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音樂文獻的歷史演變

20世紀80年代，該學院提出了音樂文學（1），科學家們對音樂文學的性質、（2）音樂文學的性質和內容、（3）中國音樂文學目錄、（4）注釋和版本（5）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但中國音樂文學的分類和特征很少。本文不揣谫陋,擬就這一問題略作討論,以就教于方家。一、音樂文獻分期的考察音樂文獻是人類從事音樂活動的記載。按照目前學界的認識和理解,其概念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音樂文獻是指文本范疇的音樂資料,主要有樂譜、作曲、音樂論著等門類。廣義的音樂文獻類似于音樂史料,涵蓋面較廣,泛指與音樂藝術相關的各類形態的資料,主要有實物資料、音響資料、圖像資料以及文本資料等類型。這種廣義的音樂文獻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對象。我們知道,中國具有悠久的禮樂文化歷史,音樂文獻數量積攢眾多,內容廣博浩繁,形式豐富多樣。因此,要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國音樂文獻資料,就不能不探討中國音樂文獻的分期問題。簡言之,中國音樂文獻的分期就是劃分中國音樂文獻的發展階段,概述其主要史料,歸納其史料特點。顯然,這對全面認識較為廣博的音樂資料來說具有提綱挈領的作用,對于深入認識中國音樂文獻發展的階段性特點也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那么,如何正確劃分中國音樂文獻的發展階段呢?當然,首要的問題是確定中國音樂文獻的分期標準。中國歷史悠久,先民對音樂藝術有自己獨特的認識和理解,對音樂的描述和記錄也有自己的方式和傳統。這是在中國社會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我們認為,中國音樂文獻的分期標準應當結合中國音樂史料發展的自身特點,從影響各種音樂史料形成因素的角度去考慮。從中國音樂發展歷程來看,促使各種音樂資料出現并持續影響其發展的因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不同時期音樂文化的發展,為各種音樂資料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素材,而同一時期音樂活動是否興盛,則直接決定和影響著這一時期音樂文獻的種類和數量;二是各民族音樂文化的交流,對不同音樂風格、樂舞類型、樂器種類都有深刻影響,從而不斷推動著音樂文獻內容的豐富與擴展;三是音樂藝術內容與形式的變化,促使著音樂文獻的內容與形式也產生相應變化;四是音樂記錄方法與技術的進步,促使著音樂文獻從簡單到復雜、從圖畫到文字、從無聲到有聲、從靜態到動態的發展,從而推動著音樂文獻形態的發展變化。這四個因素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作用雖然不盡相同,但都是長期影響中國音樂文獻發展變化的幾個主要原因。因此,我們可以綜合以上四方面的情況,結合音樂文獻的類型、數量、內容、形式以及記錄方式的變化,來劃分中國音樂文獻的發展階段。二、中國音樂文獻的發展按照上述中國音樂文獻的分期標準,本文將中國音樂文獻分為萌芽、形成、發展、成熟、變革、繁榮六個發展階段。現將各階段主要音樂資料及其特點,分述如下。(一)土、舞圖材料圖2這一時期的音樂資料有兩類。第一類為考古資料,分為兩種:一種是實物材料,主要有河南舞陽賈湖、新鄭裴李崗等地出土的骨笛,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骨哨,西安半坡、鄭州二里崗、安陽殷墟侯家莊等地出土的陶塤,山西襄汾陶寺、河南安陽小屯等地出土的石磬,陜西長安客省莊、河南三門峽廟底溝出土的陶鐘,河南安陽、湖南崇陽等地出土的銅鼓,河南安陽、湖南寧鄉等地出土的編鐃、銅鈴等;(P9-18)另一種是圖像材料,主要有內蒙陰山樂舞巖畫、甘肅黑山舞蹈石刻、廣西花山崖樂舞壁畫以及青海上孫家寨彩陶盆舞蹈圖案等。