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軌時期的教育和社會分層一社會流動與人力資本

社會分層是社會結構中最主要的現象。所謂社會分層,是指把社會成員按某種標準進行區分,并通過這種區分來觀察社會結構的性質和特征。社會分層的實質,是指社會資源即財富、收入、聲望、教育機會等,在不同的社會群體中分配不均等,而特定的社會分層狀況是通過社會流動而形成的。社會分層究竟與哪些因素相關,對特定的社會體系有什幺影響,社會分層隨著社會的變遷會如何變化呢？對于這些問題,不同的社會分層理論有著不同的解釋。馬克思和韋伯分別對社會分層的本質和決定因素等做出了不同的解釋,為社會分層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模式和分析框架。直至今天,關于社會分層的研究基本上還是在這兩個理論框架內深化和發展。

在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研究上,最終形成了兩個不同的研究取向：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更多地以結構性因素來解釋社會的不平等；而繼承并簡化了韋伯理論的多元社會分層理論,采用多指標體系來劃分社會階層,即財富、聲望和權力三個指標。人們在追求社會地位時,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標準。比如經濟界追求財富,按財富多少決定社會地位；知識分子追求聲望,聲望高低不同,各個方面的相關利益也不同；政治界追求權力,權力大小不同,社會地位自然也就不同。在這里,資源的概念被擴大化,不再僅僅指經濟上的財富。

多元社會分層理論研究取向上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將社會成員的社會差別,解釋為個人特征方面的差別,主要是職業地位和收入上的差別,而職業地位、收入和教育水平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系。與此相應的社會流動模式理論,著眼于討論先賦因素和自致因素對社會地位的影響。這個模型認為,社會分層結構主要表現為職業結構,而職業地位的獲得,主要受代際之間的教育水平和職業,以及本人的教育水平和初職的影響。而新結構主義則強調在社會分層和社會地位獲得中,個人特征之外的“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在承認職業地位、教育、收入在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中的意義的同時,這種理論認為,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很多分割性的結構因素,對個人社會經濟地位和地位獲得,具有重要影響,如分割的勞動力市場、部門和產業、內部勞動力市場、組織特質、產品和服務特征、受分割勞動力市場制約的職業經歷及其相關因素等。網絡結構觀則將社會結構設想為人們構成的一個社會網絡,按照個人所擁有的財富、地位或權力等,每個人得以排列在這一網絡中及相應的位置上。個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源,是指與個體直接或間接相連的人們所擁有的財富、地位、權力,以及社會關系。

綜觀社會分層理論的發展歷史不難看出,不同社會分層理論的區別,主要在于決定和影響社會分層的因素不同。換句話說,劃分社會分層的指標和影響社會分層的因素是多元化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制度背景下,這些指標和因素也會隨之變化。中國在不同歷史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制度有很大差別。就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個有顯著差別的階段,以及從前者向后者的過渡而言,中國的社會分層經歷了一個復雜且具有明顯轉變方向的過程。改革以前,中國的社會分層可以從四個維度觀察。

漢、沈陽、福州和西安等5個城市的調查數據,從統計上估計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揭示人力資本因素在社會流動中日益增大的作用。

社會學的研究表明,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是緊密相連的。不同人群占有的資源不同,造成了社會分層,適當的分層能促進效率的提高。但如果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差距過大,兩極分化現象嚴重,就會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因此,需要形成一個社會流動的良性運行機制,以社會流動保證社會公平。在實行規則化的公平競爭的前提下,如果一個社會的流動性較強,流動率較高,社會運行就是有效率的。反之,社會運行則沒有效率。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化的分層體系和規則化的公平競爭,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如果沒有制度化的分層體系,沒有規范化的公平競爭,即使社會流動性較強,也不能帶來高效率。研究社會分層問題,就是要掌握社會分層的規律,但最終要歸結到社會流動上,通過社會流動掌握社會結構的發展規律。標準地位獲得模型認為,一個人地位的獲得受兩個因素的影響：繼承與個人成就。人的地位高低通常由其所從事的職業來衡量。繼承主要是指,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與職業會影響其子女的職業；個人成就主要是指個人的受教育水平高低。

