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跨體系社會與區域作為方法（1）跨體系社會與區域作為方法——民族問題研究的區域視野汪暉名家專欄內容提要：本文以歷史研究和民族研究中的區域概念為線索，論述了區域的穩定性、流動性、中心與邊緣關系、導致區域格局發生變動條件、區域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差異結構及其互動關系等問題。作者指出：所有區域、尤其是民族區域是一個跨體系社會，以族群、宗教、語言等單一方式研究區域和民族區域，難以呈現區域的復合性和混雜性的特征?？珞w系社會的概念提供了一種超越歐洲民族主義知識理解中國及其區域的新的視野。關鍵詞：跨體系社會、區域、民族區域、中心與邊緣、流動性在1989年之后，中國幾乎是當代世界上唯一一個在人口構成和地域范圍上大致保持著前20世紀帝國格局的政治共同體。在各種有關中國的具體問題的討論中，“何為中國？”這一問題始終是一個核心的但常常被掩蓋了的問題。通過對中國歷史研究中有關“區域”的論述和“區域主義”方法的分析和總結，我試圖在跨體系社會（asocietyofinter-systems）這一概念下，提出一種不同于民族主義知識框架下的中國觀。[1]“跨體系社會”是指包含著不同文明、宗教、族群和其他體系的人類共同體，或者說，是指包含著不同文明、族群、宗教、語言和其他體系的社會網絡。它可以是一個家庭，一個村莊，一個區域或一個國家。在歐洲民族主義的時代，康德曾斷言：“國家是一個人類的社會，除了它自己本身而外沒有任何別人可以對它發號施令或加以處置。它本身像是樹干一樣有它自己的根莖。”[2]如果不是僅僅著眼于民族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是著眼于社會形態與政治結構的關系而言，這一判斷仍然有著合理性：作為一個人類社會的國家涉及物質文化、地理、宗教、儀式、政治結構、倫理和宇宙觀及想象性世界等各種要素，而不是一個簡單的人造物。“跨體系社會”不但不同于從“民族體”的角度提出的各種社會敘述，也不同于多元社會的概念，它更強調一種各體系相互滲透并構成社會網絡的特征。例如，中國西南民族混居地區的家庭和村莊常常包含著不同的社會體系（族群的、宗教的、語言的等等），并與這些“體系”之間存在著聯系，但同時，這些社會體系又內在于一個家庭和村莊、一個社會。將跨體系社會與區域范疇相關聯，是因為“區域”既不同于民族-國家，也不同于族群，在特殊的人文地理和物質文明的基礎上，這一范疇包含著獨特的混雜性、流動性和整合性，可以幫助我們超越民族主義的知識框架，重新理解中國及其歷史演變。另一方面，跨體系社會同時也與跨社會體系（trans-societalsystem）相互纏繞。例如，中國歷史中的朝貢體系不但是跨體系社會的聯系方式，而且也是跨社會體系它討論了社會經濟層級作為一種理論構架對于分析明清時期中國的社會進程、經濟交流和文化變遷的重要意義”。[5]在施堅雅看來，省、府、州、縣等行政區劃也構筑了區域的范疇，但與“由經濟中心地及其從屬地區構成的社會經濟層級”相比，前者更像是一種由上而下的人為秩序，而后者“不是政府的安排”，而是漫長歷史進化的更為自然的結果。因此，這一區域主義方法隱含著一種自然演化的秩序觀，它將由政府所確定的、作為行政單位的區域視為一種不能真實反應區域關系的安排和規劃。從大的方面看，針對國家行政區劃而產生的區域主義并未直接挑戰民族國家史的框架，但它將國家做了區域性的解釋。如果我們超出經濟史的范疇，就會發現這種區域主義方法在早期中國的民族史研究中并不陌生。例如，李濟在192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中就提出過“一種不同于省份區劃的地理單位”。按照他的觀察，各個朝代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而用不同的方式劃分中國的政治單位，中國的地區劃分是隨著政治的演進而不斷變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國家或王朝對區域的劃分并不是簡單自上而下的行為，它也綜合了各種歷史演化的要素，比如，“各地區的面積主要是隨著人口聚集的程度而異，而聚集的地望又多半取決于移民遷徙的路線。