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劉海洋司書本李頡生平考述

劉巖的一生可以概括為年輕、晚年的成功和衰落。這樣的生活方式大致相當于唐代的命運。他的年少聰慧可謂是聞名遐邇,連南宋王應麟的《三字經》都把劉晏作為有志少年學習的楷模,寫道“: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已仕。爾幼學,勉而致,有為者,亦若是。”而他中年推行的各種經濟改革措施,將大唐從經濟崩潰的邊緣給拯救了回來,也足以讓他的名字彪炳史冊,直比管仲、蕭何。唐德宗即位之后,任用楊炎為宰相,楊炎與劉晏素有抵牾,遂借機誣陷打壓,780年,劉晏被貶忠州,同年7月,劉晏被賜死,結束了其一心為國又兢兢業業的一生。詭吊的是,就在其死后剛好一百年的880年,黃巢攻陷長安,稱帝,國號大齊,唐僖宗李儼倉皇逃往四川避難。一、從“當朝師表,代詞宗”到“國瑞”劉晏自幼聰穎過人,加之其勤學好問、刻苦用功,才華自然為時人所稱道,七歲舉“神童”,八歲在唐玄宗封禪泰山時獻上《東封書》,玄宗閱后激贊他的才華,讓中書令張說親測他,測后,號稱“當朝師表,一代詞宗”的張說也連連稱贊其“國瑞”“、奇才”。玄宗遂把他帶回長安,授秘書省太子正字,從此步入仕途。秘書省就是唐代管理史館的機構,藏有大量典籍“,正字”的工作就是校對藏書,勘改訛誤。初入仕途的劉晏,可謂是一帆風順,意氣風發。十歲時,就因自己的捷才而獲賜“牙笏及黃紋袍”327,對于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這已經是相當大的殊榮了。同時由于工作的便利條件,少年劉晏有機會接觸和閱讀大量典籍資料,為日后經邦緯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二、玄宗、肅宗和安全的關系成年后的劉晏歷任了夏縣縣令和溫縣縣令,然后就碰上了安史之亂。安史之亂可謂是大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212,不僅造成了唐朝藩鎮割據的局面,胡騎也乘此時機趁火打劫,國計民生都到了崩潰的邊緣。安史之亂爆發之后,劉晏先是投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由于唐玄宗急于平定安祿山的叛亂,就將自己的權力下放,任命太子李亨、永王李璘、豐王李珙等各皇子領兵分管幾個地區,并自行任免郡縣官員。在洛陽被安祿山攻破的時候,永王李璘還只是山南節度使,半年之后長安又陷落,形勢惡劣,玄宗再任永王李璘為西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四道節度使。此時的永王李璘已具有相當的實力,手中握有重兵,且有相當的疆域在其轄下。756年(天寶十五年),太子李亨自行在靈武宣布即位,史稱肅宗,遙尊玄宗為“上皇大帝”,這是典型的先斬后奏,即位之后才派信使去四川告知這一結果。此時的玄宗其實并沒有準備傳位,只是玄宗遠在四川,自身難保,遑顧其他,即便心有余,力也不足,也只好成人之美,詔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73誰能知道這表面的大度之后,有怎樣的苦澀呢?肅宗在靈武以這種方式即位后,實力非凡的永王李璘自然不會甘心,遂到湖北江陵,開始了圖謀異志、另立王朝的分裂活動。此時的江陵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由于戰亂,江南的稅賦必須途經此地,而此時江南的稅賦是唐王朝主要的財政收入。永王在江陵用源源不斷的江南稅賦招兵買馬,實力進一步得到了擴充,于是順江東下,企圖割據江南,分領天下。此時正在永王麾下的劉晏堅辭了永王委任的要職,投奔了肅宗。神童之才,朝野上下,無不知曉,肅宗當然欣然接受劉晏的投奔,任命劉晏為戶部度支郎中、兼侍御史,固守余杭,抵御永王,并專領江淮租庸。“永王不服君命,必將滅之!”417這是當時劉晏的判斷。果不其然,在永王準備進兵揚州、南京之時“,賓御如浮云,從風各消散”,主將季廣琛及其部下渾惟明、馮季康紛紛帶領自己的部隊叛離,也就是在這場戰役之中,永王死于皇甫侁之手。永王叛亂平定之后,唐廷又馬不停蹄地要應對安祿山之亂。757年,安慶緒弒父安祿山,自立為帝。唐廷抓住這個權力轉移、人心未定的時機,一舉收復長安、洛陽,并還都長安,玄宗、肅宗終于得以重聚,安慶緒則逃亡鄴城。其間,安慶緒因李歸仁等部率精銳及胡騎數萬人投歸史思明而欲謀除史思明,史思明得知消息后就帶著轄下的八萬部隊和13個郡降唐,唐封其為歸義王,任范陽節度使。不過,安史之亂卻未就此平息,唐王朝始終認為史思明是一個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不料消息泄露,史思明再叛。又過了四年,史思明之叛才算是基本平定。但此時的唐朝也已陷入了藩鎮割據的局面。永王李璘和安史之亂的暴風驟雨之后,國內的納稅人口幾乎減少了80%,而即便是這僅剩的兩成,還有相當的數量分散在各地軍閥的治下。