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錫伯族傳統社會的主要特征

西伯利亞是中國北方古代民族的后裔。他是第一個在大興安嶺以東地區狩獵的人。一九八〇年,米文平等在大興安嶺發現的嘎仙洞,即為鮮卑的發源地。東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八九年)北匈奴敗于漢將竇憲,其族大部西遷,鮮卑部落隨即離開大興安嶺,進入北匈奴故地。然而,仍有極少數鮮卑部眾游獵在綽爾河、嫩江、松花江一帶。這部分鮮卑人即是錫伯族的先祖。近年來,我們曾對錫伯族分布較多的地區,包括黑龍江省的雙城縣、肇源縣,吉林省的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扶余縣,遼寧省的蘇家屯,內蒙古自治區的札賚特旗,新疆伊犁的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等地做了一些實地調查。根據我們所掌握的資料,在此就古代錫伯族的社會性質問題發表一點淺見。一、漁獵、生產的思想錫伯族自漢代從北部鮮卑中脫穎而出,到十六世紀初葉以前,是它的原始社會發展階段。劃分一個民族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標準,一般地說,應與下列要素發生關聯,即: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高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受其它民族制約、影響的大小;有無階級對立和剝削出現等等。下面就錫伯族原始社會發展階段的諸特征作一淺析。錫伯族原始社會的第一個特征是共同勞動、平均分配。古代的錫伯族世世代代以狩獵、捕魚為生。這和該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興安嶺、嫩江、呼倫貝爾等地區的自然環境,正是善于騎射的錫伯族人民游獵馳騁的天然場所。錫伯族的狩獵活動沒有什么禁忌,凡獸皆獵,凡禽皆捕。在不同的季節里,獵民們自由結伙,集體圍獵,捕獲獐、狍、鹿、野豬等獸類以為衣食。為了適應當時艱苦的生活環境,錫伯人幼兒初生,便用紅絲繩扎小弓箭,懸于門首,以示他將來要成為騎射能手。十幾歲的兒童即能騎馬馳騁于深山老林之中,不斷磨練著征服大自然的意志力。除狩獵之外,他們還從事捕魚。流傳久遠的一首民謠形象地展現了他們的漁獵生活,直到現在還有人記得這首民謠中的兩句:“棒打獐子瓢舀魚,野雞落在沙鍋里”。民謠中所指的“沙鍋”從一個側面證實了錫伯人所處時代的社會性質。即當時錫伯人還沒有學會治鐵,使用的是原始的陶制品。還有一首流傳到現在的錫伯獵歌也形象地描述了他們當時共同勞動、依靠集體的力量維系生存的情況:“雪花飄飄如蝶飛,馳騁駿馬共撒圍。踏遍一山又一山,獵隊滿載凱歌歸。”這個階段,錫伯人的漁獵工具主要是弓箭、木棒、長矛、獨木舟以及麻線織成的魚網。由于生產工具的簡陋和生產方式落后,抵御大自然的能力很弱,人們不能單獨跟野獸作斗爭,所以都是三、五為伙、數十成群地進行集體漁獵,捕獲物平均分配,人人有份。錫伯人的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的觀念,直到如今在一部分錫伯獵手中仍然有所遺留。例如新疆伊犁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的中年獵手吳扎拉·文令和他的伙伴在韋湖灘上冬獵野豬時,就實行平均分享,無論是誰打死野豬,見到者都有份,所不同的是射殺野豬的獵手可分到豬頭,以示獎掖。錫伯族原始社會的第二個特征是實行以血緣關系為標志的社會組織形式。其父系血緣集團組織,稱“哈拉”和從“哈拉”分化出來的“莫昆”,遇有重大事情,由男性族長組成的“哈拉”會議處理。按照歷史學的傳統劃分,這個階段顯然是原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晚期階段——父系氏族公社。組成這種血緣社會組織的成員都是同一氏族的,尚不存在階級和剝削關系。當時錫伯人的婚姻制度,已經實行了同一個祖先的后代所形成的“哈拉”內部禁止通婚。錫伯人的這種原始社會遺風,直到現代,仍在新疆伊犁察布查爾地區的錫伯人中顯現出來,即同姓不婚。錫伯族原始社會的第三個特征,表現在原始社會思想意識觀念濃厚。古代錫伯族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和無法理解各種復雜的自然現象,因而產生了一系列的對神靈的崇拜和信仰。