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

4

期“全球南方”崛起與世界格局演變徐秀軍

沈

陳〔提 要〕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烏克蘭危機持續膠著和大國地緣競爭顯著加劇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在經濟、政治和國際地位等方面全方位崛起進程加速，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并已成為決定世界格局走向的關鍵變量之一。在世界格局深度調整和變革的進程中，“全球南方”扮演了多極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多維世界格局的博弈者和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等重要角色。但也應該看到，“全球南方”發揮與其實力相稱的影響力仍面臨諸多挑戰：外部干擾過大與抗干擾能力不足、力量整合需求上升與機制化平臺缺乏、維護共同利益與滿足訴求多樣化的矛盾。作為“全球南方”的當然成員，中國堅定維護“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積極參與和引領南南合作，未來將繼續為“全球南方”的發展與合作注入強大動力，推動“全球南方”成為未來世界格局更加重要的力量?！碴P

鍵

詞〕全球南方、世界格局、南南合作〔作者簡介〕徐秀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沈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圖分類號〕D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52

8832（2023）4

期

0064-1564“全球南方”崛起與世界格局演變作為一種國際力量，“全球南方”并非一個內涵明確的概念。一般認為，“全球南方”融合了新時代世界格局演進的兩大特征：“全球”凸顯了全球化背景下各國不斷增強的相互聯系，以及由此得到不斷提升的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性；“南方”凸顯了世界經濟中心加速向南方轉移，尤其是亞洲、非洲和拉美等發展中地區不斷擴大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近年來，隨著大國博弈日益加劇，“全球南方”的戰略自主不斷增強，戰略價值不斷上升，并成為影響世界格局走向的重要變量之一。一、百年變局下“全球南方”的全方位崛起從歷史來看，“全球南方”的興起與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冷戰時期，“全球南方”通過發起萬隆會議、不結盟運動和

77

國集團等合作機制，逐步形成了相互之間的身份認同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價值取向，并以此表示對美蘇兩極格局的不滿。冷戰結束后，隨著蘇東劇變和兩極格局的終結，“全球南方”受到國際社會日益廣泛的關注。尤其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大幅改變了人們對“全球南方”的認識，“全球南方”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大幅提升。烏克蘭危機后，“全球南方”不僅沒有全面倒向西方，還公開表達獨立自主的政治立場。烏克蘭危機也被視為“全球南方”政治覺醒的重要標志。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烏克蘭危機持續膠著和大國地緣競爭顯著加劇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進程加速，成為百年變局深度演變的推動力量。（一）“全球南方”的經濟崛起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出現快速增長，拉開了“全球南方”經濟崛起的序幕。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數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990

年發達經濟體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63.1%，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只占

36.9%；2008

年新65《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

4

期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

GDP

占全球的份額達

51.3%,

實現了對發達國家

GDP總量的超越；2022

年這一份額進一步提升至

58.3%，比發達經濟體的份額高16.5

個百分點。從未來發展趨勢看，全球經濟還將延續雙速增長格局，“全球南方”的經濟崛起進程還將繼續，預計

2028

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GDP總量將達到發達經濟體的1.6倍。[1]

作為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代表，金磚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長期高于七國集團成員的總和。其中，中國將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隨著全球經濟重心加速從發達經濟體向“全球南方”轉移，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的地位也發生了相應變化。長期以來，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其中又以發達國家相互間的貿易為主。1948

年，發達國家占國際貨物貿易出口總額的比例為

62.9%，1993

年這一比例更是達到72%。此后，“全球南方”作為一個整體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升。2010年，“全球南方”占國際貨物貿易出口的比例上升到

37%。盡管新冠疫情大流行對國際貿易帶來巨大沖擊，2020

年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的貨物和服務出口較上年分別下降約

9%

和

15%，但“全球南方”貿易快速增長態勢迅速恢復。2022

年，“全球南方”國家貿易總額創歷史新高，超過

13.3

萬億美元，出口貿易占全球份額上升至

42%

左右。[2]

未來

5

年，東南亞、南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有望成為“全球南方”乃至全球貿易額增長最快的地區?！叭蚰戏健钡慕洕绕鸩粌H改善了全球經濟與貿易發展不平衡問題，還使全球貧困問題得到較大緩解。在“全球南方”經濟快速增長的

