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中國傳播學之未來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甚至是具有意識形態(tài)敏感領域的新聞傳播，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最明顯的是相關科研機構的快速發(fā)展。單是新聞與傳播的專業(yè)點,已從1980年代初的十數個跳升至2006年的661個。學刊論文發(fā)表量更是驚人,由1979年的358篇猛增到2006年21410篇,而新聞與傳播的書籍也充斥市場,跟以前無書可看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語。研究社群的主體教授及研究生均大幅增長,據學界人士估計,2005年老師隊伍約有1萬多人,而在校研究生也數以千計。從上述數字來看,中國新聞傳播學界無疑十分興旺發(fā)達,使人雀躍,但從研究的質量觀之,反差卻是極大。所謂質量,可以有不同的指標,我這里主要是指研究對傳播理論貢獻的大小。對我們分析、解析和預測傳播與社會關系愈是有效的概念、學說和系統(tǒng)知識,其理論意義愈大。這里所說的理論是跟現實有所呼應和對話的,不是指脫離實際的空談、理想國的想象,或是政策的演繹。我寫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探討如何可以促使中國大陸的傳播研究有更大、更快的發(fā)展。不過,在提出建議之前,首先要考察一下現狀。我對中國傳播研究的評價一方面是源于個人長期的觀察,包括歷年的閱讀、評點、審稿和研究院教學的經驗,同時也是與國內外學者就中國研究情況交換意見的結果。有人或許認為我的評價過于苛刻,忽略了一些出類拔萃的成果,不過,我這里要論及的是大多數的情況,焦點不在于少數杰出的研究。傳播研究現狀評估在進入問題之前,也許值得我們簡單概括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的一些進展。約略言之,有下列幾方面:傳播學界出版了諸多較為完整、系統(tǒng)的本土教材;西方經典引進和譯介亦開始頗具規(guī)模;理論方面的著論已從西方學術介紹轉入本土化應用階段;在部分領域已經產生了一些較為出色的學術成果;實證研究逐步普及,對資料及研究邏輯較為重視。但此中亦有不少缺陷,而這些缺陷正是本文要強調的。研究缺乏規(guī)范,低水平高度重復性研究盛行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缺乏規(guī)范差不多是國內外學者的共識。格式的規(guī)范和方法的規(guī)范近年雖然已有好轉,但是離理想的境地仍有顯著的差距。不少研究是以政策的詮釋為關注焦點,這種研究往往因形勢或需要的改變而轉向,三數年前盛極一時的熱門題目,忽而無人問津,正是絕佳的寫照。與此等注腳式研究相輝映的是論文評論化的傾向。所謂評論化是指就一現象提出個人的意見,從形式到內容更像感言或雜文,亦即是國內學者所指的“拍腦袋”式的文章。與政策研究同樣引人注目的是為業(yè)界營運和管理問題出謀獻策的實用性行政研究。這些報告在西方是咨詢公司為顧客所作的報告,不被列入學術的范疇。無論是政策研究或是業(yè)務的咨詢報告,里面都有不少可觀的資料,但是如何把它們提煉為理論研究則有待研究者努力。近年有些學者喜歡套用外來理論分析中國現象,有些是從抽象到抽象,不知所指,有些則牽強附會,對現實強行分析。無論是上述哪一類型的研究,缺乏思想獨立性是它們的共通點。試問缺乏獨立思考的研究如何能夠稱為學術,如何能夠累積成為知識體系?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傳播研究近年較大的改進是對資料的重視,實證意識比任何時候都要強。可惜的是,不少論文仍然停留在資料陳述的層次,方法不夠嚴謹,更缺乏理論的探討。綜合而言,充斥坊間較多是資料性的研究、失范之作和低水平的高度重復性研究。