日始七天內識別土、石、木、草等藥材。[7]另外，青海的廣惠寺、夏瓊寺、拉加寺等寺廟，甘肅南部地區的卓尼本巴溝貢巴寺、碌曲郎木寺，以及蒙古和遼寧的一些蒙古族地區的藏傳佛寺中也設有“曼巴扎倉”。“門孜康”建立于1916年，是集醫療與教育為一體的機構。其主要任務是培養醫算人員為民眾防病治病，研究歷算指導農業生產等等。“門孜康”修建于拉薩吉林寺西側庭院內，規模不大，初期招生三十名，后來陸續增加學生人數，最多時達六、七十人。學制三年、六年、九年不等。“門孜康”是西藏近代培養藏醫、歷算人員的重要基地。“門孜康”的教學也是以《四部醫典》為主要內容。首先，要求學生必須熟讀《四部醫典》，并具有熟記、背誦、應考的能力。其次，堅持“醫藥不分家”的傳統，要求學生掌握《四部醫典》所記載的藥物和方劑知識。每年七月初一至十五，“門孜康”都組織師生上山進行識藥、辨藥的教學活動。然后，安排學生參加搗藥、制藥工作，由教師或老藥工講授藥物的各種炮制方法、規范，以及各種劑型的制作過程。另外，在教學中還采用由桑吉嘉措首創的藏醫系列掛圖“曼湯”進行形象化直觀教學。“門孜康”的教學紀律嚴明，對違紀學生進行體罰，考試以傳統的“背誦”和“答辯”方式進行，不循私情。[8]西藏和平解放后，藏醫教育領域開始步入現代教育的形式。最先是在拉薩由一些名醫任教，創辦了一所藏醫中等專業學校，為藥王山和“門孜康”培養了15名藏醫。這批最早的現代化的藏醫學生于1962年畢業。1959年，“門孜康”與藥王山“利眾寺”合并成立拉薩市藏醫院，1980年改為西藏自治區藏醫院。1963年，藏醫院創辦一個藏醫班，招收了45名學員，這批學員后來都成了藏醫的骨干。1972年，拉薩市衛生學校增設了一個藏醫班，招收了181名學員。這批學員畢業后分配到西藏各地，使藏醫藥學在西藏發揚光大。從1981年至1986年，自治區藏醫院每年都舉辦一期藏醫進修班。學員來自西藏、青海、甘肅、四川、云南、新疆等地。進修班為期一年，有較高的教學質量。這些學員學成回到原地行醫，成為藏醫藥事業的骨干。1984年有關部門經過調研，認為在西藏地區創辦藏醫高等院校的條件已經具備。1985年先在西藏大學內設立一個藏醫系，招收了27名高中畢業生入學。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批藏醫高級人才。1989年9月，西藏藏醫學院正式成立。學院內設有大學部、中專部。1991年，全學院有學生340多人。學院有圖書館和留學生部，另外還設有藏醫及天文星算研究所。[9]在1959年前，西藏的藏醫機構只有拉薩的“門孜康”和藥王山“利眾寺”兩所。門診建筑總面積只有500平方米，從業人員不足50人，條件非常簡陋，日門診量30-50人次，主要為貴族、領主和上層喇嘛服務。在隨后的40多年里，國家撥款8億多元發展西藏的藏醫藥事業。全西藏7個地區中有5個已建立了地區級藏醫院；在全西藏75個縣中，有5個縣成立了藏醫院，其余70個縣都設有藏醫科。1959年，西藏各類藏醫藥人員只有434人，到1999年，西藏的藏醫藥從業人員已發展到1071名，其中主任、副主任醫師61名，主治醫師166名，醫師和醫士844名。由“門孜康”和藥王山“利眾寺”合并發展而成的西藏自治區藏醫院，現有建筑面積十幾萬平方米，工作人員438人，其中醫療技術人員290人，病床250張，對藏族民眾實行免費醫療政策，年門診量達23萬人次。該院建立了門診部、住院部、藏藥廠和藏醫研究所、天文歷算研究所，并設有內科、外科、婦產科、腫瘤科、胃腸病科、小兒科等門診科室，還建立了預防保健、口腔、眼科、藏醫外治科等20多個專科門診，另外還設有放射、檢驗、B超、心電、胃鏡等現代化的醫技科室，除采用傳統藏醫藥技術治療疾病，還采用西醫與藏醫相結合的方法治療疾病，豐富和發展了藏醫診治技術和理論。傳統的藏藥是以手工制成。