30

余年里，全球貧困人口從1990年占總人口38%下降到2019年的8.4%；預計到2030年，世界上

80%

的中產階級人口將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導致約

7000

萬人陷入極端貧困，這是自

1990

年開始全球貧困監測以來增幅最大的一年。2020年底，估計有7.19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足2.15美元，[1]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A

Rocky

Recovery,”

April

11,

2023.[2]

UNCTA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Towards

the

SDGs

Through

Trade,”January

1,

2023,

/trade-developing-economies/.66“全球南方”崛起與世界格局演變全球

60%

的極端貧困人口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

盡管實現

2030

年消除貧困的目標可能因疫情等原因出現遲滯，但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已逐漸恢復，其減貧進程也將隨之重回正軌。（二）“全球南方”的政治覺醒近年來，“全球南方”的政治覺醒成為世界格局演變的重要表現之一。長期以來，西方國家在獲取發展中國家政治認同和政治支持的同時，對發展中國家在債務、糧食、移民、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的需求反應遲緩甚至置之不理，或者采取雙重標準制造矛盾和分歧。例如，在始于

2020

年的埃塞俄比亞提格雷戰爭中，多達

50

萬人死于戰爭和饑荒，西方不僅對此視而不見，還以各種理由干涉其內政。2022

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向俄羅斯實施的制裁和向烏克蘭提供的援助都達到空前水平，數百萬烏克蘭難民在輿論上受到歐洲國家的熱烈歡迎，這也與

2015

年非基督徒難民導致歐洲民粹主義泛濫形成鮮明對比。烏克蘭危機讓國際社會重新認識到，西方國家追求絕對安全帶來的必然是絕對的不安全以及自身合法性的日益喪失。盡管美國等西方國家試圖把烏克蘭危機變成一場所謂“民主對抗威權”的意識形態之爭，但“全球南方”國家認為西方國家的呼吁充滿自私和偽善，主張重點關注因新冠疫情大流行、烏克蘭危機導致的經濟發展難題。從一定意義上講，烏克蘭危機成為“全球南方”對西方國家鼓吹的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普遍覺醒的開端。“全球南方”的政治覺醒還體現為對自身發展模式的自信與自覺。為推廣西方發展模式和所謂“普世價值”，西方國家故意無視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并將普世主義和西方主義混作一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西方試圖以西式甚至美式現代化理論重塑“全球南方”的發展模式和道路。然而，經過數十年的實踐，所謂的現代化理論、“華盛頓共識”等西方發展理論并沒有改變“全球南方”的發展困境。與此同時，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1]

World

Bank,

“Global

Progress

in

Reducing

Extreme

Poverty

Grinds

to

a

Halt,”

October

5,

2022,

/en/news/press-release/2022/10/05/global-progress-in-reducing-

extreme-poverty-grinds-to-a-halt.67《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

4

期經驗表明，“全球南方”國家應結合自身國情，獨立自主探索一條適合本國發展的現代化道路。很多“全球南方”國家的政策制定者高度認同中國式現代化的借鑒意義，通過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等多種途徑推進本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打破了西方國家對現代化理論和道路的禁錮，意味著“全球南方”有能力擺脫西方資本和外部政治勢力的干涉，追求自主的發展道路，制定自主的發展計劃，打造自主的政治模式。（三）“全球南方”的國際地位提升長期以來，“全球南方”被視為國際事務中的次要角色，或只是地緣政治危機和大國博弈加劇時的“棋子”。隨著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并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日趨重要的作用，西方國家越來越側重于從整體視角看待“全球南方”問題，并尋求與之開展合作。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主編拉維·阿格拉瓦爾（Ravi

Agrawal）撰文稱，從氣候談判到體育再到外交，“全球南方”國家都越來越引人注目，也越來越有影響力。[1]2023

年

2

月，慕尼黑安全會議設置“南北合作”專場討論，會上公布的《2023

年慕尼黑安全報告》重點關注了“全球南方”議題，50

余次提及“全球南方”一詞。[2]5

月舉行的七國集團廣島峰會將加強同“全球南方”合作作為會議重要議題之一，并邀請巴西、印度、印尼（東盟輪值主席國）、越南、科摩羅聯盟（非盟輪值主席國）、庫克群島等“全球南方”國家作為對話伙伴與會，提出在貿易、供應鏈彈性、外交和安全政策等領域加強以七國集團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與“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聯系。烏克蘭危機以來的事實證明，美國試圖通過施壓或脅迫使“全球南方”站在西方一邊的效果微乎其微。自聯合國大會對烏克蘭危機的第一次投票以來，發達國家與“全球南方”圍繞是否將特定國家排除在聯合國及其下屬機[1]

