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研究文獻綜述一、王安憶簡介王安憶，女，原籍福建省同安縣，1954年3月6日生于南京，作家茹志鵑的次女。1955年隨母移居上海，1970年到安徽五河插隊，1972年考入江蘇省徐州地區文工團，1978年調回上海《兒童時代》任編輯。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上海市復旦大學教授。1976年發表散文處女作《向前進》，1978年發表短篇小說處女作《平原上》，之后1979年發表小說《誰是未來的中隊長》和1980年發表小說《雨，沙沙沙》引起文壇的關注。至今王安憶一直保持創作的活力，發表了多部作品，80年代的《六九屆初中生》、《米尼》、《流逝》、《小鮑莊》、“三戀”、“雯雯系列”短篇等；90年代的《紀實與虛構》、《長恨歌》、《叔叔的故事》、《傷心太平洋》、《我愛比爾》等；新世紀以來的《富萍》、《遍地梟雄》、《桃之夭夭》、《啟蒙時代》、《天香》、《驕傲的皮匠》等。王安憶的作品影響很廣泛，被翻譯成各國文字，并多次獲得全國優秀小說獎：《本次列車終點》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流逝》、《小鮑莊》分別獲得1981—1982年、1985—1986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2000年《長恨歌》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4年《發廊情話》獲得第三屆魯迅文學優秀短篇小說獎，以及其他各種文學獎項，而王安憶本人也曾獲得馬來西亞《星洲日報》“最杰出的的華文作家”稱號等。二、王安憶的相關創作研究王安憶早期以“雯雯系列”式溫情圓潤的創作風格引起文壇的關注，給文壇注入一支新鮮迥異的寫作血液。程德培認為，她的作品是從“胸腔里唱出的”，這恰恰是托爾斯泰談論自己最初創作《幼年˙少年˙青年》時講到的感情寫法。程德培，《“雯雯”的情緒天地——讀王安憶的短篇近作》，《上海文學》，1981年也有論者認為：“在藝術形式的創新上，她也許不如孔捷生；在捕捉生活的情趣上，她也許不如賈平凹；在曲折故事的編制上，她也許不如葉辛；在筆法的凝練簡峭上，她也許不如甘鐵生。然而，在對生活的思索和咀嚼上，她和她的這些文學伙伴們是一樣認真的；而對人物心理和生活哲理的體察和細膩表現上，她還有別人所不及的地方。她的小說，在坦誠而略帶稚氣、細致而時露靈秀的筆觸中，為讀者展示了她所親歷、所看取、所感受到的那一份人生。”曾鎮南，《秀出于林——談王安憶的短篇小說》，《讀書》，1981年“雯雯系列”最終以《69屆初中生》長篇的形式結束這時期的情緒寫作，王安憶說：“‘雯雯’在《69屆初中生》里的半截變相至少是預示著我企圖要走出個人經驗，好比生產力沖破生產關系，我在謀求發展。”3王安憶張新穎，《文學談話錄/談話錄（六）：寫作歷程》，《西部》，2008年隨后1985年開始在國內“尋根文學”思潮以及愛荷華“國際協作計劃”的影響之下，王安憶將視線從個人的自言自語式的空間轉移到了民族文化的層面進行文學創作，連續創作有《小鮑莊》《大劉莊》等尋根派文學作品，再次引起文學界的關注。冰心曾為《小鮑莊》作序寫到：“我能看出她敞開了胸懷，睜大了眼睛來觀察，沉入而又真誠地寫出她看到的一切。她自己說‘真誠是比一切都更為重要的，失落了真誠，無論是做一個作家，做一個妻子，做一個人，都是不成的。’這也是使我驚嘆而從心底欣賞和同情的句子。從我這大半輩子的觀察中，并不是每個作家都是把做一個作家的真誠，做一個妻子（或丈夫）、做一個人的真誠，放在同一個立足點上來實踐的。”陳思和評論道：“雖然文字的直樸無華，如同王安憶一貫的小說那樣；在文字背后卻隱藏著一個難以用文字描述的世界。它包含了作家對一個古老民族的歷史和現狀的嚴肅思考。或許這種思考并非出于理性，但有了它，才使作家的藝術感覺富有超越個體經驗以上的力量。這種凝沉厚重的力量，成為《小鮑莊》與王安憶以前的作品的區別之一。”程德培，《“雯雯”的情緒天地——讀王安憶的短篇近作》，《上海文學》，1981年曾鎮南，《秀出于林——談王安憶的短篇小說》，《讀書》，1981年3王安憶張新穎，《文學談話錄/談話錄（六）：寫作歷程》，《西部》，2008年陳思和，《對古老民族的嚴肅思考——談<小鮑莊>》，文學自由談，1986年劉俊光，《王安憶：一塊新的里程碑》，文學自由談，1986年同時期前后，伴隨著文學界對《小鮑莊》高贊的同時，王安憶從挖掘民族文化心理的桎梏中走出來，創作出“三戀”（《小城之戀》《荒山之戀》《錦繡谷之戀》）和《崗上的世紀》等有關“性愛”“人生”的作品，卻引起文壇的激烈爭議，褒貶不一，盡管1986年王安憶在國際討論會上作的《面對自己》的演講，提出“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的小說創作追求。