藥品制成后，按傳統的教規由全體僧侶誦經七天，祝愿各藥“靈驗”。[10]經過40多年的發展，西藏現在已有22家藏藥廠。這些藏藥廠以現代先進的制藥工藝，使傳統的藏藥以全新的劑型和品種打入市場。僅西藏自治區藏藥廠就能夠生產360多個藏藥品種。自治區藏醫院附設的藏藥廠的建筑面積比過去擴大了近百倍，達4789平方米，年產藥量由幾千斤增長至15萬斤，品種為300多個。所生產的藥物包括丸劑、散劑、糖漿、沖劑等多種劑型。生產已實現半自動化，并向自動化過渡。該廠生產的“七十味珍珠丸”在治療腦神經系統疾病方面取得良好療效，深受國內外患者歡迎。自從1995年衛生部頒布首部藏藥部頒標準以來，藏藥事業逐漸走向標準化、法制化管理軌道。目前西藏已開發出多種療效顯著的新產品，其中41種藏藥材、97種藏成藥達到國家標準，有12種藏藥成為國家中藥保護品種，25種藏藥被列入國家醫療保險用藥目錄。目前，治療胃病、風濕、關節炎、心臟病等疾病的藏藥較為暢銷。二、藏醫藥學的傳播中國境內的藏族分布在廣袤的青藏高原上。現今藏族人民除了居住在西藏自治區之外，還分布在青海、四川、甘肅、云南四省的十個藏族自治州和兩個藏族自治縣中，這些地區包括青海省的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黃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樹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縣；甘肅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縣；云南省的迪慶藏族自治州。在西藏之外的其他藏族地區，藏族人民也應用藏醫藥防治疾病。這些地區的藏醫藥有其自身的發展歷程。青海省是除雪域以外藏族最集中的聚居地區。位于湟中縣的塔爾寺是藏傳佛教著名的大寺院，最早建于1560年，其內設有曼巴扎倉，它是中國藏醫醫方明的發展中心之一。塔兒寺的曼巴扎倉在藏醫的人才培養、醫療、繼承整理古典文獻、刻印醫書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1949年之后，青海省的藏醫醫療工作在原有曼巴扎倉的基礎上得到發展。開始時，出現一些零散的藏醫門診。到1978年，在一些綜合性醫院里設立了藏醫科和藏醫門診部。1979年，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最早建立了一所蒙藏醫院。此后，在各地相繼建立了藏醫院。到1990年，全省已有23所省級和地區級藏醫院，許多鄉設有藏醫門診部。這些藏醫院的制度較健全，對診病有詳細的記錄。過去，藏醫人才的培養都是在曼巴扎倉中進行。除了塔爾寺外，廣惠寺、夏瓊寺、拉加寺等寺廟都設有曼巴扎倉。這些曼巴扎倉培養的藏醫人才雖然數量較少，但水平較高。其中有不少人成了藏醫名家。1949年后，逐漸出現了較高層次的藏醫人才培養形式。最先是在黃南藏族自治州衛生學校內設立藏醫專業班，自1981年至1990年培養出藏醫人才313人。青海省藏醫學會在1988年至1991年間舉辦了6期藏醫培訓班，有600多人參加過學習。青海藏醫學院于1987年成立，1992年開始面向全國招生，醫學課程中60％開設傳統醫學，40％開設現代醫學課程，此外還開設英語、計算機等課程。要求學生能對藏、中、西醫有全面的了解，有利于藏醫藥集眾家之長獲得更大的發展。四川省的藏醫藥學主要集中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這些地區的藏醫藥學受中醫藥學的影響較為明顯。在四川藏醫的發展過程中，德格和石渠縣的貢獻和影響較大。