社會分層既可被看做是一種狀態,也可被看做是一個過程。說它是一種狀態,是因為社會分層意味著社會成員各自具有的不同特征,分屬于不同的社會階層；說它是一個過程,是指社會分層描述了社會成員是如何被歸為不同的階層的。近年來的許多研究,都在探討人的地位獲得,或者說社會分層的影響因素。如果把職業和收入作為進行社會分層的衡量尺度,文獻表明,受教育水平是影響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在不同的時期,由于客觀環境和政策因素的影響,教育對社會分層的影響作用大小并不相同。而且社會分層還受到其它很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影響與教育的影響交互作用,形成了具有較大差異的影響路徑。

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的研究得出不盡相同的結論。例如,一項在哥斯達黎加的研究發現,家庭背景對受教育水平沒有很強的影響,而受教育水平對所獲得的職業具有直接影響。在智利的研究則發現,對中產階級來說,受教育水平對職業有顯著影響,而對非常富裕和非常貧困的家庭來說,代際之間的繼承比教育的影響更大。在等級制度森嚴的牙買加進行的調查則發現,中等教育的大規模普及,對其社會流動并沒有產生很大影響。

另外一些研究試圖通過國別比較,分析工業化水平對分層的影響。例如,1959年在9個工業化國家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在不同國家之間,代際之間的職業流動率差異很小。研究者把這歸因于這些國家的工業化水平過于相近。另一項被廣泛引用的研究指出,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人們之間的交流更加頻繁,社會的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對成就的定義范圍越來越寬泛。隨之帶來的是,父親的職業對子女職業的直接影響,以及父親的教育和職業對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響,都會降低；而子女自身受教育水平對其職業的直接影響則越來越大。對海地、哥斯達黎加、英國和美國進行的對比研究顯示：在中等工業化水平的地區,父親的職業比自身教育對個人職業獲得的影響更大；在工業化水平較高的地區,父親職業的影響下降,自身受教育水平的影響增加。還有的研究,試圖分析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或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不同時期或不同地區的工業化程度不同）代際之間的職業差異。一項在烏干達的研究發現,在前工業化時期,代際之間的職業流動性很大；而在工業化時期,流動性反而下降。有研究比較了巴西的四個發展水平不同的城市,并未發現在父母地位對子女教育的影響上,工業化程度高的地區比工業化程度低的地區小。

二轉軌時期的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層

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不適用于由標準地位獲得模型來解釋。首先,改革以前,中國把人的家庭出身作為衡量其身份和地位的重要維度；其次,在衡量個人成就時,往往打上深深的政治烙?。坏谌?計劃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不可能依靠市場,而是通過計劃分配的機制來進行。個人的工作單位性質而不是職業,成為人的地位高低的衡量尺度。也就是說,計劃經濟時代,社會分層和流動機制是扭曲的,是非正常的。我們知道,在計劃經濟時代,農民和城市居民之間、不同所有制單位職工之間、干部和工人之間以及不同的政治類別之間,要想從一種身份轉換到另一種身份,是非常困難的。這與當時的制度壁壘和扭曲的機制密切相關。

改革之前,中國實行的是中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社會按照官僚制度和政治等級,來決定個人控制資源的多少。但是,雖然個人在控制資源權力上面具有巨大的差別,傳統的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制度卻并不完全反映這種差別。因此,除了城鄉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之外,城市或農村內部勞動者之間在資源獲得上,相對來說是較為平等的。1978年改革以來,原有的制度壁壘逐漸被打破,社會公平性和流動性都大大增強。例如,大量農民離開一直生活的農村,遷移到城市就業；一些城市居民為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遷移到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不同所有制單位和不同部門之間,人員的流動越來越頻繁等等。這一切在改革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梢哉f,整個社會正在逐步形成分層和流動的良性運行機制。2001年7月,江澤民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而且,許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之間流動頻繁,人們的職業、身份經常變動。這種變化還會繼續下去?！?/p>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中,市場化改革可能會對這種狀況產生兩種影響。首先,政治資本在社會中的作用依然重要,為一些具有此種資本的人提供提高個人報酬、獲取社會資源,甚至攫取國有資產的特殊機會。其次,市場機制會使得人力資本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社會成員通過個人的努力,可以實現垂直方向的社會流動。

中國這種特殊的社會運行機制及其變化,使得政治資本和人力資本,成為對人們具有至關重要影響的兩大因素。更重要的是,這兩大因素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人們的社會分層所起的作用很不相同。因此,很多學者對政治資本與人力資本與社會分層的關系,進行了考察。不同學者在這一問題上持有不同觀點。