至于個中原因,則是由于傳播研究的師生眾多,有發(fā)表論文的體制性壓力,而且獎懲制度重量不重質,學刊本身對研究質量的劃分標準也模糊不清,學界對失范現象習而為常。研究生力軍聰明有余,基本訓練不足研究生是師資的來源,也是研究的生力軍,任何能夠提高他們素質的方法就是促使傳播研究大步向前的方法。過去好一些年,我有幸接觸過不少大陸研究生,他們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好學和有很強的上進心,有一些更是相當聰明。從他們的研究觀之,他們如今對資料比較重視,掌握不少實際的情況。不過,正如上面所言,這些研究是描述居多,在研究方法上也多欠周詳,缺乏總體的說服力,離理論創(chuàng)新還有好一段差距。研究生的狀態(tài)反映出師資、課程和訓練的不足,如要較快提升研究生的質素,必須大幅提升訓練的廣度、深度和質量。事實上,不少到香港和海外念研究生的大陸同學,縱使是國內一流的學生,都要花上好一段日子才能適應新的課程要求,這當中除了語言和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困難外,更嚴重的是學術取向差異所產生的問題。經過努力,不少同學不但適應下來,還發(fā)展得不錯,這說明師資、課程和訓練的關鍵作用。總的來說,大陸同學聰明有余,但是訓練不足,提升訓練水平是改變現狀的必由之路。理論問題意識不強,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中國大陸的學術發(fā)展有規(guī)劃的傳統(tǒng),加上如今資源較為充裕,中央有關部門可以調動資源,實行對一些問題的攻堅式安排,試圖在不同領域作出突破性研究。如果主事者和研究者皆是有識之士,有效運用資源,這未嘗不是快速提升學術水平的良好機制。不過,從結果來看,實際效用跟預期尚有不小差距。為什么會如此?這或許是由于好一些學者雜務太多,沒能專注做好研究,又或者知識準備不足,缺乏理論問題意識。有時,這些攻堅項目因人員與資源的錯配及其它各種原因而導致資源浪費,無法產生具有標志性或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攻堅項目尚且如此,能成為典范的一般研究更屬罕有。無論是攻堅或是一般研究,基本需要的無非是獨立思考、強烈的理論問題意識、相應的解答方法和鍥而不舍的專注力。有了這些,標志性研究才有可能產生。缺乏跨學科和全球的視野在中國大陸的大學教育傳統(tǒng)中,學科的門戶森嚴、邊界僵化,而新聞傳播學的發(fā)展也不例外,相關學科的觀念甚為狹窄,對跨學科的想象空間相當微小。但是,新聞傳播學的起源及本質上是跨學科的,狹窄的取向無疑為學科發(fā)展的空間和可能性設置了人為障礙。跟學科內在封閉性一脈相承的是學科對全球學術發(fā)展缺乏真誠的興趣,這從重要院校圖書館到目前仍然未能有系統(tǒng)及大量購存海外傳播書刊的事實中可見一斑。研究生的研究報告反映出他們與全球學術有一定的對話,但多是淺嘗即止,或是聊備一格,裝飾的效用大于實質。西方的學術不一定高超到哪里,但別人的成就至少可以是我們起步和趕超的參考根據。概括言之,中國大陸傳播研究的隊伍龐大,教研機構發(fā)展迅速,但是研究多不符合研究邏輯的規(guī)范,甚至未能擺脫唯上主義,仍然以套語及感言代替獨立觀點和資料,或沉湎于業(yè)界具體營運問題而不能自拔,或生硬套用外來抽象理論,又或以粗糙的實證方法進行調查,只作資料鋪陳,堆砌數字,對理論訴求不大聞問。不少研究論文論著的學理性思考不足,缺乏學術獨立思考的精神,陷于意識形態(tài)自我審查的無奈,滿足于在新聞傳播學的所謂“一級學科”內的學術繁衍,缺少多學科的學術視野。結果,在盲目追逐成果的數量、篇幅、規(guī)模等統(tǒng)計值的大潮下,研究質量被忽略,大量的論文是低質量的高度重復,鮮有創(chuàng)新典范之作,在開放改革三十年后,仍然未能與世界學術平等對話。