在八世達賴時期（18世紀中葉），藏醫藥經典著作《四部醫典》的注釋本、手抄本以及藏醫藥掛圖等已在四川藏區流傳。同期，德格人帝爾瑪·丹增平措經過對四川和外省的藏藥的系統研究，寫出了《晶珠本草》。后來，色都、曲久將中醫的四診和治法引入藏醫學，著有《恩翁》、《四部醫典難理解》、《其麥洛稱》、《晶珠本草注解》等；色朵?傾賢良勒根據中醫學理論和經驗，對藏醫學進行整理，并糾正了藏醫文獻中的一些錯誤，著有《打多》（虎袋）、《仁多》（豹袋）等醫書。18世紀，德格修建了印經院，不斷刻印保存了大量藏文醫籍，使其能流傳至今。該院刻印傳世的醫籍約有60余部，1200多種，成了四川藏醫藥學的重要學術中心。19世紀石渠的學者吉?米旁嘉措著述頗豐，有5部70余種，并傳帶了21名弟子，被藏醫學界譽為甘孜州近代藏醫藥學的奠基人。四川的藏醫藥學屬于南方學派，其特點是擅長治療脾胃疾病、溫熱病，對高原性風濕病、水腫病、高血壓病有一套獨特的治療方法，處方藥味多，喜用大方，并用放血術配合治療疾病。1949年前，四川的藏醫藥學主要依附于宗教進行傳播，其活動主要在寺廟中進行，醫療和制藥也多由喇嘛承擔。從1950年代開始，四川的藏區各縣將一些藏醫吸收到國家醫療衛生機構工作，鼓勵藏醫帶徒，提倡藏醫組建聯合診所。同期，若爾蓋縣人民醫院建立了藏醫科，德格縣籌建了藏醫院。在德格等多個縣舉辦了多期藏醫學徒培訓班，培養了一批初級藏醫藥人員。1969年以后，辦起了以藏醫藥為主的醫療站近100所，培養了近200名藏醫“赤腳醫生”。70年代后期，先后在阿壩、甘孜兩所衛生學校增設了4年制藏醫學專業。到1984年共畢業藏醫173名。甘孜州與英籍藏胞阿貢活佛在德格辦起了9年制藏醫本科學校在1991年開始招生。此后，甘孜、阿壩兩州從民間藏醫中經過考核選拔了20名充實到國家衛生機構工作。1992年底，全省有高、中級藏醫藥人員219名。同時，建立了若爾蓋和甘孜州藏醫醫院，并在23個縣醫院設立了藏醫科和中藏醫科，還在阿壩州和多個縣籌建藏醫院。甘肅的藏醫主要集中在甘南地區。這里的寺廟很多，其中以位于夏河縣的拉卜楞寺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1784年建成的一所曼巴扎倉，以及卓尼本巴溝貢巴寺的曼巴扎倉和碌曲郎木寺的藥師佛殿等。其中以拉卜楞寺最具代表性，其內的曼巴扎倉同時具有培養藏醫藥人才和藏醫門診的功能。該寺廟藏有大量醫方明的刻板古籍。甘南地區在歷史上是名醫輩出的地區，如13世紀碌曲幾倉的吉格，他與當年為元王朝國師的八思巴在西藏安多時，曾討論過包括醫方明在內的密宗教義。還有一位名醫年倉?卡龍曼加當年曾隨同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朝見順治皇帝。他以高明的藏醫療法治愈了順治帝的病，并受到重賞。在甘南地區傳統的藏醫藥人才也是從曼巴扎倉培養的。到1979年，在甘南地區成立了一年制衛生學校，內設有藏醫專業，首屆只招10名學員，以后逐年增多。到1990年底，共培養了150名左右學生。1989年，甘肅省中醫學院建立了藏醫系，并將其設在甘南。在此之前，甘肅還通過向西藏、青海等地選送學員的方式培養藏醫人員。過去，曼巴扎倉起著藏醫醫療機構的作用。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形式的藏醫院開始建立起來。1970年，夏河縣藏醫院正式開診。隨后，其他縣也陸續建立藏醫院，其中包括碌曲縣的郎木寺藏醫門診部、卓尼縣的麻路藏醫院、碌曲縣藏醫院、瑪曲縣藏醫院、卓尼縣中藏醫醫院等。到1980年代，在甘南地區已形成了一個藏醫藥診治體系。云南的藏醫藥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藏醫的放血療法、火療法在云南藏族地區較為流行。