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單元

明清中國版圖的奠定

與面臨的挑戰課標要求通過了解明清時期統一全國和經略邊疆的相關舉措，知道南海諸島、臺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屬島嶼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認識這一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版圖奠定的重要意義；通過了解明清時期封建專制的發展、世界的變化對中國的影響，認識中國社會面臨的危機。第12課從明朝建立到清軍入關

一、明朝政治制度的變化二、海上交通與沿海形勢三、內陸邊疆和明清易代第13課清朝前中期的鼎盛與危機

一、康雍乾時期的君主專制二、疆域的奠定

三、統治危機的初顯

明清專制主義的發展和影響課標要求

通過了解明清時期統一全國和經略邊疆的相關舉措，知道南海諸島、臺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屬島嶼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認識這一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版圖奠定的重要意義；通過了解明清時期封建專制的發展、世界的變化對中國的影響，認識中國社會面臨的危機。第12課從明朝建立到清軍入關一、明朝政治制度的變化

二、海上交通與沿海形勢三、內陸邊疆和明清易代第13課清朝前中期的鼎盛與危機一、康雍乾時期的君主專制

二、疆域的奠定

三、統治危機的初顯

了解明清兩代經略邊疆的相關舉措，理解統一多民族國家版圖的奠定及意義政治上明確歸屬、納入行政區劃；軍事上疆域穩定、邊防鞏固；經濟上內地與邊疆相需相靠、聯為一體；民族關系上融洽相處、相互認同。課標要求了解明清時期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的重要變化。

第14課明至清中葉的經濟與文化

一、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局限

二、思想領域的變化

三、小說與戲曲

四、科技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思想文化領域出現的新變化第12課從明朝建立到清軍入關

第13課清朝前中期的鼎盛與危機

第14課明至清中葉的經濟與文化

第12課從明朝建立到清軍入關一、明朝政治制度的變化1.元末農民戰爭和明朝建立

2.中樞權力機構的變化

3.宦官專權

二、海上交通與沿海形勢1.鄭和下西洋

2.戚繼光平定倭寇

3.西方殖民勢力東來

三、內陸邊疆1.明朝與蒙古族的關系

2.藏族和西藏地區

3.女真族和東北邊疆

四、明清易代1.明末農民戰爭

2.清朝確立對全國的統治

目錄頁廟號年號在位時間重大歷史事件太祖洪武1368-1398明朝建立；廢丞相惠宗建文1398-1402成祖永樂1402-1424設內閣；鄭和下西洋；親征蒙古；設奴兒干都司仁宗洪熙1424-1425宣宗宣德1425-1435英宗正統/天順1435-1449/1457-1464土木之變代宗景泰1449-1457憲宗成化1464-1487孝宗弘治1487-1505武宗正德1505-1521王陽明心學世宗嘉靖1521-1566倭患嚴重；葡占澳門；本草綱目穆宗隆慶1567-1572俺答封貢；隆慶開關神宗萬歷1572-1620援朝抗倭；賦役征銀；西學東漸；農政全書；滿族興起光宗泰昌1620熹宗天啟1621-1627農民起義思宗崇禎1627-1644荷西爭臺；天工開物朱元璋朱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元無名氏《醉太平小令》元末農民起義與明朝的建立中書省吏戶禮兵刑工皇帝

[胡惟庸]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明史》卷三零八明初中樞機構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并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以后子孫做皇帝時，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實時核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皇明祖訓》吏戶禮兵刑工皇帝廢丞相內閣吏戶禮兵刑工皇帝設內閣據統計，在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共8天的時間內，內外諸司奏札多達1660件，共3391件事情。平均每天要處理208件奏章、424件事。時期議政機構發展太祖十三年（1380）春、夏、秋、冬四輔官“協贊參事”。十四年（1381）翰林官兼平駁諸司平章事。十五年（1382）殿閣大學士備顧問：“大率咨詢道理，商榷政務，評騭經史，而使之援據古今以對”。成祖創立內閣制度，翰林官輔政制度化、得以“預機務”：“天下事朕與若等共計之，非若六卿只分理也。”（成祖語）宣宗地位提高、執掌明確：一是“獻替可否”（議興議革），二是“奉陳規誨”（輔弼君德），三是“點檢題奏，票擬批答”。神宗“部權盡歸內閣”。設內閣

祖宗設立閣臣不過文學侍從，而其重亦止票擬。其委任權力，與前代宰相絕不相同。——《明神宗實錄》卷五一一（宰相）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即必須擁有議政權和必須擁有監督百官執行權。——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明朝宦官專權不是君權削弱的體現，而是君主專制強化的特殊形態。通政司

司禮監

皇

帝

司禮監

內閣

司禮監

皇帝

司禮監

內閣票擬批紅代批紅宦官專權

人主不親政事，故事權下移，長君在御，尚以票擬歸內閣，至荒主童昏，則地近者權益專，而閣臣亦聽命矣。——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三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首先，皇帝總攬大權，為提高治事效率，需要身邊有貼近的輔佐；身份不高的近臣因接近皇帝、掌管機密、參與決策而逐漸獲取大權，“外化”為朝廷重臣；而當其“外化”之后，帝王便會賦予新的近臣以權力，同時產生再度“外化”的可能。如此層層剝離，中樞權力圍繞著專制君權，由內及外不斷轉移。其次，中樞機構變化的走勢，是由皇帝與官僚機構、官僚隊伍的矛盾決定的：皇帝一方面要設置得力的辦事機構，需要賦予它權力；一方面擔心掌握權力的大臣權勢日高，威脅到皇權，因此要另設親信機構予以制約。中樞機構權力分立的格局，正是出于相互制衡的考慮。——鄧小南《中國古代史的縱與橫》

