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到廢：科舉的最后歲月

國子監科舉制度始于隋唐、到明清臻于完善，是中國古代獨特的政治行為。這個讓歐洲的知識分子羨慕的“科舉”在1905年9月2日走到了歷史的終點。當天，清廷發布諭旨，宣布自明年丙午科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至此，與中國讀書人前途密切相關的科舉制，在經歷了1300年漫長歲月后進入歷史。廢科舉是近代中國的一件大事，在當年并沒有引起巨大波動，但是近年來，時移世易，一些研究者以為科舉制被粗暴廢棄甚為可惜；還有一些研究者以為辛亥革命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廢科舉堵塞了青年的上升之路。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今天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廢除科舉呢？科舉與學堂并存以八股取士為核心的科舉制在西方勢力東來前并沒有問題，這是帝制時代為朝廷選拔人才的制度，而且是一項很不錯的制度，分數面前人人平等，讓社會階層流動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朝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說得過于浪漫了，但這項制度確實使社會底層的人對未來有那么一點期待。西方勢力東來，特別是中國開始向西方學習后，中國并沒有像日本那樣重建一套完整的近代教育體制，創辦從小學到大學，到研究院等教育機關。那時中國領導人沒有意識到，或根本不知道西方教育與科舉并不是一回事，他們出于最樸素的心理，以“改科舉”作為接納西方近代科學的方式。所謂“改科舉”，就是調整科舉考試的內容，增加與發展有關的時務、算學等。這種方式在科舉一千多年歷史中屢試不爽，形式調整，內容調整，讓科舉始終保持活力。但這一次卻不同了。形式改革，內容調整，時務內容增添，在向西方學習初期有效，但當洋務持續發展，許多內容如果沒有實驗室，沒有正規的學堂教育，僅僅憑借試卷上的功夫，已沒有辦法進行考察了。“改科舉”遇到了不易克服的瓶頸。無限度調整、添加考試內容，比如武科改試槍炮，則勢必導致民間武器泛濫；增加測試機器船政等應用學科，考生如何獲取此類知識，又成為難題。(潘衍桐：《奏請開藝學科折》)“改科舉”進行不到20年，其弊端畢現。改科舉弄成了夾生飯，知識界議論紛紛，清廷決策層并非不知道。但是由于這項制度關涉無數青年的未來，在沒有找到妥善辦法前，沒有人輕言廢除。清廷決策層后來為漫不經心付出了巨大代價，僅僅30年時間，日本人模仿西方實行新教育，構建自大學至幼稚園全新教育體系，國民識字率大幅提升，國家能力獲得不俗成績。更重要的是，中日關系在這個時候出了大問題，一場并非大規模的戰爭，徹底暴露了所謂“同光中興”的軟肋。戰后，精英階層反省，莫不將科舉視為這場戰爭失敗的終極原因。嚴復說：“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國不變法則必亡是已。然則變將何先？曰莫亟于廢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救亡決論》)梁啟超也認為，中國走向洋務30年，創行新政不一而足，然最終敗在素來瞧不起的東鄰小國日本之手，關鍵在于中國沒有像日本30年前那樣徹底改造教育，在全國范圍實行新教育。亡羊補牢，梁啟超大聲疾呼：“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譚嗣同說，中國失敗并非偶然，要在士大夫知識陳舊，因此中國改革必須從改變知識人始，“從士始，則必先變科舉，使人人自占一門，爭自奮于實學。”(《上歐陽中鵠書》)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發布《明定國是詔》：第一，宣布創建京師大學堂，作為新知識教育基地，兼為全國新教育管理機關；第二，改革以八股為主要內容的科舉考試制度。照此思路，清政府在模仿日本創建新教育同時，期待讓科舉重回其原來定位，擔負為朝廷選拔人才的功能。打個不太恰當比方，讓科舉制變為中國的“文官制度”。廢八股《明定國是詔》開啟科舉與學堂并存的改革思路，但這個思路并不為人們所理解，即便改革先鋒康有為也沒有理解這層意思。