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以易別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比較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討和比較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兩種思想的核心觀念及其在實踐中的體現。儒家仁愛強調基于家庭血緣關系的親親之愛，并以此為基礎推及社會和國家的治理；而墨家兼愛則主張普遍的愛，不分親疏貴賤，強調社會和諧與平等。這兩種思想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將通過對兩者的理論闡述和歷史背景分析，揭示它們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上的異同，以期對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認識。通過比較這兩種思想，我們不僅能夠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哲學的多元性和豐富性，同時也能夠從中汲取智慧，為現代社會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啟示。二、儒家仁愛思想概述儒家仁愛思想是中華文化傳統中一顆璀璨的明珠，由孔子開創并經過后世儒者不斷闡發與深化，最終形成了系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仁愛在儒家思想中占據核心地位，它不僅是人與人相處的道德準則，更是治國安邦、實現社會和諧的重要基石。儒家仁愛思想強調人與人之間的親愛關系，提倡“仁者愛人”的理念。這里的“仁”字含義豐富，涵蓋了同情、關心、尊重與寬容等多重內涵。儒家認為，仁愛的實踐應從家庭開始，孝順父母、尊敬兄長是仁愛的起點。進而推廣至社會，要求人們關愛他人，特別是對待弱勢群體要充滿同情與援助之手。儒家仁愛思想還體現在對君子的期許上。君子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代表，他們不僅自身具備仁愛之心，還能以身作則，引導社會風氣。君子的仁愛表現為對民眾的關心與愛護，他們致力于實現社會公正與和諧，讓每個人都能在仁愛的氛圍中生活。儒家仁愛思想還倡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則，即人們在處理人際關系時應遵循對等原則，不做自己不愿承受的事。這一原則體現了儒家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也是其仁愛思想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運用。儒家仁愛思想是一種全面而深刻的倫理道德觀念，它強調人與人之間的親愛關系，提倡關愛他人、尊重生命、追求和諧。在現代社會中，儒家仁愛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價值，為構建和諧社會、實現人類共同繁榮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資源。三、墨家兼愛思想概述墨家學派的兼愛思想，是墨子哲學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其社會倫理觀的基礎。兼愛，即愛人如己，不分親疏貴賤，無差別地對待所有人。這一思想打破了儒家“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的觀念，提出一個全新的、普遍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理念。墨子認為，兼愛是實現社會和諧、消除社會矛盾的關鍵。他批判了當時社會等級制度的不公，指出這種制度導致人們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因此，他提出了兼愛思想，主張人人平等，反對等級制度。兼愛思想的實踐，墨子提倡“兼以易別”，即用兼愛來取代親疏有別的觀念。他認為，只有消除親疏貴賤的觀念，人們才能真心實意地關愛他人，社會才能真正實現和諧。同時，墨子還提倡“兼相愛，交相利”，即人們應該互相幫助，共同謀求利益，實現社會的共同發展。在墨子看來，兼愛不僅是一種道德要求，也是一種政治主張。他認為，君主應該實行兼愛政治，關心百姓疾苦，實現社會公正。墨子還提倡“尚賢”，即尊重有才能的人，選拔賢能來治理國家。墨家的兼愛思想，雖然在當時社會并未得到廣泛實踐，但其思想價值卻不容忽視。它不僅對儒家思想提出了挑戰，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普遍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理念。在今天看來，兼愛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提醒我們關注社會公正，尊重他人，關愛他人，共同構建和諧社會。四、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的比較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作為中國古代兩種重要的思想體系，雖然在許多方面存在共同點，但在核心理念、實踐方法和社會影響等方面也有顯著的差異。從核心理念來看，儒家的仁愛強調人與人之間的親疏有別，主張“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即愛是有差等的。它認為，愛應從自己的親人開始，逐漸推廣到他人，形成一個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等級秩序。