(P2-4)第二類為文字記載,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傳說史料,主要有《世本·作篇》《呂氏春秋·古樂篇》《尚書·舜典》《路史·后紀》中關于伏羲、朱襄、葛天、陰康、神龍、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等發明樂器、制作樂舞、設置樂官、制定樂律等傳說,其中既有若干史實,也有后人猜測附會的成分;第二種是史書記載,主要有《尚書》《左傳》《國語》《竹書紀年》《史記》等書有關夏商音樂史事的記載,這類史料形成于早期文字記錄階段,比前一類傳說史料更為可信;第三種是古文字材料,主要有甲骨文中的“樂”“舞”“奏”字卜辭,庸、鞀、豐、鼓、竽、熹、磬、玉、言、龢、等18種樂器名稱(P332-334)以及戍鈴方彝銘文,(P19)這是考古資料的一部分,是當時人記錄當時事的第一手材料,最為真實可信,但內容僅限于商代晚期。這一時期音樂史料的特點是以考古所見實物材料為主,文字記載為輔,有實物、繪畫、文字三種載體的音樂史料,所承載的音樂信息均為零星片斷的記錄,因而有關研究需要結合各種材料,進行綜合分析。(二)音樂文獻內容方面這一時期的音樂史料主要有實物材料和文字記載兩大類。實物材料包括傳世及考古發現的各種樂器如鐘、鼓、镈、鐃、鈴、鐸、鉦、句鑃、竽、笙、笛、簫、琴、瑟、箏、筑等,以及反映音樂內容的畫像石、畫像磚、器皿繪飾、俑人泥塑及陶塑等。(P18-57)文字記載分為兩類:一類是古文字材料,以楚公鐘、曾侯乙編鐘銘文為代表,包括鐘、鼓、镈、鐃、鐸、鉦等銅器銘文(P1-471)以及放馬灘秦簡《律書》等。另一類為傳世文獻,分為三種:第一種是不成篇章的論述,主要有《國語·鄭語》史伯論和同,《晉語》師曠論禮樂,《周語》單穆公、伶州鳩論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樂,昭公二十年晏子論和同,《管子·地員》管仲制音律,以及《周易》《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管子》《荀子》《韓非子》《淮南子》《新語》《說苑》《法言》《白虎通》《論衡》等書與音樂有關的若干論述。(P3-173)第二種是獨立成篇的論著,主要有《周禮·大司樂》《墨子·非樂》《荀子·樂論》《禮記·樂記》《呂氏春秋·古樂》《侈樂》《適音》《大樂》《六韜·五音》《新論·琴道》《史記·樂書》《律書》《漢書·禮樂志》《律歷志》《風俗通義·聲音》等。第三種是獨立成書的著作,主要有《詩經》《琴操》等。以上三種文獻,內容涉及樂制如《呂氏春秋·古樂》,樂舞歌辭如《漢書·禮樂志》,樂律如《史記·律書》,樂譜記載如《禮記·投壺》魯薛鼓譜,音樂目錄如《漢書·藝文志》樂類,器樂專論如王褒《洞簫賦》、枚乘《笙賦》、劉幺《簧賦》、蔡邕《琴賦》、馬融《長笛賦》、阮瑀《箏賦》等。這些方面的內容,奠定了中國音樂文獻的基本內涵,初步形成了中國音樂文獻記載的幾個主要方面,為研究中國音樂起源、音樂美感、音樂社會作用、音樂與社會政治以及自然關系等提供了多方面的材料。這一時期音樂史料的特點是以實物為主的考古材料增多,但居于次要地位,而以文字為主的文本記錄雖然簡略,但已成為音樂活動的主要記載形式,且由零星片段記載發展到成篇、成書的專門性著作,從而使中國音樂史料發展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音樂文獻時期。因此,研究這一時期的音樂,需要將有關文獻記載與考古材料相結合探討相關問題。(三)從三國、三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公元220-460年這一時期的音樂史料以文獻記載為主,音樂文獻在內容、形式數量、類型等方面都有較大發展,大致可分為如下十類:1、音樂范疇主要包括成龍的音樂理論和肖康的無樂聲音論》、劉勰《樂府》、高郢《無聲樂賦》、呂溫《樂出虛賦》、白居易《議禮樂》《復樂古器古曲》等。2、音樂產業主要包括《宋書樂志》和《南齊書樂志》《魏書·樂志》《晉書·樂志》《隋書·音樂志》《舊唐書·音樂志》等。3、音樂類型主要包括沈重的音樂正義和梁武帝的鐘法緯》、劉勰《文心雕龍·聲律》、元萬頃《樂書要錄》以及《宋書·律志》《魏書·律歷志》《晉書·律歷志》《隋書·律歷志》等。4、音樂產業主要包括唐六典會祿郎、太樂令、汾命令、貞觀政要禮樂等5、音樂類別主要包括營石調玉蘭、平衡琵琶譜、南宮琵琶譜、五弦琵琶譜和敦煌卓越的樂團譜6、音樂主要包括古今音樂的記錄、敦煌的變遷、夜歌、竹枝歌和楊柳枝7、通史，主要包括通典禮物和音樂8、各種日志主要包括崔令勤的“教學記錄”、段安節的“樂府演奏記錄”、南卓的“接力棒記錄”9、綜合內容主要包括《北堂書》、《藝術文化集》、《初學者記》、《白六記》等10、音樂史料的發展志》經部樂類等。