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閉關政策的歷史檢視

清朝上臺時，他很快就抓住了中西文化的十字路口，陷入了一場混亂。面對中西文化的兩極相逢,清朝斷然推出“閉關主義”政策,以應付這千古未有之奇變,從而,對于中國社會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的路向選擇和發展軌程,產生了極大影響。史學界通常認為,清朝的“閉關政策”主要包括兩個內容:一是乾隆皇帝于1757年諭令關閉漳州、寧波、云臺山三口,限定廣州一口通商;二是設立公行制度,壟斷對外貿易。但是,如果我們把探求的目光擴展得更遠一些,就會發現對“閉關政策”作這樣的概括是很不確切的。首先,我們不能把清政府的“閉關政策”理解為把外商“關在門外”。因為清代的對外貿易雖是一種畸型,卻是實實在在的不斷增長著;而且在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于對華貿易的審查委員會議中,幾乎無例外地都承認,在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其次,清政府的“閉關”決不是針對外商貿易的一種具體政策。如果把“閉關政策”的理解僅僅局限于對外貿易方面,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樣的“閉關政策”從來也沒有出現過。因為三口關閉后,廣州口岸仍然對外商開放,單純的外貿口岸的增減,并不足以說明影響清代社會發展的“閉關政策”所應具有的深刻內涵。站在今天的時代高度去審視清代歷史發展的基本軌跡,我們可以清醒地領悟到,“閉關政策”賴以確立的基點,不是經濟貿易問題。由外貿產生的經濟利益問題,原本對天朝就無關輕重,“天朝物產主盛,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①1。由此可知,這是超越具體經濟利益的總政策、總方針。那末,清王朝為何實施“閉關主義”政策,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這在乾隆帝頒給英王的敕諭中已有明確的概括:“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②2。然而,這一精神既不源于中外貿易,也不完全體現于關閉三口的具體措施之中。因此,真正是導致“閉關政策”產生的契機是西方人的“傳教”而不是西洋人的貿易;它產生于雍正元年(1723年)而不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從雍正年間開始漸次形成的“閉關政策”事實上也是對康熙時期較為寬松的對外政策的反動。明末清初,中西海道大通,西方傳教士來華人數激增,據統計1650年到1664年間全國教友已達到245800人3。清圣袒康熙對于西方傳教士并無過多限制,而且優加禮遇?？滴醯墼谇鍖m西暖閣召見傳教士白晉、雷孝思等人,認為:“西洋人自利瑪竇到中國二百余年,并無貪淫邪亂,無非修道,平安無事,未犯中國法度,自西洋航海九萬里之遙者,為情愿效力。朕因軫念遠人,俯垂矜恤,以示中華帝王不分內外,使爾等備獻其長,出入禁廷,曲賜優容致意。爾等所行之教,與中國毫無損益?！雹?因而,康熙一朝傳教士的在華活動,確曾是盛況空前。但是,隨著西方傳教士活動范圍的擴展,以及中西文化交匯的加深,清王朝對于“猾夏之變”的擔憂日趨警覺。因而,如何對付西方傳教士就不再簡單地是“軫念遠人,俯垂矜恤”的區區小事,而成為一項關乎王朝統治秩序穩定與否的根本之圖。雍正元年(1723年)閩浙總督就開始憂心忡忡地奏稱:西洋人雜處內地,在各省建設天主堂,邪教遂行,聞見漸淆?！垖⒏魇∥餮笕顺途┬Яν?余俱安置澳門。①5雍正皇帝準如所請,并詔諭“地方官沿途照看西洋人”、將其驅至澳門②6。雍正此舉一反康熙時期的對外政策,實為清代“閉關政策”之濫觴。清朝“閉關政策”的根本之點在于防范西洋“邪教”對于中國“圣道”及世俗人心潛移默化的瓦解,所以自雍正開始,清朝屢頒圣諭,嚴正告誡臣民一方面要杜絕外夷傳播“邪教”,一方面嚴禁官民信奉洋教。