而墨家的兼愛則主張人人平等，提倡“兼相愛，交相利”，即愛是無差等的。它認為，人人應該被平等對待，不分親疏貴賤，共同追求社會的和諧與公正。在實踐方法上，儒家仁愛強調個人的道德修養和內在反省，通過“克己復禮”來實現社會的和諧。它認為，個人應該通過自我約束和反省，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禮的規范，從而在社會中樹立良好的榜樣。而墨家兼愛則更注重社會實踐和集體行動，提倡“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通過實際行動來為社會謀福利。它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積極參與到社會實踐中去，共同為社會的和諧與公正貢獻力量。在社會影響方面，儒家仁愛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了中國倫理道德的核心。它強調家庭、親情和等級秩序，對于維護社會穩定和推動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而墨家兼愛雖然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一定的影響，但由于其主張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存在較大的沖突，因此并沒有像儒家仁愛那樣得到廣泛的傳播和接受。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雖然都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思想體系，但在核心理念、實踐方法和社會影響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這兩種思想的不同之處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對于道德、倫理和社會秩序的不同理解和追求。在今天看來，這兩種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為我們理解和處理人際關系、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五、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在當今世界，盡管科技和社會制度日新月異，但人類面臨的核心問題——如何建立和諧、公正的社會——并未改變。在這一背景下，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的思想顯得尤為重要。它們為現代社會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解決方案，幫助我們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找到方向。儒家仁愛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提倡通過個人的道德修養來實現社會的和諧。在現代社會中，這種思想對于促進社區凝聚力、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在教育領域，儒家仁愛思想提倡的尊重、包容和互助精神，有助于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和同情心，從而培養出更具有人文關懷和道德品質的公民。而墨家兼愛則更加關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強調人人平等、互利共贏。這一思想對于現代社會中的社會公正、環境保護和全球合作等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例如，在全球化的今天，墨家兼愛思想提倡的平等互利原則，有助于促進國家之間的合作與和平，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儒家仁愛和墨家兼愛都強調對弱勢群體的關懷與幫助。這種思想在現代社會中的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等方面具有廣泛的應用。通過實施仁愛和兼愛的理念，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包容和富有同情心的社會，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幫助和支持。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在現代社會中具有極高的價值。它們不僅為我們提供了獨特的思想資源和解決方案，還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和處理現代社會中的復雜問題。通過將這些傳統智慧與現代實踐相結合，我們可以共同創造一個更加和諧、公正和美好的世界。六、結論通過對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的深入探討和比較，我們不難發現，盡管兩者在理論基礎、實踐方法和最終目標上存在一定的差異，但都致力于構建一個和諧、有序的社會。儒家仁愛強調個體修養與社會責任，通過親親之道的推廣，逐步實現從家庭到國家的和諧；而墨家兼愛則主張普遍的愛與利他，強調社會公平與正義，通過兼愛交利的實踐，打破親疏貴賤的界限，實現全社會的平等與和諧。在實踐中，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各有其優勢。儒家仁愛通過培養個人的道德品質和家庭責任感，為社會和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墨家兼愛則通過提倡普遍的愛與利他，有效地促進了社會公平與正義。