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更多相關文檔免費下載請登錄:-中文word文檔庫影響犯罪率的一些經濟因素的分析——基于1981-2008年全國數據實證分析本文檔由【中文word文檔庫】提供，轉載分發敬請保留本信息；中文word文檔庫免費提供海量范文、教育、學習、政策、報告和經濟類word文檔。<ahref='/'>word文檔</a>摘要：自古以來，犯罪現象就伴隨著人們的生活而存在。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和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犯罪現象也隨之增長，更多人開始重視犯罪的經濟研究。本文分析我國的犯罪現狀，根據1981年到2008年28年的全國性相關數據，主要分析并通過實證考察了收入水平差距、人民受教育程度、失業率、貧困率以及國家福利支出水平因素對犯罪率的影響。結果顯示，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對犯罪率有顯著的負影響，收入差距、貧困率對犯罪率有正向影響，而失業率和福利支出水平的影響和以往結論有所不同。最后，結合我國國情，在犯罪經濟學理論和計量回歸結果的基礎上，文章分析了實證分析結果，并給出減少犯罪發生的一些建議。關鍵詞犯罪經濟因素實證分析

Theanalysisoffactorsthatinfluencecrimerate:theempiricalanalysisonChinesetimeseriesdatafrom1981to2008AbstractSinceancienttimes,crimeisherealongwithpeople’slife.Sincethereformandopeningofourcountry,withtheChineseeconomicgrowthandourlifestandardimprove,thecrimephenomenonisalsoincreasing.Thisarticleuse28yearsnationaldatafrom1981to2008,analysistheinfluencesofincomegap,education,unemployedrate,poverty,welfareleveltocrime.Theresultshowsthatincomegapandpovertyhavepositiveeffect,educationhasnegativeeffect,buttheinfluencesofpovertyandwelfarearedifferentfromotherstudiesbefore.Atlast,consideringtheChinesenationalconditionsandtheresultsofempiricalanalysis,weexplaintheresultsandgivesomesuggestionstoreducecrimeoccurred.Keywords:crimeeconomicfactorsempiricalanalysis

目錄影響犯罪率的一些經濟因素的分析 1——基于1981-2008年全國數據實證分析 1引言 3一、文獻綜述 3二、中國犯罪現狀分析 5三、模型與實證 6（一）模型設定 6（二）變量解釋說明與數據來源 61、變量解釋說明 62、數據來源 8（三）實證過程與結果分析 81、單位根檢驗 82、回歸結果 83、協整檢驗結果 94、回歸結果分析 9四、建議 10附錄： 11參考文獻 11

引言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犯罪現象在似乎人們生活中、視野中出現的愈來愈頻繁。新聞上報導著各類貪污受賄、經濟詐騙、傳銷等經濟犯罪，以及強奸、殺人等暴力性質的犯罪，中國每十萬人的犯罪數也從1978年的55.65件，上升到1999年的181.87件，到2008年的370.36件。而最近幾年來，各種大型的貪污受賄案件，云南邊境販毒猖獗，“天價逃費案”即：河南禹州一農民使用假軍車，偷逃368萬元過路費，被判無期徒刑。，酒后撞人致死逃逸等更是頻頻出現在人們眼前。在過去很長一段的研究歷史中，犯罪學主要是思想家、法學家、社會學家、犯罪學家、心理學家所研究的，他們往往從倫理、宗教、心理、人類學的角度，把犯罪歸因于生物遺傳、人的心理因素等，并沒有涉及經濟因素（宋浩波，《犯罪經濟學》，2002，第五頁）。直到馬克思、恩格斯通過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論證，影響犯罪率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經濟因素是影響犯罪的根源。自此之后，經濟因素對犯罪的影響逐漸被更多的人接受認可。那么，改革開放至今，即：河南禹州一農民使用假軍車，偷逃368萬元過路費，被判無期徒刑。一、文獻綜述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利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確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犯罪觀。