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能減排與綠色管理

一、企業綠色管理與競爭優勢工業活動的快速發展導致了全球環境問題，也是公司經營的一項必要任務。然而，20世紀80年代，大型公司明顯重視公司經營與環境影響之間的關系（shrivatava，1994）。企業是自然環境中的一環,企業永續發展應注重企業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平衡,因此企業的科技發展與成長理應有一定程度的限制(Gladwin,Kennelly,&Krause,1995)。企業經濟發展迅速,雖有利于經濟與獲利,但卻可能對于自然環境造成破壞;反之,若企業發展程度過于保守,雖可履行對自然環境的責任,卻使組織獲利未達最佳化。目前全球人口約為六十五億人,2050年時,全球人口數可能上升至九十億(Marcus,Islam,&Moloney,2008)【3】。屆時,全球資源的消耗與使用勢將更為迅速;對于企業而言,若無一套系統性的方法與實務以順應環保趨勢,終將不利于人類發展與企業生存。近年來,鑒于各種利害關系人對于環境保護的不同觀點,致使企業不得不著手關心有關環境保護的議題,相關研究亦開始強調利害關系人的重要性,以滿足各種利害關系人的需求,彰顯利害關系人與企業環境保護實務之間的強烈關聯性(Buysse&Verbeke,2003;Henriques&Sadorsky,1999)。環境保護已成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關鍵,諸如顧客、股東、監督機構、債權人、基金管理者、環境保護團體和政府單位等,皆對企業環境績效(corporateenvironmentalperformance)頗具興趣(Xie&Hayase,2007)【6】。企業愈來愈難以忽略環境保護的議題,在獲利之余,亦將環境保護列為重點發展策略,因為企業已了解到,他們無法忽略產品生產的環保特性(Slater&Angel,2000;Zhu&Sarkis,2006)。就當代企業經營與管理而論,每個企業都必須面對諸多的利害關系人,所以利害關系人的環境保護態度以及對環境的關心,無形之中,對于企業而言造成莫大的壓力;縱使企業本身未將環境保護議題視為重點,在諸多利害關系人的趨使下,許多企業亦開始實行某種程度的綠色管理,以滿足利害關系人的需求以及順應產業整體的發展趨勢。因此,在利害關系人的壓力與產業趨勢的發展下,企業綠色管理已成為無可避免的事務。然而,既使企業管理者已了解到環境保護有益于企業本身與利害關系人,企業仍可能試圖專注在那些顯而易見、卻缺乏意義的管理行動,以作為污染排放績效不彰的掩護(Russo&Harrison,2005)。值此之際,許多學者開始提出企業不應被動順應利害關系人與產業趨勢以推動綠色管理,更應該主動、積極地發展綠色管理,方有助于取得市場地位與先機(Berry&Rondinelli,1998;González-Benito&González-Benito,2005)。預應式(proactive)的綠色管理可以透過資源輸入的有效運用、廢棄物的減少與移除不必要的生產流程來減少成本,促使企業在此過程中獲得創新與獨特的競爭優勢,且較能避免競爭者的模仿(Berrone&Gomez-Mejia,2009;Christmann,2000)。綜合上述,可了解企業綠色管理與競爭優勢具有不可分割的脈絡關系。然而,在過去研究中,此關聯性卻多以闡述觀點為主,直到近期才在學術領域中開始強調(Chen,Lai,&Wen,2006),相關實證研究仍較為缺乏。今日的企業愈來愈強調永續發展,在環境保護方面,已由被動應對轉為主動面對(Hart,1997)。企業在強調永續發展與獲得競爭優勢的過程中,由于企業重視且關心各方利害關系人的環境保護觀點與意見,無形建立了企業在各利害關系人心目中的良好知覺與意象,對于企業商譽與形象具有推波助瀾的效果。尤其對于顧客來說,企業形象能夠提升顧客知覺價值、增加滿意度并促進忠誠度(Chang&Tu,2005;Gronroos,2001),“綠色”本身可以說就是一種最好的形象(許英釩,2003)。