對其寫作姿態持明確贊賞態度的正如楊斌華《生命的苦悶與饑渴——讀王安憶的中篇<小城之戀>》說道：它如此鮮明而集中地刻畫了特定環境下人物性饑渴的心里流程，貢獻了一幅生命本能的強烈躍動的情態，這在王安憶的全部創作中，乃至對整個文壇而言，卻都具有突破性的意義而將引人注目。陳思和也認為：安憶的努力于當代文學創作不是沒有意義的，她把這個題目置于一個較高的格局給以表現，為新時期文學中這一禁區的破除，開創了一條新的道路。陳思和，《根在那里根在自身——讀青年作家王安憶的新作<小城之戀>》，《上海青少年研究》，1986年然而畢竟并非所有的文藝工作者對王安憶抱有一種贊同的心態，劉敏在《天使與妖女——生命的束縛與反叛——對王安憶小說的女權主義批評》認為：“‘三戀”是一個標志，畸形變態的性描寫向人們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實承認，她的這種性意識只是在生命的邊緣上繞了個圈，并未真正走進人的生命本能。因為她始終你沒能拗過強烈的道德規勸，在一中自我壓抑式的規勸中王安憶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任仲倫也認為：否定《小城之戀》作品中性欲在人生和命運前起到的支配作用，批評王安憶忽視了“對導致人性壓抑扭曲的社會氛圍和主人公的創造性受到漠視的心理苦悶的透視。”任仲倫，《目光應該穿透扭曲的表層》，文匯報，1986年10月7日之后王安憶又寫出了《米尼》，進入90年代以來創作的多部作品以女性作為主人公進入到都市中去，影響頗大的《長恨歌》寫出一個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氣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齊紅林舟，《王安憶訪談錄》，作家，1995年第10期南帆認為，王安憶心目中女性是這個城市的代言人。他認為王安憶“不僅企圖繪制城市的圖像；同時，王安憶的敘述還竭力誘使這些城市圖像浮現出種種隱而不彰的意義。這種意圖甚至擊穿了通常的故事框架，《長恨歌》的文本出現了某種奇異的特征：散文式的抒情和分析大量地填塞于人物動作的間隙。”王安憶在試圖給一個城市展開一幅肖像。南帆，《城市的肖像——讀王安憶<長恨歌>》，小說評論，1998年第1期研究者對王安憶的作品進行女性主義理論的分析，研究者從王安憶的“雯雯系列”、《流逝》等窺探出其女性的感受：對女性的心理、生存狀態的持續關注、對普通女性審美趣味的把握。劉傳霞在《鏡像突圍：王安憶創作中女性意識追尋》中對王安憶創作進行縱向考察,新時期之初,王安憶以“中性”狀態進行寫作,女性經驗被主流話語遮蔽。80年代中期,女性主體意識覺醒,解構“男女都一樣”的新傳統理論。90年代則立足女性自我,超越性別對立,對人的本質和現代文明進行深刻的思索與質詢。有論者從“性愛與人生”的角度出發，認為王安憶的介入使得“性”“人生”獲得一種批判的嚴肅審美情趣胡躍生丁小倫，《談情說欲》，當代文壇，1986年第11期；另外也有研究者從“性與荒誕”的角度出發，認為這種描寫有種荒誕意味在里面。在大量研究性文章中，馬春花的選擇一個新穎的角度進行解讀王安憶作品。馬春花提出一個“性別政治”，并以此為基點討論了其與現代性、代際意識之間的關系。馬春花認為，作為"第三世界的女性寫作",王安憶小說體現了當代中國現代性想象的性別政治:女性性別的自然化,女性身體的欲望化,以及地緣空間的性別化。王安憶的女性寫作顯示了批判性的女性精神與現代意識,顛覆了當代中國在現代性想象中的菲勒斯中心主義,構成了一幅別樣的現代性圖景。馬春花，《論王安憶小說的性別政治與現代性想象》，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8—15陳思和，《根在那里根在自身——讀青年作家王安憶的新作<小城之戀>》，《上海青少年研究》，1986年任仲倫，《目光應該穿透扭曲的表層》，文匯報，1986年10月7日齊紅林舟，《王安憶訪談錄》，作家，1995年第10期南帆，《城市的肖像——讀王安憶<長恨歌>》，小說評論，1998年第1期胡躍生丁小倫，《談情說欲》，當代文壇，1986年第11期馬春花，《論王安憶小說的性別政治與現代性想象》，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8—15馬春花，《王安憶小說的代際意識與性別政治》，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2—15倪文尖，《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雙城記”》，張志忠，《王安憶小說近作漫談》，文學評論，1992年第5期。