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先代帝王禮與北宋帝王觀——以太祖時期祭祀對象的調整為中心向紀熹

享先代帝王禮與北宋帝王觀——以太祖時期祭祀對象的調整為中心

向紀熹

（安徽大學歷史學院，安徽合肥230031）

享先代帝王禮為中國古代吉禮之一，其享祭對象之選擇，彰顯禮制建構者對帝王的價值判斷和政治訴求。宋太祖時期此享禮經歷調整，至開寶四年定型。禮儀根據帝王的身份和功德，對祭祀對象進行選擇和分級。這反映了宋朝的立國背景，同時體現了統治者對“大一統”“開國創業”“長久統治”帝王功德的推崇。

宋太祖；先代帝王；祭祀；帝王觀

享先代帝王禮是中國古代官方所行重要祭祀禮儀，其祭享對象選擇反映統治者對理想帝王形象的追求。此禮“始于秦，漢因之”，其祭祀對象經歷朝調整，至唐已涵蓋上古時期到隋朝的著名帝王[1]?，F有學者根據北宋乾德四年享先代帝王禮的祭祀對象，認識到當時的入祀對象有分級的特點[2-4]。但他們尚未詳細探討史料對宋太祖時期此禮祭享對象記載的錯漏之處，禮儀出現新特征的原因等也缺乏深層次的討論。針對以上問題，本文擬先考證太祖時期享先代帝王禮的祭祀對象，再根據結果探討北宋這一時期此禮調整的特點、意義，以及其所反映出的帝王觀，以期豐富對北宋享先代帝王禮的認識。

一、太祖時期享先代帝王禮祭祀對象相關史實考證

從禮源上看，享先代帝王禮出于《禮記·祭法》：“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盵5]分析禮文，可知享先代帝王禮是中國古代崇德報功思想發展的產物。在選擇祭祀對象時，此禮以先代帝王是否有功德為依據①。盡管《祭法》列舉了堯、舜等祭祀對象，但中國歷代統治者并未完全采用，而是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選擇不一樣的祭祀帝王。北宋立國之初，統治者對享先代帝王禮祭祀對象進行調整。建隆四年（963），太祖初定此享禮的祭享對象為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漢高祖、漢光武帝、唐太宗[6]585。之后，此禮祭祀對象又經過兩次調整，至開寶四年（971）定型。但綜合來看，關于兩次調整后的祭祀對象，常見史料之記載均有錯漏之處。出于為本文的立論建立事實基礎，有必要考證這兩個時間點的祭祀對象。

（一）《宋會要輯稿》對乾德四年祭祀對象唐代宗的闕載

乾德四年（966），北宋首次調整享先代帝王禮?！端螘嫺濉份d此禮變化后的祭祀對象：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漢高祖、漢光武帝、唐高祖、唐太宗等“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蠲其他役，長吏春秋奉祀”；商中宗、商高宗、周成王、周康王、漢文帝、漢宣帝、魏太祖、晉武帝、北周太祖、隋高祖等“十帝”，“各給三戶，歲一饗”；秦始皇、漢景帝、漢武帝、漢明帝、漢章帝、魏文帝、北魏孝文帝、唐玄宗、唐肅宗、唐憲宗、唐玄宗、后梁太祖、后唐莊宗、后唐明宗、后晉高祖等“十五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

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后漢和帝、殤帝、安帝、順帝、沖帝、質帝、獻帝、魏明帝、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帝、懷帝、愍帝、西魏文帝、東魏孝靖帝、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后唐末帝，已上三十八帝陵，常禁樵采，著于甲令。[7]1603-1604

史料載周桓王以下帝陵匯總數為“三十八”，但其實際所列相關帝陵的計數卻為三十七。這是統計差誤，抑或是漏記？《宋大詔令集》載太祖于乾德四年所頒《前代帝王置守陵戶祭享禁樵采詔》：“……周桓王……已上三十八帝陵寢，常禁樵采?！盵6]585-586又據《隆平集》載：“乾德四年，詔……周桓王至后唐清泰帝三十八陵，止禁樵采?！盵8]二種史料記載的相關帝陵匯總數均為“三十八”，可知《宋會要輯稿》應是漏寫一陵②。