在企業形象相關研究日益增加之際,卻少見討論環境保護與企業形象之間的實證研究,確有研究的必要性。近年來中國大陸經濟飛快成長,在民眾生活質量提升的同時,對于生態環境卻造成沖擊,如何找到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平衡點,是中國大陸企業必須思考與響應的課題(許英釩,2003)。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大陸即開始實施一系列環境保護法令與政策,以調和經濟、社會與環境的生存發展,目前中國大陸的環境保護政策以管控為主,有益于主動減少對環境的損害(Liuetal.,2010)。在工業化不斷發展下,中國大陸不僅有資源消耗過于迅速之虞,因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也不斷削弱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在此情況下,急需企業主動展現社會責任,實行預應式的綠色管理,方能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孫寶連、綦振法、王心娟,2009)。節能減排已成為中國大陸主要推行政策之一,促使綠色管理成為主要趨勢;然而,近期針對中國大陸綠色管理進行的實證研究中,討論者多以企業實施綠色管理的驅動因子為題(李武威,2010;武春友、吳荻,2009;胡美琴、駱守倫,2008),對于企業發展綠色管理后所促進或衍生的效益方面,其討論相對缺乏。以上述文獻為基礎,本研究主要探討綠色管理、企業形象與競爭優勢發展的脈絡關系,運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檢驗變量間之關聯性,相關研究結果可作為中國大陸企業發展與實施綠色管理之依據。二、文獻與假設的發展本節依序探討綠色管理、競爭優勢與企業形象之定義與內涵,并透過過去文獻探討,建構本研究的各研究假說。(一)社會責任lai的困境企業生存的關鍵,愈來愈仰賴企業能否具有整體性與宏觀性,企業不應只是關心企業本身的利益,更需考慮到顧客、員工、經銷商、供貨商和股東等利害關系人的想法(Chen&Hsieh,2008)。這些關系人具有一定的組織性,且大部分受過專業教育,他們有權利了解或涉略企業的環境信息,可要求企業必須對于環境需求有所正向響應,如綠色創新策略(Berry&Rondinelli,1998;Brooks&Sethi,1997)。綠色創新是指有關綠色產品或程序的軟件、硬件方面的創新,包括能源節省、污染防治、廢棄物循環、綠色產品設計等管理實務(Chen,Lai,&Wen,2006),綠色管理與創新相輔相成。對于創意有迫切需求的中國大陸企業來說,綠色管理所帶來的創新,將促成較佳的生產績效與競爭優勢,致使競爭者較難模仿。除了各種利害關系人之外,管理者在企業綠色管理的執行與發展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管理者有責任去完成環境實務以及發展綠色創新策略,將組織中的環保理念導向有利于組織發展的方向,這是相當關鍵的部分,因為在企業綠色管理的推行上,若無管理者的支持與鼓勵,除了缺乏資金支持外,企業內部對于綠色管理的推行會感到困惑與疑慮(Cordano&Frieze,2000;Henriques&Sadorsky,1999),因而造成綠色管理推行上的阻礙。過去十年以來,全世界各大企業愈來愈強調社會責任與企業活動的結合,因為社會責任有助于增加企業與利害關系人的正向互動,使利害關系人對于企業道德義務具有更高的期望,進而促進產品信任、品牌忠誠與企業獲利(Demetriou,Papasolomou,&Vrontis,2010)。但是,以往大多數管理者認為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投資,對企業來說是無益的,試圖盡量避免資源投資于環境事務,既使企業愿意投入資金于環境保護,他們通常是基于社會責任或被迫如此的作為(Chen,Lai,&Wen,2006)。