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西歐的政教之爭摘要：政教矛盾和沖突貫穿了整個西歐中世紀，對西歐歷史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對于教會權與王權之間的這場尖銳復雜、曠日持久的斗爭，本文試從中古西歐歷史入手，分三個階段來分析，以期能了解兩者之間的此消彼長的關系和對西歐歷史發展的影響。關鍵詞：中世紀西歐教權王權歐洲自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至公元1500年的一千年間被稱為中世紀，這個時期歷來被認為是歐洲最為黑暗的時期?！爸惺兰o是從粗野的原始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律一掃而光，一邊從頭做起。它從沒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來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殘破不全而且失掉的文明城市”。⑤卷七，p400“公元5世紀，“蠻族”日耳曼人的入侵，打破了舊日羅馬帝國的社會秩序，分割了西歐，歷史出現了倒退。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西歐出現了一個斷層時期，殘存的古典文化大多隱藏在修道院里?；浇淘谶@個雜亂無章的世界中成為一片文明的綠洲，它理所當然地擔負起尋覓一條恢復秩序及文明教化的艱辛道路的責任。蠻族應處于“英雄時代”無力承擔此任，必須在教會的指引下建立國家。因而教會在幫助蠻族建國、治國及擴張過程中與世俗政權結成一種密切相連的二元關系。教會權力系統與世俗權力系統并存的權力二元化結構，是西歐封建社會的一大特征。教會攝取了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權”。⑥西歐的封建制度便是在這一背景下，由日爾曼、羅馬和基督教三種因素互相融合，從羅馬滅亡后的廢墟上產生、發展起來的。騎士制度同樣也產生于中世紀的歐洲，是歐洲在封建化的過程中逐步產生、確立起來的封建附庸制度。中世紀的歐洲國家是一種松懈的領土集合體。在西歐社會的歷史中基督教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基督教起源于羅馬帝國，它的發展盛期在中世紀，這是西歐封建經濟和政治的條件所決定的。基督教在中世紀逐漸取得統治地位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天主教有嚴密、完善的組織，教會靠此分享西歐政權。9世紀的歐洲實現了基督教化，教會遍及城鄉?；浇虝勒帐浪追饨ǖ燃壗⒘伺c之相適應的教階制度。教會的組織規模龐大，職能齊備。羅馬教皇是教會的最高首腦，這一職位從有影響的樞機主教中選出，終身任職。以下是由羅馬教皇直接任命的最高級主教即樞機主教，他們與各國政界要人有微妙關系。再下有宗主教、都主教、一般主教等。教皇常向各國派出訓練有素的傳教士、間諜、密探或代理人，他們或為政治顧問，或為重要官員，參與國家政治決策，左右各國政治。教會自成一體的組織系統與社區的政治權力為教權極盛奠定了組織與政治基礎。第二，教會取得了遍及西歐的土地，是西歐封建社會最大的封建領主，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由于世俗封建主的依賴，教會不斷得到國王和官員的封賜，加上信徒的捐贈，對異端份子產業的吞并與開墾無主荒地，教會取得了巨額地產。此外教會還利用各種非法手段掠取土地。12世紀末，羅馬教廷的年收入比西歐任何一國的年收入要高得多，這為教權極盛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第三，教會積極參與立法、司法活動，享有司法特權。自從法王克洛維皈依基督教以后，即給予蘭斯大教堂“豁免權”，教堂可以不受世俗官員的干涉，即使有犯罪分子潛入，官兵也不能追捕。后來這項特權擴展到別的教堂。