與王安憶的女性引起強烈反映的就是《叔叔的故事》類作品的發表。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安憶經過長達一年的停筆沉寂之期，以《叔叔的故事》重新引起文壇的轟動。之后王安憶再次展現她的文學高產出，《叔叔的故事》之后創作了《妙妙》、《歌星日本來》、《烏托邦詩篇》、《我愛比爾》等著名的中篇小說。這一階段，《叔叔的故事》以其獨特的敘述方式開啟王安憶創作的新紀元。評論者們從西方元敘事/元小說/后設想小說敘事等方面對其表現出來的小說敘事方式進行了大肆評論。王安憶本人說，《叔叔的故事》是想表達沒有前輩的恐懼，兩代人陷入虛無的地步。韓毓海則說道，王安憶的寫作，讓他重新看到做一個真正的、徹底的理想主義者的艱難，這種艱難來自一種雙重的內心煎熬：一方面，王安憶在反抗生活于一個浪漫主義時代的偽理想主義（叔叔）時，表現出我們所討論的第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的艱難；同時，她又在反抗自身（我們這徹底實用主義的一代）時，表現出另一種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的艱難。韓毓海，《‘悲劇的誕生’和‘謊言的衰朽’—王安憶<叔叔的故事>及中國當代文學的藝術問題》，當代作家評論，1992-8-28，第2期同時評論界對王安憶創作以來所有作品進行了系統的回顧，發現了除去外在結構內的核心精神內涵。郜元寶認為：“王安憶的創作極富跳躍性，但是，創作的多變不過是思考能力幼稚老成之別，寫法上疏淡密致之分，至于作者對基本生存問題的關注，以及對這個基本問題一般的處置方式，則沒有根本上的變化。這是王安憶的‘本性’使然。”“王安憶在小說中提出的最高問題——不僅是生存方面的，同時也是小說寫作方面的最高問題——或者說，王安憶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本性’，一言以蔽之，就是：領會著、關注著人物對其生存欠缺面的領會和關注。”郜元寶，《作為小說家的“本性”——重讀王安憶小說》，上海文學，1991年陳思和也注意到在她敘事轉變背后所一直堅守的東西：她所追求的敘事風格，既不同于80年代，也不同于90年代的個人化敘事話語，而是力圖用現實世界的原材料來虛構小說，以小說的精神力量改造日見平庸的客體世界，營造體現知識分子群體傳統的精神之塔。陳思和，《營造精神之塔——論王安憶90年代初的小說創作》，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可以說王安憶沉寂一年之后的“世界觀的重建”工作是極其成功，她為自己的小說也做了定位，小說其實就是講故事，講一個很好的，別人愿聽的故事罷了。同時也開始涉及虛擬/虛構的文學觀。《紀實與虛構》繼續進行著小說的技術論操作，繼續著對小說藝術自身的那種懷疑精神的延續。張新穎評析《紀實與虛構》：似乎僅僅在寫城市中某個人的無根焦慮和成長焦慮，但其實“偶然的個人的尋根行為，實質上正反映出社會普遍的無根焦慮。這樣，分屬時間和空間上的問題彌合了，成長和尋根的分裂消失了，所有的焦慮其實只是一個基本的現代性焦慮。——兩個世界的銜接其實是一種不祥的征兆，祖先的世界是無可挽回地消失了，自我成長的世界也正緊跟而去。”韓毓海，《‘悲劇的誕生’和‘謊言的衰朽’—王安憶<叔叔的故事>及中國當代文學的藝術問題》，當代作家評論，1992-8-28，第2期郜元寶，《作為小說家的“本性”——重讀王安憶小說》，上海文學，1991年陳思和，《營造精神之塔——論王安憶90年代初的小說創作》，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張新穎，《堅硬的河岸流動的水——<紀實與虛構>與王安憶寫作的理想》，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5期李潔非，《王安憶的新神話——一個理論探討》，當代作家評論，1997—10—28進入新世紀以來，王安憶又陸續發表了一些中長篇小說：《富萍》、《上種紅菱下種藕》、《桃之夭夭》、《遍地梟雄》、《啟蒙時代》、《天香》；《月色撩人》、《妹頭》、《新加坡人》等等。可以說，王安憶是真正的高產作家，80年代王安憶精于寫短篇小說。而近年來，王安憶的中長篇小說數量可謂是突飛猛進。新世紀開山之作就是《富萍》，作為新世紀的頭號作品卻表現出與90年代迥然不同的面貌。不過研究者在90年代就已經注意到王安憶對于日常生活的重新挖掘，進入新世紀以來王安憶讓就持續這個視角，并關注底層人物。