Ravi

Agrawal,

“Why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in

2023,”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2,

2023.[2]

Tobias

Bunde

et

al.,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3:

Revision,

February

2023,

https://se/publikationen/munich-security-report-2023/.68“全球南方”崛起與世界格局演變構之外等問題產生了明顯分歧和爭論。2022

年

3

月，當聯大召開特別緊急會議就一項譴責俄羅斯的決議進行投票時，有

37

個“全球南方”國家表示反對或棄權。同年

4

月，當聯大就一項暫停俄羅斯人權理事會成員資格的決議進行投票時，反對或棄權的國家增加到

82

個，其中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主要“全球南方”國家。此外，“全球南方”國家很少參與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之外的懲罰行動，即便是作為北約成員國的土耳其，也明確拒絕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或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支持。這與美西方國家單方面發起針對俄羅斯的經濟戰形成鮮明對比，也意味著越來越多“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上不再附和西方國家的霸權霸道霸凌行徑，而是本著客觀公正的態度和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表達自身立場。非西方世界將不再接受“被排除在全球決策之外”[1]。二、世界格局演變中的“全球南方”新角色冷戰時期，參與“不結盟運動”的國家曾試圖在美蘇兩極之間保持中立，但在美蘇霸權的施壓下，很多國家不得不在兩個陣營之間做出選擇。隨著“全球南方”在經濟、政治和國際地位等方面的崛起，越來越多“全球南方”國家相信，卷入所謂“民主對抗威權”的意識形態之爭沒有任何好處，因此拒絕在大國對抗中選邊站隊?！叭蚰戏健钡膹团d反映了當代地緣政治的發展態勢，美國也將其視為挑戰，并難以找到全面的應對之策。[2]

在世界格局深度調整和變革進程中，“全球南方”作為一種國際力量，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1]

Andrew

Sheng

and

Xiao

Geng,

“The

Irresistible

Rise

of

the

Rest,”

Project

Syndicate,

July

26,

2023,

/commentary/china-india-surpass-us-gdp-great-power-

competition-by-andrew-sheng-and-xiao-geng-2023-07.[2]

James

Jay

Carafano,

“America’s

Response

to

the

Global

South,”

GIS

Reposts,

August

3,2023,

/r/global-south-united-states/.69《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

4

期（一）多極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從綜合國力的對比變化來看，世界格局多極化趨勢日趨明顯。一些發達國家為維護自身優勢地位，毫不掩飾發動一場“新冷戰”的想法，并試圖拉攏“全球南方”以便在地緣競爭中取得優勢甚至“勝利”。歷史表明，冷戰時期的兩極對抗會給“全球南方”帶來巨大的安全風險，而冷戰結束后的單極霸權同樣會損害“全球南方”的權利和利益。因此，“全球南方”更傾向于構建一個能給自身帶來不同戰略選項的多極世界?！叭蚰戏健狈磳尤胛鞣絿覍Χ砹_斯等國的制裁與打壓，而尋求在大國之間構建靈活、平等的伙伴關系。例如，在經貿、衛生、氣候等發展議程上，印度反對從美歐發達國家角度制定規則，主張團結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共同推動公正民主的國際經濟新秩序；與此同時，印度又積極迎合美、日等國推出的“印太戰略”，強化自身與西方國家在政治安全領域的捆綁。在越來越多的國際事務上，“全球南方”在平衡大國博弈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在烏克蘭危機上，即便在加入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后與“全球北方”關系愈發密切，印度仍不愿對俄羅斯采取外交和經濟制裁。巴西、南非、印尼、巴基斯坦、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全球南方”國家也采取了平衡穩健立場，認為烏克蘭危機屬于歐洲的問題，而非世界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南方”采取的平衡穩健立場與外交中立并不完全一致。外交中立意味著不采取立場，在政治上與大國保持等距；平衡穩健立場則代表了積極、有活力和建設性的對外政策。中國、巴西、南非、沙特等“全球南方”國家或提出與西方立場迥異的和平方案，或往返于俄羅斯、烏克蘭之間勸和促談。2023