以上各類文獻基本上奠定了后代音樂文獻的幾個主要門類。這一時期音樂史料的特點主要是音樂文獻數量大量增加,門類增多,樂譜類文獻、器樂專論以及專門性的音樂著作發展迅速,并出現了許多反映民間俗樂內容的音樂文獻以及收錄各種音樂資料以供查檢的類書體音樂文獻。(四)音樂文獻的類型這一時期由于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雕板印刷術的普及,各種官私著述紛紛出版,民間戲曲、小說、唱本、樂譜大量刻印,音樂文獻的品種、數量、類型、學術價值、印刷質量都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階段。據估計,這一時期音樂文獻數量已在2000種以上,內容涉及音樂理論、樂律學、歌曲、戲曲、聲樂、器樂、舞樂、宗教音樂、樂器等許多方面。其發展主要表現在下列幾方面:1、稿2:《樂子》《樂中》《樂下》《樂下》《樂中》《樂下》《樂下》《樂中》《樂中》《樂下》《樂中》《樂中》《音樂序》等見于各種文集和筆記中,較知名者有范仲淹《范文正公集·今樂猶古樂賦》《與唐處士書》;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書梅圣俞稿后》《送楊置序》、周敦頤《通書·禮樂》《樂上》《樂中》《樂下》、沈括《夢溪筆談·樂律》《補筆談·樂律》、朱熹《晦庵集·雜著·琴律說》、王灼《碧雞漫志》、沈義父《樂府指迷》、張炎《詞源·序》、陶宗儀《輟耕録·雜劇曲名》、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莊岳委談下》、朱長文《樂圃余稿·樂在人和不在音賦》、李贄《焚書·讀律膚說》、張琦《衡曲麈談·情癡寤言》等。2、《曲律》、沈德符《曲律》、魏良輔《曲律》、沈寵綏《度曲243》《唱論》;明代徐渭《南詞敘錄》、何良俊《曲論》、王驥德《曲律》、沈德符《顧曲雜言》、魏良輔《曲律》、沈寵綏《度曲須知》;清代李漁《閑情偶寄·詞曲部》和《演習部》、徐大椿《樂府傳聲》、姚燮《今樂考證》等。3、《藝術志》、《樂律發微》、何良組合《曲論》佑新樂圖記》、陳旸《樂書》、朱長文《琴史》《樂圃余稿》、王灼《碧雞漫志》、蔡元定《律呂新書》;元代余載《韶舞九成樂補》、劉瑾《律呂成書》、陳敏之《琴律發微》;明代韓邦奇《苑洛志樂》、倪復《鐘律通考》、朱載堉《樂律全書》、何良俊《曲論》;清代康熙帝《御制律呂正義》、乾隆帝《御制律呂正義后編》、毛奇齡《竟山樂錄》《皇言定聲錄》《圣諭樂本解說》、李光地《古樂經傳》、應撝謙《古樂書》、江永《律呂新論》《律呂闡微》、汪烜《樂經律呂通解》、凌廷堪《燕樂考原》、戴長庚《律話》、陳灃《聲律通考》、江藩《樂懸考》、鄭文焯《詞源斠律》等。4、風《經世選擇》王溥《唐會要》《五代會要》、徐天麟《西漢會要》《東漢會要》;元代虞集、歐陽玄《經世大典》;明代董說《七國考》;清代徐松《宋會要輯稿》、龍文彬《明會要》、孫楷《秦會要》、楊晨《三國會要》等書中的樂門,以及《明會典·禮部·大宴樂》《傳制·諸司職掌》《大清會典·樂部》和《大清會典事例·樂部》等。5、總典型文學的延續，尤其是總法典和清代典》中的樂典,《通志》《續通志》《清通志》中樂略,《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清文獻通考》《清續文獻通考》中的樂考。6、明代《琴譜》十二詩譜》、姜夔《白石道人歌曲》;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元代熊朋來《瑟譜》、王伯成《天寶遺事諸宮調》;明代《神奇秘譜》《琴譜正傳》《琴書大全》《松弦館琴譜》《高和江東》;清代《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納書楹曲譜》《遏云閣曲譜》《天韻社曲譜》《北西廂弦索譜》《五知齋琴譜》《琴學心聲》《大還閣琴譜》《華秋蘋琵琶譜》《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閑敘幽音琵琶譜》《陳子敬琵琶譜》《弦索備考》《琴瑟譜》等。7、金代《農村》《中日》等家詞作,主要有宋代郭茂倩《樂府詩集》、曾慥《樂府雅詞》;金代元好問《中州集》附《中州樂府》;元代左克明《古樂府》;明代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清朱彝尊《詞綜》以及《全唐詩》等。