教會也擁有一批著名的法學家，他們被邀請參加世俗法律建設工作。后來又出現了教會法庭。至13世紀，教會法庭凌駕于國王法庭之上。第四，教會擁有軍事力量，掌握軍事大權。和世俗領主組織私人護衛一樣，教會也組織僧兵。教會上層人士活躍于軍旅，或當軍事顧問，或當軍事指揮官，本篤會在這方面表現尤為突出。教會組織十字軍騎士團、教會騎士團、神廟騎士團等，頻繁奉命討伐種種“異端,”幫助世俗領主鎮壓農民起義、市民暴動和民族運動。僧侶在軍事活動的地位是教會權力表現出暴力與專制的性質。第五，壟斷教育文化事業，控制人們的思想，是教權極盛的思想基礎。中世紀初期，經過蠻族的打擊，古典文明不復存在，僅神職人員掌握著知識，加上蠻族在治國過程中對教會的依賴，僧侶們獲得了知識教育的壟斷地位”。⑥在西歐中世紀的歷史中，政教矛盾一直存在，政權與教權一直是此消彼長，處于激烈的斗爭中。開始，羅馬教皇和神職人員總是從屬于世俗的君主或領主的。但到十一世紀末，其地位大大改觀。教會利用世俗封建主的相互格斗和廝拼而有力的增強了經濟和政治力量，希求確立對整個歐洲的統治。不過世俗的皇帝和君主們是不甘心充當教會走卒的。他們對教會的支持與合作，說到底，無非是個利用。所以，一旦他們感到教會勢力對自己構成威脅的時候，便要采取斷然措施相抗衡，以至于不惜訴諸武力，總之，在中世紀，教會權（神權）與王權之間的斗爭是尖銳復雜、曠日持久的，二者之間的斗爭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五至八世紀的醞釀期；第二階段是九到十三世紀，教權高漲，與政權形成對壘之勢，期間教權達到顛峰狀態，隨后便開始由勝轉衰；第三階段是隨著君主國家的形成和各國人民民族意識的萌發，王權逐步得到加強，教權節節敗退，王權在這場斗爭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一、醞釀時期中世紀伊始，基督教教會和基督教國家二者，只不過被當作統一社會的兩種基本的職能機構而已，它們只有分工的差別，并無不同社會性質的對立。它們并沒有料到嗣后彼此之間會發生多大的沖突。盡管如此，在某些神職人員的思想理論中，已顯露了夸張神權的苗頭。蓋拉西（492——496年為教皇），是最早提倡教政二元主義的理論家之一，他提出所謂的“雙劍”論。他說，在基督那里，本來是君主、教主合為一體的；但基督深知人的弱點，便在塵世中將這兩種職能分開，將兩把劍一給君主，一給教主，并令他們互相提攜。蓋拉西說：“治理現世有兩大系統，一為教士的神權，一為人主的君權。在‘最后判決’中，就是君主也必須由教主代向天主負責。就此點而論，則這兩種權力中，教士權力的分量較重?！庇终f：“耶穌?基督在規范這兩權各得其所的方法和尊嚴中，又區別彼此的職務……既：為使來世的永生，信教皇帝應需用教士，而教士應用皇法也是為了塵俗事務的緣故。”⑴由以上可以看出，在中古初期，神權開始覬覦世俗權力，并為以后染指世俗權力尋求理論上的依據。在公元六七世紀時，羅馬主教趁拜占廷皇帝對意大利的控制削弱之機，首先統治了羅馬，繼之又在意大利中部占據了大片土地，在格列高一世（590——604年）任羅馬主教時，對西歐教會開始有了較強的影響，此后羅馬主教逐漸獨占了教皇的名號。在751年，教皇與西歐新興封建主法蘭克國王結盟，支持法蘭克王丕平篡奪王位后，后者在754年戰勝意大利北部倫巴德人時，強迫倫巴德人把侵占的意大利中部的一片領土交給教皇，教皇從756年起，在這片領地上形成了一個世俗國家，俗稱“教皇國”。這樣，教皇在宗教權力之外，又獲得了相當大的世俗權力，這為蓋拉西“雙劍論”的推行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為以后神權與王權的斗爭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力量。二、教權與王權的對壘隨著十一世紀歐洲經濟的增長，教會的經濟力量越來越大，逐漸想擺脫世俗政權的控制，表現為這個時期興起的教會內部的改革運動一一克呂尼運動。改革的內容主要是恢復和執行傳統的僧侶生活，通過贈予土地和莊園，使修道院獲得一定的自治權。這種自治權逐漸演變成不受任何教俗貴族的控制，甚至可以擺脫教皇宗主權的局面。