上述對新聞與傳播研究的總體評價,也側面反映在新聞與傳播學刊在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中遠遠落后于其它學刊的事實。如何可以以較快的速度改變當前的困局,使中國傳播研究登上一個新的臺階,是我們面對的問題。以改革提升研究的建議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首先改革傳播教育,這包括研究生院課程、招生辦法和研究體制方面的改革。研究生是師資的來源和研究社群的生力軍,其素質的高低決定未來是否有希望。課程和招生辦法的改革就是為了提高研究生素質而提出的。提高研究水平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也牽涉到研究體系的獎懲和資源分配制度等多方面的配合,是以我的建議也包括研究體制的改革。課程和招生的改革現存研究生的招生和訓練強調師徒制,這種以個人為中心的制度并不適合較大規(guī)模的學生訓練和變速較快的學科需求。相對之下,以修課為基礎,輔以指導老師的制度更切合當前的需要。課程的設計要合乎知識結構所需,任教的老師最好是通曉該學科的專家,只有這樣學生才可以取其所長,為畢業(yè)論文和以后發(fā)展打下良好的知識基礎。與師徒制相配合的招生辦法十分個人化,容易產生門戶之見、偏愛、甚至腐敗。傳播學專業(yè)研究生的招生考試還應做多方面的改革考慮,將真正有研究潛力的年輕才俊甄選進來。如果招生由院系的入學委員會集體負責審核,讓學生入學后才按師生的相互意愿定出指導老師,這樣便更能起到招生擇優(yōu)取錄的原意,同時讓同學找到真正適合的指導老師。至于博導的資格,也應該向年輕學者開放。現在有些博導的知識已經老化,脫離學生所思所學,出現頗為嚴重的“學術代溝”。事實上,年輕學者所受的訓練是屬于前沿的,加上思想活躍,完全有能力出任博士指導老師,如果因為傳統(tǒng)而剝奪他們充當博導的機會,無論是對他們或是學生都是不公平的。在北美的重要大學,只要師生有共同意愿,有博士學位的老師皆可以成為指導老師。開放博導的資格,除了可以促進學生和年輕教授教學相長外,也能加快學術界的新陳代謝,對傳播研究的大局有莫大的裨益。至于原來意義上作為晉升資歷的“博士生導師”稱號,似可以“講座教授”、“資深教授”等名義更替,維護既往的人力資源秩序。如果指導力量有限,可以增加第二導師、第三導師,導師組的建立可以彌補個人力量的不足,便于給研究生提供充分的培養(yǎng)。新聞傳播研究的核心課程包括什么呢?不同的專修或有不同的側重,但是大體上離不開下面幾個方面:實證傳播理論、批判傳播理論、量化研究方法、質化研究方法、統(tǒng)計學、國際傳播(全球與比較傳播)。以上可以看成是博士生的核心必修科,碩士課程可以相應減少。其中,方法類課程諸多院系通常只由一人開設籠統(tǒng)的傳播研究方法課程,課時也大多只有一學期,這是難以完成的教學任務。通行的做法應該是一分為三,將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統(tǒng)計學區(qū)分,這樣才能完成基本的方法訓練。對某些在本院系由于師資不足、偏廢而暫時無力開出的核心課程,可借用外院系及海外的師資解決,嗣后再徐圖良策。除了核心課程外,學生可以選修一些跟他們專修和興趣有關的課程,譬如廣告學、公關學、政治傳播、電視學、文化研究、新媒體等。選修課程也應該是向其它學科開放的,其中包括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經濟學等。只有向外開放,真正跨學科的研究才有可能。為了保證訓練的質量,可以要求學生通過傳播理論、研究方法和專修方向三方面的綜合考試。只有完全通過綜合考試的學生才能有資格成為博士候選人。這些資格考試所考的內容雖然是以相關科目為根據,但更強調的是學生的比較、批判和綜合的能力。要落實課程改革,除了科目的設定以外,教材的設計,以至如何教都有可以再思考的地方。由于研究的發(fā)展快速,海外大學博士班的教材較少采用固定教科書,而多由老師按需要搜集各方主要論文、書章和書本組成教材。教材方面既有綜合性的,也有具體研究的原著。