不特此也“,源”在萎縮“,流”卻在增大:各藩鎮的烽火四起,根本沒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時而河北田承嗣處告急,時而淮西吳元濟處作亂,更有逆胡鐵騎的不斷侵擾。中央政府想要樹立權威,就必得通過武力,而武力無非就是互拼財力和人力,這就需要一個強大的后勤供給作為保證。誰來擔此大任?這就是一個當務之急的問題。三、劉嘴唇的經濟改革措施1.繁息戶口,賦稅自廣。“戶口茲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265“養民為先”可以看作是劉晏理財以及其后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的原則。《資治通鑒》盛贊劉晏是“富其國而不勞民”。劉晏的這一原則與當時許多財政官員的理念是殊異的。當時許多官員只知橫征暴斂,竭澤而漁,其結果自然非常不理想。比如劉晏的前任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就將鹽價提高十倍,這種掠奪式的手段非但沒有增加財政收入,還使民怨沸騰,起義四起。歷史證明,劉晏安民、養民為先的理財原則才是正確的,是長久可持續的,也是唐王朝在安史之亂的浩劫后還能再支撐延續100多年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因此,有人將劉晏比作了唐朝的格林斯潘。2.恢復漕運,疏通血脈。交通,向來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可連年的戰亂致使道路阻絕、航運中斷,在唐王朝還都長安、城市人口漸漸恢復之后,首都的供給出現了巨大的缺口,臨近的關中地區產出的糧食遠不能滿足首都的需求,所以不得不從東南各地征收。之前運糧的主要通道是水路:自淮河至汴水,再經黃河轉渭水而進長安。但安史之亂的兵燹破壞了這條一直以來的漕運路線,只得改道長江、漢水,到洋州后再由陸路入長安,兜了個大圈子,時間成本、運輸成本雙雙上漲,致使長安城的普通百姓常常三餐不繼,生活維艱。劉晏接掌經濟工作以后,決心要解決漕運問題,打通交通動脈。為此,他實地勘察了黃河,沿途走訪了洛口、河陽、硤石、三門峽等地,與各地相關人員進行了詳細的磋商,并借鑒以往經驗,親自組織了施工,滯塞荒廢的河道得以順利疏通。接著,他又對漕運制度進行了若干有益的改革,如改私人運輸為由政府出錢并組織運輸,改直運為分段接運等。3.寓稅于價,改革鹽政。自安史之亂后,朝廷為解決財政困難,一改當初開放鹽禁的做法,再次實行了食鹽專賣政策:在各食鹽產地設立監院,督促所有專業產鹽的亭戶將鹽全部賣給鹽官,再由鹽官運輸轉賣給百姓。絕對的壟斷,總不免滋生腐敗,許多鹽官就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貪贓枉法、敲詐勒索,部分地區食鹽的漲價幅度超過十倍。這樣的做法一方面導致老百姓買不起鹽,不堪其苦,另一方面也使官府的鹽賣不出,無法增收,雙方都是輸家。對此,劉晏首先將那些酷吏予以懲辦,裁減了機構和人員,降低了行政成本。同時,將原來由官府壟斷產銷兩端改為官府“收鹽戶所煮之鹽,轉賣于商人”,即官府只控制收購與批發,并將稅收寓于轉賣的鹽價之中。私人可以產鹽了,商人也可以銷鹽了。這樣的措施無疑增強了市場的活力與積極性。并且,劉晏還嚴格控制各地增加任何新的稅種,減輕百姓的負擔。隨后,劉晏還在交通不暢的地區設立了“常平鹽”,即在平常把鹽儲備起來,到缺鹽的時候就開倉平價售鹽,從而保持鹽價平穩,杜絕了奸商囤積居奇,哄抬鹽價。通過這一系列的鹽政改革措施,百姓能吃上鹽了,國家的鹽利收入也增加了,《資治通鑒》稱之為“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縱觀劉晏的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處處體現著安民、養民的思想,真正是將國家從安史之亂之后的貧弱中拯救了出來:他初受命為轉運使時,全國戶口才230萬戶,國家財政收入也只有60萬緡,其中,鹽務收入40萬緡。到了779年,也就是他掌管財政的末年,戶口增加到了380萬戶,財政收入達1300萬緡,其中鹽務收入600余萬緡,足足增長了15倍。可這樣的數字卻并不是通過增加農民稅收而達到的,而是依靠自己的經濟改革與理財措施,真正做到了“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就這樣,他硬生生地將唐王朝從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危難中給拉了回來,使大唐的國運轉危為安。“晏沒后二十余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徵、李衡繼掌財賦,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數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