改革者要求嚴格教會管理，反對世俗政權對教會的操縱?？藚文岣母镞\動規模不斷擴大，最后形成大規模的教會改革運動?？藚文徇\動加強了教會的組織力量，最后由改革者與教廷建立起聯系，而打破了數世紀以來，政教之間雖有矛盾，但相安無事的局面。在修道院改革運動的影響之下，教會改革又開始了。羅馬教會改革是在德意志皇權的推動下開始的，在改革運動初期，起主導作用的是德意志國王。1049年，利奧九世上臺掀開了羅馬教會改革的新篇章。在改革過程中，羅馬教廷的改革派與羅馬貴族展開激烈的斗爭，目的是為了徹底擺脫羅馬貴族的控制和禁止他們對教廷事務的干預，其中表現突出的就是反對買賣圣職的斗爭。在斗爭的過程中強調教會的任何職務都不能由世俗領主授予，甚至不能由國王或皇帝授予，買賣圣職是一種罪過，所以他們嚴厲批判買賣圣職者。在羅馬教會改革過程中，塑造羅馬教皇權威是一個重要內容。利奧九世周游各國努力與下層建立直接聯系，這些大大增強了教皇權利的世界性。隨著修道院改革和教會改革運動的展開，教會世俗權力不斷擴大，教皇、大主教和修道院院長享受著各種經濟特權。經濟地位的提升增強了他們對政治權力的渴望。教皇逐漸有了自己的封臣，有了一定的軍事力量，使其具有一個諸侯國君主的性質。①3150長期以來加劇了教權與王權之間的矛盾，最終引起了主教授職權之爭。在主教授職權之爭這一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時件就是卡羅莎事件。1073年，克呂尼修道院修士希爾得布蘭德當選為教皇，即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由此開始了與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分庭抗禮。1077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趁德國國內局勢未穩之際，命令亨利四世放棄任命德國境內各教會主教的權利，宣布教皇的地位高于一切世俗政權，甚至可以罷免皇帝。對此亨利四世召集德意志主教會議，宣布廢黜教皇，并與之相對抗。國王亨利四世與教皇爭權奪利，斗爭日益激烈，發展到勢不兩立的地步。亨利四世想擺脫羅馬教廷的控制，教皇則想把亨利所有的自主權都剝奪殆盡。于是格里高利七世發布敕令，廢黜德皇亨利四世，革除其教籍，解除臣民對他的孝忠誓約。與此同時，德國國內以公爵魯道夫為首鬧獨立的一些諸侯宣稱，倘若亨利四世不能得到教皇的寬恕，他們將不承認他的君主地位。教皇不僅要德國人反對亨利，也在其他國家掀起了反亨利浪潮。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亨利四世被迫妥協。他再也無法顧及自己高貴的國王身份，1077年一月，他冒著嚴寒，翻山越嶺，千里迢迢前往羅馬，演出了一場“負荊請罪”。格里高利故意不予理睬，在亨利到達之前去了遠離羅馬，意大利北部的卡羅莎行宮。亨利沒有辦法，只好又前往卡羅莎拜見教皇。教皇緊閉城堡大門，不讓亨利進來。為了保住皇帝寶座，亨利忍辱站在城堡門前求饒。當時大雪紛飛，天寒地凍，身為帝王之尊的亨利帶著自己的孩子赤足披氈，一直在雪里站了三天三夜，教皇才開門相迎，饒恕了他。亨利恢復教籍，保住帝位，返回德國后，集中精力整治內部，平息了諸侯反對派，曾一度韋繼他王位的內部反抗勢力逐一告滅。1080年，亨利四世立即揮戈南下，將矛頭直指意大利，準備以武力血洗“卡諾莎之辱”。1084年德皇大軍攻陷羅馬，格列高利七世匆忙出逃。次年，格列高利七世在孤獨中克死意大利南部的薩萊諾?？ㄖZ莎事件是教權與皇權矛盾激化的一個表現，同時它也充分證明經過改革后的羅馬教會已經完全擺脫了世俗君權的控制，成為能與之相抗衡的教會君主。導致教皇與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發生沖突的直接原因是，教會要擺脫世俗政權的控制，但是我們認為更為重要的是，皇帝和教皇政策中的“世界主義”傾向，即雙方都想確立對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統治。