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逍遙游思想探究莊子是戰國中期宋國人。這一時期正是由宗法制向家族制過渡的時期，是地主政權代替領主政權的時期。這一時期井田制被破壞，整個社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解體。各個諸侯之間為了爭奪自己的利益，開始大規模的征伐戰爭。秦國商鞅變法取得成功，為秦國取得戰爭的勝利、建立大一統國家奠定了基礎。策士們的外交日益頻繁，合縱與連橫的戰爭愈演愈烈。思想界各種思想爭相提出，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莊子思想繼承老子思想，是百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派別之一。一、逍遙游的內涵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并未將“逍遙”收入。“逍遙”一詞最早見于《詩經》與《楚辭》。《詩經·鄭風·清人》有“河上乎翱翔”與“河上乎逍遙”之說，這是“逍遙”與“翱翔”義近之證。《毛詩》注：“逍遙，翱翔。謂之彷徉。”孔穎達疏“河上乎翱翔”日：“翱翔，言其不復有事。”《楚辭》中有“聊逍遙以相羊”。王逸在《楚辭章句》中注日：“逍遙、相羊，皆游也”，注“聊逍遙兮容與”日：“聊且游戲，以盡年壽。”嘲洪興祖在《楚辭補注》中注日：“逍遙，猶翱翔也。”可見《詩經》和《楚辭》中的“逍遙”有自由自在，無所拘束的含義。“游”和上述觀念并無根本不同，使用更為頻繁。許慎《說文解字》日：“游，旌旗之旒也”。此處，“游”與“旒”義同，指旗子下邊懸垂的飾物。旌旗所垂之旒，隨風飄蕩而無所系縛，可以引申為游戲之“游”。故《廣雅·釋詁三》釋義日：“游，戲也。”旌旗流動如水流，是自然無為之意象，都是物任自性無為的自然。王夫之《莊子解》引申說：“逍者，響于消也，過而忘也；遙者，引而遠也，不局于心知之靈也。”這里的“逍”有“消解”、“化解”的意思；“遙”的意思是不局限心靈的自由。可見王夫之對逍遙的理解比《詩經》、《楚辭》所言之義更貼近莊子的“逍遙”之義。徐復觀于其《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中，從精神自由的角度看視“逍遙”內涵：“消者消釋而無執滯，乃對理而言。搖者隨順而無抵觸，乃對人而言。游者，象征無所拘礙之自得自由鈞狀態。總括言之，即形容精神由解放而得到自由活動的情形”。由此可見莊子“逍遙游”更多的是心靈之游。《莊子》一書中，“游”與“心”常連用，因此“游心”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如“吾游心于物之初”(《田子方》)，“汝游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應帝王》)，“且夫乘物以游心，拖不得已養中，至矣”(《人世間》)。這些都說明了“逍遙游”是心靈的漫游，是精神的漫游。“游心”既可以是形骸之內的漫游，也可以是形骸之外的漫游；既可以將外部世界內化到心靈深處，也可以將內部心靈外化到外部世界，整個世界被化為任精神自由往來于其中的逍遙之境。因此，莊子“逍遙游”思想，即是指人在精神心靈上的絕對自由。陳鼓應先生在《逍遙游》篇中曾闡述道：“一個人當透破功、名、利、祿、權、勢、尊、位的束縛，而使精神活動臻于優游自在，無掛無礙的境地。”這便是最早莊子“逍遙游”的內涵。二、逍遙游的前提“逍遙游”是心靈上的絕對自由，那么如何才能進入“逍遙游”的境界呢?理解“小大之辯”是達到莊子“逍遙游”境界的前提。莊子的小大之辯最初是通過鯤鵬與蜩、學鳩之類小蟲中的對比引發出來的。莊子在《逍遙游》是這樣描述的：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鳥也，海運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蜩與學鳩笑之日：“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王仲鏞認為蜩與學鳩和大鵬的對比就是“小大之辯”，在其論文《莊子(逍遙游)新探》中闡明：大鵬的形象高大雄偉，翱翔天海；蜩與學鳩、斥鸚的形象微末委瑣，上下蓬蒿，這本是以鮮明的“小大之辯”(同辨，區別)來說明“小知(智)不及大知(智)”。浦江青認為，莊子“逍遙游”的正解為：“以大為通，以小為陋，此類思想，即《逍遙游》之正解。”雖然蜩與學鳩也可以自得其樂，但是和“絕云氣，負青天”的大鵬相比，它的“自由”的范圍還是一種“小”。莊子的“小大之辯”不僅是對逍遙主體的“小大之辯”，也是對主體逍遙程度的“小大之辯”。吳怡于其《中國哲學發展史》中從辯“小”“大”人手，指出莊子的“大”，并非在形體上、財物上以及勢位上的“大”。莊子的“大”，就在于他的精神境界。《逍遙游》中說：“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鯤鵬的展翅高飛以及培風而行正是由于其深蓄厚養，而學鳩之徒只是憑一時的沖動，這本身在修養上就有一定的差距，其智慧上有大小之別，其精神自由程度必然也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這就是莊子所說“小知不及大知”。“鯤鵬”和“學鳩”的“小大之辯”中鯤鵬的“大”是否真的是莊子精神自由的至高境界?恐怕不然。莊子所追求的真正的“大”應是那些“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這是蜩與學鳩之類的世俗之人，囿于一隅而沾沾自喜，眼界狹小，其自由范圍也必狹小而有限。宋榮子能“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列子“御風而行”“比于致福者，未數數然也”，之二人猶如鯤鵬，思想擺脫了一定的局限性，看到了世間一些阻礙之事，但是行動依然有所待，達不到絕對自由的境界。只有那些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才能“無所待”，達到至高的“大”，才能達到精神的絕對自由。“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指順萬物之性，自然之道。徐復觀先生說：“人之所以不能順萬物之性，主要是來自物我之對立；在物我對立中，人情總是以自己作為衡量萬物的標準，因而發生是非好惡之情，給萬物以有形無形的干擾，自己也會同時感到處處受到外物的牽掛、滯礙。有自我的封界，才會形成我與物的對立；自我的封界取消了，則我與物冥，自然取消了以我為主的衡量標準，而覺得我以外之物的活動，都是順其性之自然。”只有順應萬物之性，把自我從“封界”中解放出來，超越自我與萬物的區別，超越自己與世界的區別，才能“無所待”，真正翱翔于宇宙之間，以達到絕對自由的境界。只有通過“小大之辯”認識到最高層次的逍遙，即超越“小大之辯”，這樣才能真正進入絕對自由的“逍遙游”的境界。因此小大之辯是《逍遙游》的前提。三、逍遙游的三境界“無己”“無功”“無名”是莊子“逍遙游”思想的最高境界。常人之所以達不到逍遙游，是因為有所待，有種種精神的束縛。要成為一個“游無窮者”，就必須做到“無己”“無功”“無名”，才能實現精神的自由。“至人無己”，即是不以自我為中心，順應事物的本性，避免將自己對事物的偏見影響到自己對世界的看法。這樣才能讓自己的心胸開闊，不為外物所限制，最終達到與萬物相通的境界。莊子在《逍遙游》中講了不龜手之藥和樗樹的故事。這兩個例子分別體現了莊子的“大用”和“無用而用”的思想。宋人之所以看不到龜手之藥的大用，即是被自己狹隘的思想所局限，人們只能憑自己的經驗，在自己認識層面上思考，并不能讓思想上升到更高的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