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錢鋪銀號存款研究

摘要：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積累增加，社會上的閑置資金必然增加，一些則開始投入各式各樣的經營活動。錢鋪銀號作為一種能取利且風險又不太大的行業，也吸引了大量資金的投入。本文主要分析錢鋪的存款來源、存款憑證以及為了吸引更多存款錢鋪銀號如何處理信用問題。錢鋪銀號的發展對百姓日常生活起到了便利的積極作用。關鍵詞：明清時期；錢鋪銀號；存款錢鋪是明代產生的新的金融機構，錢鋪又稱為錢店或錢肆。最早提到“錢肆”的是寫于正德五年至十四年的陸粲的《庚巳編》。錢鋪起源于銀錢兌換，起初是以最原始的錢攤、錢桌形式經營，后來隨著銀錢交易的擴大發展成錢鋪。錢鋪最基本的業務是兌換業務。隨著錢鋪的發展，其業務經營范圍逐漸擴大，開始經營存款、放款以及發行錢票。銀號起源于熔銀，后開始經營存放款業務，與錢鋪的內涵上有相通之處，故文章所述以錢鋪銀號通稱。清時除此稱呼外還有稱作錢局、錢莊。關于錢鋪銀號的業務，彭信威先生的《中國貨幣史》以及葉世昌先生的《中國金融通史》都對錢鋪的興起和兌換業務進行介紹；張國輝的《清代前期的錢莊和票號》一文中，考述了錢莊也稱錢鋪，在18世紀中葉前以經營銀錢兌換的業務為主，著重論述了乾隆后期錢鋪業務中明顯出現的信貸活動。黃鑒暉先生的《中國錢莊史》對錢莊銀號的發展做了簡要敘述。目前有關錢鋪銀號的存款業務雖會提到一些，但總體研究還比較薄弱，尤其有關存款來源、存款憑證和錢鋪擔保方面。本文主要從錢鋪銀號的存款業務入手，分析其存款來源、存款憑證以及對錢鋪銀號經營的相關法律規定，希望能夠對錢鋪銀號的研究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斧正。一、錢鋪銀號存款來源、種類錢鋪銀號在經營過程中除了自己出一部分本金之外，吸收存款是其主要的經營業務。在明清時期的小說中有大量的存款業務的記載，筆者對其進行了整理，根據存款資金的來源按照進行了歸類。第一，私人款項存款，其中相對具有代表性的是官員款項存于錢鋪。如乾隆四十六年查抄杭嘉湖道員王燧的家產，“現查出銀九萬余兩，銀器二千余兩，又據王燧開出銀四萬余兩，內交蘇州生息銀二萬兩，如皋生息銀二萬二千兩。又查出契紙內田房產業，約值銀八萬余兩。又據同王燧伙開銀號之何永利供出生息銀三萬兩，并金玉銅瓷器皿等項、及省城海塘、房屋、公所”。可見王燧家產光表現為“生息銀”即存款的財產總數便達到七萬兩白銀，如果不算其后的“金玉銅瓷器皿”、“海塘房屋公所”，由此也不難看出存款數量還是可觀的。另在乾隆五十九年吉林協領諾穆三被抄家，據上諭引他人奏議言：“即據現經查出戶地外，諾穆三尚有寄存帽鋪銀一千兩、錢鋪銀二千兩”。咸豐九年查抄葉名琛之家產，上諭要求“前據桂良、花沙納奏，該大臣等在上海時據黃仲畬稟稱，葉名琛在總督任內，有銀二百萬兩交與伍崇曜收存，嗣聞此項銀兩系存于志誠信銀號……并另派委員密行查訪葉名琛究有存銀若干，是否在志誠信銀號。據實覆奏”。這些史料反映出私人存款的數額還是不小的。以上是出現于正史中的記載。在明清小說之中也有不少官員家庭在錢鋪存儲銀錢的記錄，如《紅樓復夢》記載：榮府將一處房屋、花園賣給了戶部劉大人，進行交兌屋價時，劉大人“在身邊取出幾張銀票來，說道：這一張是恒泰號的三萬兩，這是義興號的三萬兩，這是合泰號的二萬兩，這是祥茂號的二萬兩，其十萬兩。這一張是口兒外錢店里的五百兩，他是義合字號，這是眾位二爺的茶錢。這一張是資順布字號的二千兩，是送老主管的勞金”。從描述可以看出“恒泰號”、“義興號”、“合泰號”、“”祥茂號等幾家銀號中有大批存款，在需要時再以票取出應用。第二，商鋪字號的存款。