然而，兩者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儒家仁愛過于強調家庭與親情的重要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社會的整體利益；而墨家兼愛雖然提倡普遍的愛與利他，但在實際操作中可能難以完全擺脫個人立場和利益的束縛。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各有其獨特價值和意義。在未來的社會發展中，我們可以借鑒兩者的優點，既注重個人修養和家庭責任，又強調社會公平與正義，以實現更為全面、和諧的社會發展。我們也應認識到兩者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局限性，不斷探索和創新，為構建更加美好的社會貢獻力量。參考資料：正義，是社會倫理的核心概念，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對于正義的理解和闡述存在差異。儒家學說與西方思想在正義觀念上有著各自獨特的見解。本文旨在探討這兩種思想的正義觀念，并分析其異同。儒家學說認為，正義是建立在仁愛、禮制和義理的基礎之上。仁愛是儒家正義觀的核心。儒家主張以仁愛之心對待他人，尊重他人的權利和尊嚴。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儒家強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張通過推己及人的方式實現社會的和諧與公平。禮制在儒家正義觀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認為，禮制能夠規范人們的行為，維護社會秩序。通過遵守禮制，人們能夠相互尊重、和睦相處，從而達到社會的和諧與正義。義理也是儒家正義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認為，義理是道德行為的準則，要求人們在面對各種情境時能夠做出正確的道德判斷和選擇。在實現正義的過程中，儒家強調個體應該自覺遵守義理，為社會的正義與和諧作出貢獻。西方思想對于正義的理解主要源自于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認為，正義是實現社會秩序與平衡的重要原則。在西方思想中，正義通常被視為一種權利與義務的平衡狀態。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同時承擔相應的義務。為了實現這種平衡，社會需要制定公正的法律和制度，確保每個人的權利得到保護。西方思想也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的重要性。在追求正義的過程中，個人應該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同時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在社會層面，政府應該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并通過制定法律和政策來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雖然儒家學說與西方思想在正義觀念上存在差異，但兩者也有共同之處。例如，兩者都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社會的秩序與平衡。在實際應用中，兩種思想的正義觀念可以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例如，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我們可以借鑒西方思想的國際法原則來維護國家利益和國際秩序；在處理國內問題時，我們可以借鑒儒家學說的禮制和義理來促進社會和諧與公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已經成為必然趨勢。我們應當尊重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同時積極探索各種思想之間的共通點。通過兼收并蓄、博采眾長，我們可以不斷完善和發展正義觀念，為構建更加美好、和諧的社會作出貢獻。“兼愛”是墨家學派的主要思想觀點。其它非攻、節用、節葬、非樂等主張，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來的。兼愛便必須非攻，非攻即反對攻戰，即“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當然，非攻并不等于非戰，而是反對侵略戰爭，很注重自衛戰爭。自衛是反侵略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不自衛就會等于不反侵略。兼愛是大到國家之間要兼相愛交相利，小到人與人之間也要兼相愛交相利。只有兼愛才能做到非攻，也只有非攻才能保證兼愛。兼愛“兼愛”可算是一種古老的“博愛”思想，由儒家的“仁”和“禮運”的“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發展而來。孔子將“愛人”含義的“仁”，加上了宗法等級制的內容，改造成了“忠恕”含義的“仁”;墨子主張“使天下兼相愛”，則又抽去了宗法等級制內容，因為庶人也是可以被舉為天子的，等級制的界限已被打破了。所以，墨家的“兼愛”是對儒家“仁”的發展，更是對儒家“仁”的否定;在墨子看來，儒家不兼愛的“仁”，不能算是“仁”。“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兼愛上》），天下之亂，起于人與人不相愛。臣與子不孝，君與父不慈，以及“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直至盜賊之害人，都是互不相愛的結果。