在1848年發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提到，犯罪不是人類社會一開始就有的產物，它和法律一樣，都不是隨心所欲產生的，而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犯罪是階級社會特有的一種社會現象，它是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出現而產生，也將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的消亡而消亡的一種社會現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79頁）。社會環境對犯罪的產生有著必然的影響，認為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犯罪產生的主要原因，并從貧困、城市化、工業化和階級斗爭的角度論證了經濟因素是犯罪的決定因素。20世紀六十年代末，加里·貝克爾在《犯罪與懲罰》中首次將經濟模型引入犯罪的理論中，提出了理性犯罪模型，推動了犯罪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他將犯罪者同樣看做是一個“理性的人”，和參與投資的風險投資者一樣，犯罪者在實施犯罪決策時，對犯罪的風險收益進行綜合的考量，而犯罪行為則屬于高風險高回報的一類。犯罪的成本包括三類：犯罪的直接成本，即犯罪所需的工具的花費、犯罪所需的時間等；犯罪的機會成本，主要是花費在犯罪上的時間所導致的工資損失，投資損失等合法收入的損失；由于犯罪所受到的懲罰的成本，包括判處的罰金，以及在服刑期間所損失的時間導致的合法收入的損失等。因此，當合法收入上升時，犯罪的行為減少；當被捕的可能性上升和刑罰加重時，犯罪的可能也會減少（羅伯特·C·蓋爾，《經濟學：基本原理與熱點問題》，2007,257頁）。因此，犯罪人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時候選擇犯罪，而逮捕力度的加大和刑罰的加重可以威懾犯罪行為，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威懾理論。而之后的多年，許多實證研究的結果也顯示出了威懾理論的正確性與顯著性。例如，Freeman（1999）指出，貧困、公共和私人資源的分配是影響犯罪率的重要因素。犯罪經濟學注重對犯罪行為的激勵效果，以市場互動的方式，使用成本收益模型去評估政策對減少犯罪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合法的勞動市場經驗與收入，監禁逮捕和其他提高犯罪風險的因素等，的確影響了犯罪。近20年來，國外研究犯罪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和犯罪學家們，更加注重于犯罪率的決定因素，主要是對具體的經濟因素對犯罪影響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基本上，大部分的實證研究都承認，收入不平等是產生犯罪的重要原因。Doyle,Ahmed&Horn(1999)利用面板數據對勞動力市場和收入不平等對財產的影響做了研究，得出勞動力市場的有利條件對財產犯罪有顯著的負影響，收入差距對犯罪沒有重大影響，年輕男性人口比例對犯罪有著顯著的正影響。Fajnzylber,Lederman&Loayza（2002）利用39個國家1965-1995不連續的5年平均水平的犯罪率數據，探討了收入不平等與暴力犯罪之間的因果關系，得出在國家內部，特別是國家之間，即使在控制了影響犯罪率的其他因素后，犯罪率和不平等是正相關關系的結論。有些研究還將區分了收入不平等對財產型犯罪和暴力犯罪的影響，如Kelly（2000）使用了美國各縣市區的數據，研究了犯罪與不平等之間的關系，發現不平等對財產犯罪影響不大，而對暴力犯罪則有很大的影響。Demombynes&Ozler（2005）的研究也支持了經濟理論中不平等對財產犯罪的正向影響，同時不平等導致了總體犯罪的增加。而Dahlberg&Gustavsson（2008）在此基礎上又做出了創新，不使用總收入的不平等作為變量，而是區分了永久性和暫時性收入的不平等對犯罪的影響。結果表明長期收入的不平等對犯罪有著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暫時性收入的不平等則影響微不足道。失業與勞動力市場對犯罪也有著重大影響。失業會影響人們的收入水平，心理健康，產生犯罪的誘因。而勞動力市場的合法收入水平的上升會減少犯罪。LeeandHoloviak（2006）使用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的數據探討了勞動力市場條件對犯罪的影響，用Johansen的協整檢驗驗證失業率與犯罪之間的長期關系。