如當時錫伯人供奉著“喜利媽媽”,把它做為保佑人丁興旺的神靈。信奉這種原始神靈的觀念意識,很可能與原始社會中的母系氏族社會階段有一定的淵源。“喜利媽媽”是用長約二丈的繩子,上系小弓箭、箭袋、布條、背式骨(豬、羊膝骨)等物制作的。添一輩人就在“喜利媽媽”上添一背式骨,每生一子添一弓箭、每生一女添一布條。因此,“喜利媽媽”還起著原始的續譜作用,同時,也是原始時代“結繩記事”的方式之一。透過這種信奉原始神靈的思想意識,可以想見在那沒有文字、處于原始社會階段的錫伯人就是用這種簡單的實物來記錄他們繁衍輩數和生存進程的。再如:古代的錫伯人還信奉“海爾堪”,即保佑牲畜的神靈。在古代錫伯族以漁獵為生的經濟生活中,畜牧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他們對牲畜的繁殖和安全是非常關注的。所以才產生了這種崇拜神靈的原始的宗教意識形態。對于神靈“海爾堪”尊崇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把好馬獻給“海爾堪”。獻馬時的儀式是,將紅布條或鳥羽系在馬尾上,然后將馬拴在“海爾堪”的前面。獻馬時如果馬背上不披上婦女的衣物,那么這匹馬,婦女就不能騎用。這種現象很清楚地說明了當時婦女地位的變化,表明錫伯人已經從原始社會的母二、封建剝削形式的轉變氏族社會階段。二,錫伯族的封建社會發展階段隨著歷史的發展,征服大自然能力的逐步提高,錫伯族的社會組織形態也在發生變化。血緣關系逐漸失去它的作用、血緣的結合逐漸過渡到地緣的結合,錫伯族開始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階段過渡。十六世紀,錫伯人分布地區出現了許多居民點,錫伯語稱這種村屯為“嘎善”。在每一個“嘎善”里,居住著不同姓氏的成員,他們屬于不同的“哈拉”或“莫昆”。向一“嘎善”的成員在生產勞動中雖然有著比較密切的聯系,基本上還保持著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的原則。但是這種局面并沒有維持很久,錫伯人便在異族的征服下,進入了封建社會的發展階段。時間當在十六世紀初葉以后。同時,也要指出:錫伯族的原始社會并不是一下子就解體的,它在兩個不同性質社會階段的接合部,也有一個過渡期,這個時間的劃分,是從其原始社會的血緣關系為地緣關系所取代時開始到錫伯族被滿族統治集團征服前為止。錫伯族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特征是出現了剝削和壓迫。十六世紀,滿洲貴族集團開始興起,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為了擴充實力,加強和鞏固統治,對鄰近的各個民族木斷使用利祿聯姻或武力征伐等手段。一五九三年,錫伯各部為滿族統治階級所征服。十七世紀,各地錫伯族全部被編入八旗。錫伯族作為滿族統治集團所征服的東北打牲部落之一,是備受歧視和壓迫的。有的甚至整個村屯的錫伯族居民都被強制充當清朝內務府的“包衣”(家奴),從事各種繁重的家務勞動和生產勞動。如吉林省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的“錫伯屯”和扶余縣的“達戶屯”,七大姓錫伯人,就是內務府“包衣”的后代。他們的先人專給清朝皇帝打鰉魚。此外,在當時的吉林烏拉(今吉林市)和黑龍江各地內務府的官莊和王公莊田內,也有不少的錫伯人。他們種地,承擔著各種勞役,過著被剝削、壓迫的痛苦生活。錫伯族封建社會的第二個特征是,生產力得到了提高,農業經濟逐漸取代了漁獵經濟。隨著清代八旗制的盛行,錫伯族人民被迫分駐各地。應選的青壯年充當披甲(八旗士兵),服役當差。閑散附丁、退伍老兵和家屬從事農、副業生產。由于披甲的兵餉很少,不足以養家,只能另謀生計。定居駐地的錫伯族人民被迫改變原來流動性較大的傳統的漁獵生產,開始從事定居的農業生產。隨著整個社會不斷的發展和錫伯族本身的努力,尤其是由于和文化發達、生產技術較先進的漢族、滿族以及其它各族雜居共處,使錫伯族的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提高,農業經濟開始占據了主導地位。據《清通志》記載:“錫伯米”在清初負有盛名。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由吉林伊屯口(即伊通口)一帶將“錫伯米”約二千五百石運至黑龍江。這一事實說明當時錫伯族的農業生產已經達到一定水平。錫伯族封建社會的第三個特征,表現在生產資料逐漸由公有制變私有制。很自然,這個時期錫伯族內部產生了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錫伯族的土地制度是和清朝八旗制密切相連的。