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通才教育思想及對當代的啟示摘要：竺可楨是我國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他曾做過大學教師，并擔任過浙江大學校長，為浙江大學贏得了“東方的劍橋”的美譽。他在浙大長達13年的任職期間，參加并主持了許多學術活動，形成了一系列獨特的大學教育思想，特別是注重實施通才教育。本文主要分析竺可楨通才教育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總結竺可楨在浙大任職期間通才教育的具體實施。關鍵詞：竺可楨；通才教育思想；啟示一、竺可楨通才教育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一）社會背景二十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北洋時代的軍閥混戰、中央政府軟弱的現實，為新生的現代思想、文化、教育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發展空間。在大規模引進西學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背景下，以留學生為主體的教育家群體作為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傳播者，大規模地輸入了西方大學的人文主義精神，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價值。在這一時期，高等教育初步奠定了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等現代大學精神和大學制度。但這樣的局面在國民政府1927年定都南京后發生了很大變化。南京政府為了重建國家權威，推行黨化教育。抗戰后國民政府進一步加強了對學校的控制。隨著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變化，教育風向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自由主義導向國家主義，由教育獨立轉向黨化教育，由個人本位導向社會本位。1938年陳立夫就職教育部，通過了《文理法三學院各系整理辦法草案》，規定了課程整理的三條原則和九點要項，強化了對大學課程的管理。1938年9月教育部召開第一次課程會議，公布了《文理法三學院共同科目表》、《農工商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大學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集中體現了通才教育思想。大學本科教學注重三種訓練：一是工具科目的訓練，國文英文；二是文化訓練史地和社會科學；三是科學訓練如數理化博物地質等，通才教育具體化。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高等教育中通才教育思想占主導地位，當時所辦的大學以設文、理、法三學院，或兼有商、工、農、醫一科到兩科的綜合性大學為主。這是因為民國以后，由于文科培養成本低，畢業從政為官者多，文、法、商科的比例大大超過理、農、工、醫等實用學科。在發展經濟和抗戰建國的特殊時代背景下，南京國民政府從國家功利主義出發，不斷糾正“重文輕實”的傾向，強調高等學校要注重科學實驗、培養生產能力、養成職業技能，引發了高等教育界對大學培養目標到底是培養什么樣人才的爭論。（二）竺可楨的留學經歷竺可楨于1910年赴美留學，由此開始了其長達八年的西式教育之旅。1913年從美國伊利諾大學農學院畢業后，竺可楨進入哈佛大學攻讀氣象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竺可楨就讀哈佛時，正是哈佛大學發展迅速、開始躋身世界一流大學行列的重要時期。當時，哈佛大學正在進行選修制改革，從自由選修制轉變為主輔修制度，“要求學生畢業的16門課當中，必須有6門是主修某一學科或領域……其他4門則必須在文學、自然科學、歷史和數學四個門類中各選修一科，另外6門讓學生自由選修”。這一制度的實行使得哈佛學子的專業基礎和知識面得到了極大的拓寬。在八年留學生涯中，竺可楨不僅在專業上成果卓著，更經歷了西方大學獨特的辦學思想和全新的培養模式，特別是哈佛的通識教育給竺可楨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對此他曾經在日記當中寫到：“晚閱哈佛關于通人教育的報告，第二章54頁謂：所謂通人教育，其目的在使民主國之國民能對于選人、擇業知所取舍。通人教育不能使人為良醫、大律師，但能使人與醫生、律師接談以后，知其良莠。”在竺可楨看來，培養專門人才固然是大學的基本任務，但大學精神的另一要義則在于使學生通達多個學科領域，實現全面發展。正是竺可楨對哈佛通識教育的體驗和哲思，為他主政浙大期間的通才教育改革開啟了思想的源流。（三）其他通才教育思想家的影響近代中國大學教育的奠基者蔡元培，提出要培養融通文理的“碩學宏材”，要“破學生專己守殘之陋見”。并在北大實行了廢科設系、確立選修制、教授治校等措施，促進北大的發展。他的教育思想對其他大學和教育界的影響都是巨大的。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一書中，論述了其通才教育思想。