實證結果表明，在高失業率的社會，尤其對年輕男性來說，犯罪的機會成本相對較低導致了犯罪率的上升趨勢。提供了失業率與犯罪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有力支持。Baharom&Habibullah（2008）使用了歐洲11個國家1993-2001年的面板數據，采用隨機效應模型估計了收入和失業率對犯罪的影響。結果支持了失業和收入水平對總體犯罪具有正向的影響，同時強勢的國家政策也可以影響犯罪水平。Chen（2009）使用granger因果分析，研究了收入水平、失業對臺灣的犯罪的長期因果關系。實證結果表明，失業、收入水平和總體犯罪水平以及經濟詐騙類犯罪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而其他因素對犯罪的影響也有實證研究進行支持。例如，Kelly（2000）研究發現貧困率和警力對財產犯罪影響顯著，對暴力犯罪則影響甚微。Cullen&Levitt(1996)利用了年度市級的面板數據，證明了犯罪率的上升和城市化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因果關系。Buonanno（2006）使用了個人行為的動態兩期模型，個人決定他們在教育、犯罪以及合法部門工作的時間分配。作者認為，教育使得人們具有更高的工資預期，增加了犯罪的機會成本，也使得社會更加“文明”，也使得人們從事犯罪的成本更加昂貴。因此教育減少犯罪。警力支出也被加入進計量模型中，Levitt（1997）使用了可定時的工具變量和州長的選舉等變量來確定警力對犯罪的因果影響。由于警察部隊人數增多大多集中在市長和州長的選舉年，結果表明，警方的支出對暴力犯罪有很大的影響，而對財產犯罪影響較小。Vollaard&Hamed（2009）利用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數據，分別采用官方記錄的犯罪數和從調查得出的受害者數據作為犯罪數據，驗證了警力對犯罪的負影響。中國國內對犯罪的實證研究起步較晚，近些年才有所發展。如，胡聯合、胡鞍鋼、徐紹剛（2005）利用一元線性回歸研究了貧富差距對違法犯罪的影響。翟中東（2005）調查發現誘引犯罪增長的主要的直接拉動因素是財產性的外部因素，如絕對和相對貧困。謝旻荻，賈文（2006）使用2004年的省市數據研究發現，GDP水平、貧富差距和開放程度對犯罪率都有顯著影響。黃少安、陳屹立（2007）利用1978-2005年全國數據分析了城市化、教育、貧困、失業、收入差距對犯罪率的影響。陳春良、易君健（2008）利用省級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模型分析了相對收入差距和絕對收入差距對刑事犯罪的影響。田鶴城、萬廣華、霍學喜（2009）利用省市面板數據研究了區域經濟差距、經濟增產、流動人口、城市化水平對犯罪的影響。李殊琦、柳慶剛（2009）則加入了警力支出和福利水平，用2003-2007年省市面板數據得出收入差距與犯罪正相關，失業率影響不顯著，城鄉絕對收入水平對犯罪率產生反向影響。史晉川、吳興杰（2010）分析表明流動人口的工作、居住、來源地類型和結構與刑事犯罪顯著相關等等。在我國，將犯罪經濟學方面的研究還不夠廣泛，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收入差距的影響，有待于繼續發展。本文采用1981年到2008年的全國性數據，觀察城鄉收入差距、受教育程度、福利支出水平、貧困率、失業率對犯罪的影響。同時，由于一些文章指出，在這段期間，全國有一些針對違法犯罪的嚴打活動，可能會對犯罪產生影響。為此我們會在文章中考慮并分析是否將嚴打作為虛擬變量加入實證模型。二、中國犯罪現狀分析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揭開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篇章，會議決定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從此，我國對外開放程度逐漸提高，而經濟體制也逐漸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改革開放至今，經濟實力大幅度提高，我國GDP水平從1978年的3645.2億元，上升到2008年的302853.4億元；人均GDP也從1978年381元到2008年的22698元。但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犯罪現象也逐漸攀升。下圖顯示了我國1981年到2008年目前的每十萬人犯罪數情況：數據來源：犯罪數來自《中國法律年鑒》和《中國檢察年鑒》2009年以前至今，人口數據來自《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犯罪的總體趨勢是逐漸上升的，每十萬人的犯罪數從1981年的90.54件，上升到2008年的370.36件。