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稅則制度的變遷的討論清代前期稅則制度的變遷的討論清代前期稅則制度的變遷的討論 清代前期稅則制度的變遷的討論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清代前期稅則制度變遷的描述,說明清代政府的稅則制度變更,使不同種類的商品,按照不同的計量單位征收,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無疑是一種進步。然而,清代稅則制度也存在很大缺陷。政府規定的稅則,不能隨物價浮動而及時改變,物價上漲,稅率降低,稅收總額也隨之減少,使稅官們的薪俸、管理關稅的各項經費,都會產生不足。因此,各關監督、或管關官員,就用私自增加收稅量的辦法來補充缺額、缺款,這就形成各關稅則,在原部頒則例之外,又產生現行則例等法外則例,部頒則例成了空架子。

關鍵詞:清代前期稅則制度稅率

清代前期政府對內陸各關制訂了征收商品通行稅的原則和法規,稱為“某某關商稅稅則”,對此已經有許多研究成果,其中中國學者許檀等和日本學者香坂昌紀的研究是開拓性的,具有重要意義,也頗具代表性。許檀等學者在分析了一些稅關計征方法變更、品種增刪、部分商品稅額的增減及裁革免稅之后,認為:“清代的稅則條款和稅額,從整體上看相當穩定,那么應該可以認為,其稅率是呈下降趨勢的。”并指出:“不能認為稅額的增長就一定是加重剝削”1。

香坂昌紀根據康熙《滸墅關志》2和嘉慶《滸墅關志》對不同時期滸墅關的稅則進行比較,說明稅額在不同時期都有所增加。他認為,雍正年間規定“計石征課制,其后繼續使用,基本的原則沒有變化,但是可以推斷稅率超過定制(部頒稅則標準)的傾向是不可避免的”。還認為,康熙、雍正二次修改稅收則例,“每次(商人)擔負的稅額都被增大”3。但香坂氏認為北新關的稅率低4。

簡言之,以許檀等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認為,整體上稅則相當穩定,稅率呈下降趨勢。稅額增長也不一定是加重稅收,也就是說政府的稅則整體上變化不大,稅是不重的。以香坂昌紀為代表的一部分學者則認為,稅額是增加的,稅率增加的傾向也是不可避免的,滸墅關幾次修改稅則,每次都增加了征收標準,商人的稅負比較重。應該說,兩篇文章都以扎實的史料為依據,論述嚴謹,但卻得出兩種相反的結論,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也值得作進一步探討。

筆者認為兩種意見的分歧主要反映在兩方面,第一,清代前期稅則制度的變化問題。第二,稅率的變化趨勢是增加還是降低?從而說明清代前期政府的商品過關稅是重還是輕?本文準備圍繞上述兩個問題展開討論。

一稅則制度

從管轄角度看,清代的內陸稅關分為戶部管理的關,簡稱戶關,工部管理的關,簡稱工關。各關商稅則例規定的納稅對象有商人和船戶,一般來說,商人繳納商品稅,亦稱貨稅,船戶繳納船稅,亦稱船料。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就部分戶關中的貨稅則例進行探討。稅收則例是政府規定的征收商品通過稅的原則和標準,亦是政府頒發的具體經濟法規。政府的稅收則例,要求相關人員按規定標準、手續納稅和征收,這里簡稱為稅則制度。

明代的稅則制度分梁船則例和貨物則例。梁船則例是向船戶收取船料,原來是“以裝載貨物多寡為率。后從簡便,乃驗船梁闊狹,定收料銀重輕。大抵自五尺以上榷其料至有

一、二丈者”5。可能是船只裝載貨物的多寡很難測量,所以改為梁船計征,使稅收方式變得簡便。“各鈔關止收船料,惟山東臨清、杭州北新關兼收商稅”6。貨物則例是先向船戶征收,再由船戶向商人收取“納料等項”。“凡各處車輛船只裝載貨物經過,或彼發賣,各照貨物精粗,定收銀多寡,具有則例可遵”7。當時人評價稱:“斯關算舟,弗征其貨,政善優矣”8。明代的貨稅則例是從價計征,亦稱價則,即將過關商品,先官為定價,頒發定價則例,然后按價征稅。從實質上看,清代貨稅則例的計征方式有所變化。首先是改價則為稅則。清代不再先為商品定價,而是從量計征,稱為稅則,即各關先按各商品在當地的貴賤程度、來源,以石、車、斤、匹、件、副、箱、簍、包等商品計量單位,規定應征數目,然后按單位數量征收。如通州坐糧廳“舊刊稅則,復加查核,據冊首聲明,伏地貨價,每兩征稅八厘;起京貨價,每兩征稅三厘。而于各物條下,但注作價銀數,不列征稅銀數,與各關體例參差,謹將價則悉改稅則,以昭劃一”15。天津關“該關舊刊稅則,有正稅、作價兩層。據正稅科則所載,核與各關事例約略相符。于作價科則所載,多有前朝服物,及不經見條款。又與正稅科則重復互異,輕重懸殊。行據該關聲復,作價稅則,系該關駐扎河西務時,沿存前朝之例。其后移關天津,始定正稅科則。現在概照正稅科則稽征,其作價科則……悉行刪除”16。打箭爐,雍正6年規定按地方征稅舊例,每兩征銀三分17。實際上就是從價計征,到乾隆41年更定新例,“凡商稅一應貨物,均分地道,按數科稅,照部頒現行條例征收”18。最明顯的例子是乾隆《欽定戶部則例》中各關的商稅則例,都是以這種形式規定的。高斌奏稱:“查滸墅關則例輕重懸殊,如豆稅一項,名曰加補料,有梁頭、小販之分。”“小販則例,每石稅銀七分,【大船】梁頭止收二分六厘,相去懸殊,甚屬偏枯,以致以前小販豆貨雖寬至五分一石,仍不抵關,多被梁頭包攬”。他建議“將小販豆船照現收米稅之例,每石收銀四分”。對大船“逐船簽量,多者依數,每石二分六厘遞加,所刮余豆,每石亦止二分六厘”27。這個意見經戶部議復,獲得允準,稅則改為販運豆貨,小販每石改征銀四分。大船“令循例簽量,多者依數每石二分六厘遞加”28。然而,實際征收的標準仍然與部頒標準有差異。雍正6年已經升任浙江布政使的高斌奏稱:“滸關現在商船所納各色貨物稅銀則例,與部頒則例數目多寡不符”。販運豆貨的“小販雖減至四分,而較之大梁頭船,每石二分六厘,相去尚懸殊”。而販運米糧的“活梁頭船,每石約計納銀二分五厘,小販米船部定則例,每石四分五厘,現行則例,每石實止收銀四分”29。戶部議復同意高斌的意見,“將大梁頭船所裝豆貨,照寬減小販例,一概每石征收四分”。對販運米糧,部議認為,“小販米石稅額,與梁頭多寡互異”。“嗣后凡活梁頭船裝載米貨,俱令簽量計石,現照小販例,收銀四分”30。該月9日奉旨議行。雍正6年5月以后,滸墅關新稅則對糧食、豆類商品改原來的梁頭計征為簽量計石征收,規定每石征收四分,不論大船、小販一律如此。臨清關,山東布政使岳浚稱:“惟有糧食一項,兩河商販最多,向來止照梁頭丈尺納鈔”。請照滸墅關之例,一體簽量計石征收33。這個申請被批準,開始實行應該是雍正6年11月以后。

淮安關,順治4年沿用明代梁頭則例,“米麥船只明季則例,俱納加補。今應仍令照納加平船料。其農船裝載米麥,不在此例”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