明朝自從廢除了丞相制度以后，逐漸演化出這樣一個權力運作流程：凡是重大問題一定要先廷議，然后內閣票擬，皇帝批紅；詔令出紫禁城還要六科審核；六科審核后，交通政使司轉具體行政部門執行；六部同意下發的詔令是復本，正本從內閣到翰林院，準備修歷史。就是這樣一套環環相扣的制度，造就了明朝兩百多年的穩定。——王天有《君與相：明王朝的權力運作》

蠻夷之國有為患于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明太祖實錄》卷68，洪武四年禁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明太祖實錄》卷70，洪武四年（永樂皇帝）沿用了父親的政策，把所有的貿易都看做進貢體系的一部分。中國與海上世界的關系與它同陸上世界的關系，仍然存在著差別。陸上貿易基本是與蒙古人以及邊境上其他民族之間的馬匹交易，馬是中國所需要的。做為交換，中國人提供各種各樣的貨物，最主要的還是茶、絲和紡織品……但是在南方海外，就沒有這種經濟動機。南方提供的東西對中國的經濟沒有什么是至關重要的，大多數商品只能說是異國特產。一些東西，例如胡椒、大米和各種香料是中國所需要的，但需要量不大。中國不依賴于其中的任何一種商品。……所有的貿易都應通過進貢體系開展，這是永樂皇帝的父親的決定，永樂皇帝加強了這一體系而沒有做任何的變動。——王賡武《永樂年間中國的海上世界》諸藩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皆便。——《明太宗實錄》卷12

朝貢貿易，即入貢國家表明臣屬于中國，愿意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將本國或其他國家的奇珍異物以供品的名義進獻給中國皇帝，中國則用絲綢、金銀、瓷器等以“賞賜”的名義回贈。或中國派使臣出訪主動“頒賜”，外國回贈品仍被視為貢品。這種表面上的外交往來，實質上是官方的易貨貿易，長期成為中國官方貿易的主要方式。為體現明王朝天朝上國的氣度，明朝實行“厚往薄來”的原則，對“朝貢”的國家回贈品要大大超過“貢品”的價值。

——《中國對外貿易史》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明史·鄭和傳》

明成祖還加強對南海諸島包括西沙、東沙、中沙和南沙諸群島的經營和管理。我國很早就對這些島嶼進行勘查和經營。鄭和率領龐大的艦隊下西洋，都對所經的南海島嶼進行反復的勘查，并對一些島嶼進行命名。如將西沙群島的西部島群命名為“永樂群島”，將南沙群島中較大的一個島嶼命名為“景弘（鄭和副使王景弘）島”

，另一個島嶼命名為“馬歡（鄭和譯員馬歡）島”……這些命名，是明朝在那里行使主權、進行管理的有力證據。——陳梧桐彭勇《明史十講》他的七次下西洋，不但使明朝的中國人對南海的情況有了更多更真實的了解，這對有志于海外移殖的人幫助很多，給了他們極大的鼓勵與保障，也奠定日后我國華僑在南洋經商、開墾的基礎。——陳捷先《明清史》

鄭和船隊大規模的訪問對那些國家形成了巨大的文明沖擊。一時間，“愿比內郡依華風”，“仰慕中國衣冠禮儀，乞冠帶還國”之類的記載比比皆是。在這股“依華風”的熱潮下，各國紛紛的遣使來華。其中，國王親自率團來訪者就是四國八次。渤泥國王麻那惹加納乃因病客死中國，臨終上表，愿“體魄托葬中華”，對中華禮儀文明傾慕之心，至死無悔。——何芳川《文明視角下的鄭和遠航》永樂八年“詔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軍器，違者以寇論”。——《明史》卷322《日本傳》勘合（貿易憑證）

第一階段：元末明初日本各地大名組織武士、浪人、商人到中國沿海騷擾劫掠。

永樂十七年（1419年），遼東總兵劉江在望海堝大敗倭寇，“自是海上數十年，民各安業”。

第二階段：“嘉靖大倭寇”日本室町幕府名存實亡，大名們支持向外掠奪。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貢使為入貢資格發生爭斗，沿途大掠，殺死明軍將領多人。于是罷市舶，絕日本貢使。

“自魯迨粵，海僵糜沸，江浙受禍尤酷。”嘉靖朝45年間，倭患猛增到628次，占明時期倭患次數的80％。

“倭至揚州……突犯淮安，掠民船四十余艘，旋復入寶應，燒毀官民廨舍，掘縣北土壩，泄上河水入，乃駕舟入溯東鄉，由鹽城至廟灣，入海居數日，開洋東遁。”（《嘉靖東南平倭通錄》）

海防政策是明朝政府面對海疆危機作出的最初反應，因為海疆危機對王朝的穩定和安全已構成了威脅。不能不逼使其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加以應對。過去的研究偏重于認為明朝海禁政策是中國海洋發展收縮的開始，較宋元時期是一個極大的退步，殊不知宋元時期我們的王朝并沒有遭遇海洋安全的威脅。明朝的海禁政策實際上是從維護海洋安全的角度出發的。這一海洋安全威脅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中包括航海技術的進步、世界經濟從分散走向整體的進程等因素。——摘編自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與中國社會發展》實行海禁、閉關的可能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實行海禁、閉關的必要性來自海上的威脅：明朝的倭寇；明末清初的抗清力量；西方殖民勢力的東來；其選編之法，凡城居者不用，嘗敗于敵者不用，服從官府者不用。得四千余人，其前紹兵弊習一切反之。遂以成軍練之，期月皆入彀，再易月而偏部中法，無不以一當百也。——《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一倭賊勇而憨，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王世貞《倭志》嘉靖末，東南沿海，“倭患始息”（《明史紀事本末》卷55）。