“凡中外設教之意,未有不以忠臣孝親、獎善懲惡、戒淫殺、明已性,端人品為本”③3。然而,封建統治者卻敏銳地發現,西方文化中的教義卻恰恰與中國封建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相悖。雍正二年(1724)兩廣總督孔毓弇就有較深切的認識:西洋人在中國未聞犯法生事,于吏治民生原無大害。然歷法算法各技藝民間俱無所用,別為一教,原非中國圣人之道,愚民輕信誤聽,究非長遠之計。經臣議將各省送到之西洋人暫令在廣州省城天主堂居住,不許出外行教,亦不許百姓入教④7。“閉關政策”作為清王朝防范西方文化侵蝕中國“民心風俗”的基本政策,從雍正年間確立后就一直被嚴格地奉行不輟。嘉慶二十年(1815)十月,名為蘭月旺的西洋人就因“潛入內地,遠歷數省收徒傳教”被處以絞決⑤8。歷史清楚地表明,“閉關政策”不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才形成的一種限制對外貿易的政策,而是自雍正元年就開始形成的一種防范西方文化的基本政策;其著眼點并不在于貿易利益,而主在于“人心之大防”。嘉慶皇帝所頒發的圣諭,再次昭示了這一基本政策的主旨:西洋人等來至內地授徒傳教,為害風俗,早在圣明鑒察之中。……嗣后著該督撫等飭知地方官于澳門地方嚴查,西洋人等除貿易而外,如有私行逗留講經傳教等事,即隨時飭禁。……惟當善為經理,實力稽查,絕其根株,正其趨向,亦整飭風俗之要務也。①9“閉關政策”實際是清王朝面對“西學東漸”而采取的一項具有指導意義的總政策,而不是一項具有條文規則的具體措施;“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只是它的精神實質,卻不是它的完整的全部內容。在具體的貫徹落實中,鴉片戰爭之前,“閉關政策”的實際效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嚴禁西洋人傳教;二是限制外夷通商。因此,史學界通常所說的“一口通商”、“壟斷貿易”、“公行制度”,事實上是清王朝基于“立中外之大防”而采取的“防夷”措施,是“閉關政策”在外貿領域中的落實,而不等于“閉關政策”本身。只是因為,一方面雍正以后禁止洋教措施的嚴格實施使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已基本上銷聲匿跡;一方面18世紀中葉以后西方向中國的推進“以商業為主”,故而,清王朝的“閉關政策”就突出體現為對外貿易中的“防夷”措施。清王朝對外貿易中的各項“防夷”措施固然不能完全等于“閉關政策”,卻也是這一總政策的基本精神在18世紀中葉以后的集中體現。當時,大洋彼岸的船舶乘季候風的推力不斷涌向中國的廣州灘頭,主要是受商業利潤的驅使。“近代使東方和西方發生接觸的是商業”②10,如何處置這些洶涌而來的“嗜利忘義”的西方商人,是清王朝頗感棘手的一個現實問題。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終于給封建的中國統治者提出一個不容回避而又不太情愿回答的重大課題:以“天朝”自許的清王朝既要“杜民夷”“防中外”,不能由外商自由貿易,又要昭示“天朝”帝王“垂憐外夷子民”、“一視同仁之恩”的雍容大度。因此,在中外貿易的實踐過程中,清王朝企圖兼得魚與熊掌,逐步形成了既能顯示“天恩”又能“防中外”的“防夷”措施。它是“閉關政策”的必然產物。從嘉慶年間開始,到鴉片戰爭前夕,清王朝頒行了一系列“防夷”條款,構成了清代限制外商制度的主體內容。最早提出“防夷措施”的是兩廣總督李侍堯,1760年他奏陳“防夷五事”:1,禁止外商在廣州過冬;2,外商到粵后由行商管束稽查;3,借領外夷資本及雇請漢人役使,應一并查禁;4,嚴禁外夷雇人傳遞信息;5,夷舶停泊處,調撥營員彈壓稽查①11。此后,清朝限制外商政策和防夷措施不斷完善,日臻系統化,1809年又產生了“民夷交易章程”和“查禁官銀出洋及私貨入口章程”七條,而集其大成者則是兩廣總督李鴻賓于1831年提出的“防夷八條”?！鞍藯l”雖然承襲了清朝歷年限制外商措施的基本精神,但在實際條款上卻本著務實的態度有所增損變更。其主要內容為:1,夷商進口后泊船處所應照舊派撥弁兵稽查,其住居行商館內即令行商約束,以免滋事也。