如果天下人能“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那就天下太平了。墨子也講“慈”、“孝”，但并不以“孝悌”為“兼愛”之本，更不主張有等差的愛，所以，其“兼愛”具有反宗法等級制的特點，因此孟子說“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墨子的“兼愛”還要禁止“強執弱”、“富侮貧”、“貴傲賤”、“詐欺愚”，反對貴族、富人欺壓下層民眾。并且，“兼相愛”和“交相利”是相結合的，墨子吸收并發展了子思學派“義”、“利”合一的思想，擺脫了孔子“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只講“義”不講“利”的片面性。“兼愛”有利于自己，不“兼愛”則有害于自身，墨子將倫理道德和功利主義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1）？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2），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行者非之（3）。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4）。”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君說之（5），則士眾能為之。況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6），韋以帶劍（7），練帛之冠，入以見于君，出以踐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8），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后帶，扶墻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9），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人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茍君說之，則眾能為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士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10）。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圣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派，注后之邸（11）、嘑池之竇，灑為底柱（12），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13），防孟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14），有所雜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15）：“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16）、夏、蠻夷丑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1）“崇”為“察”字之誤。（2）“敖”通“傲”。（3）“行”為“仁”字之誤。（4）“于”為“迂”之假借字。（5）“說”通“悅”。（6）牂羊：母羊。（7）韋：熟牛皮。（8）細要：細腰。（9）“碎”疑為“陣”字之誤。（10）“士”為“上”之誤。（11）“后”為“召”之誤。（12）“底”為“厎”之誤。（13）“之”為“大”之誤。（14）“連”為“矜”之假借字。（15）“隧”疑為“遂”字之誤。（16）祗：拯救。墨子說：“仁人處理事務的原則，一定是為天下興利除害，以此原則來處理事務。”既然如此，那么天下的利是什么，而天下的害又是什么呢？墨子說：“現在如國與國之間相互攻伐，家族與家族之間相互掠奪，人與人之間相互殘害，君臣之間不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間不相互慈愛、孝敬，兄弟之間不相互融洽、協調，這就都是天下之害。”既然如此，那么考察這些公害又是因何產生的呢？是因不相愛產生的嗎？墨子說：“是因不相愛產生的。現在的諸侯只知道愛自己的國家，不愛別人的國家，所以毫無忌憚地發動他自己國家的力量，去攻伐別人的國家。現在的家族宗主只知道愛自己的家族，而不愛別人的家族，因而毫無忌憚地發動他自己家族的力量，去掠奪別人的家族。現在的人只知道愛自己，而不愛別人，因而毫無忌憚地運用全身的力量去殘害別人。所以諸侯不相愛，就必然發生野戰；家族宗主不相愛，就必然相互掠奪；人與人不相愛，就必然相互殘害；君與臣不相愛，就必然不相互施惠、效忠；父與子不相愛，就必然不相互慈愛、孝敬；兄與弟不相愛，就必然不相互融洽、協調。天下的人都不相愛，強大的就必然控制弱小的，富足的就必然欺侮貧困的，尊貴的就必然傲視卑賤的，狡猾的就必然欺騙愚笨的。舉凡天下禍患、掠奪、埋怨、憤恨產生的原因，都是因不相愛而產生的。所以仁者認為它不對。”既已認為不相愛不對，那用什么去改變它呢？墨子說道：“用人們全都相愛、交互得利的方法去改變它。”既然這樣，那么人們全都相愛、交互得利應該怎樣做呢？墨子說道：“看待別人國家就象自己的國家，看待別人的家族就象自己的家族，看待別人之身就象自己之身。”所以諸侯之間相愛，就不會發生野戰；家族宗主之間相愛，就不會發生掠奪；人與人之間相愛就不會相互殘害；君臣之間相愛，就會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間相愛，就會相互慈愛、孝敬；兄弟之間相愛，就會相互融洽、協調。天下的人都相愛，強大者就不會控制弱小者，人多者就不會強迫人少者，富足者就不會欺侮貧困者，尊貴者就不會傲視卑賤者，狡詐者就不會欺騙愚笨者。