戚繼光在魯、浙、閩、粵的抗倭，具有歷史的正義性與民族性。或言史載“真倭十之三，從倭十之七”，以此認為這是一場國內戰爭。是為不然。其一，上述《明史·日本傳》引文前有地域限制，即太湖以北地區。其二，上述引文前有“大抵”二字，僅概略言之。其三，真倭為主，所俘大隅島主之弟辛五郎等現首京師，蔣洲在倭中諭山口、豐后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鎮放還被掠人口而具方物入貢，即是例證。其四，漢人為從，所掠人口，“男則導行、戰則令先驅”，當然也有甘心助紂為虐者。其五，擄掠子女送回日本，即“以所掠象、奉、泰、寧子女，附舟于巢，髡首跣足，定擬次年歸國”（《戚少保年譜耆編》）。所以，解民于倒懸、救民于水火的抗倭戰爭，其性質是一場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反抗早期外來侵略的正義戰爭。戚繼光在這場長達十五年的御倭斗爭中，鑄成為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閻崇年《論戚繼光》

嘉靖年間，在倭寇隊伍中起主導的決定作用的是“真倭”，即與日本國王、大名有密切聯系的商人、浪人和武士，他們依靠武力……危害中國人民的性命財產，破壞了中國社會的安寧和生產的發展，其性質是外族對中國的一場掠奪性戰爭。中國海盜和“小民”的卷入，并沒有改變倭患的性質。因為中國海盜在投靠倭寇之后，命運掌控在倭寇手里，只是充當幫兇和工具而已，起到為虎作倀的作用。——彭勇《明史》第三階段：抗倭援朝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兩年后發動對朝鮮半島的侵略戰爭，即壬辰倭亂。戰爭延續了7年（1592-1599），豐臣秀吉死后戰爭終結。時間事件1517正德十二年葡萄牙到達廣東屯門島（深圳東），建筑堡壘。1521正德十六年明軍驅逐葡萄牙殖民者，收復屯門島。1523嘉靖二年明軍在廣東新會海面擊敗葡萄牙艦船。1553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借口商船遭遇暴風，請求在澳門晾曬貨物。葡萄牙賄賂明朝海道副使汪柏得入據澳門。初搭棚棲息，后筑室居住，聚眾至萬余人，后在青州建立大教堂。1605萬歷三十三年葡萄牙借口防御荷蘭人進攻，在澳門建筑城墻和炮臺工事。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闌入，外不許一倭闌入，無啟釁，無馳防，相安無患之為愈也。——1614年兩廣總督張鳴岡上疏，《明史》卷325《佛郎機傳》明朝政府從未正式將澳門租借給葡萄牙人，故中國一直對澳門行使著主權與治權。萬歷四十二年(1614)，明廷制定了“海道禁約”，在香山縣刻石立碑，內列禁蓄養倭奴，禁買人口，禁船騙餉(舶稅)，禁接買私貨，禁擅自興作房屋亭舍，如有違犯，即行治罪。三年后，在澳門附近的雍陌設參將，領兵千人扎營駐守。天啟元年(1621)，明朝毀掉了葡萄牙人所筑的青州城。

西方殖民者東來萬歷四十七年（1619），荷蘭人進攻澳門失敗，搶占澎湖；天啟四年（1624），福建巡撫南居益派舟師進攻澎湖，荷蘭人全部撤出。隨后在臺南登島，修建安平城(荷名熱蘭遮城)、赤嵌城(均在今臺南一帶)，并以此為基地與中國、日本進行貿易；天啟六年（1626），西班牙入侵臺灣北部，侵占了臺灣北部的雞籠(基隆)和淡水；崇禎元年（1628），明廷招撫海盜鄭芝龍，任其為總兵官抵御牽制荷蘭人；崇禎六年（1633），荷蘭人大舉進攻福建沿海，被明軍擊潰；崇禎十五年（1642），荷蘭人打敗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獨占臺灣；康熙元年（1662），鄭成功驅逐了荷蘭侵略者，收復臺灣。方位重大事件政策和影響北方對蒙古的戰與和，“俺答封貢”(隆慶和議)威德兼施，克詰戎兵，懷之以恩；以夷治夷、因俗而治。西藏封授僧俗首領，設置政、軍機構，開設茶馬互市東北設奴兒干都司，后羈縻統治

雖然明朝在廣大邊境地區不設置流官管理，也未曾都進行編戶齊民，但以都司衛所的形式，仍然可以有效控制這些地區。這些地區的官民百姓，對明王朝也保持著高度的文化認同。這些地區仍然是明帝國版圖的一部分。——彭勇《明史》明朝的邊疆治理為清朝中國疆域的最終形成奠定基礎改土歸流設立衛所瓦剌韃靼永樂八年(1410)至永樂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五次親征蒙古，取得部分勝利。明代長城和九邊重鎮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親征瓦剌，大敗于土木堡，明英宗被俘。瓦剌軍隊乘勝進攻北京，被擊退。嘉靖時，韃靼俺答汗最為強盛。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汗軍隊由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希望逼迫明朝擴大“貢市”往來，因蒙古各部“生齒浩繁，事事仰給中國”。關于蒙古與明朝和好前,蒙古牧民的生活狀況，《北狄順義王俺答臣貢表》記載：“衣用全無，氈裘不耐夏熱，段布難得。”《明經世文編》卷317記載：“生鍋破壞，百計補漏用之，不得已，至以皮囊貯水煮肉為食。……每次攻城陷堡，先行擄掠，以得鍋為奇貨。”穆宗隆慶五年(1571)，明與蒙古達成和議。明廷封俺答汗為順義王，其家庭成員和蒙古其他各部首領也受封官職，雙方恢復通貢關系，并在大同、宣化一帶開設互市，史稱“俺答封貢”。俺答封貢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第一，結束了蒙古各部與明朝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三陲晏然，一塵不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明穆宗實錄》卷五九）第二，促進了蒙漢人民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南京的羅緞鋪、蘇杭綢緞鋪、潞州綢鋪、澤州帕鋪、臨清的布帛鋪、絨線鋪、雜貨鋪，各行交易，鋪沿長四、五里許。”（嘉靖《宣府縣志》卷二0）第三，再一次確立了蒙古各部與中央政權的從屬關系，從長遠看對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鞏固有重大意義。如果說后來滿族建立的清朝對我國統一做出了貢獻，那么早在清朝以前，俺答封貢就已經為這一歷史趨勢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清人魏源評價此事說：“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魏源《圣武記》卷一二）——摘編自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明太祖下詔設置烏斯藏和朵甘思兩個都指揮使司；明太祖敕封藏傳佛教各派首領為大國師和國師，利用藏族僧俗貴族進行統治；明成祖時期進一步提高藏傳佛教領袖法王、王等封號，多封眾建、以教固政；明太祖時，在藏區設立多個茶馬互市，開展茶馬貿易；明成祖時，開通自雅州（四川康定）至烏斯藏的驛道，促進與藏區的茶馬貿易和經濟文化交流。