2,夷人私帶番婦住館及在省乘坐肩輿均應禁止也。3,夷人偷運槍炮至省應責成關口巡查弁兵嚴加禁遏也。4,夷商雇請民人服役應稍變通也。5,夷商具稟事務應酌量是否緊要分別代遞自遞也。6,借貸夷商銀錢應杜絕拖欠弊端也。7,夷商不得在粵住冬應變通舊章隨時防范也。8,英吉利國公司船戶駕艇往來及夷商貨船領牌出口均應遵定制也②12。在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出于保護民族經濟利益的合理的“限制貿易”政策,無論就其目的還是效果而言,均無可指責。然而,清王朝推行的“防夷”措施卻并不是什么“限制貿易”的政策。從其頒行的規章來看,它所防范的主要內容為“以免滋事”、“番婦住館”、“乘坐肩輿”、“華夷勾通”;從其實踐結果來看,也唯有“番婦住館”、“乘坐肩輿”執行得最為嚴厲。因此,“防夷”的根本點就是“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而決不是一種單純的對外貿易政策。兩廣總督李鴻賓在一個奏折中一語道破了“防夷”措施的本質:英吉利懇請在省城自租棧房,囤貯夷貨等條,皆與向定章程,俾民夷不相交結之意,大有違礙,萬不可行。①13毋庸置疑,隱匿在“防夷”措施帷幕之后的是封建王朝對于“民”的一種極度恐懼,“夫防范者何也?只恐敝處百姓漁民,一見遠方外來孤單船只,爭相擾近,登船窺探。尤慮該百姓等,梟心一起,釀事靡輕”②14?！胺酪摹钡谋举|是實行“華夷隔絕”,而不是“限制貿易”,是王朝政治文化的深重憂慮,而不是經濟利益的直接權衡。誠如馬克思所言:“推動這個新的王朝實行這種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國人會支持很多的中國人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后大約最初半個世紀里所懷抱的不滿情緒。由于這種原因,外國人才被禁止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雹?5應該說,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以夷治華”的清王朝、在“華夷”這個既是文化又是政治,既是理論又是現實的重大課題上,具有著“超重”的憂懼。況且,中國封建王朝興變更替的內循環的歷史陰影,總在死命地追逐著清王朝的歷史命運。所以,對王朝本身安全利益的憂慮遠遠超越了對中華民族走向世界的長遠戰略利益的考慮。對于“閉關政策”的歷史估價,史學界在不同時期,從不同角度已經給出了足夠的評說。然而,無論是從“禁教”與“防夷”的直接歷史作用,還是從“閉關政策”對中國社會長久的文化心理影響來看,有兩點尤其值得我們認真反思。第一,“禁教”和“防夷”導致中國社會錯失了追步西方的歷史機遇。觀照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進程,可以說清朝處于一個極其幸運的時代。中西文化的交匯和沖破民族地域界限的世界歷史進程,為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提供了千載不逢的轉折機遇。在康熙親政的大約半個世紀中,西方文化的傳入表現的極為活躍。西方傳教士南懷仁、白晉、湯若望等在科技事業上的積極努力,曾經為中國文化的科學發展提供了契機。在西方傳教士主持下于1718年完成的《皇輿全圖》,運用了當時最先進的地圖測繪和地理科學知識,使這一全國性的三角測量,能夠名列世界前茅①16。在康熙皇帝大力支持下,1721年編成的《數理精蘊》介紹了從17世紀初年以來傳入的西方幾何學、代數學以及算術等數學知識,成為系統介紹西方數學的百科全書②17。但是,清朝“閉關主義”政策的確立,終于阻斷了西方科學文化的傳入,非但如此,而且還毀棄了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帶來的積極成果。由于西方地理科學的影響,清初一些知識分子已經開始拋棄“天朝中心”“華夷隔絕”的觀念,對于地球和世界地理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認識。