年

2

月，在全世界紀念烏克蘭危機一周年之際，南非堅持在本國夸祖魯—納塔爾省海岸與俄羅斯、中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在全球舞臺上展現了不屈服于西方霸權的立場。除了烏克蘭危機外，“全球南方”在其他國際事務上的自主性也在上升。在安全領域，2023

年

3

月中國斡旋伊朗和沙特恢復外交關系以后，中東地區國家的對話協商進程出現連鎖反應，卡塔爾同巴林、土耳其同埃及、伊朗同70“全球南方”崛起與世界格局演變阿聯酋、敘利亞同阿聯酋等雙邊關系得以恢復或改善，也門局勢也出現了一定轉機，自西方國家鼓動“阿拉伯之春”以來的地區亂局逐步得到扭轉。在經濟領域，盡管面臨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壓力和警告，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仍根據本國發展利益考慮選擇合作伙伴，深化經貿往來和產業鏈合作。在外交領域，印度借機舉行“全球南方之聲峰會”，積極響應發展中國家的意愿和訴求，以便在自己作為主席國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表達“全球南方”的聲音，進而展示自身在“全球南方”的引領作用。[1]（二）多維世界格局的博弈者從不同領域的功能作用來看，世界格局是復雜多維的，擁有某一領域優勢的國家或國家集團也會成為重要的國際力量。在各國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衡量國家力量和影響的維度更加全面立體。這為綜合國力相對較弱但某一領域優勢突出的小國成為國際博弈的重要參與者提供了可能。由于資源稟賦有限，“全球南方”國家往往選擇本國的優勢領域，重點塑造小范圍、專業性的利基（niche）。[2]

在原料生產方面，印尼擁有全球22%

的鎳儲量，智利擁有世界

26%

鋰儲量，剛果民主共和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鈷礦床。鋰、鎳、鈷是生產電動汽車、新能源電池等產品所必需的礦產，印尼、智利、剛果民主共和國因此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環節。在生產加工方面，越南、菲律賓、孟加拉國等東南亞、南亞國家在全球貿易中具備明顯的勞動力優勢，能夠以較低成本生產和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從而吸引眾多跨國企業在其境內設立生產基地。當然，也有部分實力較強的中等強國兼具多種利基，如沙特阿拉伯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領導國，同時在世界宗教事務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巴西是全球礦產資源的主要生產地，同時又以亞馬遜雨林保護為抓手引領氣候減排和生態保護合作。[1]

沈陳：《新興大國對“全球南方”的政策立場與行動》，《世界知識》2023

年第

12期，第

19-22

頁。[2]

“利基”一詞來自商業術語，即通過更窄地確定某個群體，從中構建一個細分市場并作為獲取利益的基礎，進而用專業化經營來獲取最大限度的收益。71《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

4

期在多維世界格局中，利基是“全球南方”在其中擁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關鍵。與西方大國不同，“全球南方”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非常有限，與自身實力很不匹配，而只在其具備優勢、資源集中的利基上發揮影響力。這種依托各自優勢資源的外交模式被稱作“利基外交”（niche

diplomacy）。保加利亞自由戰略中心主任伊萬·克勒斯特夫（Ivan

Krastev）認為，大國對立在給那些處于中間地帶的中等強國帶來威脅的同時也提供了機會，“美國和中國必須管理一個被中等強國行動主義重塑的世界”。[1]

當前的地緣政治競爭使“全球南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更多能動性，它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利基優勢在全球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例如，盡管石油減產可能會加劇發達國家嚴峻的通脹問題，并被美國視為在烏克蘭危機中“站在俄羅斯一邊”，但沙特主導的

OPEC

仍頂住壓力，在

2022—2023

年多次與俄羅斯做出聯合減產的決定。再如，2023

年召開的七國集團峰會推出所謂“關鍵礦產俱樂部”，將印尼、土耳其、秘魯等資源豐富的“全球南方”國家作為重點爭取的對象，客觀上提升了這些國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三）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從價值理念的發展演進來看，世界格局是多元文明與文化的共存，并且全球價值體系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叭蚰戏健钡尼绕饎t是這一趨勢的重要指示和代表。從冷戰時期開始，“全球南方”國家就有意識地塑造不同于美國和蘇聯的價值體系，主張平等性和包容性，反對一元化和普世性。萬隆會議是歷史上首次由亞非國家自主組織和召開的會議，反映了亞非國家掌握自己命運、與世界其他國家平等合作的愿望。中國、印尼、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在萬隆會議發揮了引領議程和凝聚共識的作用，不僅提出“求同存異”這一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交往方式，還成功將中印等國共同堅持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納入“萬隆十項原則”，開啟了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南南合作框架。在[1]