因此，政治單位的數量和面積的變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顯示出我群聚集地望的變動?！钡牵捎谡螁挝皇歉鶕赝儎佣纬傻模罢覍こ瞿承Q定著地望變動而不是為地望變動所決定的地理劃分，對于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這些變動是大有必要的。河流和山脈是人口流向的自然決定因素。其中，河流的影響尤其重要。”[6]不是地理劃分，而是地望變動及其動力才是劃分區域的真正根據。李濟就是據此區分出他的“五大區域”，即東北區（黃河東段以北地區，相當于今之直隸和山西）、中部東區（黃河東段以南及長江東段以北地區，相當于今之山東、河南，及湖北、安徽和江蘇的絕大部分）、中部西北區（中部東區以西，黃河以南和長江以北地區，相當于今之陜西、四川，以及甘肅的一大部分）、西北區（甘肅省內的一小部分，處在黃河以北地區）、南方區（長江以南的所有地區，包括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貴州、廣東、廣西，還有江蘇、安徽、湖北的一部分，以及云南）。民族史研究以追溯中國民族的形成為中心，它所使用的資料大體包括中國人人體測量數據、史書里有關城邑建筑的資料、姓氏起源資料、人口資料和其他歷史文獻資料。從方法論的角度看，這些資料的使用——如張光直在概括李濟的工作時所說——綜合了考古調查、民族志調查、人體測量調查和中國語言研究等四種方法。正是根據這些文獻和方法，李濟分析出中國民族的五個源頭：黃帝子孫、通古斯人、孟-高棉人、撣人和藏緬人。他的區域劃分以追溯民族形成為目的，盡管十分注重中國民族形成的混雜性，但關注的空間范圍主要局限于中國本部，滿洲、西藏等后來成為中國行政統屬范圍的地區就不在他研究的“區域”范圍之內。費孝通將中華民族聚居地區歸納為六大板塊和三大走廊的格局，顯然考慮到了中華民族形成的漫長過程，尤其是各少數民族在民族形成與區域關系中的角色。這個看法顯然與李濟早期的觀察不同了。費孝通所說的“六大板塊”是指北部草原區、東北部高山森林區、西南部青藏高原區、云貴高原區、沿海區和中原區，三大走廊則是指藏彝走廊、南嶺走廊和西北走廊，其中藏彝走廊包括從甘肅到喜馬拉雅山南坡的珞瑜地區，這一走廊是漢藏、藏彝接觸的邊界，包含著許多其他族群。[7]較之單純的族裔民族主義的觀點，這種以區域為中心形成的獨特的中國觀是對中國各族人民多元并存的格局的理解。蘇秉琦等考古學者在考古學領域中所提的中國文明的“滿天星斗說”也可以與此說相互參照，兩者的共同意趣是顯而易見的——不是黃河中心說，而是滿天星斗說，為中國文明的源頭提供了不同的圖景，雖則那個時候還沒有“中國”這一說。同樣以地望和遷徙為杠桿，早期民族史研究以民族形成為中心，而當代考古學和人類學卻以跨民族區域及其經濟發展為中心，兩者觀察區域的立意已經有所區別。但這種區別是相對的。無論在中國的民族史研究中，還是在中國人類學研究中，都存在著一種我稱之為“民族史內部的超民族敘述”。李濟后來感嘆說：“兩千年來中國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這是一件大大的錯誤，我們應該覺悟了！我們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國本土以外，并在滿洲、內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亞一帶：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列祖列宗棲息坐臥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長城，才把這些地方永遠斷送給‘異族’了。