舉凡天下的禍患、掠奪、埋怨、憤恨可以不使它產生的原因，是因為相愛而生產的。所以然而現在天下的士君子們說：“對！兼愛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它也是天下一件難辦而迂闊的事。”墨子說道：“天下的士君子們，只是不能辨明兼愛的益處、辨明兼愛的原故。現在例如攻城野戰，為成名而殺身，這都是天下的百姓難于做到的事。但假如君主喜歡，那么士眾就能做到。而兼相愛、交相利與之相比，則是完全不同的（好事）。凡是愛別人的人，別人也隨即愛他；有利于別人的人，別人也隨即有利于他；憎惡別人的人，別人也隨即憎惡他；損害別人的人，別人隨即損害他。實行這種兼愛有什么困難呢？只是由于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士人不用它實之于行的緣故。”從前晉文公喜歡士人穿不好的衣服，所以文公的臣下都穿著母羊皮縫的裘，圍著牛皮帶來掛佩劍，頭戴熟絹作的帽子，（這身打扮）進可以君上，出可以往來朝廷。這是什么緣故呢？因為君主喜歡這樣，所以臣下就這樣做。從前楚靈王喜歡細腰之人，所以靈王的臣下就吃一頓飯來節食，收著氣然后才系上腰帶，扶著墻然后才站得起來。等到一年，朝廷之臣都（饑瘦得）面有深黑之色。這是什么緣故呢？因為君主喜歡這樣，所以臣下能做到這樣。從前越王句踐喜愛士兵勇猛，訓練他的臣下時，先把他們集合起來，（然后）放火燒船，考驗他的將士說：“越國的財寶全在這船里。”越王親自擂鼓，讓將士前進。將士聽到鼓聲，（爭先恐后），打亂了隊伍，蹈火而死的人，近臣達一百人有余。越王于是鳴金讓他們退下。所以墨子說道：“象少吃飯、穿壞衣、殺身成名，這都是天下百姓難于做到的事。假如君主喜歡它，那么士眾就能做到。何況兼相愛、交相利是與此不同的（好事）。愛別人的人，別人也隨即愛他；有利于別人的人，別人也隨即有利于他；憎惡別人的人，別人也隨即憎惡他；損害別人的人，別人也隨即損害他。這種兼愛有什么難實行的呢？只是居上位的人不用它行之于政，而士人不用它實之于行的緣故。”然而現在天下的士君子們說：“對！兼愛固然是好的。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行之于事，就象要舉起泰山越過黃河、濟水一樣。”墨子說道：“這比方不對。舉起泰山而越過黃河、濟水，可以說是強勁有力的了，但自古及今，沒有人能做得到。而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相比則是完全不同的（可行之事）。古時的圣王曾做到過。”怎么知道是這樣呢？古時大禹治理天下，西邊疏通了西河、漁竇，用來排泄渠水、孫水和皇水；北邊疏通防水、原水、泒水，使之注入召之邸和滹沱河，在黃河中的厎柱山分流，鑿開龍門以有利于燕、代、胡、貉與西河地區的人民。東邊穿泄大陸的迂水，攔入孟諸澤，分為九條河，以此限制東土的洪水，用來利于冀州的人民。南邊疏通長江、漢水、淮河、汝水，使之東流入海，以此灌注五湖之地，以利于荊楚、吳越和南夷的人民。這是大禹的事跡，我們現在要用這種精神來實行兼愛。從前周文王治理西土（指岐周），象太陽象月亮一樣，射出的光輝照耀四方和西周大地。他不倚仗大國而欺侮小國，不倚仗人多而欺侮鰥寡孤獨，不倚仗強暴勢力而掠奪農夫的糧食牲畜。上天眷顧文王的慈愛，所以年老無子的人得以壽終，孤苦無兄弟的人可以安聚于人們中間，幼小無父母的人有所依靠而長大成人。這是文王的事跡，我們現在應當用這種精神實行兼愛。從前武王將祭祀泰山，于是陳述說：“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祭事。現在（伐紂的）大事已成功，（太公、周、召）一批仁人起而相助，用以拯救商夏遺民及四方少數民族。即使是至親，也不如仁人。萬方之人有罪，由我一人承當。”這是說所以墨子說道：“現在天下的君子，（如果）內心確實希望天下富足，而厭惡其貧窮；希望天下治理好，而厭惡其混亂，那就應當全都相愛、交互得利。這是圣王的常法，天下的治道，不可不努力去做。”墨子（前468-前376），名翟(dí)，春秋末戰國初期宋國（今河南商丘）人，一說魯國（今山東滕州）人，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創立墨家學說，并有《墨子》一書傳世。《墨子》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記載墨子言行，闡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稱作墨辯或墨經，著重闡述墨家的認識論和邏輯思想，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在邏輯史上被稱為后期墨家邏輯或墨辯邏輯（古代世界三大邏輯體系之一，另兩個為古希臘的邏輯體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學）；其中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特別是天文學、幾何光學和靜力學。非攻“非攻”反映了墨家學派反對發動不義之戰的和平愿望。“兼愛”主張天下人互愛互利，不要互相攻擊，這就必然要主張“非攻”。當時兼并戰爭劇烈，農、工、商、士等庶人階層和下層貴族都希望社會安定，墨家代表了他們要求停止戰爭的愿望。攻戰之害，“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而且不僅被攻的國家受害，攻人的國家也要受害;由于兼并戰爭，將會導致“兼國覆軍，賊虐萬民”，古代本有一萬多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余皆滅”（《非攻下》）。墨子主張弱小國家團結起來，共同抵御大國兼并，這一理論是戰國“合縱”的先聲。而要求統治者“寬吾眾，信吾師”，認為這樣“則天下無敵矣”，既發展了孔子“為政以德”的思想，又啟迪了孟子的“王道”主張。看來墨子是一個希望能和平統一天下的理想家。墨子“非攻”，但并不反對防御戰，墨家的守御是有名的，被稱為“墨守”。《墨子·備城門》以下的十一篇中，記載著他們制造和使用防御戰具的經驗。