一種觀點可以被稱為“市場轉型”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政治特權階層的作用會逐漸減弱。1986年在天津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文化大革命”后的十年中,父親的教育和職業都不影響其子女的職業,子女的職業獲得與其自身的教育有著緊密的聯系。我們知道,從市場化程度看,上海低于廣州。對上海與廣州的對比研究發現：在上海,人力資本對職業流動的影響,在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和非營利組織之間是相同的；而在廣州,在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中,人力資本對職業流動的影響明顯強于非營利組織。

第二種觀點被歸結為“權力轉換”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政治資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持續發揮著作用。盡管政治資本已經喪失了其全方位的影響,但在中國,一些官員利用權勢,進行賄賂、投機倒把和“灰色”交易等活動。這使得政治地位依然重要。謝宇等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教育的回報率較低,但并沒有影響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差異。另有研究指出,中國的教育回報率是在不斷提高的,但與此同時,政治資本的回報并沒有降低。

第三種觀點認為,政治資本的作用在轉型過程中變得更加永久,更加深入。干部不僅利用他們的地位優勢,繼續掌握著分配資源的權力,而且市場化改革還加強了他們的權力優勢。這種觀點被稱為“權力持續”觀點。1985年在天津的調查發現,父親的工作部門與子女的工作部門有密切關系。還有研究發現,如果具有較高的受教育水平,就更容易成為具有較高社會聲望的專業精英；如果既具有較高的受教育水平,又有黨員身份,就更容易成為具有社會聲望和權威以及物質特權的管理精英。

另一項在多個城市同時進行的調查發現,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會增加進入公共或政府機構工作的機會；1978～1988年間,是否具有大學受教育水平對于能否入黨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說,人力資本水平高低會影響政治資本的獲得,他們之間再通過某種機制,去影響人們的社會分層?？傊?學者們對于市場化改革是否削弱了干部的優勢、干部的特權是否反映了他們的技術優勢、人力資本在市場化改革中的作用是削弱還是得到了加強等問題,還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市場化的改革進一步推進。政府控制機制在很多領域都削弱了。在企業,政府指令性計劃被取消,企業自主發展自己的產品和推銷計劃,在市場上出售其產品。城市資本市場逐漸形成,銀行貸款取代政府財政投資,成為企業投資的主要來源。政府控制價格的比重微不足道,絕大多數產品價格由市場供求決定。企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經營自主權,經理人員決定如何保持和使用稅后所得,決定收入分配。政府取消了工作分配計劃,允許個人自主擇業,自主在不同企業間流動。不同企業之間,以及企業內部的個人之間,工資收入差距都在逐步擴大。在企業工資分配制度改革方面,確立了工資增長與經濟效益相聯系的機制,企業工資水平與企業效益掛鉤；企業內部分配進一步打破平均主義,加大對管理、技術等關鍵崗位的激勵,根據崗位和貢獻確定職工個人工資水平；將經營者的分配與一般職工的工資分配分離,使經營者收入與其責任、業績和風險掛鉤等等。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企業正在由崗位技能工資制度轉向崗位工資為主的基本工資制度,部分企業開始實行技術入股、員工持股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試點工作,收入分配的激勵方式開始趨向多元化。

在改革的這個階段上,個人收入與其人力資本的關系應該會越來越緊密。目前,政治資本還會通過兩種機制起作用：一方面,政治資本通常與技術技能水平成正比；另一方面,政治資本高的人,往往具有更強的非正式社會關系網絡,所以政治資本對收入的影響方向應該依舊為正。但是,由于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政治資本的作用已不再那幺重要,人力資本水平的重要性逐步提高。因此,在決定個人的社會流動和社會地位的因素中,人力資本應該有顯著的決定性作用并呈提高趨勢。

三教育差距與職業分化：宏觀證據

從前面的研究綜述看,盡管社會分層的影響因素都是多元化的,但不難看出,在各國和各個時期,教育都是影響社會流動和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因素。改革以來,中國的社會分層狀況究竟如何,教育在社會流動過程中是否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我們首先要回答的問題。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長表的抽樣數據,我們可以把職業作為社會分層的衡量尺度,以此描述現階段中國社會分層狀況,并直觀地考察職業分層與教育水平之間的關系。由于城鄉之間在職業分布上面具有顯著的差異,即城鎮職業分布比較廣泛,而農村職業分布相對集中在農業生產上面,所以,我們在進行職業分化以及職業與教育水平之間關系的考察時,將分城鄉分別進行。由于我們知道城鄉人口的相對比例,從這種分城鄉的考察中,我們也不難獲得中國整體的狀況。