我們以研究古史學為職業的人們，應該有一句新的口號，即打倒以長城自封的中國文化觀，用我們的眼睛，用我們的腿，到長城以北去找中國古代史的資料。那里有我們更老的老家”。[8]秦始皇筑長城是一種“政府安排”，它割斷了中國民族形成的廣闊空間，而到長城以北去找中國古代史的材料當然也意味著打破這種人為的歷史割裂。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長城已經成為一種地域性的界標，對其后邊疆區域的形成影響深遠。李濟在這里將民族形成推廣至滿洲、蒙古及西伯利亞一帶，除了往上追溯的線索外，不是也回應了其后中國歷史的區域演化嗎？關于這一點，稍后在討論拉鐵摩爾的工作時，我會進一步討論。為什么民族史內部會出現這些超民族敘述？我認為動力存在于兩個方面：第一，民族形成本身的多元性和混雜性迫使以追溯民族起源為己任的民族學、考古學向超越單一起源論方向發展；第二，由于中國歷史的獨特性，歷史學者自覺和不自覺地將中國作為一個自然演化過程的動態存在，而不是某個強力由上至下進行規劃的產物。從這個角度，我們也看到了施堅雅在政府安排與社會演化的二元論中所展開的中國敘述的局限。將區域視為自然的，而將國家及其規劃視為人為的，這一對區域與國家的界定沒有考慮到兩者之間的相互轉化。從長時段歷史的角度看，國家與區域的區別不是絕對的，將它們視為相互對立的范疇，而不是相互參照和相互滲透的范疇，有時反而會模糊了區域形成的多重動力。以灌溉工程與地域形成的關系為例，作為一個古老的農業文明，中國最好的土地即灌溉的土地，而“而建立并維持灌溉制度所必須的水利工程，要想完全由私人完成是不可能的?！薄八こ瘫囟ㄒ蓢医洜I。這樣，國家從事這類活動的能力，就比土地所有權更進一步地成為政治力量的基礎。國家也要有大量的存糧，因為田賦的一部分是征收實物。這種存糧需要有一個社會中心，一個便于保護的中心-城池。這就造成了每一區域的結構單元，即都有一個城池和足夠的土地，構成貿易與行政的單位。每一區域存糧的一部分，又集中在某些重要的倉庫里，由政府支配，充作各地方的代表中央政權的駐軍的糧餉?！盵9]由這類大型工程所形成的區域與行政區劃有關系，但又未必是完全重疊的關系。與上述針對國家行政區劃的區域主義方法不同，針對民族國家和全球主義而產生的跨國性區域主義敘述力圖超越的是跨越國家邊界的區域構成。地望、遷徙、敬香和貿易活動同樣是區域形成的基本要素，但這一區域主義產生于后民族國家與全球化的問題意識。區域整合、文明圈、地緣政治聯盟、經濟一體化等問題包含著對兩個不同的力量的回應，即一方面超越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又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進行限制。彭慕蘭的《大分流》與濱下武志的《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可以作為跨國性區域主義的代表性著作。彭慕蘭的作品是在美國的中國研究的地方史傳統中形成的，他以江南及其從屬區域為描述單位，但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將這一區域作為一個相對自主的經濟中心從“中國”的整體范疇中抽出，并與英國北方資本主義興起的動力進行比較，他所回答的仍然是為什么資本主義恰好從英國產生這一問題，但不同之處在于這是從區域主義的方法中產生的一種改寫現代世界歷史的努力。關于這一著作的爭論仍然在延續之中，這里不做評論。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彭慕蘭的不同之處在于將區域從國家范疇中解放出來，直接作為世界史敘述中的比較單位。不過，江南地區既非跨國界區域，又不涉及民族問題，這一描述與那種以跨國活動和多族群關系作為區域概念的構成要素的方法有所不同。