港臺老師在設定教材方面的經驗或許可以借鑒。他們一方面要引進世界在某一課程的新知及經典知識,同時也要配置適量的華文社會教材,增強教材對同學的相關性。無論是識見或是經驗,他們的課程設計應有可資參考的地方。比如,在香港有學者專門為博士生開課,研讀與傳播研究有關的重要社會學理論,拓展同學的理論視野,以實際方法促進跨學科研究。有系統(tǒng)的參考一下海外的相關教材,再跟相關老師交流一下,不難訂立既走在研究前沿又符合中國大陸所需的教材。研究所是培養(yǎng)獨立思考和自主精神的地方,師生之間除了傳受關系以外,互相促進也非常重要,所以上課的方式適宜包含研討的元素。現在大陸同學有過分依賴指導老師的傾向,不利于自我培養(yǎng)和思想意識的創(chuàng)新,引進研討應該可以增加師生的交流和培養(yǎng)學生自我探索的精神。不同的科目可能需要不同的教學方式和側重。比如方法課,如果同學有機會把所學的加以運用,從中取得老師的反饋,換回來的只可能是自信和滿足,對有關研究邏輯只會有更好的領會。總之,上課的方式或有不同,但是研究院的課程更側重啟發(fā)和互動則是無可置疑的。研究體制的配合研究體制的變革不但與現任老師的研究活動息息相關,跟博士生未來的發(fā)展也有莫大的關系。前面說過,改革屬于系統(tǒng)工程,課程和招生改革必須有研究體制改革的配合才可以成功。現在的老師為了創(chuàng)收、參與行政、接受業(yè)界咨詢、開會和交際應酬等活動,忙得不可開交,能靜下心來認真做研究的甚為罕有。結果,寫論文往往是急就章,采取應付主義。如何保障老師有足夠的研究時間,讓他們安心作學問,不用為了生計和其它無謂的事情而不務正業(yè),這是刻不容緩的事情。不少年輕而有潛力的老師往往都要在“重點培養(yǎng)”的名義下參與大量的行政工作,錯過了研究的黃金時期。事實上,行政主要是領導和全職職員的責任,年輕學者應該受到保護,不應成為行政的跑腿。相反,年輕老師應該得到院系的大力支持,提供他們到海外進修的機會,經受最先進的訓練,或是創(chuàng)造條件讓他們在一段時間內專心從事重點研究。現在評價老師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量”取勝,凡事以字數、篇數和本數來算,至于質量,則不大聞問,是以上述低質量高度重復的研究大行其道。目前對“量”的倚重嚴重影響了對高水平研究的追求,舉凡教師升等、獎懲,均依賴“量”,導致出現了大量品質低下的“教材”、“著作”或所謂“論文”,但它們卻給相關人員的升等、收入帶來極大好處。另一方面,現有所謂“質”的指標——核心期刊的劃分,本身存在很大問題。就算被認為最具影響的CSSCI學術期刊榜名錄中,仍有很多水準不一的情況,可以說是魚龍混雜。國內學術期刊中更有相當部分屬于媒體、媒體協會等非學術組織主辦,其優(yōu)勢只在于“貼近實踐、面對現實”、提供“權威性數據”和呈現“新聞媒體的走勢”。至于其學術水平,實在是有限。事實上,學術期刊榜內部良莠不齊已擾亂了學術界的認同標準,其指向性謬誤影響甚為深遠。例如,有些學刊連論文必要的學術基本要素,包括文獻綜述、引文注釋、研究設計和方法說明等都沒有要求。不少期刊還規(guī)定每篇論文通常只允許三五千字空間或稍多。試問,學術界如何能以這種失范及幾近隨意的載體當作嚴肅的學術期刊?此外,不少國內期刊連基本的匿名評審制度也無法貫徹,是以“人情稿”、“關系稿”、“金錢稿”大行其道。當研究質量界線模糊不清的時候,一些海外聲譽卓著的學刊反而只能算作“一般期刊”,而國內一些質量平庸的期刊倒是被認定為“核心期刊”,形成了優(yōu)劣倒掛的不合理現象。由于有些研究生被硬性規(guī)定要在核心期刊發(fā)表論文才能畢業(yè),他們也受到上述流風惡劣的影響,論文的發(fā)表演變成走過場的形式,不少以超短文章濫竽充數,甚至有學生要出錢買篇幅才能成事,當中的反教育意義莫過于此。要打破低質量的重復和循環(huán),首先必須否定上述注腳式、咨詢式和感言式等類型的文章,不承認其為正式的學術研究。其次是強調論文的質量,只有質量達到特定門檻者才應獲得承認和獎勵。