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語境下文化表征、宗族宜居與文化認同理論

作為文化理論家，stuidthau作為文化研究學派的創始人和集體成員，他的思想為20世紀下半葉的文化研究和理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克里斯·羅杰克在《斯圖亞特·霍爾》一書的開篇盛贊他是“當代文化研究的巨擎,無人能出其右,這是他的人格魅力和豐碩著述的結果”。1伊格爾頓曾這樣評價霍爾在當代英國思想界和文學界的影響:“任何一個為英國左派思想立傳的人,如果試圖依靠某個典范人物,將不同的思潮和時期串在一起,自然會發現他是在重塑斯圖亞特·霍爾”。2在霍爾4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隨著時代、社會和政治環境及現代理論的不斷變化,他總能積極參與社會實踐,對文化現實、社會問題提出中肯的批判。他以反思的精神將個人經驗與社會結構及歷史建構連接在一起,實踐著“個人即是政治”的理想抱負。20世紀90年代,霍爾提出以族裔散居論為支點的文化認同理論,這是他在文化研究中的又一次理論創新。他使傳統的文化認同理論從靜態走向動態、從中心化主體走向非中心化主體、從完成走向未完成,實現了后殖民語境下族裔散居文化認同理論的轉向。一、表征系統的建構表征(representation)3一詞是西方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中的關鍵詞之一,其涵義幾乎覆蓋了整個社會和人文科學領域。斯圖亞特·霍爾在其編著的《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一書中對表征的內涵作了如下界定:“表征是通過語言產生意義。它有兩個相關的意義,其一是指表征某物即描述或摹狀它,通過描繪或想象而在頭腦中想起它;在我們頭腦和感官中將此物的一個相似物品擺在我們的面前;其二是指象征、代表、做什么的標本或替代。”4霍爾的這種界定是一種描述性的闡釋,揭示了表征具有的外延和內涵。表征是在我們頭腦中通過語言產生各種概念的意義。它就是諸概念與語言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使我們既能指稱“真實”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確實能想象虛構的物、人、事的世界。追溯“表征”產生、發展的歷史脈絡,我們發現,其實“表征”早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兩人的論述中就有提及。亞里士多德曾將所有的藝術——語言、視覺和音樂都界定為再現,即表現的形式,而且將其視為確定的人類行為。人類最清晰的特征之一就是對符號的不斷創造和再創造。在美學和語言學中,表征始終是中心問題;自啟蒙時期開始,表征也是政治理論的主要概念;在當代論述中,美學或語言與政治的關系成為關鍵性的命題。5所以當代許多批評家都認為,在權力話語的社會歷史框架中,所有的文化意象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一種政治內容。隨著人們對表征理論的深入理解,近年來批評界在很大程度上把注意力放在文本與權力之間的連接點上。“表征”問題之所以重要,成為文學文本、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的聚焦點,是源于它的建構功能。表征具有對語言、文化和符號進行編碼、解碼的功能,通過符號語言的能指及所指對思想、經驗世界加以再現。所以正如霍爾所闡釋的那樣:“在文化產生意義過程的核心,存在著兩個相關的‘表征系統’。通過在各種事物(人、物、事、抽象觀念等等)與我們的概念系統、概念圖之間建構一系列相似性或一系列等價物,第一個系統使我們能賦予世界以意義;第二個系統依靠的是在我們的概念圖與一系列符號之間建構一系列相似性,這些符號被安排和組織到代表或表征那些概念的各種語言中。各種‘事物’、概念和符號間的關系是語言中意義產生的實質所在。而將這三個要素連接起來的過程就是我們稱之為‘表征’的東西。”4這種表征的概念和系統一定是與語言、文化中的意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這種文化和語言中的意義不在客體、人或事物上,也不在詞語中,意義是被表征的系統建構產生出來的。它是意指實踐,即一種產生意義,使事物具有意義的實踐的產物。意義是被表征的實踐和“運作”產生出來的,它經由意指實踐而得以建構。所以思考“文化”的一種方法是以這些共享的概念圖、語言系統和駕馭它們之間轉化關系的各種符碼為根據。