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合同詐騙案辯護意見書-安徽承義律師事務所PAGE7/7涉嫌合同詐騙案辯護意見書銅陵市獅子山區人民檢察院：

為犯罪嫌疑人X涉嫌合同詐騙一案，我受安徽承義律師事務所的指派，接受X之妻N的委托，并征得X本人的同意，擔任X的審查起訴階段辯護人，依法履行辯護職責。

本辯護人查閱了偵查機關移送的本案材料，會見了在押犯罪嫌疑人X。本辯護人認為：銅陵市獅子山區公安分局獅公刑訴字[2014]036號《起訴意見書》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兩個方面均存在嚴重錯誤，指控X涉嫌合同詐騙罪依法不能成立。

一、《起訴意見書》認定事實錯誤

2013年8月7日，W為了收購安慶D礦業公司（以下簡稱“D公司”）名下的安徽省宿松縣銅鈴寨多金屬詳查、探礦權（以下簡稱“銅鈴寨探礦權”），通過銀行匯款支付X1500萬元（人民幣，下同）。2014年3月，X與安徽J礦業集團（W）簽訂一份《股權轉讓合同（探礦權轉讓合同）》（以下簡稱“本案合同”），合同交易標的為股權與探礦權，受讓方J集團并W通過收購X持有的銅陵Q商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Q公司”）全部股權，以期實現對D公司控股，繼而獲取D公司名下的銅鈴寨探礦權。合同約定全部收購價款為2100萬元，W已付的1500萬元鎖定為收購定金，從而確立雙方履行合同的擔保方式。為了將W支付定金時間與雙方簽約時間達成一致，故合同雙方將簽約時間落款為2013年8月。

《起訴意見書》對上述事實認定為X實施了采取合同形式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侵占W的財產，構成了合同詐騙罪。

概括起來，《起訴意見書》認定X實施了合同詐騙犯罪行為，基本上是基于三個錯誤定位，即：1、本案合同交易標的是通過受讓股權方式實現收購探礦權目的，《起訴意見書》卻定位于采礦權交易；2、本案合同交易系多金屬探礦權轉讓，《起訴意見書》卻定位于一個礦種黃金（雖然《起訴意見書》沒有明確黃金作為交易詐騙的唯一礦種，但其運用的證據幾乎全部以黃金為例）；3、本案合同交易標的系探礦權，沒有也不可能約定確認探礦權項下的礦種、品位、儲量、開采商業價值等，而《起訴意見書》卻將探礦權尚未探明就自行確認沒有“開采價值”。正因為《起訴意見書》定位錯誤，所以導致認定事實錯誤。

1、本案合同交易的是銅鈴寨多金屬詳查、探礦權，絕非采礦權。《起訴意見書》采信的安徽省黃金局1998年黃金礦產準采證、安慶市地礦局1998年重新申請采礦證、安徽省國土資源廳2002年采礦許可證等，與十幾年后的本案合同交易標的探礦權完全風馬牛不相及，不具有證據的關聯性。

2、《起訴意見書》運用礦山開采許可證、資源稅證明、2007年申請探礦權的相關書證，認定“可證實該礦山被開采過”，從而認定X實施合同詐騙行為。但是事實相反，正因為該探礦區域范圍內，自90年代末持續到二十一世紀初，陸續進行了定點式而不是礦脈式、雞窩型而不是片狀型、少量而不是大規模的黃實難令人接受。況且，合同具有合同關系相對性，合同當事人之外的任何人卻證明合同當事人訂立合同的意思，是不能作為刑事訴訟證據甚至民事訴訟證據使用的。

7、由于《起訴意見書》基于上述錯誤定位，假設了X的行為已構成犯罪為前提，所以將X的供述和C、D、E、F等證人關于本案合同交易過程的證言一律作為認定X實施合同詐騙的證據，顯然是錯誤的。

上述可見，《起訴意見書》錯誤地認定X涉嫌合同詐騙犯罪事實，其運用的證據缺乏客觀性，相當證據缺乏關聯性，其認定事實的方法不符合證據運用規則，甚至違反科學與自然常識，因此，《起訴意見書》采信的證據不能證明X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二、《起訴意見書》適用法律錯誤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合同詐騙罪，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該罪與詐騙罪的共同點，均是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不同點則是合同詐騙罪的特征是以合同為特定形式。

具體到本案，X并沒有以合同形式，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W的資金。

1、本案合同交易標的由兩個方面構成，一是轉讓股權，二是通過受讓股權獲取探礦權。X持有Q公司股權是經過工商登記的合法有效股權；探礦權是安徽省國土廳頒發的合法有效探礦權證，且合同注明的探礦權證號與安徽省頒發的探礦權證號完全一致。這表明本案合同交易標的，X沒有虛構或隱瞞。而《起訴意見書》指控X涉嫌合同詐騙罪，缺乏該罪構成的犯罪特征。

