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的外在條件控制自由使用資源的社會機制和排他性權利的形成需要四個相互聯系的外在條件：用武力（威脅）建立排他性；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習俗和習慣法由國家強制實施的法律通過研究無國家社會，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研究習俗和私人保護對經濟行為的影響。產權的外在條件控制自由使用資源的社會機制和排他性權利的形成需1無國家社會的產權卡爾·波拉依（1971）提出了一個分析框架，用文化學、社會學和心理學來解釋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各種“交易模式”——行政交易、親朋饋贈、家庭經濟等。并認為，對于經濟行為和制度分析，除了市場理論之外，之前的經濟學沒有別的重要貢獻。道格拉斯·諾思（1977）提出，可以用交易費用分析來解釋歷史上各種經濟制度（交易模式）的資源配置在效率上的差異。無國家社會的產權卡爾·波拉依（1971）提出了一個分析框架，2無國家社會的產權麥克斯·格魯克慢（1956）提出“無國家社會”的問題：無國家社會：沒有一個機構擁有權威解決爭端并強制實施它的決定、制定法律，在緊急情況下用行政命令解決問題和領導防御侵略的戰爭的社會。這些社會，有的能夠依據一些內部法律和秩序長期存續，并能成功地抵御外來侵略。問題：無國家社會的秩序和凝聚力從何而來？無國家社會的產權麥克斯·格魯克慢（1956）提出“無國家社會3秩序的產生：暴力與威懾埃文斯-普里查德（1937）和羅伯特·貝茨（1983）對于非洲上尼羅河地區努埃爾人游牧部落中秩序的形成和維持，用博弈論進行了解釋。努埃爾人的經濟以牛為基礎，牛是排他性的，屬于一個大家庭所有——父親、兒子、他們的妻子。努埃爾人無法依靠任何權威機構保護自己的牛，只能依靠個人力量捍衛他的權利。秩序的產生：暴力與威懾埃文斯-普里查德（1937）和羅伯特·4秩序的產生：暴力與威懾假設有兩個大家庭：X和Y，他們有同樣的武力潛能和侵犯傾向，每家有10頭牛。每家都可以選擇侵犯（A）對方或不侵犯（N）對方。兩家的收益與對方的策略選擇有關，從而有四種可能結果：若兩家同時選擇不侵犯對方，則總財富為20頭牛在兩家平分（各得10頭牛）；若兩家同時選擇侵犯對方，則由于爭斗而消耗財富，使得總財富量降為8，在兩家平分（各得4頭牛）；若一家選擇侵犯而另一家選擇不侵犯，總財富量不減少，侵犯一方得到18頭牛，被侵犯一方得到2頭牛。秩序的產生：暴力與威懾假設有兩個大家庭：X和Y，他們有同樣的5秩序的產生：暴力與威懾顯然，不知道對方策略時的最優選擇是“侵犯”。因為“侵犯”戰略是占優戰略：不論對手選擇何種行動，自己的選擇總是最優的——4>2，18>10。社會的均衡結果卻是最差的（A，A）。這樣的社會難以在與其他社會的競爭中存續下去。參與人家庭Y行動AN家庭XA4，418，2N2，1810，10秩序的產生：暴力與威懾顯然，不知道對方策略時的最優選擇是“侵6秩序的產生：暴力與威懾如果博弈重復下去，那么任何一個家庭就會發現，自己的侵犯行為會招致對手的報復。從而使自己的財富得而復失。與其這樣，兩家不如選擇合作。于是，最優的社會均衡結果就會出現。秩序的產生：暴力與威懾如果博弈重復下去，那么任何一個家庭就會7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約翰·烏姆貝克（1978，1981a，1981b）討論了加利福尼亞1848年淘金熱中，最初的產權形成和分配中的個人武力威懾問題。1848年，加利福尼亞發現了金礦。該地區原來歸屬于墨西哥，1848年劃歸美國，美國廢除了墨西哥的法律，但卻沒有建立一套新的法律。政府關于礦區土地的法律直到1860年才制定。許多美國政府雇員放棄了工作來到該地區淘金，這個曾經荒無人煙的地區，人口一下子激增到25萬人。在政府制定礦區土地法之前，人們已經建立起了一套穩定的、相對成本較低的排他性權利制度，解決了自由使用、糾紛和過度暴力等問題。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約翰·烏姆貝克（1978，1981a8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假設個人對雙方的淘金生產能力和武力都有充分信息。