我國犯罪率在八十年代相對平穩，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明顯上漲，之后又逐漸下降趨于穩定，但到二十一世紀初，出現顯著加速提高，每十萬人犯罪數超過350起，之后較為穩定。那么，在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從我國經濟國情方面分析，為什么會出現犯罪率上升如此之多的情況呢？在1978年以前，中國屬于計劃經濟體制，居民的衣食都由國家統一分配發放，人們之間生活水平基本平均，相互之間不會造成心理不平衡；商品流通等大部分由國家控制，員工工作由國家分配，農民在公社中共同勞動，財產由全國人們和集體共同所有，國家是經濟的唯一主體，因此犯罪現象很少出現。改革開放以后，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私有制經濟開始出現，商品流通形成。首先，由于市場經濟是以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為前提，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以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導致了人們“驅利”心理和拜金主義的出現，一些人為了追逐短時間內得到大量財富，會導致搶劫、偷竊、假冒、盜版等犯罪的產生。再者，在市場經濟初期，一些人通過個體經濟方式，積累了一筆財富，隨著逐漸的投資和擴展，更多的人通過經商等方式賺的了更多財富，人們的收入差距逐漸拉大，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的基尼系數由改革開放前得0.16到十年前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之后一直在0.4以上。與此同時，中國城市發展迅速，而農村和相對緩慢，城鄉二元結構化與各種福利保障水平的差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進一步拉大。區域經濟差異也非常明顯，東部沿海地區發展程度遠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中國各類收入差異的不平等導致了生活水平的差距顯著，這會造成低收入群體對社會的不滿，而且饑寒交迫也使得一些人無法正常的生活下去，進而引發犯罪。此外，由于收入的不平等性，窮人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因此犯罪的機會成本也比較小，更容易誘發犯罪現象的產生。而與此同時，富人收入多，也容易使得他們將自己的財產投入非法但高利潤的行業中，例如販毒，或者用于行賄、賭博等，導致更多財產性犯罪的產生。犯罪的上升是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階段所出現的一個問題，它是一種負面的社會現象，對社會的安定團結和經濟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危害。首先，暴力性犯罪會影響受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甚至引發心理疾病，同時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這類犯罪的多發會使得人們對社會現狀產生誤解和消極心理。其次，財產性犯罪往往涉及政府官員貪贓受賄，使得國家政府不再清廉，百姓對政府喪失信心，甚至危言聳聽，誤以為一國都是“貪官污吏”。再者，犯罪的多發使得國家不得不將更多的財政預算用于預防和打擊犯罪，增加了政府治理和預防犯罪的成本。最后，犯罪的出現增多容易導致犯罪團伙的形成和壯大，形成所謂的黑社會。對一國來說，黑社會對政府、經濟等各種領域逐漸滲透，將會逐漸侵蝕國家政治階層和經濟，不利于長遠發展。三、模型與實證（一）模型設定文獻綜述中已經提到，大量的實證研究都研究了一些影響犯罪的經濟因素。既然中國近幾十年犯罪現象不容樂觀，且犯罪危害巨大，那么本文希望能從統計數據中，驗證一些能夠影響犯罪率的宏觀因素。由于影響犯罪的經濟因素有很多，其中有一些不可量化的因素存在，且有些因素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相關性，因此我們只選取了一些變量加入實證模型。考慮到在1981年到2008年這段時間存在著嚴打關于嚴打的具體年份以及加入各個變量原因，在變量解釋說明和實證結果分析中已經表述。，我們選擇一個加入了嚴打作為虛擬變量的模型和一個不加入嚴打的模型，根據計量結果，判斷是否需要加入該變量。如下：（模型參考自：黃少安、陳屹立（2007），李殊琦、柳慶剛（2009）。關于嚴打的具體年份以及加入各個變量原因，在變量解釋說明和實證結果分析中已經表述。（1）（2）其中，t表示年份（1981-2008），crime代表的犯罪率，，education表示受教育程度（此處為初中生畢業率），unemp代表失業率，incomegap表示城鄉收入差距，welfare是國家福利支出水平，ncpoor是農村絕對貧困發生率。