滿族的前身是女真族。女真族在明初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

萬歷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

萬歷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即汗位于赫圖阿拉(遼寧新賓)，定國號為后金。

萬歷四十六年(1618)，發動對明朝的戰爭。

天啟元年(1621)，奪取沈陽，后遷都沈陽，改稱盛京。

天啟六年(1626)，圍攻寧遠(遼寧興城)，努爾哈赤受重傷而死，皇太極繼承汗位。

崇禎八年(1635)，皇太極將族名由“諸申”(女真)改為“滿洲”；次年自稱皇帝，改國號為清，欲進占中原。

1643年，皇太極死，子福臨繼位，年號順治。此時山海關以外都在清的統治之下。明亡后，明將吳三桂引清兵進山海關南下，共同鎮壓農民起義。公元1644年5月，清軍入關，清政權遷至北京，建立了統治全中國的最后一個帝制王朝。順治二年(1645)，清軍攻克南京。南明弘光政權覆滅。康熙元年(1662)，南明永歷政權覆滅。康熙三年(1664)，夔東十三家起義軍被消滅，清朝統治完全確立。第13課清朝前中期的鼎盛與危機一、康雍乾時期的君主專制1.康乾盛世

2.君主專制的加強

二、疆域的奠定1.統一臺灣

2.中俄《尼布楚條約》

3.鞏固北方邊疆

4.穩定西北邊疆5.加強對西藏的管轄

6.清朝的民族政策

7.清朝的疆域

三、統治危機的初顯

1.人口膨脹和矛盾激化

2.西方的侵擾和閉關政策

目錄頁康乾盛世清代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均勵精圖治。政治上，皇權和中央集權加強，社會秩序穩定；經濟上，財政收入在百余年的時間內，一直穩步上升，而國庫也頗為充盈，康雍年間，國庫存銀最少時也有八百萬兩，至乾隆年間情況更好，國庫存銀大體上保持在七八千萬兩；疆域上，經過三帝不斷開拓，陸地面積就有1300多萬平方千米；在文化、民族、對外交往方面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達到了傳統社會新的高峰。這就是為后人所稱道的“康（雍）乾盛世”。——倪玉平《清史：1616—1840》

奏折制度是清朝的開創。康熙中葉，康熙皇帝允許一些親信官員用奏折報告機密事件，派遣專人投送京師，不經過通政使司、內閣，直達皇帝。皇帝的批示，用朱筆寫于奏折上面，發還執行。繞開了如下常規的文書制度：康熙朱批朕體安善，爾不必來。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難之事，可以密折請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寫，但有風聲，關系匪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此等奏折，皆本人封達朕前，朕親自覽閱,親筆批發，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無一件假手于人，亦無一人贊襄于側。凡有密奏，密之一字最為切要。臣不密則失身，稍有疏漏，傳播于外，經朕聞知，則貽害于汝非淺，追悔莫及矣。——雍正《朱批諭旨》雍正以后，奏折應用的范圍擴大，許多官員都獲得了使用奏折的權力。奏折逐漸成為清朝最重要的官文書。奏折具有密、速、詳的特點。通過奏折制度，清代皇帝不僅能夠多渠道地了解下情，對官僚機構及官員個人的控制也大為強化。

通過奏折制度，清朝皇帝不僅能夠多渠道地了解下情，同時對官僚機構的控制也大為強化。由于寫折官員都通過奏折與皇帝形成單線聯系，皇帝就可以使不同等級、不同部門的官員進行復雜而秘密的互相監督，自己則從中充分施展權術，或進行“私人”感情籠絡，或挑撥離間令臣下互相猜疑，使得官員們“涕淚如雨，肺肝感振”，反復表白“惟知有皇上，不知其他”。這種效果是以前很難達到的。——張帆《中國古代簡史》

議政王大臣會議始于入關前努爾哈赤首創的八王共議國政制，由滿族宗室王公及八旗高級官員組成。入關前是商議與處理軍國要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入關之初不僅作為中樞機構繼續存在于清中央，而且有所擴充，成員多時達數十人……議處政務包括：軍事作戰對策的籌劃，重大案件的審斷或復審，高級官員的選任與罷黜，律例典章行政制度的訂立與完善，圈地、投充、逃人法的實施，漢藩王的安置及有關事宜的處理，八旗重要事務的商議等幾乎所有重要政務，表明其仍是當時實際議處國家大政的最高權力機構。——張研牛貫杰《清史十五講》