霍爾在論述文化表征、意義與語言時特別強調指出,意義、語言和表征在文學、文化研究中尤為重要,因為人們歸屬一種文化就是大致上歸屬同一個概念和語言的世界,就是去了解各種概念和觀念是如何被轉換成不同的語言的,以及語言何以能被理解為涉及或指稱世界的。共享這些事物就是從同一概念圖里面看世界,并通過同一系統理解世界。表征的特征是觀念系統的再現,是對身份認同的表現(presentation),或建構一種有誤的再現(misrepresentation)。這樣一種表現或建構顯然與意識形態、權力、話語和主體性密切相關,因此,既有的表征史、方式或形成的概念系統就與權力、意識形態、社會性別、種族、主流與邊緣、支配與被支配等重要問題聯系起來,形成難以忽略的領域。因此表征的文化內涵即文化表征所蘊涵的意指實踐也就彰顯出來。意義經由意指實踐而建構的功能交織在社會學、知識學、文化與權力之間的關系中。文化表征是一種復雜的意識形態關系的最集中的再現,擁有支配權力、壟斷生產體制并對大眾審美情趣加以物化導向的社會機構關系往往可以在某一歷史時段中,依據自身的需要,決定文化表征的內容和形式。即“以符碼的形式對自己和他者進行‘自由’的表征,并通過這種文化表征蓄意遮蓋某一些現象,或造成蓄意誤讀,或隱藏其中的意識形態意圖,或模糊社會種族、族群和社會身份及性別之間的差異以及內在的矛盾”。6在后殖民語境下的今天,這種現象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占支配性的文化表征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種現象受到支配性表征所建構的觀念影響,將一些附加的或想象的因素強加到一些族群,尤其是邊緣族群的身上。比如在一些文學作品中,一些西方學者把非洲黑人及非洲大陸描繪成智力低下、五大三粗、野蠻、文盲、貧窮、落后的等等。在歐美文學界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種族觀念,把東方“妖魔化”,認為西方大量的經典作品總是比其它文化區域更為優越和文明。所以這一文化表征所蘊涵的文化內涵是深刻、復雜而多變的。西方國家依靠自身的強大對非西方世界的文化資源進行擴展是其主要方面,同時在這些地區內部形成西方世界的主導地位,引發邊緣族群及非西方世界對西方世界的模仿潮流,使族裔散居中的邊緣族群或非主流族群的人們對一些觀念不再敏感。那么這些特定的族群在特定的西方文化語境下,惟有進行某種“反表征”,才能有效地彰顯其作為“他者”或“族裔散居族群”或“邊緣族群”的文化訴求,實現這些族群在文化認同上的主體性。這種“反表征”的理論實質上就是對主流或支配性文化表征系統進行有效地揭示、抵抗或顛覆,用更貼近自身的再現表明或證實自己的文化身份,闡釋自身的美學價值。而這種反表征的文化訴求恰與斯圖亞特·霍爾在闡釋族裔散居文化認同及轉向問題上是一脈相承的。二、差異文化認同:新族性認同的轉向在文學理論、文化研究領域,認同(identity)7作為一個倍受學界關注的術語廣泛存在于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中。認同蘊涵了復雜的“差異政治”及其權力關系。“‘認同’乃是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中最迫切,也是最具爭議性的問題之一。在20世紀后期,從后殖民研究和族群研究到女性主義研究等各個領域中,認同一直是精神分析、后結構主義批評和文化唯物主義批評爭論的焦點問題”。8對當代認同問題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認同過程”(identification)的研究、心理學家埃里克森的“同一性危機”理論分析,以及拉康精神分析中的“鏡像階段”理論。正如周憲所言,“從經典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到拉康后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認同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雖然其理論局限在只關注個體認同問題,局限于個體主體性的探討,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尤其是精神分析所揭示的那種新的、變化的、非中心化的主體觀,是對傳統的、固定不變的、笛卡爾式主體觀念的有力顛覆。