五天后(6月16日)，他與光緒帝有如下對話：康：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開，故雖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開之故，皆以八股試士為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后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濟濟，然無以應事變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臺遼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于朝廷，而賠于八股；膠州、旅大、威海、廣州灣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上曰：然，西人皆為有用之學，而吾中國皆為無用之學，故致此。康：上既知八股之害，廢之可乎？上曰可。康：上既以為可廢，請上自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上曰可。(《康有為自編年譜》，50頁)康有為廢八股建議獲光緒帝認同，但光緒帝不可能像康有為期待的那樣，政由己出，獨斷專行，以一紙上諭廢棄實行上千年的制度。對于光緒帝的猶豫，康有為早有預料，所以他在此后幾天策動梁啟超、宋伯魯，甚至各省舉人聯署上書，以社會壓力請求清政府廢止八股取士，推行經濟六科，培養新式人才。沸沸揚揚的輿情引起了光緒帝的重視。6月17日早朝，光緒帝將御史宋伯魯廢八股奏折批給樞臣擬旨，似有接受康有為建議獨斷專行的意思，不料協辦大學士剛毅建議皇上將八股存廢交主管機關禮部討論并拿出方案。光緒帝想到康有為的忠告，表示如下禮部，禮部必駁。剛毅認為，八股存廢，事關大局，如不進行充分研判，勢必引起混亂。剛毅的提醒是對的。八股取士盡管問題多多，但這項制度畢竟關涉青年讀書人前途。許多年輕人已用不少精力研讀八股，頭懸梁錐刺股，各省在京參加會試近萬舉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當他們聽說皇上將接受康有為等要求擬旨廢八股，“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謠言者，幾被毆擊。”(《戊戌政變記》)可能發生的動蕩引起了光緒帝注意，他在6月23日發布上諭，宣布廢除八股取士，但不是立即執行，而是三年后，以便給考生留下足夠調整時間。將廢八股推遲三年，并不是沒有問題，屆時鄉會試并不能獲得足夠接受新規則的生源。據康廣仁分析，“士之數莫多于童生與秀才，幾居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變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目。且鄉會試期在三年以后，為期太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立刻實行然后可。”(《戊戌政變記》)他主張廢八股不必待下科，“小試尤宜速改策論。”(文悌：《嚴參康有為折》)康廣仁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既然朝廷決定廢八股改策論自下科始，那么生童之歲科試無論如何必須立即廢八股改策論，經史時務并重，專心實學，這樣才能為下科不用八股奠定基礎。康有為、梁啟超、康廣仁將“立廢八股”的意思寫成奏折，以宋伯魯名義呈遞。6月30日，光緒帝據此修正6月23日三年后廢八股改策論的諭旨。這一修改，意味著采納了康有為等人立廢八股的建議。科舉新章廢八股并不是廢科舉，科舉考試還將繼續，且與新學堂相輔相成，構成一個完整的新教育及人才選拔體制。康有為、梁啟超、康廣仁6月30日通過宋伯魯上的奏折，不僅提出“立廢八股”，而且對沒有八股的新科舉考試也提出設計。他們認為，中國人才之弱，皆緣于中西兩學不能會通之故。由科舉出身的，于西學輒無所聞；由學堂出身的，于中學亦茫然不解。推原其故，就是因為取士之法岐而二之，將經史與經濟視為兩個互不關聯的知識系統。其實，未有不通經史而可以言經濟者，亦沒有不達時務而可謂之正學者。因此，他們建議將正科與經濟歲科合并為一，皆試策論。“論則試經義，附以掌故；策則試時務，兼及專門。泯中西之界限，化新舊之門戶，庶體用并舉，人多通才。”(《康有為政論集》上，294頁)盡管八股考試有許多毛病，但這項規定畢竟有一個大致可衡量的標準，是科舉考試幾百年經驗積累，現在一旦放棄八股取士，究竟應該如何組織新科舉考試，確實為一問題。7月4日，以穩健著稱的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陳寶箴奉旨“妥議”科舉新章程，比較務實地解決了廢八股、改科舉過程中所出現的新問題。在張陳方案中，儒家倫理、中學為體，是不可逾越的政治標準，大要有五：一、正名。他們將各項考試定名為四書義、五經義，其格式大略如講義、經論、經說；二、定題。四書義、五經義均出自四書或五經原文。三、正體。答題以樸實說理，明白曉暢為貴，不得涂澤浮艷，作駢儷體，不得鉤章棘句，作怪澀體。四、征實。言之有據，不得妄說。五、閑邪。