相應地，勞動力只有兩種用途：淘金和武力。合約簽訂的基礎是，每一方都至少得到他如果使用武力所可能得到的財富數量。顯然，如果兩個體力相當的人爭奪一片土地，其中那個愿意花費更多勞動時間占領土地的會擁有這塊土地。那么，如何將勞動時間分配于武力和開采金礦？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假設個人對雙方的淘金生產能力和武力都9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用于武力的勞動時間的邊際成本取決于開采金礦的邊際勞動產出（VMPe）。對于一個已經擁有了大片土地的來說，VMPe是很高的，因為的土地上追加勞動會提高產出。對于一個幾乎沒有土地的淘金者來說，VMPe是很低的，他會把自己的勞動時間用于搶占土地。用于武力的勞動力的邊際收益取決于所搶占到的土地的邊際產出價值。隨著搶占到的土地數量的增多，新增土地的VMPc不斷下降。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用于武力的勞動時間的邊際成本取決于開10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由于假設信息是完全的，因而人們會權衡自己時間的成本與收益，武力僅僅成為一種威懾而不會成為現實。設想有兩個人X和Y，他們有相同的體力與生產函數，共同競爭同質的礦區。假如開始時X占領的土地不如Y的多，對X來說，新增土地的邊際收益較高，而使用武力的邊際成本較低。于是，X會搶占Y的土地，直至土地被平分。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由于假設信息是完全的，因而人們會權衡11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VMPc/VMPe表示X愿意用于保衛他的邊際財產的排他性權利所花的時間。均衡時，雙方愿意用于爭奪土地的勞動時間必然相等，即(VMPc/VMPe)A=(VMPc/VMPe)B，均衡只有通過土地的再分配才能達到。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VMPc/VMPe表示X愿意用于保衛12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推論：對于N個相同的個人和同質的土地，每人將擁有土地的1/N。當土地質量存在差異時，土地面積的大小與土地的平均質量成反比。其他條件不變，武力占優勢的人會比其他人占有更多土地。其他條件不變，在采礦方面有優勢的人會占有較少的土地。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推論：13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淘金者們都使用簡單的技術開采金礦床——那些大量堆積的金塊和金粉。在幾百處金礦區，都通過明確的合約劃分了礦區土地，每個人都擁有了一小片土地，土地的大小與土地的平均估價成反比。沒有借助于任何政治聯盟，采礦完全是個人的事。烏姆貝克的數據不能檢驗第3、4個推論，他認為，采礦者的武力潛力不存在顯著的差異：都是成年男子，幾乎都拿著武器。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的秩序加利福尼亞淘金熱中，淘金者們都使用簡14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赫什雷夫（1980）注意到：假設個人是完全理性的模型，不能用個人成本-收益的計算方法來解釋社會的合作。埃文斯-普里查德在他研究努埃爾人和其他非洲社會的過程中，發現了一整套習慣法和意識形態信仰，可視為對最終暴力結局的鞏固，也可視為建立了新的游戲規則。烏姆貝克：當別人花在保衛受威脅土地的時間價值超過相應的勞動時間價值的時候，用武力侵占土地會遭到報復。與努埃爾人的例子一樣，在那里，每個偷牛的人會遭到報復。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赫什雷夫（1980）注意到：假設個人是15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貝茨（1983）用博弈論對努埃爾社會的制度建立了一個模型。