Ivan

Krastev,

“Middle

Powers

Are

Reshaping

Geopolitics,”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18,

2022.72“全球南方”崛起與世界格局演變此框架下，“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不僅取決于發起國的意愿和努力，更取決于東道國如何利用這種合作來滿足其國內需求，從而為“全球南方”國家在資源、產業和技術等方面的平等包容合作打下基礎。與

20

世紀的南南合作相比，“全球南方”國家明顯減少了帶有反西方色彩的激進意識形態話語或規范，而是從自身利益和需要出發提出不同于發達國家的國際議程，并且逐漸擁有將這些議程變為現實的意愿和能力。在南南合作方面，阿根廷、印尼、伊朗、埃及、墨西哥、尼日利亞、巴基斯坦等20

多個國家表示有興趣成為金磚國家正式成員，沙特、阿爾及利亞等國申請加入金磚國家開發性金融機構新開發銀行。隨著越來越多的“全球南方”國家的加入，金磚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日益上升。在南北對話方面，“全球南方”積極追求全球治理過程的多元性，推動“真正的多邊主義”。例如，一些拉美國家提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不僅適用于窮國、弱國或債務國，也應適用于富國、強國和債權國，以此讓IMF中的發達國家信守承諾。[1]

總之，“全球南方”的崛起意味著多元力量的崛起，更是多元文明和價值觀共存的標志。三、“全球南方”推動世界格局演變的制約因素隨著“全球南方”的全方位崛起和自主性提升，世界格局的主要矛盾絕非所謂“民主對抗威權”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發達國家與“全球南方”之間的利益與立場分歧。同時，“全球南方”仍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在西方話語的塑造下，可能成為分化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武器。因此，“全球南方”要在未來世界格局演變發揮更加重要作用仍面臨很多現實挑戰?？傮w來看，“全球南方”主要面臨外部干擾過大與抗干擾能力不足、力量整合需求上升與機[1]

J.

Luis

Rodriguez

and

Christy

Thornto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Global

South:

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5,

No.5,

2022,

pp.626-638.73《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

4

期制化平臺缺乏、維護共同利益與滿足訴求多樣化三個方面的矛盾。這也是“全球南方”推動世界格局演變的主要制約因素。（一）外部干擾過大與抗干擾能力不足的矛盾在國際舞臺上，發展始終是“全球南方”的核心訴求。然而，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全球南方”總體上同主要發達國家形成了不對稱依賴關系，凸顯了“全球南方”發展的脆弱性。近期，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加息舉措也給“全球南方”帶來很大沖擊。聯合國貿發會議發表的《2022貿易與發展報告》估計，約

90

個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對美元貶值，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國家貶值超過

10%。[1]

加上近期全球食物和能源等必需品價格飆升，導致發展中國家進口價格進一步上漲。雖然現有

46

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出口基礎有所鞏固、出口額有所增長，但其中多達

38

個國家仍然依賴商品出口，60%

以上的商品出口依賴初級商品，對大宗商品出口的高度依賴使這些國家極易受到貿易沖擊。自

2011

年以來，最不發達國家在世界貨物和服務出口中的份額一直徘徊在1%

左右，到

2020

年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額比

2011

年翻一番（2%）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未能實現。[2]

雖然在供應鏈的關鍵環節，部分“全球南方”國家具有競爭優勢，使其可以利用自身資源稟賦獲得一定的地緣政治重要性。但是，這種地位提升主要來自發達國家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缺乏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足夠能力。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最貧窮的群體承受了疫情最沉重的代價，最貧窮的

40%

人口平均損失

4%

的收入，是收入分配中最富有的

20%

人口平均損失的兩倍，全球不平等現象幾十年來首次加劇。[3]

烏克蘭危機對糧食等大宗商品的供應構成挑戰，“全球南方”亦是主要受害方。聯合國發布的《2023

年世[1]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2022,

Genev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23,

p.46.[2]

UNCTAD,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LDCs

Reached

aRecord

Level

in

2022,”