教皇認為自己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領袖，理應控制和指導世俗君主，教皇以開除教籍和褫奪教權為武器，來操縱世俗政權，實現其帝國野心。而神圣羅馬帝國皇帝也四處干涉，以俗界領袖自居。雙方斗爭的焦點是主教敘任權和對意大利的控制權。這兩點對教皇和皇帝推行他們的“世界帝國”政策至關重要。首先，教皇視主教敘任權為擺脫世俗政權、培植教廷的馴服仆從的工具，皇帝則一向通過任命主教來控制教會，并把自己控制的教會看作是帝國的重要支柱；其次，教皇要通過控制意大利來捍衛羅馬，皇帝則想通過控制意大利來壯大自己的力量?！案窭锔呃呤乐螅_馬教廷推薦法國籍的紅衣主教奧斯提亞的奧托為教皇，稱為烏二班二世。他是繼格里高利七世后又一個堅定地改革派。為了進一步實施教會國家的神權政治，1096年春，發動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證明教皇是基督徒公認的教會君主，提高了羅馬教皇在歐洲社會中的地位和威望。在烏爾班二世時期，德意志王權仍然是羅馬教會擴大教權的主要障礙?！雹?196亨利四世的繼任者堅持享有圣職授職權，并要求教皇為其實施皇帝加冕禮。當時教皇中的帕薩里斯為解決授職權之爭對德意志國王采取的妥協態度引起了羅馬教廷改革的激進派的反對。雙方矛盾激化，最終在1122年雙方簽訂了沃爾姆斯協定。它否定了德意志皇帝的主教授職權，動搖了皇權的支柱，削弱了皇權，為羅馬教皇加強皇權提供重要的歷史條件。教皇格里戈利七世與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開始的爭奪主教敘任權的斗爭，最終以皇帝亨利五世（1106——1125年）與教皇簽訂妥協的《沃姆斯宗教協定》（1122年）而告終。按照協定，皇帝放棄主教敘任權，主教由教士選舉產生，但皇帝有權出席選舉，并在有爭議時作出最后的決定，教皇則將授予新主教權標，以象征領地和行政權力的重要特權讓與皇帝。從表面上看，教會是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一一廢止世俗君主的主教敘任權，但實際上皇帝對教會仍有較大的控制權。教皇要控制整個基督世界的企圖尚未實現，因此，從十二世紀后期起，教皇又與皇帝為爭奪意大利的控制權展開了更加激烈的斗爭。結果，皇帝菲特烈一世于1176年林雅諾慘敗，而幾乎放棄了在意大利的一切要求，教皇權威終于在教皇英諾森三世（1198——1216年）達到了極盛。英諾森三世在中部意大利建立教皇國以拱衛羅馬；他任命皇帝，英國向他屈服，法國與他結盟；他鎮壓了南法阿爾比異端，提倡新僧團的福音等等。而且在那個時代，任何不符合神學正統的思想學說，都被斥責為“異端”而受到禁止和迫害。總之，那時“基督教使西歐封建社會各個方面都染上了宗教色彩。”中世紀以來，德意志王權和皇權與羅馬教會聯系非常緊密。1211年，英諾森三世為弗里德里希二世加冕，使得意志王權依附于教權。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不甘心受制于教皇，他企圖在歐洲建立一個世界帝國的政策。為了擴大統治中心，弗里德里希二世在意大利推行城市政策，控制德、意往來。這樣的城市政策引起了倫巴底城市同盟的堅決反對與斗爭?！?237年，德皇與倫巴底城市同盟斗爭，把意大利一些城市推到了教皇一邊，致使教權與皇權斗爭更加復雜?！雹貾294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擴張政策使得他無暇顧及本土，為了防止后顧之憂，他對國內采取安撫政策，贏得了諸侯的支持。安定好后院之后，弗里德里希二世繼續在意大利推行建立世界帝國的政策，這一政策的推行削弱了的意志王權，使其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各教俗封建主互相爭奪、吞并，導致霍亨斯陶芬王朝統治結束。德意志皇權的崩潰，結束了持續2個世紀的皇權與教權的斗爭。然而教權卻逐漸從頂峰衰落下來，這是封建制度發展的必然結果。三、王權加強教權衰退從十二世紀起，西歐城市發展迅速，商品經濟繁榮。在商貿活動的刺激之下，西歐經濟開始朝著商品貨幣經濟的方向發展。