公元708~835年，吐蕃醫藥學專著《四部醫典》傳入云南藏區。18世紀出版的藏藥巨著《晶珠本草》收錄了多種云南藏醫常用藥物。1957年，迪慶藏族自治州成立后，先后吸收了多名著名藏醫到國家醫療機構工作。云南還出版了《迪慶藏藥》、《藏醫臨床精要》等藏醫藥學研究專著。藏醫藥學除了在中國的藏族聚居地發展流傳外，還以多種不同的途徑傳播到中國的其他地區。首先，在16世紀，隨著藏傳佛教大量輸入蒙古地區，藏醫經典著作《四部醫典》被譯成蒙文，藏醫藥學傳入蒙古地區，對蒙醫學的形成起著重要的作用。17世紀，蒙古地區也開始以“曼巴扎倉”的形式傳授醫學知識。著名的“曼巴扎倉”有鄂托克旗阿爾巴斯山“曼巴扎倉”、現今遼寧省阜新縣瑞應寺的“曼巴扎倉”、熱河布達拉（現今河北承德）的“曼巴扎倉”、外蒙庫倫寺的“曼巴扎倉”等。其次，為了繼承和發展藏醫藥學，擴大藏醫藥學在國內外的影響，1992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與西藏山南藏醫院合作，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家“北京藏醫院”。該醫院是以藏醫、藏藥為主要治療手段，并輔以西醫的現代檢查方法，具有藏醫傳統醫學風格的綜合性醫院。目前，北京藏醫院設有藏醫心腦血管專科、藏醫萎縮性胃炎專科、藏醫肝膽專科、哮喘專科、牛皮癬專科、白癜風專科、腦病治療中心、藏醫藥浴治療中心等。至1999年為止，該藏醫院診治了國內外患者30萬人，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11]第三，隨著藏藥在全國各地的銷售，藏醫藥學知識也傳播到全國的許多地區。“援助西藏發展基金會廣東辦事處”于2000年在廣州開設了一間“廣州雪域藏藥專賣店”，一年多后，又陸續開設了三間分店，經營來自西藏、四川、青海、云南、甘肅五省藏區的數百種藏藥精品。這些藏藥包括丸劑、散劑、湯劑和顆粒劑等。該專賣店從藏區聘來知名的藏醫進駐藥店的總店和分店，免費為顧客把脈，指導用藥，并做火灸等治療。其中有不少中、西醫生顧客向進駐藥店的藏醫請教各種有關藏醫藥的問題。該專賣店在一年多時間里已接待了十萬名海內外顧客。西藏的22家藏藥廠所生產的部分名貴藏成藥在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均設有銷售點，成為內地600多家各級醫院的醫療用藥。部分藥品還遠銷世界許多國家。另外，許多到藏區名勝古跡游覽的國內外游客也會從旅游點購回一些名貴藏藥材或藏成藥。第四，出版、教育和傳媒對藏醫藥學知識的傳播也起著一定作用。科學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中國藏醫學》和中國藏學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中國的藏醫》這兩本專著對藏醫藥學的基本理論和歷史發展做了系統的論述。《中國民族民間醫藥雜志》和《中國民族醫藥雜志》兩種期刊及其他醫學期刊都經常刊登有關藏醫藥學的論文。中醫學院校有關中醫學歷史的課程[12]和人類學系有關醫學人類學的課程[13]都有專門的章節介紹藏醫藥學的知識。報紙和因特網也經常發表有關藏醫藥方面的信息。由此可見，西藏地區是藏醫藥學的最早發源地。藏醫藥學在中國境內的輻射傳播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8世紀至18世紀，以藏傳佛教作為媒介向青海、四川、甘肅、云南的藏族聚居地和蒙古地區以及遼寧的阜新、河北的承德等地傳播，并在這些地區形成了多個次級發展中心。第二個階段出現于最近十年，藏醫藥學通過醫藥文化交流與合作、藏藥銷售貿易、文化資訊傳播等形式向全國各地傳播。