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格局、人口集聚、空間溢出與中國城市生態效率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城市人口急速擴張。然而,粗放式的發展方式和城鎮人口的急劇膨脹給城市環境造成了巨大壓力,各種環境問題接踵而至。城市的生態問題不僅是我國城鎮化發展中面臨的問題,也是世界各國關注的話題,為此,研究城市生態效率和探討生態效率變化的內在規律極具必要性和緊迫性。城市規模擴張過程,也是產業、人口以及城市的空間集聚過程,但國內關于集聚對城市生態效率影響的相關研究結論充滿爭論。因此,研究城市的產業、人口以及空間集聚對于城市生態效率的影響,對于探索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本文從產業集聚、人口集聚和空間溢出三個方面重點分析了三者對城市生態效率的作用機制,隨后,從這三個因素對城市生態效率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國地級市的生態效率,利用SuperSlack-basedMeasure(SBM)測算2003-2013年280個地級市的城市生態效率,分別從總體特征、區域特征等視角考察了其時空演變規律。研究發現:從總體上來看,中國地級市生態效率較低,尚有較大提升空間:從時序特征來看,中國地級市生態效率總體呈現先降后升態勢,整體上有逐步改善的趨勢;從空間分布特征來看,中國地級市生態效率空間上呈“中部塌陷”現象;中國地級城市間的環境約束下生態效率差異具有縮小趨勢,其差異的主要貢獻來自區域內差異,城市間生態效率沒有顯示出“俱樂部”趨同,且中部地區城市內部差異對總差異的貢獻呈上升態勢。從產業集聚角度,首先基于改進的兩部門生產模型,分析了產業集聚對城市生態效率的影響,利用2004-2013年地級市面板數據測算了280個地級市的產業集聚度和產業專業化水平;利用面板數據回歸模型分析了不同城市規模下,不同形態的產業集聚與城市生態效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并討論了地域和規模差異情況下的結論。研究表明:產業集聚、產業專業化對于城市生態效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且這種促進作用在西部地區和小型城市之間更大;產業集聚與城市生態效率之間理論上呈“倒U型”關系,但在中西部地區和中等城市中并不顯著;產業專業化水平對城市生態效率有正向影響關系,但在東部地區和大城市中并不顯著。從人口集聚角度,基于面板門檻模型,利用2003-2013年的地級市面板數據,探討了不同人口規模、不同人口密度對城市生態效率的門檻效應。結果顯示:從全國情況來看,城市人口規模與生態效率之間存在顯著的雙重門檻;基于東中西部區域來講,各區域內部城市人□規模與生態效率之間也存在顯著的雙重門檻。從人口規模與城市生態效率的角度看,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雙重門檻值存在明顯差異;不同人口規模下人口密度與生態效率之間存在顯著關系;不同人口規模下人口密度與生態效率之間的門檻效應存在顯著的異質性。從城市生態效率的空間關聯和空間溢出角度,文章分別利用空間自相關模型和基于STIRPAT模型的空間回歸方法,采用2004-2013年的地級市面板數據,分析了城市生態效率的空間格局和空間溢出效應。結果表明:從空間維度來說,城市群中存在正的空間相關性,且隨著時間推移高值與低值集聚具有逐漸增強趨勢。從空間溢出效應的原因來說,各單元的生態效率不僅與該區域的產業結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有關,還與周圍鄰域單元生態效率相關;政府行為和個人財富增長有利于城市生態效率的提升;城市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擴大會顯著降低城市生態效率;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并不能顯著提升生態效率,但產業結構的空間滯后項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