濱下武志的《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在經濟史領域重新建立了一個以朝貢體系為紐帶、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世界體系，并以此確認亞洲內部——包括日本與中國之間——存在著一種區域性的“連帶關系”。我認為這種連帶關系構成了一種“跨社會體系”。這部著作的方法論意義遠遠超越了經濟史領域，對從其他角度思考亞洲區域問題產生了影響。在他的敘述中，朝貢網絡是區域整體性的歷史根據。按照他的研究，亞洲區域有下述三個特征：一、不僅在文化上而且在經濟和政治關系上構成了一個整體；二、這個整體是以中華文明為中心的、以超國家的朝貢網絡為紐帶的；三、與這一朝貢網絡相匹配的是與歐洲“國家”關系不同的“中心-周邊”及其相應的“朝貢-冊封”關系。即便在近代，亞洲地區的朝貢網絡也沒有被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徹底擊毀，“作為一個世界體系的亞洲”至今仍然存在。濱下武志將朝貢關系中的宗屬關系區分為六種類型，即：（１）土司、土官的朝貢；（２）羈縻關系下的朝貢；（３）關系最近的朝貢國；（４）兩重關系的朝貢國；（５）位于外緣部位的朝貢國；（６）可以看成是朝貢國，實際上卻屬于互市國之一類[10]。但構成區域整體性的基本依據的，并不是這些不同的朝貢類型，而是由這些朝貢關系所形成的相對穩定的“中心-周邊”的框架，即一種在原理上與以主權為單位的民族國家關系極其不同的區域關系。濱下武志將網絡性關系作為描述區域整體性的途徑，而這一區域整體性的觀念又以某種不同于民族國家的政治文化為根據，因此有可能與一種政治共同體的構想發生關系。例如，人們已經在問：亞洲地區——或者更具體地說——東北亞地區能夠形成一種歐洲聯盟式的政治主體嗎？很明顯，無論從民族志的角度，還是從交通史的角度，區域研究從兩個不同的方向上致力于打破行政區劃與民族國家的雙重邊界。但問題是：區域整體性與政治主體性之間是什么關系？區域與人格性主體的關系究竟如何？二、地方的非地方性：穩定與流動的辯證將區域作為一個整體加以敘述，必然會強調區域的穩定性。無論內部存在多少動態關系，如果沒有穩定性也就不能構成區域。布羅代爾的“長時段”概念就是與穩定和緩慢的變遷相聯系的。上文引及的各個例子取向不同，但在強調區域具有某種穩定性方面沒有明顯的差別。事實上，這些區域概念既是對特定歷史關系的綜述和描繪，也是以概念化的方式對這些流動性關系進行穩定化的努力。費孝通所說的六大區域、三大走廊一旦轉化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原有的區域關系也就會轉化為一種更為自覺的和行政性的關系。當國家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出臺的時候，云、貴、川等西南省份，甘、陜、晉、青海等西北省份，以及新疆、內蒙、西藏等自治區忽然意識到了一種以“西部”為區域范圍的聯系，而國家的政策也以這樣的區域概念為框架，重新構思國民經濟的戰略規劃。在歷史研究中，對區域穩定性的描述也經常以政治組織的形成（亦即某種人格性的單位的產生）為前提。傅斯年1933年發表的《夷夏東西說》是一篇著名的論文，它以東/西、南/北關系的消長起伏作為描述中國歷史變遷的杠桿，認為商代文化由西部夏族群和東部夷族開辟。傅斯年的具體結論已經為1950年代以后的考古研究所質疑，比如考古學家在中原的二里崗文化中發現了殷墟文化，此后發掘的二里頭遺址又被視為在龍山文化之后、二里崗文化之前的文化（有學者認為是夏文化遺址），而1983年發現的新的二里崗遺址也證明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崗文化是兩種不同的文化。考古學家認為，公元前2000年左右，龍山文化被另一文化取代，顯示二厘崗文化從中原向東發展。由此，商是否起源于東就成了一個問題。這些學術史上的新發現值得我們思考，但我不打算只是在起源論的意義上討論區域問題。區域很難用單一起源加以說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傅斯年對區域的敘述仍然具有某種方法論上的意義。