不得征引釋老之妄談、異域之方言，報章之瑣語，不得離經叛道。至于考試形式，張陳方案主張三場定案，第一場旨在選出博學之士；第二場于博學中求通才；第三場于通才中求純正。三場考試各有重點，前兩場以中西經濟時務之學為主，后一場側重考察生員對儒家倫理的認識，范圍限定在四書義、五經義。張陳方案對廢八股后科舉考試提供了一個比較細致可行的方案，新舊兩宜，折中調和，既照顧了科舉數百年傳統，維持了國家大考尊嚴、品味與效率，又注意汲取新學術。爭論數年的科舉改革至此終于有了一個大致合理的結果。教育之上的教育1898年政治改革最大收獲是將學堂從科舉考試中分離出來，京師大學堂的創建，為新教育提供了廣闊空間。科舉制在新教育剝離出來后再改革，廢棄了僵化的八股考試，增添了新要素。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場改革被突如其來的政變所打斷。京師大學堂雖然沒有停止創辦，但其規模縮小，宗旨調整，不再強調為全國新教育示范基地、指導中心，原計劃招生五百人，至年底開學，實際報到不足百人，講舍不足百間，課程僅有詩書易禮春秋，所謂新學根本不見蹤跡。1900年，義和拳鬧北京，大學堂學生借機告假四散。慈禧太后、光緒帝逃出北京前批準管學大臣許景澄建議，停辦大學堂。義和團戰爭是近代中國一個巨大轉折。迫于時變，維新之論復起。1901年1月29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尚在流亡途中的清廷痛定思痛，發布重啟新政諭旨，要求內外大臣參酌中西政要，各舉所知，條議復奏。新政是一場比較自覺比較全面的政治經濟改革，是一場具有實質意義的現代化運動。在這場運動中，新教育與科舉不期然成為互為因果的兩個問題。發展新教育，重構全國新教育體制，是中國現代化基本要求。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書院改成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縣改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學堂。12月5日，又頒布學堂科舉獎勵章程，規定學堂畢業生考試合格后可得進士、舉人、貢生等出身。與學堂教育相伴而行為留學。留學教育發生很早，但在甲午前均為政府主導的官派，甲午后，特別是隨著民族資產階級成長壯大，再加上政府鼓勵，自費留學東西洋已蔚為大觀，如何使留學教育與國內體制接軌，也是新政改革的一項內容。1903年10月，清政府頒布《獎勵游學畢業生章程》，規定凡中國留日學生在日本普通中學五年畢業，得優等文憑者，給予拔貢出身；在日本文部省直轄各高等院校及程度相當各項實業學校三年畢業，得優等文憑者，給予舉人出身；在大學專科某科或數科，畢業后有選科或普通畢業文憑者，給予進士出身；在國立大學及程度相當官立學堂三年畢業，得學士文憑者，給予翰林出身；五年畢業，得博士學位者，除翰林出身，還給予翰林升階。由此可見，不論是學堂教育，還是留學教育，最后所能換算的，依然都是科舉。科舉，成為教育之上的教育。向學堂漸次過渡將科舉定位為國家掄才大典，是新教育發生后的一個選擇。1901年7月12日(五月二十七日)，劉坤一、張之洞“江楚會奏”第一折《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專談科舉改章，重回張之洞、陳寶箴戊戌科舉新章，總以講究有用之學，永遠不廢經書為宗旨。奏折對三場考試內容次序略有調整，先后互易，分場發榜，各有去取，以期場場核實。頭場取博學，二場取通才，三場歸純正，以期由粗入精。頭場中國政治、史學；二場各國政治、地理、武備、農工、算法之類；三場測試四書義、五經義。按照劉張規劃，“擬將科舉略改舊章，令與學堂并行不悖，以期兩無偏廢。……。總之，但宜多設其途，以恤中才之寒晙，而必當使舉人、進士作為學堂出身，以勵濟世之人才，只可稍寬停罷場屋試士之期，而不可使空疏無具者永占科目之名。果使捐納一停，則舉貢生員決不患其終無出路。此則兼顧統籌，潛移默化而不患其窒礙難行者也。”(《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方案最終目標是從科舉過渡到學堂，現在之所以繼續保留科舉，主要是因為驟然廢止，可能會使許多無法適應學堂新制的讀書人陷入尷尬，甚至成為體制對立面。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政時期科舉改章已明白定性為過渡形態。這向社會釋放的信息，就是科舉將進入黃昏歲月，以學堂主導的新制才是應遵循的方向。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么從新政時期開始，年輕一代不再以科舉為唯一訴求，而是盡可能進學堂，盡可能出洋留學。科舉成了替罪羊學堂與科舉并行不悖的想法肯定是行不通了，由科舉向學堂漸次過渡的方案也只停留在理想層面。