《宋大詔令集》記載的帝陵總數為“三十八”，其列舉帝陵的計數卻只有三十六，相對《宋會要輯稿》的記錄，少漢和帝陵、漢沖帝陵，增唐代宗陵。事實上，唐代宗正是《宋會要輯稿》缺載的祭祀對象。從功德上看，據上文所引《前代帝王置守陵戶祭享禁樵采詔》，可知北宋當時“常禁樵采”的對象，不僅有周桓王等功德較平庸的帝王之陵，還有漢獻帝等亡國之君的陵墓?？傊却弁踔灰皇呛翢o功德的暴君，北宋均禁其陵樵采。北宋官修《新唐書》評價唐代宗為：“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9]其功德滿足北宋遴選享先代帝王禮禁樵采對象的要求。從疆域上看，北宋在乾德四年對領土內幾乎所有的先代帝王陵都進行了尋訪及管理。但由于“當時江左未平”，而“東晉以降，六朝陵寢多在金陵、丹陽之間”，所以“制書不載”[7]1604。唐代宗陵所在耀州富平縣，處于北宋當時的轄地，北宋可直接管理此陵。故而乾德四年享先代帝王禮的祭祀對象，《宋會要輯稿》缺載唐代宗。

（二）《宋會要輯稿》對開寶四年祭祀對象夏禹和漢武帝的漏載

開寶四年，北宋再次調整此享禮。關于此禮變化后的祭享對象，《宋會要輯稿·守陵》載太祖相關詔書：

先代帝王禮陵寢修創廟宇：太昊、炎帝、黃帝、高陽、高辛、唐堯、虞舜、女媧、商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后漢世祖、唐高祖十四帝，各置守陵廟七戶。商中宗帝大戊、高宗帝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西晉武帝、后周太祖文帝、隋高祖、文帝、秦始皇帝、漢景帝、后漢明帝、章帝、魏文帝、后魏孝文帝、唐太宗、肅宗、明皇、憲宗、宣宗、后唐莊宗、明宗、石晉高祖二十四帝，各置守陵廟五戶。[7]1605

《宋會要輯稿》所列商中宗等帝王陵的計數，與其所載帝王的匯總數“二十四”相符。但隋帝楊堅，廟號為“高祖”，謚號為“文”。同時，楊堅之后沒有擁有“文”之謚號隋帝出現。另外，《宋會要輯稿》會使用“朝代名+廟號+謚號+‘帝’字”方式稱呼相關帝王，如“后周太祖文帝”。此外，《宋會要輯稿》提到“隋高祖、文帝”葬地（都）為鳳翔府[7]1605。所以“隋高祖、文帝”為同一帝王，古籍點校者在此多加“、”，《宋會要輯稿》漏載一帝。

與乾德四年的祭祀對象相比，開寶四年的祭享對象少夏禹、漢武帝、魏太祖、后梁太祖。關于夏禹，其陵墓位于吳越之會稽，未在北宋轄域內。為祭祀此帝王，太祖通常會單獨向吳越頒布詔書。如乾德四年，北宋為祀夏禹，太祖“仍詔吳越國王錢俶修奉禹墓”[10]。故而太祖開寶四年的此詔書未提及夏禹實屬合理。至于魏太祖和后梁太祖，二者的身份或功德不符合當時的祭祀標準。其中，魏太祖的帝位為魏文帝追封，并且其功德在宋代評價極低。如宋人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有云：“曹瞞舉漢鼎，一目窺九州。凌轢欺孤兒，大蒙口舌羞?！盵11]后梁太祖所在的后梁政權多被后唐至北宋士人視為偽朝[12]。宋朝王欽若等還認為后梁太祖獲取帝位的行為是“篡位”[13]。難怪明儒邱濬贊同北宋罷祀此二帝，認為“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即帝位也，而亦列于成、康、漢文之間。朱溫篡弒其君，無復人理，而亦得預于景、武、玄、憲之列，則似無別矣”[14]722。所以魏太祖和后梁太祖不在北宋開寶四年的祭祀名單中，亦屬合理。再談漢武帝，從功德上看，此帝王在宋代的評價并不低，如咸平四年（1001），真宗謂侍臣曰：“昔漢武事邊，逞一時之志，不顧中國疲敝，誠不足慕。然訖孝宣世，天下無事，四夷請吏，亦其余威之所及也?！盵15]可見真宗認為漢武帝不顧社會疲敝，頻繁對外用兵，但有功于國家安寧。所以此帝王符合宋太祖時期享先代帝王禮選擇祭祀對象的標準。從地域上看，漢武帝所葬茂陵位于京兆府西平縣，處在北宋疆域內，北宋統治者可直接進行祭祀。無需太祖另頒詔書。從國家政策的延續性來看，北宋除在乾德四年祭祀有漢武帝，在開寶三年（970）[7]1604-1605和政和三年（1113）[16]也享祭有此帝王，不應中途撤去對這一帝王的祭祀。所以漢武帝當是《宋會要輯稿》漏載之帝王。而開寶四年享先代帝王禮的祭祀對象，《宋會要輯稿》在此基礎上還少載夏禹。