在這篇長文中，他描述中國政治大勢的方式不是從政治中心出發的，而是從區域關系的變動中展開的。傅斯年說：“自東漢末以來的中國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為外族所統制。但這個現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東漢，長江流域才大發達。到孫吳時，長江流域才有獨立的大政治組織。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勢只有東西之分，并無南北之限。歷史憑借地理而生，這兩前年的對峙，是東西而不是南北。現在以考察古地理為研究古史的一個道路，似足以證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體上有東西不同的兩個系統。這兩個系統，因對峙而生爭斗，因爭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于東系，夏與周屬于西系”。[11]三代時及三代以前，區域（河、濟、淮流域）的形成是與政治的演進密切相關的，否則中國古代史中的東西問題不能成立。同樣，若沒有東漢及此后長江流域的大型政治組織的發展，中國歷史中的所謂南北問題也不能產生。區域在這個意義上并不是一個自然的范疇，它和政治變遷密切相關。這并不是說區域本身完全依附于政治變遷，因為一旦區域形成，它也有著某種非人格性的自主性或穩定性。在這個意義上，傅斯年發現區域常常能夠超越王朝和其他政治變遷，成為某種穩定性的存在。就此而言，他的區域觀與濱下武志的跨民族區域的穩定性描述是相似的，即區域是歷史形成的，從而是動態的，但區域一旦形成卻有著某種自主的穩定性。傅斯年因此又說：“東方與西土之地理重心，在東平原區中以南之空桑為主，以北之有韋阝為次；在西高地系中，以外之洛陽為主，內之安邑為次，似皆是憑藉地形，自然長成，所以其地重要，大半不因朝代改變而改變。此四地之在中國三代及三代以前史中，恰如長安洛邑建康汴梁燕山之在秦漢以來史。秦漢以前，因部落及王國之勢力消長，有本文所說。四個地理重心雖時隆時降，其為重心卻是超于朝代的。認識此四地在中國古代史上的意義，或者是一件可以幫助了解中國古代史‘全形’的事”。[12]中國古代史的“全形”只有通過超越王朝變遷的視野才能獲得，那么，這一超越王朝變遷的視野又如何獲得呢？傅斯年將區域—即他所說的以城邑和政治為中心的、“憑藉地形，自然長成”的“地理重心”或“地系”及其相互關系——作為把握中國古代史之“全形”的根據。在這個意義上，過于強烈地將區域與行政區劃相對立，在方法論上也易于陷入另一種陷阱，即將區域的穩定性誤解為一種純粹非政治性的自然存在。區域的穩定性本身常常與政治安排有關，這一點并不因其與行政區劃（及國家邊界）的差異而改變。區域的穩定性是相對的，而流動性是絕對的，兩者有著辯證的關系。區域的形成除了地理條件之外，更重要的是人類的活動，其中遷徙、戰爭、和親、貿易、敬香、朝貢等等就是最為重要的區域形成條件，即便是自然生態的變遷最終也要通過人類活動才能轉化為區域的變遷。至少在人類歷史中，區域雖然以地理為條件，但并不是一個自然的概念。也正由于此，區域的穩定性必然以流動性為前提，而流動性又是區域形成的動力。傅斯年從流動中尋求古史中東西區域關系的穩定性，而桑原陟藏則將南北區域的形成放置在“事件”中加以敘述，即以動態關系描述靜態區域。在發表于1925年的《歷史上所見的南北中國》這篇名文中，桑原騭藏以兩大“事件”——即晉室南渡與宋室南遷——作為結構中國歷史中的南北變遷的中軸?！斑@宗重大事變，歷史上稱為永嘉之亂或晉室南渡，是中國社會狀態的一大改變，在各方面均引起重大影響。在南北中國文化分野的區劃上，此次事變是產生轉變的一大原因。”中國歷史中的南北問題歷來討論極多，但無論討論環境、風俗、民情和其他問題，大多均以南北作為穩定的、相互區別的區域為前提。但桑原騭藏將南北問題放在“事件”創造的新關系之中，提供了隱含在區域靜態關系中的動態關系。