清代沿明制，以內閣為中樞機關，然不設首輔，權力分散。加之入關之初的議政王大臣會議、雍正以后奏折制度的推廣和軍機處的設立，均分割了內閣的權力。盡管如此，內閣并未被取代和取消，大量繁雜的例行公事仍由內閣辦理。經過內閣的題本量相當大，一年“多至六七千道”……正因為如此，雍正后才增設協辦大學士，以保證內閣人手，發揮其應盡的職能……據說乾隆帝通常晚膳后審閱內閣本章，偶爾有誤，有關大學士必遭嚴斥，誰也不敢有絲毫懈怠……清代內閣是法定的國家最高政府機關；清代內閣大學士的品秩，大大高于明代內閣大學士的正五品，而為正一品，位列百官之上。——張研牛貫杰《清史十五講》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無定員，由雍正特旨選任。軍機處只有值房，沒有正式衙門。因此人說軍機處“無公署，無專官”。軍機大臣常侍皇帝左右以備顧問咨詢；參與軍國大政的議論；面聆并按皇帝旨意，撰擬機要文書。軍機處撰擬的上諭涉及核心機要的軍國大事，不經由內閣，由朝廷直接寄出，又稱“廷寄”，交由兵部驛站遞相傳送，極其迅速、機密。軍機處是皇帝私人的秘書班子。——張研牛貫杰《清史十五講》

清朝是滿洲貴族所建，一些漢族知識分子受傳統“夷夏”觀念影響，對此多少有些排斥。一部分人不愿入仕清朝，甘愿隱逸山林，以明遺民自居；一部分人雖被迫出仕，但偶爾還是難免在詩文中流露出故國之思；更有一部分人堅決不承認清朝的正統地位，立志反清復明。清政府雖然標榜滿漢一體，對許多漢族知識分子也多加重用，但對于思想控制從不放松。——倪玉平《清史》莊廷鑨《明史》案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奉明朝為正朔，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提及明末建州女真故事，如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并稱之為為“奴酋”，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尚賊”“耿賊”，稱清軍為“建夷”“夷寇”等。最終，《明史》案處死的共70多人，18人凌遲。受株連的有200余人。徐

駿：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

徐

駿：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

徐述夔：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

沈德潛：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恩榮已千日，驅馳只一時，知主多宿憂，能排難者誰”“維民所止”

前期諸帝通過文字獄，打擊威脅皇權的勢力，泯滅了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清思想，士人從此噤若寒蟬，不敢再抨擊黑暗的社會現實，而是埋頭故紙堆，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造成了極其嚴劣的影響。——倪玉平《清史》鄭經：臺灣遠在海外，非中國版圖……若照朝鮮事例，則可。

——江日升《太歪外記》卷六康熙：至于比朝鮮不剃發，不登岸、愿進貢投誠之說，不便允從。朝鮮系從來所有之外國，鄭經乃中國之人。——《明清史料·丁編》康熙：臺灣皆閩人，不得與琉球、高麗相比。

——《清圣祖實錄》卷一零九

若棄其地、遷其人，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倘渡載不盡，竄匿山谷，所謂藉寇兵而赍盜糧也。

且此地原為紅毛所有，乘隙復踞，必竊窺內地，鼓惑人心。重以夾板船之精堅，海外無敵，沿海諸省，斷難安然無虞。至時復勤師遠征，恐未易見效。如僅守澎湖，則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遠隔金門、廈門，豈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

臣思海氛既靖，內地溢設之官兵，盡可陸續汰減，以之分防臺灣、澎湖兩處。臺灣設總兵一、水師副將一、陸營參將二、兵八千；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兵二千。初無添兵增餉之費，已足固守。其總兵、副將、參、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轉升內地。其地正賦雜糧，暫行蠲豁。駐兵現給全餉，三年后開徵濟用，即不盡資內地轉輸。蓋籌天下形勢，必期萬全，臺灣雖在外島，關四省要害，斷不可棄。并繪圖以進。——施瑯《恭陳臺灣棄留疏》到光緒十三年（1887）臺灣建省時大陸移民臺灣及其后裔已有320萬人。雅克薩自衛反擊戰1582年，哥薩克軍洗劫西伯利亞；1644年（順治元年），哥薩克侵略軍來到黑龍江流域，先后入侵喀爾喀蒙古、索倫等部；1660年，清廷基本肅清黑龍江中下游沙俄勢力，但其殘部盤踞在尼布楚，并于1665年重占雅克薩；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都統彭春進攻雅克薩城，俄軍敗；1686年再次包圍雅克薩，俄軍投降。一、以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河，即韃靼語所稱烏倫穆河附近之格爾必齊河為兩國之界。格爾必齊河發源處為外興安嶺，此嶺直達于海，亦為兩國之界……惟界于興安嶺與烏第河之間諸川流及土地應如何分劃，今尚未決，此事須待兩國使臣各歸本國，詳細查明之后，或遣專使，或用文牘，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亦為兩國之界……二、俄人在雅克薩所建城障，應即盡行除毀。俄民之居此者，應悉帶其物用，盡數遷入俄境。三、此約訂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罷論。自兩國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納，并應械系遣還。四、現在俄民之在中國或華民之在俄國者，悉聽如舊。五、自和約已定之日起，凡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來往，并許其貿易互市。六、和好已定，兩國永敦睦誼，自來邊境一切爭執永予廢除，倘各嚴守約章，爭端無自而起。瓦剌韃靼厄魯特喀爾喀分支地域部別與清朝關系漠南蒙古大體上同今內蒙古相合察哈爾、科爾沁、土默特、鄂爾多斯等部崇德元年（1636），漠南16部49貝勒在沈陽奉皇太極為“博克達徹辰汗”（寬溫仁圣皇帝），臣服清朝。清對其封爵并與之聯姻。漠北蒙古大體為今蒙古國地域喀爾喀部，后分為土謝圖汗、札薩克圖汗和車臣汗三部崇德三年（1639），喀爾喀遣使約定“九白之貢”，象征性建立臣屬關系。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親自主持多倫諾爾(河北承德)會盟，在喀爾喀蒙古部劃旗、頒布法律，明確由清廷對漠北實行直接管轄。漠西蒙古（瓦剌，衛特拉）活動范圍以今新疆伊犁為中心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等部康熙：三次親征噶爾丹；晚年兩次出兵西藏驅逐準部策妄阿拉布坦的勢力，保證了對西藏的控制。雍正：清軍與準部大戰于和通泊與額爾德尼昭，與準部長期對峙。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南疆回部大小和卓之亂，將天山南北兩路納入版圖。