至于質量的指標,可由研究者社群按循序漸進原則制定。同樣道理,學刊的質量地位也要依實際的情況劃分,而學刊本身的更新建設-像匿名審稿及以質量為發(fā)稿原則的確立等-更應看作是研究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致力理論研究的學術界在考評時,應將一般或業(yè)界的刊物與發(fā)表學術報告的嚴肅學術刊物相區(qū)分。如果能夠充分強調研究的質量,老師精力的投放自然會有所調整,具創(chuàng)新性的典范之作才會有較大的機會出現。年輕老師一出道就要面臨研究量與質的選擇,如何緩解現實以量逼人的壓力,為他們創(chuàng)造比較合理的要求,這是資深教授要為年輕一代多所設想的問題。當然,我強調質的重要是為了糾正目前過于傾向數量的弊端,并不代表量不重要,最終應是“質”與“量”并重。不過,我說的“量”是以“質”為基礎的。中國現在的研究經費無疑比以前充裕,但是經費的分配也有過分集中之嫌,能夠享受國家資助的大概就是那么幾所大學和有數的個人,年輕學者往往只能望門興嘆。現在各級的撥款機制要大力提高透明度,避免利益沖突,應多借助專業(yè)第三者較為客觀的評價,切忌把少數專家看作萬能學者,要求他們在一個會議上拍板定論。只有這樣,撥款才會更為公平,具有創(chuàng)意的研究計劃而非一般的“大路貨”才有機會突圍而出,有能力的研究者才會獲得獎勵。對院系或學校內部的委托項目,在投標決選時,切實采用科學論證、教授委員會匿名投票,鼓勵一切以學術品質為本,不以聲望和資歷為馬首之瞻,避免馬太效應。對于出道不久的年輕學者,教育部以至院校都應該實行扶助政策,設法滿足他們啟動研究和持續(xù)發(fā)展的需求。中國的研究體制向來重視重點投入和攻堅,這對于加快一個發(fā)展中國家的學科發(fā)展本來是個很好的辦法。但是實行下來,成果跟投入卻不相稱,帶有創(chuàng)新性的典范研究仍然十分罕見。為什么會如此呢?是否資源太集中,主事者忙不過來?或是主事者的知識能力有所不足?又或是資源沒能使用在實處,造成浪費?總之,若要攻堅設計產生效用,必須解決人員合理配置和資源合理分配的問題。結語:行動重于一切綜合起來,我的操作性建議有十一條:●減輕研究所師徒制的個人色彩和門戶之見,入學后強化必修和選修課程,務使學生擁有現代傳播研究必需的知識結構。●集中師資優(yōu)勢,借助院系內外和國內外力量,為課程提供最先進的師資,設計最佳教材,使研究生得到最前沿的訓練。●開設理論、方法和專修的博士綜合考試,獲得通過才賦予博士候選人資格。●實行集體招生,招生時增加學術水平的篩選機制,入學后才按師生雙方意愿定出導師。●向年輕學者開放博導資格;增設導師組制度。●獎懲制度應提高評核研究成果的水準,設定基本要求,不承認低質量不入流的研究,在講求“質”的基礎上追求“質”與“量”并重。●提高各層次研究撥款機制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使分配跟研究者的能力和知識有更密切的聯系。●將創(chuàng)收活動盡量“外判”或取消,減少與教研無關的活動,創(chuàng)造老師專心研究的環(huán)境。●設立機制為年輕學者提供研究經費和機會,讓他們起步和持續(xù)發(fā)展。保護年輕而有潛質的老師,避免以行政消耗他們研究的機會;盡可能多的幫助研究生參加學術交流,把諸多大學已有的分配到人頭的“研究生培養(yǎng)經費”切實的用到學生身上。●落實跟世界學術的對話,派年輕老師到海外長期進修,資助他們參加國際會議,大量、長期及有系統(tǒng)購置海外傳播書籍及學刊。●正視學術期刊的良莠不齊,對魚目混珠者采取抵制及不承認的政策,對質量優(yōu)秀者則加以承認及推崇,督促學刊真正實行匿名審稿制度及出版要依規(guī)范和質量原則發(fā)稿的基本要求。上面提出的操作性建議或多或少在不同的院校已經進行,現在集中提出來是希望提高自覺意識,引發(fā)討論和促進行動。至于個別分析和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