他說：“南方開發的端緒始于秦漢，因晉室南渡進度加速，唐、宋、元、明繼其步伐，南方遂在文化、戶口、物力等所有方面，凌駕于北方之上。清初顧炎武以‘天運循環，地脈移動，彼此乘除之理’解釋南北盛衰優劣交替的原因，自然并不徹底。清末劉光漢將原因歸為五胡南北朝時代北狄的侵入和漢族的南下，以及南北水利的便利與否，則較為中肯。不過即使南方的水利在主張當地的開發中發揮作用是事實，也只是副因而非主因，是助因而非正因。主要的原因，不得不歸于北狄的入侵和漢族的南下。這個華夷的移轉，如劉光漢所言，并不限于五胡南北朝的三百年。唐、宋、元、明間北狄的入侵和漢族的南下，與五胡南北朝相比雖有大小之差，但亦同樣不能不加以考慮。要之，過去一千六百年間，北方野蠻夷狄和南方優秀漢族的移住這兩個事實，是解釋南北盛衰原因的必要的和最重要的關鍵”。[13]與傅斯年一樣，桑原騭藏的描述也是長時段的。如果參照他的《蒲壽庚考》、《中國阿剌伯海上交通史》及有關西域和蒙古的研究，他的區域視野不但越出了“中國”的范疇，而且總是在流動的關系之中觀察一個具體區域的特征。南北區域的差異在這一長時段的交流和碰撞中顯現出根本的動態性。從這一動態的關系觀察，南方之為南方的那些特征（族群、風俗和生活方式等等）均需要從由事件凝聚起來的南北關系中加以解釋，諸如水利開發的便利與否等自然性條件在形成南北區域關系中反而是次要的。區域的動態性也可以解釋為地方的非地方性，它提示了一種觀察地方性的視角，即流動性的視角。例如，儺戲至今在貴州仍然是活的文化，但其根源卻在江淮之間；但今天江淮地區儺戲早已了無蹤影，它被廣泛地看作貴州區域的文化特征。我們可以從地域性的視野觀察它，也可以從流動的角度理解它，或者從重疊、流動的關系中解釋這一文化的衍生和發展。流動性并不僅僅是指區域間的流動（如從中心到邊緣的流動），就文化和習俗而言，流動性也體現在社會層級或階級關系之中。例如，由于王朝南遷，一些宮廷文化流落民間，如今在鄉村或下層社會流行的文化未必是“下層的”、“本土的”；而另一些民間習俗和文化也可能在流動中轉化為上層的或精英的文化。因此，精英與大眾、中心與邊緣的關系都不是絕對的。穩定性和流動性共同構成了觀察此類現象的視角。從事件的角度觀察區域的形成，亦即將區域理解為動態的存在，但這并不構成對漫長的歷史演化在區域形成中的意義。事件與區域的關系提示人們：區域常常是某種突變的產物，構成區域特征的那些風俗、文化、習慣、認同，乃至語言等，都不是區域的本質性特征，而是其歷史性特征。這里所說的突變，與桑原騭藏對事件的關注是一致的，它并不否定地望和其他更為穩定的條件在形成區域關系中的作用。三、區域的中心-邊緣及其相對化區域的穩定性與流動性也決定了區域研究中結構性要素與歷史性要素之間的辯證關系。強調穩定性，也就會強調結構性及結構的內部互動和彈性。施堅雅將區域作為一種穩定的、相對自然的體系，他的方法傾向于區域內部的結構關系便是自然的。區域結構這一概念預設了區域作為整體與其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也預設了區域構造中不同層次的中心-邊緣關系及其互動。在這里，用于描述區域結構內部關系的，是多層次的中心-邊緣關系。施堅雅在描述中國的市鎮體系與區域時使用了大區的概念，以說明區域結構內的多層構造。他說：“區域結構……包含著以鎮和市為連接點的本地和區域體系的層級。就中國的情形而言，作為大區域經濟的頂級城市的大都市，處在不同程度上整合成一體的中心地層級的最高層。這個層級向下則延伸到農村的集鎮。集市體系以這些集鎮為中心，一般包括十五至二十個村莊，組成了構筑經濟層級的基本單位。由此而上，層次愈高，社會經濟體系愈趨廣大和復雜，中心地在其中起著連接點的作用”。[14]按照這個結構性的區域關系，區域是一種由中心-邊緣關系構筑起來的連續體，即它有一個最高的中心和廣闊的邊緣區域，而在相對于這個最高中心的邊緣區域，又在每一個層次上展開著以集鎮-村為單位的一系列中心-邊緣結構?！皡^域體系理論的中心觀點是，不僅大區域經濟具有核心-邊緣結構，它的每一層次上的區域系統均呈現和大區的核心-邊緣結構類似的內部差別。因此，每一個本地和區域體系均是一個有連接點的、有地區范圍的、而又有內部差異的人類相互作用的體制。