然而,現今的管理觀點則更多地將環境保護承諾作為發展競爭優勢的機會(Berrone&Gomez-Mejia,2009),因為管理者已體會與認識到綠色管理能為企業帶來的諸多效益。環境保護的問題與企業的運營密切相關,且影響力擴及組織中各個階層,在此永續發展觀念的趨使下,企業所專注的不只是當代的生存,更關心后代要如何發展(Marcus&Kaiser,2006),因此綠色管理的實施已成為企業競爭的重要趨勢之一。污染的產生其實代表的是資源的無效運用(Porter&vanderLinde,1995)。企業減少污染、追求環境保護的作為,首要之務就是組織資源運用的最佳化,因此企業需要進行綠色管理。企業綠色管理是指在產品生產、設計與配銷的機制中,通過減少能源消耗與環境問題的設備、方法或程序,以達到保護自然環境的目的,其常被視為一種幫助企業符合環保法規的實務(Cabugueira,2004;Shrivastava,1995)。這些實務包括諸如減少廢棄物、需求面管理、環保設計與環境會計等(Berry&Rondinelli,1998)、提升原物料的再次使用率、產品回收的妥善處理(Shrivastava,1994)、業務流程的重新設計、輸入的替代資源(Christmann,2000)等,皆為各大企業值得參考執行之方向。今日企業所強調的綠色管理,是指除了遵守環保法規之外,還具有更積極性的意義。全世界的各大企業幾乎都認知到,綠色管理不僅是順應法規的防御性機制,更是組織持續前進的愿景,甚至是企業生存的理由(Marcus&Fremeth,2009)。許多中國大陸企業亦顯示出對于環境議題的重視,并且嘗試去促進企業的環境績效(Liuetal.,2010)。但在薛求知與高廣闊(2006)對中國大陸上海跨國公司的研究結果中發現,目前主動實施綠色管理以達到環境管理標準的公司并不多,仍有相當的成長空間,相關公司多仍采取被動應對的作法。中國大陸企業對于工業污染的控制與度量僅著重于公司與政府之間的互動,認為此互動關系是影響公司環境績效的主因,卻在實務執行上頗受限制(Liuetal.,2010),若能在處理環境議題上更為積極主動,對于環境績效的提升勢必有所幫助。預應式的綠色管理在減少廢棄物與預防污染方面,即超越了一般法規的需求(Aragón-Correa&Rubio-López,2007)。實行預應式綠色管理的中國大陸企業,視環境保護與維護為己任,不但達到減少廢棄物排放等基本限制或法規,更積極專注于整個產品生產流程的改進,因為這些企業已明白,預應式綠色管理在改善流程中,減少廢棄物即表示支出的減少與效率的增加,專注于業務流程改進的綠色管理,就是達到企業生產力與環境保護二者相互平衡的最好方法。(二)綠色管理:中國大陸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保障在競爭環境中,企業應展現什么作為,以獲取企業持續性的競爭優勢,一直是管理領域欲探討的核心議題(Cheng&Chang,2010)。就資源基礎(resource-based)觀點而論,當企業擁有競爭者不易模仿、取代或交易的內部資源,可形成企業的競爭優勢(Barney,1991)。也就是說,內部資源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企業的生存若過于依賴外部資源,則企業績效表現將可能是平庸的(Teng,2007),因為較缺乏應對環境變化的掌控權與主動性。在政府環境保護的倡導與推行下,企業競爭優勢的獲得,要視產品特性與市場需求的適配(fit)程度,以及企業營銷產品服務之環保特性的能力(Galdeano-Gomez,Cespedes-Lorente,Martinez-del-Rio,2008)。綜合以上,似已可看出中國大陸企業綠色管理與競爭優勢之間的關聯性,實為值得深入探討之議題。當企業決定引進新的綠色科技,包括綠化的配銷與運輸系統,以及產品環保設計與程序等,可促成生產流程的改善和輸入資源效率的提升,企業可因為成本(cost)的減少而獲得競爭優勢(Fraj-Andrés,Martínez-Salinas,&Matute-Vallejo,2008;Hart,1995)。中國大陸政府對于企業綠色管理的發展具有監控與促進能力,政府對于企業實施綠色管理可提供優惠政策,減少企業在發展綠色管理上衍生的成本,非但有助于企業綠色管理之推行,亦有助于建立成本之優勢(孫寶連、綦振法、王心娟,2009)。