我們首先來進行城鎮和農村的教育水平比較。由于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上處于不同的階段,作為長期形成的二元社會結構的結果,城鎮和鄉村在受教育水平上面也存在很大差異。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在6周歲及以上人口中所占比例,城鎮地區大大高于鄉村地區；受過高中或中專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城鎮地區也高于農村,而在城鎮僅受過小學及以下教育的人口比例下降到不到1/3的情況下,鄉村人口中僅接受這樣教育水平的人口比例仍然高達近60%。

不僅由于城鎮與農村之間天然存在的產業差異,即農村以農業為主,而城鎮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還由于城鎮和農村經濟活動的社會化程度的不同,城鎮和鄉村地區的職業分布也表現出十分的不平衡。城鎮地區職業分布表現出,一個比較大的比例為單位負責人和專業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以及商業、服務業人員,生產人員只占1/3強。而在鄉村人口中,單位負責人和專業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以及商業、服務業人員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合在一起尚不到5%,絕大多數（95%以上）為各類生產人員。

在考察過城鄉受教育水平狀況和職業分布后,我們來觀察受教育水平和職業分布之間是否具有相關關系。按照受教育水平劃分之后,城鎮和農村的各種職業分布結構大幅度趨同,具有明顯的共同特點：即僅具有小學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就業者主要集中在生產領域；隨著受教育提高到初中水平,商業、服務業人員的比例在提高；進一步,在高中和中等專業技術教育水平上,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比例則上升；在具有大專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就業中,單位負責人和專業人員的比例則大大提高。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一般性的結論：第一,受教育水平與職業分布之間,具有程度較高的關聯。從事較高層次職業的人,往往具有較高的受教育水平；而從事較低層次職業的人,受教育水平也往往較低。換句話說,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城鄉職業分化的重要因素。第二,隨著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從而城市化和非農化水平提高,職業分布相應發生變化,對勞動者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大幅度提高了。

由于普查數據僅包含人口信息,而不包含衡量社會分層的重要尺度——關于個人經濟地位的收入指標,其它一些影響社會分層的重要指標,諸如反映政治資本的指標、工作經歷長短等,普查數據中也得不到,我們只能從職業分布和受教育水平分布,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上,來概略地描述中國社會分層的面貌及其決定因素。從收入角度,引入更多經濟和社會變量,來分析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并考察其影響因素,這需要使用更為詳細的調查數據。

四社會分層的影響因素

改革或經濟轉軌是一個過程。前面綜述的研究,實際上已經發現了隨著改革深入而發生的,或預見到可能發生的變化：即隨著市場化程度的加深,理論上和經驗上都支持政治資本回報降低,而人力資本回報提高的趨勢。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城市勞動力市場調查數據,我們可以通過對市場發育處在不同水平上的兩個部門的分析,對此進行經驗驗證。該調查是在2001年年底進行的,并于2002年下半年進行了補充調查。在上海、武漢、沈陽、福州和西安五個城市,我們根據分階段隨機抽樣原則,分別抽取了70個社區的700戶城市家庭,填寫了家庭情況問卷和所有16歲以上不在學的家庭勞動力問卷。我們還在每個城市的相同社區抽取了600個農村進城的打工者,也填寫了勞動力問卷。利用以上數據,我們估計一個收入決定模型,找出相關因素對個人收入的影響幅度和顯著性。

