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社會學的傳入傳入時期大體以19世紀末至1918年為界。傳入的歷史背景19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和文化滲透，清王朝的封建統治日趨腐敗，中國處于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之中。洋務運動的破產，在客觀上促進了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同時，在中國社會動蕩時期，西學東漸已成為勢不可擋的潮流，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轉變，其間起橋梁作用的是今文學派。今文學派既是儒學的一支，又不是正統的。他們思想活躍，比較容易吸收西方的先進思想。該學派的觀點新舊混雜，中西融合，在傳統文化中注入了西方的思想內容。今文學派的另一個特點是,關心社會,參與政治,鼓吹變法。他們強調變革和通經致用,將創新變革的思想運用于社會變革。其代表人物有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啟超等。其中康有為、梁啟超又是改良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譚嗣同、嚴復等人主張中國應走維新變法的道路，認為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向西方學習。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時，先是學習其船堅炮利的技術,即學習自然科學技術,同時保持中國的倫理綱常。甲午戰爭及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使中國人認識到，學習西學不但要學自然科學,而且還要學西方的社會科學,并偏重于后者。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進化論和天賦人權說被介紹到中國，起了啟蒙的作用。傳入的主要途徑與活動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社會學從創立階段進入形成階段。中國思想學術界根據中國社會的實際，通過不同的途徑，引進和吸收了西方社會學的有關理論和觀點。維新派的貢獻西方社會學中的社會進化論、平衡論、社會有機體論及同類意識等理論，對中國維新派的影響較大。他們在維新變法的社會改良運動中為社會學的傳入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康有為在其著作中，融合了中西社會學說，指出人類社會歷史是向前發展進化的。他將社會進化分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3個階段，從根本上打破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封建傳統思想，并系統地闡述了他的社會政治理想和觀點，其中涉及社會發展、民主制度、國家、家庭和婦女等社會問題。梁啟超繼承和發揮了康有為的觀點和理論,提出“以群為體,以變為用”的“治天下之道”。他說“群”是天下之公理，萬物之公理，同樣“變”也是古今之公理，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指出“群學”（社會學）是貫通天人之際的根本學問。他把自然科學、哲學和社會學結合在一起，并以此來論證變法。在維新派的激進派人物譚嗣同的社會思想中,吸收了西方的社會學說。他在《仁學》(1896)一書中，最先明確采用“社會學”一詞，并說：“凡為仁學者，于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于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于中國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黎洲之書”（《譚瀏陽全集》第4冊）。章太炎則十分贊賞H.斯賓塞的社會有機論和F.H.吉丁斯的同類意識論。他翻譯的日本社會學家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即綜合了這兩家的學說。他在所著《訄書》一書中，對不同社會制度進行了對比，提出了從政治到經濟制度狄特莫等來華短期任教。教會學校在中國開展一系列社會學調查。滬江大學1917年成立的滬東公社，在上海從事社會服務工作并進行社會調查。1917年清華學校狄特莫教授指導學生，對北京西郊195家居民的生活費進行調查。1918年他又指導清華學生，對校役的生活費進行調查。1918～1919年，燕京大學社會學教授J.S.伯吉斯(又譯步濟時)與美籍教士S.D.甘博，對北京社會狀況進行了廣泛的調查，調查結果于1921年用英文發表，書名為《北京——一種社會調查》。傳播主要成員在社會學傳播的過程中，1913年成立的北京社會實進會是較早傳播社會學的團體，瞿秋白、陳長蘅、陶孟和等是其主要成員或負責人。該會宗旨是：“考察舊社會的壞處，以和平的、實踐的方法，從事于改造的運動，以期實現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該會會刊《新社會》圍繞社會改造登載有關提倡社會服務、討論社會學說、研究平民教育、記載社會事件、批評社會缺點、反映社會實況的文章。特別突出的是大量討論了社會問題，如知識分子、婦女、婚姻、勞工、自殺等。傳入時期的特點社會學傳入中國主要是適應了中國社會本身的需要。在帝國主義入侵,封建統治腐敗,國家危亡的形勢下，中國社會需要變，中國社會思想需要更新。在西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