特別是1902年頒布的《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制)，一方面模仿日本新學制，將全國教育體制規范為蒙學堂、尋常小學堂、高等小學堂(含簡易實業學堂)、中學堂(含中等實業學堂)、高等學堂及大學預備科(含高等實業學堂)、大學堂、大學院。此外還有師范學堂、師范館、仕學館。國民教育、實業教育、師范教育等，均被列入教育體制。這是歷史性進步。但另一方面，“壬寅學制”不愿割舍科舉制，在其架構中，各類學堂只是教育機關，也可頒發文憑，但要進入官場，還必須用學堂文憑換取功名，小學、中學、大學，分別對應附生、貢生、舉人、進士。而且，科舉出身的人，在“壬寅學制”中，也可以兌換學堂文憑。由管學大臣張百熙擬定的“壬寅學制”用意是好的，期望在推廣、普及學堂教育時，不毀棄影響中國千年的科舉制，甚至可以將科舉制視為國民教育之后的“文官考試制度”：“大抵中國自周以前選舉、學校合為一，自漢以后，專重選舉。及隋設進士科以來，士皆殫精神于詩賦策論。所謂學校者，名存而已。……《欽定章程》頒行之后，即令飭下各省督撫，責成地方官核實興辦。凡名是實非之學堂，及庸濫充數之教習，一律整頓從嚴，以無負朝廷興學育才之盛心；而學校、選舉，亦漸能合轍同途，以仰幾三代盛時之良軌。”(張百熙：《進呈學堂章程折》)然而如此規劃，并沒有收到預期效果，既然功名可以兌換學堂文憑，為什么還要進學堂？既然學堂文憑還要兌換為功名才有機會，或更方便步入仕途，為什么不直接在科舉上用功，還要走學堂教育的彎路呢？事實上，張百熙主持制定的“壬寅學制”并沒有得到執行，更不要說學堂與科舉并行不悖了。據袁世凱、張之洞1903年初分析，各地對學堂、科舉并存思路并不理解，大率觀望遷延，敷衍塞責，或因循而未立，或立矣而未備。據此分析，廢科舉以興學校的思路呼之欲出：“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于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于各國。”(《奏請遞減科舉折》)袁世凱、張之洞并沒有建議朝廷驟廢科舉，而是建議斟酌變通，分科遞減，但最終目標就是務期科舉逐漸而盡廢，學校櫛比而林立，上以革數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億兆輩有用之人才。逐年遞減科舉建議也沒有見效，各省學堂仍沒有像期待的那樣如火如荼，廣泛建立，經費固然是一個原因，而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并未專重學堂。科舉若不變通裁減，則人情不免觀望，學堂興起就仍然只是一個期待。為此故，張百熙、榮慶、張之洞1904年初再上奏折，建議“遞減科舉注重學堂”，“俾全國臣民，確見裁減科舉、歸重學堂辦法，咸曉然于朝廷意向所在，則人人爭自濯磨，相率而入學堂，以求實在有用之學。”(《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片》)張之洞等人建議迅即獲得朝廷認可，批準諭旨以為“學堂、科舉合為一途，系為士皆實學，學皆實用起見”，宣布自丙午科(1906)為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所陳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著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后歸學堂考試。(《光緒朝東華錄》，5129頁)科舉終于走到了盡頭，但還不是立即結束。如果不是日俄戰爭在中國土地上爆發，科舉取士名額自1906年丙午科逐年遞減，“期以三科減盡；十年之后，取士概歸學堂。”從1906年起算，十年后即1916年，才是科舉制壽終正寢的年份。外部危機改變了中國政治日程。1905年8月31日，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等聯銜奏請“立停科舉以推廣學校”：“臣等默觀大局，熟察時趨，覺現在危迫情形更甚昔日。竭力振作，實同一刻千金。而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又斷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廢，學堂遍設，亦必須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強鄰環伺，詎能我待。近數年來，各國盼我維新，勸我變法，每疑我拘牽舊習，譏我首鼠兩端，群懷不信之心，未改輕侮之意。轉瞬日俄和議一定，中國大局益危，斯時必有殊常之舉動，方足化群疑而消積侮。科舉素為外人詬病，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