D則為嚴打的虛擬變量。（二）變量解釋說明與數據來源1、變量解釋說明犯罪率。根據已有文獻，我國犯罪的統計包括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的統計數據。此前的研究曾表明，我國犯罪記載的數據也許不足實際發生的一半，（胡聯合、胡鞍鋼、徐紹剛，2005）而刑事案件登記失實的情況較少，因此采用刑事犯罪數據。遵循我國的刑事司法體制，刑事犯罪立案總數應為公安機關刑事案件立案數和人民檢察院自偵案件立案數之和（黃少安、陳屹立，2007），本文依舊采用該數據作為刑事立案總數，再除以當年人口總數，得出每十萬人的犯罪發生數。初中生畢業率。一國國民的受教育水平可以反應國民的素質，當素質提升時，對犯罪的認識會加深，因此減少犯罪行為。我國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尤其是近幾年大力推行，免除了義務教育的學費，甚至有將義務教育推進高中教育的想法。在此，我們選用初中生畢業率（也即升學率）作為受教育程度的指標。首先，它可以反映包括大量農村初中畢業人口在內的全國人民教育程度；其次，小學和初中教育的九年，是人的性格形成與發展的重要階段，教育對人的一生有著重要的影響。而初中畢業的人群也往往有比較好的自我約束能力。失業率。當一個人失業時，夸張點說，會產生“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等現象，收入的降低就成為了必然，這就使得犯罪的機會成本下降，誘發犯罪的產生。而長期的失業也會導致人的心理問題，憤世嫉俗，仇恨富者，也容易誘發犯罪。我國公布的數據僅為城鎮登記失業率，由于沒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數據，我們只能使用該數據作為失業率水平的標準。城鄉收入差距。收入差距與犯罪密切相關。收入差距的擴大，使人民越加體會到社會的不公平性，產生逆反心理，不滿情緒滋生；收入差距的拉大，也使得低收入群體的相對收入降低，即犯罪的相對機會成本減少，也容易鋌而走險。目前國際上大多采用基尼系數和泰爾系數作為收入差異的衡量。但是，目前學術界對基尼系數的爭議很多，我國官方并不公布具體的基尼系數，大多文獻中都由作者自行計算得出，算法不一，得出的結果也不相同，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尚且不能完全確定。在此情況下，考慮到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特殊性，中國農村人口比例從1981年的79.8%到現今的54.3%，包含了全國大半部分人口數。在之前的實證文章中，曾表明，城鄉收入差距可以解釋我國收入差距的75%(李殊琦等，2009)。結合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情況，我們使用城鄉收入差距作為我國收入差距的衡量是合理的。下圖計算數據表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近些年不斷增大：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2到2009年各期。福利支出水平。很多的犯罪預防理論都指出，國家的福利支出是預防犯罪的重要途徑。國家對人民的福利支出，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國家對人民民生的關注程度，對于急需救濟或者幫助的人群來說就是雪中送炭，對社會安定有著一定影響，對犯罪率產生負效應。一方面，社會福利為老人和兒童提供了必要的幫助，減少了家庭的負擔；另一方面，福利對失業、災難，醫療等方面的補助，緩解了社會和人民的生存壓力。由于我國全面社會保障開展較晚，本文采用我國撫恤與福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作為福利支出水平的變量，該項支出包括撫恤支出、救災支出、社會福利救濟費、失業補助、離退休費等項目。貧困率。貧困，會導致人心理的扭曲，在與其他人的對比中，更會產生不平衡感，對現狀的不滿，誘發了犯罪的產生。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在出現意外疾病、事故等情況下，由于貧困無法湊出足夠的金錢，只好選擇鋌而走險的方式，通過犯罪來獲得。我國只公布農村貧困人口，而不公布城市貧困人口，在沒有數據來源的情況下，我們只好選擇農村絕對貧困發生率作為貧困率的數據。統計數據表明，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發展，農村貧困人口數由最初的2億5千萬人減少至目前的一千多萬。嚴打。在這期間，我國在1983年，1996年，2001年，2004年進行了嚴打工作，預計其對當年和下一年的犯罪率會有一定的影響。因此，1983、1984、1996、1997、2001、2002、2004、2005年份取值為“1”，其余年份取值為“0”。2、數據來源犯罪率數據來自《中國法律年鑒》和《中國檢察年鑒》2009年版和之前的各期。