藏醫藥學的傳播主要受政治、宗教、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的影響。首先，自1270年西藏正式歸入中國版圖后，西藏文化成了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這為藏醫藥學向中國其他地區傳播奠定了政治基礎。元明清時期，藏傳佛教得到朝廷的重視和扶持，獲得了迅速的發展。[14][15]這使得藏醫藥學能夠以藏傳佛教為媒介，傳播到青海、四川、甘肅、云南等地的藏區，蒙古地區，以及遼寧的阜新、河北的承德等地。其次，在“改革開放”，特別是“西部大開發”的形勢下，藏藥生產作為發展西部經濟的支柱產業得到了迅速發展。藏醫藥學以藏藥銷售貿易為途徑向全國各地傳播。第三，文化交流在藏醫藥學的傳播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北京藏醫院”的建立就是藏漢文化交流的產物。藏醫藥學的學術交流，高等院校有關課程對藏醫藥學的介紹，報紙和因特網對藏醫藥學的介紹和報道，都在不同程度促進著藏醫藥學的傳播。三、藏醫藥學的科學研究與未來展望藏醫藥學的科學研究主要包括藏醫藥學基礎研究，藏醫藥治療的臨床觀察，藏藥的生藥組織研究、化學成份研究、藥理和毒理研究，新藏成藥的研制，高新技術在藏藥生產中的應用等。藏醫藥學基礎研究主要包括對傳統藏醫藥學基本理論[16][17][18][19][20][21]、診斷方法[22][23]、治療方法[24]、藥物炮制方法[25]的整理，以及藏醫學基本理論與中醫和西醫基本理論的比較研究。[26][27][28][29]藏醫藥治療的臨床觀察研究有十五味龍膽勝花丸治療慢性支氣管炎、[30]藏醫蒸浴治療白脈病（神經系統疾病）、[31]、藏醫艾灸治療肝包蟲病、[32]藏醫骨劑蒸療法治療偏癱癥[33]等的臨床觀察。在藏藥生藥的組織研究方面，《青藏高原藥物圖鑒》收載植物類藏藥309種，動物類藏藥77種。由青海省藥品檢驗所編寫的《中國藏藥》（共3卷）收載動、植、礦物類藏藥材1538種。青海省衛生廳1993年制定的《青海省藏藥標準》收載藏藥材150種，制劑170個品種。《中國民族藥志》第1~2卷，收載藏藥100多種，均有藥材性狀、組織、粉末、理化鑒別等。藏藥的化學成份研究包括：西藏產麻黃和錫金麻黃含總生物堿等化學成份研究；馬兜鈴屬藏藥成份研究；烏頭屬化學成份研究；角茴香屬分離出普托品、隱品堿、氯化北美黃連堿、角茴香堿；紫堇屬分離出右旋北美黃連堿、乙酰紫堇靈；綠絨蒿屬分離出香莢蘭酸、肉桂酸、香豆酸、異鼠李素；巖白菜屬與骨丹屬分離出巖白菜素；錦雞兒屬分離出四個異黃酮、蒼棒花素等；黃華屬分離出d-表羽扇豆寧；杜鵑屬分離出棉馬糖、莨菪亭、梣皮素、金絲桃甙等；花錨屬分離出花錨甙；樟牙菜分離出齊墩果酸和芒果甙；獨一味分離鑒定出10化合物，測出17種氨基酸；丹參類分離出丹參酮IIA、丹參酮I、丹參酮甲酯、羥基丹參酮等；莨菪類分離出樟柳堿、紅古豆堿、山莨菪堿；雪蓮花分離出多糖單一組分；紅景天類分離出紅景天甙等成份。藏藥的藥理研究揭示：甘青烏頭中大麥芽堿具腎上腺素功能作用；綠絨蒿中的mecambnidine對小鼠有中樞鎮靜，止痛作用；紅景天甙有致適應作用；巖白菜素對大白鼠氨致咳有鎮靜作用。[34][35][36]另外，對藏藥中的礦物藥和金屬藥的毒理研究也在進行中。近年來，有不少藏成藥和藏藥保健品問世。例如，治療急性高原病的“高原康膠囊”，具有滋陰壯陽、補腎、改善血液循環功能的“藏哥”膠囊，具有活血止痛，化瘀止血功能的“獨一味”膠囊，治療風濕病的“塞隆風濕酒”等藏成藥；以沙棘果實為原料的多種保健飲料，以紅景天為原料的強力保健飲料等。