20世紀90年代以來,認同問題作為焦點問題被凸顯出來,它不僅在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領域得到了拓展,而且廣泛延伸到社會學、哲學、教育學、政治學、媒體研究等諸多領域,其中英國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霍爾的認同理論特別有影響。”9作為“兩棲人”的斯圖亞特·霍爾以獨特的文化視角和敏銳的學術眼光,在1987年到1992年短短5年間,相繼發表了有關“文化認同”的一系列重要的文章:《最小的自我》(1987年)、《新族性認同》(1988年)、《族性、認同與差異》(1991年)、《本土與全球:全球化與族性》(1991年)、《文化認同問題》(1992年)和《文化認同與族裔散居》(1994年)。它們從現代性轉型、認同政治轉向和新的差異認同體驗等方面來闡釋和建構文化認同理論及其轉向問題。霍爾最早在《最小的自我》一文中提出差異文化認同觀念,指出認同的關鍵在于主體與歷史和文化敘事遭遇時形成的不穩定結合點,因而自我應以文化敘事為參照來確定認同位置。不難理解,后殖民主體受殖民文化敘事濡染,總是處在與本土文化相異的“其它某個地方”。這就是文化認同的差異——一種文化在場與缺場的較量。所爭奪、控制的則是文化敘事的話語權。邊緣空間、置換場所成了建構文化認同的位置。這就是通過差異,借助對立的兩極或極端狀態來認識自我、界定自我。因此以文化敘事為參照的認同建構總是具有心理、文化、政治意義上的不穩定性。文化認同由此變成了文化認同敘事、故事和歷史——一個被建構、講述、言說的過程,一種置換或差異敘事。在陶家俊看來,霍爾對以上差異文化認同觀念的闡釋“無論是自我還是民族、家庭、性別等認同共同體都是想象的共同體,都以虛構、任意、暫時性為特征。但是,文化認同差異敘事并不以充斥著差異力量的虛無為終結。差異敘事必然立足于當代世界特定的存在狀況和歷史。這就是霍爾所言的虛構或敘事的必然性”。10在《新族性認同》中,霍爾闡釋了新族性認同的差異化結果,就是以民族和種族為核心的民族認同與對邊緣民族認同的對立。新的黑人民族認同實踐的差異政治將黑人體驗闡釋為積極的族裔散居體驗,一個動態、重組、混合和“切割并混合”的過程,簡言之,就是一個隱含的文化族裔散居化的過程。在黑人再現的政治層面上,黑人的族裔及散居體驗深刻地反映在第三世界電影等文學藝術的崛起中。“整個再現政治建構起一套新的再現體制和審美規范,在文化表征與族裔散居體驗(差異認同體驗)之間形成積極的互動關系,將日常現實生活中的差異體驗提煉、濃縮成審美體驗,言說新的族性認同”。10霍爾在闡釋“文化認同”理論時,他最終的落腳點都是以差異認同為基礎的“新族性認同”。在《族性、認同與差異》和《本土與全球:全球化與族性》等文章中,他闡釋的“新族性認同”與“本土與全球”、“英國舊式的全球化與美國式的新的全球化”、“現代文化與后現代大眾文化”、“民族主義與多元本土話語”構成了新的差異結合。這種結合的實質是混合與雜交。正如霍爾所言,“差異認同是新與舊的對立,其策略是從族性認同的差異建構為出發點去反思差異與認同之間的關系。族性認同與過去和歷史之間是建構關系,這是一種歷史中的政治性建構、一種敘事建構、一種以故事、記憶、歷史敘事為基礎的文化贖救行為。新族性認同的建構既不能固守過去,也不能忘卻過去;既不與過去完全相同,也不完全與過去不同,而是混合與雜交的認同與差異。”11這種差異認同觀深刻地反映了族裔散居文化認同理論在“反表征”意指實踐中的文化訴求或文化贖救行為,追尋的是差異認同中的話語權力。這種差異認同理論問題在非裔黑人理論家筆下體現得最為明顯。正如哈佛大學蓋茨教授闡釋的那樣,“我們必須依據我們自己的黑人文化對‘理論’本身進行重新界定,我們決不承認這一種族主義的前提,即理論只是白人所從事的事情,而我們則注定只是去模仿白人同行,……我們都是批評理論的繼承人,然而我們黑人批評家同時也是黑人固有批評傳統的繼承人。我們目前的任務就是要創立并運用社會和文化整體中具有政治反應力的一個組成部分,屹立于學術界之中。”12在后殖民語境中,霍爾在《文化認同問題》和《文化認同與族裔散居》中對文化認同與族裔散居文化認同及其轉向等做了深刻地闡釋。他以其“兩棲人”特有的文化認同視角,以他自己族裔散居知識分子的體驗,深刻反思族裔散居文化認同理論問題。在《文化認同》一文中他勾勒出現代文化認同的宏大敘事,認為現代文化認同與現代西方哲學中的主體性及主體論演變密切相關。9從啟蒙主義開始,西方哲學衍生了三大主體范式:以理性自我為核心的啟蒙主體,強調自我與世界互動關系的社會學主體,強調多元、差異、歷史化的、不確定性的后現代主體。從啟蒙哲學中主體的誕生到后現代哲學主體的死亡,主體一再被邊緣化,最后以后現代差異論終結。正如周憲所言,“霍爾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又從精神分析和后結構主義中汲取了思想資源,建構了一個頗有影響的認同理論。