October

11,

2022,

/trade-developing-economies/.[3]

World

Bank,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20:

Reversals

of

Fortune,”

October

7,

2020,https:///en/publication/poverty-and-shared-prosperity-2020.74“全球南方”崛起與世界格局演變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指出，2022年全世界有6.91億至7.83億人面臨饑餓，西亞、加勒比和非洲各次區域的饑餓水平仍在攀升。非洲大陸首當其沖，每五個人中就有一人食不果腹，饑餓人口比例是全球平均的兩倍多。[1]2022

年11

月，國際糧農組織發布的一份題為《應對烏克蘭危機：利用社會保護促進糧食安全和營養》的研究報告指出，如果烏克蘭危機持續下去，2022—2023年全球營養不足人數可能會增加

800

萬至

1300

萬，其中亞太地區的增長最為明顯，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近東和北非。[2]

總體來看，“全球南方”對外依賴的不對稱性仍很突出，抗擊外部影響與沖擊的能力仍很有限，塑造經濟社會發展持續內生動力的任務仍很艱巨。（二）力量整合需求上升與機制化平臺缺乏的矛盾從內部看，“全球南方”不是一個國際組織或政治集團，也沒有明確的成員構成，不足以將松散力量凝聚成統一的機制化平臺。[3]

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等冷戰時期的南南合作多是非正式的對話平臺，并未形成目標明確、規則健全、行動高效的機制或機構。由于“全球南方”國家眾多，彼此之間的價值觀念不同、發展水平各異，各方除了就發展等原則問題達成指導性決議外，在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組織內部缺乏穩固的立場協調機制。為整合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力量，金磚機制應運而生。金磚機制的成立以及“金磚

+”合作的持續推進，為提升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國際話語權和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提供了重要平臺。包含主要“全球南方”國家的

G20

機制等多邊平臺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加強“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政策協調提供了渠道。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全球南方”仍缺乏有效的機制依托，在世界格局演進中的影響力因此難以得到[1]

FAO,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3,”

August

3,

2023,

https://ww/documents/card/en/c/cc3017en.[2]

FAO,

“Response

to

the

Ukraine

Crisis:

Social

Protection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April

7,

2022,

/3/cc3321en/cc3321en.pdf.[3]

徐秀軍：《“全球南方”熱潮的緣起與影響》，《世界知識》2023

年第

12

期，第14-16

頁。75《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

4

期有效發揮。從外部看，冷戰后的全球治理機制主要按照發達國家的價值和利益取向設計的，對“全球南方”的多樣化背景和需求考慮不足，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優勢分散于不同的功能領域，難以形成有效的集體行動。由于全球治理機制固有的非中性，治理規則制定權常常集中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發展中國家的實力提升難以轉化為與其實力相匹配的制度性話語權。此外，發展中國家的治理能力和經驗相對薄弱，在全球決策機制中的參與度較低，限制了它們在全球治理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即便是國際地位明顯上升的新興經濟體也常常只能對現有的多邊機制進行選擇，使其能夠靈活介入關鍵的尤其是經濟領域的制度，但在對國家利益并非至關重要的領域仍然是旁觀者。[1]

在經濟全球化與國家現代化進程相互疊加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國家業已存在的背景差異、利益競爭與機制缺失被放大，“全球南方”的力量整合面臨更多障礙因素。（三）維護共同利益與滿足訴求多樣化的矛盾“全球南方”是一個有著共同利益但彼此訴求多樣化的群體，彼此的利益在很多領域存在差異和分歧，甚至存在競爭和沖突。例如，在推動全球能源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構建清潔美麗的世界是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符合“全球南方”國家利益，但在具體目標與標準設定、風險與責任分擔等問題上，“全球南方”因立場分歧較大而無法達成共識，更難以形成一致行動。對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傳統能源并且新能源技術相對落后的國家來說，激進的能源轉型將給其發展進程帶來負面影響。無論是傳統能源的出口大國還是消費大國，在沒有合適替代選擇的情況下，放棄傳統能源無疑將直接損害其發展權。但是，對生態環境脆弱、海拔較低的國家而言，加快世界能源轉型和大幅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卻是當務之急。如果全球氣溫繼續上升，海平面[1]