高新技術在藏藥開發中的應用主要是將“超臨界CO2萃取技術”運用于藏藥有效成份的提取。[37]藏醫藥學由于有獨特的理論體系，有上千年的醫療實踐經驗，對某些疑難雜癥，如癱瘓、腦溢血、胃潰瘍、萎縮性胃炎、類風濕、癲癇、高原不適應癥、炭疽病等的治療有獨特的療效，因此，在藏醫藥學知識廣泛傳播，在發展經濟，西部大開發的推動下，藏醫藥學近年獲得快速發展。但是，藏醫藥學的進一步發展還面臨許多困難。首先，由于藏醫藥學的理論有別于西醫和中醫學，傳統藏醫藥學知識都用藏文記載，因此，藏醫藥學要在漢族地區進一步傳播，需要克服一定的語言和文化障礙。其次，對藏醫藥學的科學研究還比較落后。藏醫藥學的基礎研究較薄弱，藏藥的科技含量較低，有些產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缺乏規范、可靠的數據證明。“水銀洗煉‘坐臺’法”是一項傳統藏藥制作技術。它需要從水銀中提煉出“坐臺”，用以制作許多名貴藏藥的“引子”。藏藥中還廣泛使用各種礦物質。因此，有不少醫生和患者對藏藥中汞、鉛等重金屬蓄積性毒性的問題存在疑慮。雖然，對金訶七十味珍珠丸的急性和長期毒性實驗初步證明，服用這種藥物不會造成體內大量重金屬蓄積性毒性，但是，這類研究還不夠廣泛和全面。第三，由于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輕、海拔最高的高原，生態系統非常脆弱，有些植物類藏藥由于開采過度已經成為瀕危品種。例如，藏茵陳幾乎滅絕，翼首草、獨一味、鬼臼等也瀕臨滅絕。由于藏藥資源稀缺，有些藥廠不足量投料，造成藥品質量下降，有些藏藥新品種無法投產。針對藏醫藥學發展出現的問題，必須采取措施解決。首先，應該加強對藏醫藥學的科學研究，使藏醫藥學從經驗醫學上升到科學醫學的層面。用現代科學理論和方法對藏醫學進行全面的研究，使得藏醫藥學的理論、診斷、治療能夠用科學來作出解釋。對藏藥的治療機理、療效和安全性作出規范的、科學的闡述和評價。對于藏藥的資源開發必須采取措施進行控制。首先，要控制瀕危藏藥品種的開采；其次，要建立藏藥材生產基地，對需求量大、資源少的藏藥材進行規模化栽培。第三，利用細胞培養等新技術生產名貴藏藥材。當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之后，藏醫藥學一定能夠在國內外得到更廣泛的發展和傳播，為人類的保健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1]蔡景峰主編，《中國藏醫學》（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年），3-43頁。[2]李鼎蘭，<西藏近代醫學教育芻議>，《西藏研究》1989年第二期，101頁。[3]強巴赤烈，《中國的藏醫》（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84-99頁。[4]強巴赤烈，《中國的藏醫》，28頁。[5]強巴赤烈，《中國的藏醫》，44-46頁。[6]蔡景峰主編，《中國藏醫學》，34頁。[7]強巴赤烈，《中國的藏醫》，55-56頁。[8]李鼎蘭，<西藏近代醫學教育芻議>，101頁。[9]蔡景峰主編，《中國藏醫學》，39-40頁。[10]李鼎蘭，<西藏近代醫學教育芻議>，104頁。[11]李吉祥，<北京的回、蒙、藏族醫療機構>，《中國科技史料》，1994年第15卷，第1期，69頁。[12]俞慎初，《中國醫學簡史》（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102-104頁。[13]陳華，《醫學人類學導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