全國人口數，初中生畢業率，失業率均來自《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城鎮人均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農村絕對貧困發生率來自《農村住戶調查年鑒》2009年，福利支出水平來自《中國財政年鑒》2009年及之前各期。（三）實證過程與結果分析1、單位根檢驗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全國的時間序列的數據，為了防止出現偽回歸，因此要求所有變量都是平穩的，或者各個不平穩的變量都是同階單整，且存在協整關系。所以，我們先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對不平穩變量再進行一階差分后的單位根檢驗，使用SIC準則，計量軟件使用EViews7.0。結果如下：表3-2單位根檢驗水平一階差分變量t-StatisticProb.t-StatisticProb.lnincomegap-1.3853130.5737-3.9017850.0064lneducation0.9175340.9942-3.7402550.0094lnunemp-0.8483320.7887-3.7215080.0115lnncpoor1.5915140.9991-6.2327660.0000lnwelfare-0.3729940.9005-3.94310.0058D-3.7115370.0097可以看出，除了嚴打以外，其他變量的水平值都是非平穩的，存在單位根。但是，它們的一階差分，除去失業率lnunemp在5%顯著性水平上平穩外，其他個變量都是在1%顯著性水平下平穩的。因此認為它們都是一階單整變量。關于協整的檢驗，我們使用Engle-Granger兩步法來進行，即先對各變量進行回歸，再對回歸的殘差做單位根檢驗，若殘差平穩，則說明各不平穩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不存在偽回歸問題。2、回歸結果表3-3回歸結果解釋變量犯罪率lncrime方程一方程二城鄉收入差距lnincomegap0.919*(1.884)0.9314*(1.811)初中生升學率lneducation-5.6706***(-6.236)-5.682***(-6.0625)失業率lnunemp-0.3959***(-1.67)-0.888***(-3.471)農村貧困率lnncpoor0.6233**(2.226)0.6299**(-0.8293)福利支出水平lnwelfare1.922***(5.628)1.927***(5.459)嚴打D0.00778(0.102)常數C16.857***(6.91325)16.858***(6.696)R-squared0.9420.942AdjustedR-squared0.9290.926

Durbin-Watsonstat1.5201.509F-statistic71.808(0.0000)57.15(0.0000)觀察值數t=28注：解釋變量后的括號內為t檢驗值，*、**、***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F-statistic后的括號內為P值。盡管兩個方程的擬合程度都很好，達到了90%，但是在加入了嚴打的虛擬變量D之后，農村絕對貧困發生率和城鄉收入差距的P值減少，此外嚴打的變量極其不顯著，P值大于90%，因此，我們應該去除該解釋變量，使用模型一作為我們的回歸方程。此外，方程一和二的D-W值都落在了無法判定的區域，利用拉格朗日乘數檢驗，即序列自相關L-M檢驗，發現，兩個方程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即都不存在序列自相關問題。3、協整檢驗結果由上述的分析，我們得出用方程一作為回歸方程的結論，即不再方程中加入嚴打的因素。我們提取了方程一的回歸殘差的時間序列，對該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下：表3-4殘差的單位根檢驗殘差t-StatisticProb.方程一-4.39060.0020方程二-4.36780.0021由此顯示，方程的殘差都在1%的顯著性性水平下水平平穩，各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不是偽回歸。4、回歸結果分析根據表3-3所列的方程一的結果發現，城鄉收入差距以及初中生升學率都非常顯著，農村絕對貧困發生率不是非常顯著，但與之前的實證結果相符。失業率、福利支出水平與我們之前所預測的符號有所相悖。關于城鄉收入差距。實證結果表明，城鄉收入差距每增加1%，犯罪率就上升0.919%，從理論上說，收入的不平等導致了生活水平的差距顯著，這會造成窮人對社會的不滿，而且饑寒交迫也使得一些人無法正常的生活下去，進而引發犯罪。此外，由于收入的不平等性，窮人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因此犯罪的機會成本也比較小，更容易誘發犯罪現象的產生。