在許多無國家社會，復仇群體（VengeanceGroups）的出現增加了被侵害方報復侵略者的傾向。在努埃爾人中，復仇群體是一些以父親血緣為紐帶的親屬群，它降低了襲擊和殺害鄰人所期望得到的收益。但是，囚徒困境會給集體行動造成困難：除非有其他的制約方法，否則復仇群體中的個人會有搭便車的動機而不愿冒生命危險與他人發生暴力沖突。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貝茨（1983）用博弈論對努埃爾社會的16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人類學的解釋：在許多部落中，存在這樣的普遍信仰：對本部落成員的侵犯會帶來一連串的天災、瘟疫和其他災難。如格魯克曼（1956）用對巫術的信仰來解釋如何克服囚徒困境。波斯納（1980）：由于復仇群體中每個成員的安全是共同負責的，即使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也會認為，控制住本群體中的暴力成員（ViolentMembers）是有益的。補償制度也可以降低保護產權的費用：侵犯別人產權的人必須賠償受損者，從而改變參與人所面臨的收益方陣。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人類學的解釋：在許多部落中，存在這樣的17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在補償規則下，努埃爾人面臨的選擇是：受到他的受害者所屬的復仇群體的武力報復；給予價值補償以逃避懲罰。如果復仇群體有能力進行報復，同時也發出了確定的威脅信號，侵犯者一般都會同意進行賠償，武力沖突就可以避免。報復和賠償都對潛在的侵略者起到了威懾的作用，并降低了保障產權的成本。賠償過程也許會要求復仇群體之間進行直接的信息交流，在敵對群體之間進行談判的高額交易成本，可以通過一個中立的仲裁者予以降低。在努埃爾人中，仲裁的權利屬于紋身的首領，他并不以來任何強制的權利。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在補償規則下，努埃爾人面臨的選擇是：18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橫向的（Cross-cutting）忠誠形成了侵權的第二種成本。埃文斯-普里查德發現，對努埃爾人來說，舅舅的詛咒是最難接受的。而通婚必須在異族之間進行。因此，沖突雙方的相互關系降低了侵犯他人產權的凈收益，會使人們更愿意通過仲裁來解決爭端。忠誠沖突重要是針對個人而言的，它和其他一些習俗和信仰共同增強了無政府社會的內在秩序的穩定性。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橫向的（Cross-cutting）忠19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貝茨（1983）揭示了這些成本的出現，如何改變了收益方陣，使競爭者的策略如何從非合作的侵略轉向合作的成本降低。人們之間的親戚關系越近，第二類成本就越大，如果這一紐帶足夠強，那么，它的效應甚至會就囚徒困境變為合作博弈。考慮一個小的無國家社會，一個侵犯他的鄰人的個人承受的第二類成本，降低9頭牛，報酬方陣就變成：家庭YAN家庭XA-5，-59，2N2，910，10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貝茨（1983）揭示了這些成本的出現，20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只要存在較高的第二類成本，就會提高侵犯者的成本，降低為了引致和平的結局所必須的懲罰（賠償）程度。秩序：習慣法和意識形態只要存在較高的第二類成本，就會提高侵犯21演進模型與博弈論前面的分析都是將習俗和信仰作為外生變量處理的。下面我們試著將其內生化。赫什雷夫（1982）曾經用自然選擇理論和數理社會生態學理論模擬那些促進人類合作的制度演進過程。