太祖時期享先代帝王禮在開寶四年以后，沒有再調整祭祀對象。如開寶六年（973），北宋頒布《開寶通禮》，其中的享先代帝王禮祭祀對象就與開寶四年的相關享祭對象相同③。所以太祖時期此禮的祭享對象經開寶四年調整，實現了定型。

二、太祖時期享先代帝王禮祭祀對象調整的特點與作用

享先代帝王禮的舉行時間、祭祀對象、祭祀地點等不同，禮儀可能會呈現不一樣的特點。隋文帝時期將開展享先代帝王禮的時間調至祭祀皇家宗廟的禘祫之日，隋煬帝時期選擇“創業之君”為享先代帝王禮祭祀對象，唐玄宗時期為歷代開國之君在其肇基之處立廟，皆表明享先代帝王禮性質從祀“圣賢”和“帝王”一體，到“‘帝王’的一面逐漸得到強化”[17]。太祖時期享先代帝王禮更改祭祀對象，折射出北宋統治者對享祭對象遴選條件的重新審視。調整使此享禮有以下兩個特點：

一是更重視帝王的身份。從祭祀帝王的數量看，北宋建隆四年享先代帝王禮享祭對象共十位，均為功德極高的帝王。除堯帝這樣的上古時期圣帝明王，大致都是類似漢高祖一樣實現了國家長久統治的大一統王朝開國之君。這體現出對帝王功德的偏重。而太祖時期定型后的此享禮祭祀帝王增至七十七位，不僅有以往所祭祀的堯帝等有極高功德之帝王，也有唐中宗等功德相對平庸之帝王，還有漢獻帝這樣的亡國之君?？傊?，先代帝王只要不是毫無功德的暴君，北宋大體都進行了祭祀。誠如邱濬在其著作《大學衍義補》中評價宋太祖等拓展此禮祭祀范圍的行為，是“泛及無統者”[14]719。北宋對享先代帝王禮這樣的調整，減少了功德在選擇祭祀對象時的評判比重，強化了帝王身份在其中的影響力。這延續并發展了隋唐此禮祀“帝王”的一面。而宋代皇權加強，反映出“皇帝的地位相當穩固，沒有誰能夠同他分庭抗禮，更不可能凌駕于他之上以至取而代之，皇權越發至高無上”[18]。這一時代特征應構成了太祖時期享先代帝王禮更重視帝王身份的內在邏輯。

二是更關注帝王的功德。從祭祀標準看，北宋建隆四年的享先代帝王禮在選定享祭對象后，為入祀對象施行的是同一種祭祀：三年行一祭，“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祠官以本州長官充。若有故，遣上佐行事”[6]585。而太祖時期定型后的此享禮，祭祀對象有不同的祭享標準——設置不同數量的守陵戶。太昊等十四帝設七戶；商中宗等二十四帝設五戶；周桓王等三十八帝不設守陵戶，但陵地禁止樵采。這就將帝王劃分為三個等級，讓等級高的帝王獲得更隆重的祭祀。分級依據是功德的大小，表露出北宋比以往更關注帝王的功德，不違設此享禮崇德報功的初衷。而宋太祖是在后周“主少國疑”情況下奪取皇帝位，注重積累自己的功德。如在功業方面試圖通過征服后蜀、南漢、南唐等，實現國家的大一統。在道德方面曾表彰后周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韓通之忠義，“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遣高品梁令珍護喪事”[19]13970。所以太祖時期享先代帝王禮更關注帝王的功德，符合當時的政治文化背景。

