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第第頁論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化及其意義一、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債權化與物權化：兩種不同的立法模式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的形式既體現了我國農村土地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又充分賦予農民在一定范圍內使用和經營土地的自主權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創造性。正因其在制度上所具有的無比優越性，這種形式受到立法者的高度肯認。然而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形式法律地位的確立并不意味著法律制度本身的完善。由于我國有關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方面具體法律制度的缺失，農民在土地承包經營過程中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作為強勢主體的發包方往往僅憑自己的意志隨意撕毀合同，使得農民本該獲得的收益得不到充分實現；承包期限約定過短則使農民不愿進行長期的投入，導致土地經營過程中普遍存在著“圖一時之利”的短期行為。凡此種種，極大地損害了作為民事主體的農民應有的權利，直接影響著農村經濟效率的提高。尤其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發展，這一問題更為突出。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法學界和立法者開始重新審視和反思：農民所具備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利究竟應該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權利，債權抑或物權。究竟應當采取何種類型的立法模式。

所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債權化，是指立法者將農民所具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僅視為一種債權，從法律性質上講，只是一種基于合同產生的請求權。此種權利的成立依賴于合同雙方的自由約定，權利的內容也因承包合同的不同而有明顯的差異，其救濟的方式方法也只限于違約責任的承擔，并不延及其他的救濟途徑。這種屬性的權利主要受我國合同法的規范和調整，沒有必要在合同法之外再制定專門的農村土地承包法，更不涉及在物權法中專設一章加以規范的問題。

而所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化，則是指立法者不僅把農村集體組織成員所具有的承包經營權看做是一種基于合同所產生的請求權，而且是將這種權利作為一種物權來看待。就經營權的內容而言，也并非主要由當事人自主約定，而是由法律強行加以規定的。對于發包方侵犯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行為，既可直接以法律所明確規定的侵權責任進行救濟，也可依雙方所訂立的承包經營合同追究發包方的違約責任。對于發包方以外的第三人干涉和侵害經營權的行為，也可以法定的救濟方式進行有效的救濟。需要說明的是，正由于物權本身應具有的法定性特征，對承包經營權的規范除了依賴于合同法之外，還須通過專門的農村土地承包法或者在我國即將制定的物權法中設專門一章對其作出明確規定。

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化：我國立法的現實選擇

通過以上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債權化和物權化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權利有著不同的法律特征和運行機制。作為債權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救濟途徑較為單一，但卻更能體現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作為物權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具有較強的強制性，當事人的自主意愿受到極大的制約，但是它卻能夠給經營權人提供較為充分的法律救濟。然而，究竟何者更契合中國的實際呢。應當說，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化是更為適宜的制度選擇。其理由大概有二：

其一，采成文法體例的國家均將那些關乎基本經濟結構，涉及生產關系根本體制的權利類型界定為物權，而將其他的權利類型界定為債權。就目前我國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而言，其行使的好與壞直接關系著我國廣大農村的社會穩定，深刻地影響到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一種重要的物權類型加以確立是十分必要的。

其二，就目前農村的實際情況看，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來自于行政權對于承包經營權的隨意侵奪。作為強勢主體一方的發包方擅自撕毀合同，致使作為承包方的農民蒙受慘重的損失。為了更充分地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承包方的合法權益，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物權化、賦予權利人足夠的救濟途徑無疑是一項極為有效的舉措。

以上分析表明，將我國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依法確定為物權性質的權利是非常必要的。我國目前有關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立法也正是循著這一思路展開的。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９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專門法的形式從總則、家庭承包、其他形式的承包、爭議的解決和法律責任、附則等五個方面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給予了物權性質的保護。我國正在起草的物權法（專家建議稿）中也在“用益物權”一章中單列“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一個獨立部分加以規范，用較大篇幅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諸多方面的內容作了詳細說明。由農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權法（專家建議稿）的內容，并結合物權法理，可將我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化概括為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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