在明清時期的小說中，商鋪字號將閑置資金存儲生息亦是常見現象，如嘉慶十六年閏三月間，山東肥西縣“尹文岸赴省收賬，在黃秀生即黃光炳迪吉號錢鋪內寄存銀二千一百十五兩六錢六分，立有存票”。道光年間的刑事案例云：“林會川承領已故宋文佩京錢五千吊作本開鋪，虧空票存京錢一萬五百余吊”。在直隸順天府寶坻縣廣孝里西寨莊的蘇柏呈告中有這樣幾句的記載：“切生在大口屯鎮開設長興號糧錢鋪生理。有護路莊王純于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借使生鋪東錢八十吊，買騾拴車，言明二分行息，又于十三年十二月間三次浮使東錢八吊六百七十文，均有賬簿可憑……”。這是一種帶有商人閑置資金存儲意義的存款。白話小說《雅觀樓》里有一回講述揚州的吳文禮娶妻賴氏，靠放債起家的故事，“他又搭臺開個錢莊，店號文盛，在一賣鹽西商人家對門。這西商在揚多年，賣鹽為業，約有二三十萬金鹽本，與文盛共換銀錢交易”，然而西商每年生意賺了很多錢無處寄放，所以“次日西商即檢點帳簿內凡可隱匿者，或根卷綱單智頭鹽課等項，陸續交存文盛錢莊”。丹其后因無存錢憑證，吳文禮與妻賴氏便賴了西商之銀，“次日果然過店與人，另更店號為大盛錢莊，一切照舊不動，所有西商寄放之件，都存大盛號，一分生息”。這里西商無處寄放的錢可以說是其閑置的資金，“陸續交存文盛錢莊”不但說明一般城市鋪商的資金可能存于錢鋪銀號，長途販運商人經營過程中出于便利的考慮也可以把閑置資金存在錢莊取息。第三、帶有社會集體性質的存款。洛陽縣有過載行八家，其中“系劉泰來充當行首，凡有客貨發運，過載行代為雇腳、抽用納稅，并津貼車騾兩行，支應過往官差。惟向來客商、腳戶不能面議價值……道光十一年胡占元以張廷相故兄張廷魁與曹龍章于十年八月間借伊麥子七十一石，糶錢五百七十千，交方振國所開三錫號錢鋪存貯，添補公用，除收息錢八十千外，尚欠本息六百七十千，在縣控追。王金榜又以眾行店抽用過濫，阻客累行……。”存款者張廷相、曹龍章均為洛陽縣過載行的老板，所謂“添補公用”應該是與“過載行”有關的公用。此筆存款中“收息錢八十千”，帶有“存母取子”式的基金性。另外，錢鋪尤其是一些規模較大比較殷實的錢鋪，為了滿足官府某項財政需要，支取利息為公用。如道光十年十月，張集馨在武英殿任職修書，利用抓鬮的方式輪流管理經費，“接管之次年，鹽務幫項以八折寄京，辦理館事，甚覺從容，每月所收房租，令看館人劉福存在會館間壁恒成錢鋪，有事在鋪支取，不入余家”。這也是集體經費存于壁恒成錢鋪，“有事在鋪支取”即有事支取利息為用于某項財產需求，因此也和當地其他類型商鋪一樣，常常接受官府的款項存款，并按一定的利率定期向官府納息。另外，顧客把錢存入錢鋪銀號，一部分原因是可以“存母取息”。上文提到因無存錢憑證，吳文禮與妻賴氏便賴了西商之銀，“次日果然過店與人，另更店號為大盛錢莊，一切照舊不動，所有西商寄放之件，都存大盛號，一分生息”。雖然最后吳文禮把銀存在了自家開的“大盛號”錢莊，但也是作為一筆存款的性質存入錢莊，可以明顯看出存款有息的。如上引《鈔幣論》中亦言：“若尋常存母取子之銀則富戶存于錢莊，錢莊亦分存于各鋪戶”。“存母取子”可以看出。另此類《諫書稀庵筆記》里有一段關于存款有息的描述，書中寫到仙源局銀號主人任觀亭用陳麓的存款為其買房，后仙源局倒閉，銀號所欠其他顧客本息銀數，“爰以六七千金購一大宅。數日后，仙源居倒閉，虧欠他人生息銀數十萬。”但利息并不是固定地規定所有的存款都有，而是具當時的情況滑動的。同引自上書有一段講述陳麓賓把所得結費六七千金存于仙源局銀號的事，“號中主人任觀亭，亦山東人，議為之加息。麓賓曰：‘吾一生不言利，毋庸也。”可以看出麓賓的存款是沒有收利息的。（三）銀錢票的發展錢鋪銀號對于所存入的款項，會開取一定的憑證，以便日后存款者隨時兌換支取，這些憑證的形式不一，但出現多的是“票”如“錢票”、“銀票”等，它們不是實體的銀錢，但卻可以等同于銀的價值進行兌換使用。