昔秦興土石之功，修筑長城，我朝施恩于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之長城更為堅固。

——《清圣祖實錄》札薩克（一旗之長）職責：總理旗務，管理屬民；對中央有征戍奉調、遵從軍令，以及會盟、進貢、朝覲之責。

盟長職責：在理藩院允準下，組織會盟事宜；調查各旗牧地之境界等，發生賊盜命案時札薩克報盟長審理，后報理藩院定奪；約束所轄札薩克，有擾累屬民者報理藩院，查實后嚴懲；春季閱各旗之兵，令其修理器械，練習騎射等。

(1)順治九年(1652)，清朝冊封五世達賴喇嘛，從此確立了歷代達賴喇嘛都必須經過清朝中央冊封的制度。

(2)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廷冊封五世班禪羅桑益喜為“班禪額爾德尼”，從此正式確立了“班禪額爾德尼”這個稱號以及班禪在西藏的政教地位。

(3)雍正六年(1728)設置“欽差駐藏辦事大臣”，簡稱西藏辦事大臣，后提高職權而全稱為“欽命總理西藏事務大臣”。

(4)乾隆五十六年(1791)，設立“金瓶掣簽”制度。

(5)乾隆五十八年(1793)，《欽定西藏章程》。

《欽定藏內善后章程》圍繞三個基本點而制定：第一，全面制定了西藏地方的主要制度：建立藏軍；對西藏地方官職的設定、征收賦稅、外事等做了具體規定。第二，在肯定達賴喇嘛政治、宗教權力的前提下，對其施加約束:“金瓶掣簽”制度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基本點，是大大提高了駐藏大臣的權力和地位：“一切事權俱歸駐藏大臣管理”。“善后章程”明確規定了西藏是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一個地區，極大加強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理和統治。——摘編自楊學琛《清代民族關系史》

理藩院是管理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事務的機關，其體制同于六部，地位列于工部之后。職官有尚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額外侍郎一人，其下又有屬官若干人。主要官員由滿洲、蒙古人擔任。屬官亦有少數漢軍旗人擔任。理藩院的職務是掌管內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區的蒙、維、藏族事務，諸如政令、爵祿、朝會、刑罰等等。此外，理藩院也掌管一部分外交事務。凡與俄羅斯交涉事宜，皆歸理藩院辦理。清前期在繼承先秦至元、明時期歷代疆土的基礎上“自然凝聚”，又在18世紀末期全球化進程加快、“國際大棋局”日趨復雜的背景之下實現全國統一，鞏固了中國對邊疆地區的主權，其統一范圍和程度超越以往的中原王朝。清前期在“西力東漸”“西學東漸”的特殊背景下，繼承中國歷代王朝開發、拓展的疆土，運用近代國際法與鄰國劃定了部分陸地邊界，以官方全國性地圖和《大清統一志》《大清會典》等典章制度的形式，同樣使1300萬平方公里的疆域具有國內法律的效力，從而明確了當時中國疆域的法律地位。——邢廣程、李大龍《清代國家統一史》清代形勢圖

十七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中葉，即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朝實現全國統一的重要時期。從整個中國古代史來說，是中國作為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的最后階段。清前中期土地人口變化情況年代土地面積（頃）人口（人）每人實得土地（畝）乾隆十八年（1753）78011421386782584.25乾隆三十一年（1766）78071562080957963.75嘉慶十七年（1812）79139393616000002.19道光十三年（1833）74200003989420361.86——復旦大學經濟系人口理論研究室編《人口問題與理論》

清朝平定三藩和收復臺灣后，廢除了海禁政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頒布了開海貿易命令，“無論滿漢人等一體，令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允行”。次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又宣布江蘇松江(今上海)、浙江寧波、福建廈門、廣東廣州為對外貿易港口，并分別設立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中國的海關制度誕生。

康熙頒布實施開海貿易政策反映了這一時期東南沿海人民發展海外貿易的迫切要求；同時也是統治集團內部開海與禁海思想斗爭的結果。

清朝之所以實行閉關政策，從深層次的原因來講，中國當時還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國家，它自己完全可以供給了，一切都靠國內來解決，就不需要發展對外貿易。如果像歐洲一些沿海國家就不一樣，它自己不能自足，它只能生產糧食，沒有別的東西，必須要到別的國家去買。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滿族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它對漢族防范擔心，就是怕漢族跟外國接觸以后，滋生反清的思想、增強了反清的力量。所以它在中外通商關系里，如果發現中國人跟外國人交往就要治罪，治罪最重的是中國人，不是外國人，對中國人就是殺頭，對外國人是圈禁，把他關在澳門，關幾個月放走。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中國的地理位置處在東亞的一隅，跟世界聯系較困難，不了解世界發展的大勢，它也不去了解，因為國內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戴逸《清史三百年》外商不得與中國商人直接貿易，也不能直接交稅給海關，而必須經過清朝特許的對外貿易商進行貿易。這些貿易商習稱為十三行，其實并不是十三家，有時可達四五十家。十三行除了負責貿易，也負有管理約束外商的責任，如果外商有任何不守法行為，也由它們負責，因此責任也很重。馬戛爾尼要求簽訂正式條約：