他認為大學教育應該是“通識為本，專識為末”，“本末兼賅，通重于專”；指出幾代中國大學教育的一大通病就是通才教育不足；并認為實施通才教育的兩條途徑，延緩分院系的年限在第一學年增設通識教育課程。竺可楨很信任和尊重蔡元培，竺可楨做校長之前曾專門去找蔡元培征求意見。竺可楨對蔡元培辦理北京大學的經驗是非常認可和推崇的。竺可楨認為大學之所以成為大學，是因為能包涵萬流，包羅萬象，和蔡元培認為的大學應該兼容并包的思想是共通的。除了蔡元培，梅貽琦還有潘光旦、馮友蘭等等當時社會和教育界的知名大家都提倡通才教育。這些聲音不能不引起時任浙大校長竺可楨的思考。此外，浙大本校的教授也有很多論及提倡現代教育思想的。做過浙大訓導長的費鞏認為當時的教育師生關系太疏，教育太過于注重技術的傳授，忽略了人格的陶冶，故他主張實行導師制。浙大教育系主任陳立也認為大學不能全為了傳授純粹的知識，大學的理想應該是作育通人，應該是全人格的教育，否則便是病態的教育，是不健康的教育。鄭曉滄結合英、德教育的培養目標，考察了中國古代的“士”和“君子”的涵義，認為中國應該培養的大學生應該兼“士”的人格修養和“君子”的學問修養，應該是知識和人格修養完美結合的教育。這些思想和竺可楨的教育思想相同或相近，是竺可楨通才教育思想的重要補充。二、通才教育培養目標竺可楨認為，“大學教育的目標，絕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而主要是培養“公忠堅毅、能擔任大任、主持風氣、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領導人才不僅求得一點專門的知識就足夠，必須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頭腦，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氣概，深思熟慮、不肯盲從的習慣，而同時還要有健全的體格，能吃苦耐勞、犧牲自己、努力為公的精神。”這就較早地對學生在德、智、體等方面提出了全面發展的要求。基于對大學目標的界定，竺可楨重視大學通才教育。竺可楨在任浙江大學校長的第一次演說中指出：“大學所實施的教育，本來不只是供給傳授現成的知識而重在開辟基本的途徑，提供獲得知識的方法，并且培養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學者有自動追求知識不斷研究的能力。”在他看來，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就因為它包含多種學科。各種學科相互滲透，融會貫通，才能使學術各科共同發展。要培養日后能擔當的起建國重任的領導人才，不能單教專門技術，但只“側重應用科學,而置純粹科學、人文科學于不顧，這是謀實不謀道德辦法”。因此他主張大學內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并重，但是側重于實施通才教育。三、竺可楨通才教育的核心理念——求是1.“求是”態度。就是不盲從迷信，不附和；不主觀武斷，不蠻橫；保持清醒的實事求是的科學頭腦。他常對學生說：老師的話，你們不要當作金科玉律，不要盲從。他認為，學校要求學生輕信老師是很危險的。“一個民族內憂外患，貧窮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特別是大學里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沒有科學頭腦，輕信、盲從，這樣的民族就有亡國的危險。”2.“求是”精神。就是科學精神。科學的內容、科學的方法可以隨時隨地改換，但科學的精神卻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另外還包括探索真理的奮斗精神，為科學獻身的犧牲精神。他常以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達爾文、徐霞客、孫中山、文天祥等人的事跡教育學生。他認為這些中外名人重真理、一生奮斗，為了真理不怕貧窮、唾罵，不怕囚禁、逆境，視死如歸的精神就是“求是”精神。3.“求是”途徑。就是掌握正確的研究方法。他說:“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好,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單是博學審問還不夠,必須深思熟慮,自出心裁,獨著只眼,來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盡吾力以行之。”四、通才教育在浙大的具體實踐1.造就英才，重視基礎課程。他重視基礎課程，造就英才必須使之具備扎實的知識基礎。他將數學、物理、化學、英文、國文、生物、通史都定為一年級學生的基礎課。浙江大學文學院史地系開設課程共修科目修讀學分學年安排備注三民主義4第一學年國文6第一學年英文6第一學年自然科學6第一學年包括地學通論、普通地質學、氣象學、人類學或普通理化任選一種社會科學6第二學年包括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或人文地理，任選一種中國通史6第一學年哲學概論6第一學年理則學西洋通史中國地理總論464第一學年第二學年第二學年任課教師他認為“大學一、二年級中，工學院自宜打定數理良好基礎，文法等院自宜重視文學，經濟以及中外歷史，以備專精。