他們幫助被攻的國家防御抵抗。《公輸》篇中記載，當時有名的工師公輸般替楚國制造了攻城的云梯，楚國準備用云梯去攻打宋國。墨子在魯國聽到這個消息，急行十天十夜，去游說公輸般和楚王。并早派了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帶著守御工具，幫助宋國守城。就這樣墨子用實力制止了楚國攻打宋國，及時平熄了一場即將發生的戰禍。墨子“非攻”，卻也不反對“湯伐桀，武王伐紂”那樣的“革命”戰爭，認為“彼非所謂攻，謂誅也”。這顯然汲取了《易傳》思想，且直接啟迪了孟子的“誅一夫”思想。墨子還把無衣無食的窮人視為“僻淫邪行之民”，主張用兵禁止“寇亂盜賊”的“淫暴”行為，認為“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是故圣人作為甲盾五兵”（《節用上》）。這一方面表示墨子主張用武力維護治安;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對“國家”概念的理解，即對人民使用”兼愛非攻“等進行思想建設，使人民統一思想；而對敵人，訴諸武力則是必要的。他認為“甲盾五兵”是圣人所作，不僅不可廢棄，還要不斷追求，使其“加輕以利，堅而難折”，這樣才能有效地抵御“寇亂盜賊”。“寇”為何？敵國之軍隊也，“兵作于內為亂，于外為寇”（左丘明《左傳》）。墨子認為“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先進的兵器是克敵制勝的必要手段，故而他下功夫研制兵器，并有驚人的成就。無論是古代還是現在，人與人之間有秩序的互愛互利都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人與人之間的互怨互損將激發矛盾引發禍亂。墨家主張“兼相愛”，對于社會關系的良性發展有很大的正面作用，同時由于過于強調全面的愛，則又容易掉進無政府主義的陷阱，失去秩序的大前提。孟子將之斥為“無父”，便體現了對墨家可能破壞社會秩序的質疑，當然，這也是后來儒家“仁愛”過于強調等級秩序的濫觴之一。墨家和儒家的"愛"各有側重，各自都有限于時代的局限性，需要辯證地看待和批判地吸收。“兼愛”，或曰“兼相愛，交相利”，是墨家學說的核心，墨子提出“兼愛”，首先是反對“別相惡”的，而“兼愛”的首要含義正體現在同“別相惡”的對立之中。“別”是指人們不相愛，只顧自己，自私自利，是天下之害;“兼”是互相彼此的意思，即不分人我，墨子認為，“兼”是“圣王之道”，是使王公大人的統治得以安穩，萬民衣食得以豐足的根本辦法。所以，必須以“兼”易“別”，實行“兼愛”，這就是“兼愛”的第一要義，它首先反對了獨知愛己的自私自利。這種思想對于我國現代社會主義公民道德建設來說意義重大，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的本質是“全部社會關系的總和”，人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社會之中，總要與他人發生這樣那樣的聯系，因此，應加強個人道德修養，培養互幫互助的精神，驅除個人“只掃自家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私自利之心，使整個社會成為一個溫暖的大家庭。墨子宣揚“兼愛”，認為“兼愛”是不分親疏，不分遠近的普遍的愛，講究“愛無差等”（《孟子?滕文公上》），“兼愛”就是愛所有人。墨子的這種觀點，要求不分等級，無差別地愛所有人，實質上具有打破宗法等級觀念的作用，是對儒家講“泛愛”，講“仁者愛人”，認為“愛有差等”的一種否定。墨子的這種“愛無差等”的觀點雖過于極端，但我們要積極吸取其中的愛護人民、尊敬人民的合理成分。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列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時，關注民生也成為十七大報告的一個亮點，解決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實際問題被提到了一個很高的層次，這都是“愛民”的表現。幾千年來，農民一直是個被忽視的人群，其根本利益很少被給予關注，而墨子提倡的“愛無差等”，正是給我國當代的領導階層、管理階層應加強對普通老百姓的關注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很好的借鑒意義。墨子在闡述其“兼愛”學說時，提出了“為彼猶為己”，即為別人就像為自己的道德原則。事事處處為別人著想，急人所急，與人為善，成人之美。墨子“為彼猶為己”的原則，出發點是先“為彼”，即把為他人放在第一位。墨子認為真正貫徹了“為彼猶為己”的原則，自己先為他人，他人也會對等地給自己以回報：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墨子·兼愛中》）這種對等互報，強調相互間義務的道德原則在今天仍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如果每個市場主體都堅持合法經營、公平競爭，不去非法侵害他人利益，那么他自己的利益也會得到保障；如果一個經營者假冒偽劣、以次充好、缺斤短兩、欺行霸市，那么他就破壞了市場正常的經營秩序，這種風氣蔓延開來，他自己也將成為受害者。對等互報的原則告訴市場上的每一個經營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個原則不僅適用于經濟領域，在我們今天的社會關系中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墨子常把“兼相愛”和“交相利”并提，把“交相利”作為“兼相愛”的內容和標準。但是，興利首先要除弊，墨子認為，實行兼愛就應該給人民以實際的物質利益，解決人民迫切的生活問題，實現“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飽食，便寧無憂”（《墨子·天志中》）。墨子的此種觀點，至今仍有較強的現實意義。