1．允許英國商船在舟山、寧波、天津等處登岸經商。

2．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設洋行買賣貨物。

3．在舟山附近劃一小島給英國商人居住和存放貨物。

4．于廣州附近得到同樣的權利，英國商人自由往來不加禁止。

5．英國貨物自澳門運往廣州者，予以免稅或減稅。

6．英國商船按照中國所定之稅率切實上稅，不額外加征。1.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其浙江寧波、直隸天津等海口，均未設有洋行，爾國船只到彼，亦無從銷賣貨物。況該處并無通事，不能諳曉爾國語言，諸多未便。2.京城為萬方拱極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京城開設貨行之事。3.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4.況西洋各國在廣東貿易多年，獲利豐厚，來者日眾，豈能一一撥給地方分住耶。5.納稅皆有定則，西洋各國均屬相同，此時既不能因爾國船只較多，徵收稍有溢額，亦不便將爾國上稅之例獨為減少。惟應照例公平抽收，與別國一體辦理。6.粵海關徵收船料，向有定例。——《清高祖實錄》卷1435第14課明至清中葉的經濟與文化一、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局限

1.農業的發展

①高產作物的引入

②農副產品的商品化

2.手工業的發展

3.商業的發展

①貨幣白銀化

②區域間的長途販運貿易

③地域性的商人群體

④工商業市鎮的繁榮二、思想領域的變化

1.王陽明心學

2.李贄的異端思想

3.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三、小說與戲曲四、科技目錄頁新引進和傳播的外來作物如甘薯、玉米、土豆、花生等具有耐干旱的特點，不需要很好的水土條件，這使地形崎嶇和干旱貧瘠的土地得到了利用。居民倍增?，稻谷不給?，則于山上種苞谷、洋芋或厥薯之類?，深山幽谷?開辟無遺。——同治《建始縣志》一畝收數十石，一也；色白味甘，于諸土種中，特為敻絕，二也；益人與薯蕷同功，三也；遍地傳生，剪莖作種，今歲一莖，次年便可種數百畝，四也；枝葉附地，隨節作根，風雨不能損，五也；可當米谷，兇歲不能災，六也；可充籩實，七也；可以釀酒，八也；干久收藏屑之，旋作餅餌，勝用餳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少而利多，易于灌溉，十一也；春夏下種，初冬收入，枝葉極盛，草穢不容，其間但須壅土，勿用耘鋤，無妨農耕，十二也；根在深土，食苗至盡，尚能復生，蟲蝗無所奈何，十三也。——徐光啟《農政全書》高產不擇地易種植纖維作物染料作物園藝作物油料作物糖料作物嗜好作物棉

麻

桑

紅花

紫革

梔子茜草

地黃各種菜蔬

各種瓜類各種豆類等油菜

花生芝麻荏大麻等甘蔗

茶葉

煙草檳榔

罌粟明清時期主要經濟作物嘉（定）土沙瘠，宜木棉，不宜禾（水稻），而禾與木棉必相間種植，一年種稻，方可三年種棉。——萬歷《嘉定縣志》春作悉以栽（棉）花為本業。（棉）花財入筐，即為商賈所販。——康熙《嘉定縣志》

地產木棉花甚少，而紡之為紗，織之為布者，家戶習為恒業，不止村落，雖城中亦然。往往商賈從旁郡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紡織所成或紗或布，侵晨入市，易木棉以歸，仍治而紡之。明旦復持以易，無頃刻閑。紡者日可得紗四五兩，織者日成布一匹。——天啟《海鹽縣圖經》

明清時期商品生產的發展，首先是農產品的商品化，而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又是農產品商品化的起點。棉花、蠶桑，甘蔗、煙草是主要的經濟作物。經濟作物區糧食缺乏，糧食作物區則糧食自給有余，于是，糧食向經濟作物區運銷而商品化。例如，盛產棉花的江蘇南匯、川沙兩縣的農民所種糧食僅夠吃兩個月，無錫縣“鄉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其余各月均是“搶布貿米以食”。大量的農產品卷入了市場流通領域，從而打破了稻作農本經濟的模式。也就是說，明清時期，一部分農民已經由過去為使用價值生產變為交換價值而生產了。農業生產開始出現了向近代化發展的趨勢。——摘編自彭雨新主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

發展產品加工及副業經營，調節農業忙閑。我國農副產品加工非常廣泛，且有悠久歷史。在產蔗區每年要加工數以萬噸計的蔗糖，為適應不同消費對象的需要，還制成黑片、黃片、赤沙和冰糖等多種類型。這些加工大都利用冬季、初春或夜晚農閑時進行。如臺灣榨糖“大約十二月，正月間始盡興工，至初夏止”。廣東一些地方“每初冬，遍諸村崗壟，皆聞戛糖之聲”。“榨至清明而畢”。內江縣的榨糖業，“入冬轆轤煎煮，晝夜輪更。”在梅產區，則“冬春之際，以落梅醅酒”出賣獲利。松江棉區“農暇之時，所出布匹，日以萬計，……衣食全賴此”。近海地區“大禾田既獲，則以海水淋稈燒鹽。”——王達《我國傳統農業中的多種經營及其歷史經驗》官府資本的絲織工場固然有相當規模，民間絲織工場的規模也逐漸擴大。明清的私營絲織業，大體上已經脫離了家庭副業的性質，而以專業的機戶或機坊為主。機戶或機坊有很多是家庭工場，他們或者自備織機、從事原料生產；也有的缺乏資本，而由經營紗緞莊的賬房提供織機與原料，產品則交給提供資本的賬房。家庭工場之外，雇傭工匠生產的工場也存在著。徐一夔《始豐稿》的《織工對》中所述元明之際杭州的絲織工場不過是“杼機四五具”“工十數人”；明代中葉，杭州已經可以見到擁有織機二十余張的絲織工場。這一類雇傭生產的工場，在明清時代長江中下游的城市與市鎮普遍存在。——梁庚堯《中國社會史》