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分配給錫伯族官兵的土地逐漸變為私有。官吏們不但占有大量土地,還通過各種封建剝削形式榨取人民。其中以“戈什哈”(跟丁)制度為主。按規定:領隊大臣有跟丁三十二名,總管有十六名,副總管十二名,佐領四名,防御、驍騎校各二至三名。跟丁服役期限為二至三年,口糧自帶,要給官吏們耕種土地,服膺各種雜役。隨著土地所有制的改變,剝削形式也就起了變化。剝削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伙種,一種是雇工,其中以雇工剝削較為普遍。伙種在錫伯族農村中也是大量存在的,地主與農民伙種時,地主出土地耕畜、籽種和一部分口糧,農民出勞動力,秋后平分收成,也有按四、六成或三、七成分配的。東北錫伯族的旗地制瓦解得較早些。清朝政府雖曾有“旗民不交產”的禁令和土地不準出準賣的規定,但是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前后,土地買賣的現象就出現了。這樣,旗地就迅速集中到少數地主手里,廣大農民陷于破產,淪為佃戶和雇工。據調查,一八九四年前后,沈陽前邊臺村有錫伯族四十余戶,共有土地七百七十畝,其中三戶占有全村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三;八戶占全村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三;其余三十余戶完全沒有土地。這里的剝削形式以地租為主;也有高利貸,利息最低三分,一般為五分至八分;最重的是“大加一”,即借一還二。另據沈陽腰寺屯、大孤家子、八家子村的調查,這里共有五百二十多戶錫伯族,人口二千七百五十人,土地一萬三千零四十八畝,其中有三十二戶(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七點三)占有土地總畝數的百分之六十八,有九十五戶(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點八)占有土地總畝數的百分之十四點三,有三百九十九戶(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九點九)占有土地總畝數的百分之十七點七,平均每人只有一畝左右的土地,相差極為懸殊。在新疆伊犁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也有類似的情況。據調查,錫伯族聚居的三、四兩區,解放前有農戶二千二百七十三戶,共有土地十三萬五千二百二十畝,其中地主十四戶,富農五十一戶,共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占有土地百分之三十左右;占人口將近百分之六十的貧雇農,則僅占有土地的百分之十四左右。地主平均每戶占有土地二百五十多畝,最大的地主占有土地竟達二千多畝。此外,他們還霸占著所有的草場,兼管畜牧業和其它經濟,最大的地主雇用三十多個長工。三、社會生產力發展緩慢以上,我們初步分析了錫伯族社會性質的兩大階段:即原始社會和封建社會。那么,錫伯族從原始社會不經過奴隸社會而直接過渡到封建社會的原因在哪里呢?錫伯族進入封建社會遲緩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縱觀錫伯族的歷史足跡,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二個因素是不容忽略的。因素之一是:錫伯族漫長的生息過程,始終處在荒涼、偏僻的環境之中。流傳下來的一首古老的錫伯族敘事民歌《亞奇納》從一個側面對這種情況做了生動的寫照:歌中唱的是一對貧窮的夫婦:“亞奇納、延吉爾德,咱夫婦倆要把生活建設。亞奇納,走遍了野灘,咱夫婦倆落腳在大江畔。亞奇納,哪里有窯?咱夫婦倆沒有包。亞奇納,窯不是由人挖出來?咱倆雙雙把包蓋。”他們依靠自己的智慧、勞作和對生活的強烈欲望,白手起家,齊心合力,吃苦耐勞,向江河大地索取生存的條件。他們砍來了艾草,把房屋頂棚蓋好做好了魚具撒網打魚;找來馬鬃做套子捕捉獵物。就這樣,在荒無人煙的大江畔扎下了一戶錫伯人家。這樣的環境,又在這樣的環境中以落后的漁獵方式為生,致使錫伯族的社會生產力發展緩慢,也使錫伯人較長時期地停留在原始社會的發展階段。因素之二是:錫伯族被較發達民族征服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