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主義大發展時期，黨的基本路線要求我們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物質文明建設的有力保證，而“兼愛”思想在今天屬于精神文明的范圍，只有物質文明充分發展，綜合國力得以增強，人民切切實實的生活問題得以解決，精神文明建設才會獲得牢固的物質基礎。所以，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我們應該始終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大力發展精神文明。戰國（公元前475—前221年）初期，墨子在齊國聽說楚國要攻打宋國，他立即派大弟子禽滑厘率領他的三百多名學生，攜帶守城器械，到宋都商丘，作防守的戰斗準備，自己日夜兼程連續十天十夜到楚都郡，見到替楚國制造攻城用的云梯的公輸般。公輸般說：“您有什么吩咐呢？”墨子說：“北方有人欺侮我，希望你殺了他。”公輸般不高興。墨子說：“我給你十兩金子。”公輸般問：“我遵循義從來就不殺人。”墨子站起來再拜說：“請讓我來說一說義吧。我在北方聽說你制造云梯，將用來攻打宋國。宋國有什么罪過呢？楚國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殺掉缺少的人而去爭有多余的土地，這不能說有智慧，宋國沒有罪過而攻打它，不可以說是仁愛。知道了這些都不去據理力爭，也不可以說是忠誠，爭而沒有成功，不可能說是強。你說遵循義，不去殺一個人而殺眾多的人，不可以說是明智的一類。”公輸般表示折服了。墨子說：“既然這樣，為何不停止呢？”公輸般說：“不能，因已經告訴楚王了。”墨子說：“為什么不引我見楚王？”公輸般答應了。墨子見到楚王說：“現在有人在這里舍棄自己的彩車而想去偷鄰居的破車，舍棄自己的錦繡衣裳而去偷鄰居的粗布衣服，舍棄自己的精美肉食而去偷鄰居的糟糠。這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楚王說：“這人必定有偷竊的毛病。”墨子說：“楚國的土地有方圓五千里，宋國才五百里，這就好比彩車與破車；楚國有云夢澤及犀、兕、麋、鹿，長江、漢水里的魚、鱉、黿、鼉是天下最多的，而宋國所有的無非是野雞、兔、狐貍等，這就好比精美肉食與糟糠。楚國有大松樹、文棹、、楠、豫章等，宋國連大樹都沒有，這就好比錦繡衣裳與粗布衣服。我從這三件事上認為攻打宋國就同那個人是同類。我認為大王一定不能成功。”楚王說：“說得對啊！但公輸般為我造了云梯，一定可以奪取宋國。”墨子請楚王讓他和公輸般較量一番，墨子解下腰帶作為城，用細小的木片為器械。公輸般九次設計攻城的機關，墨子九次都擋住了。公輸般攻城的機關用盡了，墨子守城的裝備還綽綽有余。公輸般無言以對，卻說：“我知道用什么辦法來對付你，不過我不說。”墨子說：“我知道你用什么辦法對付我，我也是不說罷了。”楚王問他為什么。墨子說：“公輸般的意思，不過是想殺掉我，殺了我，宋國就守不住，就可以進攻了。然而我的學生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經持有我的防御器械，在宋國京城上等待楚國侵略者了，即使殺了我，也不能殺盡防御的人。”楚王說：“好啊！我不攻打宋國了。”這是主張兼愛、非攻的墨子一次成功的實踐。兼愛，指同時愛不同的人或事物。春秋、戰國之際，墨子提倡的一種倫理學說。墨子針對儒家“愛有等差”的說法，主張愛無差別等級，不分厚薄親疏。兼愛是中國戰國時期墨子的主要思想。墨子以兼愛為其社會倫理思想的核心，認為當時社會動亂的原因就在于人們不能兼愛。他提倡“兼以易別”，反對儒家所強調的“愛有差等”的觀點。又提出“兼相愛，交相利”，把兼愛與實現人們物質利益方面的平等互利相聯系，表現出對功利的重視。墨子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攻等主張均以兼愛為出發點，他希望通過提倡兼愛解決社會矛盾。兼愛以天志為源頭，引導出天愛萬物，養萬物，包容萬物。得出人也該愛萬物，養萬物，包容萬物。墨老先生被后人視為俠者之祖，他宣揚“兼相愛，交相利”的學說，也就是對待別人要如同對待自己，愛護別人如同愛護自己，彼此之間相親相愛，不受等級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何為“兼相愛、交相利”？墨子曰：“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墨子·兼愛中》）墨子認為，先秦社會之所以失范，在于人與人之間不相愛，“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謙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與此相伴，自私自利亦是亂世之因，如“虧父而自利”、“虧子而自利”、“虧兄而自利”、“虧弟而自利”、“虧君而自利”、“虧臣而自利”、“亂異家以利其家”、“攻異國以利其國”等等皆為自私自利之結果。一言以蔽之，違反兼愛互利原則的惡果是“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這表明，墨子有意凸顯愛的現實性一面，拙于或不屑渲染愛的幻夢色彩。而這一步驟又主要是通過把愛與利予以貫通得以完成的。也就是說，愛必言利，以愛啟利，以利寓愛，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兼相愛”并不否定自愛，而是把自愛與相愛結合起來。“交相利”也不是鄙視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與互利兩不偏廢。“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在這種愛意融融的相互義務性關系中，天下才能實現和諧、富足。