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刮痧》的跨文化碰撞與碰撞

鄭曉龍的電影《康熙》使用了中醫學中的“康熙”一詞。為了講述徐大同的兒子是否受到虐待，以及法律糾紛中的“康熙”，我們可以感受到不同中美文化的差異。Rogers認為文化是一個群體成員生活方式的總匯。文化產生于人類生活經驗的積累,是群體對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反映。Hofstede把文化定義為“我們思想中集體的、能夠把一類人與另一類人區別開來的思考程序。”當文化成為一個區別你我的符號時,我們在相互交流過程中就不免產生誤解乃至沖突。筆者旨在通過電影《刮痧》來探討中西方交流過程中不同的育兒觀,圈內和圈外以及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等文化差異。一、給家長一個行為的“定位”中國文化受儒家思想影響,“三綱五常”的等級觀念在人們的意識中根深蒂固,認為父母對孩子有絕對的權威,孩子應該服從父母的管教。“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中國人教育孩子的方法講究的是“灌輸法”和“強迫法”。教育的思想和理念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不成材”。在中國往往是家長安排孩子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去安排孩子的學習、生活和愛好,并不顧及孩子自己的興趣和愛好。如果孩子不聽話,不小心做錯了事或者沒按照家長的意愿去做,家長往往會覺得很沒面子,對孩子輕者責怪,重者打罵。最可悲的是家長抹殺了孩子的理想或埋沒了孩子的潛能卻還經常說是為了孩子將來著想,一切都是為了孩子的前途。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影響,主張自由和平等,尊重孩子的個性。西方人教育孩子講究的是“引導法”和“激勵法”。外國人不會強迫孩子按照大人的意愿去學習或者去做自己不太喜歡做的事。他們通常會挖掘或啟發孩子的愛好和潛能,支持并激勵孩子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即使做錯了也不會責怪或打罵孩子,相反會給他們安慰和鼓勵。《刮痧》中大同的兒子丹尼斯和昆蘭的兒子保羅打架,大同讓丹尼斯道歉,丹尼斯拒絕道歉的時候,大同就當面打了丹尼斯一巴掌。大同認為他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給昆蘭面子,另一方面是讓丹尼斯記住要順從父親的權威。他的這一舉動讓他的美國朋友昆蘭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在以基督教文化立國的美國人看來,孩子的生命權不屬于父母,而屬于創造生命的上帝,父母只是受托于上帝行使撫養孩子的責任。父母打孩子是犯法的,一旦父母被認定虐待孩子,社會就不但有權,而且有責任剝奪父母的監護權,以保證孩子身心健康成長。大同的父親在丹尼斯生病時因為看不懂藥品說明而采用傳統的刮痧療法為他治療,結果在丹尼斯背上留下的痕跡被認為是虐待兒童并被立案調查,要剝奪大同的撫養權。二、社會的差序格局限制了中國的道德標準據RichardNisbett的研究,東方人感覺自己是屬于某個群體的,他們把圈內人和圈外人的界限劃分得很清楚。因此他們比較信任圈內人,而不太信任圈外人。而西方人則并不嚴格地區分圈內人和圈外人,對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一視同仁。費孝通先生的觀點與Nisbett相互印證。在《鄉土中國》中,費孝通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人際關系是一種差序格局,西洋社會則是一種團體格局。差序格局是指“以`己'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在這里我們遇到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特性了。”“西洋的社會有些像我們在田里捆柴,幾根稻草束成一把,幾把束成一扎,幾扎束成一捆,幾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個挑里都屬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會亂的。在社會,這些單位就是團體。”這種差序格局導致中國人的道德標準有很大的伸縮性,對于自己關系親密的人,這種標準比較寬松,隨著所涉及的人與自己關系的不斷疏遠,個人心中的道德標準也趨于嚴格。在《圣經》里耶穌講“要愛你的鄰居,要愛你的敵人”,孔子講“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抱怨,以德報德。”耶穌的愛是對一切世人的,是無差別的,孔子的愛是有差別的,有層序的。西方社會在團體格局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種統一的、一致的價值評判標準。所以中國人無論遇到什么事都先找關系。在人才的選拔,干部的任免,生意合作等方面都是任人唯親,而不是任人唯賢。