8、《史記樂志》《唐樂志》《唐紀樂志》《唐紀樂志》《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紀》《唐》《唐紀》《唐紀》《唐》《唐紀》《唐紀》《唐》《唐紀》《唐》《唐紀》《唐》《唐紀》《唐》《唐紀》《唐》《唐紀》《唐》《唐紀》《唐》《唐紀》《唐》《唐紀》《唐》《唐紀》《唐》《唐紀》《唐》《唐紀史·樂志》《新唐書·禮樂志》《宋史·樂志》《遼史·樂志》《金史·樂志》《元史·禮樂志》《明史·樂志》《清史稿·樂志》,以及《宋史·律歷志》等。9、這些書豐富了音樂，主要包括太極拳平御覽·樂部》《時序部·律歷》《冊府元龜·掌禮部·作樂》《玉海·音樂》《律歷》《古今圖書集成·樂律典》等。10、有音樂宗族文學的文獻，主要包括《高僧傳》、《法源珍珠林》、《玉音法》、《明朝演民與玄教》等11、音樂書籍和記錄大多是空的，主要包括王墨的漢代文獻鈔》、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所輯漢蔡邕《琴操》、漢陽子《長樂經》、梁武帝《鐘律緯》、信都芳《樂書》、沈重《樂律義》等。12、《樂》類著作,多為本類書志·樂類》、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音樂類》、王堯臣《崇文總目·樂類》、尤袤《遂初堂書目·樂類》;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樂書》;清《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樂類》等。這一時期音樂史料的特點是音樂專著數量明顯增多,并成為記錄各種音樂活動的主要形式,新出現有戲曲音樂、宗教音樂以及音樂輯佚類著作,會要體、通典類史書中的音樂文獻趨于系列化發展,出現了許多囊括百家、網羅古今音樂史料的大型圖書,其中既有收錄當時中外音樂資料極為豐富的音樂百科全書式著作如陳旸的《樂書》;也有匯集歷代各種音樂資料相當完備的類書如《古今圖書集成·樂律典》;還有全面整理清代以前樂譜資料的鴻篇巨制之作《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這一時期獨立成篇或以論述音樂為主的篇章也大幅度增加,數量眾多,主要見于文人學士的各種文集以及其它形式的圖書中,材料較為分散。(五)音樂書譜和期刊期刊的迅速發展這一時期由于西方音樂影響和文獻記錄技術提高,音樂文獻的內容、形式都發生了顯著變化,書籍報刊大幅度增加。據《中國音樂書譜志研究》統計,這一時期的音樂書譜和報刊多達3405種。其類型大致有下列幾種:1、“學校音樂”收集了35種類型，主要是沈新功《學校唱歌集》、李叔同《國學唱歌集》、辛漢《唱歌教科書》、華航琛《共和國民唱歌集》等。2、音樂教材類樂———復興初級中學教科書》、中華民國教育部編《中學音樂教材》、豐子愷、裘夢痕編《開明音樂教本》、蕭友梅編《新學制唱歌教科書》《新學制樂理教科書》《新學制鋼琴教科書》等。3、音樂出版期刊海國立音樂院編《音樂院院刊》、(6)桂林音樂陣線編輯部編《音樂陣線》、李綠永等編《音樂導報》等。代表性的期刊有李叔同編《音樂小雜志》、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編《音樂雜志》、江西省音樂教育推行委員會編《音樂教育》、青主編《樂藝》、新音樂社《新音樂》、中華民國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樂風》、國立禮樂館《禮樂》、延安邊區音協等《民族音樂》、中華全國音樂界抗敵協會《戰歌》、繆天瑞等編《音樂月刊》、上海音樂協進會《音樂評論》等。4、音樂傳播之脫貧攻堅王光祈《東西樂制之研究》《中國音樂史》《西洋制譜學提要》、黎青主《音樂通論》、豐子愷《歌劇與樂劇》、繆天瑞《中國音樂史話》、李凌《新音樂論集》、楊蔭瀏《中國音樂史綱》《國樂概論》、張厚璜《中西樂律匯通論略》、陰法魯《唐宋大曲之來源及其組織》、夏承燾《白石道人歌曲考證》、吳梅《顧曲麈談》、蕭友梅《和聲學》、繆天瑞《對位法概論》、高中立《聲樂研究法》、陳仲子《音樂教授法》、賈新風《音樂教育通論》等。5、上海音樂譜學歌集》、中華樂社編譯部《世界名歌選粹》、山歌社《中國民歌選》、同益出版社《上海彈詞大觀》、張馀蓀《昆曲大全》、慨志生《京劇工尺譜》、鄭覲文《簫笛新譜》、浦夢古《中國音樂譜》、李寶儒《古今歌曲大觀》等。6、音樂文獻的變化《戲曲精華》、上海百代公司《名曲大全》、長城唱片公司《長城唱詞》、五桂堂《九大公司名曲大全》等。