90年代王安憶的作品中出現了許多以都市，特別是上海，為背景的寫作。研究者們關注到王安憶都市題材小說中的日常生活和弄堂，同時又有論者關注到王安憶與海派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與張愛玲。王德威在《海派作家，又見傳人——王安憶論》中指出王安憶是繼張愛玲之后，又一寫作海派文學的傳人，“由于歷史變動使然，王安憶有關上海的小說，初讀并不像當年的海派作品。半世紀已過，不論是張愛玲加蘇青式的譏誚世故、鴛鴦蝴蝶派式的羅愁綺恨，或新感覺派的艷異摩登，早已煙消瓦滅，落入尋常百姓家了。然而正是由這尋常百姓家中，王安憶重啟了我對海派的記憶。在如此新舊交纏、混論迫仄的世界里，上海的小市民以他們自己的風格戀愛吵架、起居行走。他們所思所做的一切，看來再瑣碎不過，但合攏一塊，就是顯得與其他城市有所不同。這里或許有‘奇異的智慧’？套句張愛玲的名言，‘到底是上海人！’”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5月版。王安憶小說中的都市民間、都市日常生活的研究很多。王安憶筆下的上海是具有世俗性和草根性的，她關注到了普通市民的日常瑣事，關注底層人民的悲喜生活。“綿密不盡的日常生活其實早有十面埋伏；炊煙盡出，正是硝煙起時。”同上25李新《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王安憶上海小說主題一解》認為日常生活的恒久性正是王安憶上海小說的靈魂，是上海的芯子。然而蔣鈺在《只是時間在流逝——論王安憶日常生活寫作的局限性》中認為“其作品和主觀意圖之間有很大的差距：早期的作品《流逝》便顯露出故意回避‘文革’的歷史背景，沉醉于日常生活小天地的缺陷；她此后的作品更是不自覺地滑入了世俗沉入繁華道路，遵從了現實的合理性，對精神超越的追求也引退其后了。”但是王曉明從二十年來的文學變遷的背景下，認為80年代中期開始的社會變化大致朝兩個方向展開，其中一個是從耽于理想之中的吶喊變為明確響亮的單一，正因為如此，王安憶的創作就不是簡單地紀錄日常生活、揭發社會弊病、暴露現實問題，而是通過對生活的重新想象和刻畫，打開不止一道由此洞察當代中國人基本生存狀況的審美門戶，開辟不止一道由此洞察當代中國人基本生存狀態的審美門戶，開辟不止一條能據此深思我們的現在、將來和過去的精神思路。王曉明，《從“淮海路”到“梅家橋”——從王安憶小說創作的轉變談起》，文學評論，2002年第3期與都市題材相呼應，王安憶就開始將目光投射到農村，《富萍》、《文工團》、《開會》、《喜宴》等作品關注農村的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富萍》的篇幅適中，講述一個農村姑娘富萍在上海所發生的一系列故事。然而在這篇小說里，王安憶沒有像《長恨歌》那樣進入一種都市小洋房的世界，反而是帶領讀者看到的都是上海生活的邊緣人物：鄉下姑娘、船工、木匠等等。王曉明認為：“就我對《富萍》的疑問而言，這新意識形態的大合唱當中，就有一個聲音特別值得注意：對于舊上海的詠嘆。”“但是，王安憶畢竟是一個警覺、有慧心的作家，雖然可能一下子被強勁的時風擾亂腳步，卻終究能夠相當迅速地重新站穩。”可以說，《富萍》就是對這種懷舊時風的抵觸，“王安憶就自然要處處與那新意識形態編撰的老上海故事拉開距離。”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張派”傳人》，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5月版同上25王曉明，《從“淮海路”到“梅家橋”——從王安憶小說創作的轉變談起》，文學評論，2002年第3期王曉明，《從‘淮海路’到‘梅家橋’——從王安憶小說創作的轉變談起》，文學評論，2002—5—15鄭國慶，《‘生活’，看到的，與沒看到的》，讀書，2001年第11期新世紀王安憶小說的另一條支脈就是寫作了《遍地梟雄》、《啟蒙時代》等作品，特別是《遍地梟雄》“將一個人從常態的生活里引出來，進入異樣的境地。”《啟蒙時代》無論是思想內涵還是敘事結構包容量都很巨大的一部作品。張旭東認為，啟蒙時代“實際上提出的問題是：那個時代產生了什么樣的思想、什么樣的精神生活？那種特定的精神生活造就了什么樣的人格、什么樣的人，又給我們留下了什么樣的精神遺產？通過這個問題，王安憶的文學創作就觸及了我們時代的大問題，即當代中國集體性的自我理解，說白了就是‘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這樣的問題。”同時張旭東指出王安憶作品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