而西方人則恪守客觀公平的原則,遇到什么事情都用法律來說話。這在《刮痧》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當許大同去聽證會的時候,他沒有請精通家庭法的律師,而是請他的朋友———版權法律師昆蘭先生陪他出席聽證會。這正反映出中國人的心態———“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遇到事情先找關系,找親戚朋友幫忙,認為他們是圈內人,肯定會全力以赴,鼎力相助。可是昆蘭先生所受的西方教育中并不把圈內人和圈外人嚴格區別,他們講究的是事實和證據。所以當昆蘭先生在聽證會上供出許大同當面打孩子的事實時,許認為昆蘭先生作為自己的朋友不夠義氣。他認為昆蘭先生既然是關系很好的朋友,就應當替他隱瞞,昆蘭當眾講出來就是出賣他。所以他憤而辭職,和昆蘭先生一刀兩斷。而美國人則認為在法律面前講真話是理所應當的,朋友是朋友,事實是事實。在美國朋友的思想中,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不管你是否是我的朋友,你都必須接收法律的審查。在他眼中,對朋友和對敵人的評判標準是一樣的。后來大同寧可接受和妻子分居、和孩子分離的判決結果也不愿意去尋找新的證據,向法官證明自己并沒有虐待兒童。因為他心里感到懼怕和不安。因為相關的人全都素不相識,即使自己努力,他們代表的美國社會能否為自己主持公正?現在,連他唯一的美國朋友昆蘭都已經背叛他了,許大同覺得自己無親無友,在異鄉遇上麻煩,怎能指望有好結果?所以他選擇了放棄。相反當昆蘭先生了解到給丹尼斯刮痧的不是大同而是大同的父親的時候,即使許大同已經不把他當朋友了,昆蘭依然在法律程序已經走完,一切看似已不可挽回的情況下,仍然親自體驗刮痧,尋找證據并聯系兒童福利局,與警方交涉,終于替大同洗清了冤屈。事實證明: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什么內幕交易和暗箱操作,也沒有人要惡意加害許大同。作為西方文化代表的昆蘭身上體現的是不論圈內圈外,注重事實證據的美國法制精神。三、“人”的本質:人間的和諧東方文化強調以“和”為貴的集體主義思想,而西方文化崇尚自由民主的個人主義觀點。中國人一直以來都把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國家是家族的擴大形態,國家、集體利益高于一切,個體的所有行為都必須以家庭集體的利益為最高準則。在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認為,個人不僅要對自己負責,還要對別人和社會負責。基于這樣一種文化價值觀,中國人強調集體主義,認為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當兩者產生沖突時,個人利益應該作出必要的犧牲以保全集體利益。所以東方人為了國家和集體的利益可以犧牲小我,成就大我。而西方人則注重彰顯自己的個性,爭取自由平等。跨文化交流學者LarryASamovae說:“在西方文化中,個人是至高無上的,個人主義是首要的和肯定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在美國可能是主導一切的。”在《刮痧》中,許大同為了不影響自己父親辦綠卡,將刮痧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寧可接受和兒子分離的痛苦也不愿說出實情。他為了不讓父親擔心一直瞞著父親有關聽證會的事情。在父親回國前,他又以身試法將兒子丹尼斯帶出來讓父親和兒子見上一面。大同的這些做法讓他的美國朋友昆蘭困惑不解。以至于當昆蘭問簡寧為什么大同要為他父親背黑鍋時,簡寧無奈地回答道:“BecauseheisaChinese.”(因為他是中國人)。在一個以個人為中心的西方文化中,大同的這一切行為的確讓人很費解。然而,在中國的價值體系中,很早就有“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以個人向群體負責為人生宗旨,父親是“家”這個全體中的權威,兒子作為個人有責任和義務去保護他,哪怕是犧牲自己的利益。而電影中兒童福利局請出的證人廣慈醫院的護士在法庭上提到,當年簡寧分娩時,許大同不但不在場,而且在緊急情況下醫生詢問他時,他讓醫生“保大人”,不顧孩子。許大同的解釋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那樣危急的情況下,只能保住一個人的話,他肯定會毫不猶豫地選擇他的夫人,因為這是為大局考慮的。但在護士看來,這是不尊重一個新生兒的權利。雖然孩子未降生,但在她看來已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每個獨立的人都有屬于他們的權利,沒有人可以剝奪他們的這份權利,所有她對此一直耿耿于懷。《刮痧》展現的是一個視角,讓我們見證了一次文化的碰撞、沖突與融合。不同民族的文化既有共通性、相融性,又有差異性、民族性。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與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些碰撞與沖突并不可怕,甚至有時是有益的。電影以“刮痧”開始產生誤解,又以昆蘭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