而與此同時，富人收入多，也容易使得他們將自己的財產投入非法但高利潤的行業中，例如販毒，或者用于行賄、賭博等，導致更多財產性犯罪的產生。由于城鄉收入差距不能完全代替收入的不公平性，所以并沒有非常顯著。關于初中生升學率。教育對于一個人一生有重要的影響。在一部分的犯罪案例中，很多人因為不懂法、不知法，懵懂的犯下了罪行。小學和初中的教育對人的性格和價值觀、人生觀的養成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教人做人，遵紀守法。同時，教育也可以使社會更加文明，社會風氣更加開化，減少犯罪的發生。再者，教育使得人的收入水平提高，會提高犯罪的機會成本，收入水平高的人群往往傾向于犯罪降低。雖然，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可能促使高科技犯罪的高發，但是實證結果表明，初中生升學率能夠有效減少犯罪，升學率每上升1%，犯罪率就減少5.67%。關于失業率。實證結果表明，失業率對犯罪率影響為負，很讓人吃驚，與以往的實證結果并不相同。這可能是由于使用的統計數據只有城鎮登記失業率，從數據看來，并沒有顯示出特別大的波動性，基本比較持平。不僅有著很多沒有登記的失業人口，同時還有一部分暫時性失業之后又找到工作的人沒有計算在內。再者，還有很多從農村流入城市的農民工勞動力的失業率沒有記錄。總而言之，文中所使用的失業率并沒有反應真實的失業率情況，因此沒有得到預計的結果，甚至出現負向影響。關于貧困率。回歸結果說明，貧困率每上升1%，犯罪率上升0.623%。作者認為：由于本文使用的數據是農村貧困發生率，即農村貧困人口除以農村總人口的比例，并沒有統計城市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數據不能反映中國人民的全部貧困發生的真實情況，也許加入城市貧困人口數，結果會更加明顯。而在農村的人口由于大部分生活水平都不算很高，即使有些人處于貧困線之下，但是周圍環境的對比不夠強烈，并不容易誘發犯罪心理的產生。此外，中國農村人民性情還是很淳樸的，再隨著教育的普及，農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逐漸提高，對法律理解加深，也減少了犯罪率的發生。因此，單純使用農村絕對貧困發生率所得出的結果，也許略有不足。關于福利支出水平。福利支出水平一方面可以救濟生活困難的人群，緩解生活壓力，減少這些人群犯罪的產生；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福利保障水平目前并不完善，加之這部分支出不一定能落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有可能中間存在貪污、濫用職權、挪用的現象，使之不能真正緩解犯罪傾向的發生。在加上由于目前城鎮福利水平遠大于農村，使得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激發更多的矛盾。此外，福利支出可能使得一些人好逸惡勞，不去工作而白白拿著社會救濟，而真正的時間卻用于消極度日，甚至歪門邪道、結黨上，最后誤入歧途。因此，當前福利支出水平的實證結果有可能并不能減少犯罪的產生。最后，關于嚴打。結果顯示，嚴打的效果應該被拒絕加入模型。初看起來似乎不可相信，但是從實際上來說，我國1983年之前的嚴打都是全國性質的，而在1983年之后到2008年就幾乎沒有全國性范圍的嚴打出現，基本都是以地區為單位的，不能影響大范圍的犯罪發生。因此在1981-2008年階段，利用全國性的數據得出的結果不能反應嚴打行為的真實效果。四、建議針對我們得出的實證分析結果，以及前人的實證研究和理論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一些經濟方面的建議來減少犯罪的產生。首先，減少城鄉收入差距。繼續關注農民生活水平，增加農民收入，降低農業稅收。減少農民內部，國家內部，城鄉之間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加快農村建設，促進農產品生產和加工的創新，幫助農民實行規模化生產，減少農村勞動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問題，有助于緩解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也有助于增加社會的穩定系數，降低犯罪。其次，提高教育水平。努力將義務教育向高中推進，開始逐漸采取行動減免高中，甚至于大學的學費，提高助學金的提供力度。使得更多的農村和貧困家庭的孩子，不會因為缺錢而早早出去工作。這有助于從少年、青年開始，提高這些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使得社會風氣更加文明和開化，這對于減少犯罪的作用非常顯著。再次，盡管我們所做的結果沒有很好的顯示犯罪率與失業率、貧困率的關系。但是大多的實證研究和理論支持了它們的關系。因此，我們應該更多的實行下崗職工再就業培訓，增加對失業人口的補助，并鼓勵和提供其就業機會；大力發展經濟，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對貧困家庭的具體情況予以考察和訪問，發現其貧困的原因，適時給予幫助，使得其早日擺脫貧困。