Christmann(2000)【12】提出實證支持,企業預應式綠色管理與綠色創新的程度愈高,則成本優勢的效益愈明顯。除了成本方面的競爭優勢,在差異化(differentiation)競爭優勢的取得方面,學者亦提出許多正面看法,差異化的競爭優勢一般源自于顧客認為產品是更有價值的,企業在將綠色觀點融合于產品設計的過程中,無形之中也造就了產品的差異化(Galdeano-Gomez,Cespedes-Lorente,Martinez-del-Rio,2008;Shrivastava,1995)。反過來說,鑒于顧客的綠色消費意識提升,中國大陸企業也愈來愈需要去實施綠色管理,以滿足顧客的綠色消費需求,厚植企業實力(孫寶連、吳宗杰,2010)。綜合以上,可了解中國大陸企業綠色管理實施所帶的競爭優勢,可能同時兼具成本降低與差異化的效益,實為中國大陸企業永續發展之實務。競爭優勢意指企業透過成功的策略,以占據競爭者不易模仿的地位與獲得持續性的營業收入(Porter,1985)。在過去幾年以來,企業已見證了高度的市場變動,在中國大陸亦為如此,企業要得到成功,必須有能力比競爭者更快速地創新,包括:不同的經營方式、發展新科技與產品以及開發新市場(Teng,2007)。成功的策略成為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基礎,在未來這些策略將立足于污染最小化、綠色產品設計與科技的協調運作(Hart,1994),即綠色管理。預應式的綠色管理不僅讓企業免于環境方面的罰責,并幫助企業取得新市場機會和競爭優勢(Henriques&Sadorsky,1999)。也就是說,中國大陸企業在綠色管理方面的投資,可以在減少對環境沖擊的同時,獲得強于競爭者的優勢(Porter&vanderLinde,1995)。綠色管理已成為中國大陸企業在組織內部(減少能源消耗)與外部環境(提升競爭優勢)之間獲得雙贏成功的關鍵因子。由此,建立本研究假說一:H1:綠色管理對競爭優勢具有正向顯著影響。(三)中國大陸企業的管理—企業形象企業形象的觀念自古至今皆為學術研究喜愛的議題,在諸多企業功能中,尤其對于營銷功能具有貢獻,可以影響人員招募、公共關系以及銷售等成效(Furman,2010)。企業形象亦有助于影響顧客知覺服務質量(Gronroos,2001)、促進購買行為(Hsieh,Pan,&Setiono,2004)與提升競爭優勢(Balmer&Stotvig,1997)等,影響力不可謂不強,企業必須致力于展現正面的公共形象,才能擁有上述這些的效益。然而,企業形象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中國大陸企業常難以妥善管理。提到某家企業的形象,可能會聯想到創新性、變動性、產品、服務、誠實性、信賴性、社會責任、投資價值、管理質量、助人、友善和保守性等,象征著一家企業非正式的文化(Dowling,2004)。由于企業形象內涵的復雜性,既使中國大陸企業已投入相當之精力于形象改善或促進,仍無法保證企業形象在利害關系人眼中為正面者。許多不同的角度或方式都可以影響利害關系人對企業的知覺,企業必須盡可能地想辦法去向他們傳達正向的信息,然而既使中國大陸企業可以使用方法去影響利害關系人的知覺,仍存在許多其他的途徑也可以影響他們對企業形象的感受(Gray&Balmer,1998)。管理者必須有計劃性地去管理企業形象,使企業正面形象持續地、一致地烙印在利害關系人心中(Tucker&Melewar,2005)。在管理利害關系人的企業形象知覺時,綠色管理是近年來頗受重視的觀點,綠色管理常與社會責任作直接聯想,愈強調綠色管理的企業,其企業形象通常愈佳。實施綠色管理的企業,由于他們較可能成為綠色創新的先趨,發展較多相關綠色產品,自然有助于企業形象的建立,并帶來更多競爭優勢(Hart,1995),綠色管理與中國大陸企業形象之間應具有相當的關聯性。“形象”(image)意指人們態度與信仰的一種組合,其扮演著公共關系建立的重要角色(Baskin&Aronoff,1988;Wan&Schell,2007)。