在中國古代社會，禮樂設計權屬于身份極為特殊的人——王和圣[20]。享先代帝王禮作為國家祭祀，非天子不能統一部署。因此，開展這一禮儀有助于皇帝宣示其政權的正統性。同時，享先代帝王禮享祭的對象都具備一定的功德。統治者需根據前代帝王的得失，選擇此享禮的享祭對象，進而反思自己的統治，甚至還需要將某些祭祀帝王的懿行，奉為圭臬。所以此享禮又對統治者獲取統治經驗有重要作用。太祖時期制禮者對享先代帝王禮的調整，加深了禮儀在這兩方面的意義。

在宣示政權的正統性方面，建隆四年此享禮祭祀對象所處的時期，僅涵蓋上古、夏、商、周、西漢、東漢、唐。此享禮調整定型后，祭祀帝王所屬的時代包含上古、夏、商、周、秦、西漢、東漢、三國魏、晉、北魏、東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晉、后漢，朝代的傳承次序清晰可見。這在政權林立的宋初，無疑能更好地向其他政權宣明北宋的統治可從五代完整地上溯至傳說時期。同時，太祖時期此享禮祭祀有北魏、東魏、西魏等非漢人主導的政權之帝王。這體現出北宋對“中國”范圍的重新諦視，擴大了此定義的外延，能更好地向契丹等少數民族政權宣示其正統性。

在獲取統治經驗方面，北宋建隆四年享先代帝王禮祭祀對象之功德類型并不完全相同，但開展的卻是同樣規格的祭祀。而北宋調整定型后的此享禮對帝王進行有分級，在判斷先代帝王能否入祀的同時，增加了對入祀帝王級別的考量。體現出北宋統治者對功德的更多思考，對自己統治更深層次的反省。這就能更好地為以太祖為首的北宋統治者提供統治經驗方面的借鑒，甚至還能夠勉勵后世君王。也正如邱濬評價太祖對此享禮入祀對象的分級行為：“寓抑揚之意，后世人主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14]722

三、從太祖時期享先代帝王禮祭祀對象看北宋帝王觀

帝王觀是指“各種有關帝王的理論、思想、心理、情感、態度、信仰的總和”，“它可以分解為君權觀念、設君之道、為君之道、道高于君等四個組成部分”[21]。享先代帝王禮祭享的對象是帝王，故而分析太祖時期定型后的此享禮對祭祀對象的選擇和分級，可看出北宋統治者的帝王觀。

首先是崇尚“大一統”。“大一統”指政治文化等在全國的整齊劃一。《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有云：“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碧迫逍鞆┦瑁骸八詴抡?，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也。”[22]根據“大一統”的義含，北宋以前實現大一統的朝代有秦、西漢、東漢、西晉、隋、唐。宋太祖時期享先代帝王禮反映出的對“大一統”的崇尚包含以下幾個面相：一是北宋祭祀大一統王朝帝王的數量占祭祀帝王總數的57.14%，比例過半。二是北宋祭祀的最高帝王等級中，除尚無“大一統”概念的上古時期、夏朝、商朝的帝王，以及未形成統一中央集權制的周朝帝王，余下的漢高祖、漢光武帝、唐高祖均為大一統王朝之君。三是北宋雖崇尚“開國創業”（后文詳述）之功德，但入祀的帝王若未能實現國家的大一統（其中也有帝王未能實現朝代長久統治的原因），也只能被置于相對靠后的第二或第三帝王等級，如魏文帝、后梁莊宗、后晉高祖。而北宋推崇“大一統”與其面臨國家分裂的局面有關。從唐末到宋初，中國始終處于紛亂狀態。關于此，《宋史》有云：“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余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郡邑丘墟。降臻五季，豪杰蜂午，各挾智力，擅為封疆，自制位號，以爭長雄?！盵19]13853宋太祖滅后蜀、北漢等政權后，國家藩鎮割據的局面大致結束。但北宋一直未能實現對西夏等傳統中原王朝所屬領土的控制。尊崇“大一統”恰能表現出北宋統治者在面臨國家分裂的歷史背景下，對帝王實現國家統一的期許。