是故，兼愛互利是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末戰國初期魯國（今山東滕州）人，一說宋國（今河南商丘）人，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另一部分《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六篇，一般稱作墨辯或墨經，著重闡述墨家的認識論和邏輯思想，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在邏輯史上被稱為后期墨家邏輯或墨辯邏輯（古代世界三大邏輯體系之一，另兩個為古希臘的邏輯體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學），其中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特別是天文學、幾何光學和靜力學。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也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亦然。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于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君說之，則士眾能為之。況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為政、士不以為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劍，練帛之冠，入以見于君，出以踐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為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要，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后帶，扶墻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人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茍君說之，則眾能為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士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圣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派，注后之邸、嘑池之竇，灑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為大國侮小國，不為眾庶侮鰥寡，不為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于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丑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1）“崇”為“察”字之誤。（2）“敖”通“傲”。（3）“行”為“仁”字之誤。（4）“于”為“迂”之假借字。（5）“說”通“悅”。（6）牂羊：母羊。（7）韋：熟牛皮。（8）細要：細腰。（9）“碎”疑為“陣”字之誤。（10）“士”為“上”之誤。（11）“后”為“召”之誤。（12）“底”為“厎”之誤。（13）“之”為“大”之誤。（14）“連”為“矜”之假借字。（15）“隧”疑為“遂”字之誤。（16）祗：拯救。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矣。”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雖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于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后可以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于此，被甲嬰胄，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于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托之，不識于兼之有是乎？于別之有是乎？我以為當其于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托之于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費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后為其身，然后可以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眾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于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愿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圣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并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于盤盂，傳遺后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詞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貴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