但是在1747年編纂的《四庫全書》中卻說,利瑪竇所講的五大洲不過是荒誕的奇談③18。因此,“閉關主義”首先閉掉了科學文化的發展,使中國社會失去了走向世界的難得的歷史機遇。以通商為前導的中西交往,對于中國經濟來說,同樣是歷史轉折的一次機遇,這是一個充滿選擇的歷史時代。五光十色的西方產品,攜帶著另一種文化和生存方式的信息,對于中國社會歷史走向選擇,無疑具有充分的認識價值和實踐上的揚棄意義。在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中國對外貿易總是保持出超地位,但是,清朝厲行的“防夷”措施和壟斷貿易制度,僅僅在于“防范民夷交結”,而無視民族經濟利益本身。作為“防夷”制度化也作為“廣州的官員和商人收到了勝利的果實”的“公行”,“賦有政府的全權,一方面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并充作政府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又作為源源而來的財路,那筆財富正是官吏們為之垂涎三尺,指望從事大中一筆的”①19。在中英貿易領域中產生的官與商的畸形經濟組合——行,是最早的一種官商劣化結合形態?！肮袩o異是他的一種工具,憑以榨取對外貿易并從中勒索一筆自羅馬帝國鼎盛時代以來舉世無雙的私人收入。同樣,自總督以下各級官員也都攤分一部分贓款?！雹?0就在英國通過倫敦——印度——廣州中英三角貿易千方百計獲取利潤、增殖資本,推動其經濟迅猛發展的同時,大量白銀通過“公行”滾入了清朝由官吏、行商嚴密鉤織的私囊之中。盡管“公行”使朝廷的“貢銀”不斷增長,“行用”的抽取范圍不斷擴大,數額不斷增長③21,但是,整個民族或國家的經濟卻無有真正意義上的增殖。以“防夷”和“閉關”為前提而形成的“公行”所吞噬掉的決不僅僅是大量的貸幣財富,更消磨了無以估量的民族精神財富。因而,“閉關主義”政策決定了清王朝的必然悲涼和凄慘的歷史命運,使之錯失了曾經面臨的歷史選擇的機遇。第二,“閉關主義”也長久地拖累著近代中國社會邁進的步伐。從根本上來說,“閉關”并不是一項具體的對外政策,而是從文化發展總體上的對外來文化的一種具有指導意義的原則,它是“閉關主義”,而不是“閉關政策”。作為“主義”所造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影響遠比“政策”本身的作用要牢固久遠。清王朝緊緊封閉的國門,最終被鴉片戰爭的炮火所轟開了,然而,在強力逼迫下的啟關也只是純粹政策上“閉關”的撤除,它無助于真正意義上的文化開放。它使國人面對近代化的世界潮流,注意焦點不能集中在中西文化的橫向交流或改造上,而是圍繞封建主義文化自身、從縱向上千思百慮茍且彌縫。因而,封建主義文化不曾得到徹底改造并轉化為促進中國近代化的有利因素,反而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依然表現為一種變態的“閉關”。這就是近代的“中體西用”或“西學中源”說。從本質上看,“中體西用”和“西學中源”仍是“閉關主義”,所不同的不過是由較闊大的封閉圈退縮為較狹小的封閉圈而已?！爸畜w西用”說和“西學中源”說的主要精髓不外是兩個方面:1,盡力把西方近代文化封閉在一個可能的范圍之內。從“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①22和“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末也”②23,到“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③24,以至于《勸學篇》所揭橥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其實都貫串著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即要在傳統與新生、中學與西學之間,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深溝