這不僅有利于社會的和諧，也對犯罪率減少有一定的作用。最后，在提高經濟實力的同時，加快醫療保險，社會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的完善，主要涉及農村和流動人口。提高我國社會保障和福利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例，擴大社會保障的受益群體范圍，增設敬老院、福利院等福利服務設施、機構。落實政治監督，使得這部分財政支出可以最大程度的落實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緩解其生活壓力。對接收社會補助的人群進行定期的考核，支持和幫助有能力的人群靠自己的雙手創造生活；發現不符合情況，蒙混過日的，取消對其救濟。這也有助于社會的安定團結和犯罪的減少。附錄：由于國家1989年調整了立案不實的現象，使得刑事案件數大幅增加，且1983年有一次全國性嚴打，因此本文使用了黃少安、陳屹立（2007）相同的辦法，對1986-1988年的犯罪率進行了調整，具體見黃少安、陳屹立（2007）所寫的《宏觀因素與犯罪率——基于1978-2005年的實證研究》一文。農村絕對貧困數據缺少1993、1996年數據，由前后兩年的數據平均值估算。由于財政項目的改變，2007、2008國家社會福利與救濟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由2005年、2006年該數據的增長率估算得出。參考文獻陳春良、易君健，2009：《收入差距與刑事犯罪——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經濟研究》，《世界經濟》2009年第1期郭東，2006：《犯罪的宏觀經濟原因分析》，《刑事法評論》第21卷胡聯合、胡鞍鋼、徐紹剛，2005：《貧富差距對違法犯罪活動的實證分析》，《管理世界（月刊）》，2005年第6期黃少安、陳屹立，2007：《宏觀因素與犯罪率——基于1978-2005年的實證研究》，2007年經濟年會羅伯特·C·蓋爾，2007：《經濟學：基本原理與熱點問題》，中譯本，武漢大學出版社靳高風、張慶斌，2002：《經濟犯罪的經濟分析》，《福建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公共安全研究》第16卷第1期李殊琦、柳慶剛，2009：《城鄉收入差距、人均收入及失業率對犯罪率的影響——基于2003~2007年我國省級數據的面板分析》，《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史晉川、吳興杰，2009：《我國地區收入差距、流動人口與刑事犯罪率的實證研究》，《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12月宋浩波，2002：《犯罪經濟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田鶴城、萬廣華、霍學喜，2009：《區域經濟差異與犯罪率的統計分析》，《西北工業大學學報》第29卷第2期謝旻荻、賈文，2006：《經濟因素對犯罪率影響的實證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翟中東，2005：《地位、途徑與治理：當代中國社會引發犯罪的經濟因素分析》，《法學評論（雙月刊）》2005年第2期A.H.BaharomandMuzafarShahHabibullah,2008,“Iscrimecointegratedwithincomeandunemployment?:ApaneldataanalysisonselectedEuropeancountries”,MPRAPaperfromUniversityLibraryofMunich,GermanyBenVollaardandJ.Hamed,2009,“TheEffectofPoliceonRecordedCrimevs.TheEffectofPoliceonVictimisationofCrime.EvidenceforEnglandandWales”,DiscussionPaperfromTilburgUniversity,TilburgLawandEconomicCenterChen,Shyh-Wei,2009,“Investigatingcausalityamongunemployment,incomeandcrimeinTaiwan:evidencefromtheboundstestapproach”,JournalofChineseEconomicandBusinessStudies,vol.7,issue1,pages115-125DanielY.LeeandStephenJ.Holoviak,2006,“Unemploymentandcrime:anempirica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