在他看來,認同問題的核心就是主體問題,他強調晚近對認同問題的關注,是在‘后笛卡爾形而上學’對自主主體的批判產生廣泛影響的背景下出現的。因此,認同研究決不應恪守傳統的思路,必須引入新的批判性思維。在他看來,傳統的認同概念是整體性、本源性相統一的,其核心是一種本質主義,對這一傾向的批判實際上就是對笛卡爾自主‘我思的’主體概念的質疑,但是霍爾重申,這么做并不否認主體,而是重構一種非中心化的主體。”(16)霍爾認為,在后殖民語境中,文化認同是通過話語、權力和意識形態等要素去實現文化表征的。所以在認同問題上,話語權力在非中心化主體的文化認同中顯得尤為重要。通過話語這個范疇,文化認同就在話語實踐或表意實踐中凸顯出來。他注意到,在當前的晚期現代性背景下,文化認同已經全然不同于過去,日益呈現出一種碎片化趨勢。霍爾認為,“盡管認同似乎在訴諸過去歷史中的某種本質(認同一直是與這種本原對立的),但事實上認同是有關使用如下資源的問題,即使用正在變化而非存在過程中的歷史、語言和文化的問題:不是‘我們是誰’或‘我們從哪里來’的問題,而更多的是‘我們會成為誰’,‘我們如何重現’、‘如何影響到我們去怎樣重現我們自己’的問題。所以,認同是在重現之中而并非重現之外去建構的。……認同使我們所作的并不是永無止境的重復解讀,而是作為‘變化著的同一’來解讀:這并不是所謂的回到根源,而是逐漸接納我們的‘路徑’。認同來自于自我的敘事,但是這一過程必然的虛構性絕不會瓦解其話語的、物質的和政治的效果,雖然說那種歸屬感,那種‘縫合進’認同藉以出現的‘傳說’部分是想象性的,也是象征性的。”13因此,認同只是部分地在幻想中出現或至少是在幻想的領域中建構的。霍爾從話語權力和表意實踐入手,使文化認同研究闡釋從傳統的“我們是誰”變成了“我們會成為誰”的哲學思考。族裔散居文化認同轉向恰好也是他對文化身份、文化認同、族群認同和認同差異的研究所進行的反表征的文化訴求。他顛覆和摒棄了那種固定不變的、中心化的主體及其文化認同觀的本質,把追問“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到哪兒去”等傳統的認同觀變成了“我們會成為誰”、“我們是如何被表征的”以及“如何影響到我們怎樣表征我們自己”等反表征的文化認同訴求的認同觀。這種文化認同觀的轉向在文學研究中表現為:文學如何重現或表征“我們”和文學如何影響或塑造認同,即霍爾所說的“我們如何重現”和“如何影響到我們去怎樣重現我們自己”,這兩者接合在一起則是“我們會成為誰”的問題。通過文學表征或塑造體現文化認同的神話、文學史經典、經典的人物形象及文學再現的象征性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如中國的黃河、長江和黃土高坡等等。顯然,文學的這種文化認同建構與歷史有某種內在的關聯,文化認同是動態的、發展和未完成的。因此這種作為文學表意實踐的文化認同轉向闡釋了未完成性和總是在過程中的哲學命題。在文化認同理論的基礎上,霍爾進一步詮釋出一套族裔散居文化認同理論的參照框架,用以分析獨特的加勒比族裔散居認同。對此,《文化認同與族裔散居》文本中作了深刻的闡釋,這篇文章與《文化認同問題》是一脈相承的。他認為不要把文化認同看成是已經完成的,而應該把認同看成是一種“生產”,它永不完結,永遠處于過程之中,而且總是在內部而非在外部構成其表征。霍爾認為,對“文化認同”的闡釋至少有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其一是把“文化認同”定義為一種共有的文化,集體的“一個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許多其他的、更加膚淺或是強加的“自我”之中,其二是把“文化認同”看成是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異點,它們構成了“真正的現在的我們”,這種文化認同既是“存在”又是“變化”的,它屬于過去也同時屬于未來。14在對加勒比黑人身份認同的研究中,霍爾認為,有兩個同時發生的軸心或向量“建構”他們的身份認同:一個是相似性和連續性的向量,另一個是差異和斷裂的向量,其實質是闡釋文化認同的同一性和差異性問題。必須要依據這兩個向量之間的對話來理解加勒比人的身份認同,前者揭示了加勒比認同與過去的延續關系,后者是他們共有的東西——嚴重斷裂的經驗:被役、流放、殖民化、遷徙。所以,差異在連續中,并伴隨著連續持續存在,在長期離開之后再回到加勒比人中等于經歷了同一與差異的“雙重撞擊”。有了這種“差異”觀,我們就可以依據非洲在場、歐洲在場和新世界在場等三種在場的關系重新思考加勒比人文化身份的定位和重新定位,實現其“文化表征”的再現。也就是通過文學文本、視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