企業形象亦為人們態度與信仰的集合,然而此集合乃專注于對某特定企業的判斷,企業形象是組織成功的基礎,常展現于較強的競爭優勢,也可以說,競爭優勢是良好企業形象的結果之一(Demetriou,Papasolomou,&Vrontis,2010)。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組織,其努力的不只是獲利,更關心社會大眾的利益,因此,他們通常具有較佳的企業形象,進而有助于消費者品牌知覺、企業經營效益的提升與競爭優勢,相關學者(Brammer&Millington,2005;Sen&Bhattacharya,2001)也支持此觀點。許英釩(2003)認為中國大陸企業應積極取得相關綠色認證,透過綠色認證的形象效益進入國際市場,在形塑產品綠色形象的同時,建立綠色競爭優勢。Berry與Rondinelli(1998)指出,預應式的綠色管理可以減少環保方面的抗爭,提升正面的企業形象。Zhu與Sarkis(2006)并認為在“綠色管理就是競爭優勢”的觀點中,這些具環保特質的生產運作流程,可以促進產品的創新以及企業資源的有效分配,而不僅是為了符合法規。由此視之,實行綠色管理的中國大陸企業,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所作所為,在不同利害關系人的心目中,形成一種善盡社會責任的溝通渠道,而有益于企業形象的建立。當中國大陸企業形象建立時,由于形象能夠減少顧客消費疑慮與提升品牌正面觀感,無形中亦發展出企業競爭優勢。立足于此,建立本研究假說二至四:H2:綠色管理對企業形象具有正向顯著影響。H4:企業形象在綠色管理對競爭優勢的正向影響關系中具有中介效果。三、學習方法(一)不同模式中的模式分析方法本研究立足于文獻探討,發展本研究假說與架構,運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如圖1所示。結構方程模式之特性在于其具有整合的效用,可將不同分析路徑在同一模式中完成分析。本研究將綠色管理、企業形象與競爭優勢作以整合,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分析。(二)綠色管理變項的數量構成綠色管理題項系由研究者自行發展,經過8位專家的焦點團體訪談(1)與13位專家的模糊德懷術(2)建構而成。焦點團體訪談系針對綠色管理的題項內容進行討論,以獲得符合現況的題項,增加題項效度。模糊德懷術則在取得專家意見的收斂共識,題項解模糊值皆至少達到0.63。綠色管理變項經以上分析后,計有8個構面、24個題項,構面名稱為“組織、管理與管理者和管理思想的發展與演進”、“管理環境”、“作業管理”、“營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管理”、“科技管理”以及“企業的全球化與成長發展”,分析時以GM1—GM8表示。企業形象6個題項與競爭優勢7個題項,則分別參考Javalgietal.(1994)與Porter(1985)之研究,依據中國大陸產業特性發展與修飾而成,分別以CI1—CI6與CA1—CA7作為代表。所有題項以萊克5點量表(Likert5-pointscale)作衡量,在經過7位有關學者的專家效度檢驗后得以施測。在信度分析方面,綠色管理為0.97,企業形象為0.89,競爭優勢為0.96,顯示各變項之內部一致性良好。(三)性別、學歷、工作年資、產業類別分布情況研究對象為中國大陸企業的主管與員工,總計發放550份問卷,回收問卷為341份,有效問卷數為286份,有效回收率52%。其中,在性別方面多為男性,有147人,占51.4%;在學歷方面多為大學或大專者,有188人,占65.7%;在服務部門方面以研發部76人較多,占26.6%;工作年資于5年以內者162人最多,占56.6%;職位以員工居多,有127人,占44.4%;產業類別以高科技業者85人較多,占29.7%;公司總員工人數為51~100人者居多,有77人,占26.9%。四、研究結果(一)峰度分值為進行結構方程模式之最大概似法,樣本必須符合常態性,也就是說,態勢絕對值應小于3,峰度的絕對值應小于10(Kline,1998)。