如前文引用“尹文岸赴省收賬，在黃秀生即黃光炳迪吉號錢鋪內寄存銀二千一百十五兩六錢六分，立有存票”。這里的“存票”是“迪吉號錢鋪”開具的存款憑證，證明尹文岸確實在該錢鋪存銀。《后紅樓夢》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忽然紫鵑在帳房里歸起賬來，少了九百兩一號銀票，連忙按著字號往銀號查去，說是昨日下午兌票去了”。不難看出這里的銀票是存款所在的銀號開取得信用憑證。再如“京師四恒，皆錢肆也，其肆名胥冠以一恒字。京市自清初即通行錢票，其票紙陳舊，字尤草率弗可辨，而人皆信之，無貴賤，出時必攜錢票，各錢肆舉可出票。”也反映了錢鋪用于存款的需要而開發錢票。《品花寶鑒》有一回講述了為替人出師在銀號取銀開票。“昨日，我們管總的叫我到日新銀號，開了一張二千四百兩的銀票。又一張五十兩的，交與蘇蕙芳，替琴言出師的”。同時以上這些也能看出存款給人們避免攜帶金銀帶來了很多便利。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內外的聯系更加緊密，貿易逐步加強，而銀兩銅錢兌換對于大額交易愈發不便，貨幣支取顯得不便和笨重，人們存款時給予的存款憑證開始具有銀錢一樣的價值功能。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談到“信用貨幣本身只有在它的名義價值額上絕對代表現實貨幣，才是貨幣。”可以說銀錢票逐步發展成為一種信用貨幣。銀錢票的使用，有很大的便利。“見畿輔官民鋪戶所用者，悉系錢票，行之甚便”可見票的使用給官民都帶來了很多的方便，首先“百姓苦用銀之重滯，故樂于用票。”其次。“以票可以易錢，故以為便”，再者，“錢鋪、銀號之始也，出票以會銀，銀與票相準，無或失信后時，于是豪商大賈，從而信之，竟取其票為輕赍之計，或遂以票相授；既而錢鋪、銀號出票日多。”銀錢票便于攜帶和運輸。由于銀錢票的便利，錢鋪銀號出票也越來越多，清檔的奏折中有記載：“北京東四牌樓萬興錢鋪出票達二十萬吊之多，其他中等錢鋪少亦不下數萬吊。單近年關閉錢鋪的錢票，即有數百萬吊。”銀錢票發行過多，必然會引起不良的社會反應。首先，出現假票行為。許楣在《鈔幣論》中記載了一樁關于假票問題控訴案，引其兄梿之話“研鞫至再，原告吐露真情，云以水洗去拾字，改為百字。始猶不信，令其當堂洗改。次日持一白筆來，不知筆內有無藥水，即將原票千字用清水一滴，以筆掃洗，上下襯紙按吸，隨洗隨吸，至白乃止。”這則材料反映出假票制作的如此巧奪天工，同時也說明了當時“票”在錢市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由于一些商人制造假票擾亂市場的行為，便出現了專門代人辨認假票的行當。《老北京的生活》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錢鋪開錢票子，雖一家一樣，但以此為生的人，卻能認出，凡以錢票子求人辨認的，謂之‘照票子”。不可否認的是，票的使用給百姓帶來了很大的方便，“百姓苦用銀之重滯，故樂于用票。”其次，最明顯也是最嚴重的莫過于擠兌風潮，如福州發生的持票向錢鋪擠兌的風潮，當時的中和、同文、乾豫、謙豐四家被擠兌倒閉，隨之而來的是“匪徒無票，搶掠安敦、寶源二鋪。”之所以發生擠兌現象，微觀上來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收藏錢票的居民，出于對匪徒生事的戒心大多去換錢以致現錢不足，從宏觀的大背景來看，商品經濟的發展促使世界交流密切，國內外貿易更加頻繁，而世界貨幣以銀本位為主，隨著貿易發展大量外銀也逐步流入中國，外銀和本國銀的使用，中國雖不產銀，但受于國際形勢，引得流通還是很充足的，而銅錢就不同，本國雖產銅但卻不多，加之洋銅出口限制的措施，國內沒有充足的銅與銀進行兌換，因此居民手中的銀錢票無論是兌換銀還是銅錢，要比單純的票據更為有價值。