在商品經濟中，個體生產占絕大部分，個體生產使得人的自我意識逐漸加強，傳統的宗教觀念逐漸在人們心中淡薄，人們的宗教意識中增添了許多理性的自我宗教意識。在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城市運動不斷興起。市民階層在城市運動中興起，雖然他們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但是政治地位卻是非常的低。為了維護自身的經濟、政治地位，他們與封建特權進行斗爭。同時，他們也反對教會的專制獨裁統治，并在主教城市率先展開爭取自由的斗爭。為了反對主教控制城市的統治權，城市市民從自身經濟利益考慮，站在了國王這一邊。具體事例就是1073年沃爾姆斯的市民驅逐了在政教斗爭中羅馬教皇的大主教，打開城門迎接德皇亨利四世。接著1074年，1077年，1101年先后發生城市市民驅逐大主教事件。所以在整個西歐城市自治斗爭中，城市市民依靠世俗王權成了顯著特征。羅馬教會不斷在城市推行“教權之上”的思想遭到了市民的強烈抵制。他們發對教會和修道院的腐化，反對他們積累財富、濫用特權。在整個城市運動中，法國勒曼的修士亨利和保加利亞的修士包格米勒為城市市民斗爭做出來突出貢獻。異端運動抵制了羅馬教廷推行“教權至上”的思想。異端運動遭到了羅馬教會教權的殘酷鎮壓，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諾森三世任教皇期間組織十字軍進行鎮壓。羅馬教會對異端運動實行殘酷鎮壓非但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反而刺激了異端運動更加深入。羅馬的教會權威遭到了否定。隨著城市運動的發展，城市市民階層不斷爭取政治上的自治權。“在英國和法國先后成立的三級會議中，市民雖然被列為第三等級，但是他們所起的作用不久卻居于第一?！雹貾332封建特權和基督教會特權都受到了限制。隨著羅馬法的不斷研究和發現，法、英、德先后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導致羅馬的教會法失去了世界性的權威。到十四世紀西歐就出現了資本主義的最初萌芽。經濟的迅猛發展，迫切需要消除封建割據，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就是加強王權，統一國家。另外，在皇帝和教皇的爭霸過程中，教皇插手世俗事務，削弱了教皇作為西歐精神領袖的地位，日益等同于一個世俗君主。為適應插手世俗事務的需要，在教會管理上，教廷被迫借助于世俗的方式，尤其是一整套稅收和財政體系。并且，既然教廷沒有一個教會稅收體系，因而教廷不得不像世俗國家那樣，運用它的司法權力作為一項稅收來源，這就必然造成對世俗法權的干涉。教廷的世俗化，它對各國教會的控制、對國家司法的干涉，以及它苛重的稅收，都必然加深教皇與普通基督教徒之間的鴻溝，引起西歐各國王權的不滿，所以只有徹底擺脫教皇的控制，西歐國家才會得到真正的發展。從十二世紀起，西歐各國國王便以宗教宗主權為武器來加強王權。所以西歐王權加強的每一步都伴隨著與教皇的斗爭。王權逐步加強教權節節失利，這個過程在法國的歷史中可以清晰的看出來。在路易九世時期（1226——1230年），國王實行司法、貨幣和軍事改革，促進了經濟統一與中央政府權力的加強。到腓力四世時期（1285——1314年），王權繼續加強。腓力四世為奪取附屬的城市伊蘭得爾，推行戰爭政策，經常感到財政困難，他便向法國教士征收捐稅，下令對教會財產征收20%的所得稅，遭到教皇卜尼法八世的反對，并發出教俗敕諭，宣布未經教皇同意，教士不得向國王交納所得稅，政教矛盾再次激化。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政教斗爭激烈時死去，新教皇克力門五世是在法國國王直接壓力下當選的。教廷從這時候遷到了法國阿維農城，總共住了七十年（1308——1378年），史稱“阿維農之囚”。腓力四世繼續和教皇作斗爭，于1307年沒收神廟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