凡一爐場，環而居者三百家；司爐者二百余人，掘鐵礦者三百余，汲者、燒炭者二百有余，馱者牛二百頭，載者舟五十艘。——屈大鈞《廣東新語》機杼為闔鎮恒產，男婦籍此養育者累累皆是。計其名，有絡絲，有織工，有挽工(拽工)，有牽經，有刷邊，有運經，有扎扣，有接頭，又有接收，有收綢，有看莊。或人兼數事，或專習一業。——嘉慶《濮院瑣志》

唐末至五代時期，白銀進入流通。兩宋時期，白銀在政府收支中的地位日重；民間用銀的習慣也超過前代。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統一的紙幣制度，最初就是以銀為本位的，后來推行紙幣制度，明令禁止民間白銀流通，但實際上白銀還是很普遍使用。明代中期以后，白銀成為主要貨幣。《明史》記載，正統元年(1436)明英宗“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萬歷九年(1581)，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一切賦稅、徭役統一折銀繳納，明朝政府正式承認了白銀的本位貨幣地位。白銀貨幣化，將社會各階層都毫無例外地卷入到市場之中。賦役的貨幣化，使農民必須把收獲的糧食和家庭手工業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或者改種獲利較高的經濟作物，以換取白銀向官府交納。匠戶以銀代役，使工匠獲得獨立經營手工業的條件，促進了民營手工業的快速發展。而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加上役銀攤入地畝的改革，戶籍管理制度的松弛，又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商人的僑寓和定居化以及商品貨幣經濟的繁榮。到明中后期，集市廟會貿易在各地迅速興起，形成地方小市場的網絡。商業發達的市鎮大量涌現……從而形成相當規模的城市市場。由于社會分工的發展，各地自然條件和生活習俗的不同，區域市場也得到一定的發展……隨著交通條件的改善，晉商、徽商等各大商幫的崛起，長途販運貿易的發展，又使國內市場逐漸突破區域性的地方市場向全國性市場發展。國內統一市場由此逐步形成，并通過廣州-澳門-果阿-里斯本、廣州-澳門-長崎、廣州-澳門-馬尼拉-阿卡普爾科和廣州-澳門-東南亞等幾條貿易航線，與世界連接起來，參與世界市場的建構。——摘編自陳梧桐、彭勇《明史十講》國內的長途販運貿易

中國市鎮興起于宋代，發展于明代，繁榮于清代。最發達的是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兩個地區。按市鎮經濟職能來劃分：

第一類，手工業市鎮。這種市鎮以生產一、二種或數種手工業產品著稱。如蘇州府的盛澤鎮、震澤鎮等以絲業市為主。以棉織業為主的手工業市鎮有松江府的楓涇鎮、洙涇鎮等。

第二類，商業性市鎮。這類市鎮主要是農副產品和手工業品的集散地。

正統（明英宗年號）之后，帝王日漸怠政，官僚隊伍漸失進取之心。與政治腐朽相應帶來諸多新的社會問題。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導致傳統農耕經濟加速分化，許多農民流入城鎮，從事商品生產，一批工商業市鎮迅速崛起。與此同時，流民問題成為困擾社會的大問題。加之，明中期以后官方朝貢貿易衰落，私人海外貿易日漸興盛，導致傳統城鄉經濟結構內部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城鎮居鄉違禮越制的現象突出，社會各階層“錙銖共競”，形成了一股拜金逐利、奢侈享樂的社會風氣。程朱理學構建的道德倫理支持下的社會關系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的倫理綱常、禮法秩序受到猛烈的沖擊。急劇變遷的社會現實，使一些學者、文人開始意識到程朱理學無力解決商品貨幣經濟帶來的社會新問題，轉而去尋找新的理論，構建新的意識形態。陽明心學以及隨后興起的各種思潮，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彭勇《明史》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王陽明《大學問》

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并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守仁《傳習錄》

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王守仁《答顧東橋書》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學以去其昏蔽。——王守仁《答陸原靜書》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王守仁《年譜三》

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賅。原是一個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王守仁《傳習錄》

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兇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王守仁《傳習錄》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王守仁《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夫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于孔子者乎？——王守仁《傳習錄》共同點不同點程朱理學1.都認為世界本原是天理2.都提倡仁、禮等封建綱常理在萬物格物致知陸王心學理在內心反省內心（致良知，知行合一）李贄和心學的關系王陽明→王艮(王陽明之徒)→王襞(王艮之子、徒)→李贄(王襞之徒)

王艮（1483-1541），江蘇泰州人，世代為灶戶，本人做過“灶丁”，以燒鹽為生。“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11歲輟學，隨父兄煮鹽為生，同時堅持自學儒家經書。后來“家道日裕”。38歲時成為王陽明弟子。創立了心學的“泰州學派”。泰州學派是具有思想啟蒙色彩的學派，它發揚王守仁的心學思想，反對束縛人性，影響了明朝后期的思想潮流。泰州學派的影響超過了王守仁后學的各個學派，其門人上至師保公卿，下逮市井細民，樵子農夫，成為晚明顯學。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取待足于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李贄《焚書》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后遺前，隨其所見，筆之于書。

——李贄《焚書》

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李贄《焚書》

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歟。——李贄《藏書》當士人桎梏于訓話詞章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云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然。而此竅一鑿，混沌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