最后一個體系處在不斷的有規律的運動之中，包括商品、服務、貨幣、信貸、訊息、象征的流動，以及擔當多種角色和身份的人的活動。鎮和市處于一個體系的中心，起著連接和整合在時空中進行的人類活動的作用。”[15]結構性的區域概念注重于中心-邊緣的空間關系，無論其層次多么復雜，中心-邊緣之間的關系是穩定和清晰的。例如，在這個結構中，城鄉之間的中心-邊緣關系不可能逆轉。但是，如果以過去一、二十年當代中國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城鎮化發展來看，經濟區域是成片地展開，一個又一個小城鎮蔓延伸展，形成了一個廣闊的經濟區，我們很難用過于清晰的中心-邊緣關系對之加以界定。如果將這一結構關系放置于長時段歷史或事件中觀察，那么即便古代歷史中，中心與邊緣的關系也可能發生變異，城市的絕對中心地位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在出版于1940年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一書中，拉鐵摩爾以長城為“中心”描述一個超越政治和民族疆域的“亞洲大陸”，為我們理解歷史中的中心與邊緣關系提供了極為不同的視野。按照他的“中心”概念，游牧和農耕兩大社會實體在長城沿線形成了持久的互動和相互影響，并將這種影響反射或滲透到各自的社會生活方式之中。這個作為“互為邊疆”的“長城中心說”不但糾正了中國歷史敘事中的那種以農耕為中心的片面敘述，進而與黃河中心的中國敘述，以及宋代以后的運河-江南中心的中國敘述形成了鮮明對照。這個“互為邊疆”的概念與施堅雅描述的那個以城市-鄉村關系為中軸的相對穩定的中心-邊緣關系完全不同。我所說的“完全不同”，并不是說兩者是對立的，而只是說由于關注的中心點不一樣，在前者那里相對穩定的中心-邊緣關系就變成了不穩定的、相對化的關系。在這里，長城內外的邊疆區域轉化為中心，它既非城鎮，也非鄉村，而是綿延不絕的、連接兩種生產方式的紐帶。“中國與草原之間的經濟差異并沒有形成政治上的隔絕。雖然費了很大的力氣將長城造起來，邊疆卻從來沒有一條絕對的界線。就地理、經濟、政治等方面而言，它是一個過渡地帶，廣狹不一。因為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草原上，精耕及粗放的平均水平及程度指標并不一樣。兩邊的社會沒有一個是永遠統一的?！盵16]歷史敘述的中心轉移除了與各時代的中心地位的移動有關，也還與觀察歷史變化的視野、尤其是觀察歷史變化的動力的視野相關。例如，一些民族不能適應關內的農耕方式，轉而專力發展畜牧資源，當他們從“半草原”社會發展到徹底草原化的階段，他們脫離了農耕社會的邊緣地位，變成草原社會的中心區域。[17]“在中國強盛而使草原游牧民族稱臣納貢時，財富對移動性的統治最強。但是，這種統治也會因為移動性而妨害于財富。被委任統治邊疆的官吏們，逐漸脫離漢族財富的根源，而取得草原權力的根源?！盵18]桑原騭藏將南方區域的形成與北方民族南下關聯起來，而拉鐵摩爾則在一個特定時刻看到了另一個方向相反的運動，即在歐洲殖民主義和工業化的壓力之下，中國歷史內部的由北向南的運動路線終于轉向由南向北的運動路線。他用“前西方”與“后西方”的概念來描述中國區域關系的這一逆轉。（待續）[1]本文提綱曾在由中國文化論壇與中央民族大學聯合舉辦的“區域、民族與中國歷史的敘述”（2008年12月6-7日，北京）學術討論會上作為開場發言宣讀。2009年5月20日至23日，作為前一次會議的延續，中央民族大學與中國文化論壇聯合舉辦了“跨社會體系—歷史與社會科學中的區域、民族與文明”學術討論會，根據王銘銘教授擬定的會議宗旨，“跨社會體系”（supra-societalsystems）是指超越我們通常定義的“民族體”的區域性物質與精神關系的體系，既有“物質文化”、“地理”、“經濟”的表達方式，亦有宗教、儀式、象征、法權、倫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