赫什雷夫提出，制度變遷不僅包括自然選擇，還包括革命的和主動的改革，他還研究了一種能幫助人克服囚徒困境的先天傾向是否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下面將赫什雷夫關于個人道德和輸入的社會控制的研究結論簡略地總結一下。演進模型與博弈論前面的分析都是將習俗和信仰作為外生變量處理的22演進模型與博弈論在大部分情況下，人的天生道德控制很弱。但與動物相比，人有更強的學習能力。社會因素和遺傳因素都同樣受自然選擇的影響。遺傳適應過程比社會適應過程要慢：遠古時代的人類給我們留下的遺傳因素也許會阻礙我們適應現代的生活環境。人類主要的三類社會關系——統治關系、分享關系、私人產權——都與人性相關，每一類關系都是對一種社會環境的適應，每一原則都與一種固有的相適應的道德相聯系。因為個人主義者僅僅簽訂一個“社會契約”是不會解決搭便車問題的，三種關系往往在每一種行為模式中交織在一起，當然，個人主義因素是永遠不會消失的。進化也許會給予侵犯別人財產的行為一道強大的抵御防線，輔之以對于侵犯的心理抵觸和對于潛在挑戰者予以一定讓步的心理——這二者構成了我們所謂的個人道德。演進模型與博弈論在大部分情況下，人的天生道德控制很弱。但與動23演進模型與博弈論上述論述表明，對于人類合作行為的解釋，最終都要求對于人的某種合作傾向的假設。但迄今為止，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都沒有建立一個關于人的偏好和意識形態的理論。也許演進模型是建立這一理論的重要一步。近期博弈論的最新發展，對于人類合作行為的研究有新的貢獻。這些理論研究了在沒有外在或內在限制、包括進化限制的條件下，個人間自發的合作出現的可能性。合作行為的問題經常用囚徒困境中收益方陣（PD）來表示。不過，兩人囚徒困境博弈中，雙方的策略是用于防御的，結果是帕累托無效。雙方都希望有一個不同的結局，即相互合作的結局，盡管交易費用阻止了他們達到這一結果。實際上，這里合作行為矛盾的本質是理性個人的決策導致了誰也不希望出現的群體結果。演進模型與博弈論上述論述表明，對于人類合作行為的解釋，最終都24演進模型與博弈論但是，如果博弈的長期的和重復的，結局就會朝有利的方向發展。若采取針鋒相對戰略，由于有未來的收益貼現，在一定的貼現率（反映經濟變動的因素和兩人不再相逢的概率）時，合作就會出現。參與人B合作背叛參與人A合作3，30，5背叛5，01，1在針鋒相對戰略中，當期收益為5，經過貼現的無限期的收益流的價值：每期收益為3，如果貼現率不太高，未來合作的收益就大于背叛的當期收益（因以后對手會永久性地用背叛來懲罰）。——泰勒《混亂與合作》（1976）演進模型與博弈論但是，如果博弈的長期的和重復的，結局就會朝有25演進模型與博弈論阿克塞爾羅德（1984）《合作的演進》的研究表明，通過編制一個計算機模擬競賽程序，采用重復博弈，所有的博弈參與人都參加一系列的雙邊對抗賽，結果表明，獲勝的策略是最簡單的“針鋒相對”戰略。阿克塞爾羅德研究了一個遵從針鋒相對戰略的社會是否能夠經得起一個不同戰略的參與人的擾動，觀察一個外來者能否在一個重復博弈中用不同的戰略對付一個針鋒相對戰略人而獲得更多的收益，結果表明，給定收益方陣和貼現率，針鋒相對戰略是較為穩定的（“漸進穩定”）戰略。如果滿足一定條件，一群采取針鋒相對戰略的參與人也可以形成一個非合作的社會。但單個的合作對策者在非合作的社會里不能夠使合作開始。演進模型與博弈論阿克塞爾羅德（1984）《合作的演進》的研究26演進模型與博弈論斯科菲爾德（1985）和泰勒（1987）批評阿克塞爾羅德模型缺乏實用性，并將重復博弈從雙人博弈改為N人博弈，從而對公共產品供給問題的研究有了更大的實用性。泰勒還認為，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以保險、小額賭博（ChickenGames）和在長期情況下二者的混合為代表。在所有這些博弈中，如果博弈只進行一次，一些合作行為會比在囚徒困境相似的情況下更有可能發生。斯科菲爾德強調信息和交易費用是合作的核心：在給定條件下，一個人至少應該對于其他人的信仰和欲望知道多少才能夠產生合作的想法并能將這些想法傳遞給其他人，是合作理論的核心問題。演進模型與博弈論斯科菲爾德（1985）和泰勒（1987）批評27原始法的社會保障功能波斯納（1980）認為，原始社會中高昂的交易費用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