這一時期音樂文獻發生了三方面明顯變化:一是音樂文獻載體形式突破了紙質材料限制,出現了蠟質、膠質唱片,實現了從“無聲文獻”向“有聲文獻”的轉變;二是音樂文獻內容發生了明顯變化,由中國傳統音樂研究擴大到西方音樂、新音樂文化建設、國民音樂教育等方面;三是音樂文獻的形式發生了顯著變化,新出現了音樂報刊、大中小學教材、音樂唱片等前所未有的新形式。這一時期音樂史料的特點是介紹和翻譯西方音樂的著作成為主流,有關音樂教材、通俗讀物、音樂教育等方面的著作大量出現,利用西方音樂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民族音樂、音樂史、樂律學等方面的論著顯著增多,出現了音樂評論、樂曲解說、基本樂理、作曲技術、西洋器樂演奏法,指揮法等大量新型著作。音樂文獻種類趨于豐富,音樂報刊、音樂唱片的內容隨時代的主題發展而變化,主要有學堂樂歌、新音樂文化建設、抗日救亡、解放戰爭等四種題材。(六)光質載體的出現這一時期隨著音樂事業的全面發展以及磁質、光質載體的出現,音樂文獻發生了質的飛躍,內容進一步拓展延伸,類型和數量空前增加,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其表現在于:1、音樂論文發表期刊涉及傳統音樂研究和現代音樂研究的各個領域,且數量逐年遞增。據統計,1950年至2000年底創辦的音樂期刊多達140余種,并有近百種社科綜合性期刊也刊發音樂論文。代表性的音樂報刊有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主辦的《中國音樂學》、人民音樂出版社主辦的《音樂研究》、中國音樂家協會主辦的《人民音樂》和《音樂創作》、音樂周報社的《音樂周報》、《中央音樂學院學報》、上海音樂學院《音樂藝術》、武漢音樂學院《黃鐘》、西安音樂學院《交響》等高等院校學報。2、音樂及音樂學術研究有音樂史、民族民間音樂、音樂考古學、音樂社會學、音樂心理學、宗教音樂、樂律學、基本樂理、音樂美學、音樂文獻整理、音樂文獻輯佚、中外音樂交流、音樂史學概論、聲樂理論、器樂理論、指揮法、音樂教育等門類。代表性的著作有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汪毓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黃翔鵬《溯源探流———中國傳統音樂研究》、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民族音樂概論》《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東方音樂學會《中國民族音樂大系》、崔憲《曾侯乙編鐘鐘銘校釋及其律學研究》、曾遂今《音樂社會學概論》、張前《音樂欣賞心理分析》、普開元《音樂心理學基礎》、王純五《中國道教音樂》、田青《中國佛教音樂選萃》《中國宗教音樂》、繆天瑞《律學》《基本樂理》、黎英海《漢族調式及其和聲》、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丘瓊蓀《歷代樂志律志校釋》、吉聯抗《古樂書佚文輯注》、馮文慈《中外音樂交流史》、鄭祖襄《中國古代音樂史學概論》、中國音樂家協會《當前聲樂創作問題》、王耀華《三弦藝術論》、趙曉生《鋼琴演奏之道》、周沛然《合唱指揮法》、馬東風《音樂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等。3、《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戲曲音樂集成》、中國樂器集成展,主要有查阜西《琴曲集成》、中國民間歌曲集成編委會《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委會《中國戲曲音樂集成》、中國曲藝音樂集成編委會《中國曲藝音樂集成》、中國民間器樂集成編委會《中國民間器樂集成》等。4、施圖肯什密特《世紀音樂》余種,數量大幅度增長,其中代表性的譯著有張洪島譯自德國學者卡爾·聶夫的《西洋音樂史》,吳佩華、顧連理譯自美國學者尼·斯洛尼姆斯基的《拉丁美洲的音樂》,湯亞汀譯自德國學者施圖肯什密特的《二十世紀音樂》,金文達、張前譯自日本學者野村良雄的《音樂美學》等。