Charalampos

Efstathopoulos,

“Southern

Middle

Powers

a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Order:

the

Options

for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76,

No.3,

pp.384-403.76“全球南方”崛起與世界格局演變將進一步抬升，一些地區的民眾將失去棲身之地，部分小島嶼國家甚至可能被完全淹沒。自萬隆會議以來，“全球南方”國家就在國際場合積極發出共同聲音，維護共同利益，并以南南合作促進南北合作，以分享和借鑒經驗、技術和資源，爭取更多的發展援助和國際支持。但隨著“全球南方”國家自主性和外交獨立性的提升，其作為一個群體的內部利益訴求也日益多樣化。由于群體內部成員多樣化和外部勢力的拉攏，“全球南方”的共同命運意識和群體歸屬感仍不強烈，“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仍有待增強。截至目前，“全球南方”尚未出臺或商討統一的立場文件，短期內難以提出類似于“萬隆精神”的“全球南方”普遍價值，從而為維護共同利益奠定共同的理念基礎。同時，“全球南方”缺乏協調不同利益訴求和實現共同利益的行動綱領，從而使彼此之間的客觀差異成為認知與強化共同利益的羈絆。日益凸顯的多樣化訴求如果長期得不到有效協調和有機融合，“全球南方”塑造未來世界格局的力量將遭受削弱，甚至會在一定條件下形成內耗。四、結語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的全方位崛起大大加速。在經濟方面，“全球南方”通過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的推進，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逐漸嶄露頭角，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全球南方”經濟的快速增長擴大不僅改變了世界經貿格局，也有力推動了多極化進程的發展。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全球南方”積極提出應對地緣沖突和全球問題的治理方案，拒絕卷入非此即彼的意識形態之爭。尤其是“全球南方”對烏克蘭危機的立場，超越了置身事外的外交中立和盲目跟風的外交追隨，體現出一種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政治覺醒，成為其全方位崛起的重要表現。中國是“全球南方”的當然成員。中國同絕大多數“全球南方”國家一樣，遭受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壓迫，充分理解與認同探索獨立自主發展道路77《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

4

期的重要意義。這種“天然的親切感”長期沿襲，成為眾多發展中國家認同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礎。2023

年

7

月，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金磚國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上中方提出，獨立自主是“全球南方”的政治底色，[1]發展振興是“全球南方”的歷史使命，公道正義是“全球南方”的共同主張。中方的立場和主張為凝聚“全球南方”合力增加了積極因素，并推動“全球南方”熱潮朝著正確方向演進。中國提出并推動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重大國際合作倡議，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球南方”發展的內生動力、提供了“全球南方”合作的機制平臺、維護了“全球南方”的實際利益，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積極支持和響應。中國過去是南南合作的參與者和引領者，未來將繼續把“全球南方”作為外交戰略、知識轉移、資源配置和制度建設的優先方向，不斷為“全球南方”的發展與合作注入強大動力，從而推動“全球南方”成為未來世界格局更加重要的力量?！矩熑尉庉嫞簩巿F輝】[1]

《王毅就加強“全球南方”國家合作提出四點主張》，新華網，2023

年

7

月

26

日，/politics/leaders/2023-07/26/c_1129768124.htm。78《國際問題研究》2023

年第

4

期Politics

of

Rights: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thModernityXU

JianIn

a

world

of

chang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sinking

into

the

moral

dilemma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ower

dilemma

of

moral

politics.

People

have

long

confused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pre-modern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former

is

power

politics,

and

the

latter

is

rights

politics.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re

increasingly

manifested

as

conflicts

of

rights,

which

may

be

transformed

into

conflicts

of

power.

Power

politics

may

be

hidden

under

the

package

of

rights.

The

politics

of

rights

reflects

the

direction

of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Structure

XU

Xiujun

&

SHEN

Chen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sluggish

global

economic

growth,

the

ongoing

Ukraine

crisis

and

significantly

intensified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the

Global

South

has

accelerated

its

all-round

rise

in

terms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showing

unprecedented

influence,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variables

determin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world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profound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structure,

the

Global

Sout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a

game

player,

a

balancer

and

an

indicator.

The

Global

South

still

face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excessive

external

interference

and

insufficient

anti-

interference

capability,

rising

demand

for

capacity

integration

and

lack

of

institutional

platforms,

and

safeguarding

common

interests

and

pursuing

diversified

preferences.

As

a

natural

member

of

the

Global

South,

China

firmly

upholds

the

common

interests

of136Abstractsthe

Global

South,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and

le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