其次是推崇“開國創業”。“開國創業”是指建立新的政權，結束舊的朝代。擁有此功德的帝王實即開國之君。隋唐時期的享先代帝王禮已表現出對此類帝王的重視，北宋延續了對“開國創業”的推崇，并讓享先代帝王禮的這一特征更為具象化。其主要的表現有以下：北宋所祀最高帝王等級之中，除無朝代概念的八位上古帝王，其余七帝王，唯有周文王不是開國之君。北宋所祀最低帝王等級中，僅有西魏文帝和東魏孝靜帝為開國之主，占此等級祭祀帝王數的5.26%，比例極低。北宋的享祭對象有晉武帝、隋文帝，此二帝王雖為短命王朝之君，但被置于級別不低的第二帝王等級。除二者為大一統王朝帝王外，開國之君的身份亦是其居于此等級的重要原因。北宋祭祀有秦始皇，這一帝王雖是短命王朝之君，且為暴虐無道之主，但依然被置于相對較高的第二帝王等級。除了其為大一統王朝帝王，也是因為此帝王有開國之君身份。北宋推崇“開國創業”與其建國缺乏合法性依據有關。中國古代政權建立以后，統治者通常會通過宣傳君權神授，或以“德行來評定一個統治者，一個統治政權的合法性”[23]。五代喪亂，統治階級無暇顧忌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24]。宋太祖即皇帝位，名義上是因功德卓著受禪，實際是憑軍事實力奪位。故而北宋有缺乏政權合法性依據的先天不足。如此一來，提升太祖威望，論證政權的合法性，成為北宋建國后亟待解決的問題。誠如葛兆光所言：“重建國家權威與秩序是相當棘手的事情。特別是在宋初，經歷了五代紛亂，權威失墜，又看到了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人民如何確信這是一個擁有合理性的合法權利？”[25]而推崇“開國創業”，可突出作為開國之君太祖的地位。由此，宋初急需論證政權合法性的歷史背景促成了對“開國創業”的崇尚。

最后是尊崇“長久統治”?！伴L久統治”指保證國祚的長久。北宋以前實現國家長久統治的朝代有夏、商、周、東漢、西漢、唐。北宋對“長久統治”的推崇，可從以下幾方面看出：北宋祭祀的長久統治王朝帝王的數量占祭享帝王總數的64.94%，比例超過了半數；在北宋所祀的最高帝王等級中，除卻無朝代概念的上古時期八帝王，其余七位帝王，均為長久統治王朝之君；盡管北宋推崇“大一統”和“開國創業”，但如果帝王未能實現王朝的長久統治，也只能被置于第二祭祀等級，如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北宋推崇“長久統治”與其建立于短命王朝的基礎之上有關。舊王朝可為新朝統治者提供統治方面的借鑒，特別是與新朝有接續關系的前朝。五代政權對北宋來說同樣如此。但五代時期兵燹不絕，政權更替頻繁，“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余歲，甚者三四歲而亡”[26]。而太祖時期享先代帝王禮推崇“長久統治”，恰能表現出北宋在之前政權反復更迭的歷史背景下，希冀帝王能夠保證國祚的綿長。

綜上所述，宋太祖時期享先代帝王禮經調整，至開寶四年定型，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特征。這符合宋朝立國的背景，并對其統治產生重要作用。根據太祖時期定型后的享先代帝王禮祭祀對象，可看出統治者在其所處政治文化影響下，對帝王的價值判斷和政治訴求。

解釋：

①另有學者認為享先代帝王禮在選擇祭祀對象時，對功德沒有要求。如田成浩認為此禮祭祀的對象包含“前代君主”和“圣帝明王”，“前者是廣義泛稱，在范圍上包含后者”。參見：田成浩的《帝制時期先代帝王祭禮的考察——以祭祀對象與項目為中心》，《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第94-100頁。

②湯勤福和王志躍發現《宋史》《宋大詔令集》《宋會要輯稿》《文獻通考》關于北宋此年享先代帝王禮祭祀對象記載的不同之處，惜未作進一步說明。參見：湯勤福、王志躍《宋史禮志辯證》，上海三聯書店，2022年，第406頁。

③《金史·禮志》載：“（金朝）太常寺言：‘《開寶禮》犧、軒、顓頊、帝嚳、陶唐、女媧、成湯、文、武請御署，自漢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中華書局，1975年，第819頁）可知金太常寺認為《開寶通禮》中的享先代帝王禮共祭祀三十六帝。與開寶四年北宋此禮的享祭對象相比，少炎、舜、禹。但從帝王的功德，帝王陵所處的地區，國家政策的穩定性上看，這三位帝王沒有被罷祀的可能。由此可以認為，《開寶通禮》中的享先代帝王禮祭祀對象與開寶四年此享禮的享祭對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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