雖然彼此不可偏廢，仍宜互相切磋，不限學院，庶幾智識廣博，而興趣亦可昂然”。浙江大學研究室編，浙大教育文選，浙江大學出版社1987年，59他要求各系必須安排一流的教授來開基礎課程（見下表），足以看出對大學基礎教育的重視。浙江大學研究室編，浙大教育文選，浙江大學出版社1987年，59一年級的基礎課程和相應的任課老師表基礎課程國文數學物理普通化學中國通史生物學任課老師祝文白蘇步青錢寶琮王淦昌朱福忻周厚福儲潤科譚其驤蔡堡2.采用學分制，實施跨院系選修和主輔修制度。采用學分制，并把課程分為必修和選修兩大類，學生除本系課程外，自二年級起也要選修其他學科的的訓練。鼓勵學生跨院跨系選修課程，選讀一些自己感興趣的學科或者是與自己所學專業相關的學科。于是，文學院的學生選讀微積分、地學通論和物理等課程，理工科學生經常選讀唐詩宋詞，擴大了學生知識面，打破了文理壁壘森嚴的局面。有的學院還建立主輔修制度，如化學系學生一般選擇物理系或化學系為輔系，物理系學生輔修生物系，農業化學系學生輔修化工系等，加強了文理間的滲透、綜合，以達到精通本學科，旁通他學科的效果。3.倡導體育鍛煉和文體活動，鼓勵學生參加社會實踐。竺可楨倡導學生參加體育鍛煉和各種文體活動，以達到學生身心全面發展。體育既有益于增強體質，也有助于提高讀書做事之效能，浙大將體育課定為全體學生的必修課，且規定體育不及格者不得畢業。音樂、美術等藝術活動可以陶冶品德、提高學生文化修養，為此竺可楨還聘請畫家豐子愷開設藝術欣賞課，聲學家沈思巖開設音樂欣賞課等。在他的倡導感染下，以理工科為主的浙江大學彌漫著濃郁的文化藝術氣息。竺可楨重視通過各種實踐訓練來培養學生的能力。他不但要求教師對學生進行嚴格的科學實驗訓練，而且注重教學與生產實踐相結合，鼓勵學生多接觸社會，參加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僅鍛煉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還培養了學生既動手又動腦的好習慣。4.教學管理上，實行導師制。竺可楨剛擔任校長時就尖銳地指出：“目前我國大學有一種極壞的現象，就是教師在校上課，退了講堂以后，就與學生分手不見面，這種教而不訓的制度，急應改良。”轉引自霍益萍.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236頁改良的方法就是借鑒劍橋、牛津的做法，實施導師制。導師制規定，采取師生自愿雙向選擇的辦法，導師不僅要輔導學業，還要指導學生的品德等，對學生全面負責。一二年級教為學之道，偏重道德修養；三四年級側重專業指導，轉引自霍益萍.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236頁5.學校管理上，推行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當時的浙大各院院長、系主任、教務長等要職，都是聘請德才兼備的教授擔任。在處理學校事務時，先征求教授們的意見，由大家集體討論決斷，如出現意見不一致時，則集體表決，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竺可楨推崇學術自由，他的“教授之靈魂論”與蔡元培在北大所倡導的“兼容并包”、“民主辦學”思想一脈相承。五、啟示(一)本土與西方結合浙江大學卓越的通才教育實踐不僅是竺可楨自身成功再造哈佛通識教育思想的有力明證，同時也是他的通才教育思想本土化實踐的代表成果。當今中國的高等教育研究，在借鑒西方思想和理論方面成就卓著，極大地豐富了國內的教育理論研究，但如何將其結合中國實際對西方教育思想理論進行再造，在中國本土加以實踐，形成適合中國自身的教育實踐模式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二）歷史與現實結合竺可楨結合我國的歷史現實與時代背景，把中國傳統書院精神與現代大學組織結合起來，最終形成了其獨特的通才教育思想。這無疑給我們現在實施通識教育提供了一種路徑。（三）思想與實踐結合教育界歷來不乏新思想和新理論，但真正實施下去的卻沒有多少，竺可楨的通才教育可謂教育思想和實踐貫通融合的經典之作。從竺可楨通才教育思想的萌生、發展和成熟，到在浙大部署力促通才教育的三大戰略，達到培養通才之目的。只有先進的教育思想轉化成實踐，才能實現教育思想與實踐的融會貫通，教育思想的價值才能得到充分彰顯。 參考文獻[1]竺可楨著.竺可楨日記（第一冊）[M].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竺可楨著.竺可楨文集，科學技術出版社[M].1979年版.[3]竺可楨著.竺可楨日記（第二冊）[M].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霍益萍.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5]許邁進.大學校長的教育理念對辦學實踐的影響和作用——清華大學、浙江大學辦學歷史透視[J].載《黑龍江高教研究》,2001(5):12-14.[6]文勝利:竺可楨的辦學思想與實踐及其現實意義[J].載《現代大學教育》,2002(6):81-85.[7]朱雯,秦煒煒.竺可楨的通才教育思想及其當代意涵[J].四川工程職業技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