本研究變項有三,綠色管理、企業形象與競爭優勢,其態勢與峰度如表1所示,可知變項態勢與峰度皆符合Kline之標準,變項之分布為常態性。(二)結構方程的模式分析1.本研究的測量變項特征本研究采用二階段模式進行分析(Anderson&Gerbing,1988),先進行測量模式的檢驗,了解模式的潛在意涵后,再進行結構模式的檢驗。測量模式分析之摘要表如表2所示。在模式估計上,可由誤差變異數為負值、β太接近1以及標準誤太大作為違犯估計的檢驗(Hairetal.,1998)。本研究之誤差變異數皆為正值(0.12~0.43)、β未有太接近1者(0.69~0.92),且標準誤都不大(0.04~0.11),顯示本研究模式之估計值適當,可繼續檢視其他要項。本研究之適配度指標,Normedchi-square為3.04,RMR為0.03,NFI為0.90,CFI為0.93,SRMR為0.05,皆為可接受之數值。本研究之β與R2分別大于J?reskog與S?rbom(1989)所建議的0.45與0.20,顯示本研究各測量變項具有聚合效度,可以有效代表所屬的變項,且具有良好的信度。平均變異數萃取在0.60~0.79之間,大于Fornell與Larcker(1981)建議的0.5,顯示本研究測量變項可以有效地衡量潛在變項的構念。組合信度則至少達到0.90,依Kline(1998)所指出,代表本研究各潛在變項中的測量變項的內部一致性良好。最后,在區別效度方面,理論模式(潛在變項變異量設為1)的卡方值為724.57,各限制模式(潛在變項之相關依序設為1)的卡方值在1245.49~1740.31,卡方值之差異量介于520.92~1015.74,顯示本研究模式之各潛在變項之間是可以區別的,并非是同一個構念。2.綠色管理對競爭優勢的值,綠色管理對競爭優勢的值鑒于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為等同模式(equivalentmodels),其估計值與適配指標值皆為一致,故不再贅述,直接說明本研究模式各影響路徑的關系,如圖2與表3所示。綠色管理對競爭優勢的β值為0.47**,綠色管理對企業形象的β值為0.54**,企業形象對競爭優勢的β值為0.41**。單獨考慮綠色管理對競爭優勢的β值為0.69**,再加入企業形象的分析后,綠色管理對競爭優勢的β值降為0.47**,仍達到顯著水平。根據Barron與Kenny(1986)【56】所指出,自變項與依變項的直接效果為顯著,在加入中介變項后,若自變項對依變項的效果為不顯著,即為完全中介模式,若自變項對依變項的效果下降但仍達到顯著水平,則為部分中介模式。據此,本研究模式符合部分中介模式的特性,企業形象在綠色管理與競爭優勢之間具有中介效果。五、綠色管理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方式在環境保護潮流下,企業綠色管理不只保護環境、善盡社會責任、提升企業形象,并帶來競爭優勢,具有多面效益。就中國大陸企業來說,在經營獲利與環境保護之間必須取得平衡,方為永續經營之道。尤其,中國大陸人口多、車輛多、廢棄物也相對多,新興產業亦不斷開發,如何發展一套能夠以現有資源創造最大價值的經營管理實務,成為產業未來發展的一大挑戰。本研究以文獻探討為基礎,探討綠色管理、企業形象與競爭優勢之關聯性,以中國大陸企業的員工與主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對于學術界與實務界將深具意義。本研究假說有四,研究假說一(綠色管理對競爭優勢具有正向顯著影響)獲得支持,企業綠色管理的實行確有助于競爭優勢的獲取。Berrone與Gomez-Mejia(2009)、Russo與Fouts(1997)指出,企業可透過生產流程的改善,促進資源運用的最佳化,進而產生競爭優勢。對于中國大陸企業經營來說,企業本身雖大都擁有良好的生產力,然而,競爭者亦為如此,若欲以量制價或規模經濟產生競爭優勢,是相對不易的作法。綠色管理兼具降低生產成本與提升制造效率之效用,在生產更多且消耗更少的情況下,其結果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