代表性的音樂辭典和工具書有上海音樂學院編譯的《簡明音樂辭典》、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音樂詞典》、上海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的《外國音樂辭典》、茅于潤等編譯的《牛津簡明音樂詞典》、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的《二十世紀外國音樂家詞典》、陳建華《外國著名音樂表演藝術家辭典》以及《音樂知識手冊》《中小學音樂教師手冊》《世界名曲欣賞》《樂器法手冊》《中國樂器介紹》《西洋百首名曲詳解》《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等。5、同禮音樂類著作有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中國古代音樂書目》、袁同禮《中國音樂書舉要》、曹安和《現存元明清南北曲全折(出)樂譜目錄》、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音樂書譜志》、陳建華、陳潔《中國音樂理論書目大全》等。6、磁體和光質音樂文件空前地增加，出版了幾本關于磁體和光質的文獻難以數計的磁帶錄音資料、光盤音響資料,其中有關音樂的電子文獻有《文淵閣四庫全書》《國學寶典》《古今圖書集成》等。7、文獻檢索數據庫ccnd迅速、方便,主要有CNKI數字圖書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CJFD)、中國優秀博碩士論文數據庫(CD-MD)、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CPCD)、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CCND)、中國年鑒全文數據庫(CYBD)等。這一時期音樂史料的特點是各種學術論文和音樂著作空前增多,涉及領域廣闊,二者皆趨向于專門化、綜合化、邊緣化發展,出現了許多音樂美學、音樂社會學、音樂心理學、音樂考古學、音樂文獻學等新型論著,磁質、光質文獻大量增加,實現了由“靜態文獻”向“動態文獻”轉變,網絡數據庫和網上音樂資源突飛猛進,逐漸成為人們學習和研究音樂、檢索和利用音樂資料的主要信息平臺。三、中國音樂文獻的結構以上我們對中國音樂文獻發展的幾個階段、主要史料及其特點作了概括性說明。這雖然是認識中國音樂文獻的一個重要方面,但尚不足從總體上去把握中國音樂文獻的特點。關于中國音樂文獻的總體特征,鄭祖襄先生曾從歷史、文化、社會性質等方面有所論及,(P15-20)馮文慈先生將其歸結為根源深遠、綿延不斷、廣博浩繁三大特點。這些意見皆具啟發意義,但稍嫌籠統。下面,試在前文討論的基礎上,對中國音樂文獻的總體特征略作概括說明。筆者認為,中國音樂文獻的總體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古代中國音樂文獻的文獻支撐文獻究竟起源于何時,目前雖然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從七八千年前的賈湖遺址同時出土有七孔骨笛和刻寫在甲骨、石器上的文字符號來看,當時對于樂理的了解和文字的使用都達到了較高的程度,因而出現有關音樂的文字記載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即使從較為可信的商代甲骨文算起,中國音樂文獻的產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朝代更替興衰交接,樂器、樂舞、樂律學理論、音樂作品等亦隨之演進,積累了數量眾多的音樂文獻資料。這其中既有大量的實物資料如樂器、舞器,也有不少樂舞繪畫、文字記述、樂譜記載以及近代以后產生的大量磁質、光質音響資料等等,從而形成了中國音樂文獻起源早、數量多、類型多種多樣的特點。(二)音樂及藝術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合在一起,同時又與舞蹈、戲劇、繪畫等藝術形式密切相關,內涵豐富廣博,資料相對分散。我們知道,中國音樂最初作為勾通神靈的“媒介”而見諸于早期文獻記載,與原始宗教關系密切。禮樂制度形成以后,不同等級的人在典禮中使用的舞蹈、詩歌、樂曲以及樂器的種類、形制、數量都有不同規定,“樂”作為禮的一個構成要素和表現禮的一個重要環節,與政治、倫理、道德緊密相關。文人音樂、民間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