收入是反映人們的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在激勵機制和收入分配方式不斷變化的條件下,各個單位為職工發放工資、獎金和補貼等的形式和時間都越來越靈活,要想找到理想的收入指標,也變得相對困難。在調查中,我們既詢問了被調查者的月收入（包括工資和按月發放的獎金和各種補貼）,也詢問了被調查者一年中不按月發放的各種獎金、補貼和各種過節費或實物收入。這樣,我們把后者平均分攤并加到每個月收入中,就可以得到被調查者從單位每個月得到的各種收入之和。另外,因為勞動者的月工作小時數也有很大差別,我們用每月工作小時數去除每個月的各種收入之和,得到小時平均的各種收入之和。這是衡量勞動力收入的較為準確的指標。在回歸方程中,我們把小時收入取自然對數作為因變量。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驗證人力資本和政治資本對收入變化的相對影響。因此,自變量中首先要包含反映這兩個方面特征的變量。根據調查數據,我們可以將被調查者的政治面貌區分為以下幾種：中共黨員、團員、民主黨派和普通群眾。其中,是否中共黨員通常被認為是影響人們的地位變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們選取是否具有中共黨員身份這一虛擬變量,作為衡量政治資本的指標。

受教育水平是反映人力資本水平的重要指標。這里,我們使用序次變量來衡量,即所有受教育水平被劃分為：（1）初中及以下,（2）高中或中專,（3）大專及以上三個組。在回歸中,我們沒有將小學及以下單獨分列出來,原因是該組人群在樣本中所占的比例較小。我們預期,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也應該越高。

另一個反映人力資本水平的指標是工作經歷。在很多研究中,人們通常用年齡作為工作經歷的代理變量。實際上,這種代理常常導致不準確的衡量。這是因為,一方面,每個人的受教育年限、實際工作年限都是不同的,并不一定按照相同的模式分布；另一方面,很多人的工作并不是連續的,在工作過程中有或長或短的時間中斷。一些研究用年齡減去6（學齡前時期）,再減去受教育年限,作為工作經歷的代理指標,這盡管可以克服上面提到的第一方面的缺陷,但第二方面的不足仍然存在。在本調查中,我們可以得到被調查者在當前這一工作單位中的工作經歷和總的工作經歷。但在回歸中,我們只用當前這一工作單位中的工作經歷。因為在通常的情況下,個人收入與個人在目前單位工作經歷的關系,比之與總的工作經歷的關系顯得更為密切。此外,一般來說,隨著工作經歷的增加,收入盡管會逐漸提高,但達到一定限度后,收入可能不再增加,甚至可能會降低。因此,我們在回歸中還加入工作經歷的平方項,并預期它對收入將是負的影響。

在回歸中,我們還加入其它一些預期對收入產生影響的變量。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在所承擔的社會義務和家庭事務上,存在一定的自然分工,從而存在較大差異。例如,女性要承擔生育子女的責任,而在生育和撫養孩子期間,她們通常會有一段時間離開工作崗位。此外,女性承擔的家務通常比男性多一些,這樣男性就有更多和更靈活的時間用于加班和夜間工作等。這些都會導致男性和女性在收入上的差異。因此,我們在回歸中加入性別這一虛擬變量。

由于職業之間不是充分可流動的,所以,從事的職業不同可以導致收入差異。關于職業的分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在本研究中,我們把全部被調查者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工人,第二類為行政、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之所以這樣分類,是因為在目前的體制下,這兩大職業類型具有本質性的區別,可以形成最鮮明的比照,避免可能出現的混淆。第二類職業的收入預期高于第一類。

另外,在模型中我們還分別加入城市、行業以及所有制虛擬變量,來控制其影響。我們以上海為參照城市,城市虛擬變量包括武漢、沈陽、福州和西安；以農林牧漁水利業為參照行業,行業虛擬變量包括采掘業、制造業、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地質勘探和水利管理業、交通運輸和倉儲業、郵電通信業、批發和零售貿易及餐飲業、金融和保險業、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醫療健康和衛生業、體育事業、社會福利事業、教育事業、廣播電影電視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文化藝術業、國家機關、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業以及其它行業,共20個；以黨政機關、國家和集體的事業單位為參照所有制,所有制虛擬變量包括國有獨資及控股企業、集體獨資及控股企業、私營獨資和控股企業以及個體企業、外資獨資及控股企業、國有、集體或私營控股的合資企業以及其它類型的企業共6個。

我們的調查對象既包括城市居民,也包括農民工。正如很多研究中所指出的,城市居民與城市中的農民工,實際上分屬于兩個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城市居民通常在正規部門中就業,而絕大多數農民工都在非正規部門中工作。因此,我們將對城市勞動力和農民工分別做收入決定的回歸。由于從理論上說,外來工所處的勞動力市場市場化程度更高,競爭性也更強。這樣,通過對城市居民和外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