（四）錢鋪銀號的擔保錢鋪銀號在經營存款的過程中，首先，得保證所存入的銀質量以維護自身利益，這就需要錢鋪銀號的工作者學習一定的技能了，可以說懂得鑒別銀子真假也可看作錢鋪銀號其中之一的業務了。《紅樓夢》中有一回講述了倪二借給賈蕓十五兩三錢有零銀子，在倪二借銀子給賈蕓后，賈蕓內心雖有些猶豫不接，但出于現狀需求還是接受了，事后賈蕓到錢鋪稱銀子。想畢“一直走到個錢鋪里，將那銀子稱一稱，十五兩三錢四分二厘。賈蕓見倪二不撒謊，心下越發歡喜，收了銀子，來至家門。”這里就反映出了錢鋪已經通過“稱”的方式稱銀子來辨別銀子質量了。《蕩寇志》中有過類似的描述：“那娘子道：‘這般說，你只管將了去，銀子卻要好的。希真忙去斜對門錢鋪內，唱個喏，取出銀包，央那朝奉天平上稱足一百二十兩，忙捧過來，交付娘子收了，便叫馬保兒入里面去牽那馬出來。”錢鋪采取措施辨銀，以確保自身經營利益。其次，要考慮存款人的利益，存款人的把現銀存入錢鋪，首要考慮的就是安全保證和方便支取，然而，隨著發展出現了“錢鋪與錢市通同一氣……并有狡猾鋪戶多出錢票，陡然關閉逃匿，致民人多受欺騙”的現象，再加上有錢鋪誠信度不足隨意使用存款，致使顧客取錢時受阻，給顧客帶來極大的不便利，如山東肥城縣尹文岸于嘉慶十六年“赴省收賬，在黃秀生即黃光炳迪吉號錢鋪內寄存銀二千一百十五兩六錢六分，立有存票，經黃光炳將銀兩挪用。嗣尹文岸因王培堂等欠項無償，向黃光炳取用寄存銀兩，黃光炳無銀付給。”可以看出黃光炳私自挪用他人存款，迪吉號錢鋪的信用極大受損，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存款人的利益。許楣在《鈔幣論》中有這樣的記載“民間多用錢票、會票，沒遇錢莊歇閉，全歸無用”。對于一些為了騙錢而設立的錢鋪，為了保證存款人的利益，錢鋪也受到約束來保證經營誠信，以便更好吸收存款擴大經營。針對有些錢鋪銀號坑騙客戶，在吸收大量存款后倒閉或潛逃的情況，首先，對于錢鋪銀號的成立官府規定要五家互保。清仁宗時嚴立章程，“開張錢鋪者，必令五家互出保結，遇有關鋪潛逃之事，即令保結之家照票分賠。”五家互保不是口頭協議或者約定俗成的，“京師內外城開錢鋪定例均令五家聯名互保，報明該地方官存案”，五家互保在一定程度上對錢鋪進行了約束，一家倒閉，另外幾家繼續代為經營該業務，如果五家均倒閉，那么都必然受到一定的法律追究。在錢鋪倒閉后，有一些機構作為第三方接盤，代為承擔該錢鋪原來的業務以及債務，如亦能限內清償債務，該錢鋪是可以免罪，在京城錢鋪的案例中，也有這樣例子明確記載：“如有將兌換現銀票存該錢鋪錢文侵蝕，并因有人寄存銀兩，或托故借人銀兩，積聚益多，遂蒙奸計藏匿現銀，閉門逃走者，立將鋪戶拘拿押追，勒令兩個月，能將侵蝕藏匿銀兩全數開發完竣者，免罪釋放……”“京城錢鋪關閉，如有包攬票存錢文，折扣開發者，無論旗民及在官人役，審實照棍徒生事行兇例擬罪。”從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一些商人在私吞存款人大量的存款之而倒閉逃逸時，拘拿押追，并且在兩個月內全數還清所欠銀兩；如果超過限期沒有完成，財主、管事人會按照謊騙財物處理，罰一百二十兩及附近衛充軍；一家倒閉，其所欠由其他四家代為清還，并且施行家人連帶責任。材料中“折扣開發”可以看出錢鋪原本以銀票兌換銀錢而改為紙票兌換銀錢，導致有的錢鋪不能兌換現銀后破產倒閉乃至攜款潛逃。而官府為遏制這種現象，讓現有的商行聯名互保，或者專門處理這些不能兌換的“票錢文”。在此，可以類比現在的資產管理公司，它們會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