2、本案合同轉讓方并沒有在合同約定中承諾探礦權的礦種、品位、儲量、商業價值等，受讓方亦無相應的要求約定。顧名思義，探礦權對目標礦產具有或然性、可變性、不確定性，投資人對探礦未來結果須承擔投資風險，如果約定確認上述礦產要素，則不是探礦權概念，而是采礦權。所以，本案合同無法也不可能約定探礦權項下的礦產構成標準與條件。而《起訴意見書》斷然以“沒有開采價值”的結論判定X涉嫌合同詐騙罪，其比較的根據是什么？若不存在“有開采價值”的相對性而缺乏可比性，其“沒有開采價值”的論斷當然是主觀臆斷的。

3、合同詐騙罪完全源于合同行為，合同的簽訂或履行，是該罪行為人實施犯罪的基礎形式。本辯護人經了解，除本案合同外，合同雙方并沒有簽訂補充協議，或者將探礦權的經濟價值作為合同附件，也沒有通過書面形式轉讓方進行承諾或者受讓方提出要求，那么，本案合同內容依法根本不構成合同詐騙行為。退一步說，即便雙方通過談話交流作出承諾或提出要求，但最終沒有在合同中約定，沒有上升為合同意志，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當然，在合同履行中，W雖支付了1500萬元作為交易定金，但其依約應付的交易尾款600萬元沒有支付。而X依約應當交付的轉讓股權及探礦權證，W至今拒不依約受領。這些本是合同雙方民商事糾紛，《起訴意見書》卻認定為犯罪進行指控，顯然混淆了罪與非罪界限。

4、《起訴意見書》將黃金礦種定位于本案合同交易標的，而合同交易的是多金屬探礦權，顯然不符合事實。如果該探礦區域將來探明儲有其他金屬礦產，那么，現今的《起訴意見書》進行提前定罪指控是不是釀成冤假錯案？答案應該是明確的。

5、本案合同是采用書面形式，這是無可置疑的。W于2013年8月7日向X支付了1500萬元，經過8個月與X正式簽訂書面轉讓合同（《起訴意見書》認定補簽合同，與事實不符），并且將其支付的款項確認定金擔保方式，表明其經過8個月的調查了解，充分認識其投資的必要性。雙方設定的定金數額居然超過合同總價的71%，這在合同行為中較為罕見。但從中可見，W要求履行合同的迫切性，若X反悔合同不交付交易標的，則依法須承擔雙倍返還定金3000萬元。根據市場運作常理，投資方對其投資目標都會進行盡職調查，尤其大額投資，為了規避投資風險至少進行專業方面的醞釀作出審慎的決策。何況，W并非礦業投資的外行，而是具有相當的專業資歷。即便W沒有進行必要的投資調查，也應視為合同當事人對其應當作為的放棄，不應為此轉嫁給合同相對人承擔。然而，《起訴意見書》為了勾兌W被騙的事實，竟不顧本案合同采取書面形式的事實，認定所謂X采用口頭約定的方式騙取他人財物的事實，這才是不顧本案客觀實際情況虛構的事實認定。殊不知，口頭合同形式是合同雙方根據即時清結的特點采用的，而本案合同完全是期權合同，須經相應的履行方式、履行階段完成的，轉讓的股權及探礦權必須經工商、礦產主管部門變更登記才能完成交付，而進行變更登記，必須提交轉讓合同、股東會決議、目標公司申請材料等由登記部門備案。因此，口頭合同絕對無法進行。《起訴意見書》置起碼的常識于不顧，斷然認定X利用口頭合同進行詐騙，顯然是錯誤的。

6、《起訴意見書》特表述X以150萬元價格受讓本案合同探礦權，卻以2100萬元轉讓給W，似乎購進價格與轉讓價格懸殊較大。雖然《起訴意見書》沒有將此作為指控根據，但本辯護人有必要說明的是，與其它轉讓標的同理，購進成本價與轉讓價存在較高的差幅，是市場運行的正常現象，只要不在國家商品價格管控范圍內，并不違反法律規定。本案合同是公民之間行使的私權范疇，應遵循“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原則，不能據此任意出入人罪。

以上表明，《起訴意見書》指控X涉嫌合同詐騙罪，根本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即便其采用的證據，也不能證明X的行為具有該條列舉的合同詐騙罪犯罪情形。因此，其指控依法不能成立。

三、本案合同合法有效，X的合法權益應受法律保護

本案合同是合同雙方X與W醞釀至少8個月簽訂的，是雙方協商一致、意思表示真實的協議。合同內容不違反法律、法規管理性或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的無效情形。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八條、一百零七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義務不符合合同約定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和賠償責任。

W不全面履行其合同付款義務，反而濫用刑事控告權意圖追回其已付款項，致使合同相對人X身陷囹圄，實質是其反悔合同。而《起訴意見書》混淆了罪與非罪，對X進行了不應有的刑事指控，應予糾正。

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